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G持续对企业全球化、 “走出去”和“引进来” 展开双向研究，以当前国际背景下的中美贸易、国际贸易、来华投资、对外投资、数字贸易为主题，进行分析、研究与解读。CCG 不断寻求更多力量来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发展，率先推动中国加入 CPTPP，并发布系列研究报告。此外，CCG 课题组常年编写国内唯一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CCG还研发出版了《世界华商发展报告》、《大潮澎湃——中国企业“出海”四十年》、China Goes Global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等企业全球化研究中英文图书系列。CCG还创办了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专注于企业全球化发展的“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围绕国际贸易与投资相关国际议题设置多场分论坛，云集国内外极具影响力的跨国公司领袖、驻华大使、前政要官员、国际组织与商会负责人、国际顶尖智库专家及知名学者深度研讨，已发展成为推动企业全球化发展的国际高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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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投资研究之政治风险】——蒙古

      蒙古位于亚洲中部，被中国与俄罗斯包围，是仅次于哈萨克斯坦的世界第二大内陆国家，是一带一路北线的重要支点。2014年9月，上合组织杜尚别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建立中俄蒙三国经济走廊。经济走廊将俄罗斯的欧亚大陆桥、蒙古的“草原丝绸之路”同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连接起来。通过交通、货物运输和跨国电网的链接，打通三国经济合作的走廊建设，推动“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 一、蒙古的政治结构：三权分立、半总统制、多党制民主 在1990年以前，蒙古基本上全面复制苏联的政体形式，奉行以蒙古人民革命党（MPRP）为唯一合法政党的一党专政。在1990年之后，蒙古开始了渐进式的政治转型，在近20年的时间里逐步改变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一党独大、一党专政的政治局面。在2009年，民主党候选人额勒贝格道尔吉击败了时任总统——人民革命党的那木巴尔?恩赫巴亚尔，成为了第一位非人民革命党出身的蒙古领导人，并在2013年成功连任。转型后的蒙古成为奉行三权分立与多党民主制度的半总统制国家。总统为国家元首，行政机关享有行政权力，国家议会大呼拉尔与行政机关共同享有立法权力，司法权力独立于行政与立法权力。总理与内阁对大呼拉尔（议会）负责，一旦总理或半数内阁成员辞职，就应重新举行选举。除此之外，总统或2/3以上的议员亦可以决定解散政府重新大选。 在2008年以后，蒙古由蒙古人民革命党（MPRP）一党独大，逐渐过渡为多党竞争的政治局面。目前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由于在最近的议会与总统选举中都获得了胜利，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然而这种强势地位并不十分明显，在大呼拉尔76席中，民主党只占据了34席，虽然比上一次选举在席位上有所增加，但仍未达到半数。蒙古目前的主要政党，有民主党、绿色希望党、正义联盟（新蒙古人民革命党与国家民主党）、蒙古人民党。蒙古人民党与新蒙古人民革命党都是从曾经在社会主义时期长期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分化而来。在2010年选举失利之后，老蒙古人民革命党发生了分裂，前总统那木巴尔?恩赫巴亚尔重新组织了新蒙古人民革命党，而老蒙古人民革命党更名为蒙古人民党。 二、蒙古的投资环境及其与中国的经贸联系 蒙古国内的主要经济部门是农牧业和采矿业，其中矿产业是蒙古国经济的支柱产业。随着国际矿产品的升值，蒙古矿业被迅速炒热，矿业成为蒙经济腾飞的重要支点和最具潜力的领域。蒙古国内已探明铜、钼、金、银、铀、铅、铁和煤等80多种矿产、3000多处矿藏地，蒙古许多资源分布在中蒙边界地区。蒙古铜矿、金矿、煤矿、铀矿和石油等即主要分布在与中国接壤的西部、南部和东部各省，其中与中国接壤的蒙古南戈壁省、东戈壁省有着储量巨大的铜矿化带。目前蒙矿业产值约占蒙GDP的30%，占出口收入的86%，占财政收入的37%。外国对蒙投资的85%都投入蒙矿业领域。为了吸引外资，蒙古分别于1994年、1997年、2006年修订了该国的《矿业法》，并拟定了重点引资项目清单，被列入政府《重点鼓励外商投资项目目录》的项目，均根据所投资行业的不同，享受3-10年所得税减免的优惠；外商投资的绝大部分项目进口的机械设备免征关税和增值税；外资企业所得利润可自由汇出；外资外贸局为外商办理注册登记手续提供“一站式”服务。 自1999年起，中国取代俄罗斯成为蒙古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4年至2013年，中蒙两国的贸易总额十年累计增长了9倍。到2014年8月，中蒙贸易额已经超过44亿美元，到年底将势必超过2013年64亿美元的贸易总额。此外，中国还是蒙古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国之一，2008-2012年中国对蒙投资公司增加了4倍，总投资增加了3.7倍。其中，中国的投资资本67.3%集中在地质和矿山领域，20%则投入到贸易和餐饮业。 中蒙经济关系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贸易商品类型较为单一。蒙古国受到自身资源禀赋影响，对外贸易过程中主要以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出口为主。据蒙古国统计局的数据，2014年上半年蒙古国对华出口商品中，铜矿精粉、原煤、铁矿石等能源矿产产品占到总贸易额的70%以上，其中铜矿精粉贸易额近千万美元，占到上半年出口产品总额的43.24%。造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蒙古国的产业结构仍然受到前苏联时期计划经济影响，国内产业结构中矿产业和农牧业具有支柱地位，其他产业则发展相对缓慢。 第二，中资企业对蒙古国投资主要集中于地质矿山领域。2014年1季度，中国对蒙直接投资0.52亿美元，同比增长57%，占蒙古外商直接投资的13%，比上年末上升2个百分点。目前，在蒙投资的中国企业共5000多家，占全部在蒙投资企业数的 49.4%。在活跃的1000多家中资企业中，445家在蒙从事矿产领域投资经营。其他企业则分布在餐饮贸易、建筑建材、食品与农牧产品加工等行业。蒙古国内实行的“矿产兴国”战略是中资企业对蒙投资行业集中的重要原因。中资企业在资本、技术、设施等领域的比较优势明显，加上中蒙地缘相邻，语言文化相对接近的内蒙古企业更是占到对蒙投资企业的一半以上。 第三，对蒙经济合作项目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2013年中国企业在蒙古国新签承包工程合同78份，新签合同额14.04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0.72 亿美元。目前中蒙之间的大型工程项目主要包括，山东电力基本建设总公司承建的蒙古南戈壁 5*150MW 输电线项目，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的蒙古国乌兰巴托市政工程EPL项目，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奥尤陶勒盖（OT矿）K320SWP002-005项目，中国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承建的OT矿风电融资项目，2014年底，神华集团与蒙古能源资源（Energy Resources LLC）公司、日本住友商事株式会社组成的联合体获得同蒙政府开展塔温陶勒盖煤矿（TT矿）开发综合项目的进一步谈判机会。 三、蒙古的政治风险 当前蒙古的政治风险主要来源于3个方面。 其一、蒙古国内政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较差。蒙古实行一院制，每逢政府换届，都要对上届政府未实施的议案进行重新审议。这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带来了较大的政策风险。2012年5月蒙古国家大呼拉尔通过《关于外国投资战略意义领域协调法》将矿产、银行、通信等行业划入“战略领域”，并规定涉及战略领域企业的外国投资占比超过49%且投资额超过1000亿图格里克（约合3.2亿人民币）时，需要由政府交由议会讨论决定。这一突然的对外商投资门槛和监管力度的提高，导致外商投资大幅减少。2013年，蒙古国外商直接投资23.72亿美元，同比下降55%，其中，中国对蒙投资2.61 亿元，同比下降31%。尽管一年以后蒙古国家大呼拉尔颁布新法令替代了这一政策，但是还是给外商投资带来了负面影响。在目前的蒙古大呼拉尔中，民主党、正义联盟与绿色希望党组成了执政联盟，这个联盟的稳定性值得观察。蒙古未来的政局走向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其二、蒙古国内仍然存在一定的排华思潮，国内安全形势也存在着一定隐患。目前，中国是蒙古国最大的投资方。一些中国企业资质不足、环保意识薄弱、对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不够熟悉与尊重，导致因为环境问题、资质问题和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摩擦时有发生。蒙古的人口构成中，70%为35岁以下的年轻人，国内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业，对于外籍劳工的限制也比较多。例如矿业领域的外籍劳工雇佣者需要缴纳蒙古最低工资标准十倍的“岗位费”。由于历史原因，部分蒙古人对于中国存在着敌视和仇视心理。蒙古国内针对华人的治安案件也时有发生。2015年1月11日晚，两名内蒙前往蒙古收购羊绒的商人在乌兰巴托遇害，中国驻蒙大使馆也多次发布提醒中国公民注意在蒙安全的警示。 其三、中蒙关系面临美、俄、日等国家与国际组织的竞争与挑战。蒙古的邻国只有中俄两国，相对于中俄而言，蒙古是绝对意义上的小国。冷战结束以后，蒙古结合自身地缘局势提出了“第三邻国”的理念。2010年，蒙古国家大呼拉尔通过的新国家安全构想中，在强调与中、俄两大邻国平衡的同时，将强化“第三邻国”作为一个外交政策。蒙古的“第三邻国”含义广泛，从最初的美国演变到西方国家，再到后来的援蒙国家，如日韩等国家。近年来，第三邻国的范围又有着向国际组织发展的趋势，如蒙古宣布加入欧安组织等。“第三邻国”的理念使得中国在发展同蒙古关系上面临了更大的竞争。俄罗斯是蒙古第一大进口国，提供蒙古95%以上的成品油和大量电力。蒙古的矿产资源，特别是稀土资源吸引了包括日韩在内的多个国家。近年来蒙古同日本的关系逐步密切。新任总理赛汗比列格的首次出访就选在了日本。2015年2月的这次出访成功签订了蒙日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协定，日方将为蒙在建的国际机场项目新提供368.5亿日元优惠贷款并将派遣专家为蒙方完善中长期经济政策提供支持。中日在蒙古的竞争未来将更趋明显。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环境问题在蒙古政治中的日益重要，西方国家正在通过NGO、绿党等渠道对中蒙经贸联系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 总的来说，中蒙关系自2014年8月，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总体发展势头看好，两国在军事、文化等领域已经就开展合作达成共识，签署了涉及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矿产、教育、金融、文化等诸多领域的26 项合作文件，但蒙古独特的国家安全形势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完全亲华的国家，它更倾向于做一个大国之间的平衡者。中、俄、美、日、欧在蒙古的竞争将会在长时期内持续，并可能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构成影响。

  2015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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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投资研究之政治风险】——文莱

  位于东南亚的文莱，属于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实行君主制，信仰伊斯兰教，首都斯里巴加湾市，素来有“和平之邦”的美称。文莱，全称文莱伊斯兰教君主国，或文莱达鲁萨兰国，北临中国南海，东西南三面被马来西亚环绕，从地图上来看，文莱呈两大块版图嵌入马来西亚（如图1）。文莱是东盟重要成员国，2013年作为东盟轮值国主席，承办包括东亚峰会、“10+1”、“10+3”领导人会议在内的多项国际会议，影响重大。中国提出与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了文莱的积极配合。 图1：文莱地理位置图 资料来源：百度地图 　　一、文莱国内政治概况 文莱在近代史上曾长期是英国的殖民地，二战时期被日占，1984年脱离英国获得完全独立。独立后的文莱，仍然沿袭其君主制传统，君主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宗教领袖，高度集权。最高君主称苏丹（系阿拉伯语），现任苏丹是哈吉·哈桑纳尔·博尔基亚，系军事、财政、立法大权于一身。为了协助苏丹管理国家，设立法院、内阁、宗教委员会、继承与册封委员会等国家机构。其中，立法院并不具有真正的立法职权，法律最终的制定和颁布由苏丹决定，立法院议长也由苏丹任命。立法院本身只是苏丹的法律智囊团罢了。内阁是国家的行政机构，首相是最高长官，由苏丹自己担任，内阁下设各部部长以及国家大祭司，管理国家财政、外交、教育、卫生等各项事务。宗教委员会主要协助苏丹管理国家宗教事务，继承与册封委员会负责国家苏丹的继承与委任。司法方面，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和总检察长均有苏丹任命，难以做到司法独立。 在政党制度方面，文莱虽然允许政党注册，参与政治生活。但实际上，不符合现行政体的政党都会遭到取缔。目前主要政党即文莱国家团结党，该党由于拥护君主制，宣誓忠于文莱苏丹，而受到政府的肯定。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文莱政党并不参与议会选举，文莱立法院最高议长和议员均有苏丹自己任命。 同时，文莱还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斯兰教是其国教，国内设有专门审理穆斯林案件的伊斯兰教法院，国家的格言是永远服从于真主的指引。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文莱并不限制宗教信仰自由，国内推行伊斯兰刑事法，也仅适用于穆斯林群众。 二、文莱投资环境及其与中国经贸联系 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从世行给出的相关数据来看，文莱各项指标均位居世界前列（除GDP总量外），其中尤以人均GDP显著。文莱属于高收入水平国家，堪称是“东亚的迪拜”（见表1）。 　　文莱的发展奇迹主要得益于资源开采，原油和天然气出口占国家GDP总量的一半以上，成为国家发展主要经济支柱，这一点与中东产油国沙特、阿联酋等出奇相似。为了改变不合理的国民经济体系，文莱近些年也注重发展非油气行业，目前建筑业、服装业、旅游业正逐步壮大，发展迅速。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来看，农业领域几乎不占GDP。工业领域，油气行业是主导行业，建筑业目前成为第二大产业，同时服装加工出口也带来了巨大收入。服务业方面，主要得益于旅游业的发展，文莱拥有富丽堂皇的皇家宫殿，美丽富饶的海洋资源，尖耸入云的伊斯兰教堂，诸如此类，不甚枚举。 除了国家富裕以外，文莱竞争优势明显，市场开放、税收优惠、投资与贸易的风险相对较低、政治稳定、政策透明度高、地理位置优越等。根据中国-东盟博览会官方网站的介绍，为了吸引外资，实现经济发展多元化，促进私营经济发展，文莱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免除个人所得税、进出口税、薪工税、销售税、营业税和生产税，外国投资者还可以享受免除20年公司税的优惠待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文莱所征收之税相对较少，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总的来说，文莱具有一个安全、稳定、成本较低的投资运营环境，不失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绝佳选择。 另外，从中文两国经贸联系来看，双方贸易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交往不断深化。从1991年到2012年，双边贸易额由1.31亿美元攀升至16.08 亿美元，11年内经贸数额增长了12倍。从双边贸易的商品种类来看，中国从文莱进口产品主要是石油，石油占中国进口总量90%以上，较为单一，这点符合文莱国情。而中国对文莱出口产品较为多样化，包括粮食（文莱本国较少种植农业）、建材、家电、汽车等，各类产品都有。近些年来，两国政府之间开展了包括水稻研发、渔业养殖、石油开采、港口航运等多个领域的项目合作，成果显著。未来，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下，“泛北部湾合作”将成为中文双边经济合作新亮点。此外，民间领域中国近年来赴文莱旅游人数也大幅攀升，目前中国已成为文莱第二大旅游客源地，2012年中国赴文莱旅游人数超过4万人，相当于平均每月超过3300人次。总的来说，双方经济合作领域广、潜力大，虽然双边经贸总量基数小，但是保持稳步增长趋势。 三、中文外交关系及在文投资政治风险分析 作为东南亚的小国，文莱主张国无大小，一律平等，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通过加入联合国、东盟、APEC、伊斯兰会议等国际组织并积极参与相关进程谋求国际影响力，重视与中、美、日等大国的关系。其中，与东盟关系是其外交关系的立足点和基石。中文两国于1991年正式建交，建立以来两国关系发展稳定，高层保持接触交流，政治互信度较高。中国方面，江泽民主席（2000年）、朱镕基总理（2001年）、李鹏委员长（2001年）、胡锦涛主席（2005年）、温家宝总理（2011年）、李克强总理（2013年）等高层领导人相继出访文莱，对文进行国事访问或在文出席相关国际会议。文莱方面，文莱先后两位苏丹博尔基亚、哈桑纳尔业已到访中国。其中苏丹哈桑纳尔先后10次访华或来华出席国际会议。2013年两国确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总的来说，两国关系发展顺畅，双边没有太多历史隔阂或现实国家利益冲突，中企在文投资主要考虑以下几点风险： 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属于中文关系中的潜在不利因素，但是短期内爆发可能性并不大。众所周知，在南海争端中有“六国七方”，其中文莱就属于一方。但就目前局势而言，只有菲律宾、越南两国在南海问题上同中国龃龉不断，时而激化争端。骆永昆在《文莱的南海政策》一文中指出，同菲越两国不同，文莱实行较为温和的南海政策，非但没有派兵占领南海诸礁，而且主张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只不过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并不排除中文关系因南海问题恶化的可能。理由是，其一，双方围绕南海岛礁归属问题确实存在主权争端，并且问题的解决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二，不排除未来双方在石油这一战略性资源的开采问题上引发争端。其三，不排除菲越通过东盟扩大南海问题的可能性，东盟如果集体对华政策发生改变，自然文莱的外交政策也会受到影响。 中文贸易未来可能受美国TPP规则影响 目前中美围绕亚太区域规则主导权之争已经公开化，中国有已经成形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在开展中的一路一带建设，以及倡导中的亚太自贸区。美国凭借传统的世界经济三支柱（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正在谈判中的TPP规则，企图在维持亚太经济主导权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影响。美国自2009年加入TPP谈判后，目前已全面主导该谈判进程。而文莱作为TPP最初的发起国，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并且一直热衷于TPP谈判。TPP作为高标准的贸易协议，涵盖所有货物和服务贸易领域，一旦未来成为亚太贸易新机制，而美国若继续将中国排除在外，势必对中文贸易和中国同整个亚太区域国家贸易造成冲击和影响。 宗教文化因素 如前文所言，文莱奉伊斯兰教为其国家，国内大多数群众都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规对文莱社会生活的影响渗透在方方面面，例如文莱人禁食猪肉、禁酒、忌血等。这点与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同，在中国，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信教的群众永远是极少数，大多数群众是不信仰宗教的。所以在文莱华人应尊重当地社会习俗，尊重文化多样性，避免因文化差异引发不必要的争端和冲突。 总的来说，同东南亚其他国家相比，文莱具有相对优越的投资环境，短期内不会对投资者利益构成威胁，是企业对外投资不错的选择。

  2015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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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投资研究之政治风险】——东帝汶

  东帝汶，全称东帝汶民主共和国，首都帝力，人口23.4万（截至2014年)，面积48.3平方公里，官方语言葡萄牙语。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东帝汶北面被印度尼西亚环绕，南隔帝汶海与澳大利亚相望，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国（见图1）。从历史上来看，东帝汶先后被葡萄牙、日本、印度尼西亚统治，直到2002年才脱离印尼，获得独立。随后获得中国承认，两国建立起外交关系。十余年来，双边关系稳步发展，2014年东帝汶总理沙纳纳访问中国时表示，东方积极支持和赞赏中国政府关于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并愿意积极参与相关进程。 图1：东帝汶周边卫星图 资料来源：百度图片 　　一、东帝汶国内政治概况 东帝汶独立13年以来，国内政治体制完善，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取得初步成效，现设有总统、议会、政府、法院和检察院等国家机构，政治社会有序运转。东帝汶实行总统共和制，因国土狭小，总统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总统是最高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任期五年，不得连任。议会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东帝汶实行一院制，由全国主要政党竞选分配议会席位，多数党代表出任政府总理（或由政党联盟提名），对总统和议会负责。政府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包括总理和各部部长以及国务秘书，总理掌握国家行政大权，负责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外交等诸多事宜，部长和国务秘书均由总理提名，经总统同意后，获得任命。除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外，东帝汶的司法机构由法院和检察院组成，独立行使司法权，只服从宪法和法律，不受议会和政府干涉。其中，法院行使审判权，由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初等法院和军事法院组成，最高审判权归属最高法院。检察院行使检查权，总检察院掌握最高检查权。 东帝汶也是个实行多党制的国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大使馆的介绍，目前议会中并不存在绝对多数党，执政党由东帝汶全国重建大会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帝汶抵抗运动全国民主联盟和帝汶社会民主协会五个政党组成的政党联盟联合执政。除了五个主要政党外，东帝汶还存在众多在野党，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是其中最大的在野党。 二、东帝汶投资环境及其与中国经贸联系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东帝汶2012年GDP总量仅有12.7亿美元，属于亚洲最落后的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也将其列为世界上最贫穷的20国家之一。东盟之所以至今没有接受东帝汶的入盟申请，很大程度上也是担忧被东帝汶的经济所拖累。目前东帝汶经济发展主要靠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援助维持。基础设施落后，严重缺乏资金。全国经济结构单一，90%人口从事农业，虽但如此粮食仍不能自给，严重依赖进口。而且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很大部分都是原始的刀耕火种形式，浪费严重。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近海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开发，其中石油出口是主要。国家为了促进石油开发，设立石油基金，成立石油管理局。中国驻东帝汶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东帝汶》一书中指出，目前石油收入已经成为东帝汶最重要的经济支柱，截止2013年12月31日，石油基金累计滚动149亿美元，石油基金收入26.93亿美元，并且石油收入占东帝汶GDP总量的78%，占出口总额的95%。另外旅游业方面，虽然旅游资源丰富，但是有效开发严重不足。 总的来看，东帝汶整体社会环境良好，国家加快吸收外资，不断完善法律，对外商投资给予大量优惠。作为一个百废待兴的年轻国家，目前投资东帝汶可谓大有作为。结合东帝汶的国内发展情况，笔者认为以下领域适合投资： 农业领域。东帝汶农业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农业工具老化，水利灌溉系统不足，农业机械化方面可以投资。除此以外，东帝汶粮食依赖进口，中国企业可以考虑农产品出口东帝汶。 交通领域。东帝汶公路情况较差，因过去战争创伤，大多公路已废弃，或者是年久失修，安全系数低。全国境内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铁路。从首都地力去往全国各地都极为不方便，缺乏完整的交通系统。 石油领域。东帝汶近海蕴藏有大量石油资源，中方可以考虑加速进入东帝汶石油开发领域，避免被澳大利亚一国垄断。中国也可以考虑和东帝汶进行石油贸易往来，促进自身石油进口多元化。 旅游业。东帝汶属于典型的热带海岛风光，境内遍布山、湖、海滩，可以吸引大量游客。然而旅游业配套设施严重不足。除了首都帝力有一些旅馆酒店，其他临海地区几乎空白，旅游资源有待开发。 不过，从中国与东帝汶的经贸联系来看，双边经济联系并不紧密，近些年甚至有所波动（见表1）。从东帝汶自身对外贸易来看，美、日、澳、葡等都是东帝汶外贸与投资主要来源地，中国并不居于前列。未来中企在东方投资，可能会遭遇一些竞争，应做好相应心理准备。东帝汶在华留学生Martins在《Chinese Foreign Aid and Its Effects towords Southeaet Asia Development: A Case of Sino-East Timor Relations》一文中指出，中国对东帝汶的经济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对外援助方面，中国政府对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巨大，现东帝汶总统府、外交部大楼等都是由中国政府援助所建。东帝汶社会主流对华友好，这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三、中国与东帝汶外交关系 2002年东帝汶获得独立，中国首先宣布承认东帝汶主权国家地位，并与之建立起外交关系。几十年来，无论是在东帝汶赢取独立的斗争中，还是战后重建的过程中，都受到过中方的无私援助。东帝汶独立十三年来，中东双边关系发展稳定，双方本着互相尊重，友好往来的原则，东方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不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支持中国为祖国统一所做的努力。中国也高度支持东帝汶参与到国际社会中来，为世界经济发展和脱贫事业做出贡献。双边高层往来频繁，东方总统、总理等曾多次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展开亲切交谈，中国也多次派出副部级以上官员访问东方。根据人民网的报道，2014年4月8日，东帝汶总理沙纳纳访问中国，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展开交谈。双方一致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睦邻友好、互信互利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并将继续扩大双边贸易与投资规模，加强在基础设施、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合作。同时，东方表示愿意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关进程，欢迎中国企业赴东帝汶投资。 四、投资东帝汶政治风险分析 从政治风险的角度来说，笔者认为投资东帝汶，主要存在以下风险： 第一、独立后的东帝汶地区矛盾严重，社会时有动荡。 东帝汶社会东西部族群歧视严重，是深埋于东帝汶社会的火药桶，严重影响社会治安。早在2006年，东帝汶国防军中来自西部地区的600名士兵就因不满当局在升迁方面照顾东部富饶地区将领，而东部地区将领对来自西部地区士兵长期采取歧视政策，最终走向街头，由抗议演变为大规模骚乱，最后蔓延至东帝汶各地，演变成全民暴乱。最终由联合国维和部队及大国出面才勉强维持住社会治安。类似暴乱事件，时有发生。东西部地区彼此不满，相互指责。 第二、政党斗争严重，当局政权合法性较差。 东帝汶因为存在多个政党，彼此不满，政治整合性严重之差。早在1974年，东帝汶脱离葡萄牙获得独立之初，国内主要政党就各自拥军，彼此之间爆发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互不认可，都希望获取政权。被印尼统治时期，多方之间的冲突与斗争依然不断。2002年获得最终独立后，政党之间更是在议会中相互指责批评。2008年，独立革命阵线的支持者因不满议会选举结果，组织群众闹事，向议会投掷石头，甚至烧毁房屋，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目前东帝汶虽然拥有自己民选总统和议会，但是认可度较低。2008年2月11日，东帝汶部分叛军对总统官邸进行了袭击，导致总统奥尔塔腹部中弹受伤。而总理古斯芒也遭到类似袭击，虽然没有受伤，但民众已经严重质疑当局合法性。 此外，东帝汶由于多年来受战争创伤，经济发展较慢，全国大多数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文盲率高，居民食品不能自给，民众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这些都是潜在的社会问题，长期必将影响社会稳定。 第三、多方势力渗透，大国博弈东帝汶，难以做到真正的独立自主。 历史上，东帝汶就先后在葡萄牙、荷兰、日本与印尼之间，反复易手，大国统治东帝汶，导致多方文化影响渗透，社会缺乏统一的指导思想。2002年独立后，又在印尼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夹缝中谋生存。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东帝汶国土面积狭小，全国被印尼诸岛环绕。印尼向来对东帝汶独立不满，将东帝汶视为自己的一部分，插手东帝汶内政，每次东帝汶社会大规模暴乱下都有印尼的影子。而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来说，与其让东帝汶落入印尼之手，不如使之独立，成为缓冲国。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严格控制帝汶海区域的石油开采，拒绝其他大国染指，控制东帝汶石油命脉。围绕东帝汶问题，印尼和澳大利亚双边关系，也是矛盾不断，而最终受影响的还是东帝汶自身。近年来，东帝汶也积极谋求加入区域组织，试图平衡大国影响力，但要想做到真正的独立自主，绝非易事。

  2015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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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研究】阿塞拜疆——全球瞩目的“石油中心”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储殷

  2015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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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研究之泰国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 黄日涵

  2015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