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成立以来，CCG对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领域保持高度关注，深度追踪中国与美国、加拿大、欧洲、亚洲、非洲、拉美、澳洲、中东等国家与地区的双边经贸关系发展与变化，多年来致力于中美欧合作、一带一路、WTO改革、CPTPP等多边领域的研究，为政策制定建言献策。CCG在连续多年主办的年度品牌论坛设置中美关系、中欧合作等议题，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活动，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发布中美经贸系列中英文研究报告。常年主办系列圆桌研讨会，邀请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德国、埃及等多国智库专家学者、政要、商界精英、外交使节就国际关系与多边合作等议题进行研讨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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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投资1100亿 只为“斗气”亚投行？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黄日涵 5月2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了今后5年投资大约11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当各方正在期待亚投行大展身手之时，有强烈落寞感的日本弄了个大新闻。 目前，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最终确定为57个，其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涵盖了除美国、日本和加拿大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各方商定将于2015年年中完成亚投行的章程谈判，预计年底前章程生效正式运行亚投行。 日本千亿美元的来源渠道 对日本提出的这一投资计划，许多人感到吃惊：经济颓靡的日本，如何拿出1100亿美元。而据研究表明，2014年以来，日本经济复苏出现较大波动，经济复苏放缓，投资需求减弱。前两个季度GDP增速一高一低；此外日本国民消费需求下降，消费者信心不足；出口增长疲软，贸易逆差扩大。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20日发布的2014年经济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GDP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稳居世界第二，是日本的两倍。 据不久前日本内阁府公布的GDP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日本实质GDP与前一年相比减少1%；2014年日本个人消费与前一年相比减少3.1%；住宅投资也大幅减少11.6%；企业设备投资则减少0.5%。 由此可见，日本目前的经济形势并不是那么乐观，可为何还要投入1100亿美元搞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不少专家认为，日本经济日益低迷，而这次突然投入1100亿美元，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日本隐藏了一些实力。 此外，日本这次投资计划和两年前增加对非洲投资是一样的，日本计划在5年内对非洲投资3.2万亿日元，约300亿美元，其中约100亿美元是传统的政府开发援助贷款，另外200亿美元是民间投资。 在一般情况下，日本都是通过政府开发援助贷款战略支持美国，而美国支持日本拿出1100亿美元投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性很低。 考虑到日本对亚洲的政府开发援助贷款比非洲要多，因此投入1100亿美元也并不是没有可能。中国对外援助开发投资往往是政府出资，而日本的模式则是官民共进，与中国有所区别。 按照日本官员的说法，与前5年日本此类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相比，这项计划的金额增加30%，其中大约半数资金来自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等国家机构。 投入千亿美元为了什么 安倍宣布这项投资计划之后，日本媒体解读为，这一新计划意在表明日本致力于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和技术转让，帮助亚洲各国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同时“区别于亚投行”。但这一计划宣布之后，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与亚投行的竞争关系。 日本经济界对日本政府没有加入亚投行是极为失望的。他们首先认为政府信息评估错误，以为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不会参加亚投行；此外，日本的财经界人士认为日本政府排斥了亚投行，使得日本企业丧失了在亚洲基础建设方面的一个商机。 对于日本为何要投入1100亿美元，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方面是为了平息日本国内经济界要求加入亚投行的压力，体现日本的经济影响力，与中国争夺市场；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向美国表明立场，也体现日本的同盟价值。 日本国内财经界看重的可能是巨大的投资市场，他们认为日本有在亚洲搞投资和援助的经验，这有出于经济目的的考虑。但为了政治上压制中国，日本恐怕是打错了如意算盘，如今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以及中国“大国外交”战略的实施，日本与中国在亚太区域的差距将越来越大，压制中国，日本将有可能得不偿失。 据预测，日本投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计划专注于推动投资，对亚洲国家而言将是“福音”；但如果意在与亚投行“斗气”，日本可能“得不偿失”。 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呈现出相互竞争的态势，对于这种局面，亚洲国家当然是乐见其成。亚投行的出现让后者放下了傲慢，为亚洲的基建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 实际上，从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以来，日本嘴上说不在意，但背地里却十分在乎。日本拿出1100亿美元，超过亚投行的100亿美元，试图压过亚投行，这种做法恐怕会损人还不利己，不仅经济收益受阻，国际形象也受损。 日本的这一做法也印证了一点，在政治和军事上，日本被美国牵着鼻子走；在经济上，日本却要被中国牵着鼻子走。 拆台竞争不如合作共赢 5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接见日本3000人访华团，并发表重要讲话，交流活动期间，习近平主席收下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亲笔信。许多日媒认为，中方在对日关系上传递出积极信号。习近平主席出席这次活动也说明了中方对于中日关系的重视，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关系的好坏，将决定整个东亚区域的稳定。 自2012年日本购岛闹剧以来，中日关系一直在徘徊。特别是2014年，中日关系经历了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严峻的一年。在历史和现实问题上的各种争端，使得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得扑朔迷离。 在历史问题上，对侵华罪行的态度、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和慰安妇等问题是中日两国间的主要阻碍；在现实问题上，钓鱼岛争端使得两国改善关系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在南海问题上，日本也企图与东南亚国家联手来制衡中国。 除此之外，中日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博弈也日益频繁，中国前脚刚到非洲进行访问，日本后脚就跟进。中国刚启动亚投行千亿美元的资金，日本就宣布投入1100亿美元。“合则两利、斗则两伤”。日本投入1100亿美元，如果是为了对抗亚投行，未必是个最优选择。 对本轮投资，日本首相安倍强调，日本的投资将主要集中在地铁和桥梁建设，尽管这些项目昂贵，但耐用、环保以及抗灾是这些项目的优势。为了推动这一项目，日本甚至不畏惧一些国家的较高投资风险系数，可见日本制衡中国的决心。加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未必是一个零和游戏，而如果日本与亚投行携手，各自发挥不同领域的优势，联合把蛋糕做大，也许可以收获一个双赢的结果。中国近两年来不断地强调打造亚洲国家“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在亚太区域唯有携手合作，才能开创共同美好的未来。 对中日两国的发展前景，中方一直高度重视，并释放出积极的信号，日本如何回应，是否投桃报李，需要看安倍政府的具体做法，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不是独奏曲，而是交响乐，与其拆台竞争不如合作共赢。
2015年6月1日 -
【一带一路投资研究之政治风险】——斯里兰卡
中国主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推动区域互联互通，斯里兰卡将成为南亚地区整体项目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抓住机遇、利用优势的同时，近期斯里兰卡政府叫停中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的风波，也提醒我们需要注意投资斯里兰卡的政治风险。 斯里兰卡国内政治概况 斯里兰卡位于印度洋，靠近欧亚国际货运主航线，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转运、中转和补给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随着印度洋贸易通道功能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斯里兰卡的战略作用也备受关注。与南亚其他国家相比，斯里兰卡在交通条件、人口素质、法律制度、商业环境等方面都更胜一筹，已发展成为亚太地区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地之一。 斯里兰卡于1948年宣布脱离英国独立，1978年改议会制为总统制，现效仿西方民主制度，实行多党竞争，三权分立。斯里兰卡总统为国家元首，由总统任命政府总理和内阁成员。国家实行一院制议会，议会中共有225名议员，议员任期为6年。 斯政府与国内“泰米尔伊拉姆解放虎”组织自1983年开始不断发生冲突，共计约造成7万多人死亡。2002年至2008年斯里兰卡政府曾与猛虎组织进行了多次和谈。双方谈判并未产生实质性成果，武装冲突仍不断发生。 2009年5月，政府宣消灭了“猛虎”组织主要头目，收复了被控制地区。内战结束后，西方国家不断批评斯里兰卡政府在流离失所者安置和保护人权方面的问题，并曾对斯里兰卡进行了贸易制裁。目前，斯政府正积极推进战后经济重建，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总体趋于稳定。 2015年1月斯里兰卡举行总统选举，反对党候选人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以轻微优势当选新总统，击败前总统拉贾帕克萨。2014年11月，当时任总统拉贾帕克萨决定提前两年举行总统大选时，外界普遍认为他将能顺利连任。但随着竞选进程的发展，身为卫生部长、执政党自由党总书记的西里塞纳与执政党决裂，并倒戈成为反对派共同推举的候选人，竞选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中国与斯里兰卡外交关系 斯里兰卡政府主张独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外交侧重点是为解决国内民族融合问题寻求国际支持。斯政府坚决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积极呼吁加强国际反恐合作。 中斯之间有着历史悠久的友好往来。1957年中斯两国正式建交。建交近60年来，双边关系友好、稳定，近年来高层互访频繁。2005年，中国总理温家宝访斯，宣布建立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在应对境内恐怖主义等问题上，中方对斯给予理解和支持，维护斯里兰卡局势的稳定。2009年斯内战结束后，中斯关系稳步发展。2013年，斯里兰卡时任总统拉贾帕克萨访华，两国宣布将中斯关系提升为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009年斯里兰卡内战后，西方国家在斯里兰卡的影响力有所降低，中、印两国对斯里兰卡的影响力相应提升。泰米尔人问题是印度对斯里兰卡外交的传统重要议题。另外，中国和印度都非常重视加强对斯里兰卡的投资建设和经济援助。 中斯双边经贸关系 双边贸易：近年来，两国在各领域互利合作不断扩大，双边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据斯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中斯双边货物贸易额为36.2亿美元。其中，斯里兰卡对中国出口1.7亿美元，占斯里兰卡出口总额的1.6%；斯里兰卡自中国进口34.5亿美元，占斯里兰卡进口总额的17.9%。当年，斯里兰卡对中国贸易逆差为32.8亿美元，增长15.5%。 截至2014年底，中国在斯里兰卡出口贸易中位居第十五位，在斯里兰卡进口贸易中位居第二位。 双向投资：随着中斯两国经贸合作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斯里兰卡投资快速增长。随着斯政府专心投身于国内经济建设，中国企业深度参与了海港、机场、发电站等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如火电发电项目，汉班托塔港口，贾夫纳内环公路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3年中国对斯里兰卡直接投资流量7177万美元。截至2013年底，中国在斯里兰卡直接投资累计金额2.93亿美元。中资企业在斯里兰卡投资主要以承揽工程和设备出口等形式为主，伴有少量的电信服务项目和纺织行业项目。 自上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企业开始在斯里兰卡进行建筑承包工作，目前已在该国承包工程市场中占据了约30%的市场份额，和韩国、日本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 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访斯里兰卡。访问期间，中斯两国宣布进行自贸区谈判，并签署了100亿元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另外，斯里兰卡也是亚投行倡议的积极参与者和创始会员国，积极回应了中国“一带一路”的构想。
2015年5月25日 -
【一带一路投资研究之政治风险】——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共和国地处印度洋中心，是多条国际主要航道的必经之地，在国际远洋运输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马尔代夫借助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海洋资源，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渔业、航运业、旅游业等产业发展较强，对外经济联系逐渐增多。 一、马尔代夫基本情况概述 （一）自然环境
2015年5月25日 -
【一带一路投资研究之政治风险】——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位于中亚东南部，东与中国新疆接壤，边境线长度430公里，南与阿富汗接壤，西部和北部邻国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杜尚别，是中亚五国中唯一一个主体民族非突厥族系的国家。塔吉克斯坦国土面积为14.31万平方公里，93%是山地，其中约一半在海拔3000米以上。四条主要公路均为前苏联时期修建，基础设施建设极为落后，目前在中国、日本和伊斯兰国家开发银行等方面的援助下进行公路网的修缮工作。人均GDP（2013年）为1049美元，远低于中亚其他国家，属于世界银行分类法中的低收入国家，国内近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塔吉克斯坦是中亚的东南通道，也是阻止阿富汗动乱向中亚蔓延的前哨，也是防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毒品走私进入中亚的前沿阵地。 一、塔吉克斯坦的政治结构：总统制、多党制民主、两院制 塔吉克斯坦实行总统制，总统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每届任期7年。根据2003年6月22日全民公决通过的宪法修正案，2006年11月6日重新举行总统大选，新任总统每届任期7年，可连任一届。塔吉克斯坦实行两院制，议会称“马吉利西?奥利”，意为最高会议。上院称“马吉利西?米利”，意为民族院，下院称“马吉利西?纳莫扬达贡”，意为代表会议。上院34名议员，任期5年。其中由索格特州、哈特隆州、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中央直属区和杜尚别市地方议会各选5人，总统直接任命8人，塔首任总统马赫卡莫夫为上院终身议员。下院设63个议席，其中41个按地方选区由选民选出，22个由党派选举中得票率超过5%的党派推选，任期5年。目前，塔总统领导的人民民主党获得63个议席中的44个，共产党、伊斯兰复兴党、农业党和经济改革党各2个，无党派11个议席。 必须指出的是，塔吉克斯坦是中亚五国唯一爆发过内战的国家，在民族和解的民主政治表象之下，仍然是一个地方势力高度割据、各民族、宗教之间高度紧张的国家。国家权力主要集中于以总统拉赫莫诺夫为代表的北部地方势力手中，在北部地区与南部、东部高山地区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政治权力不平等。塔吉克斯坦的地域往往与部族、宗教等多种因素结合一起，公民的政治生活区域界限明显，即便移居到首都杜尚别的居民，也通常会居住到以自己部族为中心的社区，并且只允许其子女与同部族的人通婚。尽管塔吉克斯坦已经结束内战、实现了民族和解，但是政治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地区矛盾并没有结束。 二、塔吉克斯坦的投资环境及其与中国的经贸联系 塔吉克斯坦经济基础薄弱，结构单一。苏联解体后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多年内战使塔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经济损失总计超过70亿美元。根据塔吉克斯坦统计署的数据，2000年民族和解进程结束时，塔国实际GDP仅为1991年的39.2%，2013年才恢复到独立初期的水平，但塔吉克斯坦在民族和解进程顺利结束后政治环境相对较为稳定，世界银行预测未来三年塔国的GDP增速将维持4%—6%的水平。 目前制约塔吉克斯坦国内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其国内的外债水平始终较高，截至2013年年底，外债总额为21.62亿美元，占塔当年GDP的25.4%。塔外债的来源有多边债务（约占50%），双边债务（约占48%），其他（2%）。在多边债务中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占比重将近80%；在双边债务中，所欠中国债务占84%。塔外债的用途主要用于公路建设、基础设施及粮食进口。2013年偿付债务本金1.00亿美元，利息0.33亿美元。 2007年以来，中塔两国经贸发展水平逐步提高。2007年中塔贸易额为5.2亿美元，2008年首次突破10亿美元大关，达15亿美元，同比增长186.2%。其中，中国向塔出口额为14.8亿美元。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和2010年，中塔双边贸易额小幅下降。2011年，中塔双边贸易额升至20.69亿美元，同比增长45%。2013年，两国贸易总量维持在19.6亿美元左右。这段时期，中塔贸易增速在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中最快。2010—2011年，中国成为塔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2013年中国向塔吉克斯坦出口额靠前的类别主要为，服装及配件用品、针织或钩编、非针织或钩编、鞋类产品、机械、锅炉、电器和电子设备、汽车、玻璃及玻璃制品等。中国自塔进口的主要商品有矿产品、农产品和贱金属等。主要包括矿石、炉渣和粉煤灰、棉花、生皮和皮革、丝绸、种子油、水果、谷物和种子等。其中，矿石、炉渣和粉煤灰占中国自塔进口商品总金额的比重最大。 对外投资与劳务承包方面，中国2013年对塔直接投资7233万美元，新签订承包劳务合同6份，金额合计4.48亿美元。在中国信贷资金支持下，中国建筑工程企业在塔相继承揽大型工程项目，塔乌公路（中国路桥）、沙尔—沙尔隧道（中铁五局）、“罗拉扎尔—哈特隆”及“南北”输变电线（新疆特变电工）、沙赫里斯坦隧道（中国路桥）等一批项目得到了塔吉克斯坦方面的高度评价。除一般贸易和工程承包项目外，当前中塔经贸合作还涉及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天然气D线管道、石油冶炼、水泥生产、电信运营、农业合作等众多领域。 制约两国经贸发展的主要瓶颈在于，塔吉克斯坦基础设施建设极为落后，中国对塔的援助项目在中亚国家中比例较高，主要集中在交通和基础设施领域。两国唯一的陆路口岸海拔达到4000米，通行能力极低，通行时间受限，绕道周边国家极大地增大了贸易成本。塔国内电力等资源受到季节性因素影响较大，缺电现象严重。再加上塔吉克斯坦外债水平较高，举债限制使得塔吉克斯坦国内建设放缓，这些问题是中资企业进入塔吉克斯坦受到限制的主要原因。 三、塔吉克斯坦的政治风险 相比于中亚其他国家，塔吉克斯坦是相对而言的穷国、弱国，然而其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故而常成为大国觊觎的对象。当前塔吉克斯坦的政治风险主要来自于3个方面： 其一，阿富汗局势恶化带来的国内安全局势恶化。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有着漫长的边境线，由于国力的原因，塔吉克斯坦始终无法有效地保障其边境的安全。塔阿边境已经成为毒品、恐怖主义的自由走廊，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对此极为头疼，也曾经多次对塔吉克斯坦提供援助，但收效非常有限。在美军撤出阿富汗之后，中亚重新面临阿富汗问题的困扰，一旦极端势力卷土重来，塔吉克斯坦就会首当其冲地面临恐怖主义的困扰。 其二，境外大国博弈带来的政治风险。对于俄罗斯而言，塔吉克斯坦是其抵御美、印影响力进入中亚的桥头堡，也是牵制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在普京上台以来，随着俄罗斯对中亚整合力度的加强，塔吉克斯坦实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俄罗斯的军事保护之下。 乌兹别克斯坦对于俄罗斯在中亚的一体化动作一直保持着冷淡与警惕。对于乌兹别克斯坦而言，在历史上，塔吉克斯坦这个非突厥国家的出现，本就是当年苏联反制泛突厥主义刻意为之的结果，而在现实中，塔吉克斯坦对于乌兹别克斯坦更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乌塔两国不仅存在乌兹别克反对派问题、跨境民族问题、领土争议问题，还存在严重的水资源冲突问题，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农耕区都在阿姆河的下游。地处阿姆河上游的塔吉克斯坦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水资源具有直接的决定权。 自建国以来，乌塔两国就围绕阿姆河多次发生激烈的冲突。当2008年塔吉克斯坦正式宣布恢复罗贡水电站建设后，两国关系进入历史性低谷。乌兹别克斯坦通过外交谴责、封锁跨境铁路、中断天然气供应甚至武力威胁等多重方式对塔吉克斯坦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虽然曾经许诺投资，但是实际上也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投资行为。基于同样的原因，尽管塔吉克斯坦水力资源丰富，但是顾虑到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油气管线枢纽的事实，中国水电仍然不宜大规模进入塔吉克斯坦。 在乌、俄两国围绕塔吉克斯坦博弈的过程中，俄罗斯如过江强龙，但是乌兹别克斯坦拥有地利，亦不可小觑。由于塔吉克斯坦与中国的通道地处高山，一年只有几个月可以通行。乌兹别克斯坦事实上控制了塔吉克斯坦与外界联系的通道。不仅如此，乌是中亚油气管道的枢纽，塔吉克斯坦的能源管线亦受制于乌。 其三，地域利益集团冲突带来的政治风险。尽管内战已经结束，但是塔吉克斯坦的地域政治集团冲突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一方面，由于塔吉克人的文化和民族凝聚力中心撒马尔罕、布哈拉地区处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塔吉克斯坦在培养、宣传民族认同上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从而导致国家认同淡薄，部落地域认同过于强大。另一方面，塔吉克斯坦领土的各个部分缺乏紧密的联系。苏联组建的塔吉克斯坦更多地是基于切割本地区民族联系的目的，它把突厥斯坦边区的12个州、东布哈拉、帕米尔自治区和苦盏地区拼凑成了今天的塔吉克斯坦。 各地方不仅交通不便（其北部地区只能通过跨境铁路与首都杜尚别相联），而且在利益上彼此疏离甚至冲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塔吉克斯坦是个天然有利于地方割据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国家，它更适合以松散的区域组合来维持国内和平。在这种国家推行强力的总统制以促进中央集权，很可能引发地方势力的强烈反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得到俄罗斯支持的拉赫蒙为了权力交接，已经开始着手清洗根据民族和解协议分享权力的反对派，塔吉克斯坦在未来存在较大的变数。
2015年5月25日 -
【一带一路投资研究之政治风险】——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面积44.89万平方公里，其国家地貌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全国1/3的面积为山地且都集中于东部，西部则以平原、盆地、沙漠为主。乌兹别克斯坦位于中亚腹地，西部、北部与东部同哈吉塔三国相邻，南部邻国是土库曼斯坦与阿富汗。由于这五个邻国也没有出海口，乌兹别克斯坦是远离海洋的“双内陆国”。 尽管领土面积远小于哈萨克斯坦，但是乌兹别克斯坦拥有中亚五国最多的人口，其人口密度约为哈萨克斯坦的十倍左右。2014年，乌兹别克斯坦人口数量已达3100万，到2040年时将达4000万人。 一、乌兹别克的政治结构：集权总统制、两院制、强人政治 1991年8月，乌兹别克最高苏维埃发布了《独立声明》，宣布从9月1日起正式脱离苏联，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在强人总统卡里莫夫的监护下，独立后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进行了渐进式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卡里莫夫制定了国家建设和经济改革的5项基本原则：即“经济优先，国家调控，法律至上，社会保障，循序渐进”，其中心内涵体现在其不断强调的一句格言之中：“在未建成新房子之前，不要拆掉旧房子。” 乌兹别克斯坦议会实行两院制。上院为参议院，设100席，下院为立法院，设150席。目前乌国内注册登记的政党主要有自由民主党（下院53席）、人民民主党（下院32席）、“民族复兴”民主党（下院31席）、“公正”社会民主党（下院19席）和非党派组织“乌兹别克斯坦生态运动”（下院15席）。 坦率而言，乌兹别克斯坦实行的是一种不均衡的三权分立体制。总统牢牢掌握着国家大权，议会成为形式上的立法机构，无力对总统的权力进行限制，而只是总统实现集权的工具。在实际的权力运行中，议会类似于橡皮图章，政府内阁批转的议案，议会无权过问只能采纳。 二、乌兹别克斯坦的投资环境与中乌经济合作前景 乌兹别克斯坦盛产棉花，素有“白金之国”的美誉，目前其棉花种植保持在 300 万亩左右，是世界第五大棉花生产国、第二大棉花出口国。乌兹别克斯坦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已探明的矿产品有100多种，矿产地3000余处。主要有天然气、石油、煤炭、有色金属等。其中黄金已探明储量2100吨，前景储量3350吨，居世界第4位，铀探明储量为5.5万吨，占世界第7位。乌兹别克斯坦是油气大国，其石油年开采量720多万吨，占世界总开采量的0.1%，天然气年开采量为580亿立方米，占世界总开采量的2.2%，排行世界第八。目前，影响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道路交通问题。其国内基础设施大多继承自前苏联时代，近年来才开始进行有关设施的新建升级工作。目前乌国内公路通车里程4.3万公里，无高速公路，通行能力相对较差。铁路总长6000公里，电气化比例不足20%。到2015年，乌兹别克斯坦计划新修建公路里程2306公里，其中包括1410公里的四车道公路。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来经济发展较为稳定。近年来GDP增速维持在8%左右，2013年GDP总量约567亿美元，但由于人口规模庞大，人均GDP为1886美元，仍然属于中低收入国家。2014年，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生产总值627.8亿美元，同比增长8.1%。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资源型国家不同，乌兹别克斯坦并不满足于资源出口，高度重视工业的发展，其工业增加值持续高于GDP增加值，目前已占GDP总量近3成。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之后，中国与乌兹别克的经贸合作稳步发展。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贸易总量受到乌国内经济情况与政策、汇率因素等影响，2011年出现了负增长。但2013年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创纪录的45.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8.3%。2013年，中国再次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从进出口商品结构上看，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类型为工业机械制成品，如推土机、筑路机、铲运机和空调等。钢铁制品、电机电器等产品也是重要的出口商品。中国自乌兹别克进口的主要商品则为天然气和棉花。由于能源价格波动，近段时间中乌贸易将会有所波动，2015年1月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双边贸易额2.81亿美元，同比下降26.42%。 近几年来，中乌两国合作程度日益加深。2013年中国对乌兹别克直接投资4417万美元，新签合同额10.48亿美元。同年，中乌两国合作建设的吉扎克工业特区。当年实现产值5600万美元。值得指出的是，乌铁公司与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实施的19公里安格连-帕普隧道项目是两国间合作的重点项目之一，并为乌方高度重视。2016年7月隧道建成后可有效连接费尔干纳盆地与乌中部地区，进而形成全国铁路交通系统，是“中国-中亚-欧洲”国际过境运输走廊最重要环节。该项目金额14.6亿美元，截至2014年底已使用4.035亿美元，资金来自乌复兴发展基金、乌铁公司和国际贷款金融机构，中国进出口银行为隧道设计和修建提供资金3.5亿美元。 三、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风险 就目前而言，乌兹别克斯坦将成为未来中亚局势最为关键的变数。概括而言，其政治风险主要表现为： 其一，接班人问题。在刚结束的选举中，已经执政24年的卡里莫夫毫无悬念地再次当选。由于卡里莫夫已经78岁，乌兹别克斯坦的接班人问题已经成为乌政局的最大变数。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内政治，表现出强烈的地域集团博弈的特征。国家的各个重要部门基本由7个地域集团所分别把持。这些地域集团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敌意与激烈的竞争，并经常引发乌国内政局动荡，甚至局部地区的流血事件。虽然目前卡里莫夫尚能有效掌控局面，但其接班人是否具备这个能力则有待进一步观察。从目前来看，如果卡里莫夫有意将政权交给野心勃勃的女儿卡里莫娃，很可能会导致灾难般的后果。如果说卡里莫夫平衡国内各地域派别的高超手腕，颇有点类似于当年的铁托的话，那么乌兹别克斯坦最坏的局面就是在卡里莫夫死后，成为中亚的南斯拉夫。 其二，极端宗教势力问题。乌兹别克国内人口总数90％以上为穆斯林，且多属正统和保守的逊尼派。其费尔干纳地区、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一直认为是中亚的伊斯兰教中心。正因为此，乌兹别克斯坦长期受困于乌伊运、伊扎布特等极端宗教势力。值得注意的是，乌兹别克斯坦正处于人口高峰，其国内年轻人比例接近65%，且存在比较严重的失业问题，而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却非常腐败，卡里莫娃甚至被称为中亚最富有的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底层民众对上层统治者积攒了普遍的不满，而这种不满将为宗教极端主义的传播提供最好的基础。 其三，乌俄关系问题。作为中亚地区第一人口大国、第一军事大国，乌兹别克斯坦具有强烈的大国雄心。一方面，它以帖木儿帝国的正统继承者自诩，对周边国家意图发挥大国影响。自建国以来，乌兹别克斯坦因跨境民族问题、水资源问题、恐怖主义问题与周边国家冲突不断，且立场颇为强硬。另一方面，乌兹别克斯坦对于地区外大国对中亚的介入，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随着近几年来俄罗斯对中亚整合力度的加大，乌俄两国关系波动不断。就中亚几国的具体情况来看，继承了前苏联最精锐军区的乌兹别克斯坦是最有底气对俄罗斯说不的国家，也正因为此，在近几年中，乌兹别克斯坦在北约军事基地、集体安全组织、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诸多问题上都给足了俄罗斯难堪，而俄罗斯只能通过支持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刁难乌赴俄务工人员等间接手段来对乌进行制约。从长远来看，具有地区霸权倾向的乌兹别克斯坦与力图增强对中亚的控制力度的俄罗斯，必然会发生激烈的竞争。
2015年5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