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G 提倡人才开放发展。致力于人才国际化研究，CCG在国际人才、国际移民、华人华侨、出国留学和回国发展等领域开展并承接重大研究课题，举办系列活动，出版相关图书并发布系列研究报告。 政策影响力。基于扎实且富有创新力的研究成果，CCG提出一系列完善我国人才发展和移民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在推动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等重大政策中发挥积极作用。 学术影响力。CCG在社科文献出版社连续出版发布《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等蓝皮书，连续翻译出版国际移民组织（IOM）《世界移民报告》，在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出版包括 “China' 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evelopment”在内的多部英文著作，填补了中国国际人才研究领域的空白。 社会影响力。CCG创办了“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全球教育 50 人论坛”等品牌论坛，连续多年承办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举办“全球人才流动与国际移民学术研讨会”。CCG 提出的筹建“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倡议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和北京市政府的积极评价与支持，成功入选了首届巴黎和平论坛，并在第二届巴黎和平论坛上成功举办了“国际人才组织联盟--国际专家研讨论坛”。
-
全球科技革命与人才 | CCG研究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 2017年6月2日，CCG邀请弗里德曼先生在北京总部就“科技创新重塑的全球化世界”主题发表精彩演讲，为“加速”时代中的大变革提供了乐观指南 在这个世界上，要么是“高创新”的国家，要么是“低创新”的国家；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也是如此，要么是“高创新”的人，要么是“低创新”的人。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 马云是“人才”吗？
2018年6月29日 -
国际移民的区域特征 | CCG研究
摘 要 近年，国际移民 发展趋势呈现出以下特点：国际移民数量增加，所在区域相对集中，但流动性下降；经济发展刺激短期迁徙；移民流动形式多元化，尤其在大规模移民流中，迁徙的动机具有很强的混合性；被迫流离失所者规模巨大，重新安置与返乡者的比例较低，但增幅开始出现放缓迹象。主要西方国家近年反映出的政策收紧趋势并不能反映政策变化的全貌，各国根据自身发展，在移民政策变革上各有侧重。劳务移民、就业与创新，一直处于移民政策争论的中心位置。美国与英国虽然不断加高投资移民的门槛，却特别制定了吸引企业家移民的政策与规则。在移民政策“收紧”之外，新加坡为增加人口规模相对放宽移民规划，加拿大结合国际教育战略增加了高素质移民的数量。虽然中国大陆地区国际移民占总人口比重仍是世界最低，但中国也在不断从国际移民来源国，成长为治理方式与机制不断进步的国际移民目的国，外国人“来华逐梦”也呈现上升趋势。“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也成为中国规范移民的重要流向地区。 移民，从人类产生至今，一直是人类追求发展的一种既有行为中模式。20世纪之后，国际移民，则更是定义每一次科学技术革新、社会生产方式进步的特征之一。尤其在21世纪，全球化的步伐推动着商品、资本与人员的飞速跨境流动，加深了主权国家间、国家内部社会构成要素的交往方式的多元化。随之而来的，是个人、组织与国家这些全球化行为体间交往方式的转变，而这种转变势必带来交往规则的转变。尤其是以“人”为主体的跨境流动，体现了全球化中，人的生存与交往方式的变迁。规范与治理国际移民的规则，关乎促进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体福利的改进。 虽然国际移民的迁徙原因多种多样，但改善个体或是迁徙群体的生存状态，一直是人类迁徙的根本目的。移民不仅带来了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影响，也将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因素。移民来源国、目的国的不同机遇与挑战，都会不同程度地驱动人口迁徙。移民是减少贫困的强有力工具，人口迁徙的减少贫困效应，不止限于移民本身，还能为降低整个家庭和社区的贫困做出贡献。移民可以增加移民来源国的发展与投资，同时弥补东道国的劳动力缺口。移民将人口迁徙与关乎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多个关键领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中包括减少贫困、气候变化、健康、城市化、性别平等、社会保障、教育等。 国际移民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影响，总是受到媒体舆论、政治选举与各类极端思想的歪曲。因此，正确理解国际移民现象及其治理政策与机制，对全球化中人与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 国际移民现状与趋势 根据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的数据以及国际移民组织对45个国家数据的估计，截至2015年,全球的国际移民已经达到2.44亿人，占全球人口的3.3%。而在2000年和2010年国际移民的数量分别是1.73亿和2.22亿。 以2013年的数据为基础，估计全球有劳务移民约1.503亿，75%的劳务移民在高收入国家，23%在中等收入国家。只有2%在低收入国家。处于工作年龄的国际移民有2.07亿人，占国际移民数量的70%以上。高收入国家有1.123亿的劳务移民，占全球总量的75%；中等收入国家有3440万劳务移民，占23%；目的国为低收入国家的劳务移民仅占2%。 （一）国际移民的区域现状 1. 亚洲地区 亚洲有44亿人口，世界国际移民的40%都来自于本地区，有5900万亚洲人生活在非出生地的其他亚洲国家。2015年亚洲出生的移民在北美地区增长到1550万人，在欧洲地区也增长到2000万人。同时，作为国际移民的目的区域，亚洲各国共有迁入移民7508.11万人。该地区非亚洲出生移民数量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迁入亚洲的外来移民主要是欧洲人。 印度与中国两大人口大国，虽有大量移民生活在国外，但迁出移民占两国人口总量的比重仍然很小。印度是世界第一大国际移民来源国家，有超过524万印度出生人口居住在世界各地。根据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的统计与估计，中国作为世界第四大移民来源国，在不包括港澳居民与台湾同胞的情况下，有97.8万中国大陆的国际移民生活在世界各地。虽然东亚地区并非主要的传统国际移民流动区域，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与社会发展需求，包括老龄化与低生育率问题让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重新审视迁入移民政策。 为求学而形成人口流动也是东亚地区凸显的特点之一。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差异促进东南亚次区域内的国际移民流动。在南亚与东南亚地区，人口贩运网络引发的非常规移民占国际移民的比重都很高，其中多为短期劳务移民，同时移民流中还混杂着因常年冲突与动荡局势、自然环境恶化而形成的流离失所者。 2. 欧洲地区 作为全球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区域，到2015年，欧洲已经有7614 .6万国际移民生活在该区域，过半移民（4000万）出生在本区域内，但生活于欧洲其他地区。欧洲人在本区域内的迁徙是世界第二大人口迁徙路径（第一大路径是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向北美地区的迁徙）。非欧洲出生的移民在本区域的迁徙也超过了3500万。在1990-2010年的20年里，欧洲人生活于区域外的移民数量有所下降，随后5年中虽略有回升，但到2015年仍然低于2000万人，与1990年的水平相似。在亚洲与大洋洲生活的欧洲移民数在2010－2015年间有所增加，但欧洲出生者在本区域外生活的，主要集中于北美地区。欧洲的许多国家，例如俄罗斯、乌克兰、波兰与罗马尼亚都有大量迁出移民（超过1000万）。 根据2015年的数据，在欧洲国家中，德国的外国出生人口最多，达1200万，其中主要来自波兰、土耳其、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但德国的最新数据（截止2016年12月31日）显示了德国近年的巨大变化。 图3：在德国的外籍人士按国籍所在地区分布 数据来源：德国统计局。 德国外籍人口有1003.91万。其中，国籍为欧盟国家的共有427.98万人，占在德外籍人士的42.63%；国籍为亚洲地区国家的有207.73万人，占20.69%；国籍为欧盟候选国家的有194.41万，占19.37%。2016年，在德国的外国人中数量最多的是土耳其人，达149.26万，其次是波兰人（78.3万），第三是叙利亚人（63.78万）。在德外国人数量排行前十的非欧盟国家中，除欧盟候选成员国土耳其外，只有叙利亚与阿富汗，这与2015年德国大量接收叙利亚大规模的寻求庇护者有很大的关系。在德中国人占比也随之下降到2012年之前的水平。 从英国内政部公布的各类签证签发数据看，2005-2016年，东亚地区申请入境英国的数量在2008年的短期回落后，从2009年开始持续稳步增长，成为英国迁入移民增幅最大、且最稳定的来源地区。南亚地区迁入英国的移民基数最大，但从2006年后一直持续回落，直到2014年后开始回升。东南亚地区的迁入移民虽然远低于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地区，但也一直处于缓步增长状态。 2016年申请入境英国的签证申请量与批准量排行前十的国家分别是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土耳其、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南非、泰国和菲律宾。中国公民的申请量（62.07万份）和批准量（58.19万份）均排行首位，批准率为94%。在这十大签证申请来源国中，来自沙特阿拉伯和南非的申请批准率最高，为98%。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的批准率最低，分为仅为54%和54%。签证批准率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英国对移民来源地区的偏好与其他因素的考量。 3. 美洲地区 2015年，北美地区作为传统移民迁入地区，有超过5100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生活于此。迁入移民来源最多的地区分别是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2500万人）、亚洲（1550万人）以及欧洲（750万人）。相比迁入移民，本区域出生者迁往其他区域生活的人相对较少。2015年，居住于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北美出生者有130万。美国是世界拥有外国出生人口最多的国家，加拿大的外国出生人口也居世界第7。北美地区的外国出生人口有85%生活在美国，占美国总人口的14%，加拿大的外国出生人口占其总人口的20%。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2015年有近2500万移民生活于北美地区，还有460万人生活于欧洲地区。其他区域迁入的移民存量相对稳定，基本保持在300万人左右。墨西哥不但是本区域移民迁出最大国家，也是世界第二大移民来源国，2015年，有超过1250万出生于该国的人在海外生活。例如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这些中美洲国家，以及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西和秘鲁这些南美国家，在美国都有大量的移民。国内安全局势、街区暴力与跨境犯罪等问题，也导致大量本区域内国家间的人口迁徙，例如，将近100万哥伦比亚人生活在委内瑞拉。阿根廷接收的本区域外国出生人口超过200万，数量最大，这些迁入移民大多来自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墨西哥和巴西的迁入移民数量分别位居本区域国家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但哥斯达黎加的迁入移民占总人口的比重最大（约9%）。 4. 非洲地区 非洲有超过1600万本区域出生者居住在另外一个非洲国家，还有另外1600万非洲人在其他地区生活，在非洲区域内流动的人口与迁出非洲的人口比较对称。作为国际移民的目的地，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UNDESA）的数据，2015年非洲各国共有2064.96万迁入移民，其中既包括在本区域内的国家迁往其他非洲国家的移民，也包括非洲以外区域迁入本区域的移民。本区域内的移民从2000年后开始增加，尤其在2010-2015年间增速加快。除了人口较多的国家间人口流量增加之外，国家间缔结的人口自由流动协议、破碎化的边界，以及其他造成移民与流离失所现象的各种问题，都是促成非洲人口流动加速的主要原因。非洲迁出移民最多的国家分别是埃及、摩洛哥、索马里、苏丹和阿尔及利亚。南非作为非洲最大的移民目的国，有移民310万人，占其总人口的6%。移民占总人口比重最大的5个国家分别是加蓬（16%），吉布提（13%），利比亚（12%），科特迪瓦和冈比亚（两国同为10%）。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
2018年6月26日 -
CCG研究 | 人口、人才流动与经济增长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 人口流动是非常正面的事情，对此大家需要有正确认知。流动对发展至关重要，虽然全球的媒体报道并不见得看到流动的正面影响。但我们应该去看到流动的贡献，应该去改进公众的认识，应该去协助流动来促进发展 。 国际移民组织（IOM）主任———Ovais Sarmad 人口数据与经济数据的历史性变化显示出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700年，世界上有20%的人口居住在西方，1913年这一比例上升至33%，到2003年下降至17%，联合国预计到2050年将下降至12%——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发达国家生育率急剧下降。 1800年，世界上32%的GDP产生在西方国家，到1950年这一数字上升至68%，到2003年下降至47%，到2050年预计西方国家占世界GDP总量的比例将小于30%。这显示出经济力量不再集中于西方国家，而是开始了在全球范围的分布。 反观历史上五次国际产业转移大潮更是加速了经济力量的发散分布，这背后的动力是成本更廉价。 第一次浪潮：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从英国向欧洲大陆和美国转移，使美国在19世纪末跃升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强国。 第二次浪潮：二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从美国向日本和原联邦德国转移。德国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日本建成了第三个“世界工厂”。 第三次浪潮：20世纪70～80年代，从日本转移至东亚地区，催生了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奇迹。 第四次浪潮：20世纪90年代至2012年，美国、欧洲、日本、“亚洲四小龙”都向中国转移产业尤其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此让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第五次浪潮：2012年至今，中国的低端产业向东南亚、非洲相关国家转移，高端产业则向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回流。 在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承接地的成本廉价是重要的因素，其中劳动力成本又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最近一次国际产业转移中，中国是主要转出地，背后现实是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非洲则是重要的承接地之一 ：2015年中期人口数量约11.5亿，每年增长约3000万——这些人大量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年轻人比例高，工资水平是我国的10%～50%，而且展望未来20年，由于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工资长期难以上涨。 这正是人口因素赋予欠发达发展中国家的机遇，抓住了就有机会成长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例如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等国。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得益于两个重大因素：人才聚集和智能工厂、工业机器人的应用。 这两种类型的产业转移（劳动密集型和高端制造业）将带来何种人才流动模式呢？最明显的就是从产业输出国向接收国转移高端管理者和工程师等人才，以及从产业接收国向输出国输送接受培训后再回归的人才。 除伴随着产业转移带动人口流动促进经济增长之外，发展中国家由于内部产业和经济规模提供的就业机会不足，也促使人们离开家乡，走出国门寻求发展。同期，发达国家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有获取外来移民以进行补充的需求。这种流动又会对经济产生如何影响呢？ 以美国中西部“铁锈地带”的城市为例，巴尔的摩、匹兹堡、费城、克利夫兰、圣路易斯、底特律、代顿等，其中底特律曾是美国第四大城市和制造业中心，但2000~2010年随着汽车工业迁出，1/4的人口流失，大大降低了城市的财政水平，也导致投资不足和公共服务减少；其他城市也经历了类似的产业空心化历程。为了振兴经济，俄亥俄州的代顿市已接收了很多来自土耳其的移民家庭以促使当地经济恢复。 在德国，小城戈斯拉尔拥有约5万人口，其市长宣布允许难民从周边城市哥廷根和布伦瑞克来此定居，以弥补人口减少和劳动力短缺——已严重阻碍了当地以高端温泉为主的经济发展。 在我国的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文莱和马来西亚，有一大批外籍女性家务工作者，她们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据估算在亚洲的人数已超过200万。 对于移民输出国家来说，来自海外侨民社区的国际汇款、投资、人力资源、技术与专业知识等能够加速其来源国城市的发展。例如，摩洛哥的侨民群体在他们的家乡城市投资了房地产和其他生意；2013年，墨西哥侨民与移民事务部设立了Maghir Bank，进一步增强本国与海外侨民的金融联系；在埃及，2011年政治危机导致外汇收入骤减，海外侨民群体向埃及发展基金增加汇款和捐赠，部分地缓解了状况；在我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乡镇企业发展初期，福建、江苏、浙江、广东等东南省份从侨汇和侨胞投资中获益良多。 由此可见，管理得当的话，人口流动对输出国和输入国均会带来经济增长，实现双赢的局面。 今天的世界虽然遭遇到种种“逆全球化”现象的冲击，但全球化发展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同样，人口流动也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2014年，全球超过5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有预测称，到2050年这一数据将达到64亿。发达城市的移民人口飞速发展。 全世界近五分之一的外国出生人口居住在全球主要的发达城市。世界大都市纽约、伦敦、悉尼的移民人数超过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迪拜、布鲁塞尔的移民人数已经是当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即使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城市也正在成为移民的流向地。 这种流动，有助于带动不发达地区发展起来，分享人类进步的成果。 全世界近五分之一的外国出生人口居住在全球主要的发达城市。世界大都市纽约、伦敦、悉尼的移民人数超过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迪拜、布鲁塞尔的移民人数已经是当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人才战争 2.0》， 王辉耀、苗绿著，东方出版社。
2018年6月21日 -
人口危机：年轻人都在哪儿 | CCG研究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
2018年6月20日 -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总报告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由总报告、中国篇、区域篇和专题篇四部分组成。报告以多元视角，对世界主要西方国家的移民现状与政策取向、中国的移民新政与治理方式等丰富内容的全面梳理与深入研究，从而进一步解析全球移民政策趋势、中国在全球移民管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等紧密相关的议题。
2018年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