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G持续对企业全球化、 “走出去”和“引进来” 展开双向研究，以当前国际背景下的中美贸易、国际贸易、来华投资、对外投资、数字贸易为主题，进行分析、研究与解读。CCG 不断寻求更多力量来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发展，率先推动中国加入 CPTPP，并发布系列研究报告。此外，CCG 课题组常年编写国内唯一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CCG还研发出版了《世界华商发展报告》、《大潮澎湃——中国企业“出海”四十年》、China Goes Global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等企业全球化研究中英文图书系列。CCG还创办了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专注于企业全球化发展的“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围绕国际贸易与投资相关国际议题设置多场分论坛，云集国内外极具影响力的跨国公司领袖、驻华大使、前政要官员、国际组织与商会负责人、国际顶尖智库专家及知名学者深度研讨，已发展成为推动企业全球化发展的国际高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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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走出去：防范政治风险与合理维权应双管齐下
——中铁失手中缅铁路、三一起诉奥巴马胜诉带来的启示 近一段时间，中资在海外的拓展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三一重工集团在美国的关联公司罗尔斯（Ralls）公司在起诉奥巴马政府和美国外资委员会一案中胜诉。忧的是中国中铁眼看即将到手的200亿美元承建中缅铁路的项目却“飞走”了，实在是可惜之极。 回顾此前的中资在缅甸的投资颇为不顺。中缅铁路工程计划搁浅也是继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密松水电站被叫停、中国电建集团承建的莱比塘铜矿进展不顺后，中国资本在缅甸遭遇的又一次大挫折。 不难发现，上述项目遇挫最初都是由于缅甸民众抗议引发的。中缅铁路项目计划公告后，缅甸民众组织和铁路途径地区居民多次向缅甸政府抗议，称工程将给地方造成负面影响。莱比塘铜矿开发中也遇到当地数百名当地农民、僧侣和维权人士进抗议，投诉铜矿拆迁补偿不公、污染环境等。密松电站项目同样曾遭遇缅甸当地民众的抗议，认为对当地环境产生不利影响，至今仍有抗议活动进行。 为何缅甸民众对于政府与中方企业达成的项目如何有抵触情绪，让中资企业在缅甸联联受挫呢？这从一个倾面反映出缅甸政治民主化的进展，也说明中国对缅政局变动在战略上存在了一定误判。 2010年是中国资本在缅甸投资的高峰。当年11月，缅甸举行多党制大选，军政府将权力移交民主政府，前总理吴登盛获选总统，开始大力推动国内民主。 吴登盛是缅甸军人政权的最后一任总理，也是军方的实权人物之一。他当选总统后，促使昂山素季重获自由，并修改选举条例，为昂山素季重返政坛铺平道路；同时，他还对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等境外媒体解除封锁。次年9月，吴登盛宣称，在其任期内搁置中缅两国密松电站合作项目。 而中缅合作项目大多是在军政府时期签署，由于当时政府透明度低，缅甸民众对这些项目几乎一无所知，导致产生误解。这既不利于中国在缅甸树立发展民生的形象，同时也容易遭到民众反对。 由于，中国对缅战略偏隘地执行“上层路线”，中国企业对缅甸社会变局和公民诉求缺乏了解，对缅甸政局走势缺乏准确预判，在缅政局不稳的2007年至2008年，中国企业仍大规模进入缅甸，并在中电投密松水坝事件后，坚持扩大投资。 此次，变化的国际政治局势，外部势力也借力于缅甸民众的反对将一些事态政治化。针对莱比塘铜矿的抗议事件起初只是一些缅甸村民不满土地补偿金而引发的，此后随着外部政治势力的不断介入，它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事件，抗议者们提出的目标和诉求包括“解散军方背景的经控公司”、“中国人滚出去”等政治口号，整个事件已经被彻底政治化。 随着缅甸民主化的进程，美国和日本改变了此前制裁和孤立缅甸的政策，开始尝试深度介入。2012年11月19日，奥巴马对缅甸展开了历史性访问，并成为首位在位期间出访缅甸的美国总统。2013年5月2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访问了缅甸，这也是自1977年以后，日本首相首访缅甸。 一些舆论认为，中缅铁路计划搁浅可能与日本横插一脚有关。今年3月末，日本宣布无偿援助缅甸78亿日元（约合4亿7200万人民币）帮助修建铁路等措施。访问缅甸的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也毫不掩饰此举牵制中国的意义。 虽然，一些政治大事中资企业是无法左右，但是，对于具体事件的处理还是有所做为的。比如遇到民众抗议，项目方面没有人出面解释，因而当外来的示威组织参与抗议活动之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 另外，中资企业往往本着低调做事的原则，不习惯或不愿意与缅甸政府以外的其他社会团体打交道，往往忽略了向社会公布必要的信息，也没有建立合理的信息沟通机制，因而当产生误会时，无论是缅甸政府还是合作企业，都没有及时与当地民众进行沟通，从而造成对项目开发不利的社会舆论，这要引以为戒。 在缅中国企业需要在政治风险和经济利益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学会如何协调民众、政府、反政府武装等各方利益，大幅加强直接针对民间的战略性社会投资和民间公关，以更加开放的政治和商业心态，扩大利益相关者的范围。 反观三一集团诉奥巴马胜诉，对于中国企业的此次海外并购称得上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而当时很多国内媒体和人士都认为三一集团起诉奥巴马胜诉几乎为零。 三一集团在这起跨国收购诉讼案中可以胜诉，是市场化的一种必然结果。企业间的并购重组，在国际资本市场已经常态化，各国间资本的流动应当更加开放。罗尔斯公司在2012年早期就获得了在奥尔良一座海军基地附近建设风力发电机的资格，也得到了美国联邦航空局和国防部的许可，并且该地区也有好几百家外国风力发电机制造商。当初海军因“空间冲突”提出不满后，罗尔斯很配合地改变了风电场的位置规划。美国方面以事关其国家安全为借口来阻止三一集团进入美国市场，其真正的目的不过是为了阻止中国企业在美国扩大风电市场份额，保护美国企业的利益。 近年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针对中资企业在美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案件数量呈直线上升趋势，中资企业在该委员会能否得到公平对待一直是中方密切关注的问题。此次对奥巴马的裁决是中资企业对美国白宫取得的史无前例的法律诉讼胜利，这意味着美国对外资并购所进行的国家安全审查，有望发生重大程序调整。三一集团也为中资企业在美并购防范风险树立榜样——要学会用美国的法律积极维权，而不能采取“鸵鸟”政策。
2014年7月28日 -
“走出去”符合期货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经过多年锤炼，中国期货行业已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保证金容量不断扩大；交易所成交排名位居世界前列；期货公司投资咨询、资产管理、风险管理子公司等创新业务也已落地。行业的健康发展为实体经济乃至金融市场提供了高效的定价平台和风险管理平台，确保了实体经济、金融系统高效、稳定运行。然而，我国在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的话语权还较弱，期货经营机构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期权及场外衍生品市场依然缺位。要想成为期货强国，我们还需要不断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期货行业国际化进程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就内地期货公司来说，“走出去”符合其长远发展战略。 作为大宗商品采购和消费大国，我国在主要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当前，铁矿石主要定价市场在新加坡，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主导了全球大豆、黄金、能源价格，伦敦金属交易所一直是有色金属的定价中心。为此，我国内地不少实体企业（如贸易商、生产商、消费商）开始尝试利用境外期货市场套期保值。但由于经济、政治、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差异，境外期货经纪服务商并不能很好地为内地企业参与境外期货市场提供良好的平台和优质的服务。相反，内地期货公司利用类似于香港的平台实现国际化，则能很好地为内地实体企业解忧。 事实上早在2006年，在内地和香港签订的CEPA协议的指引下，已有6家期货公司赴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参与境外衍生品市场。经过多年发展，这6家香港子公司茁壮成长，发展迅速。2013年，广发期货（香港）有限公司收购英国期货经纪商NCM。南华期货（香港）有限公司去年在香港基本实现了本地业务的全牌照，今年6月又设立了美国分公司。香港子公司的发展不仅成为母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还积累了成熟市场的经验和理念，培育了一批熟悉境外衍生品市场的人才，为内地期货公司“走出去”打好了前战。 今年5月发布的资本市场新“国九条”明确提出，鼓励境内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实施“走出去”战略，增强国际竞争力。监管层此前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证券期货机构赴香港设立分支机构。 在当下，“走出去”可以拓展期货公司收入来源。目前，内地期货公司收入依然主要依靠手续费和保证金利息收入，但是手续费竞争激烈，同质化经营现象严重，盈利能力较弱。今年一季度，155家期货公司净利润4.99亿元，手续费收入21.76亿元，同比均大幅下降。盈利能力不佳反过来限制了期货公司在人才引进、创新业务上的投入，从而制约了公司的整体发展。 在期货公司众多创新业务中，境外代理或者说国际业务的一个明显优势是，能够直接有效增加期货公司的收入。境外衍生品市场品种丰富，走势连续，且与境内市场保持高度联动，能吸引大量境内套保、套利、跨境投资走出去。同时，境外市场衍生品合约手续费分成较为合理。 不仅如此，境外成熟的衍生品市场在市场设计、规则制定、交易清算、风险控制、产业服务等方面都已形成先进的体系，除大宗商品期货外，还有期权、掉期等深度衍生品，能够为定价和风险管理提供多样化的工具。而且，境外成熟市场的期货经营机构业务范围覆盖广泛，业务层次鲜明，定位准确。 内地期货公司从事境外期货业务，必然要对境外成熟市场的产品设计、交易清算、风险控制、技术服务等环节有所学习和运用。同时，做市商报价、高频量化交易、期权等业务尽管可以带来更多盈利空间，但对公司的交易系统、清算机制、风险控制、技术支持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我国内地期货市场主要采用静态保证金，而境外成熟市场主要采用的是动态保证金（SPAN）。SPAN提高了保证金利用率，有助于完善期货公司风险管理体系，提升市场的流动性，但同时也是对期货公司的风控水平、管理能力和运作效率提出了挑战。 借助境外业务，期货公司可以切实参与境外市场，学习成熟市场经验，提高公司内部运营管理、交易风控清算、技术服务支持等方面的能力，并为未来内地期货市场大发展做好知识、经验和人才储备。 值得注意的是，和我国内地期货公司开展手续费竞争，最终压缩行业利润不同，美国期货经纪商都有自身的业务特点和侧重方向，市场专业化分工程度高。境外期货商包括做市商（Market Maker）、经纪商（FCM）、商品投资咨询商(CTA)、管理期货基金（CPO）、中间介绍商（IB）以及大型金融机构或者企业的大宗商品部门等。即便是FCM，各自也有侧重，比如侧重于农产品的ADMs、侧重于金属的苏克顿、侧重于金融衍生品的德意志银行和巴克莱等。随着中国内地期货市场深度和广度的拓展，内地期货行业也将逐步细分，每家期货公司都需要做好定位和规划，有自身擅长的领域。 目前来看，内地期货公司通过香港平台“走出去”是比较成功的一种模式，6家香港子公司不仅为母公司带来了丰厚利润，还学习了境外市场的先进机制和理念，并纷纷涉足期权、投资咨询、资产管理等业务。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培养了一大批熟悉境外市场监管、规则、运作和客户服务的人才团队。 除此之外，在IT技术方面，已有多家国内信息技术公司能够提供符合内地投资者习惯且适用于境外期货市场交易、结算、风险管理等各环节的境外衍生品技术解决方案。 中国内地期货行业的国际化符合市场、监管、期货公司和投资者的多方利益，是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从长远来看，中国内地期货行业国际化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等宏观领域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期货公司，应把国际化作为自身的重点战略部署，积极投身于境外衍生品市场，通过学习、摸索成熟市场的制度、监管、风控、服务、技术等环节的先进之处，并结合内地期货市场及投资者的特点和需求，明确自身定位，发挥比较优势，不断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咨询服务、资产管理、风险控制能力，以迎接我国期货行业的大发展机遇。
2014年7月15日 -
海外投资 “中国式”环保解决方案受挫
近年来，去海外寻找投资和发展机会，让中国投资者一度热情高涨。然而，一些投资开发项目在开发建设中，频频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如中国海外最大铜矿项目因破坏环境被秘鲁暂停。仔细分析原因，有相当一部分原因是不能恰当处理与政府和民众的关系，最后使得中国企业不得不放慢了脚步。 一些中国公司十分注重通过对政府官员进行充分公关，获得开发项目，而不注重与当地民众的沟通交流，这种“中国式”思维方式给项目实施带来诸多困难。对社区和环境有广泛影响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中国公司因为没有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与社区沟通交流不足，未能与当地民众建立相互理解的关系，致使当地民众对中国公司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在部分地区，即使中国公司建设了援助性的工程或进行了捐赠活动，也有可能因为公众毫不知情或者获得的信息并不完全正确，未能真正获得民众的支持和肯定。 同时，“中国式”解决方案不适应海外。一些中国公司在一些法律并不完善的国家，与工人、工会和当地居民发生争执之后，往往不是通过合法手段予以积极合理解决，而是采取贿赂收买工会头目等违法方式处理，易造成无穷遗患，最终致使问题升级。 商务部研究院亚非研究部副主任张广荣提醒， 中国企业切勿将一些“中国式”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带到国外，而应加强与民众的广泛接触，以期获得民众的理解和好感。
2014年7月9日 -
“走出去”战略与国际化人才
一、我国企业“走出去”发展现状及问题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本土环境竞争增加的同时，开拓国际市场有利于本土企业利用国际资源、走向世界，实现中国市场与世界竞争市场的全面接轨。2000年， “走出去”战略上升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的高度，经过十二年的发展，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取得了明显成就。2001年到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累计总额超过4000亿美元。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创下流量87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中国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 我国对外直接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主要包括投资主体单一（国有企业比重过大）、投资领域单一（集中于资源类领域）、投资失败率高、跨国经营能力较低等。投资失败给我国“走出去”企业带来巨大损失。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９年中国企业跨境收购的失败率（指已宣布的跨境交易被撤回、拒绝或听任其过期失效的比率）为全球最高，达到１２％；２０１０年，这一比率降至１１％，但仍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美国和英国公司２０１０年从事海外收购的失败率仅为２％和１％。跨国经营能力方面，据联合国贸发会研究，2013年，中国前100跨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指数平均13.98%，低于世界前100的64.7%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37.91%的水平。 中企联将中国企业500强和美国企业500强进行纵向对比后发现，2013中国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增速都高于2013美国企业500强，但资产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收入利润率明显低于美国企业，这说明两国大企业的规模差距在缩小，但经营质量差距却在拉大。 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国际化人才短缺现状及原因 国际化人才短期是导致对外投资失败和跨国经营能力较低的最大瓶颈，是我国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根据2008年博鳌论坛上，麦肯锡的调查， 88%的企业高管认为缺乏人才是海外并购难以成功的首要原因。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人才短缺问题十分严峻。入世之后，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迅速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主体。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中，国有企业比重达曾高到67%。截止到2012年底，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企业前20强中，有16家是央企，2家是国企，民营企业仅有2家。2012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桶油”的海外并购金额创下25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而国有企业决策层及管理层外国人才比例普遍较低。挑选跨国经营较为成功的跨国公司（壳牌集团）、中国民营企业（联想集团）和国有企业（中石油、中石化）代表进行比较，壳牌集团的外籍董事的比例达到66.67%；联想集团为45.45%，中石油和中石化董事会成员中，具备长期跨国工作经验的人才（也包括中国人）才分别仅有1位，差距较为明显。
2014年7月4日 -
国产手机“走出去”面临专利与渠道瓶颈
继十年前的首轮出海之后，包括华为、联想、中兴、小米、酷派、金立等在内的国产手机领军品牌开启了第二次出海潮。小米继新加坡市场试水之后，宣布今年将走入十个国际市场；华为在成功打入欧洲市场以后，今年在美国首推高端机型Ascend Mate 2；中兴也与美国运营商U.S. Cellular达成合作，将推出高性价比机型Grand S Pro……
2014年7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