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G长期关注国内政策与改革研究，在中国开放指数、区域与城市、湾区经济、城乡一体化等多方面均提出建设性政策建议。
-
赵瑞琦：中国的努力和担当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提供借鉴
文 | 赵瑞琦，全球化智库(CCG)特邀研究员
2020年2月17日 -
周晓晶：着力推进新型全球化，带动全球经济走出十年萧条 | CCG研究
作者 | 周晓晶，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原所长 自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算起，全球经济已经经历了十年左右的经济萧条。传统全球化所遭遇的暂时挫折，严重迟滞了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既面临种种挑战也存在诸多机遇，抓住机遇积极推进经济贸易全球化进程成为所有新兴市场国家和西方主要国家的共同责任。而只有加大力度积极推进新型全球化，才能够真正带动全球经济走出十年萧条。 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面临四个方面挑战 一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后，西方反全球化思潮，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英国和美国都是过去几十年经济贸易全球化的大力倡导并积极实践者，也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最大的获利者。特别是在金融全球化的大力推进和积极扩张中，美国英国都成为最主要甚至是排他的获利者。但是，在特朗普上台后，先是退出TPP，继而扬言退出美加墨自贸体系，甚至退出世界贸易组织。而英国则明确启动了脱欧进程。这些动作，无疑对本就因金融海啸后西方国家经济贸易萧条已经迟滞的全球化进程带来了进一步的伤害。而从根本上讲，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强劲增长，都直接得益于全球化。虽然新兴市场国家和欧元区主要西方国家仍在积极采取措施大力推动全球化，但如得不到以美国英国等西方主要金融强国的响应，推进力度和推进进程势必难尽如人意。 二是西方社会的政治右倾化和日益蔓延的民粹思潮，也将成为全球化推进进程中的重大阻力。虽然在2017年的法德意等欧洲主要国家大选中，西方社会的政治右倾化尚未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随着西方民粹思潮的蔓延，一旦全球再度遭遇经济暂时困难甚至经济衰退，势必会在政治上卷土重来。这种倾向，在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全球化推进进程中，都有可能成为重大的掣肘因素，制约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尤其值得注意。 三是2017年到2019年美联储加息及缩表，也是制约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负面因素。美联储加息及缩表，将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带来明显冲击和较大不确定性。使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难以复制本世纪初，也就是2001年到2010年间的强劲增长，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动全球化和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能力与动力。而从根本上讲，新一轮全球化的大力推进，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及在此基础上的积极参与。 四是地缘政治因素及局部战争风险，仍将对新一轮全球化带来较大制约。自本世纪以来，地缘政治冲突和局部战争就始终没有中断。即使是在西方因全球金融海啸普遍陷入经济衰退和持续萧条阶段，这种状况也没有多少改变。地缘政治冲突和局部战争风险的存在，极大限制了国际资本的跨国投资，特别是对一些从经济上看具有较大投资价值、但政治风险较高国家和地区的跨国投资，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对新一轮全球化的推进带来制约。而从根本上上讲，地缘政治冲突的话语权，又主要掌控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手中。所以，一方面，地缘政治冲突越激烈，矛盾越突出，越不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利于其提升自身积极参与和大力推动全球化的能力；另一方面，美英等国政府的反全球化立场及采取的种种动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其对地缘政治冲突的立场和方向。显然，这都将对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带来较大制约。 积极推进新型全球化存在诸多历史机遇 一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格局的力量对比所发生的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根本性改变，是新一轮全球化能够得以继续推进的重要物质基础。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占全球经济比重高达70%以上。这种状况自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后开始发生重大甚至根本性变化。2010年，美国、西欧经济占全球比重首次降到不足50%。此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直朝着接近西方经济比重的方向前进。预计到2020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占全球比重可达到50%，与西方基本持平。与这一趋势相适应是2009年以来，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始终超过50%，远超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贡献。 二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自本世纪以来，借助全球化的强势崛起，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和大力推进全球化进程，并进而改变不合理的全球治理模式和治理结构提供了重要支撑。从近年来国际治理体系的变化中，我们即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据此也能够进一步把握新一轮全球化的基本方向。这里有两个较大的载体，一是金砖国家合作的强势崛起和大力推进，特别是金砖国家合作的机制化趋势，彰显了金砖国家所代表的新兴市场力量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二是G20在全球治理中取代G7的趋势。长期以来，全球治理的主要载体是G7也就是西方国家集团。但自2008年起，G20峰会开始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载体。G20共有19个国家，其中11个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这11个国家的人口占了G20国家的四分之三左右。 三是西方国家中仍然存在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和积极推动力量。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的全面经济衰退，以及接下来的欧洲债务危机，导致西方民粹思潮的蔓延和反全球化倾向，虽然严重削弱了西方国家推动全球化的意愿及其在全球治理体系重建中的领导能力，从而成为全球化的拖累因素。但同时，无论是欧元区，还是其他西方国家，甚至包括美国英国国内，也还存在着强大的支持全球化的力量。过去三十几年，美国始终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2009、2010年间，为推动美国走出经济衰退，美国国内曾有过究竟是通过重新振兴制造业还是重新推进金融全球化来带领美国走出经济衰退的争论。争论的结果，一是奥巴马政府提出了重新振兴制造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二是奥巴马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推动TPP的相关举措。诚然，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TPP在很大程度上还有着遏制中国主导全球化进程的意图和考量，但不可否认的是，TPP首先是一个继续推进全球化的载体。即使在特朗普退出TPP的大背景下，断言美国国内就不存在主张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声音和力量也是不准确的。事实上，美国国内目前仍然存在着较强的主张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利益集团。至于德法两国主导的欧元区以及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更是西方国家中大力主张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四是新兴市场国家正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新兴市场国家近年来大力推进的一系列区域性甚至全球性经济发展和经济整合措施，正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继续推进的重要载体。如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建设，东盟合作机制的深化，中亚五国合作机制的扩容，金砖+等发展新理念的提出与实践；以及其他一些区域性，甚至在整个洲际间的经济合作与整合，都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和大力推动全球化，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推动全球治理模式及治理结构的优化和改善，提供了重要机遇。可以预见，随着新兴市场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必将取代美国，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动力量，并主导全球化的进程与方向。 新型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过去三十几年的全球化基本上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2008年金融海啸后，西方国家陷入全面经济衰退和持续萧条，催生了西方社会日渐增大的反全球化声音，并使得过去几年的全球化进程事实上处于停止状态。特朗普竞选期间扬言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并在上任伊始即宣布退出TPP，更是使本就风雨飘零的全球化进程雪上加霜。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大背景下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的历史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新兴市场国家肩上。中国两年前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恰好顺应了这种时代要求，并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振全球化、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动能。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提出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战略，最初更多的还是着眼于积极探索2.0版的中国改革开放战略。过去三十几年中国改革开放得以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中国自觉地将国内改革的推进建立在对外全面开放的基础之上，通过全面对外开放扩大自身的国际视野，为国内改革找到国际参照体系和国际坐标，从而全面推进国内改革进程。同时，中国始终把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作为改革的根本目的，而不是为改革而改革，这样也就避免了其他国家闯关式改革甚至所谓休克疗法式改革的教训。正是在这些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一带一路”战略，形成了2.0版的中国改革开放战略。但是，恰恰是在中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这几年里，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因应这种变化，中国的“一带一路”设想为新兴市场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提供了重要抓手、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也就自然而然地升华为新兴市场国家重振全球化的内在要求和战略共识。中国商务部2015年3月发布的一带一路路线图明确，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从路线图的这一战略构想中不难看出，在这两条广袤而又雄伟的经济带中，人口超过20亿，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存在着一个个未来一段时间极具潜力的新兴经济体，存在着巨大的合作和开发潜力。这些区域和地带的崛起在未来几十年将有力地验证亚洲世纪的辉煌。现在看，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并辅之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其最大意义就在于不但为全球经济进入新的长波增长周期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经济增长极，同时也为重振全球化、为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提供了中国机遇、提供了新兴市场动能。 过去三十几年全球化具有三大基本特征，一是基本上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从根本上讲是从属于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既有经济秩序的；二是基本任务在于为国际资本开疆扩土，因而也就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国际资本的逐利要求；三是金融全球化、金融资本过度扩张，结果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从这三大基本特征不难看出，在过去三十几年全球化进程中，获利最大的只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当然也不能不看到的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逐利行为，必然会在客观上将少数新兴市场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纳入到全球化中，作为全球化推进进程中特定的热点、节点或新的增长点，带动其经济成长并使其分享到较大的经济利益，如金砖五国、灵猫十一国等等。甚至不排除个别国家如中国收获了仅次于美国的最大利益。正由于此，加之西方国家没能处理好国际资本逐利与本国中产阶层利益递减以及下层利益受损等问题，才导致西方社会普遍出现反全球化思潮。 美国退出TPP以及特朗普的美国至上和反全球化立场，事实上也就终结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但这并不等于全球化本身的终结。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除美国以外的大多数西方国家仍然需要全球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世纪以来金砖国家的强势崛起，印尼、土耳其、越南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崛起，无一不是全球化推动的结果。目前，中国提出2020年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印度提出2032年进入10万亿美元俱乐部，俄罗斯普京豪言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这些目标的实现，均有赖于全球化的继续推进和强力推进。与过往不同的是，继续推进的新型全球化将会展现出全新的视角、突显出新的特征。 第一，继续推进的全球化将不再是美国主导，而是东西共治甚至新兴市场主导的全球化。其二，继续推进的全球化的主要着眼点是实体经济而不再是片面的金融扩张，因而将更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其三，继续推进的全球化将较好地处理好资本逐利与相关国家的自身发展问题、以及如何更好地惠及中下层民众的切身福祉问题。而这样一来，符合了更广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就为新型全球化的继续推进找到了方向。因而必将受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欢迎，并成为新兴市场的战略共识。 中国将从四个方面继续坚定推进新型全球化 过去三十几年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既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又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实现了自身经济的强势崛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全球化受挫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多次明确而又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坚定推进全球化的立场和相关措施，并通过扩大开放、扩大对外投资等实际行动多视角地展示了中国在全球化问题上的自信、力量与担当。中国始终认为，自从2009年西方国家普遍陷入经济衰退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挫，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日益蔓延。其结果，直接导致近些年来全球贸易投资的停滞不前甚至持续下降，从而极大影响到全球经济的复苏进程和复苏力度。因此，提振全球经济，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重新振兴全球贸易与投资，就是进一步推进经济贸易的全球化。 从方向上看，中国继续推动全球化进程可以着眼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措施。 其一，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积极打造开放的高地、投资的热土，和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机遇。推动中国的发展，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但关起门来也办不好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开放大门会越开越大。去年，中国吸引外资在发展中国家仍居首位，达到1260亿美元。世界银行对中国营商环境的评估，去年和2013年相比上升了18位。同时，我们推动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已经逐步扩大到11个省区市，而且还会把普遍适用的经验向全国推广。中国这么做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自身的积极开放，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共享中国机遇。 其二，加大力度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并通过各种机制协调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自从“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和亚洲投资银行启动以来，中国的倡议得到了全球最广泛的支持和赞成，相关举措也得到沿线国家的普遍赞誉。可以预见，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将会越来越深入，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将越来越广泛，这些国家经济将越来越受惠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其三，积极推动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和投资贸易协定谈判，用区域化来推动全球化。中国对已经达成或者希望达成的一些区域贸易安排一直持开放态度，也乐见其成。只要是有利于贸易自由化的，我们都会去参与、去推进，而且中国人明白，要用开放抓住全球化的机遇，不管有什么挑战都不能错过。而在过去若干年里，我们也和很多国家提议，建立自由贸易区或者进行投资贸易协定的谈判，这些都是有利于双向开放的措施。虽然目前中国与一些国家有一些经贸摩擦，但这不应该成为影响我们继续开放的理由。相反，我们应该明确一个道理，就是你的开放力度越大，开放程度越深，这里面的摩擦相应就会越多，但是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小。 最后，中方也愿意和世界各国一道来改善全球治理体系。过去几十年来，全球化进程中确实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如结构的失衡、分配不尽合理，以及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等方面出现的问题，但它们不是全球化本身的问题，而是发展中的问题、应对方面存在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利益分配失衡和发展结构失衡，所反映的最终还是全球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的失衡。因此，只有紧紧抓住全球治理这个根本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始终愿意和世界各国一道来改善全球治理体系，从而为新型全球化的继续推进保驾护航。 CCG新书《全球化向何处去：大变局与中国策》出版 2019“书香天府·全民阅读”——四川省党员干部月读推荐书单（四月） 《全球化向何处去——大变局与中国策》 主编：王辉耀，苗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邀请来自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相关知名学者，基于各自专业，在书中系统提出了他们对当前全球化遭遇困境的解释。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共25篇文章。上篇主要涵盖了国内全球化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全球化的系统阐释、对全球化趋势的判断；中篇主要为学者对目前世界上出现的反全球化以及逆全球化等现象的深刻反思与研判；下篇主要从经济贸易、外交、文化等不同领域提出了中国如何引导与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中国方案”。
2020年1月14日 -
屠新泉：全球贸易治理体系面临再平衡
专家简介
2020年1月13日 -
马凯硕：世界秩序能否跟上变化的世界
美国和欧盟，
2020年1月10日 -
王辉耀： 以“中国分担”和“全球共治”突破全球化两大陷阱 | CCG研究
作者 |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全球化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 自其萌芽以来，经济全球化恰似世界经济迅猛的催化剂，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为世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尤其自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被多数学者视为“全球化3.0”的时代以来，是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阶段，也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段。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经济从1970年的2.95万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65.6万亿美元，增长了20多倍。全球贸易从1970年的3056亿美元到2010年为15万亿美元，增长接近50倍。 以经济学理论的视角，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带来全方位、革命性的改变。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使国际经济关系更加复杂，它使以往的国别关系、地区关系发展成为多极关系和全球关系，推动了处理这些关系的国际协调和合作机制的发展，形成这些经济规则。 可以说，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促进了国际合作与世界繁荣的这套全球治理体系，正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得以建立与发展的。 然而，近年来，过去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遭到忽略的负面因素逐渐显现。由利益分配不均衡导致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分化加剧使全球化失去大量民众的支持，而全球化导致的部分国家国内工作岗位流失，也激发这些国家的蓝领群体反对。加之各国为刺激经济回暖纷纷推行多样化的贸易和投资保护措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全球化的倒退。 在这波反对全球化的浪潮中，对经济全球化影响最大、最显著的例子包括WTO及多边贸易体制止步不前，美国退出CPTPP，英国脱离欧盟等等。从WTO到CPTPP，从美国到欧洲，经济全球化似乎真的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当前，二战结束已超过七十年，二战末期由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一手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与之休戚相关的以联合国、WTO为代表的整套全球治理体系，虽然曾经促进了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大大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却已经在长期运转之后相对滞后于全球政经背景的深刻变化，亟需更多国家的分担，并为体系的创新注入活力。 权力转移时代的两大陷阱 与全球化的时代变局相伴而生，并使之更为波澜起伏的，乃是作为崛起大国（rising power）的中国和作为主导性大国（ruling power）的美国之间悄然进行的权力转移，这种大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尤其在经济领域表现得更为显著。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贸易体，各方分析热衷于预测中国名义GDP超过美国的时间点。甚至，一些机构基于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的GDP已经超过美国。与此同时，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日升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越来越符合人们对一个大国的认知和期待。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崛起让美国部分人士感到威胁，中美对抗成为国际社会所担忧的情境。笔者在哈佛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员时期曾与著名政治学家格拉汉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就此交换意见。艾利森教授在国际上以提出“修昔底德陷阱”广为人知，他认为一个强国的崛起势必会造成现有霸权的惧怕和担忧，从而产生结构性的张力 。 “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正是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战争因此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雅典和斯巴达战争的分析，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 与艾利森对中美“硬实力”（Hard Power）的聚焦相比，同样来自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伊（Joseph Nye)教授基于自身理论，更侧重“软实力”（Soft Power） 面向，并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抛出另一个问题。他认为很多国际关系学者在讨论21世纪国际秩序时，都担心中美关系是否会掉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其实我们更应该要问世界经济是否会掉入金德伯格陷阱（Kindleberger’s Trap）。他目睹特朗普政府急于抛弃国际公共产品(public goods)主要提供者角色，开始担心中国是否有能力与意愿填补这个真空，否则世界经济将出现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危机。 而所谓“金德伯格陷阱”，指的是在曾经具有世界领袖地位的大国衰落之际，由于新兴大国无力提供必要的全球公共品，从而造成世界治理的领导力真空的局面。金德伯格最早提出这个命题，认为正是美国取代了英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却未能跟进发挥英国提供全球公共品的作用，因而导致20 世纪30 年代“灾难的十年”。 事实上，“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伯格陷阱”正是当今国际体系面临的两大关键难题。前者关乎中美关系这组全球最重要双边关系的走向，牵动国际体系的“基本盘”。后者对于全球治理体系的健康与否，本身就是绕不过的问题。 而与美英之间基于共享文化与价值理念的和平权力转移相比，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恰恰面临“修昔底德”和“金德伯格”的双重挑战。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一方面需要把握中美关系的大局，避免滑入“修昔底德陷阱”，引发中美冲突的双输局面。另一方面，又需要回应既有体系主导者美国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搭便车”、疏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质疑。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对这两个陷阱的回应又是密切关联，相互嵌套的。因而，中国应该有系统性的解套方案，同时应对全球化的宏观变局与中美关系的双边动态。 以“新型大国关系”避开“修昔底德陷阱” 事实上，第二代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学者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从而使权力转移的“宿命论”悲观色彩得以弱化。根据新理论，新兴大国与现存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是否和平，并非完全取决于双方“权力”（power）的消长，还应考虑后者对前者“意图”（intentions）的判断。也就是说，即使新兴大国的实力已经逼近现存大国，只要作为既有体系主导者的现存大国不认为新兴大国有意对自己取而代之、改变现有体系，那么战争不必然会发生。 针对权力转移时代下中美关系的走向，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吴玉山就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他认为，决定未来中美之间“战与和”的关键在于“制度弹性” 。作为既有体系主导者的美国能否给予中国更多空间，分享体系权力，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能否接受、共享既有体系的文化与规则，都将决定现有国际体系的“制度弹性”能否包容中美两个大国的竞合关系。 其实，中国方面对近年外界热议的“修昔底德陷阱”高度重视，多次展示、强调了和平发展、维护国际社会繁荣与稳定的诚意。2014年1月，美国《赫芬顿邮报》旗下《世界邮报》创刊号刊登了对习近平主席的专访。针对一些人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担忧，习主席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而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时再次提到：“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素，可则决之。”要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给出的答案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的确，中国不是雅典，美国也不是斯巴达。如习主席所言，宽阔的太平洋，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中美都面临时代赋予的机遇，中国的崛起不意味着美国的终结。“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是中国从容面对“修昔底德陷阱”之问，给美国，也给世界的坦诚回应，对防止中美战略误判，打消世界对中国“国强必霸”的疑虑都具积极意义。 以“中国分担”和“全球共治”开创全球治理新局面 除了重申中国和平发展，不谋求称霸的立场之外，如何用实际行动展示中国作为现有国际体系内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将决定中国的论述是否足以说服世界。而这，恰恰关乎中国对“金德伯格陷阱”的反击。 首先，中国本身就是既有世界经济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没有理由和动机颠覆这一体系。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正是中国打开国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历史实践。40年余来，中国“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个脚印，实现了从全球化的旁观者到参与者、推动者的蜕变，并逐步迈向全球化引领者的行列。中国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成长为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之一，并以自己的能力和方案，反哺全球化和世界 。中国有足够的理由使美国和世界相信，我们无意逆转、取代现有的国际体系。 因此，对现有这套国际多边机制的尊重和维护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首要之义。中国应该积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既有全球治理体系，在经济层面，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现阶段，WTO多边贸易体制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仍要强调多边贸易体制的严肃性，对多边贸易体制、多边规则更加尊重。中国应该在国际贸易体系中逐步成为榜样，增加话语权，更好地保护WTO机制的运行，维护其权威。 另外，WTO现在面临发达成员国和发展中成员国之间、内部的利益关系不协调问题。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好地扮演WTO内部协调者的角色，消除WTO内部的利益矛盾，推动WTO的机制改革，从而维护好多边贸易体制。 同时，中国提出的一些新的国际倡议和机制，例如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可以积极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合作，既与现有体系和谐共赢，也避免造成另起炉灶的印象。 其次，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自身对多边体制和国际责任的弃守是中国展示对体系维护及作用的机遇，也能使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更得人心。 当前，由于特朗普表现出对美国一手建立的国际秩序、多边机制的漠不关心，甚至表现出明显的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的倾向，使得国际上，包括美国国内都有很大的呼声，希望国际上能有更多大国积极担起体系责任，维护国际秩序。如此背景下，在经济全球化中一路成长起来，已经成为世界经济重要一极的中国，正在被世界寄予填补“全球领导力真空”的厚望。这既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承担更多全球领导力的挑战。也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借全球化战略发展壮大自身实力的历史机遇。 事实上，破解“金德伯格陷阱”的关键在于保障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正需要杜绝全球治理的领导力真空，而中国已经着手应对。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朱云汉的研究指出，中国已经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大量补充性或替代性国际公共财，而且已经建构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全球与区域政策协调和深化合作机制，并且正试图协调所有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化下一个接棒者，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这一趋势近几年非常明晰。他认为美国逐步退位，世界正好可以借机修补自由国际秩序，改革全球治理机制 。在他于全球化智库（CCG）香港委员会的演讲中，朱云汉教授还提到，中国目前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和倡议，是用以维护而非削弱全球化的，毕竟，中国的经济奇迹得益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目前，以CPTPP、TTIP、RCEP、AIIB、G20等为代表的第二代全球治理格局正初具雏形，恰是中国趁势而上，再次激活经济全球化的全新窗口。因此，对于以CPTPP、TTIP、RCEP等为代表的各类区域自贸协定谈判，只要向WTO通报，不违反WTO的基本原则，应当以包容的态度，鼓励并乐见其成。同时，对于CPTPP这个战略意义重大的协定，中国事实上应该积极参与、争取加入，寻求对美贸易战略主动。参与CPTPP与中国力促全球化推崇自由贸易的原则相一致，有利于遏制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势头，彰显中国进一步开放的决心。因而中国应该主动参与CPTPP，进一步展示中国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世界共同繁荣的决心。 同时，中国还可以推动CPTPP和RCEP的整合，促成亚太自贸区（FTAAP）的形成。CPTPP 和RCEP，两个区域自贸安排既存在竞争，又具有一定互补性，而两边的谈判都在近年中加速，使得二者存在相互融合的潜力，也都成为统一的FTAAP 的实现路径。 FTAAP的推动可以有两种途径，一是将CPTPP和RCEP融合成为FTAAP；二是围绕CPTPP和RCEP形成一个“伞形协定”。FTAAP可在关税减让、服务业开放、知识产权规则等方面设定介于CPTPP和RCEP之间的中间标准水平，在亚太区形成一个多层级的自贸体系。它的建成，将通过中美两大经济体的合作升级，为亚太及全球经济释放巨大红利。在中国寻求经济结构转型和新一届美国政府重新布局经济战略的历史性时期，中美共同推动的FTAAP 符合两国经济、战略利益，也有助于经济全球化的复兴与深化。而中美在全球经贸治理领域的合作将直接决定世界经济是转向更开放、更一体化的未来，还是走向以邻为壑的孤立主义。 再者，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出新倡议、新机制的同时，也应该始终摆出与美国等大国，以及与全球分享、分担、共治的姿态，谨防落入新的话语陷阱，在国际上造成新的误解。 所以，一方面我们应该多提出一些可以与美国优势互补而非对抗的部分，开发中美两个大国之间能够对话与合作的新机制，这也符合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大方向。 对此，我始终认为中国应该主动发起国际电商联盟和国际网络空间联盟。美国在互联网、电子商务领域有先发优势，拥有Google、Apple、Facebook等高科技、互联网巨头，硅谷更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和创新中心。而近年来，中国在此领域的发展突飞猛进，以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为代表的IT公司，不止在中国风生水起，甚至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影响力，引领一些行业风潮。相信电子商务、互联网既是中国能够为世界经济做出持续贡献的领域，也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可以互利共赢、优势互补，并带动世界各国参与，共同致力于提升全球经济治理水平的重要范畴。 另一方面，中国应该强调对全球治理责任的“分担”、“担当”以及与世界各国“共治”的概念，把这些概念的精神融入到已经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中，同时基于这些概念，发起建立一些助力全球治理的国际组织。 也就是说，我们对全球治理的进一步参与和贡献，以及积极提出的这些对全球治理的新倡议，要以“中国分担”、“全球共治”的姿态和意识进行，区别于“中国领导”、“中美共治”等过于突出中国、中美两国作用的说法。 目前，西方对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崛起颇有微词，“中国领导”的条件也并不成熟。而 “中美共治”的说法也早已有之，可能陷入G2的思维，不利于广纳各国声音。因而，事实上中国可以多提“全球共治”，以区别于过去单极、两极的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架构。致力于让全球化走向更公平的，世界各国均可参与的方向，才能避免再次造成全球化的分配不均，助长全球化逆流。 对此，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我们应该强调“一带一路”是世界各国的合唱，而不是中国的独唱。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共同体，也就是基于“一带一路”的国际共同体，以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具体来说，我们还可以倡导建立国际人才组织、国际智库联盟等有益于更好地挖掘中国的全球治理潜力，推进全球治理体系优化的国际组织。 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人才大国，也是一个贸易流动、资本流动大国。在贸易流动领域，有WTO进行全球治理，在资本流动领域，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进行全球治理，但是现在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关于全球高端人才流动的组织。包括学历的互相认证、职业资格的认证、甚至未来移民的配额、留学生的管理等，都特别需要一个国际组织来协调，探讨如何进一步做好这些工作。 中国要从过去30年的注重吸引外资，转变到未来30年注重吸引境外人才。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建立一个“人才WTO”，也就是世界人才组织很有必要。主动发起一个国际人才组织，在人员设置、机构设置等方面一样占据较大的主导地位。中国本身就是个人口流动大国，如果能够发起一个新的国际组织，让中国为全球治理和国际人才流动做出独特贡献，将极具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正在大力建设新型智库，民间智库进入蓬勃发展期。“二轨外交”成为中国增进与国际对话，促进对外交流的新领域。全球化智库（CCG）就在推动中国的全球化研究与实践，搭建中外沟通桥梁方面做了一定的贡献。中国智库应该积极通过对全球治理、全球化战略、以及人才全球化的研究，发挥更多政策咨询作用，通过二轨外交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 而基于这一批新型智库的发展经验与成果，中国可以倡议建立一个国际智库联盟。这一联盟应该欢迎、广纳世界智库，邀请各国专家对全球化、全球治理等议题集思广益、百家争鸣。事实上，国际智库联盟应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智库的对话与合作平台。使任何一个国家的智库可以通过这个机制贡献他们本国的发展经验，对全球治理的观点与建议，也让这个机制成为汇集全球智库智慧与力量，共同致力于全球治理体系的创新发展进程中来。 总而言之，中国无意取代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国想做、能做的是分担国际责任、修补全球治理机制的短板，优化和创新全球治理体系。一方面，中国会致力于维护联合国、WTO等既有的国际体系和机制，更多地展现“中国分担”。另一方面，中国可以基于自身优势和经验，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角度，与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起，提出一些更公平、道义的全球化方案与机制，并邀请世界各国一起参与，提升全球治理水平，追求“全球共治”的格局。相信以“中国分担”和“全球共治”，中国能够避免和美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也能够给“金德伯格陷阱”一个圆满的答案。 CCG新书《全球化向何处去：大变局与中国策》出版 2019“书香天府·全民阅读”——四川省党员干部月读推荐书单（四月） 《全球化向何处去——大变局与中国策》 主编：王辉耀，苗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邀请来自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相关知名学者，基于各自专业，在书中系统提出了他们对当前全球化遭遇困境的解释。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共25篇文章。上篇主要涵盖了国内全球化研究领域的学者对全球化的系统阐释、对全球化趋势的判断；中篇主要为学者对目前世界上出现的反全球化以及逆全球化等现象的深刻反思与研判；下篇主要从经济贸易、外交、文化等不同领域提出了中国如何引导与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中国方案”。
2020年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