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G长期关注国内外热点话题，聚焦全方位、多领领域的前沿研究，以多年丰富研究成果为基础预判国际形式，通过前沿议题设置探索当下新趋势、新模式、新发展，充分发挥国际化智库的优势，为推动中国全球化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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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库研究】媒体型智库助力中国智库“弯道超车”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

  2015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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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化蓝皮书 中国正在崛起的绿色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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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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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库研究】美国智库的力量之源

  　　智库的目的是影响政府决策，那么推动智库影响力发展的因素又是什么呢？全球智库研究专家詹姆斯.麦肯教授给出的答案是：政治体制、公民社会、言论环境、经济发展程度、慈善文化、大学的数量和独立性等。 对此，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Antonie Van Agtmael将之更简洁的概括为：需求、人力与资金。他认为：“因为政治的去中心化和多元的政治文化使得智库有机会影响政策，很多学者希望通过自身对信息和知识的掌握帮助政府制定更好的政策，而美国的慈善传统和基金会文化则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 而美国智库的幸运就在于，美国社会完全具备了詹姆斯.麦肯教授提到的要素，为智库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土壤。

  2015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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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库研究】亚洲智库面面观

  　　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开始向亚洲转移，中国、日本、印度、韩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发展速度有了质的飞跃。甚至有学者提出，二十一世纪的主角将属于亚洲国家，世界将迎来所谓的“亚洲世纪（Asian century）”。 　　在亚洲崛起的过程中，亚洲智库开始迅速成长，但至今尚没有真正长大。亚洲各国想要解决快速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和挑战，就需要借助亚洲智库的力量，同时亚洲智库有责任贡献自己的智力，推动“亚洲世纪”成为现实。 　　亚洲人口密集、发展迅速、政治复杂，面临着很多问题和挑战，这客观上使得亚洲对智库有更大的需求，然而亚洲智库的数量和影响力都远远不能满足这一需求。 　　亚洲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特点，赋予了亚洲智库自己的特点。亚洲大多数国家是在二战后建立或独立的，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则开始于更晚的十九世纪末，亚洲智库是伴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因此亚洲智库的历史并不长。亚洲地区独特的经济、文化，与国家发展相依存的成长方式赋予了亚洲智库一个重要特色：对政府的依附性较强，研究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独立性相对较弱。 　 一、政府背景下的官方“智囊” 　　与欧美智库相比，亚洲智库的政府背景更为明显，他们甚至直接向政府内政和外交机构提供咨询服务。 　　被称为“亚洲第一智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高级“智囊”的作用。韩国发展研究所也是如此，它隶属于国务院，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日本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在1996年成立裁军和核不扩散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Promotion of Disarmament and Non-Proliferation，CPDNP）就是出自日本外务省的授意，其现任理事长兼所长野上义二（Yoshiji Nogami）是原外务事务次官。日本内阁府的“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央行的“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以及经济产业省的“经济产业研究所”，这些为日本政府部门的经济社会、金融和产业政策提供政策参考的智库都隶属于政府。 　　负责印度尼西亚内政和外交等重大政策的研究和咨询的印度尼西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同样具有极深的政府背景，它是由时任总统的苏哈托亲信玛尔达尼（Sudjono Humardani）将军与莫特波（Ali Murtopo）创立的。 　　印度的防务分析研究所被称为印度第一个独立于政府和高校以外的研究所，但是其一直在扮演着重要的官方“智囊”的角色，与印度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该研究所的理事会主席一直由国防部长担任，其理事会成员主要是退休的高级将领。该研究所在其成立后的近50年（1965年成立）里，对印度的对外安全政策，包括核武器、军队支出、对印度的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等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习惯于“命题作业” 　　不同于西方智库，亚洲智库在课题研究，前沿关注方面不会主动出击，习惯于“命题作业”。亚洲智库的这种运作方式与东方文化重社会、重和谐、重情、重义的文化底蕴有很大的关系。东方文化是建立在服从的基础之上的，儒家文化教化民众服从政府，稳定公序良俗。亚洲正是儒家文化盛行之地，服从思想自然也就成为亚洲各国文化的主流。存活于这种文化中的智库也不可避免的要受其影响。因此智库在选择研究课题，关注前沿问题的时候多少都会对对政治系统运行和决策过程做出一定的妥协，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要服从政治的需要。 　　例如，我国很多智库，主要以国家重大课题为主，而且乐此不疲。而这些国家、政府的课题，具有很强的政策倾向，也就是所谓的“命题作业”。智库很多时候只是去证明这些“命题的正确与否”，自由发言的空间很少。同样，在日本、韩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等亚国家也一样，这些国家的智库很少会主动关注和研究国家、甚至世界当前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只有当政府或相关机关需要时，他们才会进行研究和跟踪。 　 三、关注本国本地区，欠缺国际视野 　　目前多数亚洲国家的智库还习惯于“自扫门前雪”，研究课题、研究方向都为围绕本国的发展进行，仅对解决本国的问题感兴趣，而对全球性问题和国际事务则少有问津，因此甚少有机会针对全球性问题和国际事务发表自己的观点，难以形成国际影响力。在全球性战略议题的研究上也大多是拾人牙慧，失了先机，也就是由于在这些问题上的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因此在某些政策方面受制于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在这方面，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印尼智库的研究基本都是都是以印尼的内政外交为主，虽然对国际事务也有涉及，但研究成果及影响力都不尽如人意。 　 四、新型智库异军突起 　　近年来，随着亚洲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传统官办智库更是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智库的需求，因此，更多新型智库开始涌现。其中附属于大型企业的智库，企业自己创办的智库以及私人智库都是新型智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力量。 　　附属于大型企业的智库或大企业自己创办的智库，都对企业的发展承担着责任，其目的是充当企业的“大脑”，为企业的研发和市场营销出谋划策，为企业创造盈利，日本和韩国的大型企业都有自己的研究所。丰田研究所、索尼研究所、松下研究、三星研究所、现代研究所、LG研究所等等，就属于这一类的智库。 　　近年来私人智库的发展引人瞩目，成为智库军团中的一批黑马。这类智库一般由大企业或公共财团（如基金会）出资建立，强调研究的公益性、独立性，而赢利不是其最重视的因素。私人智库重视国家利益，因此它们的研究多是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它们通过研究国家重大公共政策，包括外交政策，来为政府提供解决问题的参考。目前，私人智库已经发展成为影响各国内政外交政策决策的重要力量，并日渐得到政府的青睐。韩国的峨山政策研究院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峨山政策研究院是韩国非常知名的私人智库，成立于2008年，并始终将“促使半岛和平与统一、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视为其宗旨。

  2015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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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小康的经济总量和幸福指数都可能再上新台阶

  　中国国家统计局于13日宣布，“十二五”(2011-2015年)期间，预计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近8%，远远高于同期全球2.5%左右的年均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亦居前列。路透社称，数据显示，2011年—2014年，中国GDP年均增长8.0%，2015年上半年增长7.0%，若据此推算，中国今年全年GDP增幅至少在7.5%左右，与年初提出的增长目标相一致。

  2015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