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G持续对企业全球化、 “走出去”和“引进来” 展开双向研究，以当前国际背景下的中美贸易、国际贸易、来华投资、对外投资、数字贸易为主题，进行分析、研究与解读。CCG 不断寻求更多力量来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发展，率先推动中国加入 CPTPP，并发布系列研究报告。此外，CCG 课题组常年编写国内唯一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CCG还研发出版了《世界华商发展报告》、《大潮澎湃——中国企业“出海”四十年》、China Goes Global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等企业全球化研究中英文图书系列。CCG还创办了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专注于企业全球化发展的“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围绕国际贸易与投资相关国际议题设置多场分论坛，云集国内外极具影响力的跨国公司领袖、驻华大使、前政要官员、国际组织与商会负责人、国际顶尖智库专家及知名学者深度研讨，已发展成为推动企业全球化发展的国际高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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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还有战略机遇合作期吗？ | CCG研究
2017年4月，“习特会”爆出惊喜并获得高分评价，一扫特朗普自参加总统选举以来，抨击中国是“汇率操纵国”、没在世界经济中公平行事、利用美国赚钱、抢了美国的生意等等言论造成的阴霾和对两国关系充满不确定性的预期。 两国元首在首次会晤中展现出对大局的高超把控力：“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美中两国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双方应该就重要问题保持沟通和协调，可以共同办成一些大事”……这些共识为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定下基调。 在当今世界各种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中美关系作为世界形势“压舱石”的作用更加凸显，中美加强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提升。2017年下半年十九大将召开，我国的国家高层领导将保持稳定。同时，特朗普刚开始其四年任期，并且存在着赢得连任的可能性，其内阁团队也进入稳定期。我们认为，可以预计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中美两国领导人会保持相对稳定的高层沟通，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营造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过去的一年，世界上爆出英国“脱欧”等重大的“黑天鹅”事件，全球化进入新的转折阶段。中国通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全球化并从中受益巨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当前的大环境下，中国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面对新的全球化形势，采取怎样的全球化战略定位成为关键。过去我们更多地谈“中国故事”、“中国模式”，今后则要更多地站在全球视角，用全球话语体系来讲全球化。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国际化人才储备、企业竞争力、全球治理能力等，还不足以支撑中国对新一轮全球化的引领，不宜大张旗鼓地说中国要引领全球化，应该在坚定捍卫全球化的同时，明确并宣传“推动”、“共建”、“提升”全球化的战略。 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愈发重要，世界各国在2008 年经济危机后陷入经济的长期持续低迷期，对中国也抱有巨大的期待。中国以往的发展经验、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新的探索实践，能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提供诸多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曾经，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观察国际形势后，做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表述，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引。此后江泽民、胡锦涛两代国家领导人分别提出“因势利导”和“和平崛起”，都可以看作是对“韬光养晦”政策的延伸。当中国的GDP在2010 年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面临重新定义，不论承认与否，中国都成为了世界舞台上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我国新一届政府提出“主动谋划，努力进取”的大国外交理念，在继续保持“韬光养晦”的同时，向“有所作为”倾斜。我们认为，应采取介于“韬光养晦”和“高调表现”之间的态度，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适时发声，更多地在经济领域凭借现有优势主动出击，在亚投行获得成功的基础上，加强沟通与合作，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肩负起更多的责任与担当。 2017年初，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获得前所未有的全球好评。我们应该努力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在全球治理的舞台上更加积极进取。这需要大力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能够驾驭国际事务的全球治理人才，积极加入各类国际组织，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管理，创新国际机构，不断提升全球治理水平。我们应加快推进更加开放的国际人才政策，广泛吸纳国际人才，充分发挥华侨华人作用，并发起设立世界人才组织，对全球人才流动发挥更多协调作用。我们还应推动建立“一带一路”国际组织以及常设机构，就像马歇尔计划促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设立，“一带一路”倡议也可以带动新的国际机制的建立，从而发挥更大作用。 2008 年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在《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文首提“G2”（中美国）构想，倡导美国应寻求同中国发展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共同领导，而不是纠缠于双边关系中的众多问题和相互抱怨。他认为，中国已经是个名副其实的经济超级大国，美国应当成全中国，使其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合法建筑师和管理者，使中国与其作为全球经济超级权力的新角色相匹配。 这一前瞻性的视野值得钦佩。现在“习特会”开启了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我们要充分把握住未来相当长时间的战略机遇期，加强全方位、多层次的中美对话与合作，通过维护已有成果，继续深化双边投资与贸易合作，务实地解决问题；充分发挥美方跨国公司和商会等团体的作用；共同推进全球和地区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升级；加强更广泛的全球治理合作，共同推出更加合理的公共产品；保持冷静、务实的态度，加强政治、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共同管控危机；拓展人文交流，加强双方在文化交流、高等教育、旅游等方面的合作；加强双方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推动双方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加强与美国地方各州的全面合作；充分发挥智库的“二轨外交”作用等诸多方面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正如CCG 主席、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所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和美国的关系搞好了一好百好，和美国的关系搞坏了一坏百坏”。 但是，我们也需要认清，对于任何一个大国来讲，其外交和战略的影响力与竞争力的本质是国内力量 。因此，我们应把握此战略机遇期，把注意力和努力压倒性地放在中国国内，稳增长、调结构、深化改革，打造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在继续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更好地跟美国深化合作，互利共赢，从而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好声音。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王辉耀 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 苗绿 2017年5月 引用本文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大转向：谁将推动新一波全球化》，作者：王辉耀、苗绿，东方出版社出版。
2017年8月28日 -
中国将更自信地参与全球治理
2014年4月29日，世界银行公布了旗下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的调查结果，该报告采取的“购买力平价”比较方式显示，中国当年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这一结果的发表引发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金融时报》报道称，这意味着美国自1872年以来拥有的“世界最大经济体”头衔将让位给中国，这无疑是世界力量平衡的战略性转变。然而，中国国内对于这一结论却远不如外媒来得兴奋。2014年5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理性看待“中国经济规模世界第一”》评论文章认为，“无论是市场汇率法还是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都无法真实反映一国的经济规模。……世行关于‘中国经济规模世界第一’的判断在一定意义上是统计指标调整的结果。……国际社会也不应该因此对中国发展水平做出不切实际的评估。” 事实上，中国官方一直在此前试图说明该报告所依靠的数据和方法站不住脚，内部人士披露，早在2013年，中国方面就不愿意接受这份报告。最终，报告中加入一行文字指出：“中国国家统计局对于报告所用研究方法的某些方面表示了保留意见，并不认可报告得出的结果属于官方统计数据。”中国政府一直以提升国家经济实力、带领成千上万家庭脱离贫困为使命，通常并不对外界关于发展成就的表扬表示反感。国际比较计划报告之所以引发争议，主要是因为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同时意味着随之而来的国际压力和额外的国际责任。 对于其他国家抛来的“世界领袖”的帽子，中国领导层一直非常谨慎。早在2003年，国际上就有让中国加入全球治理重要机制的八国集团（G8）的呼声。2003年6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从冷漠中把中国带进来》的社论。2004年6月7日，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了美国耶鲁管理学院院长加腾的文章，题为《是让中国加入八国集团的时候了》。同年G8首脑会议期间，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透露，G8国家领导人正考虑邀请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印两国加盟。2003年以来，虽然中国领导人多次出席了G8峰会，但是对于是否加入却一直没有定论。中国除了担心加入后会受其他集团内西方国家制约，以及弱化自身的发展中国家立场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作为新成员的中国必然会被要求承担和其他G8 国家一样多的国际义务，这对于已经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似乎是一笔代价高昂的交易。 中国始终没有加入G8，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G20最终取代了G8，成为大国治理的机制，并在统一各国行动应对2008年金融海啸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中美联手力挽世界金融体系崩塌的狂澜之后，中美“G2”和“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开始见诸报章。2008年7/8月号的《外交》杂志刊登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登（Fred Bergsten）的一篇文章：如果美国希望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担当更多的责任，就需要考虑与中国一同分享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一个中美主导的全球经济合作“G2”模式，将克服现行国际体系中的很多困难。他认为，“G2”模式可以准确定位中国的新角色，能让中国准确地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全球经济巨人，是国际秩序的合法建设者和维护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表示，美中两国应建立一种“命运共同体”，把两国关系提升到“二战”后跨大西洋关系的高度。然而，对于“G2”构想，中国国内反应冷淡，甚至以批评的声音为主，持怀疑态度的观点主要有两类：第一种看法是，美国是否真心让中国共同发挥领导作用，这一点值得怀疑，美国几届政府的对华战略向来是合作加遏制，“G2”构想是想通过承担国际责任的借口“收编”中国，把中国变成美国主宰世界的一个支撑点；另一种看法认为，成为与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平起平坐的合作伙伴，并不符合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地位和基本外交政策，甚至导致其他国家怀疑中国有追逐霸权的图谋，“G2”是一个美丽的陷阱。 不论是对G8 邀请的“冷处理”，还是对“G2”概念的抵制，都体现了中国对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政策的延续性。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领导层逐渐放弃“三个世界”理论，转而重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便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1990年12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观察国际形势后，作出了“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表述，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引。他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永远不称霸，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这段话在2004年中央文献出版的《邓小平年谱》中被归纳为著名的20字箴言：“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此后的江泽民、胡锦涛两代国家领导人分别提出了“因势利导”和“和平崛起”都可以看作是对“韬光养晦”政策的延伸——中国善于在国际形势中发现历史机遇，来推动国家利益的提升。例如，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首先由俄方提出，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则是克林顿总统在1996年11月访问澳大利亚时首先提议的，两段关系都因为中国方面迅速接纳对方建议而迅速发展。在多边领域，“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策略体现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中，为了平衡复杂的后冷战世界局势，维护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中国投票比较“稳健”，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共投出弃权票45次，是常任理事国中投弃权次数最多的国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体量不断上升，全国GDP在2010年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面临重新定义，无论承认与否，中国都成为了世界舞台上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新一届政府提出了“主动谋划，努力进取”的大国外交理念，在继续保持“韬光养晦”的同时，向“有所作为”倾斜。中国选择了若干个能找到支持者并具有综合效益的领域作为外交创新重点，例如：IMF投票权和特别提款权改革、发起新开发银行（NDB，也称作金砖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启动“一带一路”倡议、增加联合国维和任务的参与，以及举办杭州G20峰会等。 2015年12月，美国国会终于批准了拖延5年的IMF改革方案，中国在IMF中的出资配额（即投票权）从3.8%上升至6%，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成员，改革后的配额将改善中国在IMF 中的发言权，并更好地反映国际经济的现实发展。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IMF 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意味着人民币将在IMF 有关交易中扮演核心角色，享有储备货币地位。“入篮”意味着人民币从此肩负新的国际责任，中国政府将对货币政策进行更明确的市场沟通，并且参与营造更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被认为将改变世界经济格局。2008年以后，“金砖四国”开始启动国际合作，并在2009年举行了第一次峰会。2014年7月15日，在第六届金砖国家峰会上，包括南非在内的5国签署文件，创建1000亿美元资本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为成员国、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和项目融资，并创造价值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用于帮助成员国抵消金融震荡。2015年7月21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正式开业，总部位于上海。 2014年10月24日，针对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缺口，中国与孟加拉国等21国在北京正式签署《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备忘录》，经过长达半年的五次谈判会议后，50 个创始成员国于2015 年6 月29 日签署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该协定于同年12月25日正式生效，亚投行宣告成立。亚投行包括57个创始成员，拥有1000亿美元的法定资本，中国作为发起国和第一大股东，在初期拥有26.06%的投票权。亚投行是中国倡议设立的首个多边金融机构，尽管美国曾批评成立亚投行的决定，英国等国却纷纷申请成为该行创始成员，最终创始成员数甚至超过中方官员预料。亚投行成立的意义在于，作为非传统大国的中国发挥了全球治理的核心作用，并以“精益、清洁、绿色”的新理念开创多边开发融资的新路径，有助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精简机构，亚投行在组织架构的一个重要创新是不设常驻董事会，这将成为亚投行相对世行、亚行等“前辈”的后发优势，这些机构的常驻董事会多年来被批评“过时”“延缓决策过程”。 2016年9月4日至5日，20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中国杭州召开，本次G20峰会涉及全球经济、金融、政治、安全与环境等议题，是中国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后，又一次走上全球事务的世界舞台，体现了中国号召力与国际地位的提升。杭州G20峰会是中国迄今为止举办过的规格最高、最受全球瞩目的一次国际会议，创下了G20历史上的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将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围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订行动计划；第一次制定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指导原则和指标体系；第一次把绿色金融议题引入G20议程。中国向国际社会表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的G20，不仅关注自身福祉，更心系全人类共同发展。 最能体现“有所作为”的中国外交新方略是“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分别提出中外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两个概念后被合称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导通过陆路与海路连接亚太地区，发展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并加强沿线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符合亚欧大陆经济整合战略，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15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合作重点。截至2016年9月，中国已经与七十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完成战略对接，达成联合声明、双边协议/ 合作协议、合作备忘录/ 谅解备忘录、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合作规划纲要等成果。为了给“一带一路”框架内的经贸合作和多边互联互通提供投资期限较长的融资支持，除了倡议发起亚投行外，中国专门成立了资金规模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按照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原则开展以股权投资为主的投资业务。 2017年5月，中国主办了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是中国继2014年APEC峰会、2016年G20峰会之后最重要的一次国际峰会，不亚于G20和APEC量级的各国政要参与此次峰会，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发起和主办如此高规格、大规模的国际峰会。可以预见，峰会将为“一带一路”提供一个和平的、包容的、相对松散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支持国家层面的政策沟通、软硬机制的建设，并促进沿线参与各国与亚投行、亚开行、世界银行等多边银行之间的开发融资合作。 此外，近年来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在迅速提升。2000年以前，中国分摊联合国会费仅为0.995%，2000年之后中国分摊会费迅速上升，2013年至2015年，中国的联合国会费分摊比例为5.148% ；2016年至2018年，中国的会费分摊比例将达到7.921%，仅次于美国（22%）和日本（9.68%），位居第三。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中国累计派出维和人员三万余人次，目前有二千六百余名维和人员在11个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2015年，中国应缴纳的维和预算比例为10.2%，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维和经费贡献国。2015年联合国维和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支持改进和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六项承诺，提出维和待命部队组建、直升机分队派遣、培训各国维和人员、帮助非洲加强维和能力建设等一系列新举措。 2017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瑞士出访并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提出要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他表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策走向有很多议论，但是中国有“四个不会变”的决心：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这说明，中国在未来将更自信地参与全球治理，主动发挥自己在特定领域的优势与特长，为人类共同和长远利益提出中国方案，为现有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不足与缺陷提供补充。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中国已改变了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弃权票的习惯，中国驻联合国大使也不再被戏称作“弃权大使”，例如当美国在2014年空袭“伊斯兰国”时，中国第一天就表态“有限度支持”，反而不少西方国家显得踌躇。中国在国际场合越来越多提及“负责任大国”的国际理念，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上海合作组织、亚投行等国际机制中，中国具有实际主导力；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中国的影响力也在日益上升。因为中国的巨大经济规模和政治影响力，全球治理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中国。 亚投行首任行长金立群曾指出，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需求量大，实施周期长，收入流不确定等因素，私人部门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存在难度；亚洲地区并不缺乏资金，缺少的只是融资机制，因此需要搭建一个专门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以充分利用本地区充裕的储蓄。亚洲的区域性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让亚洲多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付出了巨大代价。亚洲国家间的货币错配、亚洲金融市场的债务期限错配，以及金融结构的错配至今仍然影响着亚洲经济发展——由于亚洲国家缺乏获得发展所需的长期资本的金融制度安排，尽管亚洲国家普遍储蓄率较高，但金融机构投资的方向往往会选择欧美市场，然后欧美投资者再拿这部分资本投入亚洲市场。亚投行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其巨大的开发融资能力，还在于其构建亚洲金融制度的潜力，以及打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本地区垄断地位的好处。 “中国方案”的主要内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习近平主席曾表示，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017年2月17日，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表示，“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以及“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两个引导”的提出意味着中国不仅要多参与国际事务，做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而且还要做国际体系的贡献者和引领者。中国将逐步走出“韬光养晦”阶段，与时俱进地打造治国方略和外交大略，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 引用本文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大转向：谁将推动新一波全球化》，作者：王辉耀、苗绿，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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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4日 -
胡鞍钢、王蔚：推动实现“新全球化”是大势所趋
作者简介 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作者简介 王 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5级博士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高歌猛进的“分水岭”。随后，出现了二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逆全球化。如何看待当前愈演愈烈的逆全球化思潮和倾向？经济全球化将会走向何方？ “从全球化受益者变为逆全球化受害者” 逆全球化的经济表现是什么？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最新数据，世界进出口贸易额占GDP 比重从2008年的51.86%降至2015年的44.99%，下降了6.87个百分点，相当于倒退回本世纪初的水平。其中，美国、日本分别下降2.24、0.96个百分点；中国亦无法独善其身，下降了19.82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明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俨然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转而成为逆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同时，世界贸易组织预计，2016年全球贸易增幅可能连续第5年低于经济增速。 逆全球化的政治表现是什么？ 面对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复苏动力不足、增长分化加剧以及国际贸易投资低迷的“全球化波折”等新形势，加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加速兴起，美国等发达国家变得敏感和不安。曾经的自由贸易倡导者纷纷走上向内的道路，从强调释放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范式向主张社会保护转变。2016年，欧盟遭受减员打击，暴露增长缓慢、复苏乏力、就业低迷的多重困境。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抛出“废除美国贸易协定”“取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保护主义言论，将给世界经济运行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为什么会出现逆全球化？ 深层次原因有三： 第一，全球贫富悬殊拉大。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内部利益分配不均衡，出现财富鸿沟。 第二，失业问题凸显。由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布局和全球生产、外包体系建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导致欧美发达国家制造业部门的失业人数增加。他们成为反全球化的主要群体。 第三，国家民族主义回潮。国与国之间最根本、最核心的关系是利益关系。全球化作为一种国家主权的让渡，从经济角度去国家化，一定程度上会引起当事国家政府的不满，使得政治整体趋向保守、经济整体趋于内向。 南方国家加速崛起 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 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扩散，如何分析世情？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整体形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全球化进入阶段性调整期，质疑者有之，徘徊者有之。应该看到，经济全球化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符合各方利益，是大势所趋。 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所趋”，来源于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人员跨境流动的回温。 从国际贸易来看，2015年世界货物出口额和进口额占GDP比重虽有所下降，但2011年至2014年间基本与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相当，达到25%左右，并未出现严重下滑。同时，服务贸易成为贸易增长新亮点，服务贸易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12.5%上升至2015年的13%。从跨国投资来看，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比重也有所回温，从2011年的高点303.2%下降至2014年的低点218.6%，2015年又回升至286.7%。同时，人员要素的流动加剧，长远来看也会带动其他要素的全球化流动。 经济全球化的“大势所趋”，来源于南方国家加速崛起、南北国家实力消长的全球经济格局重塑。 从当前全球化格局来看，虽然北方国家对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抱收缩态度，但南方国家整体齐唤开放。随着南方国家的追赶和南北方实力消长的格局变迁，必将促进经济全球化的正面因素进一步积累、负面因素进一步式微。从贸易实力来看，无论是商品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均从1990年的“二八开”上升为2015年的“四六开”：南方国家货物出口额占世界比重从23.92%上升至42.1%，货物进口额占比从21.51%上升至38.93%，商品贸易占比从22.71%上升至40.51%，服务贸易占比从18.48%上升至34.52%。从经济实力来看，按汇率法计算，南方国家的GDP占世界比重从1990年的17.2%上升至37.6%；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南方国家的GDP总量占比已经超过北方国家，未来还将进一步拉开差距。可见，世界贸易和经济格局正在加快演变，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 越是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时，越要保持清醒、理性。要看到，经济全球化的基本面还是好的，基础条件没有改变。各国尤其是南方国家的规模化生产、创新性发展、大范围贸易、持续性增长，无一不需要更为广阔的国内外市场，这将成为全球化发展的不竭动力。部分国家人为地隔断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人员流动等交流与合作的纽带，意味着“双输”或“多输”的结果，是得不偿失的。 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有利于全球共同发展 经济全球化大势仍在，但不可否认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近年来，逆全球化的倾向，暴露了发达国家主导下传统全球化的诸多弊端。因此，推动实现“新全球化”势在必行。 什么是“新全球化”？ 第一，以平等为基础，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第二，以开放为导向，不搞排他性安排，防止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第三，以合作为动力，共商规则，共建机制，共迎挑战；第四，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 “新全球化”与传统全球化有何区别？ 一是从不平衡到平衡的“新国际秩序”，南方国家将获得与经济实力、贸易实力相称的话语权和利益分配；二是从不安全到安全的“新安全格局”，各国应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共同维护系统性安全，构筑好政治安全这一根本保障；三是从不开放到开放、不包容到包容的“新经济模式”，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降低关税总体水平，逐步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并增强经济的包容性，着力降低基尼系数、失业率、贫困发生率，提高女性就业率和人类发展指数；四是从排他到非排他的“新文明交流”，各种文明既不自我优越，也不盲目自卑，更不排挤他国，而应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共同文明实现创造性、创新性发展； 五是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的“生态体系”，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推动节能减排，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能为“新全球化”做些什么？ 沧海横流，方显大国担当。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吸引外资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应继续为世界作出理念贡献、机会贡献、制度贡献，成为推动实现“新全球化”的先行者、实践者、引领者。 一方面是实实在在、“真金白银”的发展机会担当。未来5年，中国将为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更充足的资本、更丰富的产品、更宝贵的合作契机，包括将达8万亿美元的进口总额、将达6000亿美元的利用外资总额、将达7500亿美元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7亿人次的出境旅游人次。 另一方面是共商共建、共赢共享的全球治理担当。中国作为主导者和倡导者，共建“一带一路”，成立丝路基金、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积极建设全球自贸区网络。中国作为倡导者，推动制定《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并发起《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推动《巴黎协定》生效并作出减排承诺。 总之，中国将高举“新全球化”的大旗，积极推动有利于全球共同发展的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服务便利化，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谋发展、以发展赢繁荣，既惠及中国人民，也必然惠及世界人民。 (图片部分来源网络) 引用本文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全球化VS 逆全球化》，主编：王辉耀、苗绿，东方出版社出版。
2017年8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