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成立以来，CCG对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领域保持高度关注，深度追踪中国与美国、加拿大、欧洲、亚洲、非洲、拉美、澳洲、中东等国家与地区的双边经贸关系发展与变化，多年来致力于中美欧合作、一带一路、WTO改革、CPTPP等多边领域的研究，为政策制定建言献策。CCG在连续多年主办的年度品牌论坛设置中美关系、中欧合作等议题，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活动，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发布中美经贸系列中英文研究报告。常年主办系列圆桌研讨会，邀请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德国、埃及等多国智库专家学者、政要、商界精英、外交使节就国际关系与多边合作等议题进行研讨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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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中英：”百年思维”——拿什么预防和避免“百年冲突”?

  如果没有协和体制，1815-1914就不会有“百年和平”，而是“百年冲突”。所以，“百年和平”在治理大国冲突上的19世纪经验仍然是有21世纪的价值的。一个严峻的形势是，现有的联合国体制以及冷战后才新生出来的全球治理体系，还不足以像19世纪的欧洲协和那样成功地治理21世纪的大国冲突。但是，全球治理确实是避免、预防、缓解、解决大国冲突的一个根本方法。 专家简介 庞中英：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 01 "百年思维" 非常感谢钝角网的邀请，非常高兴第一次来到钝角网。我今天主要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的一点不成熟思考。   这点思考，我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做"百年思维"(centenary mentality)，还有上面的副标题。   我是想把“百年思维”当成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来思考。2014年是一战爆发100周年，2018年是一战结束100周年。在欧洲，尤其是法国，举行了很多活动纪念这些100周年。而2019年，又是各种各样非常重要的100周年。这些100周年的世界事件，有的在国内很熟悉，有的则被提到的不多。例如，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成立100周年。中国呢?从1919年"五四"运动算起，到2019年也是100年。五四百年，自然引起中国学者的百年思考。其实，早一点在2012年，辛亥革命100年，中国学者就以“百年”为时间单位了，例子还很多。   我所在的学科是国际关系。2019年是国际关系学科诞生100周年。在国际关系学术界，我指的是广义的国际关系，不是狭义的，也就是包括世界经济、世界政治、世界历史、国际法等等在内的讨论国际(甚至全球)问题的学科。1919年，在英国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Aberystwyth)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讲授国际政治问题的教席。今年，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院(Chatham House)也举行了活动，其《国际事务》出了一期关于上述广义的国际问题研究这个学科100周年的一系列的论文。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院没有用"国际政治"这个概念，而是说"世界政治"这个学科诞生一百年。国际法学者也在纪念国际法在2019年诞生100年。   到底如何看待过去的100年?强调冲突的认为从1918或者1919到2018或者2019是"冲突的一百年"，叫"百年冲突"。   在美国，2016年，中文名字叫做白邦瑞(Biography：http://michaelpillsbury.net/biography/)，写了《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一书。这本书对目前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政治学者和“中国问题”专家江忆恩(Alastair lain Johnston)对白邦瑞的《百年马拉松》做了一个系统的批评，发表在英国著名国际安全研究期刊《生存》2019年3月号，题为Shaky Foundations: The ‘Intellectual Architecture’ of Trump’s China Policy(见：https://www.iiss.org/publications/survival/2019/survival-global-politics-and-strategy-aprilmay-2019/612-15-johnston-re)。   6月5日，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发表了一篇惊人的文章：《中美百年冲突》(The looming 100-year US-China conflict，见：https://www.ft.com/content/52b71928-85fd-11e9-a028-86cea8523dc2)。这篇文章透露，“美国的经济、外交和安全政策统统开始把与中国全面敌对竞争作为核心原则”，“目标是确保美国(在未来很长时间)的(地球)主宰地位”。沃尔夫说，这是美国的“新思潮”，“将中美关系限定在零和冲突的框架里”，把中美关系“指向了长期冲突”，“有可能莫名其妙地演变为一场全盘冲突”。关于中美“百年冲突”的前景以及沃尔夫的尖锐评论有必要引起高度重视。   上面我提到的种种、多多“百年”话语、叙述，也许只是“百年思维”中的几个代表。还有很多的“百年”，不能一一列举。今天，我不是就这些“百年”做评论，而是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百年思维"?“百年”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很重要的思考传统。以“百年”为时段“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是一个长时期的研究途径。但是，把“百年思维”可能是过度的简化，论此忽彼，有可能得出经不起推敲或者检验的结论。   假如以1918或者1919年到今天的“百年”为思考方式(这一“百年”是很欧洲中心或者西方中心的)，这里，我提供几个问题: 这100年，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大的变化?但是，世界在不断变化(真正的变化都是“前所未有”的，“前所未有的”才代表变化)的同时，又有哪些东西并没有改变?我们看到，有一些东西很顽强，是旧的，是延续下来的，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又看到了一些似乎去了的东西(如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或者全球化学者认为“国家的作用”下降了)重新回来了，例如，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都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在“百年”前就有了。如今，这些一度消失的、被“化”了的东西，再次回到了世界生活的中心。所以，从我们各自学科的角度，我们能罗列出的一些什么样的“百年”大变化(或者大变局)?   1945年肯定是一个分水岭。1918或者1919到1945年，这是一个世界危机和世界战争的年代，和平不过是战争的间歇。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经济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也号称经济民族主义或者经济爱国主义)是经济的政治化和军事化。1945年诞生了联合国代表的国际体制(多边体制)。联合国是植根于厚重历史(尤其是欧洲历史)上的全球主义的产物，是现代意义上的在国际层面上对超出一个国家的问题或者挑战(国际的、区域的或者全球的公共问题)的治理(国际治理)的起源。关于人类发展(尽管要在一个个的(民族)国家框架中，顶多是在诸如欧盟、非盟或者东盟这样的“地区”框架中)的概念，就是联合国诞生以后的知识、政策和价值。但是，联合国在长达40多年的美苏冷战中并没有发挥出其设计的原初使命或者目标。只是熬到了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才在冷战结束的条件下，寻求大的“改革”。同时，超越联合国，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被提出、被强调、被探索(被实践)。可惜，在1991到2016年为期25年的“冷战后”时期，“联合国改革”并不成功，现代化联合国的一次宝贵机会被错过了(一些国家，如亚洲的印度和日本、欧洲的德国、拉美的巴西等也没有变成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系列的超越原来联合国和国际经济组织代表的国际治理而尝试的全球治理，即使是声势浩大、耗资巨大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实际上不是缩水，就是举步维艰。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生效。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这些都是在“冷战后”迈向全球治理的重大步骤。目前，在诸如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的压力下，这些全球治理实践，都面临着倒退的危险。   目前，世界是否真的又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变的时刻?     02 拿什么争取“百年和平”? 接下来，我想重点谈一下“百年思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百年和平”。和平问题是包括我在内很多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对象。世界上有很多“百年和平”。1815到1914年是一战爆发前欧洲的“百年和平”。这是最经典的“百年和平”。1815年是什么年份呢?1815年就是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这位超级英雄被打败的那一年。拿破仑失败后，欧洲就进入到了被公认的持续一百年的长和平。   上述欧洲的“百年和平”曾引发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广泛和深入重视。很多人因为研究“百年和平”而成名。为什么“百年和平”能够实现呢?主要结论是因为欧洲这些主要的国家，尤其是大的国家搞了一个协和体制， 即Concert of Powers(过去中国学术界一直把“concert”翻译为“协调”)。这个协和体制是成功的。研究全球治理的学者，有人就把导致"百年和平"的协和体制当做是全球治理在欧洲的起源。   如果没有协和体制，1815-1914就不会有“百年和平”，而是“百年冲突”。所以，“百年和平”在治理大国冲突上的19世纪经验仍然是有21世纪的价值的。   一个严峻的形势是，现有的联合国体制以及冷战后才新生出来的全球治理体系，还不足以像19世纪的欧洲协和那样成功地治理21世纪的大国冲突。   但是，全球治理确实是避免、预防、缓解、解决大国冲突的一个根本方法。   不幸的是，全球治理正在被有的国家，这里指的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等所厌恶、抵制、反对，全球治理陷入危机中。对真正的全球治理的无知或者忽视仍然是严重的问题。有人谈论的全球治理根本不是真正的全球治理。真正的全球治理是以世界的长和平为目标的。全球治理是关于各方各面(即不仅是大国，而且是有关的国家，非国家的行动者也在其中)参与的，具有基本正当性，具有基本约束力的复杂但又简约的国际制度安排。   现在人们谈论的大国冲突的情景，如“修昔底德陷阱”(可见：https://www.belfercenter.org/thucydides-trap/overview-thucydides-trap)等之类的，到底如何解决?   大国冲突具有必然性。如何解决(治理)大国冲突?作为国际体制或者国际制度的在各种层次上的协和(concert of states/nations/powers/players/stakeholders)是一个制度主义的解决之道。这里我就不展开说明。只顺便介绍一下：2011-2015，我以主要研究员的身份参加了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Harald Muller主持的一个“欧洲项目”(由欧洲的三大私人基金会资助的10个“欧洲与全球挑战”重大项目之一)，题为“21世纪的大国协和——大国多边主义和避免世界大战”(见：https://www.hsfk.de/en/research/projects/a-twenty-first-century-concert-of-powers/)。这一项目产生了两项成果：一个是一份公共政策报告(2014年于瑞士洛迦诺发布;一个是一本学术论文集《争论21世纪的国际协和》(见：https://www.taylorfrancis.com/books/e/9781315206790)。 我们知道，自2012年以来，至少是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者和全球治理研究学者，似乎都发现了“协和”在当下和未来的价值。上述我参加的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院的项目是这些全球同类研究中的一个代表。在美国，兰德公司和外交关系学会(CFR)有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研究。而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也有一些重量级的学者主张21世纪的大国协和，如澳大利亚的Hugh White的《对华抉择》(The China Choice: Why America Should Share Power，2013)。   最后，我愿意强调一点，假如未来中美关系进一步严峻，并引发至少地区性的国际关系的重组，协和的作用就更加重要了。假如没有协和，中美冲突及其扩大，可能会失控，即演变为难以治理的区域甚至全球的长期冲突。   文章选自钝角网 2019-07-26

  2019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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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国勇：贸易战决定中美未来，两国需重寻平衡点—— 大阪G20习特会后的思考和展望

  梁国勇，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高级官员

  2019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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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短房：G20大阪峰会 最大看点是中美元首会晤

  　　G20峰会即将于6月28日在日本大阪揭幕，由于全球经济正面临空前巨大的不确定性，本届峰会引发了格外关注。 　　一、“人生赢家”罕见发难，欧洲国家集体吐槽 　　就在峰会开幕前两天，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就中美贸易局势在悉尼发表看法。 　　莫里森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陷入如此紧张局势”感到遗憾，他表示，贸易紧张局势加剧，附带损害正在蔓延，全球贸易体系面临巨大压力，人们不得不对早先做出的全球增长预测进行重新评估。 　　他认为，“中美两国间关系的任何进一步恶化，其影响都不会仅限于它们两国”，若局势不能得到根本扭转和改变，则其他较小经济体将被殃及池鱼，且全球经济也将受害。 　　今年5月刚刚在民调不看好的情况下意外连选连任的莫里森，可谓“人生赢家”——他上台时接手了一个经济蓬勃向上、持久稳定发展的澳大利亚，截至目前已维持了近28年的连续增长，他也依靠这一“撒手锏”逆袭成功。 　　莫里森一直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铁杆盟友，在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许多问题上亦步亦趋。他在G20峰会前夕公开对美国和特朗普关键政策发难，是非常罕见的。 　　正如一些分析家所指出的，莫里森之所以一反常态，是因为在G20峰会前他感受到巨大的危机和压力——他的政治生命系于澳大利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而做到这一点的基础，是一个基于中美经贸关系平稳的全球化市场，以及由此带动的资源类消费稳定。 　　但是，大阪峰会前夕的全球经济，却充满了一些不确定性。 　　无独有偶，G20峰会前，法国、英国、德国等国政府人士、经济界人士和媒体也纷纷表达了对大阪峰会前夕弥散的不确定性的深深忧虑。 　　他们所忧虑的除了中美经贸关系和全球化前景，还有围绕美伊关系的一系列问题，美国单边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后全球绿色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阴影，以及扎克伯格试图发布“加密货币”等问题。 　　G20峰会会期仅两天，开幕一天，闭幕一天，理应是一个“收获之季”，不过现在看来还充满一些不确定性。 　　二、峰会前美国吹暖，市场上小心翼翼 　　暖风当然并非没有。 　　最受关注的两大问题——中美贸易关系紧张和伊朗危机，在峰会开幕前夕都或多或少吹来一些暖风。 　　中美经贸关系方面，最近两国领导人“约上了电话”，双方首席贸易代表刘鹤与莱特希泽也进行了更多互动。 　　最为令人瞩目的，是中美两国元首已约定将于29日在G20会场外进行会晤。6月22日美国财长姆努钦更在CNBC释放出“中美在大阪峰会期间达成贸易协议的概率高达90%”的乐观信号，一时间导致许多美国出口企业股价反弹。 　　伊朗危机方面，尽管接二连三神秘的“油轮遇袭”美伊仍各执一词，尽管人们对伊朗击落美军无人机的做法莫衷一是，但近来密集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至少再次清晰地表明，两国均没有动武的意愿。 　　但这种“高兴劲”并未维持很久，市场也好，各国舆情反应也罢，都迅速趋于谨慎。 　　所有这些看似“乐观向好”的信号，能不能在G20大阪峰会期间得到延续，还需观望。 　　三、原本是危机机制，G20已忘初心？ 　　值得说道的是，G20机制雏形出现在亚洲金融危机肆虐的1999年底，形成于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大爆发之际。 　　其成立的初衷，是集合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协调各国经济、金融政策，为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国际经济、货币政策对话的平台，以防止类似前述两次金融危机的重演。 　　应该说，尽管有诸多不协调、不如意，但自标志性的2009年4月2日G20伦敦峰会起，这一“危机机制”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令全球化理念继续受到各国公认和支持，避免了经济体之间许多不必要的“激烈碰撞”。 　　但如今，随着“经济民粹主义”的抬头，全球化这一原本的“政治正确”受到前所未有的怀疑和冲击。 　　G20作为“危机机制”，本身却遭遇危机，这也会让G20机制的有效性受到更多的打量。 　　而如今，峰会开幕在即，人们仍然期待着更多乐观消息的出现。

  2019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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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mir Ahmed Awan: Blocking Chinese students will hurt US more than China

  By Zamir Ahmed Awan, a senior fellow with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Chinese students began go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further studies after China launched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1978. These students in turn contributed to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The country’s economic prosperity provided liberal funding to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Chinese students with foreign degrees worked hard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China. As a result, many Chinese universities began rising in international rankings. Today several Chinese universities are among the top in the world. Chinese universities not only provide quality education to their own nationals but also provide an avenue to many foreign students, especially from developing nations. From instance, there are around 28,000 students from Pakista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almost all emerging field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riculture, management sciences, finance and economic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spite of the quality education available inside China, many Chinese students still go to foreign countries for education, especially to the US. The reasons range from experiencing a different culture to treating a foreign degree as a status symbol. Whatever the reason, Chinese students contribute to the US in several ways. They contribute financially, intellectually and culturally. Their contributions have enriched each and every sector of the US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US has always benefitted from attracting the best brain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 role foreign students have played in making the US an economic powerhouse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Foreign students work hard to obtain their degrees but simultaneously contribute towar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US. Since Trump’s administration took over, a discriminatory policy toward foreigners has been introduced; as a result, the best brains from rest of the world are finding it difficult to move to the US. Violence against foreigners and gun culture have also put off many overseas students. Increased cases of robbery and looting of Chinese nationals have created a negative impact on America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Harassment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trict visa policy may be a big hurdle for Chinese students, who constitute almost one-third of the overall population of foreign students, to travel to the US. This will hurt US more than China. Chinese will find alternate inside China for quality education, but the US may lose a big source of revenue as well as intellectual workforce. On the other hand, students are the best mode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public diplomacy. Any restriction on students may adversely impact public diplomacy and promotion of harmony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It is time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peace through diplomacy, people-to-people contacts and harmony. It time to narrow down difference among nation to ensure global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We need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observe tolerance with each other much more than ever, to achieve our common goal of glob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We all are an inhabitant of global village and need to ensure our world prospers for all of us equally. About Author  Zamir Ahmed Awan is a senior fellow with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and a sinologist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2019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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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伟文：为何特朗普对中国极限施压事与愿违

  专家简介 何伟文，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近发推特说，华为可以成为潜在贸易协议的一部分。换言之，美国近期对华为的禁令并非真出于国家安全原因——这一指控毫无根据——而是将其当成与中国达成“伟大协议”的筹码。在美国宣布从5月10日起把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税率从10%提高到25%，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公布即将加征25%关税的3250亿美元中国商品清单后，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又立刻表示愿意继续和中国进行谈判。上述种种让人相信，这一最新的更粗大棒也属于特朗普“交易的艺术”，即用极限施压来获取最好协议。这也给最近中美贸易谈判突然中断提供了解释：美国政府欲索要更多。美国挥舞更粗大棒，逼迫中国投降的同时又要求谈判，这将确保美中全面贸易协议有利于美国。 　　特朗普总统似乎对这一结果很满意，宣称美国因上调关税可以从中国那里收到1000亿美元，并迫使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越南。不过，这种“交易的艺术”却遭到中国断然拒绝，并且，特朗普的沾沾自喜也仅仅是因为错误的经济学知识，以及对历史的误解。 中国政府非但没有投降，反而立刻予以反击，提高了600亿美元美国商品的关税，并对华为表达了坚定支持。中国财政部还宣布，对中国的芯片和软件研发提供五年财政支持。外交部和商务部发言人均对美国最新举动予以谴责，强调中国不想打、不愿打，但也不怕打，并将奉陪到底。发言人还指责华为禁令是美国政府对个别企业的不合理打压。中国媒体也纷纷强烈批评美国这一做法。中国政府已经排除了达成一份倾向于美国利益协议的可能，并强调任何协议必须双方平等互利。 中国没理由同意美国予取予求 美国对中国的“极限施压”因此似乎完全无效。中国没有必要向美国让利，因为美国不是中国加入WTO的受害者。中国加入WTO不是美国仁慈的礼物，那一刻也不是中国经济和贸易起飞的开端。在中国加入WTO之前的17年（1985-2001），中国年均GDP增速就高达9.8%。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17年（2002-2018），中国年均经济增速降至9.2%。中国在加入WTO前17年出口累计增幅为901.8%，而加入后17年的累计增幅为834.8%。由此可见，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始于1980年代早期的改革开放，而加入WTO只是总体开放进程的一部分，加入后的经济高增速只是既有趋势的延续。 此外，正如上文所说，美国绝非是中国加入WTO的“受害者”。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贸易数据，2002-2017年间，美国对中国出口累计增长了487.0%，是同期美国全球出口总额累计增幅（123.1%）的近四倍。同期，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累计增长了303.8%，是其全球进口额增幅（101.7%）的三倍，但增幅显著低于对中国的出口增幅。 关税和华为禁令同样损害美国 特朗普“关税由中国支付”的观念是基于错误的知识框架。基础贸易经济学告诉我们，关税是由进口者而非出口者支付的。事实上，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由美国进口商支付，他们再将部分负担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和用户。据美国工商组织“关税伤害美国腹地”2019年5月24日发布的估算数字，2018年关税令美国消费者损失250亿美元，相当于贸易战每秒钟让美国人损失810美元。随着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被上调，额外3250亿美元中国商品还可能被加征25%关税，这些负担还将显著上升。 一个基本现实是，美国很难找到中国商品的替代供应方。目前已经被加征25%关税的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中，美国对超过1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进口依赖度超过50%。例如，美国2018年从全球进口了4140.3亿美元电脑和电子产品，其中1864.5亿美元进口自中国，占比为45%，超过其他八大供应方的总和。美国进口商如今能去哪里找到替代供应商？2018年，美国玩具市场规模为280亿美元，其中进口额高达184.9亿美元。中国占美国玩具进口总额的88%，金额达163.2亿美元。美国玩具经销商从哪里去找这种规模的供应商？因此，美国进口商、零售商和消费者别无选择，只能支付更高的价格。在中间商品方面，用户们将面临更高的成本和更低的利润。据估计，对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将导致一个美国四口之家每年多支出767美元，并还将威胁到93.4万个就业机会。据行业团体“贸易合作伙伴”的分析，如果特朗普对剩余的325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也加征25%关税，将导致美国损失210万个就业岗位，美国四口之家每年将多支付超过2000美元。瑞银集团（UBS）近期的一份研究预计，今年将有1.2万家美国零售商关门，而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将导致美国零售商成本进一步升高。沃尔玛、梅西百货以及其他主要零售商已感受到了冲击。 在中国供给侧一方，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贡献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50%。关税也将损害它们的利益。中国美国商会近期的一项会员调查显示，74.9%的受访者认为关税损害了自己在中国的竞争力，52.1%的受访者表示需求降低，42.4%的受访者表示制造业成本升高，38.2%的受访者表示出现销售额下滑。 特朗普政府的华为禁令也对全球半导体研发、制造和应用的供应链造成巨大破坏。2018年，华为在全球有1.3万个供应商，采购了700亿美元设备和服务，其中110亿美元来自高通等美国供应商。美国领先的芯片制造商也有自己的全球供应链。禁令迫使华为执行B计划，即采用自己的芯片和系统，这破坏了国际供应链，并同样损害了美国高科技行业。中国市场的销量占美国前十大芯片厂商全球销量的比重很大，思佳讯的比重达80%，高通为63%，科尔沃为60%，博通为52%，美光科技为50%，英特尔为23%。如果丢掉了庞大中国市场的销售额，美国芯片巨头们将难以维持它们对研发的巨额投入来确保其国际领先地位。这也是为何美国科技股在过去一周出现暴跌。 持续的紧张局势毫无疑问将影响中国的出口、工业、就业和经济增速。同时，美国经济也将受损。美国经济已经显露出弱化迹象。尽管2019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增速仍达3.2%，但其主要支柱个人消费开支和私人固定资产投资合计只贡献了1.09个百分点，低于2018年第四季度的2.20个百分点。这一趋势在4月份得到延续，零售销售下滑0.2%，工业生产下滑0.5%。 世界经济也将成为中美贸易战的受害者。IMF最近一篇文章说，如果对全部中美贸易加征关税，全球GDP将损失0.3%。如果贸易关系继续恶化，经合组织预计到2021年全球GDP将损失0.7%，即约6000亿美元。 事实将再一次证明，贸易战不会有赢家。美国的单边贸易霸凌正在走进死胡同。唯一的出路是基于WTO规则的面对面谈判，达成双方平等互利的协议，结束目前的紧张局势，并将双边贸易、全球经济带回正轨。

  2019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