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国际组织、区域合作和“一带一路”是CCG全球化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最早以全球化命名的智库，CCG创办了“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并设置全球化相关国际议题；在海内外举办了“WTO改革”、“多边治理”、“一带一路”等专题研讨会，把“一带一路”这一主题首次带到国际安全与治理领域的世界高规格会议——慕尼黑安全会议。基于多年对全球化领域的全面研究，CCG发布出版了《“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共赢方案及实现路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全球化向何处去：大变局与中国策》等研究报告和图书，其中Edward Elgar 出版社出版的Handbook on China and Globalization是为数不多的由智库在国际权威学术出版社出版的全英文书籍。CCG提出的两项倡议入选首届巴黎和平论坛，为中国智库更充分参与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开拓了崭新模式。此外，CCG与WTO、UN 、经济合作国家组织（OECD）、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众多国际组织、国际智库和相关机构建立了良好的长效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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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公域困境”、全球问题和“中国方案”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最近，国际学术界有人纪念杰出的科学家哈丁发表《公域困境》一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by Garrett Hardin）50周年。 公域（the commons），可大可小，但是，不幸的是，公域是充满了问题的。“公域困境”，以前也译为“公地悲剧”。本文认为，这样直译tragedy也许是有问题的。哈丁的本意是借助tragedy（如同今天很多英语作者喜欢trap一词，以说明“问题”一样，trap也不幸在中国被直译为“陷阱”）。困境即问题。 哈丁之前，人们就注意到“公域困境”。但是，当时的“公域困境”并那么具有系统性的消极影响。但“公域困境”的提出却是至关重要的科学发现。提出问题后，关键是解决问题。问题的答案至关重要。 “公域困境” 真正回答“公域困境”问题的是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等人。奥斯特罗姆在1990年出版《治理公域问题：集体行动的制度演进》（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该书在国内被译为《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奥斯特罗姆尝试在理论上回答如何解决这种被概括为“公域困境”的问题。她的研究成就表明，“公域困境”不是不可以克服的。正是对“公域困境”等问题的科学贡献，奥斯特罗姆获得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治理公域》这一提法等于创造了一种公式，以后的人们都用“Governing某事”来说明各种各样的“治理”（governance）。有了这个公式，人们易于理解治理。当然，仍然有人把治理看做是统治（government）的一种方式、功能。实际上，治理是一个与统治、法律等并列的领域，尽管治理与统治、法律等密切相关。“治理气候变化”（governing the climate change）、“治理海洋”（governing the seas）、“治理互联网”（governing the internet）等，并不是“统治”（国际政治）或者“法律”（国际法）能够做到的，所以，才有了“治理”，尤其是在国际或者全球层面上的治理。 “公域困境”及其克服对于全球治理 在科学方面，这说明全球治理完全是可能的。当然，在全球层次克服“公域困境”要比在当地（地方）层次克服“公域困境”难多了。 在政策方面，克服全球的“公域困境”需要各国和他们之间形成的各种组织（国际组织）进行大的协和（不仅是协调）。协和是著名的欧洲“百年和平”（1815-1914）的主要原因（原理）。今天，为了克服全球的“公域困境”，需要更多、更深、更有效的全球协和（global concerts）。 集体行动中的“领导国家”？ 在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领导就是提供解决全球“公域困境”的方案。当然，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全是领导国家提供的，但是，领导国家提供的方案必须是真正具有领导意义的，即“引领”世界走出僵局、克服问题、再造秩序。 中国内外的学者早就提出“中国方案”的必要性。但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政府说“中国方案”则是不久前的事情。2014年，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代表中国政府，首次谈到中国要为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方案”。这是中国与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到底什么是“中国方案”？如果真正为了克服“公域困境”，这个问题的答案只在科学讨论中。 目前，美国特朗普政府为这个世界增加了根本没有必要的新的“公域困境”，例如新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世界经济自由化程度在倒退，世界经济中的公平性却未见得提高。全球问题因为增加了而恶化。在这个时候，对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的需求更加迫切了。 许多讨论已经指出，应对特朗普政府制造的全球问题的最好办法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更进一步地开放。中国在全球的关键时刻提供的最重要的全球方案不是别的，正是继续的有效的更大规模的开放。 中国在过去30多年在解决“公域困境”方面其实有不少经验。如果把过去四十年成功的中国经验视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或者，中国在参加全球治理中发现和使用中国经验，全球问题之解决方案的供给就大大增加了。 当然，这些有效的可以被概括为“中国经验”的东西，主要是关于在中国的国内层面上解决问题的。但是，任何在国内层面上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全球层次上也是有意义的。 中国要考虑一下，到底哪些在国内层次上解决“公域困境”的经验可以用来在全球层次上解决问题？中国到底如何为全球治理供应方案？或者“中国方案”如何转化为全球治理？ 这次中国政府的重组，强调了诸如国际发展合作和国际移民管理等，这是进一步在政府层次上应对全球挑战，但是，应对这些全球问题，仅有政府的统治或者管理是否足够，新设立的这些政府机构是否意味着中国找到了在国内层次上应对这些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是的话，这些解决方案是否将有助于在全球层次上的治理问题？ 文章选自华夏时报网，2018年4月4日
2018年4月10日 -
张胜磊：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还将不断提升
文 | 全球化（CCG）智库特邀研究员张胜磊 核心观点：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专栏作者张胜磊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2018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考虑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也符合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实际。未来在保持经济稳中向好发展态势的同时，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还将不断提升。 3月5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8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5%左右。笔者认为，这一预期目标考虑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也符合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实际。 当前，世界经济有望继续复苏，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很多，主要经济体政策调整及其外溢效应带来变数，保护主义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对于中国来讲，经济稳中求进，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在为世界稳定发展做贡献。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断创造着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奇迹。就国际影响力而言，应该看到，中国经济的强劲表现带动了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首先，从经济韧性维度来看，中国经济的支撑能力迅速增强。过去五年，中国深入开展“互联网+”行动，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传统产业深刻重塑。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过程中，深入推进工业强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重大工程，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在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新型经营主体大批涌现，种植业适度规模经营比重从30%提升到40%以上。随着发展新动能迅速壮大，经济增长实现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转向依靠三次产业共同带动。随着2018年数字中国建设的推进，发展智能产业全面实施，拓展智能生活逐步落实和完善，科技进步贡献率将持续上升，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柔性将进一步增强。 其次，从经济潜力维度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空间十分巨大。根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322元，比上年名义增长7.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4%。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需求有很大提升空间。同时，投资亦有很大的挖掘潜力，尤其是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必然会给中国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互融和共赢带来很大的机会。从人均投资规模看，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以及推动网络强国建设、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所孕育的潜在投资需求，完全能够保障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纵深空间。 最后，从经济优势维度来看，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更加凸显。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不断深化。整体上看，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力人才资源，这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最宝贵的财富。鼓励大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开放创新资源，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形成线上线下结合、产学研用协同、大中小企业融合的创新创业格局，集众智汇众力，无疑为中国创新发展提供了最强大的保障。除了人力资源优势，还有显著的制度优势、市场优势、基础设施和宏观政策调控等。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十分明显，一定能跑出中国经济竞争优势的“加速度”。 中国经济的强劲走势，在国际上也赢得越来越多的共识。世界银行发展预测局局长阿伊汗·高斯认为，中国经济取得了出人预料且令人印象深刻的优异表现，对中国持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抱有信心。一些国际金融机构也认为，新兴工业、互联网、新消费是中国带给世界的新机会，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将得到更好地提升。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也正在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 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充裕、市场规模庞大、产业配套齐全、科技进步加快、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经济发展具有良好支撑条件、宏观调控还有不少创新手段和政策储备……带着这些长期有利条件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将不仅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我们坚信，未来在保持经济稳中向好发展态势的同时，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还将不断提升。 文章选自中国经济网，2018年3月6日
2018年3月9日 -
梁国勇：中国方案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
梁国勇，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高级官员
2018年2月27日 -
陶短房：达沃斯2018——分裂的世界 共同的未来
文 | 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研究员陶短房 不论是主题演讲，还是2018年度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2018)期间的言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无巧不巧地暗合了WEF2018主题口号那句“分裂的世界、共同的未来”。 一方面为自己的“美国第一”百般鼓吹辩解，体现出与主张全球化、自由贸易的达沃斯“世界”的分裂；另一方面又罕见地释放了一些被认为试图在“美国第一”和“全球化”间调和的信息，力图勾勒一幅皆大欢喜的“共同未来”。 特朗普达沃斯论坛演讲中的重点，是“美国的经济成就、对市场开放的承诺和全球化背后的人民赋权”。 所谓“美国的经济成就”自然是为“美国第一”辩护的内容。他在演讲中罗列自己上台后“美国经济强劲的表现”，包括股价上涨，消费者和商业信心改善及就业增长，并称这是“在长期经济停滞数年后的成就”。 令一些分析家稍感意外甚至“惊喜”的，则是特朗普罕见地释放了一些被认为试图在“美国第一”和“全球化”间调和的信息，如在主题演讲中强调“美国第一不代表美国单干，美国经济成长时世界也会如此”、“美国是开放的、愿意与合作伙伴共事的”，等等，当然，最火爆的莫过于正式议程之外吼出的那句“我不排除让美国重返TPP”。 实际上，特朗普这番看似新鲜的姿态了无新意：他所谓“不排除重返TPP”和稍早(1月10日)“不排除美国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和更早“重启北美自贸协定、美韩自贸协定谈判”如出一辙，即强调“现行规则对美国不公平”，并提出“需要重新谈判，拿出一个比以前好得多的协议”这一条件。什么是“比以前好得多的条件”？说到底就是“对美国更有利的条件”———也就是“美国第一”，由此可见，特朗普其实半点也没“改变心意”，只是把同样意思的一句话变着花样重说了一遍而已。 然而不论欧盟或世界其它大多数国家，在WEF2018上都摆出了一副坚决维护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原则的姿态，有评论称“在达沃斯，一周都弥漫着对特朗普贸易、货币和外交政策的批评”，尽管大多数国家领导人在演讲中未提及特朗普的名字，事实上唯一指名道姓抨击特朗普的反倒是以卢旺达总统、非盟轮 值 主 席 卡 加 梅(Paul Kagame)为代表的非洲各国，原因则是早先特朗普在评价非洲国家时使用了侮辱性辞藻，和“美国第一”关系不大。 在WEF2018平台上，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意大利总理 热 内 罗 尼(Paolo Gentiloni)发表强有力演讲，一致捍卫欧洲一体化和国际合作，尽管默克尔因国内组阁“难产”自顾不暇，在WEF平台上的“火力”较往届略有逊色，但“后起之秀”马克龙却大有“青出于蓝”之势。 如果说，由于2017年度美国经济和就业数据较为“耐看”，让特朗普认定自己坚持“美国第一”理直气壮，那么马克龙同样可借本国经济数据为自己的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主张“助威造势”：马克龙时代法国对外资吸引力大幅上升，美国商会和贝恩资本去年11月调查显示，72%美国投资者认为法国经济环境出现积极变化，2016年这一比例是30%，此数据创18年来新高，而Ipsos12月针对200家大型外资企业经理人的调查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法国投资市场吸引力上升，2016年这一数据为46%。 除了被一些欧洲媒体称作“表明欧洲在数载混沌后重新站起来”的上述欧洲国家领导人姿态，其它一些重要与会者，如印度 总 理 莫 迪(Narendra Modi)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Justin Trudeau)等，也都在会上摆出了共同反对特朗普式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姿态，尽管确如加拿大媒体所言“口气较温和”，也未直接点名美国或特朗普本人。 一些分析家指出，不仅特朗普，整个美国政府在WEF期间都在释放一些“分裂”的信号，在货币政策和贸易方面发出混淆信息，其中尤以财长姆努钦“StevenM nuchin”的“弱势美元论”和稍后特朗普及他本人的“辟谣”最为轰动，不仅吓了全球汇市、似乎也吓了他们自己一跳，这或许是“分裂的世界、共同的未来”又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吧。 去年的WEF平台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坚决捍卫全球化和国际贸易自由化原则的讲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今年代表中国出席WEF2018并发表演讲的刘鹤则继续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这种表态和美国在论坛上坚持的“美国第一”原则形成鲜明对比。 刘鹤表示经济全球化应更加“开放、包容、平衡”，这是去年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演讲中的原话，表示中国将进一步融入国际贸易规则，放宽市场准入，将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但在保证进一步开放的同时，中国的首要政策任务是确保金融稳定，并特别强调“金融风险的积累、中国政府对此的回应，与全球市场密切相关”。 很显然，WEF2018一如其主题口号所揭示的，呈现出一幅在全球化问题上的“精分”画面：既有“全球化”与“美国第一”及形形色色贸易保护主义间的“分裂”，彼此间又不得不一起面对共同的未来。 文章选自《南方都市报》，2018年2月2日
2018年2月6日 -
Laurence Brahm: ’China solution’ is diversified solution
Xi Jinping delivers a report to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Oct 18, 2017. [Photo/Xinhua]
2018年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