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成立以来，CCG对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领域保持高度关注，深度追踪中国与美国、加拿大、欧洲、亚洲、非洲、拉美、澳洲、中东等国家与地区的双边经贸关系发展与变化，多年来致力于中美欧合作、一带一路、WTO改革、CPTPP等多边领域的研究，为政策制定建言献策。CCG在连续多年主办的年度品牌论坛设置中美关系、中欧合作等议题，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活动，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发布中美经贸系列中英文研究报告。常年主办系列圆桌研讨会，邀请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德国、埃及等多国智库专家学者、政要、商界精英、外交使节就国际关系与多边合作等议题进行研讨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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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卫锋：修墙与关门，到底是“千年大计”还是“当下买卖”？
李卫锋，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博士生导师 新年伊始，由于“美墨边境墙”的资金一直没谈拢，在经历了两周多的美国政府“关门”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美国政府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或者几年”还会继续关门，直到“修墙”的资金通过为止，现在看起来局面“僵”住了，除非有一方让步。 当地时间2019年1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从戴维营，返回白宫后接受记者采访，坚持要求为修建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隔离墙拨款。图片来源：东方IC 在这个问题上，盘点一下可以发现，特朗普作为他自称的“说话最算数”的美国总统，当时的诸多竞选承诺，包括一些当初大家都觉得是“嘴炮”的一些“大事”，比如扩军、贸易战、减税、推翻奥巴马医保法案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而当初看起来最简单的，美墨边境建墙计划，虽然连续弄了3次“政府关门”，现在甚至做出“关门几年”的威胁，看起来还遥遥无期。 为了弄明白这个事情，首先得从非法移民这个历史老问题说起。据统计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约为1100-2000万人，其中超过一半来自墨西哥，而加利福尼亚州则有逾250万非法移民。据相关研究和媒体报道，以非法移民为主的家庭超过60%享受各种福利计划；非法移民共有100万左右，包括20万有犯罪前科者在判处驱逐出境后滞留美国。 美国国土安全部报告显示，每年有近200亿美金的毒品从墨西哥贩卖到美国。屡禁不止的毒品交易和武器走私，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也让美墨两国政府倍感头疼，数目巨大的“存量”非法移民，给美国带来了复杂的社会问题和高昂的经济成本。 但修墙这事不是特朗普首创。 “美墨边界围栏（Mexico–United States barrier）”于2006年小布什执政期间，在激烈辩论和示威声中通过并执行，然而进度不如人意。直到2016年，修建长度都未达到预期，更严重的是，“围栏”断断续续，有着非常容易穿过的缺口。 特朗普对 “漏洞百出”的“围栏”是不满意的，这离他希望的“高大”、“漂亮”的墙有着不小的差距。因此，在2016年美国大选的时候，特朗普的主要竞选承诺之一就是修完整的“墙”。特朗普是第一个打破政治禁忌，称之为“墙”的总统，因此也获得了粉丝的热烈拥护，当然这也成为了最具争议性的话题。 那到底是不是只有修“墙”才能解决美国的非法移民问题呢？美国不管是从道德层面出发，还是从实际利益出发，都不可能驱逐现有的数量庞大的非法移民，亦不可能将现有的非法移民团体全部合法化（大赦），以上两种做法都只会使得矛盾更加激化，最后不可收拾。 那么，作为政府，为了安抚民众，平息争议，只有唯一的选项：让大家相信，政府会严格控制边境，不会有更多的非法移民入境美国，解决民众的焦虑。 当地时间2018年11月14日，墨西哥蒂华纳，第一批批来自中美洲的大篷车移民抵达美墨边境，其中一些人还爬上了美国建造的边境墙，向特朗普示威的意味明显。图片来源：东方IC 严控非法移民入境，是美国政府、两院和社会都有的共识，但是否修“墙”，差异就相当大了。中期选举之前，共和党掌握参众两院，墙没有修起来。如今民主党2019年1月3日就当家众议院了，修墙计划更是遥遥无期。 根据中期选举的结果，民主党拥有的众议院233席中，有186位明确反对，45位没有表态，只有2位表示支持，其中一位是有条件支持。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和德克萨斯州4个美墨边境州的67位民主党议员中，61位明确反对，5位没有表态，一位有条件支持（Jackie Speier，来自加州第14选区）。 情况很明了，在政治层面，反对建墙的力量占优势，尤其是联邦层面。根据美国两院的政治制度设计，在“把持”众议院的民主党的反对下，边境墙相关法案几乎不可能通过。 但特朗普的“墙”并不是无人支持，其在民众中有着相当的民意基础。一名伊拉克老兵，“紫心勋章”获得者Brian Kolfage先生，在众筹网站GoFundMe发起了为“特朗普墙”捐款的活动，三天时间就募集到超过700万美元。 那么特朗普怎么办？如今已经不是在竞选状态，部分支持民众的游行、带着工具和水泥去边境支援、抑或发起募捐等活动，都不是决定性因素，唯一可行的，就是想办法使得法案通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特朗普进行了一系列眼花缭乱的操作。 首先，我们来看看民主党人反对的原因。主要原因很简单，至少在纸面上很简单：没钱。到2018年11月底，美国国债总规模达到21.8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名义GDP总量（约20万亿美元）的109%。 加上特朗普的减税大招，财政收入增幅明显收窄，才0.4%。而军费等开支迅速增加，政府债台高筑，2018年财年财政赤字同比增幅高达17%，所谓地主家也没有余粮，难怪反对的声音很明确：“完全是浪费纳税人的时间和金钱”。 在这个问题上，商人出身的特朗普自然门清，他一开始就口号式、创造性的提出让墨西哥负担修墙的费用，所谓新时代的“主动画地为牢”。当然，墨西哥没有那么上道，总统培尼亚明确表示墨西哥不会出这个钱。 紧接着，特朗普提出第二个方式，也就是所谓“间接付款”，先从联邦政府资金支付“造墙”费用，但最终会通过一个“复杂的形式”的“付款机制”由墨西哥政府承担。在2018年12月13日，特朗普声称最近签署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对美国有利，美国因此“赚取了”修墙的费用，当然此言论遭受了政敌的无情嘲笑。 在无数次声明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由墨西哥出钱的同时，在具体操作上，特朗普的手法非常经典和娴熟，态度非常强硬自信。由于美国政府债台高筑，无法通过长期的拨款法案。 自美国国会预算程序于1976年正式执行以来，一直通过短期支出法案来维持政府运转。而如果因为两党斗争或者其他原因未能通过短期法案，联邦政府就会“停摆”，只保留核心部门继续工作，而且还可能没有工资。自1976年以来美国政府一共“关门”21次。 2017年1月25日，特朗普签署了修墙的行政命令，但命令归命令，钱还在两院手里。为了要到这一笔据估计最多将达到250亿美元的巨款，2018年一年之内，政府三次停摆，创造了40年以来的最高记录。 特朗普用的方法就是“捆绑交易”，简而言之，你不同意我修墙，我就不同意相关整体预算案，特朗普曾表示，不通过“修墙”经费的法案，其他法案也别想通过。政府没钱了，那就先关门，或者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光荣地关门”。 第一次发生在2018年1月20日，特朗普希望用“修墙”来交易 “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没有达成，停摆3天；第二次发生在2018年2月9日，一位共和党议员反对其中涉及增加赤字的部分并拒绝投票，“技术性停摆”3小时；第三次，创造历史的“跨年了”。 特朗普声称：“这也不错啊，我无所谓，我就是要为了边境安全而让政府关门”。当然，这不是新鲜事，历史上美国政府会故意关闭某些公共服务，用以影响公众，也就是所谓的“华盛顿纪念碑综合症”。 现在元旦已过，新年伊始，相信特朗普的“修墙斗争”还会继续不停地斗下去。相对于扩军、贸易战等“大问题”，边境墙问题看起来要“具体而微”。而正是这样一共具体问题，是特朗普心目中的头等大事，因为这直接牵涉到他的竞选承诺，更直接表明了他的政治主张，以及“领导力”。 所以这堵墙是否能解决非法移民问题——事实上墙肯定解决不了，特朗普不会去关心，他所关心的是，如何迫使国会通过法案，拨款修墙，甚至于如何向美国民众秀出他对于修墙一事的努力，并通过法案的交易，达成其他政治主张。 这样，他才能在在选民心中修起“心墙”，确保即便他其他关于扩军、贸易战等夸下海口的战略，没有达到“使美国更伟大”的经济和社会效应的时候，他还有“政绩”来为连任打下“民意的基础”。正所谓，政客不管墙何为，为了政绩强说墙，说的是民意、打的满是主义，到头来还是生意。 文章选自观察者网，2019年1月12日
2019年1月16日 -
何伟文: 政治风浪无法阻挡中美经贸合作
专家简介
2019年1月14日 -
陈文玲：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成功地搞乱了世界
专家简介 陈文玲，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 各位与会企业家代表： 大家上午好！刚才听了曹玉书会长的讲话，非常受启发。他从五方面提出企业在未来市场竞争中要把握好的关系，我认为不仅对企业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对于国家也同样重要，特别是像处理好奋发有为与韬光养晦的关系等，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思路。今天曹会长召开的是工程建筑行业的年会，听说参加工程建筑行业协会的大都是我们国家大型建筑行业的投资企业负责人，大家对国际形势非常关注。借今天宝贵机会，对于中美经贸问题，当然不仅局限于贸易摩擦，对中美关系以及世界经济格局，谈谈近几年我研究的一些体会，与大家共同分享。 现在世界格局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而这个变化的主角是中国和美国。在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世界经济发生了大的格局变化，最大的变量是中国。由于中国的和平崛起，改变了世界的整个格局，包括南北格局，包括全球治理体系、全球秩序与规则，全球经济格局的构成以及其中的演化。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改革开放40年间，每年以9.5%的速度递增，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成为世界上制造业产值排在第一位的国家，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篮子里边的主要货币。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成了世界经济最大的一个稳定的力量，我们称之为世界经济的“稳定锚”。而当今世界，原来推动经济全球化、贸易便利化自由化的最大推动力，或者我们过去叫经济全球化的旗手——美国，反倒成了引发世界经济动荡的最大变量，它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最大的不确定性，或者说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现在对中美经贸问题，对中美两个国家的关系，不仅是中国关注，我认为全世界都关注，大家都聚焦在中美关系上。实际上，中美经贸问题，不是一个贸易摩擦和贸易摩擦升级的问题。美国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贸易竞争和博弈后边，第二个层次就是制造业之争。第三个层次，我认为是高科技之争，金融之争。第四个层次则是国运之争，发展道路之争。第五个层次，是人类命运和世界发展前途之争。 中国经过40年改革开放，重塑经济制度，焕发了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和活力。经过40年时间，中国几代领导人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带领十几亿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了今天来之不易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对世界对人类的重大贡献，这个重大贡献给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和一切爱好和平崇尚美好明天和未来的人们带来了希望，点燃了理想和憧憬之光。与此同时，也使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包括经济军事科技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开始的时候引发了战略疑虑，他们怀疑，中国发展这么快，还韬光养晦，到底想干什么呢？但是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从战略疑虑变成了战略焦虑，得了严重的焦虑症。他们蓦然回首，发现你追赶的这么快，而且越来越接近，过去我们对美国叫望尘莫及，现在可以叫望其项背。美国很多人焦虑了，再过了不久他们的神经错乱了，发生了严重的战略错判，是系统性、方向性错判。 从去年特朗普上台之后，就在《美国国家战略安全报告》《核安全态势报告》和国情咨文三个最重要的报告中，把国家斗争或者国家打击的主要对象转向了中国，而且把中国排在俄罗斯前边，并列为需要打击或者遏制的第一梯队。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打击排在第一位的对象一直是恐怖主义，这也是全球形成的共识，中国也参与了打击恐怖主义的全球性行动。而现在美国把打击恐怖主义放在了第三位，把中国、俄罗斯放在了第一位，然后是朝鲜和伊朗放在第二位。所以，美国国家整体战略发生了很大的调整，大家现在关注着贸易战，但贸易战只不过是个序幕。 美国的战略错判和战略转向就引发了美国的战略失据。为什么叫战略失据？就是说，实际上由于美国的战略错判，他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都是非理性的，非规则的，也是非正义的。我们叫基于规则的国际经济关系，而美国现在恰恰是是非规则的。因此，它的整体战略态势开始气势汹汹，极端霸凌主义，然后导致众叛亲离，在全球形成了越来越孤立的一种美国至上，唯美国利益论，他们反对全球主义，反对一切他们认为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和规制，站在了大多数国家的对立面。美国的战略失据，我认为现在就形成了整个世界历史和发展长周期的的重要转折点。如果美国继续这样走下去，就必然会加剧美国的衰落，我们不说美国很快衰亡，但是它起码将开始加速衰落。它就会从山巅上的国家跌落下来，会从自由主义灯塔上跌落下来，会从经济科技军事的巅峰上跌落下来，而这个历史进程已经开启。 而反观中国，我认为将创造更长的战略机遇期，延长经济中高速发展的长周期，稳步地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明天。所以，我们所经历的现在是最复杂的、最严峻的的一个历史时刻，对中国是挑战，也给了中国最大的机遇，最大的希望，开启了中国具有最大可能成为世界强国的一个难得的历史窗口。为什么这么说？美国的社会矛盾、种族矛盾、党派矛盾、贫富矛盾和内外矛盾，已经集聚到一定的峰值，美国社会正在严重撕裂。现在，天上掉下来一个特朗普，他加剧了美国这种撕裂，加剧了美国社会矛盾的爆发。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已经从四个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第一个方面，特朗普已经成功的搞乱了世界。他现在把整个世界搞得一塌糊涂，我说他成功的搞乱了世界，首先是他对世界二战后已经形成的国际机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是不放在眼里的。比如说《巴黎协定》，全球参与协定的签署国是197个，已经履行国内程序批准加入巴黎协定的国家是167个，美国政府也批准了加入的程序。美国上一任总统奥巴马和中国习近平主席一起2016年在杭州召开的APEC会议上，正式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国书，作出了庄严承诺。但是特朗普已经退出了这个协定，还好它退出来没有国家跟着退出。再比如说，联合国费了好大的劲儿，经过几年的艰苦谈判，六个国家达成《伊核协议》，特朗普说退就退出来了，而且用国内法实行“长臂管辖”，用勒令的办法，不允许所有国家与伊朗做生意。包括美国退出区域性组织TPP，这本来是奥巴马、希拉里遏制中国重返亚太的一个旗舰项目。美国不仅无视或蔑视一系列国际性协议和区域性协议，想退就退出来了，还无视或蔑视国际组织，比如说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比如说退出联合国人权组织，本来联合国人权组织原来一直是美国打压中国的工具，现在美国首先退出来了，他不再讲人权了。比如说，美国退出了全球移民组织，不再受移民组织的制约了。比如说美国退出了万国邮联等国际性的组织，可以不受包裹邮资的限制了。因为美国的利益至上，特朗普退出了很多全球性的共识和条约，比如说，美国今年还退出了《维也纳外交关系条约》，这是所有外交官需要遵守的条约，美国不愿受约束就果断退出来了。据说特朗普总统上任后免了480位外交官，很多国家长达一年多没有外交官，澳大利亚空了一年多，后来调太平洋司令去澳大利亚当大使，然后没当半年又撤回美国去了，美国现在还有国家没有外交官。所以，我认为他已经非常成功地搞乱了世界，他现在又退出了和俄罗斯签署的《中导条约》，给世界带来了战争的风险。所以，我感觉特朗普的最大的功劳，是他成功地搞乱了整个世界。 第二个方面，特朗普已经成功地搞乱了和盟友的关系。美国的盟友体系是非常强大的，二战以后，美国和相关国家建立了88个盟友关系。我们中国是结伴不结盟，现在共有92对伙伴关系，这些伙伴关系分12种类型，最紧密的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不分刮风下雨白天晚上的最紧密的关系。当然，我们还有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和合作伙伴关系等。而美国一直是盟友关系，原来这些盟友都是密不可分的，美国承担着保卫盟友的责任以及义务，还有金钱帮助，盟友们唯美国马首是瞻。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盟友体系也处在分离和分裂状态，比如说欧盟，现在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来要建军队，德国总理默克尔表态支持，特朗普在推特上开始骂街。北约也是如此，北约原来美国承担68%的费用，特朗普总统说我承担这么多费用，你们都不交，我也不再承担这些费用了。所以美国和盟友的关系，包括与日本的盟友关系，与韩国的盟友关系，原来都是他的跟屁虫，但是现在都在反思，或者是在拉开距离，或者是表示与中国加强合作，这在原来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方面，特朗普已经成功地搞乱了中美关系。本来中美建交40年，始终还是在一个合作的轨道上前进，尽管有各种的风波，也有风雨也有晴，但是总体上还是在合作的轨道上。前一段时间，美国著名的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的儿子马克-布热津斯基，到中心与我们做了一个学术交流。他首先他把布热津斯基在中美建交中做的工作，以及留下来的40幅没有向各界展示的照片，以及他父亲的私人日记，给我们做了一个小时的PPT交流，然后希望我们给予回应。我也跟他谈了也有一个多小时。马克-布热津斯基布认为，从我父亲那个时候中美建交40年，实际上坚持了两条，第一条是求同存异，第二条就是建交不是唯一的目的，目的是发展两国持续的友好关系，这才是中美两国应该共同努力的。我说，您抓住了中美关系的真谛，中美关系应该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 回顾中美建交这40年，还没有一个总统像现在这个总统，还没有一个执政团队像现在执政团队，这么非理性，这么强硬，这么任性。我最近看了一个统计数据，历届美国总统在上任两年内的换人率，就是白宫主要人员的换人率，特朗普高居榜首。他这两年他周边的白宫和他的团队换人率高达83%，也就是说基本上都换了，可能是除了他的几个亲信没换，其余全部换了。排在第二位的是里根，他的换人率59%；排在第三位的是奥巴马，他的换人率是37%；换人率最低的是老布什和小布什，这两位总统两年内换人率都是17%。我们今年3月份，到美国和美国的一些智库的战略学家，还有一些社会组织负责人在进行交流的时候，我问了美中关系委员会一位副会长一个问题，我说特朗普总统想开谁就开谁，想换谁就换谁，他怎么能这么随便？美国对他没有制约吗？他回答说，美国是在他当总统之前，经过充分的民主选举出来的，选举之后政府则是由美国总统组阁，这就是他的权力。但是历史上美国总统确实从来没有人这么频繁的换人。特朗普换人的方式是非常简洁的，它不用像我们还要经过中组部考察，还要谈话，还要任免，他就发一个推特，就说你不用来了，你就被解雇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还在非洲访问，还在那里抨击中国，鼓动非洲要防范中国，说中国是经济侵略者、债务输出者等等，他的话音还没落，他飞机还没回到美国，特朗普发一个推特，说你被免职了，他跟总统不用见面，免职后就不能再进白宫了。 白宫150个编制，到目前为有60个岗位在岗，还有90个空缺，60个里边还换了83%。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总统周边几乎全部换上了强硬的鹰派。包括美国贸易谈判是三套马车，一个是美国的商务部，一个是美国的贸易办公室，一个是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这三驾马车现在都在对中国展开贸易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今年12月3号到7号，由曾培炎理事长带队到美国去做工作，和美国总商会进行《中美工商领袖与前高官对话》。在此期间，培炎理事长会见了基辛格，会见了布隆博格布，会见了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在对话的晚宴上，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出席了晚宴，美国总商会的会长亲自主持，与他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对话。库什纳说，特朗普现在这个团队是一个低调而高效的团队，别人说我们什么我们都不解释，也不向外部发布什么，尽管外界有很多误解。举例说，外界都说美国和墨西哥的关系不太好，但是实际上墨西哥外长到美国白宫已经来了一百多趟，我们跟墨西哥的谈判非常有效，已经达成了协议，墨西哥的外长差不多就应该到白宫来上班了。库什纳说，实际上这是外界不知道的，他说现在对中国90天的贸易谈判，也正在紧张的进行。大家都知道，中美贸易战的整个进程，从30亿美元开始，然后到500亿美元，然后到2000亿美元，特朗普说如果中国反制，到2019年1月1号从加征10%增加到25%。在阿根廷会议上，“习特会”之后延长了90天，90天之后美国决定3月2号开始执行，但是也取决于90天的谈判情况。库什纳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紧张的谈判准备，正在和中国进行沟通。他说美国也希望能谈成，为什么？根据我的分析，以下几个方面决定了他为什么希望谈成。 第一，美国今年出口中国的商品比同时下降了25%。你比如说芯片，2017年中国从全球进口芯片是2600亿美元，其中从美国进口875亿美元。像高通、英特尔企业生产的芯片，它是属于高端，但他必须变成整个产业链的相对固定化的需求，才能实现产品的价值。而实际上这些企业的芯片出口到中国，就是卖给像华为或者像中兴通讯这样的一批企业。在整个产业链上，美国是在高端，他的产品要和中端、低端整个产业链连接起来，它才能变成市场上交换价值，但是美国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国如果对其出口也加征关税，这就意味着美国企业的出口目的地如果是中国，然后再从中国组装以后，再回到美国，需要加征50%关税，美国加25%，我们加25%，所以美国出口到中国这些高端的、顶端的产品，就无法进行交易，与这些企业和产业链上的出口产品基本上打断了。 第二，中国对美国大豆制裁的影响。2017年中国在全球进口大豆是9500万吨，其中从美国进口是3000多万吨，占进口大豆的34%。今年我们前面对美国出口中国500亿美元商品制裁的时候，制裁就有美国的大豆进口，后边几个月我们从美国进口大豆几乎降为零。美国政府决定给美国大豆补贴120亿美元，但现在可能连10亿都没到位，所以，美国的豆农非常的着急，他既领不到补贴，更看不到未来最大的市场前景，他会失去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有一些农场主就破产了，有些农场主的产品在囤积等待，有的农场主的产品绕道巴西、阿根廷向中国出口。这使美国3.5万豆农，加上为豆农服务的人11万人，这些人发布在美国特朗普7个州的票仓，这个基础发生动摇，这些人都是特朗普的铁粉。美国出口中国的农产品还包括牛肉、猪肉等等，这些都受到了很大影响。 第三，美国能源出口中国受到影响。美国从今年9月份开始，日产的石油天然气已经超过1100万桶，它的日产量超过了沙特，超过了俄罗斯，现在居于世界第一位，明年美国日产石油将达到1180万桶，成为世界老大，而它最大的能源得出口市场在哪里呢？世界上第一大能源的进口国是中国，第二大进口国是印度。全球的能源供给地在西移，向美国为首的北美地区转移，当然也在趋向多元化。但是全球需求地是向东移，主要在集中在亚太地区，亚太地区主要是在亚洲，亚洲主要是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经济体。 2017年4月的“习特会”，在美国海湖庄园会晤之后，中国主动提出了百日计划，其中中国要扩大从美国进口农产品，包括扩大从美国进口牛肉，扩大从美国进口能源，扩大从美国进口飞机，当时提出了10项计划。中国政府很好地履行了承诺，2017年从美国进口能源比上年增加了8倍，2018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能源占美出口量的15%，但现在倒好，贸易战升级，而且美国不仅使贸易摩擦升级，还用了极其流氓的手段，反制制裁讹诈，甚至最后发展到利用国家力量委托第三方绑架华为高管等。这惹怒了中国人民，中国不高兴了，近两个月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降为零，美国成为最大的能源出口国，失去了最大的能源市场。美国特朗普是商人，美国政府成为了交易型政府。所以，特朗普也成功地把中美关系完全搞乱了，特别是把中美经贸关系搞乱了，当然，他也搞乱了自己，也搞乱了本国市场，也搞乱了他的交易的筹码。 第四，特朗普成功地搞乱了美国自己。美国社会现在是有史以来最混乱的时候，它放弃了很多过去坚持的东西，如过去每一位美国赖以骄傲和坚持的文化价值观，包括它的所谓普世价值，包括它的自由民主的斗士形象，包括它曾以自由灯塔而自居的形象，现在的美国社会处于分裂状态。 尽管说民主党共和党形成共识，美国社会形成共识，对华态度强硬，似乎在反思我们中国改革开放40年是否达到了美国的目标，像彭斯、像班农，包括特朗普总统自己也说，是美国重建了中国，没有美国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但是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年走过的道路，中国毫不讳言，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打开大门，向世界学习，首先向美国学习，学习了美国先进的经济制度，先进的科技，先进的教育文化，中美建交之后40年的历程，实际上也是改革开放40年历程，他们几乎是同步的，这两个重大的事件是同时发生的，向前发展也是同步进行的，所以中国不会走回头路。但是美国却在反思，一些人认为中国发展这么快，我们原来指望你们发展起来能够成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但是突然回头一看，中国啥也没变，只不过变得越来越强大了。所以，美国籍此把自己的社会矛盾，解决不了的问题，开始转嫁，找出气筒，找标的物，找斗争对象，找发泄民族情绪、社会情绪和党派情绪的出口。找到中国作为对手，并且将矛盾外化和益愈升级，把贸易战作为突破口，结果两败俱伤，打疼了中国，也打疼了自己。所以，特朗普已经成功的把美国也搞乱了，我认为特朗普现在这种胡作非为，这个人言而无信，反复无常，大大损耗了美国的大国信用和大国威信。反而从一个方面加速了中国在世界上国际威信、国际地位上升，而这样一些东西实际上是花多少钱都很难买来的。 我认为对于中美的关系，对于中美贸易战，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个社会特别是中国还没形成接受这种常态的思想准备和社会氛围，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冷静思考能力和反思能力还不够，把我们经济建设中过度浮躁的这种作风带到了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上，带到对中美贸易战的过激反应上。中美贸易战还没打，股市、债市就哗哗地下降，中美贸易战刚一打，对500亿美元还没开始制裁，股市债市就开始有强烈反映。2000亿美元还没有真正对实体经济产生特别大的影响，我们股市债市首先就放大了影响，市场的剧烈动荡一下子就引导企业改变了预期，一下子就影响到我们的心理，一下子就会改变了对投资的信心。 我刚才特别欣赏曹会长提出的企业家需要“三信”，首先是要有自信，现在很多企业在一些方面还是不自信，我们缺少对整个国际大势的把握以及分析，缺少对未来大趋势的判断，缺少对对手的了解。因此我们有的时候由于不自信，才导致了一些经济上的过度反应，而有些过度反应，给我们带来了经济上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当然，我们自身确实有问题，需要加大改革力度，需要进一步开放，但是我们也需要冷静地进行分析。在这样的一个中美两个大国史诗级、历史性、跨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博弈中，中国会走向何方？我和美国的一些智库，包括战略家一些交流对话，在媒体上也有刊登，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找一找看，我就不再占用大家时间了。我想谈谈首先对于我们现在中美的关系怎么看？因为贸易问题，大家都开始学习这些常识性的问题了，每个人都在关注，其实大家几乎都知道美国对中国是开始加征关税的商品是多少，后来是多少，加征税负的比重多少，中国是怎么反制的，这些过程基本上都是普及性的了，就是我认为这场贸易战，使全体中国人民空前关注中美关系，空前关注世界格局，空前关注中国未来的命运。而且这一场贸易战，激发了中国人民空前的爱国热情。改革开放40年使中国人民空前的自信，空前的对祖国有认同感，这场贸易战又使我们突然顿悟，中国怎么突然成了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对手？就像摔跤一样，我们成了最强量级的摔跤手了，我觉得这是中国的巨变，这对中国是个好事，中国要成为真正的强国，到2050年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坎是必须过去的，这一场较量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认为中美目前遇到的问题，它不是一个遭遇战，而是一场持久战，是比耐力，比定力，比爆发力，比可持续的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它是一场世纪的大比拼。在这场世纪大比拼中，我认为中国将延长四个周期。 第一，中国会成功地延长经济发展的周期。 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经过了40年快速发展，年均9.5%，近五年年均7.2%，未来十年，我认为中国仍会保持中高速增长。而我们现在的中高速，我认为不能按照这个纯粹的数字来看，要按照它每一个百分点所蕴涵的GDP的绝对值来看。在40年前，中国GDP占美国GDP比重不到5%，在1992年中国的GDP占美国GDP比重7.8%。在2017年，中国GDP占美国GDP比重达到65%。所以，如果预测未来中国保持6%的增速，预测美国未来会保持2%左右的增速，我们的增速仍是美国的两倍。即使我们的增速是5%，我们还是美国增长速度的两倍半。按照国际上这些权威机构的预测，中国未来在2030年，如果不出大的战略错误，不出现颠覆性的问题，中国经济总量成功地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是毫无问题的。届时中国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制造业排在第一位的国家，人民币国际化也会有大的进展。而美国则会随着国家信用的丢失，大国形象的损耗，使现在作为支撑美国的三大经济支柱，受到空前的挑战。目前这些挑战已经开始，未来的挑战将加剧。 第一是美元遭到了挑战。美元它是靠什么？靠美国国家信用支持，因为美国强大的在经济实力支持了美国的信用，而美元在过去是和黄金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双挂钩，美元和黄金挂钩，然后各个国家货币和美元挂钩。在布雷顿森林之之前实行的是金本位、银本位制。在1971年8月15号，由于法国总统戴高乐觉得美国经济当时出了问题，他怕美国经济出问题影响到法国在美国的货币的价值，因此派轮船把存在美国纽约地库的黄金拉回法国。当他准备再一次拉回来的时候，其他国家也准备效仿的时候，尼克松当总统1971年8月15号宣布，美元脱离黄金，不再跟黄金挂钩，不再承担世界货币的责任。由此世界的货币体系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各国货币变成了信用体系，所有国家都没有了一个锚定的货币，变成了靠国家信用支撑的、实行浮动汇率的这样具有先天缺陷的世界货币体系。美元则因为各个国家都在使用，有一个使用的惯性，一直还被作为准国际货币。因为美国始终是经济上最强大的国家，因为美国基本上信守了国家的信用，信用始终没有倒塌，所以美元在贸易结算货币中的比重，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在大宗商品交易中作为结算工具的比重，仍然在全世界占第一位，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占三分之二以上。 后来出现了欧元，再后来人民币也成为IMF的SDR篮子的成员，现在美国的美元在国际结算货币发布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了百分之39%，在各国储备货币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62%。过去一直是石油美元，国际上买欧佩克国家石油必须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现在这些国家中已经有十个国家准备放弃或正在放弃用美元进行结算。包括欧盟，欧盟主席容克在9月3号就提出来说，我们从美国进口能源只占能源进口总量的2%，我们所有的包括从伊朗进口的、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能源，为什么要用美元结算？我们要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元的欧元支付体系。俄罗斯也开始了去美元的历程，在很多方面开始加快去美元化。例如俄罗斯的武器出售全部采用卢布和本币结算。美国是军事武器出售的第一大国，出售给98个国家，出售武器价值量占全球34%。军售排在第二位的是俄罗斯，出售给47个国家，过去全部都是美元结算。俄罗斯现在就宣布，凡是从俄罗斯进口武器，必须用卢布和本币结算，用人民币也可以。原来作为不结盟国家的印度，跟美国关系非常密切，现在印度首先表示即使放弃用美元结算，也要从俄罗斯进口武器，也要从伊朗进口石油。所以，美元地位正在遭到挑战。 现在人民币的国际威信正在上升，有60多个国家已经把人民币纳入到货币储备体系里边。现在全球1600个银行，现在开展了人民币的结算业务，有28个国家和中国人民币签订了货币互换的协议。2018年10月份安倍首相到访中国，签订了52个合作项目，第一项就是实行货币互换2000亿元人民币。英国最近和中国签订了货币互换3500亿元人民币。所以，美元现在遭到了挑战。 第二是美债受到了挑战。大家都说美国剪全世界的羊毛，美元升值、贬值都是割羊毛，因为它是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美国并不储备美元，用美元进行储备的2/3在发展中国家，其中1/2在中国。美国发行美元购买各国实物商品，一些国家通过购买美债又使美元回流到美国，支撑了美国用超低成本借贷，因此，购买美债是又一次割羊毛。 换句话说，你用美元买进了我的实物商品，美元变成了我的外汇储备，然后我的外汇储备还得要去买美国国债，当然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保值增值。而现在美债的地位也遭到挑战，34个拥有美债的国家，现在减持和放弃美债的达到21个，占到60%。所以，随着美国信用大幅度下降，你还能骗谁呢？现在美国欠下21.8万亿美元国家主权债务，占美国GDP的106%，美国的家庭债已经到40万亿美元，其余是美国的企业债，加总起来美国债务高达150多万亿美元。美国政府靠发政府债券度日，过去大家都认为美债是最保险的，美债是可以增值保值的，而现在美债是世界上遭到最大质疑的货币。日本今年连续六次抛售，金额达到226亿美元，俄罗斯今年六次抛售，金额高达330亿美元，中国今年三次抛售，金额近200亿美元。我认为美国利用美债把全世界的钱拿来，用高债务来支持美国的低通胀和高福利，然后像2008年那样再向全世界进行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的转嫁，已经不太容易了。 第三是美国的大国地位受到挑战。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信用、美国的国家形象受到了空前的质疑。对美国质疑的不仅是中国，美对相关国家发起的贸易战引起了公愤，美国既和中国打，也和欧盟打，也和日本打，也和韩国打。在美国退出TPP以后，现在开启了一个进行双边谈判的进程，美国已经放弃多边，采用双边，一对一的进行谈判打压。美国贸易谈判团队其实主谈手是莱特希泽，就是现在的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据说莱特希泽进行了四十多年的国际贸易谈判，参加了当年美日贸易摩擦谈判，这次莱特希泽在谈判中是非常强硬的。我认为，虽然他有40年谈判经验，但是在日美贸易摩擦的时候，世界经济联系远不如现在这样联系紧密。 这次莱特希泽作为主要的谈判成员之一，他对中国谈判也基本是用40年前的思路，集中到贸易的逆差、顺差、进口、出口上，完全没有一点新思维。在他们的思维中，根本没有考虑面向当代和未来的贸易方式会发生什么变化，贸易规律发生什么变化，服务贸易的逆差如何解决？国际规则怎样调整才能适应国际经济发展需要？将来下一代线上线下融合的贸易，这种新的贸易业态会怎样发展？而我们中国要解决的是适应新经济发展，是要设计面向未来的下一代贸易方式，而这些贸易形态和需要的规则美国都视而不见，所以两者努力的方向不同。中国在互联网革命发生的商业变革和业态革命，正在影响着中国，也影响了世界。但这恰恰是莱特希泽这些人所没有注意到的，他们仍然认定的就是货物贸易，这种谈判是在传统贸易方式中博弈，但是过去已去，而现在美国这个团队还没弄明白。其实，对于中美经贸关系中的问题，中国政府发布的白皮书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美国用几分钱成本印刷的美元，换来了我们大量的实物商品，你说贸易逆差是什么？是他的纯收入啊！所谓贸易逆差，就是他用不值钱的现在越来越失信的一张张绿纸，换回了我们那么多的实物商品。我们到美国各个超市去买东西超便宜，对吧？在中国国内几千元一套的西服，在美国仅几百元。我记得2013年我陪春正主任到美国去发布《中美未来十年经贸关系研究》成果，期间春正主任买了一套西服，才172美元。当时我就想不通为什么美国超便宜呢？我在美国超市买的新秀丽箱子，大箱套小箱子，两个箱子加起来168美元，这些商品怎么会比我们的生产成本还低？原来如此，就是他的钱因为没有实物做支撑，没有黄金做支撑，只是一张纸。所以，这些纸可以换回全世界这么多的商品，按道理说，贸易逆差就是他的纯收入。 但是现在这些贸易谈判的代表，其实特朗普做了一辈子房地产生意，和建筑行业有些关系，根本不懂国际贸易。有一次我在中心接待了美国彼得森研究所一位资深的金融专家，他告诉我说，不要把特朗普想那么复杂，他不懂国际贸易，也不懂国际金融，它实际上就懂房地产生意。其实，我认为如果他的房地产生意到中国也不灵，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美国也不太一样。正因为他不太懂国际贸易，他就认准了贸易逆差就是美国的损失，贸易逆差就是中国在美国赚的钱。而且他公开说，中国每年从美国拿走5000多亿美元，中国赚了我们5000多亿美元，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一共就5000多亿美元，怎么会是赚你5000多亿美元呢？所以，他根本不懂国际贸易。 我认为现在对中美贸易摩擦或者贸易战，我们既要重视，也不要把它过度的放大。要把它作为真的是一次重要的历史机遇，这个历史机遇我刚才说了，它会延长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周期，中国经济未来10年还会保持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周期的中高速增长，再有十年就持续了半个世纪，中国就将成为真正的第一大经济体。 第二，它会延长我们的战略机遇期。 因为美国在失信，因为美国在国际上地位在下降，因为美国的大国威信也在直线下降，给了中国新的战略机遇。现在大国威望和影响力直线上升的是中国，中国实际上一直在像曹部长所说在韬光养晦，牢记邓小平的教导绝不当头，但现在没有办法，因为中国的主张正确，因为人家觉得中国主张代表了全世界的发展潮流，代表了大多数国家的利益，所以才拥护你。经济全球化的旗手不是我们抢过来要当头，不是说要你拿一个旗子移交给我，我来扛旗，而是大家推举你、拥戴你、信服你，认为你的主张代表了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国现在是被推到世界舞台中央和美国在共同演戏，成为两个主角。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战略机遇期由于中国的大国地位、大国威信、大国影响力、大国主张、大国战略的提升，使中国产生新的战略红利，从而延长我们的战略机遇期。在2000年党的十六大文件指出，未来20年是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就是到2020年。我认为，现在的战略机遇期又有了新的含义，比如说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比如说现在区域发展的新布局，比如说国家创新发展战略，比如说中国的人口脱贫战略等等，国家推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正在产生新的战略红利。比如说中国迅速发展的新经济，新业态，新动能，新商业模式，比如说中国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包括大力发展共性技术、基础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前沿技术等，这些正在形成中国未来创新驱动的组合红利。新的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叠加的战略红利会使中国战略机遇期不仅会延长，而且战略红利会放大。 第三，中国将延长制造业繁荣周期。 过去一段时间，我认为在产业调整中出现了一个两个误差。第一个误差就是三次产业结构，认为服务业占比越大越好。这就导致了过度服务业化，将使我们制造业空心化，制造业空心化以后，就会使我们的国之根本动摇。美国、欧盟、日本想重振制造业都这么艰难，如果13亿人的国家，14亿人的国家，想重振制造业非常艰难。因此，应该对制造业高度重视，对实业高度重视，对实体经济高度重视，现在的贸易战正在使我们警醒。第二个误差，在我们制造业的结构中，在我们的产业转型升级中，过度地强调了发展重化工，使原来具有优势的纺织、服装、鞋帽、箱包、玩具、家具等等实业加速消失。因此，中国重化工现在已经超过71%，而我们的消费品工业现在占比才20%多。而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向东南亚、南亚、非洲、北美、南美转移。这种转移会使我们未来制造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大幅度下降，而且会使我们消费品进口成本大幅度增长，由此使国民的福利下降。现在各方面也在警醒，中国制造业是我们最大的底气，我们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和价值链，在这些链条中我们要迈向中高端，要占据价值链高端。应以我们的研发为龙头，形成新的产业布局，而作为制造业本部也好，制造业基地也好，中国是万万不能丢的。所以，延长中国制造业的繁荣周期，这是中国通过贸易战，得到的一个极大的警醒，而且在制造业中，我们要掌握核心技术大国之重器。不然的话，我们产业链就会被这种突发的非正常的制裁也好，无端的打击也好，所切断。所以我认为，中美贸易战反而使我们的这个周期会拉长。 第四，会延长全体中国人民的生命周期。 也就是要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存在感、责任感、价值感。我认为这是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最大的福利和最大的福音，也是中国人对中国国家最满意的、认同度最高的原因所在。今天我们回顾改革开放40年，各行各业都在回顾，每个人都会非常感慨。12月8日中国网和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里举办了一个炉边讲堂：对话改革开放40年，找了五方面代表，有铁道部部长傅志寰，有航空英雄杨利伟，有北大的前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有香港的太平绅士陈鑑林，经济学家请了我。这一场对话对了三个小时，现场的人比今天会议上我们现在的人要多得多。大家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为中国的巨变感到骄傲。 最近我看了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对50个国家国民进行的抽样调查。三个方面，第一你认为自己国家未来十年会越来越好的，中国人占多大比重？占91.4%，高居榜首，美国人占38%，意大利占12%，这之间差距非常大，但这是人民的意愿。第二你对自己所在国家满意度的，中国占83%，也排在所有国家前列。还有一项我记得也是80%多。这是第三方调查和第三方评估，现在我们的政府经常搞第三方，但不是真正第三方，都代表政府说话，而英国《经济学人》是全球权威的刊物，是真正的第三方。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如上的结论，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企业家，作为一个中国智库的研究者，我们为自己的祖国骄傲。关于投资机会的问题，曹会长还会给大家讲，在这里我仅与大家分享关于中美贸易战的看法，谈谈我的一些体会，供大家参考。我有点超时了，抱歉了，谢谢各位！ 文章选自陈文玲评说，2019年1月3日
2019年1月9日 -
刁大明：主动形塑美国的“另一半”对华共识
刁大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北京时间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中美双方同时发布《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40年弹指一挥间。澎湃新闻联合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跨越大洋两岸，对话40位重量级人物。他们有当年建交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更有40年风雨关系的参与者、塑造者和思考者…… 刁大明是国内少有的从美国国内政治出发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及中美关系发展的新生代学者之一。与此同时，他积极在媒体发声，为公众解读中美关系热点，讲述一个真实的美国。在他看来，这是作为专业学者的社会责任。 对于美国国会的研究，刁大明颇有心得，他不仅出版了专著《国家的钱袋：美国国会与拨款政治》，还发表论文数十篇、时评数百篇。学术上多年的钻研与沉淀让刁大明深谙美国国会运作之道，对于府会关系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即使某个法案在美国国会内跨党派高票通过，也不能说明所有投赞成票的议员对这个法案极其了解。实际上，很多议员在不熟悉的议题上往往选择“随大流”，而大多数议员对负面涉华法案的支持只能说明他们没有任何反对的动力。所以，我们在宣传介绍真实的中国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刁大明出生于中美建交以后的1980年代，他在访谈中谦虚地表示，自己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做实做深。在他看来，只有与美国同时代的青年中国问题学者频繁交流，彼此沟通，才能弥补与两国老一辈学者相比在历史维度上的不足，进而跑好中美关系发展的“马拉松”。 全景式认识美国 澎湃新闻：您出生于80 年代初，当时正值中美合作“蜜月期”；您的青少年时期，中美关系遇到了一些波折。中美关系的风云变幻和您个人职业发展有着怎样的联系？是什么因素使您走上了美国政治研究之路？ 刁大明：2001年的两件事情对我来说影响比较大。那一年正好是我在南开大学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在我进行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有两个专业意向，一个是政治学，另一个是世界历史，可以看得出我对世界政治比较感兴趣。但为什么最后选美国政治呢？就在2001年刚刚入学的时候，我在媒体上看到“9·11”事件，这真的让我感觉到这是一个改变世界秩序的事件！而我当时刚刚步入政治学这个领域，由于这个事件，事实上就引导我去思考，美国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 另外一件事，就是“9·11”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在中国上海召开了APEC峰会。在此之前，我可能对多边会议、元首会晤没有概念，但正是那次峰会，让我切身感受到了大国的互动，也是从那时起，我才意识到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真的很有意思。 从我专业学习刚起步的时候来看，我觉得这两件事情使我关注美国国内的变化，特别是这对中美关系产生哪些影响。 澎湃新闻：您求学期间，曾在美国蒙大拿大学、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俄克拉何马大学等机构交流访学，这些访学的经历是否改变了您对美国原有的认知？ 刁大明：我一开始看到美国这个国家，是在蒙大拿的乡村里，是在夏威夷的海边，是在俄克拉何马的印第安部落里，所以我看到的美国并不是华盛顿的那个“面孔”，这让我对美国有不同的感观。到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工作之后，我才第一次来到华盛顿，之后就反复去，这才对美国的政治精英层有一个直接的感受。好在美国的政治一切都是地方的，这种政治的地方性其实让我有一个对美国更立体的感触。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下一次去美国的话，我不会选择在华盛顿常驻，我会选择我从来没有长待过的西南部，甚至是阿拉斯加，我认为那样才能真正认识美国，才能全景式地理解这个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或者对世界将造成什么影响。 2008年10月，刁大明与蒙大拿州前州务卿鲍勃?布朗（Bob Brown）访问美国冰川国家公园。 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 澎湃新闻：回顾中美关系四十年的发展，您觉得美国国内政治，尤其是府会之间的互动，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 刁大明：府会关系确实是影响中美关系或者美国对华政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曾经对“府会分立/一致状态”做过相关研究，通常情况下，如果是在共和党总统和共和党主导国会的情况下，国会的涉华提案或涉华负面议题会相对少一些。但如果是民主党总统和民主党主导国会的时候，情况可能更加复杂。 对于国会而言，在1979年《与台湾关系法》通过之后，国会确实始终起到对华负面的效果，不过也只是在舆论环境意义上对中美关系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国会确实发挥了与以往不同的作用，这个其实是很值得关注的。国会两院两党基本形成一个共识，即要把特朗普规制到建制派相对容易接受的外交轨道上来，虽然这个共识还比较微妙且不稳定，但是至少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他们就不断用立法权来塑造总统的外交权。这个塑造的过程，使某些国会议员做到了长期以来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通过了所谓的“与台湾交往法案”。比较危险的是，作为总统的特朗普却并不对国会在对外议程上发起的挑战采取有效的应对，反而是“甘之如饴”地认为这些立法都只是在丰富他的对华极限施压“工具箱”。或者说，特朗普放任地认为，国会正在将一把把“涉台”、“涉藏”甚至“涉疆”的手枪送到他手里，但要不要扣动扳机，则是他自己决定的。即便事实正是如此，但这些立法却会超越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而长期存在，成为毒化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一把把悬剑，贻害不小。 所以，国会确实已经从曾经的对华负面噪音转身走到了前台，但是这种前台的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未来依旧要十分重视对美国国会的工作。 澎湃新闻：当前美国两党的一些少壮派反华议员，他们的反华情绪是一以贯之的，还是在特定情况下出现的？这种反华情绪会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刁大明：从历史上来看，每届国会中都会有一些议员对中国持积极的立场，也有些议员会出于各种原因，比如意识形态偏见、选区因素、甚至是议员的个人经历等，从而对中国发出比较负面的表达，这是美国政治碎片化的一个体现。 其实，在国会这种相对专业化的机构里，许多议员在一些专业化的议题上会采取所谓的“追随战略”，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某个法案在国会内跨党派高票通过，就认为所有投赞成票的议员对这个法案都极其了解。其中大部分议员可能只是“随大流”，他们可能会清楚在某个议题上某些议员会有所谓的引领作用，其专业化程度更高，他们会跟随那些专业化程度高的议员，只要这个议题本身对他们的选区没有很大影响，他们就会去推动。 因此，在一些涉台议题、对华政策问题上，可能大多数议员对此并不熟悉，但他们可能在不损害本选区利益的情况下，甚至说是在他们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反对的情况下，采取“追随战略”。这才会出现国会一些议案给我们感觉有很多议员支持，其实关键的还是那一小部分人。我们通常将这一小部分人称为国会对华外交事务的“国会企业家”。我认为，这一部分人大多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很难改变。对我们来说，应该积极与“追随者”进行对话交流，让他们对中国有比较清晰的了解，让他们认识到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的经济、社会取得了一个怎样的成就，中国在国际社会将努力扮演一个如何积极的角色，中国是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具备一个怎样积极的意愿等等，这些应该对那些“追随者”们充分地表达。当然，必须看到过去一年来华盛顿政坛上似乎正在形成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而这种趋势的确进一步弱化了“追随者”参与负面涉华议题的成本，但从另一个层面讲这也恰恰提出了如何让这些议员形成一个理性客观中国认知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澎湃新闻：您认为有哪些因素可能会改善国会议员对中国的客观认识？ 刁大明：我认为有一些因素没有发生变化，不过现在的情况更复杂。我们可以理解成竞争与合作同时出现，但合作的趋势仍然存在，甚至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认为，这已经是一种常态，不再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量了，只是竞争方面可能有所提升。 在我的研究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这个发现到现在我还是认为可以被反复验证。我们知道，随着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持续紧密，美国国会的众议院选区也会在中美经贸关系中获益。比如，美国国会众议院选区对华出口数量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为选区创造就业。我的研究发现，选区对华出口的存量对代表该选区的议员的涉华态度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但是选区对华出口额度的增量，是完全有可能导致该选区国会议员在国会内更少地去参与一些比较负面的涉华议题。这就意味着，对于中国而言，我们在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时，要对一些以前没有接触到的地区，比如所谓的“深南地区”、“落基山区”、甚至西南部拉美裔、墨西哥裔比较聚居的地区等等，加强交流与合作。通过在这些地区创造一些贸易增量，可以创造机会让两地人民增加交流，从而使得这些地区的美国人民，包括议员，改善对中国国情的认知。 刁大明参加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研讨会。 智库交往中的新生代 澎湃新闻：当前美国主流智库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有哪些判断？在经历过去几年的对华政策大辩论后，他们的对华观点是否趋于一致？如不同，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刁大明：2017年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布以来，美国国内智库基本认为中国已经是一个所谓的“战略竞争对手”，但是我不愿意用这个词汇来表达。因为事实上，美国在历史中从未面对过这样一个体量巨大、发展迅速且会给世界带来积极外溢效应的国家，所以对美国而言，如果把中国视为一个对手的话，那么对它而言恐怕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 我认为美国国内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只是半个共识。这半个共识是指对如何定位新时代的中国有一个消极判断。另一半未形成的共识是指，美国应如何应对一个已经被认为是对手的中国。所以我们看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出台后，特朗普政府在多个领域对中国不断出招，实质上反映的是美国在调试如何面对当下的中国。这就意味着，对我们而言，应当积极主动地去改善美国对中国的另半个共识。一方面，我们要表达积极的意愿，努力推进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比如说我们反复强调“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我们也提到“相互尊重，互利互惠，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等一系列良好意愿。我们的表达非常积极，我们愿意在足够大的太平洋两岸，实现中美和其他国家的共同、积极的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明确地向美国、向世界表达我们的国家诉求是什么，我们的国家目标是什么，我们的战略底线是什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在经贸问题上，包括其他可能会产生新的敏感问题上，给予极其有力、有效的回应，让美国明白，如果你要将我们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话，我们的底线在哪里。要让美国避免一种为所欲为的状态，这种过程也是我们给美国“立规矩”的过程。面对中美关系可能的滑落，应该及早让华盛顿清楚，这种“用力过猛”的方式不但无法实现目标，也将反噬自己。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可以发生，毕竟如今的中美都不同于四十年前，但绝不意味着一定会调整到负面的状态。中美应该尽快找到“止损点”，美国应该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最大问题源自国内，通过施压北京丝毫解决不了这些关于国运的核心问题。 澎湃新闻：您经常往返于华盛顿与北京之间，接触到了共和、民主两党的智库专家，您认为当下双方智库间的互动有哪些局限性？ 刁大明：对于智库而言，坦率讲，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即双方学者之间所谓的不对称性。举一个例子，我的研究主要偏重于美国国内政治，即便是做美国对外政策研究也是从美国的国内政治中往外看。这就意味着我需要更多地与美方做美国国内政治的学者多接触，询问他们美国国内发生了什么。但问题在于，这些真正做美国国内政治的学者，其实很少会来中国，相反我们在北京迎来送往的许多美国学者，他们更多的是研究中国问题。 同样情况也出现在我们身上，比如像我作为一个研究美国国内政治的中国学者，如果到美国的智库去的话，美方专家实际上更关心的是中国发生了什么。对我们来说，当然有责任讲好中国故事，积极与美方沟通，让美方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但是从专业的角度上讲，我毕竟不是研究中国政治的。因此，我觉得这种智库交流本身，还是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 2014年11月，刁大明在俄克拉何马大学做题为“中期选举与中美关系”的讲座。 澎湃新闻：在您与美国智库的接触过程中，有哪些美国新生代“中国通”值得我们关注？他们和老一辈专家有什么不同？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刁大明：我在一些会议中与新生代的美国中国问题学者的交流互动比较多。我接触过的新生代学者有麦艾文（Evan Medeiros）、韩美妮（Melanie Hart）、拉特纳（Ely Ratner）等等。我认为，如果要将这一代学者与上一代甚至再上一代智库学者相比较的话，还是有明显的区别。这些三四十岁年纪的新生代智库学者，他们的人生经历恰恰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互动的四十年。而且，当他们步入这个研究领域的时候，正是中国快速发展，且在美国国内出现一些对中国有奇怪想法的一段时期。因此，他们对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的历史、文化体系的传承难以深刻地理解，这与他们上一代的美国中国问题学者相比，是一个很大的欠缺。 另外，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是非常政策导向的，他们的意见也非常工具化，导致的结果是，他们很难从“乐见中国成为国际社会的积极因素，中国的发展让全世界获益”这样一种积极的角度来看中国。他们更多是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中国，提防中国，这点同以前的老一代的“中国通”有很大的区别。这也提醒我们，在我们看待美国这样一个国家时，也应该本着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甚至是中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持续跑一场目的在于做最好的自己的“马拉松”的一种角度去看这个国家。 澎湃新闻：对于这样的新生代美国中国问题学者，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去淡化他们对华提防的心态，更加突出中美关系积极的一面？ 刁大明：我认为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加强交流与互动。据我所知，北京、上海等地很多机构都在努力推进一些青年学者之间的对话，我也参与过多次，这种对话确实能够使双方有更多人员的互动与观点的融合，双方的关系也会更加密切。这种互动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由于存在研究视角或者路径依赖的原因，双方可能很难通过一两次互动就会对各自的观点做调整。但是，我认为，随着个人阅历的增长，以及对中美关系发展进一步深入地亲历，或许中国积极、稳步的发展姿态会对美国新生代中国问题学者的观点产生最本质、最深刻的影响。 李侃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天津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他聚焦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作为一个外国学者，能够聚焦到如此具体的议题上，可见他对中国了解程度之深。正因为他的研究起点聚焦的是具体问题，所以在他日后的发展过程中，包括在克林顿政府中任职时期，对中国有越来越客观的认识，因而他现在能够从一个宏观意义上，更加积极、理性地把握中美关系。李侃如的例子也为我们做美国研究、做国别研究乃至做国际问题研究的中国青年学人提供了参考：年轻时的起点到底该有多大。总之，我认为，中美之间的互动应该是多层面的，不仅是政府高层之间的互动，不仅是普通民众之间的互动，学者包括学术精英之间的互动也非常重要。 文章选自澎湃新闻，2019年1月4日
2019年1月8日 -
庞中英：透视40年关系，看清中美和平的基础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2019年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