全球化的良性发展需依靠人才，更需着眼于未来。CCG从长远出发，始终关注国际人才的成长与培养，试图通过对全球国际学生流动趋势、出国留学、来华留学、国际学校、国际理解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国际教育理念与政策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参与全球化时代国际教育环境的重塑，推动中国教育的对外开放和全球教育交流与合作。 CCG与国内外知名大学、国际学校以及教育类行政部门、国际组织、民间组织和企业保持着长久而稳定的合作关系。自2012年起连续出版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系列蓝皮书和自2016年起连续发布的《国际学校蓝皮书》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CCG还发布了《打造全球治理体系下的世界文化新格局》、《国际理解教育在中国：现状与未来》等紧扣时代脉搏的研究报告，并适时向教育相关主管部门建言献策，应对教育对外开放中的机遇与挑战。此外，CCG还通过定期组织线上或线下国际教育主题研讨会，为中外教育专家搭建交流平台，为民众提供了解国际教育最新进展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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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蓝皮书：来华留学发展特点 | CCG研究
摘 要 2015年来华留学人数达到近40万人，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留学生输入大国。但是，来华留学的整体质量和收益并不高。本文从时代背景、学生特点、高校工作及相关政策四个方面入手，系统地分析了来华留学的现状；同时总结各国促进国际留学发展的政策措施，分析中国来华留学发展从中可以借鉴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促进来华留学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1. 来华留学生规模扩大，学历结构不断优化 根据教育部发布2015年全国来华留学生数据显示，共397,635名来华留学人员通过多种学习进修方式在我国811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进行学习，留学来源国多达202个。这一来华人员数字相比2014年，增加了20,581人，增幅5.46%，略低于上年度的5.77%。2015年在华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为184,799人，占在华生总数的比例为46.47%，比2014年的164,394人增加20,405人，同比增长12.41%。自2008年后，该增速一直高于来华学生增速。其中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共计53,572人，占在华生总数的比例为13.47%，比2014年增加11.63%。其中，硕士研究生39,205人（占学历生总数的21.2%），博士研究生14,367人（占学历生的7.8%）。（见图2、表2、表3） 2. 生源国覆盖范围稳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增加明显 根据教育部公布数据分析，2015年留学生生源国家和地区数为202个，与2014年基本持平。前十五个生源国来华留学生总数达到246144人，占总人数的61.9%。具体来看，前十大生源国相比2014年略有变化，依次为韩国、美国、泰国、印度、俄罗斯、巴基斯坦、日本、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和法国。在这些国家中，韩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四国生源数量均有所增长，其中印度、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同比增速均超过10%。另外，来自亚洲和非洲地区的生源增幅有略有上涨，分别为6.5%和19.47%。据统计，东盟在华的留学生总数达到7.2万余人，中亚国家在华留学生数量已逾16万人，仅这两个地区的留学生几乎占据了在华留学生的2/3。（见表4）。可见，近两年，传统来华留学强国的留学生增长趋缓，而东南亚、南亚、中亚等“一带一路”的国家来华留学生明显增加。 3. 理工科专业来华留学生较少 来华留学生教育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其专业主要集中在汉语语言、人文社科和中医等传统的专业方向，理工类专业留学生在来华留学生中所占比例较低总体规模较小，发展也相对缓慢。2009年，全国619所高等院校共接收来华留学生238,184人，而工科类留学生仅为11,606人，占来华留学生总人数的4.9％。2012年，来华留学生分布在12个学科专业，工科、理科比例有所提升，但也仅占7.69%。另一方面，我国选择出国留学的多为专业学科内的拔尖生源，而在留学专业选择上也以前景较好的专业为主，地域选择则多为欧美发达国家。 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科技教育领域在世界范围的声望和影响还难以吸引世界范围内学子的广泛关注，同时由于国内的高等教育尚未与国际完全接轨，理工类专业学历教育普遍存在国际化程度不够、专业学科设置存在结构性问题、现行培养方案与国际接轨程度较低的状况，无法满足理工类来华留学生的需求，导致了理工类来华留学生的规模及层次发展受限。 4. 来华留学生主要分布在一线城市与沿海、延边省份的重点大学 目前，来华留学生在国内分布不均衡的特点较为突出。北京、上海、浙江成为吸引来华留学人数最多的省份，占全部来华留学生的38.89%；吸引来华留学生最多的十个省市来华留学生人数达29.81万人，占总数的74.96%。此外，云南、福建和广西等省区的来华留学生人数也超过一万人，分别为12078人，10490人和10287人。 来华留学生主要分布在重点大学。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和来华留学网发布的《2014年来华留学调查报告》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50所重点大学招收留学生人数比例可以占到来华留学生总人数比例的77%，而数量更多的普通高校仅占比23%，招生仍面临困难。从2010年到2014年，50所重点大学申请拒绝率升高接近15个百分点，普通高校学历专业录取率平均可达91.50%，仍处于追逐招生数量阶段。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
2017年8月10日 -
留学蓝皮书：中国留学人员“再归海”及环流现象分析 | CCG研究
摘 要 近年来我国掀起归国热潮，越来越多留学人才纷纷选择回国发展，留学归国人数呈现持续增长势头。与此同时，留学人员归国后却仍处于“不稳定”的环流状态，再归海现象逐渐显现。如何在人才环流中，加大对留学人才的吸引力度，争夺环流优势地位，成为我国不断提升人才竞争力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我国留学人才“再归海”以及环流现状梳理，深入了解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基于发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对进一步优化我国国际人才环流，提升对留学人才的吸引力度提出完善的政策建议。 壹 留学人员“再归海”及环流现象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中国政府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吸引留学生回国，也取得较好的成绩。据教育部数据显示，自2008年以来海外归国人数迅速增长，有些定居海外的专业人士也通过种种途径为国服务；改革开放以来至2015年底 221.86万出国留学人员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79.87%。中国正由“人才流失国”逐渐扭转成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国”。推动这一人才流向的转变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综合国力的提升；同时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以及包括“千人计划”等在内的极具吸引力的人才引进政策的制定也成为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推力。 与此同时，现阶段中国留学人员回流仍停留在浅层表面，如何进一步吸引高层次留学人才回流，提高回流人才层次成为中国在人才工作中的重要挑战。从国际人才流动规律看，总体上呈现出人才外流、回流、环流、对流等阶段。中国留学人员不仅在进行外流、回流的阶段，也逐渐出现回流后再次外流（即再归海）或环流现象。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于2015年开展了对留学人员回国后再归海的意愿进行了调查，918个受访者中有68%的留学回国人员表示有再归海的意愿，但再归海后仍保持与国内的频繁联系，即处于环流状态。 “海归再归海”，即留学人员从母国前往留学目的国之后，回到母国发展，之后又再次去往原来的留学目的国或去向第三国；大部分再归海留学人员仍与国内保持密切联系，频繁往来于其他国家和母国，这种现象即为留学人员环流。“海归再归海”可以看作是留学人员环流的一个特殊阶段。但在“再归海”现象中，再归海人员是否会继续流动，或者最终回到母国，则是不能确定的问题。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而言，当务之急是如何通过优化回流人才发展环境在吸引人才回流的同时留住回流人才。优化回流人才发展环境包括政策制度的优化、宽松工作环境的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的塑造等，目前我国在这些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就人才发展需求而言，这一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大与深化。 贰 “再归海”及环流现象产生的原因 据调查显示，留学人员再归海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国内环境污染严重（37.8%）、国内薪酬太低（28.5%）、找不到满意工作（26%）、有食品安全问题（24.5%）、不愿子女接受国内教育（24.5%）、买不起房（22.9%）、国内人与人诚信较低（21.2%）、难以适应人情关系（19.7%）、对海归不认同（16.2%）等。 根据对再归海人群的访谈发现，再归海人群具有一定的共同特质。从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来看，大部分的再归海人群来自于二三线城市或者中小城镇；从个人经历的角度而言，再次选择出国、往返于不同国家的人群，大多数人的语言能力较好，在国外有着一定的适应能力，并且在回国之前有过国外的工作经历；而从其选择再次出国的动因来看，大部分再归海人群是因为发现国外发展机会更好，或因为种种客观条件难以满足其发展需求而选择再次出国。根据对海归人员的调研结果显示，大部分海归人员在决定是否再归海时考虑的限制因素集中于国内外工作环境的比较、生活成本与相关社会保障的比较、以及职业发展的未来空间等因素。归纳而言，“海归再归海”以及留学人员环流与工作发展机遇、国内生活环境恶化、子女教育以及体制机制障碍等因素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事业上面临更好的国际发展机遇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推进实施、丝路基金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筹备成立，中国企业和机构全球化迎来新纪元。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1-5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1个国家和地区的4136家境外企业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达4792.6亿元人民币(折合735.2亿美元），同比增长61.9%。这一增速远超2007年~2014年的年均增速30%，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规模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3000亿美元以上。 随着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扩张，为满足自身多元化发展需求，其在海外布局也加速。复星集团、中国化工、中国石油天然气、联想、华为、中兴、TCL等企业频繁开展海外并购，不断拓展全球化版图。进军海外市场的大多数企业的产品研发均以海外市场为出发点，不断进行本地化。以华为为例，截至2015年华为在全球各地建立了16个研究所、28个联合创新中心以及40多个专业能力中心。在这些企业的海外布局中，需要与海外客户实时互动，以掌握随时可能出现的需求变化，需要熟悉海内外情况的国际人才，而留学人员正是符合相关要求的重要群体，因此部分留学人员回国后再出国或者在不同国家之间频繁流动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重要角色。 走出去更需要融入，需要留在当地的留学人员专业人士的支持，也需要对国内外都比较熟悉的环流型留学人员的大力支持。 另外，中国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游客出境游共计1.2亿人次，仅年春节假日期间，中国游客出境游人数高达518.2万人次，而中国游客的全球扫货之旅，也成为境外商家的“救世主”。根据《中国公民出境（城市）旅游消费市场调查报告》显示，购物花费成为我国境外游客花费的主要构成部分，约占比57.8%，人均境外总花费近2万元人民币。随着中国出境旅游、养生、医治等需求的快速增加，很多海归从中看到了商机从而重新归海。 （二）国内发展机会多但生活环境严峻成为留学人员环流的重要原因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国内环境污染严重（37.8%的受访者选择此项，排第一位）成为了促成海归再归海的最重要的原因。目前，中国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尤其让海归们担心。有海归人士这样描述北京的环境：“如今在国内吸着毒气，……喝着重污染水，真让人担心。尤其是我们家小孩在北京生活老是生病，……空气不好会咳嗽，北京每个月都有好几天雾霾，咱们大人也就算了，能躲在办公室，小孩子还是得在外面跑跑跳跳吧，打个球什么的吧。”这样的生活条件使得许多海归在因为经济优势选择在国内工作的同时，返回海外生活质量较好的地区休假或生活，也间接促成了留学人员的环流。另外，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24.5%的受访者选择此项，排第四位）也是海归们再归海的重要推动因素。由此可见，职业或事业发展机遇促成很多留学人员回国发展，但国内生活环境又成为其选择再次出国或者宁愿成为“空中飞人”的重要因素。 （三）追求更优质的子女教育资源 子女的教育一直是中国人所看重的问题。近年来不断提高的高中出国留学比例，以及留学低龄化趋势，都表现出国内家长对于国内教育的担忧以及对国际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取。尤其是孩子已经在国外上学的海归人士，对于孩子回国后的教育并不乐观。而尚没有孩子的海归人士，在考虑到以后的规划时，很多人也更希望孩子能在国外接受教育和发展。从调研的情况来看，受访者对于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较高，有24.5%（排第五位）表示再归海的原因为不愿子女在国内接受教育，有受访者表示，“工作差点不是特别要紧，反正已经过了事业上特别要强那个年纪，只要能让孩子生活得好一点就行了”。如有受访者对于国内教育中的各类补习班和升学压力表达了担忧，也有受访者对于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学术不端问题表达了意见，认为这种现象影响了海归家长对于国内教育的信心，也是促成他们再次出国或者把孩子送到海外上学而自己选择在不同国家之间往返环流的原因。 （四）对国内体制机制及工作环境的不适应 留学人员出国留学追求的就是个人更好的发展，希望学习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成熟的市场体系，希望回国后能发挥所长，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好的待遇。如果回国没有达到预期，那么再次回到海外的动机就会增大。比如，一位海归放弃国外高薪工作回国创业，但由于各种原因创业失败，而且这位海归返回国外能继续拥有高薪工作，那其返回海外的可能性加大。归来为更好的生活和发展，若目标没有达成则再次归海也是理性考虑。目前我国的体制机制和工作环境存在的一些问题导致难以融入国内，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部分海归再归海。 一是海归不受认可，被边缘化。国内目前加大力度引进海外人才是一个重大的利好，但是归国之后能否学有所用，避免被边缘化成为了海归再归海的重要因素。调研发现，16.2%的受访者认为“对海归不认同”是海归再归海的重要原因。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业务顾问李山回国便经历了三进三出。他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留学生总体上来讲还是被边缘化。目前需要加快人事体制改革，从而使更多的留学生可以‘报国有门’。” 二是承载高层次人才的合适载体还比较少，工作环境比较复杂难以适应。部分海归因为在国内难以发挥专长，或者受到行政、体制或者“潜规则”的限制，难以得到稳定的职业发展空间，从而选择再次出国。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的人才回国后去哪里？没地方去。”尽管国家呼唤高层次人才，某些单位的领导并不见得真心实意地欢迎那些在学术上超过自己的人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海归学者已在国内科研单位任职，他们仍将面临研究以及人事环境的巨大改变。一方面，他们在组建研究团队、招收学生、申请研究经费、形成研究网络等方面疏于对中国规则的了解，而常面临困境。另一方面，圈养的培养模式使他们担忧将失去与国际科学界的紧密联系。这都造成了中国留学群体尤其是顶尖人才回国工作的机会成本过高，不愿全时回国或回国后又归海等问题。处于事业上升阶段的优秀青年海外人才如果在国内没有理想工作，更多愿意留在国外。 三是国内“关系”至上，让部分海归无法适应。调查发现，19.7%的受访者认为“难以适应人情关系”是再归海的重要原因，排在第八位。长时间的海外求学使得学者在原有在国内的关系淡化，而“关系”在中国社会非常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们在回国后面临社会关系网络支撑薄弱的问题。相比国外工作经验，寻求与资源分配者的紧密关系更能为科学家在国内的生存乃至晋升带来有益帮助。 四是市场环境的不成熟。已经在海外工作之后回国的海归，在国内尚不成熟的市场环境和工作条件下创新创业，也会遭遇一些困难。国内目前的政商关系与国外相比透明度不高，民营企业过于依赖政府支持，缺乏像国外一样的营商环境；国内一线城市纷纷限制人口增长，留学归国人员落户难；国内的职场文化与国外企业存在明显差异，带薪休假等在国外常见的福利待遇在国内执行较难；部分行业的官僚气息严重、办公室政治复杂、效率低、工作创造的实际价值有限等问题都限制了海归在国内的发展，影响了海归继续留下来的积极性，从而导致一批人选择重返海外打拼。 叁 针对“海归再归海”现象的建议 一方面，留学人才大规模回流国值得欣喜；但另一方面，高端人才的“再流出”更值得关注。如何通过用人机制、文化环境等方面的不断优化，成为吸引海归人才扎根中国的关键所在。从再归海人群的特质出发，确保海归人才能够充分发挥其优势，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快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创造宽容的人才发展环境。目前，海归人才在国内由于受到编制、行政级别等原因的限制而影响其发挥作用的情况仍然较多。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表示，体制改革“去行政化”应成为中国下一步人才制度改革的重点，避免官本位成为阻碍海外人才发挥作用的障碍。他认为，行政级别成为中国人才制度改革的拦路虎，其与资源分配的高度结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力资源市场的不公平竞争，阻碍海外人才的真正回流，企业、医院、大学、研究院和研究所等都应去行政化，近一步推进人才制度改革力度。郑永年谈到中国科研基金及项目基金的评审不单看学术研究水平，更看申请者的行政级别。行政级别在一定程度上会分散学者的学术研究精力，这导致很多海归回国之后再次回到归海。 赛富亚洲投资基金创始管理合伙人阎焱建议，“在创业领域，真正的一流人才是不需要行政级别的，而是需要宽容的人才环境。真正能吸引人才的有两样东西：宽容的环境和方便的商业模式。”而目前中国亟须在这两方面加以改变。目前，国内行政级别与待遇密切联系，这成为海归人才回国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在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一些海归人才回来后容易被等级与官本位的制度环境同化。阎焱表示，“我国当前行政色彩浓重的环境成为吸引一流创造人才的阻碍。” 第二，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评价体系与激励机制。目前国内提出种种“工程”优待海归，部分非海归感觉受到歧视而导致海归工作环境恶化。尤其是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对于招聘和晋升改革要求有海外经验，使得海归在获取资源和晋升中占更大的优势，而非海归则处于不公平和不力的位置，这导致很多非海归不得不出国镀金。部分人采取伪造或拔高资历，以骗取海归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真正的海归群体，导致其工作环境的恶劣的同时也危及人才相关的诸多奖励和评价体系。 第三，加强人才的配套设施环境的建设，确保海归人才落地发展能够获得充分的制度保障。长期以来，海外人才的引进与管理缺乏系统性的制度支撑，部分地方政府在引进人才时一味追求短期的数量增长，而缺乏人才持续发展的各种配套制度，这成为了导致海归再归海的重要原因。人才管理的制度建设不应仅局限于引进人才，后期服务是决定人才留下并发挥作用多寡的关键因素。特别是海归人才关注的社会保险、落户、子女就学、医疗、养老问题等，都需要制定相应的法规加以标准化和规范化，使得进入不同领域的海归人才都能够便捷高效的享受制度保障。 肆 发挥环流型留学人员作用的建议 针对那些因为不同原因长期往返于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留学人员，在发挥其作用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障碍，如出入境/居留证办理程序繁杂和不便利、永久居留证门槛过高，福利政策覆盖度低等。建议完善相关政策，进一步优化我国留学人员环流的环境，发挥环流型留学人员的作用。首先是简化出入境/居留签证手续，拓展中美、中加、中澳的商务、旅游、探亲活动十年多次往返有效等政策，探索中欧及其他发达国家商务、旅游、探亲等活动十年多次往返签证。其次是建立“海鸥”计划，加强实施留学人员短期人才回国服务项目。秉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观念，吸引世界著名创新创业中心的一批留学人员通过环流的方式回国开展创新创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开展高层次培训，促进我国主要创新创业中心和世界创新创业中心之间的理念、商业模式、人、信息、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的流动，发挥留学人员环流作用，汇聚国际科技创新要素。第三是试行给取得海外国籍、本科以上学历的留学人员颁发海外“侨胞证”或“华裔卡”，允许不限次出入境、不限期限在华居留，鼓励环流型留学人员回国学习、工作、生活和为国服务。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
2017年8月1日 -
留学蓝皮书：中国海外留学生组织的发展现状和作用 | CCG研究
摘 要
2017年7月7日 -
留学蓝皮书：促进中国来华留学发展的建议 | CCG研究
摘 要
2017年6月29日 -
留学蓝皮书：世界名校和热门专业(亚太部分) | CCG研究
摘 要 日本、韩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洲国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是教育国际化水平相对较高的亚洲热门留学目的地，各个领域发展成熟、健全，拥有良好的教育环境以及兼容并蓄的文化环境，特别是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相邻，对中国留学生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1．国立首尔大学 （1）概况 国立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是位于韩国首都首尔的最高学府、世界著名大学和亚洲顶尖的研究型国立综合大学，成立于1946年，原名为国立汉城大学。同时也是环太平洋大学联盟（Association of Pacific Rim Universities）、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ies）和东亚四大学论坛（BESETOHA）的成员。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及多位韩国总统均出身于国立首尔大学，韩国100强公司38%的首席执行官、88%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的法官、60%的政府部长和大约一半的国民议会成员也均为国立首尔大学的校友。 国立首尔大学在2015-2016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名全球大学第36位，亚洲大学第10位，韩国大学第1位。在2016年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在全球大学第85位。 （2）国际留学生接受情况 国立首尔大学对外国人录取政策非常开放，但是录取要求非常严格，特别是由于近年来来自中国的申请人增多，录取率逐年递减，需要提供韩文、英文、面试等综合成绩。据国立首尔大学官方网站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4月在校注册本科生16511人，其中国际留学生1182人，占到本科生数量的7%；研究生（硕士+博士）12119人，其中国际留学生1091人，占到研究生数量的9%。中国的优秀学生可以通过国立首尔大学官方合作渠道获得进入该大学学习的选拔机会，而且国立首尔大学还提供全英文授课的课程。 （3）奖学金和资助情况 国立首尔大学的学费和住宿等费用均比私立大学便宜，因为其得到政府的重视和资助，而且2016年经入学金（即学费）审议委员会决定，国立首尔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入学金与去年相比将下调0.35%。另外，国立首尔大学官方网站公布了面向国际留学生提供的各种福利与奖学金项目，约50%的学生都可以获得部分或全部免除学费，其中校内奖学金每学期都会颁发，包括学费资助奖学金、成绩优秀新生奖学金、成绩优秀奖学金、单科学院定制奖学金、留学生奖学金和硕士生、博士生讲义研究支持奖学金等；外部提供奖学金则一般是到毕业并满足了各项要求后才会颁发，包括研究生奖学金（Scholarships for Graduate Students）、国际学生奖学金、讲座/研究奖学金（Lecture/Research Scholarship）、SUN希望奖学金、勤工俭学奖学金（Work-Study Scholarship）和国立首尔大学基金会奖学金（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Foundation Scholarship）等。 （4）专业情况 国立首尔大学拥有16个学院，开办了82个本科专业；1个研究生院，有99个针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跨学科合作项目；10个专业研究学院，涵盖了商业、环境、法律、医学、农业科技、公共管理和国际问题研究等各个领域。国立首尔大学师资力量雄厚，各类教授、副教授、研究人员等共计3993人，外国教员457人，不仅培养出了社会各阶层具有领导作用的人才，而且一直主导者韩国各学术领域的发展，享有“韩民族最高学府”之称。 2．南洋理工大学 （1）概况 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是新加坡一所科研密集型综合大学，是国际科技大学联盟的发起成员以及AACSB认证成员，同时也是国际事务专业学院协会（APSIA）成员。南洋理工大学前身为1955年由民间发动筹款运动而创办的南洋大学，1991年南洋理工学院将国立教育学院纳入旗下，经过重组更名为南洋理工大学，与快速发展的教育事业齐驱并进。南洋理工大学在新加坡设有云南园和卫星2个校区，主校区云南园占地200公顷，全校专任教师4334人，外籍教师3000人，各类本科生和研究生25367人。 南洋理工大学校友在新加坡党政军三界位居要职，并有诸多担任新加坡国会议员。 南洋理工大学在2015-2016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在全球大学第13位，亚洲大学第3位，在世界大学学科排名（QS WU）中材料科学位列世界第6。在2016年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在全球大学第55位。 （2）国际留学生接受情况 南洋理工大学在校注册本科生20547人，拥有4472名国际留学生，占本校本科生总数的22%；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共4820人，其中有3373人为国际留学生，占研究生总数的70%。截至目前，该校已经与40多个国家的300多家学校建立联系机制，并开展了多项国际合作项目，南洋理工大学与其他学府联办的合作项目足迹遍布美国、中国、印度、日本和欧洲等地。如新加坡－麻省理工联盟，新加坡－斯坦福伙伴关系，新加坡－华盛顿大学生物工程学联盟，康奈尔－南洋酒店管理学院等，并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盛顿大学及乔治亚理工学院合办的全球教育计划。 （3）奖学金和资助情况 2016年QS世界大学排名的数据显示，南洋理工大学国际留学生研究生层次的学费与美国相比非常低廉，为每年不到14000美元。而且南洋理工大学所提供的奖学金种类也非常丰富，例如，本科生可申请“南洋大学本科生奖学金”，研究生可申请“亚太经合组织奖学金”，就读工商管理学硕士研究生可以申请“南洋学员奖学金”，但所有针对研究生申请的奖学金，不仅均有语言（英语）要求，而且还须具有一定年份的管理工作经验。 （4）专业情况 南洋理工大学是新加坡一所科研密集型大学，分文、理、工、商四大学院并提供全方位的跨学科教育，为工科和商科并重的综合性大学。享有世界盛名的领域包括功能性陶瓷、纳米材料、生物材料和高分子材料等，且其工程学科的优势长期稳定在世界工学院前30名，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在亚洲位居前5名。根据2015年4月南洋理工大学官方网站显示，学校有高级计算与媒体研究群组、生物医学与配药工程学研究群组、环境与水技术研究群组、信息与传播研究群组、聪颖设备与系统研究群组及纳米科学与纳米科技研究群组等6个跨学科研究群组，共33所研究院；并建设了高等研究所，组织了一组诺贝尔奖得主和一些顶尖科学家作为研究顾问；校内的科技大厦也为点燃创意火花提供了条件，共有4个跨领域科技研究走廊和6个科研中心设立在此。。 3．昆士兰大学 （1）概况 昆士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是昆士兰州第一所综合型大学，也是澳大利亚最有声望、最大的大学之一，建于1910年。属世界百强名校和著名高等科研学府，是澳洲八大名校的成员，也是大学的国际性协会的创建成员之一。昆士兰大学位于澳大利亚东部海滨，包括四个校区，分别为St Lucia、Ipswich、Gatton、Herston，总面积1464公顷，学校共有1955间教室和实验室，建筑面积为47万平方米，以拥有强大的教学和科研力量而享有国际声誉，在澳大利亚的大学之中，其科研经费、学术水平、在校博士生人数始终位居前列，所颁发的学历资格证书也获得了全世界的公认。许多商界、政界领导人都是出自于此，如前澳大利亚总理Kevin Rudd（陆克文）和前国防部长Peter Gration，并在历史上拥有两位诺贝尔奖得主Peter C. Doherty（获199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Barry James Marshall（2005年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 昆士兰大学在2015-2016年QS世界大学排名第46位。在2016年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在全球大学第60位。美国经济学人杂志将其其商学院评选为亚洲/大洋洲区商学院第一位，并连续三年进入美国经济学人杂志世界百大商学院排行榜。 （2）国际留学生接收情况 昆士兰大学拥有5575名国际留学生，占到其本科生数量的19%；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共7907人，其中，有4205人为国际留学生，占到研究生数量的53%。具有半个多世纪接收国际留学生的经验，目前共有9780名国际留学生，他们来自全球超过135个国家和地区，为这些留学生提供了一个有活力的、国际化的学习环境。随着学校的持续发展以及教学内容的丰富，该校甚至可以根据学生的个人需求，在课程安排方面为实现“私人定制”。 （3）奖学金和资助情况 昆士兰大学在奖学金申请方面向本校的所有学生提供公平的机会，昆士兰大学多年来扩展多元化奖学金去资助学生去完成学业的初衷就是全力致力于申请者们潜能的发掘和支持。昆士兰大学提供给留学生的奖学金种类很多，针对本科留学生的奖学金主要的有：昆士兰大学副校长奖学金（UQ Vice-Chancellor’s Scholarships）、昆士兰大学优秀奖学金（UQ Excellence Scholarships）、昆士兰大学美德奖学金（UQ Merit Scholarships）、自然科学院优秀本科生奖学金（Science Undergraduate Excellence Scholarships）、自然科学院本科生美德奖学金（Science Undergraduate Merit Scholarships）、GRM公司国际本科生奖学金（The GRM International Undergraduate Scholarship in Social Science (Development)）、昆士兰大学百年奖学金（UQ Economics Centenary Scholarship）和SONM书籍奖学金（SONM Book Bursary）；针对硕士留学生的奖学金主要有：昆士兰大学优秀奖学金（UQ Excellence Scholarships）、昆士兰大学美德学金（UQ Merit Scholarships）和自然科学院优秀研究生奖学金（Science Postgraduate Excellence Scholarships）。 （4）专业情况 昆士兰大学现有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教职工3247人，外籍教师1689人，其中赢得澳大利亚大学教育奖（AUTT）的教研人员数量在澳大利亚大学中数量最多。昆士兰大学在七个学院共开了6000多门课程，除生物，工程及健康科学较为出色外，也有400多个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主要研究领域有：农业贸易、动植物产品、人类学、艺术、视听学、贸易、商业、社会营养学、牙科、经济、教育、建筑、生物技术、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环境管理、食品工业、服务管理、国际关系、热带保健和植物科学等。 4．京都大学 （1）概况 京都大学（Kyoto University），是一所世界级的顶尖研究型国立综合大学，其本部位于日本京都市左京区，创建于1897年，是日本国内的最高学府之一。历史上，京都大学已经诞生了9位诺贝尔奖得主、2名菲尔兹奖得主、1名沃尔夫奖得主、4名拉斯克奖得主、4名芥川奖得主、日本唯一的达尔文-华莱士奖章得主、两位日本首相以及世界500强企业CEO等，在科研学术界、政界和商界普遍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京都大学现共有10个学部，14个研究科，包含83个研究方向，实现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文科系以及理科系的研究等多样全面发展，被称作“科学家的摇篮”，其培养出的人才、成果享誉世界。 京都大学在2015-2016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名全球大学第38位，亚洲大学第15位。在2016年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在全球大学第88位。 （2）国际留学生接受情况 本校重视国际交流，学校鼓励以专业、研究等多种形式与外界进行交流、开展合作，也包括通过长期或短期的形式邀请国外学者携带课题来京大进行合作研究。目前，京都大学在校注册本科生13513人，其中国际留学生209人，占到本科生数量的2%；研究生（硕士+博士）9785人，其中国际留学生1695人，占到研究生数量的17%。截至2015年3月，京都大学共接收1904名留学生、2824名访问学者和研究人员，他们来自世界86个国家和地区。并同中国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等签订了交流协议。 （3）奖学金和资助情况 京都大学是一所国立大学，国家拨款使得办学经费充足，此外，学校的自创收入也很可观。据2016年学校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14-2015年度，共支出1697多亿日元，用于科研支出近711多亿日元；学校各项收入共1740多亿日元，学生学费收入122多亿日元，大学教育资助603多亿日元，外部资金来源384多亿日元。因此，京都大学为国际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种类非常丰富，包括：日本国政府（文部科学省）奖学金、自费外国人留学生学习奖励费、短期留学推进制度以及民间团体奖学金等。而在留学生申请奖学金方面，京都大学也制定了一些规定，例如原则上不能同时申请和获得2种以上的奖学金等。 （4）专业情况 京都大学现有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教职工4100人，外籍教师303人，供职于现有的10个学部和研究生院中。其中，理学部几乎包括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为京都大学最大的学部之一，它有数、理、生、化、宇宙、地球科学等9个系共70个讲座；工学部研究领域涉及冶金、航空、机械、原子能、交通、信息工程等。研究生院设有、经济学、理学、医学、农学、信息学等14个研究科，共有80多个研究方向。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
2017年6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