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G 提倡人才开放发展。致力于人才国际化研究，CCG在国际人才、国际移民、华人华侨、出国留学和回国发展等领域开展并承接重大研究课题，举办系列活动，出版相关图书并发布系列研究报告。 政策影响力。基于扎实且富有创新力的研究成果，CCG提出一系列完善我国人才发展和移民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在推动国家移民管理局成立等重大政策中发挥积极作用。 学术影响力。CCG在社科文献出版社连续出版发布《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中国区域国际人才竞争力报告》等蓝皮书，连续翻译出版国际移民组织（IOM）《世界移民报告》，在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出版包括 “China' 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Development”在内的多部英文著作，填补了中国国际人才研究领域的空白。 社会影响力。CCG创办了“中国人才 50 人圆桌论坛”、“全球教育 50 人论坛”等品牌论坛，连续多年承办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举办“全球人才流动与国际移民学术研讨会”。CCG 提出的筹建“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倡议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和北京市政府的积极评价与支持，成功入选了首届巴黎和平论坛，并在第二届巴黎和平论坛上成功举办了“国际人才组织联盟--国际专家研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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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不断的劳务移民政策 | CCG研究
摘 要 近年，国际移民发展趋势呈现出以下特点：国际移民数量增加，所在区域相对集中，但流动性下降；经济发展刺激短期迁徙；移民流动形式多元化，尤其在大规模移民流中，迁徙的动机具有很强的混合性；被迫流离失所者规模巨大，重新安置与返乡者的比例较低，但增幅开始出现放缓迹象。主要西方国家近年反映出的政策收紧趋势并不能反映政策变化的全貌，各国根据自身发展，在移民政策变革上各有侧重。劳务移民、就业与创新，一直处于移民政策争论的中心位置。美国与英国虽然不断加高投资移民的门槛，却特别制定了吸引企业家移民的政策与规则。在移民政策“收紧”之外，新加坡为增加人口规模相对放宽移民规划，加拿大结合国际教育战略增加了高素质移民的数量。虽然中国大陆地区国际移民占总人口比重仍是世界最低，但中国也在不断从国际移民来源国，成长为治理方式与机制不断进步的国际移民目的国，外国人“来华逐梦”也呈现上升趋势。“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也成为中国规范移民的重要流向地区。 世界主要西方国家的移民政策趋向 （二） 持续争论的劳务移民政策与变化的可能 1. 移民政策变化趋势中的劳务移民 劳务移民是以就业为目的，从一个国家移动到其他国家，或是在其居住的国家内的人口移动。大多数国家都通过移民法对劳务移民做出规定。除此之外，一些国家还积极调控外向劳务移民，并且为自己的国民寻找就业机会。尽管理性的经济分析都已经对低技术劳动者丧失劳动岗位的原因做了详尽分析，技术创新对低技术劳动岗位的打击才是真正根源。但在西方国家政治选举、国内经济状况欠佳、或是遇到突发的社会安全事件时，来源于国境之外的劳务移民，总是成为其所在国失业率增加的替罪羊。 一直以来关于移民的争论都集中在移民是否为所在国和来源国做出经济贡献，抑或产生负面影响上。如同每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各大移民东道国的反移民情绪就会不同程度地抬头。特朗普竞选期间，就提倡打击非法移民，认为该群体直接同处于弱势的美国工作者形成竞争关系，呼吁首先应该将工作机会提供给美国工作者。”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3月的民意调查显示，竞选期间57％的选民认同移民通过辛勤工作贡献美国，而只有20%支持特朗普的选民认可该选项。所有选民的35％认同“移民通过找工作，住房和医疗保健给国家造成负担”，特朗普的支持者对该选项的认可度高达69％。皮尤研究中心还在2016年八月份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一半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移民“比美国公民更有可能犯下严重罪行”。35％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移民从美国人那里得到工作，而在所有选民中只占24％。 特朗普就任后，开始对非法移民重拳出击，合规劳务移民的签证名额与社会融入的空间也不断受到挤压。 无独有偶，一直依赖于外国劳动力输入的海湾地区国家，也在经济疲软后，由政府开始施行劳务移民限制政策。加之该地区的工作条件恶劣，使得原本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将他们的“迪拜梦”转向欧洲，尤其是孟加拉国人。2017年，孟加拉国人突然成为通过危险旅程穿越地中海到达欧洲的最大迁徙人群之一。几十年来，孟加拉国人因为国内工作岗位与发展机会的缺乏而离家去往需要他们作为劳动力工作的国家。孟加拉国人去往的，基本是石油储量丰富的海湾地区国家。大部分人是通过利比亚采用非常规途径到达意大利，来找一些临时工作，并非想要长期居留。此前，走这条迁徙路线的人主要是撒哈拉南部非洲的人，孟加拉人在2017年成为赴欧洲的劳务移民中一只新的队伍。从2017年1-8月之间，通过海路到达意大利的孟加拉国人达到8700人，约为所有通过海路到达者的9%，仅次于尼日利亚和几内亚人。而欧洲，尤其欧盟地区浩浩荡荡持续多年打击非法移民的举措、恐怖主义频发、极右翼势力抬头而营造出的政治社会氛围，对于欧洲劳动力市场是否转化并接受这一类“非常规”途径进入欧洲的劳务移民，前景却从未乐观。 近几年，澳大利亚的劳务移民政策也在不断缩紧。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也提出：将“澳大利亚人放置首位”。首先于2017年4月取消457临时工作签证，使原本向外籍人员开放的工作岗位由澳大利亚人优先就业。然后加高其他类型的工作签证对于工作经验、语言能力和劳动力市场测试的门槛，意在具有针对性的引入高技能型劳动力。并对186签证和187签证（雇主担保永居签证）的申请条件作出修改，严格把控高技能人才的引进，加强对永久移民申请者的把关和制裁。在澳洲入境事务所公布的数据里，457签证持有者中占很大比重的英国人与中国人都会受到波及。 2. 美国的H-1B签证以及其他劳务移民政策引发的争论 2018年1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了他上任以来的第一个国情咨文。在国情咨文中，除了减税和降低失业率，在他报告中，对于美国绿卡政策的变化着墨颇多，即针对家庭链这一“拉”的强劲动力源，取消非直系亲属、成年子女等获得美国绿卡的途径。来自已经移民的家庭成员或朋友的社会支持，以及移民目的国对家庭团聚的移民许可，这类非经济因素，会对移民的迁入形成强有力的“拉”势。家庭亲属类、就业类、难民与政治庇护类和抽签，是外国人获得美国绿卡的四大类途径。根据美国2016-2017财年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美国共签发了84.49万张永久居留证，即美国绿卡。其中美国公民直系亲属移民(immediate relative)、家庭亲属移民(family-sponsored preference)占总签发量的66.5%；就业为基础的移民(employment-based preference)占总签发量约13%；抽签移民占签发量的4.12%。对比2009年即奥巴马上任一年时美国绿卡获得方式，在特朗普执政的第一年，家庭亲属类移民方式从2009年的67%，增加为2017年的69%。通过难民与政治避难方式从2009年的16%，下降为2017年的13%；通过就业的移民从13%上升到14%。 虽然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没有强调就业类别的绿卡获得途径以及“非移民”类型的临时性签证政策变化，但除了限制比重上升的家庭亲属类绿卡获得类别，同样类别比重上升的就业类别，也是特朗普政府限制的重点。与直接取消相关绿卡发放的类别不同，对就业获得绿卡途径的限制，是通过对其上游来源各类非移民类的劳务移民签证进行重新限制。虽然这类劳务移民的签证类型与获得永久居留权或入籍相去甚远，但因为这些签证能为有移民倾向的外籍劳动者赢得临时性的固定在美国工作时间，也为其将来通过就业类别途径获得美国绿卡带来希望。因此，对劳务移民签证的限制，也会较大程度上限制非永久性工作者成为美国的永久居留者。 2017年12月30日，媒体有消息透露，美国国土安全部将停止对有关H-1B的签证进行延期。2018年3月20日，美国USCIS正式宣布从2018年4月2日开始，暂停H-1B签证的加急处理，暂停持续到2018年9月10日。是针对临时性工作者，即受美国允许从事、服务于“具体职业”的外国人颁发的非移民类签证，是让雇佣者获得临时性工作者的一种手段。雇主可以为外国人提交一份H-1B申请，此外国人是要服务于一个特定职业，或是服务于同国防部相关的合作研究、开发、合作项目这类特殊性质的项目，或是在时尚造型领域有卓越的能力。在雇佣H-1B工作者之前，雇主必须首先向劳工部提交一份劳工条件申请，并向美国公民身份与移民服务局（USCIS）提交H-1B申请。在劳工条件申请中明确工作、薪资、工作时长、就业的地理位置等信息。某些雇主（“H-1B依赖型”雇主以及“蓄意违规”的雇主）在雇佣H-1B工作者前，必须首先招聘美国工作者。H-1B所覆盖的职业可以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机系统分析师和程序员、医师、教授、工程师和会计师。外国人可以通过H-1B身份获得在美国不超过6年的工作时间；然而，每次H-1B申请只可以申请不超过3年的时限。H-1B可用于支持外国人获得H-1B的初始就业时限，或延长或更改此前美国允许授权外国人停留美国的H-1B身份或是其他非移民身份。 多年以来，数十万的外国熟练技术工作者，甚至科技行业领军人物，都是通过H-1B签证留下，从而解决了美国技术工作者短缺的问题。尤其是印度人和中国人位居获得此类签证的前两位。H-1B签证获得者中的大部分都成为了美国的永久居民或者公民，他们同其他的移民一起，为美国社会创造了源源不断的巨大价值。 停止H-1B签证延期的措施一旦出台，将会影响成千上万的外籍员工，他们在绿卡申请未获得批准时将无法保留原来的H-1B签证，从而被迫离开美国。首当其冲的是H-1B签证的两个最大申请群体（见图17）：印度人（2017年前三季度申请量为30.23万）和中国人（2017年前三季度申请量为4.15万），对印度申请者的影响尤其巨大。根据H-1B签证现行的相关法律，允许有效期为三年的H-1B签证延期三年。如果在这六年结束时能有一个待定的绿卡（永久居留）申请，那么H-1B签证几乎无限期地延长，申请人可以合法地留在美国工作生活，直到绿卡处理完成。 美国之所以能够吸引大批移民，主要是世界首位的经济体地位、优质并兼顾多样化的教育体系，以及沿袭传统相对包容的移民氛围。人口的自由流动也同资本和商品的流动一样，是资源的合理配置方式之一，这些移民大多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自发形成。即使特朗普政府的措施使美国公司聘请外国工作者的难度急剧加大，美国工业界依然申明其对H-1B工作者旺盛的需求，因为美国自身并没足够的符合业界需要的技能型STEM毕业生。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6年9月公布了一份汇聚人口学、经济学等学科学者的研究成果的报告。该报告为读者展示了移民对经济的积极影响。报告指出，迁入的国际移民为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人力和智力资源，作为一只更加灵活的劳动力大军，从美国各行各业为消费者提供着相对廉价的产品与服务，改善着美国社会福利。尤其最近几年大量迁入的高技能移民，包括科技人才，激励着创新，创造着就业机会，直接对美国技术领域与劳动者阶层做出重大贡献。正是这些处于人生最好年华的外国熟练技术工作者增加了美国政府的税收，提升了美国的经济。如果美国把这些能者排除在外，人才的回流会使人才来源国受益。而这种回流现象已经发生在中国。 不但限制技术性外国劳动者的政策受到美国国内的极大质疑，连限制低技能劳动者，甚至是打击非常规移民的政策，同样不受欢迎。因为在劳动力市场中，就业结构低端的廉价工作岗位，往往对劳动力需求很大，但美国人自己并不感兴趣。据皮尤的调查，如季节性农业工作、清洁、建筑业与餐饮服务业等13个行业中，移民的从业率要高于美国本土出生者。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USICE）于2017年2月全国范围内施行了为期一周的大范围搜捕无证移民的行动。该行动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无移民日”活动。对移民依赖较大的多个城市，例如纽约、华盛顿等，来自餐饮、建筑等企业数以万计的移民员工，以罢工、罢课、拒绝购物等方式参与到抗议中。根据CNN的报道称，“无移民日”（Day Without Immigrants）的目的在于抗议特朗普的移民和旅行禁令，以及突出移民群体对美国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包括劳动和消费贡献。 3. 由东道国经济状况形成的劳务移民、就业岗位与创新的相互调试关系 牛津大学移民观测中心（The Migration Observatory）认为，评定劳务移民对东道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由移民的技能、现有劳动者的技能，以及东道国经济特点决定的。当劳动力的供给需要根据经济与劳动力的需求进行调节时，这些对移民的评判会因为从短期看还是从长远衡量而存在很大差别。从短时期来看，评判移民对薪资和目前既有劳动者的影响，主要是看移民所具有的技能是否对现有劳动者有替代性。如果存在这种替代性，那么从短期上看，预测移民将加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拉低薪资水平。技能的替代性越强，对薪资水平的负面影响越大。另一方面，如果移民的技能与现有劳动者技能形成互补，那么所有劳动者都会增加产出，于是移民将会被预测为增加现有劳动者的薪资水平。除了扩大劳动力供给之外，移民还扩大了对产品与服务的消费需求，从而扩大该经济体对劳动力的需求。从中长期看，移民可以带动更多的投资。无论是消费需求还是投资，都会拉动更大的劳动力需求，从而增加该经济体的薪资水平和就业。换句话说，工作岗位的数量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需求变化。 英国的实证研究证明，在迁入移民对英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中，迁入移民对平均薪资影响相对来说很小，但对低、中、高收入劳动者薪资分配的影响非常大。Dustmann，Frattini 和Preston早在2013年的研究中就发现，迁入移民的数量每增加1%就会带来英国出生的劳动者平均薪资提高0.1-0.3%。他们还发现移民占英国工作年龄段人口中的比重每提高1%，就会带来最低薪酬劳动者（5%）的薪酬降低0.6%，但同时提高更高薪酬的劳动者的薪资水平。研究还显示，受迁入移民的负面影响最大的劳动群体实际是已经在东道国工作居住的移民劳动者本身。因为新移民所具备的技术与已经被英国雇佣的移民所具有的技术有很强的替代性。 迁入的劳务移民会对现有工作岗位带来竞争力，但同样也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在经济疲软期，经济体对劳动力需求的反应会比经济增长时期缓慢。薪酬与就业的变化并不是经济体对移民迁入的唯一反应。经济体对移民迁入还有另外一种调解机制，即移民迁入可能会改变经济体生产的货物与服务的组合，从而使劳动力市场的职业与产业结构都发生变化。例如，迁入的技术型劳动者可以促进创新，并且可以适应技术密集型行业，从而再度促进劳动力需求。 因此，紧缩的政策并非一以贯之，市场、雇佣者与消费者从未间断过对熟练与技能型劳动者的渴望。限制性的移民政策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些移民国家中成为主导，但其并不能真实反映市场的需求。因此，在劳务移民所在国，围绕移民政策的争论与利益集团根据自身诉求所引发的政策争论并不会停止，在政策体系中形成调适作用，甚至让限制性的政策再度发生变化。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
2018年8月10日 -
美、英加高投资移民门槛，为经济发展定制企业家移民
摘 要 近年，国际移民 发展趋势呈现出以下特点：国际移民数量增加，所在区域相对集中，但流动性下降；经济发展刺激短期迁徙；移民流动形式多元化，尤其在大规模移民流中，迁徙的动机具有很强的混合性；被迫流离失所者规模巨大，重新安置与返乡者的比例较低，但增幅开始出现放缓迹象。主要西方国家近年反映出的政策收紧趋势并不能反映政策变化的全貌，各国根据自身发展，在移民政策变革上各有侧重。劳务移民、就业与创新，一直处于移民政策争论的中心位置。美国与英国虽然不断加高投资移民的门槛，却特别制定了吸引企业家移民的政策与规则。在移民政策“收紧”之外，新加坡为增加人口规模相对放宽移民规划，加拿大结合国际教育战略增加了高素质移民的数量。虽然中国大陆地区国际移民占总人口比重仍是世界最低，但中国也在不断从国际移民来源国，成长为治理方式与机制不断进步的国际移民目的国，外国人“来华逐梦”也呈现上升趋势。“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也成为中国规范移民的重要流向地区。 世界主要西方国家的移民政策趋向 1. 美、英加高投资移民门槛，为经济发展定制企业家移民 虽然投资移民为目的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但容易集中于房屋财富。《2015世界移民报告》显示，外来移民为房地产行业贡献了3.7万亿美元收入。因此，从2015年开始，美国开始了加高投资移民门槛的步伐：国务院签证办公室的官员先于当年4月宣布，“开始针对中国大陆出生的投资人实行两年排期。”6月4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宣布拟立法提高投资移民门槛，计划将金额从50万美元提至80万美元，并将“非目标就业区”的投资金额从100万美元提高至120万美元。2017年1月，国土安全部宣布改革EB-5签证项目，欲将金额从50万美元提升为135万美元，非目标就业区域中心的项目由100万美元提至180万美元。但直到2018年2月，EB-5的区域中心项目以及其他签证规则的变更问题，在国会与白宫之间陷入僵局。 相比通过投资移民增加房地产行业的收入，美国同英国等国家更重视创新。创新会带来企业的转型，这种转变会影响到世界的劳动。企业在参与国际贸易时影响了工作安排方式、竞争力、创造就业岗位和工作品质等重要经济结果。创新与新技术内植于企业，既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也是可持续增长与发展的动力来源。全球就业大部分是通过私营企业实现的。2016年有2.8亿人受雇于私营企业，占总就业的87%，通过非市场性服务就业的仍占总就业的13%。虽然私营部门对就业的贡献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但强有力的私营部门是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和减少贫困的基础。这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目标”的共识，议程与目标明确了创业以及建立和促进中小微企业（MSMEs）发展对于实现尊严劳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由此奠定了企业家对于一国发展的重要性。 相应的，每个对于国家可持续发展有极大抱负的国家政府，都开始在国内通过各类政策手段营造创业环境、发展中小微企业。经验研究已经证实，国际移民在创业与创新方面活力要高于非移民人群。企业家移民比投资移民更能通过创造本地就业、贡献税收等方面，直接使移民所在社会受益。美国与英国虽然通过出台新规，加高之前广受欢迎的投资移民门槛，使投资移民批准数量陡降，但却全力吸引企业家移民来本国创业、拉动本国的就业与创新，成为美国与英国等呈现“反移民”政策倾向的发达国家有悖于政策宣传表象的趋势。 1 美国推出企业家规则，促进创业移民进入美国进行创业 2016年8月26日，奥巴马政府推动美国国土安全部提出“国际企业家规则”（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 Rule）。与“创业者”签证（Startup Visa）不同，国际企业家规则是总统的移民问责执行行动，移民局（USCIS）可以在不需要通过参众两院通过的情况下，使用现有的行政权力，准许外籍企业家更轻松地进入美国，停留更长的时间。2017年1月，国土安全部正式公布了这项规则，2017年12月14日，根据联邦法院令，美国移民局正式按照开始国际企业家规则接收申请，国土安全部一一审核案例。按照该项规则，符合要求的外国企业家可以获得短期（30个月）美国合法身份来建立与扩展他们的商业活动。企业家只需要满足下面的要求，就可以获得：第一，持有所创立公司至少15%所有权并在公司运营中积极地发挥核心地位；第二，公司是过去3年在美国创立的；第三，初创公司要实际或是能证明有潜力能快速增加就业。第三个条件需要提供证明：至少获得来自美国投资人34.5万美元的投资，或者必须是美国“受信机构”认定具有丰富成功投资经验的投资人（qualified U.S. investors with established records of successful investments）。 2 英国加高投资移民门槛，但放松企业家签证要求 受保守党执政的影响，2012-2016年间，英国Tier 1签证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占据Tier 1签证申请数量的首要份额的留学后毕业生工作签（Post Study）于2012年向非欧盟国家留学生关闭。2014年10月16日，投资移民签证的最低投资金额也从100万英镑提升至200万英镑，并取消投资房产部分计入投资金额。该政策直接导致投资移民数量发生断崖式的变化，直至2016年底复苏也依然式微。（见图14）高技能人才（General）的申请渠道也于2015年4月6日关闭。与其收紧其他类型移民的政策不同，卡梅伦政府鼓励企业家移民英国创业，签证的语言要求于2013年有所降低，年龄要求也以加入毕业生企业家类别的方式降低至16岁。但经过2014年两类企业家的申请批准量总和的峰值（1262份）后，企业家移民数量也开始呈下降趋势。在各类Tier1签证类型中，只有杰出人才（Exceptional Talent）虽然占比不大，但逐年稳步增长。 图 14：2012-2016年Tier 1签证申请批准量（单位：份） 资料来源：英国内政部。 虽然英国试图通过有选择性的移民政策，将国家所需的紧缺型人才从移民潮中甄选出，但脱欧进程却使英国人才吸引力受到负面影响。从2016年到2017年9月，一年之内，约有13万欧盟移民离开英国，创2008年以来新高。同期有22万欧盟移民来到英国，较前一年减少4.7万人。2016年欧盟成员国赴英国留学的数量减少7%。伦敦以欧元计价的银行开始向欧洲转移业务，而英国本土所需的金融界人才库也随之流失严重，且流失现象很可能扩散到其他领域。 不可否认创业可以带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初创企业在创业初始期对当地经济的显著贡献，但不可忽视的是，初创企业同样会带来就业波动，当经济遇上巨大震动或是衰退期时，就业形式也会变得更加复杂。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
2018年8月9日 -
全球人才市场未来趋势 | CCG研究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 未来的人才，更多的人才意味着多元的文化，更普遍的全球化 。 ——詹姆斯·坎顿（James Canton），未来学家 全球人才最多的“王国”是哪个？ 是“脸谱”！每月活跃用户总数超过22亿人，旗下Facebook的每月活跃用户数为13亿人，WhatsApp的每月活跃用户数为5亿人，Instagram的每月活跃用户数为2亿人，Messenger的每月活跃用户数为2亿人……今天的世界已是一个“个人全球化”的时代，一个人通过网络上的“数字化身份”，不再受限于他的国籍、地域、种族等，可以把触角伸到世界的多个角落。 随着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个人全球化”的时代将愈发深入发展，外部推动力是信息科技革命，核心推动力则是知识经济让人才成为了国家发展的第一资源。这折射出了一些新趋势：例如全球性公司带来的人才本土化；互联网使个人可全球“零距离化”工作，因此使人才战争可以绕开国籍、绿卡、签证等限制行事。 未来全球人才市场将呈现何种趋势呢？ 韬睿惠悦咨询公司（Towers Watson）与牛津大学对此曾展开联合研究，调研覆盖了25个不同行业，主要考察： --全球的人才需求将有怎样的改变？ 当今世界市场的改变、组织的变化、科技的进步等使企业对人才的需求都发生了很多改变。分区域来看，亚洲的新兴市场对人才的强烈需求主要体现在商业服务、金融服务等领域；欧美市场的整体人才需求则呈放缓趋势；亚太、中东、非洲、拉丁美洲与北美、欧洲对人才的需求呈现较大差异。分行业看，全球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人才严重短缺，促使众多雇主更加努力吸引本领域的合适人选；欧美对整个金融行业的人才需求正在下降，但亚洲的金融市场对金融人才的需求非常强烈。 全球的人才供给将发生何种变化？ 未来十年，人口增速非常快。随着教育普及和科技进步，新兴国家整体人才供应速度会逐步加快，印度、巴西、印尼、土耳其，尤其中国的大学生比例将快速增加。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老龄化、经济危机等因素限制了教育投入，所以整体人才供需方面可能面临比较大的挑战，这些发达国家更多是要解决人的技能调整和重塑。 未来人才的关键能力要求是什么？ 人才的思维敏捷性、数字化业务能力、管理能力、在海外工作的能力、语言能力、文化敏感度、了解国际市场包括法律法规和运作模式、人际关系建设等能力非常关键，是企业未来需要关注的地方。 未来人才需要什么样的工作环境？ 未来人才更强调工作环境的创新。新一代员工更看重自由职业发展、自主管理和发展自我的需要，这要求企业为人才塑造一个很好的环境和空间，让人才可以清晰地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 未来人才引进的思路该如何调整？ 用人单位可以通过虚拟的办公环境、信息技术等支撑，更好地与有能力、有经验的人才合作；要不断思考如何让工作更有弹性，更快速地整合不同的工作内容，从而创造出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工作 例如，欧洲1984年开始实施的“欧盟科技发展框架计划”（FP）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官方综合性科研与开发计划之一，如今，除欧盟成员国外，世界上约50多个国家、近百万个高水平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参与到这一计划中。事实上，不仅政府间合作项目可以这么做，今天“人力云”（human cloud）的广泛应用，使得雇主可以把专业工作细分为多个精确任务和彼此独立的项目，上传到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作者组成的虚拟云上。在这种新型按需经济模式下，提供劳务的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员工，而是从事特定工作的独立个人。加之过着跨国生活的全球性公民会逐步增多，这些人通常在三四个甚至五个国家工作或经营自己的企业。企业需要秉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人才观，让自身变成更开放的人才平台。 人才所需的创新工作环境，也需要国家从宏观层面去协助创造。当今世界的全球创新中心主要有美国硅谷、纽约、波士顿，以色列，新加坡，德国慕尼黑、巴登-符腾堡州，英国伦敦，瑞典西斯塔（位于斯德哥尔摩），芬兰赫尔辛基，俄罗斯莫斯科，加拿大多伦多，我国北京中关村及台湾新竹，日本筑波、印度班加罗尔等。尤其是美国、德国和以色列堪称当今全球科技创新的典型高地。创业的背后是创新，创新的背后是制度和信仰。以美国为例，良好的创新制度和环境是科技创新的有力保障，包括健全的法律制度、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发达的金融体系、有序的产学研合作政策以及联邦政府的创新战略支持等。2009年麻省理工学院校友创办的公司总产值超过2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第8大GDP！以色列被誉为“中东硅谷”，国家小，市场小，很难诞生本土大公司，但科技成果可以为别国所用，本土诞生的大量创新公司都被卖到其他国家，因为在犹太人眼中，做创新企业比传统企业更能赚钱。 今天，各国争夺的不仅仅是顶尖科学家和领军型人才，还包括高新技术人才、基础领域的高层次人才，以及实用型技能人才。从诺贝尔奖得主，到其助手与研发团队、发明专利产业化所需的经营型人才，同样都在引进范畴。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成熟，以及从低端制造业逐步向高端创新的演变，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也意味着中国将会需要更多的创新者和企业家，也意味着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将会展开对高技术人才和高管人才的争夺。那么，这些高端人才来自何处呢？ 放眼全球，人才战争正在无声而又激烈地上演，未来谁将是赢家？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的《世界人才报告（2016）》，通过人才投资与开发（本土人才的培养投入）、人才吸引力（吸引海外人才的能力）和人才成熟度（人才的技能和能力程度）三项指标，对全球61个国家进行人才竞争力排序，其中中国位于第43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人才战争 2.0》， 王辉耀、苗绿著，东方出版社。
2018年8月6日 -
国际移民全球治理新机制 | CCG研究
摘 要 近年，国际移民 发展趋势呈现出以下特点：国际移民数量增加，所在区域相对集中，但流动性下降；经济发展刺激短期迁徙；移民流动形式多元化，尤其在大规模移民流中，迁徙的动机具有很强的混合性；被迫流离失所者规模巨大，重新安置与返乡者的比例较低，但增幅开始出现放缓迹象。主要西方国家近年反映出的政策收紧趋势并不能反映政策变化的全貌，各国根据自身发展，在移民政策变革上各有侧重。劳务移民、就业与创新，一直处于移民政策争论的中心位置。美国与英国虽然不断加高投资移民的门槛，却特别制定了吸引企业家移民的政策与规则。在移民政策“收紧”之外，新加坡为增加人口规模相对放宽移民规划，加拿大结合国际教育战略增加了高素质移民的数量。虽然中国大陆地区国际移民占总人口比重仍是世界最低，但中国也在不断从国际移民来源国，成长为治理方式与机制不断进步的国际移民目的国，外国人“来华逐梦”也呈现上升趋势。“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也成为中国规范移民的重要流向地区。 国际移民全球治理新机制 1. 构建“全球移民契约” 2016年9月19日，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在纽约联合国会聚，讨论如何应对“大规模难民与移民流动”。峰会当天以联大决议的形式通过《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根据宣言，国际社会将与联合国推动建立一个多方参与的难民问题全面响应框架，应对突发及长期存在的大规模被迫迁徙问题。其中包括保护移民和难民权利，向接收移民的国家提供支持，强调移民所做的积极贡献，改善人道主义救援等一系列承诺。按照宣言的要求，国际社会将启动政府间谈判进程，以期在2018年制定通过一个全球契约，寻求安全、有序和正常的迁徙。 全球移民契约的建构与发展是全球移民治理的分水岭，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该议题做出关键性的努力。契约希望为成员国在人道主义、发展、和人权等相关维度，为国际移民的方方面面提供一个共同的原则、承诺和理解。虽然国家仍然是基于主权来决定非本国国民能否进入本国领土，但要符合国际法的要求，在移民议题领域实现国际合作，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其他治理行为体还有大可作为的空间。全球契约将会着眼于四个核心因素：（1）保护移民的权利；（2）为安全、有序和正常的迁徙提供便利；（3）降低被迫迁徙和非常规移民；（4）应对人口流动带来的自然和人为的疾病 。除此之外，国际社会还要寻求将移民的发展潜力转化为现实的机会，寻求移民对家乡和东道国社会发展的积极贡献，全球契约还被寄予期望能给国家设立一个指导原则，有效地、彰显人道主义精神地治理人口迁徙。加强国际移民多维度的协调，成为理解应对移民、人口流动和所有类型的国际迁徙的国际合作模式。 全球移民契约将通过以下努力实现：（1）让国际社会充分意识到安全、有序和正常的国际移民对国家和移民本身的益处；（2）意识到安全、有序和正常的国际移民是基于国际规范、原则和标准；（3）全方面综合认识国际移民，需要国家和其他行为体的合作；（4）强调所有利益攸关方的责任意识、承诺和理解。 2. 欧盟针对迁徙问题的新举措 数年大规模难民移民涌入，在最近的安全和移民挑战的背景下，使欧盟不断进行内部政策协调，调整应对人口迁徙的政策，实施新举措。根据2016年9月16日欧盟27国达成的“布拉迪斯拉发路线图”中关于控制非常规移民的数量、加强欧盟外部边界的管控，以及加强成员国间关于穿越欧盟边界的合作与安全服务信息的交换，欧盟开始建立了“出行信息与管制系统”。欧盟委员会还于2017年12月12日建议升级此项关乎欧盟的安全、边界和移民管理信息系统，以更加智能、更加有效的缩小信息差距。 新举措将有助于各成员国间、不同系统间的信息交流和数据共享，并确保边防警卫能够准确及时地获得正确的信息，并知晓他们在何时何地且如何履行职责，同时确保最高的数据保护标准和充分尊重基本权利，确保欧盟公民有范围更广的安全保障。 2017年欧盟还延续了2016年的治理移民难民问题的战略，即加大对移民与难民来源地区援助力度，从来源上减轻涌入欧盟的被迫迁徙者带来的负担。除了持续援助土耳其之外，欧盟还将援助范围扩展到东南亚地区。欧盟为东南亚女性劳务移民的权利保护制定新计划。 去年9月，欧盟与联合国联合发起了“聚光灯倡议”（Spotlight Initiative），斥资5亿欧元用以消除世界范围针对妇女与儿童的暴力。据联合国估计，全球移民中，有2020万是来自于东盟国家，其中1000万是妇女。为了执行该倡议，欧盟设立了专门项目，意在防止没有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地区的妇女儿童暴力问题。其中，欧盟与联合国妇女署、国际劳工组织合作在曼谷设立的“安全与公平”项目，在东盟区域内，将2500万欧元用作该项目来通过提高立法、政策和制度框架，确保女性劳务移民的权利，减少对女性劳务移民的剥削、贩卖和虐待。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
2018年7月17日 -
国际移民发展新特征 | CCG研究
摘 要 近年，国际移民 发展趋势呈现出以下特点：国际移民数量增加，所在区域相对集中，但流动性下降；经济发展刺激短期迁徙；移民流动形式多元化，尤其在大规模移民流中，迁徙的动机具有很强的混合性；被迫流离失所者规模巨大，重新安置与返乡者的比例较低，但增幅开始出现放缓迹象。主要西方国家近年反映出的政策收紧趋势并不能反映政策变化的全貌，各国根据自身发展，在移民政策变革上各有侧重。劳务移民、就业与创新，一直处于移民政策争论的中心位置。美国与英国虽然不断加高投资移民的门槛，却特别制定了吸引企业家移民的政策与规则。在移民政策“收紧”之外，新加坡为增加人口规模相对放宽移民规划，加拿大结合国际教育战略增加了高素质移民的数量。虽然中国大陆地区国际移民占总人口比重仍是世界最低，但中国也在不断从国际移民来源国，成长为治理方式与机制不断进步的国际移民目的国，外国人“来华逐梦”也呈现上升趋势。“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也成为中国规范移民的重要流向地区。 国际移民发展呈现新特征1.国际移民数量增加，但区域相对集中，流动性下降 绝大部分国际移民更倾向于在出生地大陆迁徙，形成洲际地理区域划分上的相对稳定，洲际流动性下降。（如图1-7）欧盟作为对移民最有吸引力的地区之一，也呈现出欧盟国家内部的人口流动增长要快于非欧盟国家迁入欧盟的速度。国际移民的目的地也相对集中，2015年，67%的国际移民集中居住于20个国家。接收移民数量最大的国家为美国（4700万），接收近世界移民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19%）；德国和俄罗斯为世界移民的第二大接收国（1200万）；第三位为沙特阿拉伯，有1000万迁入移民。 人口寿命的延长与移民返乡的减少，也一定程度上促使国际移民的流动性下降。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迁入移民的寿命也和移民目的地的人口一样，寿命不断延长，体现在人口存量上就表现出移民人口数量的相对稳定或增长的趋势。例如2000年到2015年，移民人口的净增长对北美和大洋洲的人口增长贡献率分别为42%和32%。返乡移民数量下降，常规移民和难民返回来源地的数量越来越少，导致迁徙与返乡的环流迁徙趋势下降。这两种趋势都让目前国际移民的流动性逐渐降低。从数据上看，生活在非出生地的人口是按国际移民的存量来计算的（除非移民返回到自己的来源国家），这种统计方式不考虑移民是否想获得移民目的国国籍。 国际移民流动性下降的现象在OECD国家表现得比较明显。从1995到2014年这20年时间里，迁入OECD国家的永久性移民一直处于较为显著的增长态势，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增长较快。金融危机后，虽然永久性迁入移民的数量有两年的短暂回落，但很快又恢复增长。 2.经济发展刺激短期迁徙，收入与迁徙意愿成驼峰曲线关系，恰当的外援或能降低中长期迁徙的预期 如果有机会，世界16%（大概7亿）的成年人会选择去往另外一个国家。但真正成行的，只占有意向出国者的1%（700-900万）。社会经济因素既会成为驱动人们去往海外寻求更好机会的动因，同时贫穷、不平等、缺乏基础设施和失业这些情况，也会成为限制迁徙的因素。因此，收入与迁徙之间会形成一种驼峰曲线关系，即，极度穷困的人缺乏经济基础迁徙，但随着经济发展，年均收入大概进入7000-10000万美元的区间时，人们迁出原住地的能力与倾向开始增加。 经济发展状态良好的高收入国家，是侨汇的主要汇出地。由经济发展所决定的中短期工作机会，例如餐饮服务业、季节性农业工人激励着国际移民的短期迁徙。美国几十年来都是侨汇汇出金额最多的国家，2015年汇出金额达613.8亿美元；沙特阿拉伯位的侨汇汇出金额为387.9亿美元，位居第二；瑞士为243.8亿美元，位居第三；中国比较特殊，虽并非高收入国家，但已经以204.2亿美元的侨汇汇出量位居第四；第五大汇出国是俄罗斯（197亿美元）。 侨汇，从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侨汇汇出国对非永久性移民的吸引程度，当移民在海外安家后，会将侨汇汇入自己的原籍国，这些侨汇收入既是一国劳动者去往其他国家短期工作谋生的动力，同时还能够为改善家乡的生存环境贡献力量。因此，移民迁出本身会成为较贫困的国家，增加国家收入、支持经济发展的战略。官方的发展援助需要政府机构和政策制定者之间进行复杂的协调，而侨汇却可以便利、直接地到达需要的收款人手中。侨汇具有稳定性，而且已经证明其在经济下行时有助于经济复苏。随着居住在海外的人越来越多，侨汇汇入量也在增加，已经成为官方援助（ODA）金额的三倍。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如果官方的海外援助能使受援地区人民的收入达到收入与移民关系的分水岭，那么迁出的中长期移民有望降低，而转为选择短期迁徙。 3.迁徙途径的多元化与混合迁徙动机的移民流 纵观世界移民史，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国际移民的迁徙途径开始越来越具有全球性、流动性、连接性和长距离性，迁徙的方式与原由也变得更加复杂。这是移民目的国、来源国家、所在地区、种族和宗教背景、文化与语言、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多样化的结果。在国际移民潮中，不但有常规移民，还有难民与寻求庇护者等被迫迁徙者，甚至被贩运者。迁徙动机不仅限于获得工作机会、更好的社会福利和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还包括逃离危及生命的战争、暴力与自然灾害的侵害，进而影响移民在迁入国获得的法律身份与社会融入，还给移民与迁徙管理增添复杂性。例如当前混合迁徙现象显著的欧盟，能为经济移民提供的合法迁徙途径越来越受限制，但违规入境和居留的趋势却越来越高，以提交庇护申请来获得合法入境和居留身份者也越来越多。这使得欧盟花费大量精力去抑制非常规移民，而非加强升级发展管理完善的合法移民渠道。 自然灾害所导致的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也是导致人口境内迁徙，甚至国际迁徙的主要动因。海平面的上升、气候变暖、水循环的破坏形成的干旱与洪水越来越频繁，对粮食作物的毁坏直接导致了大量人口生存愈发艰难。2008-2016年环境灾害每年导致2530万人流离失所。由于例如飓风、洪水、泥石流、森林火险以及干旱等极端天气一共造成1.96亿人逃离家园，这些数据虽然只涉及境内流离失所者，但因此导致的人口跨境流动仍在继续，数年前在撒哈拉南部非洲爆发的干旱就导致了上亿人跨境迁徙。 4. 被迫流离失所者规模巨大，但增幅放缓，重新安置与返乡者比例较低 截至2016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达到6560万人，其中获得难民身份者225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4030万，还有1000万无国籍或处于无国籍风险之中的人。2016年新增流离失所者1030万，包括新增的境内流离失所者690万，和340万新增难民与寻求庇护者。有55.22万难民在2016年返乡，18.93万难民得到重新安置，分别仅占难民总量的2.45%与0.84%，仍然处于较低比例。截至2016年的数据表明，2016年的新增被迫流离失所者数量为30万人，相比2015年增数量580万人、2014年新增数量830万人，增幅出现放缓。这与非洲地区重大自然灾害的缓解以及因叙利亚冲突造成的潜在危机迁徙者减少有关。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随之产生的被迫迁徙潮对欧洲产生巨大影响，随后的数年，虽然欧洲的难民危机一直最受世界媒体的关注，但实际上，全球被迫迁徙的收容区域广，欧洲收容的人数仅占全球被迫迁徙总人数的17%。而仅中东与北非、非洲其他地区收容的被迫迁徙者就占56%。被迫迁徙者仍然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最欠发展地区。2017年，世界前六大难民收容国均为发展中国家，按收容人数依次是：土耳其，收容难民290万；巴基斯坦（140万）；黎巴嫩（100万）；伊朗（97.04万）；乌干达（94.08万）；埃塞俄比亚（79.16万）。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
2018年7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