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G发布《2018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 中国国际学校如何走好“国际教育本土化”之路

CCG发布《2018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国际教育本土化”的国外经验

1 英语国家的国际教育本土化情况：以美国、加拿大为例 　　在英语世界中，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例，加拿大和美国境内也存在很多以国际化为导向的学校，这些学校教授别的国家的课程，这些最常见的课程代表了德国、英格兰和法国的教育文化传统。  在加拿大和美国境内存在的这些跨境学校主要是为了满足来自全球各地经常迁徙的父母的需要，这些父母通常希望子女就读和母国差不多的学校。也有一些美国和加拿大的国际学校是为了同时满足其它学校的国际学生和那些家长希望他们接受国际教育的学生的需要。典型的例子包括美国境内的联合国国际学校、亚特兰大国际学校、华盛顿国际学校、印第安纳国际学校和明尼苏达国际学校。 　　当然，很多情况下，美加两国的国际学校作为一个理念，由于与国家经济指导计划相关（比如国家安全和竞争力），通常由政府资助。  支持国际学校的浪潮背后有着深刻的支持本土化国家主义议程的考虑，这种支持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促进国家在各个领域的领先优势或者为全球畅销商品提供掩护的考虑。  美国教育部的文件认为推广国际教育的益处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培养在全球竞争优质工作的能力；应对跨国界的议题、现象和灾难；刺激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公民讨论和社会凝聚力。 　　地方政府制定了关于推动美国的公立中小学国际化教育的法规，成为国际化教育的主要推手之一。比如，在俄亥俄州、威斯康辛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公立学校都配备了全球教育中心，而个体学校则经常自己制定他们自己的推进国际教育的计划。 　　在加拿大，政府和各种各样的非营利组织共同制定了旨在推进国家利益的全球教育议程。加拿大国际教育的推广也主要集中在地方层面，每一个省份都推出他们自己制定的全球教育计划，这些目标通常与全球教育的事业相关。  此外，各个省份推行的全球公民教育把全球教育作为社会学习的一部分课程。在这个进程中，加拿大教育部长理事会为全球公民教育提供了支持，并且推进加拿大教育来满足学生适应全球竞争的需要。 2 非英语国家的国际教育本土化情况：以土耳其为例 　　在非英语国家之中，土耳其国际教育本土化的例子尤为特别，凸显了后发国家意图通过国际化教育增强国家实力，却又担忧国际教育带来的文化影响的处境。奥斯曼帝国时期19世纪中叶以前的学校类型分为提供伊斯兰基础教育的Sıbyan Mektebi（相当于小学），另一种则是提供伊斯兰中高等教育的Medrese（相当于中学），这些机构主要由非政府机构成立并进行管理，由政府进行有限的监督。  出于改变自身落后教育体制的考虑，奥斯曼帝国于1839年公布教育法案“坦志麦特” （帝国重组）法案，开启了西化改革。1869年帝国政府效仿法国教育体系进行了教育改革，颁布了新的教育法， 同时开办了公立的法国式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同时，政府也允许少数族群和外国人开办私立的教育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土耳其战败，战后政府和国民指责外国人和少数族群开办的学校对民众进行了洗脑，威胁了国家的统一。政府于是考虑对这些学校进行限制甚至关闭。1921年，当时的国家教育部长表示，他本来想关闭所有由外国人创办的学校，但是因为这会影响与其它国家的关系而作罢。1923年希土战争之后，土耳其与对方国家签订了《洛桑条约》（The Treaty of Lausenne）， 该条约保护了外国人和少数族群自己办的学校的权利。 　　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的一党制时代，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土克主政期间于1924年制定了国家教学统一法，关闭了所有传统宗教学校，创办了众多新式西方学校，并将整个教育系统交由国家教育部统一监督管理。当时政府规定，小学和中学的教学内容中不得存在宗教，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课程。  同时，1928年凯末尔政府进行了文字改革，早期的土耳其语文字采用阿拉伯字母纪录，但共和国建立后改用拉丁字母来促进国家的西方化。尽管一直沿用至今，但这在国际上和国家内部受到了很多学术界的批评，被指责过度全球化失去本土特色。 　　在公立系统推广教育国际化的同时，凯末尔政府却对私立国际学校却严加限制，要求私立国际学校的土耳其语、历史和地理课程必须由当地老师授课。  这一政策导向一直延续到1960年为止，私立国际学校的权力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土耳其政府不让它们扩展，甚至关闭了其中的一些学校。 　　在凯末尔1938年去世之后， 其建立的土耳其共和人民党（CHP）执政一直到了1950年。  这期间，当时的教育部长认为主动学习西方可以促进本国教育的发展，促进国际教育的本土化。因此，这段时期土耳其的西方化趋势十分明显，政府将西方经典翻译到土耳其语，并指定在教学内容中，把希腊语和拉丁语则指定为选修课， 并推广人文主义，尊重各国各民族文化，弱化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  自1950年土耳其进入多党化时代之后，由于外交上亲近美国，土耳其推广西方教育理念的势头一直持续，国内教育方面的主要争议围绕世俗化主义的基础上。随着外交上向西方国家逐渐靠拢，土耳其对于国际学校的态度也开始松动并向积极方向转变。土耳其1961年的新宪法规定，在国家的有限监督下，教育应当自由进行而不被国家垄断。 1982年制定的宪法，更进一步表示高等教育机构也在有的条件下可以由非政府组织办理。1985年，土耳其政府制定了的新的政策来开始促进私立学校的发展，允许私立学校由外国国籍的人自己办理，并且给私立学校可以自己安排收费标准的空间。1985年后私立学校（包括外国人办的国际学校）面对的主要障碍都被土耳其政府逐渐排除。 　　进入20世纪，随着正发党上台和2005年欧盟启动土耳其入欧谈判，土耳其开始继续进行教育改革以达到欧盟的改革要求，达到欧洲的水准。这期间，土耳其几次调整了国内的教育体制和考试系统，同时土耳其国家发展部制定政策大力吸引留学生来土耳其。  与此同时，土耳其2007年开始实行新政策，给予了国际学校更多的自由，取消了许多限制。 新法颁布之前，一个人只能办理一个私立学校，2007年后则取消了这一限制。 此外，根据1982年的法律，由外国人办理学校的所有不可流动财产（土地等）所有权只能在负责任的许可下交给教育部。但2007年这方面的限制被解除。 　　在课程安排方面，国际学校也被给予了更多的主导权。根据1980年的法律，私立学校的教学内容需要向国家为公立学校安排的教学内容看齐。私立学校的管理规定以及教育安排需要由教育部批准，教育部对私立学校自己的教育安排有权进行调整改变。  然而，根据2007年的新法，私立学校有权在不违反国家法律的情形下自由安排自身的教学、一周学时和教科书内容。 转载或引用请注明选自全球化智库（CCG）与南南国际教育智库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8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

CCG发布《2018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国际教育本土化”理念下的学校管理

　　国际学校在管理上的一个特点是外籍教师数量多，本报告着重就家长对于外籍教师的看法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所示： 　　总的来说，家长们对于外籍教师的能力非常认可。首先，如图3-22所示， 分别有25.99%和56.35%的家长不同程度的认为外籍教师能够给孩子带来更优质的学生教育。而只有1.98%的家长对外籍教师能够起到作用感到一些质疑。收入一定程度影响了家长对于此问题的态度。中等收入组的家长们比高收入或低收入的家长更赞同外籍教师在这方面的作用（p<0.01）。 　　关于“外籍教师能够开拓孩子的国际视野”的说法，是此问卷调查中是最没有疑问的说法之一（见图3-23）：超过90%的家长认可外籍教师在拓宽国际视野方面的作用，仅有6.35%和不到2%的家长对此持保留或反对态度。 　　同样，图3-24也表明外籍教师在提高外语能力方面所受到的认可：仅有3.58%的家长选择了“赞同”（49.21%）和“非常赞同”（47.22%）之外的选项。外籍教师在家长心目中与国际化或者说英语能力之间的联系可见一斑。另外，研究团队发现，年收入在50万到100万之间的家长们相较其他家长更认可外籍教师在提高孩子外语方面的能力（p<0.05）。 　　在对外籍教师对孩子文化包容力的培养上，家长们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认可：除去1%与5.36%的家长对于外籍教师此项能力的不认同和中立外，超过90%的家长还是对于外籍教师培养孩子的文化适应力予以了厚望（见图3-25）。 　　灵活多元的教学与管理方式，促进学习兴趣”的说法，如图3-26所示，40.28%的家长非常认可外籍教师的教学与管理方式，53.37%的家长也支持外籍教师的教学与管理方法，仅有0.8%的家长提出了不同程度的质疑。总的来看，外籍教师的管理与教学方式很受家长的青睐。受访中籍教师对于国际学校外籍教师评价很高。如某教师反映：“我发现国外教师在教授的时候，虽然常用国外素材，但并没有特别偏激的地方。他们主要教授的是逻辑。比如，第一句话和第二句话逻辑上有什么递进性，某人用了什么样的分析方式，论点有哪些，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另一位教师评价道：“国外的教学方式更注重个体，对孩子的特点有更多的尊重和关注。但也存在一个问题，在低幼学段，对于孩子的学习能力、专注度，以及学习过程中需要培养的坚持的品格、战胜挫折、客服困难，或者有非常扎实的一个知识基础，在这些方面就面临着挑战”。还有一位教师提到，一些外籍教师还利用个人的国际教育人脉资源，为国际学校的发展出谋划策。 　　尽管如此，在问卷调查中，有不少家长也对外籍教师对子女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关于“外籍教师会影响孩子的国家与民族认同感”的说法（见图3-27），超过60%的家长表示赞同，而只有13.49%的家长认为外籍教师不会对孩子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在此问题上，低年龄组的家长比高年龄组的家长表现出更多的担忧（p<0.05），同时，学历越低，家长对于外籍教师在孩子价值观塑造过程中起到的作用的担忧就更大（p<0.01）。 　　许多家长也表达了对于外籍教师的流动性对孩子学习影响的担忧。正如图3-28所示，43.25%的家长认为外籍教工流动性高，不利于学习的连贯性，更有28.37%的家长对此观点表现了强烈的看法，仅有7.35%的家长认为外籍教师的流动对于孩子的学习不会产生具体的影响。 　　问卷还考察了家长们对于近期《民促法实施条例草案》（送审稿）中关于境外教材的规定和近期开展的中小学教材排查将对学校管理产生的影响。 　　对于目前鱼龙混杂的国际学校教育，大部分家长都期望国际学校的水平能够进一步提升。正如图3-29表现的那样，67.86%的家长认为，国际学校的教材改革会使得民办教育行业更加规范，当然也有12.3%的家长表达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在这方面，学历越低的家长，越同意国际教材改革在规范民营教育上的作用（p<0.01）；高收入的家长相比其他组家长也更支持这一观点（p<0.01）。 　　对于家长们来说，申请国外学校的流程和要求他们知之甚少，这一点也能够反应在图3-30中。仅有8.53%的家长认为国际教材改革不会影响国外大学的申请，但有56.35%的家长对此持悲观态度，同样也有35.12%的家长对此认识不清。在录取问题上，不同家长的反应也不甚相同。高学历的家长相比低学历的家长对国际教材改革对于国外申请的影响更加担忧（p<0.05）。 　　国际学校的教材审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部分家长对国际学校的信心。正如图3-31所示，58.73%的家长表示国际教材改革会降低国际学校的性价比，仅有8.52%的家长表示对国际学校的价值仍有信心。另外，相比其他学历水平的家长，高学历的家长更倾向于教材改革后国际学校的性价比会降低的观点（p<0.05）。 　　图3-32统计了在国际学校课程教材改革后家长对于孩子未来规划的打算。可以看出，大部分家长选择安于现状，对国际教材改革具体会产生的影响认识不清，比如39.29%的人选择继续让孩子完成学业；而33.53%的人表示对改革的影响不清楚，而12.3%的人没有具体想法。当然也有3.77%的家长打算转至海外的学校，同时有0.6%的家长选择让孩子转到其他国际学校。 转载或引用请注明选自全球化智库（CCG）与南南国际教育智库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8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

智库报告：中国国际学校蓝皮书2017

【创业教育论坛】百森学院前院长里昂纳多：创业教育比职业教育更重要

2015年9月23日，在习近平主席访美之际，为了加强中美人文、教育交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劳瑞德国际教育集团在京举办中国创业教育研讨会。这是国内首次以创业教育为主题的国际化高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政府代表、学者、商界人士共同研讨国内创业教育发展方向，并借鉴美国、德国等国家创业教育先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