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成立以来，CCG对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领域保持高度关注，深度追踪中国与美国、加拿大、欧洲、亚洲、非洲、拉美、澳洲、中东等国家与地区的双边经贸关系发展与变化，多年来致力于中美欧合作、一带一路、WTO改革、CPTPP等多边领域的研究，为政策制定建言献策。CCG在连续多年主办的年度品牌论坛设置中美关系、中欧合作等议题，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活动，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发布中美经贸系列中英文研究报告。常年主办系列圆桌研讨会，邀请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德国、埃及等多国智库专家学者、政要、商界精英、外交使节就国际关系与多边合作等议题进行研讨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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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建国：中美关系正能量真的变少了吗
专家简介
2019年7月31日 -
陶短房：特朗普让4名女议员“滚出美国”，他其实也有外国血统
这种“特朗普式选举战略”似乎已成为共和党人在2020年美国选举年的普遍战略。 北美东部时间7月16日晚，由民主党人占多数的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言论”。 01 让有色人种议员“滚出美国” 这件事的起因，是7月14日特朗普的一则推文。 在推文中，特朗普对四名美国国会议员——来自纽约州的奥卡西奥·科特兹、来自密歇根州的特莱布、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普莱斯利和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奥马尔——屡屡抨击其政府所作所为大发雷霆，声称这些议员“理应滚回去修复她们支离破碎且犯罪猖獗的故国”。 这四位议员有鲜明的共性：都是少数族裔；都是民主党人；都是女性。 此言甫出，立即引发轩然大波，民主党人、少数族裔群体和女权团体齐声抨击，而共和党人则发出参差不齐的回应。雪上加霜的是，一天后特朗普非但未降低调门，反倒得意洋洋地宣称“我不过是说出了很多美国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而已”。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由民主党籍议长佩洛西亲自领衔，国会众院发起了针对性决议表决。佩洛西在决议提请发言中强调，这些“来自白宫的评论是‘可耻和恶心’的，是‘种族主义言论”。 表决结果自然也带有十足的党派色彩：表决结果是240票赞成，187票反对，其中全体民主党议员投了赞成票，而共和党议员中仅4人倒戈（且多是少数族裔）。众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并未敢公然辩称特朗普的言论“不带种族主义色彩”，只能指责民主党人“坏了国会规矩”、“用党派思维逻辑带节奏”。 02 让四名议员“滚”去哪里？ 这四名被特朗普恶言怒骂的女议员都有“非美国血统”，但其中三人是出生在美国本土的。 普莱斯利是非洲裔，但她出生在辛辛那提，成长在芝加哥，她的父母甚至祖父母都说不清自己的祖先究竟来自非洲哪里；特莱布的父亲来自巴勒斯坦，但她本人出生在美国底特律；奥卡西奥·科特兹和特朗普一样出生于纽约的布朗克斯区，其祖籍地波多黎各，地位本就是美国的“自治邦”，是“政治地位特殊的美国公民”（不享有美国联邦选举的选举和被选举权）；惟有奥马尔一人是以索马里难民身份移居美国，17岁时加入美国国籍的。 无论如何，她们如今都已是享有美国联邦选举完全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特朗普却要她们“滚回去”。 如果“祖先有外国血统”就算“外国人”，那特朗普其实也是。他的祖父母弗里德里希和伊丽莎白·特朗普均出生于德国西南部小镇卡尔斯塔特。事实上，美国自独立以来的每一位总统都带有“外国血统”。 03 选举套路，前因后果 在推特上指责特朗普“发表仇外言论，意在让美国分裂，其言行表明他自始至终想让美国恢复为一个白人国家”。 几名被攻讦的少数族裔女议员更是不依不饶：奥卡西奥·科特兹指责特朗普“向全世界吹嘘自己的白人至上主义”，而奥马尔则讥讽特朗普“之所以看不惯我们，是因为我们进入了国会，并始终反对你们充满仇恨逻辑的议事日程”。 部分分析家还罗列了特朗普的一系列种族主义和歧视女性“前科”，从为新纳粹“辩护”到对女性的不敬之词——但更多分析家指出，特朗普固然有这方面的情结倾向，但此次明知言行充满争议仍蓄意且一再“搓火”，说到底是选举战略的选择，一言以蔽之，就是“成心挑事”。 就在他大骂4名女议员的同一天，美国有关部门启动了曾经一再推迟的一项行动，在美国10个主要城市大规模逮捕并驱逐非法移民。而此前推迟行动的目的，则是想借此逼迫国会民主党人同意他在美墨边境“修墙”。这些行动无一例外是针对少数族裔和移民的。 多家美国媒体援引共和党消息人士指出，特朗普此举意在通过露骨甚至过火的、针对少数族裔和移民的激烈言论，巩固其基本票仓，从而争取2020年总统大选连选连任。 他所谓“很多美国人想说却不敢说”，正是其团队对选情的基本判断——那些“不敢说”的选民，会毫不犹豫地在明年投下特朗普一票，以免美国在换届后“不再那么白”，让自己的权益“被可恶的外人抢走”。 04 特朗普式战略成普遍战略 佩洛西令人关注的是，这种“特朗普式选举战略”，似乎已成为共和党人在2020年美国选举年的普遍战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NRCC）日前针对众多民主党潜在竞争者，发出了铺天盖地充满个人侮辱性色彩的竞选攻势：众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被称作“小丑”，退伍军人出身的纽约州国会议员罗斯被辱骂为“侏儒”和“社会主义失败者”，伊利诺伊州民主党人安德伍德被起了“假护士劳伦”的绰号（理由是安德伍德虽有护士学位却一直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没有担任过临床护士），而另一些民主党议员则被贴上了“反犹主义者”、“白左”之类的标签。 这种做法的倡导者除了特朗普本人外，还有NRCC新任主席艾莫尔和众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在铺天盖地的抨击面前，共和党竞选活动传播主任帕克发表声明，称“不会因‘社会主义者、反犹主义者、民主党人’对总统施压而屈服”——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没有，一些美国民众表示，15日一天他们收到的共和党人措辞激烈“反抨击”，数量多得“宛如雪片”。 正如有些分析家指出的，共和党人从特朗普的成功似乎得出一个结论，即“只要能上热点就是好消息”，“越极端越能成大事”，因此才会执着地将这条道走到底。 不过此次针对4名女议员的言行似乎走得实在太远，一些共和党人已开始吐槽，指出“这种套路用多了只会适得其反”，毕竟，“死忠”永远是极少数，而共和党的“特朗普化”已吓跑了越来越多的中间选民。 但特朗普和共和党似乎并没有更好选择：多项人口调查结果都显示，如果任由当前移民政策延续，美国少数族裔比例迟早会过半——而他们中绝大多数都会投民主党人的票。 特朗普和共和党人未必会因“种族主义言论”付出什么代价：民主党内的激进派很可能因此变得更加激进，并在党内初选中击退中间温和派，从而逼迫美国选民在“白特朗普”和“黑特朗普”中二选一。如果走到那一步，特朗普胜面可能比四年前更大。 文章选自《新京报》 2019-07-22 | 作者：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陶短房
2019年7月30日 -
徐立凡：五角大楼为何叫嚣起了“北斗威胁”？
美国在导航卫星领域充满“领地”意识，而全球卫星导航领域“四分天下”则让美国不安。叫嚣“北斗威胁”，就是其表现。
2019年7月30日 -
庞中英：”百年思维”——拿什么预防和避免“百年冲突”?
如果没有协和体制，1815-1914就不会有“百年和平”，而是“百年冲突”。所以，“百年和平”在治理大国冲突上的19世纪经验仍然是有21世纪的价值的。一个严峻的形势是，现有的联合国体制以及冷战后才新生出来的全球治理体系，还不足以像19世纪的欧洲协和那样成功地治理21世纪的大国冲突。但是，全球治理确实是避免、预防、缓解、解决大国冲突的一个根本方法。 专家简介 庞中英：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 01 "百年思维" 非常感谢钝角网的邀请，非常高兴第一次来到钝角网。我今天主要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的一点不成熟思考。 这点思考，我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做"百年思维"(centenary mentality)，还有上面的副标题。 我是想把“百年思维”当成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来思考。2014年是一战爆发100周年，2018年是一战结束100周年。在欧洲，尤其是法国，举行了很多活动纪念这些100周年。而2019年，又是各种各样非常重要的100周年。这些100周年的世界事件，有的在国内很熟悉，有的则被提到的不多。例如，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成立100周年。中国呢?从1919年"五四"运动算起，到2019年也是100年。五四百年，自然引起中国学者的百年思考。其实，早一点在2012年，辛亥革命100年，中国学者就以“百年”为时间单位了，例子还很多。 我所在的学科是国际关系。2019年是国际关系学科诞生100周年。在国际关系学术界，我指的是广义的国际关系，不是狭义的，也就是包括世界经济、世界政治、世界历史、国际法等等在内的讨论国际(甚至全球)问题的学科。1919年，在英国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Aberystwyth)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讲授国际政治问题的教席。今年，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院(Chatham House)也举行了活动，其《国际事务》出了一期关于上述广义的国际问题研究这个学科100周年的一系列的论文。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院没有用"国际政治"这个概念，而是说"世界政治"这个学科诞生一百年。国际法学者也在纪念国际法在2019年诞生100年。 到底如何看待过去的100年?强调冲突的认为从1918或者1919到2018或者2019是"冲突的一百年"，叫"百年冲突"。 在美国，2016年，中文名字叫做白邦瑞(Biography：http://michaelpillsbury.net/biography/)，写了《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一书。这本书对目前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政治学者和“中国问题”专家江忆恩(Alastair lain Johnston)对白邦瑞的《百年马拉松》做了一个系统的批评，发表在英国著名国际安全研究期刊《生存》2019年3月号，题为Shaky Foundations: The ‘Intellectual Architecture’ of Trump’s China Policy(见：https://www.iiss.org/publications/survival/2019/survival-global-politics-and-strategy-aprilmay-2019/612-15-johnston-re)。 6月5日，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发表了一篇惊人的文章：《中美百年冲突》(The looming 100-year US-China conflict，见：https://www.ft.com/content/52b71928-85fd-11e9-a028-86cea8523dc2)。这篇文章透露，“美国的经济、外交和安全政策统统开始把与中国全面敌对竞争作为核心原则”，“目标是确保美国(在未来很长时间)的(地球)主宰地位”。沃尔夫说，这是美国的“新思潮”，“将中美关系限定在零和冲突的框架里”，把中美关系“指向了长期冲突”，“有可能莫名其妙地演变为一场全盘冲突”。关于中美“百年冲突”的前景以及沃尔夫的尖锐评论有必要引起高度重视。 上面我提到的种种、多多“百年”话语、叙述，也许只是“百年思维”中的几个代表。还有很多的“百年”，不能一一列举。今天，我不是就这些“百年”做评论，而是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百年思维"?“百年”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很重要的思考传统。以“百年”为时段“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是一个长时期的研究途径。但是，把“百年思维”可能是过度的简化，论此忽彼，有可能得出经不起推敲或者检验的结论。 假如以1918或者1919年到今天的“百年”为思考方式(这一“百年”是很欧洲中心或者西方中心的)，这里，我提供几个问题: 这100年，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大的变化?但是，世界在不断变化(真正的变化都是“前所未有”的，“前所未有的”才代表变化)的同时，又有哪些东西并没有改变?我们看到，有一些东西很顽强，是旧的，是延续下来的，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又看到了一些似乎去了的东西(如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或者全球化学者认为“国家的作用”下降了)重新回来了，例如，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都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在“百年”前就有了。如今，这些一度消失的、被“化”了的东西，再次回到了世界生活的中心。所以，从我们各自学科的角度，我们能罗列出的一些什么样的“百年”大变化(或者大变局)? 1945年肯定是一个分水岭。1918或者1919到1945年，这是一个世界危机和世界战争的年代，和平不过是战争的间歇。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经济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也号称经济民族主义或者经济爱国主义)是经济的政治化和军事化。1945年诞生了联合国代表的国际体制(多边体制)。联合国是植根于厚重历史(尤其是欧洲历史)上的全球主义的产物，是现代意义上的在国际层面上对超出一个国家的问题或者挑战(国际的、区域的或者全球的公共问题)的治理(国际治理)的起源。关于人类发展(尽管要在一个个的(民族)国家框架中，顶多是在诸如欧盟、非盟或者东盟这样的“地区”框架中)的概念，就是联合国诞生以后的知识、政策和价值。但是，联合国在长达40多年的美苏冷战中并没有发挥出其设计的原初使命或者目标。只是熬到了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才在冷战结束的条件下，寻求大的“改革”。同时，超越联合国，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被提出、被强调、被探索(被实践)。可惜，在1991到2016年为期25年的“冷战后”时期，“联合国改革”并不成功，现代化联合国的一次宝贵机会被错过了(一些国家，如亚洲的印度和日本、欧洲的德国、拉美的巴西等也没有变成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系列的超越原来联合国和国际经济组织代表的国际治理而尝试的全球治理，即使是声势浩大、耗资巨大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实际上不是缩水，就是举步维艰。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生效。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这些都是在“冷战后”迈向全球治理的重大步骤。目前，在诸如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的压力下，这些全球治理实践，都面临着倒退的危险。 目前，世界是否真的又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变的时刻? 02 拿什么争取“百年和平”? 接下来，我想重点谈一下“百年思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百年和平”。和平问题是包括我在内很多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对象。世界上有很多“百年和平”。1815到1914年是一战爆发前欧洲的“百年和平”。这是最经典的“百年和平”。1815年是什么年份呢?1815年就是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这位超级英雄被打败的那一年。拿破仑失败后，欧洲就进入到了被公认的持续一百年的长和平。 上述欧洲的“百年和平”曾引发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广泛和深入重视。很多人因为研究“百年和平”而成名。为什么“百年和平”能够实现呢?主要结论是因为欧洲这些主要的国家，尤其是大的国家搞了一个协和体制， 即Concert of Powers(过去中国学术界一直把“concert”翻译为“协调”)。这个协和体制是成功的。研究全球治理的学者，有人就把导致"百年和平"的协和体制当做是全球治理在欧洲的起源。 如果没有协和体制，1815-1914就不会有“百年和平”，而是“百年冲突”。所以，“百年和平”在治理大国冲突上的19世纪经验仍然是有21世纪的价值的。 一个严峻的形势是，现有的联合国体制以及冷战后才新生出来的全球治理体系，还不足以像19世纪的欧洲协和那样成功地治理21世纪的大国冲突。 但是，全球治理确实是避免、预防、缓解、解决大国冲突的一个根本方法。 不幸的是，全球治理正在被有的国家，这里指的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等所厌恶、抵制、反对，全球治理陷入危机中。对真正的全球治理的无知或者忽视仍然是严重的问题。有人谈论的全球治理根本不是真正的全球治理。真正的全球治理是以世界的长和平为目标的。全球治理是关于各方各面(即不仅是大国，而且是有关的国家，非国家的行动者也在其中)参与的，具有基本正当性，具有基本约束力的复杂但又简约的国际制度安排。 现在人们谈论的大国冲突的情景，如“修昔底德陷阱”(可见：https://www.belfercenter.org/thucydides-trap/overview-thucydides-trap)等之类的，到底如何解决? 大国冲突具有必然性。如何解决(治理)大国冲突?作为国际体制或者国际制度的在各种层次上的协和(concert of states/nations/powers/players/stakeholders)是一个制度主义的解决之道。这里我就不展开说明。只顺便介绍一下：2011-2015，我以主要研究员的身份参加了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Harald Muller主持的一个“欧洲项目”(由欧洲的三大私人基金会资助的10个“欧洲与全球挑战”重大项目之一)，题为“21世纪的大国协和——大国多边主义和避免世界大战”(见：https://www.hsfk.de/en/research/projects/a-twenty-first-century-concert-of-powers/)。这一项目产生了两项成果：一个是一份公共政策报告(2014年于瑞士洛迦诺发布;一个是一本学术论文集《争论21世纪的国际协和》(见：https://www.taylorfrancis.com/books/e/9781315206790)。 我们知道，自2012年以来，至少是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者和全球治理研究学者，似乎都发现了“协和”在当下和未来的价值。上述我参加的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院的项目是这些全球同类研究中的一个代表。在美国，兰德公司和外交关系学会(CFR)有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研究。而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也有一些重量级的学者主张21世纪的大国协和，如澳大利亚的Hugh White的《对华抉择》(The China Choice: Why America Should Share Power，2013)。 最后，我愿意强调一点，假如未来中美关系进一步严峻，并引发至少地区性的国际关系的重组，协和的作用就更加重要了。假如没有协和，中美冲突及其扩大，可能会失控，即演变为难以治理的区域甚至全球的长期冲突。 文章选自钝角网 2019-07-26
2019年7月30日 -
梁国勇：贸易战决定中美未来，两国需重寻平衡点—— 大阪G20习特会后的思考和展望
梁国勇，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高级官员
2019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