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G持续对企业全球化、 “走出去”和“引进来” 展开双向研究，以当前国际背景下的中美贸易、国际贸易、来华投资、对外投资、数字贸易为主题，进行分析、研究与解读。CCG 不断寻求更多力量来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发展，率先推动中国加入 CPTPP，并发布系列研究报告。此外，CCG 课题组常年编写国内唯一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CCG还研发出版了《世界华商发展报告》、《大潮澎湃——中国企业“出海”四十年》、China Goes Global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等企业全球化研究中英文图书系列。CCG还创办了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专注于企业全球化发展的“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围绕国际贸易与投资相关国际议题设置多场分论坛，云集国内外极具影响力的跨国公司领袖、驻华大使、前政要官员、国际组织与商会负责人、国际顶尖智库专家及知名学者深度研讨，已发展成为推动企业全球化发展的国际高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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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中英：从“发起建设国际组织”到“新的全球治理
专家简介庞中英：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 中国与现有（现存）国际（世界）秩序（包括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非常复杂的演变。本文主要从中国对待国际秩序的态度、中国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回顾中国外交的70年。 本文主要使用过去70年中国与国际秩序之间关系的一些主要“话语”或者“叙事”来分析中国与国际秩序之间关系的演变：第一，从“另起炉灶”到开始加入代表现有国际秩序（1945年后）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和联合国体系）。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大约从1949年到1979年；第二，正式地从1978年起，在几乎参与了所有的国际组织后的21世纪初，“崛起了”的中国却重申“不另起炉灶”，以“不”的方式再次提到“另起炉灶”。这是一个比第一阶段更长的过程；而2013年到今天则属于“新时代”，可以概括为从“发起建设国际组织”（如亚投行、新开发银行、新的全球化——“一带一路”等）到推动“新的全球治理”。 “革命外交”时代的“另起炉灶 ”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冷战爆发初期诞生的“革命”国家。“另起炉灶”是对外交的“革命”。“为了同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外交一刀两断，维护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毛泽东主张“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对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一律不予承认，将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只当作普通侨民而不当作外交代表看待，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要重新审查处理，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特权，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不过，说是“另起炉灶”，另一方面，并没有“另起炉灶”，新中国参加了当时的苏联“炉灶”，即“一边倒”。不过，“一边倒”不久，在美苏冷战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其他亚非国家之间发起了“和平共处”为主题的亚非会议。亚非会议是中国实际上在冷战时的“另起炉灶”，成为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时代的“第三世界”的一部分的前奏。不过，在既不属于苏联集团，又与美国敌对的情况下，中国几乎是一个完全缺少起码国际联系的国家，只通过当时的香港和欧洲一些国家维持着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极少贸易。不能与外部接触和循环使中国在当时大体上成为一个封闭系统，而封闭系统往往发生内部的冲突。这就是中国持续了10年的文革。“文革外交”也是受“另起炉灶”的驱使，以“输出革命”——试图以另一种方式改变封闭状态，维持了与一些小国家（亚洲的斯里兰卡、欧洲的阿尔巴尼亚，以及广大的非洲等的合作），却恶化了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也缺少基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国际市场联系的支持，一些援非项目，如坦赞铁路，耗资巨大，在当时并没有发挥实际意义。 “ 入世之后”全面融入现有国际秩序 1978年后，中国逐步彻底告别了“另起炉灶”、“革命外交”，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下，开始积极参加国际经济组织，尤其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过，在冷战结束前，中国来不及参加全部的国际经济组织。冷战结束后，中国计划的恢复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中的席位——“复关”的努力没有来得及完成，GATT就被世界贸易组织（WTO）全面取代了，中国不得不在1995年变“复关”为“入世”。“入世”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象征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全面融入已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政治意志。这种意志当时是如此的强烈，“另起炉灶”似乎进入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国际上，由于中国坚定“入世”，不再担心中国“另起炉灶”。在国内，中国对参与全球化、搭乘全球化、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中国成为现有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深信不疑。 2002年-2005年期间，中国提出“和平崛起”的非正式的国际论述。国际社会旋即广泛注意到这一论述。后来，这一论述改为正式的“和平发展”（字面上以区别于邓小平生前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和平与发展”）。不管是“和平崛起”还是“和平发展”，因为都是“和平”的，都意味着中国自改革开放开始参与世界秩序的持续。 “和平崛起”的叙述不算完善，也终于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更进一步说服力的宏观外交理论，但是，其传递出来的中国断然否定自己是改变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的含义是明确的。不过，国际社会，主要是来自周边的东南亚国家、跨太平洋的美国等，表达了对中国另一种担心：已经进入国际秩序的中国还不是国际共同体的“利益攸关方”，承担的国际责任不够。 2009年金融危机后，尤其是2010年以后，“另起炉灶”再次成为一个问题。这主要是当时的中美互动造成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决定“转向亚洲”——与中国等势力建立新的平衡（“再平衡”），迫使中国不得不“西进”——在亚欧大陆（具体表现为发起和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和非洲等开辟新的国际联系，而“西进”很快转化为公开探索新的道路，即“一带一路”。这几乎是21世纪的“另起炉灶”。不过，中国却强烈否定这是“另起炉灶”，不断重申，中国“不另起炉灶”。 本来，由于中国已经参加了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根本无需说明“不另起炉灶”，中国却在“大国崛起”的情况下不得不“不另起炉灶”。也即是说，在已经全面参加了已有国际秩序又在重申“不另起炉灶”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中国已成为世界秩序主要维护者 特朗普在美国执政的这3年（2017年1月以来），美国政府对待已有的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态度大变。而英国脱离已经参加了40多年的远超越地区组织的欧洲秩序（脱欧）更是加剧了已有世界秩序的动荡与危机。“去全球化”风起云涌。在这一被描述为“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下，中国外交在大幅度地推进包括“一带一路”的国际计划，在“新的全球治理”的旗号下从“积极参与”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以分享“中国发展经验”或者“中国发展知识”的名义，输出“中国发展模式”；中国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却探索“建设性介入”；“不结盟”但结伴，“不称霸”但“引领”。中国前所未有地在世界上发挥“中国作用”，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这些情况，既不是传统的“另起炉灶”——中国成为现有国际秩序（如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维护者。 世界的国际秩序向何处去？中国与国际秩序的未来是何种关系？这是最近几年国际上激烈争论的大问题。 中国克服了“另起炉灶”的冲动，在“不另起炉灶”的坚持中，从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大大受益，在对外开放和全球化的条件下，造就了长期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不过，中国面对的危机是，中国曾经受益的这一秩序正在远去。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持续了70多年、在冷战后在经济上包括了中国的开放、包容的“自由国际秩序”可能已经寿终正寝，美国不得不重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特朗普政府已经提议WTO去掉“差别化”。而“无差别化”的主张如果付诸实施，则等于重建全球贸易治理。 在对付其他重大的全球挑战上，联合国主导、欧盟等带头已经达成了一些全球协议，如对付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但是，美国等已经退出《巴黎协定》。国际集体行动正在遭遇重大挑战。一些国家可能跟随美国（最近继巴西之后，新加坡也宣布不再坚持在WTO中的“发展中地位”），另一些国家（如欧盟国家）则不顾美国缺席而继续追求原来达成的多边协议。 即使中国再重申“不另起炉灶”，未来中国的发展和治理不再如改革开放年代那样受益于既有的、稳定的、有保障的自由国际秩序。世界继续在动荡中，未来无非是有序或者无序两种情况。而中国可能为有序贡献。中国组织的国际组织并不能让一些关键国家（如美国）参加，而美国假如也构建其新的世界秩序，中国将不再被纳入。世界在秩序上可能走向分裂，多个秩序并存、相互竞争、相互冲突。 文章选自华夏时报网，2019年9月24日
2019年9月27日 -
霍建国：当前世界大变局的八大特点
专家简介 霍建国：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环境日益恶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正在严重威胁着世界经济贸易的复苏和发展;贸易摩擦和技术壁垒的升级破坏了全球市场的开放格局，导致劳动生产率大幅下降;经济增长的内生动能遭到破坏;发达国家内部发展理念的分化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短期内难以协调，给全球经济治理增加了新的难度。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明显进入了新一轮的动荡调整阶段。 以下八大现象可以从侧面看出当前世界大变局的主要特点： 一是全球经济艰难前行、新旧矛盾交织发酵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达10年之久，无论按短周期还是长周期理论，全球经济逐步走向复苏应是大概率事件。但根据目前主要经济体的表现看，全球经济正在面临新一轮衰退的严重威胁。危机后各国均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量化宽松政策，这些政策还没有完成稳妥退出，就面对可能到来的新一轮衰退，各国在高额债务和财政赤字的约束下，再次采取大规模的宏观刺激政策空间是受限的。此外由于各国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经济增长的内生动能依然不足。随着新旧矛盾的交织发酵，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定位和调整是非常不清晰的，全球经济面临的衰退风险正在上升。 二是“美国优先”政策挑战全球、地缘政治矛盾复杂多变 特朗普坚持的“美国优先”政策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严重冲击。美国不断对外发起贸易摩擦和加征关税威胁，严重破坏全球经济贸易发展的稳定性，不仅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严重倒退，美国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也正在产生着错综复杂的变化。随着全球经济发展长期面临下行压力，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矛盾也必将进一步复杂化，全球政治经济动荡和发生局部冲突的风险将是难以避免的。 三是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挑战、改革诉求难以协调 随着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上升，国际多边贸易体制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虽然G20 首脑峰会已对WTO改革提出了要求，但由于主要WTO成员针对改革提出的诉求和坚持的重点存在很大差异，短期内难以协调一致。估计改革将面临艰难的沟通和协调，这就表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在短期内难以继续发挥作用，同时也意味着世界经济贸易的不规范竞争将难以受到有效约束。 四是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技术壁垒更趋严重 科技进步和经济技术合作是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推动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主要国家放弃掉冷战思维，共同创造一个有利于加强经济技术合作的新局面，世界经济才有望重归繁荣发展。但在大国竞争的紧张格局下，主要国家正在不断地加强对技术的保护和封锁，导致全球经济技术合作全面受阻，严重影响了新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从而也导致全球经济的增长动能缺失，不利于全球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五是中美贸易冲突全球瞩目、矛盾纠纷短期难以解决 中美贸易冲突已持续一年多时间，由于美国不断采取极限施压的手段，三番五次出尔反尔，从而导致谈判一波三折，波及面不断扩大，冲突程度日益升级。中美贸易冲突实际上已超出对双方各自经济贸易的影响，可以说对全球经济复苏和贸易稳定发展将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对全球经济贸易格局及全球价值链合作产生潜在影响。国际社会对中美谈判高度关注，寄希望于双方能通过谈判解决，为全球经济贸易的稳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六是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春秋战国态势凸显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稳定性取决于三组关系，即中美俄、中美欧和中美日，这三组关系的微妙变化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稳定和失衡将产生严重影响。美国虽同欧盟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但也是打打停停，有打有拉，为的是保持同欧盟的松散关系，避免欧盟彻底同美国反目。在美日关系上，美国不惜放弃韩国，也要保住美日同盟，这恰恰反映了美国企图继续保持其全球主导地位的如意算盘。此外，当今世界存在的南北矛盾仍在不断发酵演变，更多新兴经济体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不负责任的自私行为心存疑虑，虽不便正面批评指责，实际上早已另做打算。 七是发达国家整体责任丧失、千年发展目标无人关注 联合国提出的千年发展目标不仅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而且极具发展潜力和影响力，目前却只有中国在积极响应和推动，而欧美发达国家的精力和注意力根本没有投入，这充分暴露了发达国家的责任和担当的缺失。不仅如此，欧美国家正在把注意力转向质疑中国的崛起和国际担当，对中国的发展理念以及在发展中存在的不完美现象持过度挑剔和批评的态度，暴露了他们对中国崛起的嫉妒和不满，由此不免会引起国际社会新的对抗性矛盾和失衡。 八是全球治理严重滞后、大国合作难以突破 当今世界正面临严重的治理赤字，严格地讲全球经济治理离不开主要国家的协调合作，但目前的矛盾是大国之间的竞争正处于激烈上升阶段。由于主要发达国家缺少责任和担当，特别是特朗普这届政府过度强调“美国优先”的霸凌主义做法，使得世界发展的和谐性进一步遭到破坏。由于缺少包容和合作，致使全球经济治理的难度进一步上升，短期内难以就全球治理达成共识并形成合力。 世界政治经济存在的上述复杂矛盾交织发展，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处于频繁震荡和新的相互磨合之中，这种复杂局面超越了近代史上任何一个发展阶段。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也为中国崛起和复兴增添了新的矛盾和困难，需要我们认真对待，未雨绸缪，努力提高我国驾驭国际复杂形势的能力，在保持中国发展特色的前提下，持续推动我国的高水平开放进程，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中，努力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影响力。 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9年9月4日
2019年9月5日 -
丁一凡：西方100年霸权体系的合理性，能和2000年的亚洲文明体系相比吗？
专家简介 丁一凡：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 亚洲文明论坛是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上第一次提出来的，说我们应该搞一个亚洲民主论坛。另一方面他在2015年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一个讲座的时候，也重新讲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准备起来的。 在搞亚洲文明对话的时候，展现出来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亚洲人更自信了。我们总结了一下，突然发现原来亚洲文明就是人类文明。因为我们讲的人类四大古文明都是在亚洲发生的，无论是古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两河文明还是埃及文明，都是亚洲这个地区成长起来的，所以说整个人类文明就是在亚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 2019年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 人类文明在亚洲诞生之后向外扩张，才转移到外面去的。而且我们如果把时间拉到更久以前，而不是只看眼前那一两个世纪，就会发现几千年来亚洲一直是世界舞台的中心，当时世界主要的生产力都在亚洲，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亚洲，世界的贸易中心在亚洲，所有事情都围绕着亚洲这个地方实现的。 欧洲国家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有了工业革命的生产力，然后才开始向外扩张，要占领市场。他们在扩张的过程中间，把亚洲国家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之后他们才有能力从亚洲殖民地攫取资源，同时又把殖民地当做他们的市场，然后慢慢这个关系就反过来了。 过去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亚洲一直是世界的中心。比如说纺织品，在很大一段时间里，英国虽然发明了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纺织机，但英国的纺织品仍然竞争不过印度土织机生产出来纺织品。所以后来英国只能用武力占领了印度，然后强迫印度接受英国的那些工业纺织品。 中国也是一样，在鸦片战争发生之前，有英国的商人把中国土制的纺织品、丝织品拿到英国，问英国那些工业革命以后的用蒸汽机生产纺织品的一些老板说，你能不能拿同样的价格提供同样的商品？英国的工业纺织的老板说做不到，达不到这个水平。 这些都是在英国的书里有记录的，所以当时在工业革命的初期，它还打不过整个东方的手工业，亚洲的手工业比它的工业还强。后来它靠武力把印度变成了殖民地，把中国搞发四分五裂，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租界，差一点把中国也变成了它的殖民地，从那以后他们才真正打败了东方的手工业，然后慢慢的建立起来他们的东西。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大大搜刮了一笔。因为当时整个亚洲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所以财富在亚洲，他们大大瓜分了一下亚洲的财富，包括印度的财富、中国的财富等。在搜刮了整个亚洲财富的基础上，他们才建立起了他们的现代货币体系和现代金融体系，然后才有了他们的资本市场，才有了他们后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市场。 当然欧洲发达了以后，19世纪是他们编造自己文明历史的一个过程，他们把自己打扮成了世界的中心，把自己打扮成是一种优越文明的代表，从中诞生了各种各样的所谓人文科学，人力学、人种学、社会学等等。 这些学问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把其他的文明都形容成是比他们落后、比他们低级的一种东西。他们造了一堆社会科学，包括考古学之后，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证明它是一种真正优秀文明的代表，其他地方的文明就慢慢被遗忘了。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其他的文明也可以学习工业化。等到亚洲成功地工业化了之后，这个事情慢慢就又反转过来了。亚洲人民意识到原来事情不是这样的，原来他们（西欧）所谓的“高档”文明是要把他们的文明价值输出给别人，改造别人。 但其实世界历史不是这么发展的，在他们把亚洲奴役殖民化之前，亚洲一直是最大的文明区和最大的经济体。这就把之前的那些东西和神话都给颠覆了，所以现在的亚洲变得越来越有自信心，又要重新考虑这些问题。 在这一次亚洲文明对话里有很多实际的东西产生出来，包括文化产品、文化交流等。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要通过这种文化交流和文化对话，慢慢地把亚洲传统的东西都开发出来，那么约瑟夫·奈讲的那种软实力就体现出来了。那个时候无论是印度文化、中国文化，还是亚洲的古文化，都会通过这种软实力慢慢展现自己的力量和声音。 文章选自观察者网 2019-08-05 | 作者：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丁一凡
2019年8月8日 -
张胜磊：中国“三步思维”推动国际体系转型，使其更具合法性和完整性
文 | CCG特邀研究员张胜磊 中国2019年三场重要外交活动不久前已相继亮相：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三场活动，习近平主席都发表了重要讲话，为全球治理和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 从这三次主旨演讲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习近平主席的全球视野和宏观眼界，更感受到中国为积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有力决心。中国在国际秩序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向世界展示了我们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视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和崇高事业，也向世界表明了一个文明古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把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视作持之以恒的发展目标。 从国际局势来看，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尽管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各种乱象频发也说明了现有的国际秩序（国际体系）仍有部分问题与和平发展的主题有“不协调”的地方。曾有学者指出，西方国家利用了强权实践开启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发展，其背后的内在逻辑是膨胀的霸权主义利益观驱使的经济殖民化思维，而当前与和平发展产生“不协调”的主要因素也是这种思维在国际体系中的逐渐膨胀所导致的世界秩序无序化现象。作为强权实践推动的现有国际体系，既是和平发展的建立者，也可能是和平发展的颠覆者。作为被迫“融入”国际秩序的受害者中国，本身在该体系中属于经济殖民化秩序中的附属利益国，但中国在“融入”该体系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按照秩序建立者所划定的轨道前行，而是非常智慧地结合中国国情、中国问题和世界需要的“三步思维”积极推动国际体系转型，这种推动并不是推翻这一国际体系，更不是体系的颠覆者，而是要更加积极的融入到现存体系中，并努力使其更具合法性和完整性。 从历史发展演进来看，中国融入“国际体系”本身，就已经充分说明了对现存体系的肯定和接受，中国领导人也在多种场合多次表示我们支持现存国际秩序。中国在十九世纪中叶被裹胁进入全球化进程后，一直主动参与全球化发展，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奏响后，中国以加入WTO为节点全面参与了全球化的推进，并在此过程中既是国际秩序的受益者和贡献者，还是重要建设者和改革参与者。但这里所说的“国际秩序”并非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而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体系。中国在“融入”国际秩序后，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强大的崛起步伐。中国的港澳地区和台湾地区也在融入国家体系的过程中，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崛起。如港澳地区在“一国两制”的实施下，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了“融入性发展”；台湾地区也在融入祖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中，实现了“融入性崛起”。正是这种“融入性”思维超越了传统“零和博弈”和“一亩三亩地”思维，才实现了合作共赢，凝聚了命运共同体意识。 与此同时，中国在融入性思维的主导下，还在和平崛起同时，不断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自身发展与国际秩序良性变革的有效推动，并积极在现有国际秩序中突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文化传统，形成了观气取势、择其大端的习惯。一个“人文”、一个“和平”体现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独特理解，也正是因为中国通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全面融入到国际秩序中，才实现了和平崛起，实现了全球范围内资源有效配置，成为了世界性大国。可以说，中国以自身独特的方式付诸于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超越了传统大国依附于“权力”“利益”的霸权主义思维，并有效的从思想上化解了“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傲慢”、“文明的偏见”等思想误区。拥有几千年文明积淀和文明教养的中国，始终以讲文明的方式积极融入到现有国际体系中，始终以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为己任，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并积极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不断贡献中国力量。 关于作者 张胜磊，CCG特邀研究员，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
2019年8月7日 -
庞中英：“文明冲突”是世界政治中最危险事物，亨庭顿预言并未成真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2019年8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