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国际组织、区域合作和“一带一路”是CCG全球化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最早以全球化命名的智库，CCG创办了“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并设置全球化相关国际议题；在海内外举办了“WTO改革”、“多边治理”、“一带一路”等专题研讨会，把“一带一路”这一主题首次带到国际安全与治理领域的世界高规格会议——慕尼黑安全会议。基于多年对全球化领域的全面研究，CCG发布出版了《“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共赢方案及实现路径》，《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全球化向何处去：大变局与中国策》等研究报告和图书，其中Edward Elgar 出版社出版的Handbook on China and Globalization是为数不多的由智库在国际权威学术出版社出版的全英文书籍。CCG提出的两项倡议入选首届巴黎和平论坛，为中国智库更充分参与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开拓了崭新模式。此外，CCG与WTO、UN 、经济合作国家组织（OECD）、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众多国际组织、国际智库和相关机构建立了良好的长效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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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雅克：中国能够在全球治理方面给世界带来新的经验和启示
马丁·雅克 |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教授
2019年10月31日 -
“逆全球化”现象的实质与应对 | CCG研究
作者 | 高 飞，外交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一、从“反全球化思潮”到“逆全球化现象” “全球化是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以及经济的全球化”，而且它使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组织发生了巨变，影响着生活于其中的我们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它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然而，全球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全球范围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传播新技术新文化，但也冲击着传统经济模式、侵蚀传统文化、威胁社会稳定。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全球化的声浪就不断涌现，代表作如《全球化的十大谎言》、《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全球化的威胁》、《全球化及其不满》《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疯狂逻辑》、《不纯洁的全球化》、《全球化冲突》等，他们批评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2000年4月发表的《千年报告》中指出，“很少有人、团体或政府反对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悬殊差异。 第一，全球化的好处和机会仍然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在这些国家内的分布也不平衡；第二，最近几十年出现了一种不平衡现象：成功地制定了促进全球市场扩张的有力规则，并予以良好实施，而对同样正确的社会目标的支持却落在后面，无论是劳工标准，还是环境、人权或者减少贫穷。更广义地说，全球化对许多人已经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这些力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经济不稳和社会失调。甚至在最强大的国家，人们不知道谁是主宰，为自己的工作而担忧，并担心他们的呼声被全球化的声浪淹没。”如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所说，全球化带来了“新问题和紧张感”。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反全球化的浪潮也不断高涨。1999年11月30日到12月初,美国西雅图发生了举世震惊的示威运动，开启了大规模反全球化示威的先河。2001年6月9日，世界社会论坛国际委员会在巴西成立，反全球化运动本身开始走向“全球化”。2002年，在西雅图反全球化风暴中成名的杰里·曼德和他创建的全球化国际论坛出版了一部《经济全球化的替代方案：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集中系统阐释了他们对全球化的理解。从政治立场上看，反全球化力量有左翼、右翼、自由主义者，也有保守主义者，有各地的工会组织，也有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人们经常使用的“反全球化运动”只是一个现象，它既没有坚实的反全球化内核，也不是单一的运动。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反全球化运动”逐渐发展成为“逆全球化现象”，从民间走向政府,其思想和主张在一些发达国家成为政府的政策,这一变化不是偶然的。 首先，在一些国家内部，全球化加剧了贫富差距,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利茨曾撰文批评美国社会阶层的严重分化现象，认为其“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根据瑞信研究院发布的2016年度《全球财富报告》，全球财富金字塔底层的35亿成年人人均拥有的财富不到1万美元，这个群体拥有的总财富仅占全球总财富的2．4％。而3300万的百万富翁仅占全球成年人口的0．7％，却拥有着全球45．6％的财富。2016年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报告指出，过去十年来，全球25个发达经济体中，70％的家庭5亿多人口收入下滑。中产阶级的“崩塌”改变了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年轻人和穷人缺少了机会和希望。据有关统计，现在世界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7左右，超过了公认的0．6“危险线”，主要发达经济体贫富差距也在加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马太效应显现推动了民粹主义情绪蔓延。 第二，在全球层面，全球化使得资本摆脱了民族国家的控制，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技术经验、产业结构的不同，一些国家和地区处于全球化进程的优势地位，另一些处于从属或“边缘”地位，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日益显现。2015年卢森堡的人均年GDP[达到10．1万美元，而布隆迪的人均GDP[仅为277美元，二者相差近365倍。新兴大国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在缩小，但新兴国家同后进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却在拉大，造成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分化。一些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而另一些国家由于种种原因沦为“失败国家”。 第三，从观念层面来看，全球人口加速流动进一步触发众多群体的认同危机。全球化不仅仅是商品的自由流动，也带来意识形态、观念和文化的摩擦和冲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输出其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在欧洲国家，移民族群难以融入欧洲本地社会，恐怖袭击频仍，右翼排外势力抬头。中东等地区和国家的部族、教派矛盾日趋严重，宗教极端主义蔓延。美国等西方国家同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加剧。“文明的冲突”如同自我实现的预言，以不同形式不断呈现出来。 第四，从传播手段来看，社交媒体迅猛发展，草根阶层大规模卷入高层政治，改变了传统政治生态。困扰世界的很多问题并不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然而信息技术无疑连接和放大了分散和既存的问题。网络成为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它既加强了教派、族群、国家内部的向心力，也加剧了社会里思想的分化和群体分裂。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通过网络迅速传播扩散，冲击着传统的政治逻辑和国家权力界限。在矛盾被放大的同时，许多传统的路标不复存在，许多人不得不接受陌生的规则，焦虑情绪加大。 客观来看，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自由贸易是推动过去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动力，两者在推动世界经济成长的同时，也加剧了财富分配的差距。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时，全球经济“蛋糕”不易做大，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反全球化的呼声更加明显。在反全球化思潮的冲击下，发达国家的公众把对现实的不满归咎于社会精英的背叛、外来移民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发展中国家的公众将社会不公问题归咎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制和腐败。以反对全球化分配不均、反对维护现存的国际金融和贸易秩序、反对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资本主义等为目标，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宗教极端主义汇集成全球化的逆流，开始强烈冲击原有的国家和世界秩序。 二、逆全球化现象的实质 反全球化思潮的产生和逆全球化现象出现在主要西方国家政府层面不是偶然的。逆全球化的实质是国际治理制度的危机，是反全球化思潮在国际政治经济层面的反映。冷战结束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推动了世界各国的发展进步。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治理机制与国际国内发展需求的差距不断加大。 在全球化的推动下，过去20年全球财富从1996年的16．6万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58．7万亿美元，增长了4倍。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从1990年的19亿降至2015年的8．36亿，超过预期减半的目标。总的来看，全世界的中低收入阶层在全球化条件下境遇改善,说明经济全球化整体上是有益的。在全球的财富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国际间的各种合作机制也得到空前发展。1992年，旨在推动资本自由流通，建立欧洲统一市场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签署，1999年欧洲统一货币欧元诞生。伴随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在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的区域合作进程也明显加快。1995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知识产权贸易的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GATT）正式成立，中国和俄罗斯分别在2001年和2012年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世界贸易真正成为全球贸易。跨区域的国际经济合作步伐也显著加快，1995年至今，全球跨区域经济合作自贸协定从38项增加到282项。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代表着世界前进的方向，“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明显开错了药方。逆全球化问题的核心是全球治理机制的失灵。 全球治理机制失灵指国际规则体系不能有效实现治理，导致全球层面秩序紊乱的现象。全球化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得到优化，推动权力重新分配，导致一些国家内部的社会阶层开始重新分化，国际间的权力加速转移。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国家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性挑战也不断增多，对全球治理的需求日益升高，要求对原有的规则和制度进行改革和重构。然而，从全球层面看，全球治理遇到了深刻的制度阻碍，难以对全球财富分配做出新的、有效的制度安排。 在国际经济金融领域，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发挥着重要作用。冷战结束以来，国际金融危机频发，表明原有的制度安排难以适应全球化快速发展的需要，没能反映发展中国家集体崛起的国际现实，既不公平，也不合理，亟须进行改革。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动了份额改革，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份额有所提升，然而，由于担心改革后新兴市场国家获得更大话语权，美国国会对改革法案一直不予通过，直到2015年改革才得以落实。 在国际安全领域，“9·11”事件以后，恐怖主义成为国际安全的严峻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用“以暴制暴”的方式，借口人道主义干预，拓展自己的利益，世界面临“越反越恐”的局面。2003年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最终以失败告终，伊拉克局势至今难以恢复平静,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的诞生与伊拉克战争带来的地区创伤密不可分。 在大国关系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希望长期保持在世界经济领域中的主导地位，通过复兴七国集团小圈子，遏制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治理舞台发挥更大作用；新兴市场国家则建立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机制，通过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予以抗衡。在政治领域，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坚持冷战思维，设定假想敌，把俄罗斯视作地缘政治对手，通过北约东扩和“Colour Revolution”压缩对手的地缘政治空间；为了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美国极力在亚太地区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通过“制造”、“介入”和“协调”区域国家之间的矛盾，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大国博弈不断升温，“新冷战”之声四起。 总体上看，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严重滞后，用国际关系的老方法解决全球治理的新问题，常常会带来改革停滞、治理无力、热点频发等问题，并助推了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是逆全球化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 三、逆全球化的负面效应 作为一种思潮，反全球化在一定意义上是全球化的安全阀，有益于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完善，实现全球化的长期健康发展。同时，反全球化在认识上具有一定片面性，容易导致一些国家政府和民众趋于保守，滑向孤立。作为政府政策，“逆全球化”不仅影响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合作，也将导致全球增长遇阻。 从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再到21世纪的信息技术革命，西方对于世界经济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全球治理的最早倡导者。然而，必须看到,在推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通过其资本、技术优势建立经济优势，而且通过国际制度安排，把自身的经济优势转化成为制度优势，通过推销西方价值观确立自身的观念优势，以期长久保持自己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共同崛起，西方的主导地位发生动摇。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从1990年到2015年，发达国家占全球ＧＤＰ的比重从78．7％降至56．8％，而新兴市场国家占比则由19．0％上升至39．2％。与此同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强调小政府、公民社会、自由竞争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开始退潮，以此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趋于破产。这一巨大变化使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不惜开历史倒车，采取逆全球化政策，以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这些政策包括： 一是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强调本国利益优先。从2008年到2016年，美国对其他国家采取了600多项歧视性措施，仅2015年就采取了90项。在美国的“带领”下，根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的资料库，2015年各国实施的歧视性贸易措施比2014年增加50％,而中国是全球受贸易保护措施伤害最重的国家。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下，全球贸易已经跌入近10年来的低谷。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自2012年以来，世界贸易增速连续四年低于3％，2015年世界贸易额从2014年的19万亿美元大幅降至16．5万亿美元。 二是采用规则修正主义，以制度维护权利。自1648年民族国家体系在欧洲开创以来“国家利益至上”一直被西方国际关系奉为圭臬。在他们看来，国际规则本质上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为了应对国际气候变化，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通过了《京都议定书》，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为借口，全然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2017年6月，美国故伎重演，再次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在经贸领域，为了保持自己在贸易领域的优势地位，2009年11月14日，奥巴马政府正式宣布美国将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强调为设定21世纪贸易协定立标准定规则，试图“另起炉灶”，绕开或取代世贸组织（WTO）相关规则，打造超越国家主权的资本运作体系。奥巴马总统曾直言不讳，“美国不能让中国等国家书写全球贸易规则，美国应该制定这些规则”。尽管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已宣布退出TPP，但是脱离多边主义，强调美国第一的政策仍然使人担心美国对待国际规则的功利态度不会改变。 三是摆向政治孤立主义，逃避国际责任。作为西方世界的领头羊，一战、二战前后，美国国内都曾出现强大的孤立主义思潮。孤立主义思潮近年在美国再度兴起。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在《外交政策始于国内：办好美国国内的事》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对美国减少国际义务，放弃扮演“世界警察”角色，专注解决国内经济与社会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与特朗普的诸多理念一脉相承，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哈斯会频频收到来自特朗普团队的“橄榄枝”。特朗普上台后在美墨边界筑墙、颁布禁穆令、退出国际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一定程度展现出美国新政府政策的孤立主义倾向。如同美国在军事上不负责任的干预一样，美国不负责任地政策收缩也会给世界带来新的威胁和震动。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是全球化的引擎。西方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潮流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一定时期内将成为影响国际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 四、全球化趋势与中国的应对 从长期来看，全球化是大势，逆全球化只是现象，逆全球化实质是平行层面的全球化。尽管国家的本质在全球化时代已经出现了深刻的变化，但国家在促进和维系目前的全球化进程中依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全球金融危机、国际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新传染性疾病等新挑战，很难依靠个别国家独自解决。关键是要提高国家的适应力，加速全球治理体系改良，在危机中探索建立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新型国际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融入国际体系，已经成为了当今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正因为如此，美欧发达国家因为经济相对衰退而启动的自我保护程序也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全球权力结构的变化导致领导缺位，放大了发展理念上的差异。在公平、公正、合理的基础上推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呼唤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发挥更大作用。 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占世界GDP的比重达到15．5％；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出口市场份额升至13．4％，并成为世界120多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经济的成功在于将自身的改革与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将中国的发展与国际体系联系起来。全球化进程保证了中国得以通过和平方式获得世界的资金、技术、市场和原材料，是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换而言之,只要全球化的进程不中断，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经济支撑就有保障。 在逆全球化大潮面前，中国高举合作共赢的旗帜，主动谋划，积极引领世界变革潮流，在完善全球治理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16年9月的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提出，推动创新世界经济增长方式，推动完善世界经济金融治理体系，推动重振国际贸易与投资，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不仅为世界经济指明了方向，而且充分展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愿。在2016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利马会议上,中国直面“逆全球化”浪潮，强调要反对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建设开放型经济，引领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在2017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领导人明确提出“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权利，同时都应该在更加广阔的层面考虑自身利益，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要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中国致力于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和引领者，这不仅符合中国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国际社会对崛起中国的期待。 尽管目前的全球化遇到明显的挫折和挑战，但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治理进程不会中断。2017年2月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中国领导人讲话强调，“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方向没有改变，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在中国看来，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客观进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尽管面临各种问题，经济全球化仍将持续；世界的多极化本质上是与经济基础相联系的权力转移，世界的权力结构将走向更加均衡；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代表了世界各国在相互依存的背景下，依靠自身的能力，为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各自责任的方向。在新的形势下，避免重复别人的错误，中国关键是做好三个“避免”： 一是要避免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民粹主义在政治上盲目主张民主化，导致决策效率低下，无法集中力量办事，在经济上支持过度福利化，造成成本高企、生产停滞。因此，既要重视民意，也要积极引导，避免极端化倾向。同时也需要警惕网络民粹主义的蔓延。 二是要避免消极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积极的民族主义对于团结民众，抵御外辱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消极的民族主义过度强调本民族的优越性或历史记忆，通过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寻求本民族的利益。自明清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常常与“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紧密联系，这些对中国都是有害的。“中国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 三是避免盲目自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不能因此盲目自大，认为中国可以包打天下。满招损，谦受益。中国当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运作的人才也还很不够，别国的许多发展经验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在承担国际责任方面，中国依然需要量力而行，依靠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中国无意去领导谁，也无意去取代谁”，中国要的是与世界各国共担责任，合作发展。 解决逆全球化的影响，只能通过完善全球治理予以解决。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领导力缺位的情况下，中国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学习中补齐短板。关键是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定扩大对外开放。当今中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面对复杂形势，最根本的还是要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要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增强我们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诸多领域复苏乏力，国际贸易低迷，全球债务水平攀升，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全面推进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平衡、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础才会更牢,底气才会更足。同时，要继续扩大开放，坚持“以开放促改革”。目前，中国已经在上海、广东等地设立了11个自贸区，与1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双边自贸协定（FTA）及一个升级协议，并正在谈判8个双边和区域FTA，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正在形成深层次的良性互动。 二是坚定合作共赢，树立包容自信的心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不能把世界长期发展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上。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继续坚持合作共赢，包容自信和扩大对外合作。2014年8月22日，中国领导人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发表题为《守望互助，共创中蒙关系发展新时代》的演讲，提出“中国愿意为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2015年11月7日，中国领导人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再次强调，“中国的发展进程得到周边国家帮助和支持，中国发展成果也为周边国家所分享。中国愿意把自身发展同周边国家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便车’，让中国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周边,让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具体来说，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就是要把所谓的“中国威胁”转化成“中国机遇”，通过合作成为连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纽带，在新型全球化进程中发挥引擎作用。 三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卸责战略”，中国倡导并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寻求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迄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积极支持和参与的态度，我国已同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2016年11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决议欢迎“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呼吁国际社会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 在逆全球化声浪中，“一带一路”不仅开启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也推动了世界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联合国维和、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成功参与完成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促成签署国际气候谈判《巴黎协定》，推动国际互联网等领域的规则制定等。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引领国际机制的改革和国际新规则的制定，勇于承担与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大国责任。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将是崛起中国对世界的新的贡献。 总的来看，逆全球化与全球化相生相伴，形影不离。当代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深度依存的世界，解决全球性危机、发展全球正义只能通过多边合作。面对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等问题，在2017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与会人士和观察家普遍表示，维护国际秩序、应对安全挑战，必须坚持多边主义和全球化。全球化的活力来源于竞争,而竞争必须建立在差异上。有差异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国家必须在差异中寻找自己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使差异形成积极的竞争而非绝望的对抗。“历史没有终结”，全球化进程仍将继续。 逆全球化现象恰恰体现了当代世界的全球化进入了“换挡”期，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陷入停滞，新兴市场国家推动的“发展的全球化”成为新的动力。以和平发展为导向，以合作共赢为条件，以共商、共建、共享、共管为支撑，新型的全球化正在形成。深入理解逆全球化现象对于我们把握世界大势、完善全球治理，推动完善“发展的全球化”进程，更有力地发挥中国在世界舞台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本文选自《全球化向何处去——大变局与中国策》 CCG新书《全球化向何处去：大变局与中国策》出版 2019“书香天府·全民阅读”——四川省党员干部月读推荐书单（四月） 《全球化向何处去——大变局与中国策》 主编：王辉耀，苗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邀请来自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相关知名学者，基于各自专业，在书中系统提出了他们对当前全球化遭遇困境的解释。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共25篇文章。上篇主要涵盖了国内全球化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全球化的系统阐释、对全球化趋势的判断；中篇主要为学者对目前世界上出现的反全球化以及逆全球化等现象的深刻反思与研判；下篇主要从经济贸易、外交、文化等不同领域提出了中国如何引导与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中国方案”。
2019年10月25日 -
庞中英： 从“发展”和“治理”的角度看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最近10年总是光顾“发展经济学”，有时甚至把“经济学奖”给了政治科学家。如果不能在“全球挑战”和“全球治理”上评论，我们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围观”就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许多人以为“贝尔经济学奖”(The Nobel Economics Prize)也是“诺贝尔奖”，应该说，这样说也没有错，只是不精确。“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瑞典银行奖，奖励经济科学各门(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设立于1968年，1969年首次颁发。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Ragnar Anton Kittil Frisch）和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Jan Tinbergen）是该奖首届得主。瑞典曾是北欧强国，如今是世界上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有着各种各样面向世界的奖项（大多不是瑞典政府主导的），最有名的当然是“诺贝尔奖”，是瑞典在世界上代表性的“软实力”。 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Abhijit Banerjee, Esther Duflo和Michael Kremer三位经济学家，理由是他们“采用实验主义方法研究如何缓解全球贫困”。“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给了“发展经济学”家（Development Economists），是可喜可贺也是可忧可思的事。我是经济学出身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上过最好的“发展经济学”课程。给我们讲“发展经济学”的是享年百多岁的杰出经济学家杨敬年老师。以后，我尽管不属于“经济学界”，但是，一直与经济学分不开，一直在观察“发展经济学”在世界的演变。在评论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时，我建议人们不要忽略了该奖评奖委员会给出的理由里面的“全球贫困”（global poverty）一词。尤其是不要忘了其中的“全球”。当前的世界，确实面对着“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发展”在全球范围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全球贫困”本来就位列头号一批的“全球挑战”。在过去30多年，由于各种原因，来自“不平等”、“气候变化”、“不可持续性”等导致的世界贫困问题早已颠覆了传统的“贫困”问题。世界范围内，“贫困”是“全球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用了“全球贫困”一词。对“贫困”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一个“发展”问题，更是一个“治理”问题。这里的“治理”也不仅是在国内范围（国内层次）上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层次上，即“全球贫困治理”。全球贫困治理是过去30年，即冷战结束后以来，包括“发展经济学”在内的整个“发展科学”（发展研究各门学科）的一个主要趋势。我曾号召过自己所在的国际研究（全球研究）学科领域的“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学”（IPE或GPE）专业的学生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为题做学位论文。“发展”与“治理”息息相关。这里讲的“治理”（governance）是与“统治”（government）很不同、相区别的概念。“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最近10年总是光顾“发展经济学”，光顾与“发展经济学”密切的“治理”学科，有时甚至把“经济学奖”给了政治科学家（这可能使一些经济学家对该奖不满）。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William D. Nordhaus, 因为他研究“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当代世界最大（在全球范围）的“大变局”，即“天变”。“气候变化”是“发展”带来的问题，反过来又制约了“发展”，恶性循环，成为当今的头号“全球治理”问题。“气候变化”在非洲、南亚、拉美等已经带来了更严重的非传统贫困。没有气候变化治理，也不会有21世纪的发展。对“气候变化”的治理，目前主要依靠一个全球治理框架（UNFCCCC）和一个个联合国成员。未来的“发展”是在气候变化和气候年治理的条件下的。2015年，苏格兰出生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Angus Deaton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因为他研究“发展”问题，尤其是研究“消费、贫困和福利”之间的关系。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大激励了广大的其他社会科学学者，尤其是全球治理研究学者，研究如何治理“公域悲剧”（governin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政治科学家Elinor Ostrom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目前，全球范围内，“公域”（例如气候、海洋、极地等）面对的问题更加严重，在很多场合和层次，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却不是Ostrom主张的制度主义。强势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更不愿意采纳制度主义（“规则为基础”）。特朗普的美国退出了气候变化治理的《巴黎协定》，不少国家在抢占公海、深海、远海等国际法规定的“人类共同财产”，“全球公域”的私有化不断抬头。到头来，全球的“公域悲剧”更加恶化；到头来，世界发展中的“可持续性”更不乐观。今日世界，呼唤“可持续发展”者很多，尽管不同的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学科、不同的机构说的“可持续发展”不同。“发展”就是“可持续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的不能叫做“发展”。号称“发展”的东西太多，但这些东西未必是真正的“发展”。“增长”未必带来“发展”，缺少“可持续性”的快速“增长”可能带来的快速破坏，并产生“发展的悖论”和“发展的停滞”。“可持续性”是“发展”的根本或者中心标准。我们看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实际上是以“可持续性”为核心标准的。结语：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发展中”的中国自然引起了不少评论。我看到的论者主要来自“经济学界”和“经济政策界”。不出所料，有人对之的评论再次反映了根深蒂固的狭隘民族主义，即为什么“发展成就这么大”的中国居然一直没有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光顾？为什么经济学科如此普及和发达的中国，为什么也有世界级的经济学家的中国，居然没有“中国经济学家”得到这一奖项？有人甚至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偏见，不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研究的成就。我认为大可不必如此反应。这个奖毕竟是目前最具有“全球”意义的、享有世界声誉的。我们还是好好地反思为什么我们缺少“诺贝尔经济学奖”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以及与发展相关的“全球（问题）研究”？进入本世纪，中国执政党和政府，一直在呼唤、号召“科学发展”和“有质量的发展”（高质量发展）；与美国特朗普政府不同，中国仍然留在《巴黎协定》，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贡献不小，但是，伴随中国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已经具有在解决“全球贫困”问题、在回答全球“可持续性”挑战上的非凡答案？ 文章选自华夏时报网，2019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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