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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宏:国家形象高于一切
启正君要作客“文汇讲堂”，我说好要来做听众的，可偏不巧，当日有急事爽约了。可文汇报的年轻编辑还是要我写段文字，回应一下启正君演讲的主题：跨文化交流中沟通的重要性和当代中国人所需具备的沟通能力。我答应了，这也算是一点小小弥补。 据我所知，“公共外交”这个概念虽然上世纪60年代由美国人提出（public diplomacy），但在中国是启正君的首创，至少是他首倡，并赋于了中国式的内涵，而且率先在不同场域中传播。他的意思很明确，中国公共外交的目标是 培植中国形象和营造经济增长的良好国际环境，追求“和为贵”的境界。自信、务实、开放、负责的中国，是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目标定位长远看是服从中国国家发 展目标的定位，积极配合“三步走”的经济发展目标。在实施主体上，公共外交，不是说人人都当外交大使，而是精英阶层，针对我们所对应的，比如对决策者发挥 智囊作用，然后是民众中对国际问题有兴趣的人，发表见解，身体力行。在一次交谈中，他说：“公共外交是主语，分三部分：官员，对外国民众是重要的；精英， 比如在某个领域有影响力的人，您去见法国总理，您是主语，他是宾语，倒过来了，这也是公共外交，不是做补语，中国人至少愿意代表政府。再往下是大学生，在 交往中聊天。”所以，启正君虽然在中国首倡了这个概念，但他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出发。 据说去年一年，中国就有4000万人次走出国门，今后将越来越多。这确实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了“公共外交”的时代，公共外交涉及的人群远远大于政府外交，如何与外国人交流，如何向世界更好地展示中国，将渐渐成为每个人都要学会的本领。 我完全同意启正君关于“中国公共外交的目标是培植中国形象和营造经济增长的良好国际环境，追求‘和为贵’的境界。”的阐述。在我的理解中，当代意义上的国 家，首先是一种文化标识，一种文化形象。在公共外交的意义上，每一位走出去的中国人，无论是官员，公众，还是精英，其言行举止都犹如一张发出去的“文化名 片”，展示中国的国家形象。如此说来，公共外交，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名片。 那么，在这张“文化名片”上写着什么样的内容呢？ 2007年11月我在杭州出席一个国际论坛，与中欧领导人高级会晤机制创立者、前欧盟主席和卢森堡首相雅克·桑特先生重逢，我向请教他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他说，中国如果能更加开放自己的心灵并懂得尊重别人的传统，中国就有了一种全新的形象展示给世界。于是，在我们交换了各自对于国家实力的看法后，达成一种 共识：国家形象高于国家利益！只有当以“谦和勇敢”特征的绅士形象在世人眼里取代了“海盗形象”时，当时的英国，才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国家；当今的中国， 只有当“暴发形象”被以“善待他者”为特征的从容的博雅君子形象取代时，中国才谈得上真正站起来！ 我和启正君真正的交往，是从去年5月得知RAND公布的一份对中国现状分析报告开始。这份报告对中国人现状，既有肯定，也有严厉批评，值得国人反省。这份 来自RAND亚太政策中心的报告，从“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这一问题出发，从七个方面对中国人的社会行为表现及其深层文化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却很不 乐观。于是，我们共同想到一个问题，这就是：崛起时的中国需要一种怎样的处世哲学，也就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形象？ 我们认为，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和平、发展、合作这一现实的国际主题之上，还需要一种更高的哲学精神主题，这就是“超越与整合”。只有不囿闭于东 西南北中左右地超越历史和前人的视野，超越当下存在的问题，又同时能够整合历史和前人的智慧、创新时代的精神价值，中国才会真正形成一种大国公民乃至世界 公民的文化形象，接受世人的检验，参与“全球化”进程，使之导向“全民化”和“全生态化”的目标，进入崭新的生态文明时代，从而健康可持续地生活，中国才 真正能对于世界有较大的贡献。超越即是更生，超越即是复兴。复兴，远不只是整体经济的强大，更是一种天下大道的文化复兴，是中国人新文化形象的复兴，是崛 起的中国处世哲学的复兴。 为此，我们不揣冒昧抛砖引玉，提出十六个字：全球视野、东方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 １、 全球视野 天下大道，就是社会共生。由于互联网、卫星传播、跨国经济流通和文化频繁交流，地球村已然不是一个概念而将成为活生生的实况，世界再没有什么东方西方南方 北方，各个国家和地区密切联系在一起、谁也不能完全孤立。钱学森对此称作“大社会”，并把这个“大社会”称作“世界社会形态”，它将逐渐打破地区、国家的 界限，日益促进全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为走向世界大融合，奠定物质文化、工艺文化、精神文化的坚实基础。 我想，“世界社会”，应当成为今日中国人了解和对待事物新起点。是的，在过去的一千年中，世界最重要的历史运动亦即文化建设，是西方的崛起，这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大西洋地区的人们即所谓西方人，于确立自身的文明共和制度的同时，经常从其他地方的人们那里秉承思想（精神文化）和技术（工艺文 化），从而不成比例地引发推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大变局。然而，在人类进入世界社会之际，亚太地区的崛起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世界社会，是世界历史发 展到网络时代与和解共生年代的产物，是国家主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融合的产物。世界社会的到来，表明人类的交往由民族、国家内的交往发展 为跨越民族、国家、个人及民间团体、城市社区、组织界限的普遍交往的事实状态，是人类交往的普遍性、世界性理念和立场的体现。我们首先倡导的是一种“全球 视野”，即不仅富有东方文化底蕴，更将天下、世界、社会了然于心，毫无阻隔地克服和超越自身狭隘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心态。 只有这样，才有资格、有能力、有胸怀进入整合色谱斑斓的世界文化，引发推进人类文明的新纪元——世界社会共生主义。那么我们，当真能够刷新人类文化建设的记录，开创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吗？今日中国人，世界有期待。 ２、 东方情怀 全球视野离不开固有文化的精神支撑。人要富有尊严而自信，富有尊严而包容，富有尊严而显现自处高贵的幽雅气度——所谓东方情怀或东方神韵，即在于此。 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在关于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著名历史性对话中，曾专门讨论过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尊严。其实，中国自古就有人兽之辨，孟子有言：“人之异于禽兽 者，几稀，君子存之，庶民去之”。所谓“几稀”，就是在乎性理、性情以及对之的自觉。东方之道德伦理思想与哲学精神的核心，即在指出人的尊严，维护人的尊 严，将天、地、人并立于世。如果说，自由主义可以视为西方文明的灵魂，那么，尊严主义，则无疑可以视为东方文明的神韵和情怀。肇始于古代希腊文明的文化精 髓，是讲求自由，其自由主义的文化大潮烟波浩荡源远流长。而发轫于亚细亚的东方文化，骨子里讲求的就是尊严，亦即先秦诸子时代展现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那股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性理、性情、“浩然正气”、“自在风骨”和神韵情怀。这风骨正气，神韵情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尊严主义，即遇事把人的尊严放在首要和 优先位置，东方的尊严主义的传统甭管是历经两千年家国专制乃至极权利害的压制利诱，还是列强践踏，仍然灰蛇走线倔强挺立于中华大地，无论东西南北中左右， 还是江湖庙堂农工商，绵延不绝，浴火重生。集大成者，今日所无限神往的“唐宋气度”，那种自信与包容，亦曾是东方神韵情怀的灵光一现！ 我们说，中国人亟需精神重建，首先就要复兴这种富有东方情怀的尊严主义，这种讲求人格尊严、国格尊严、文化尊严，就是人人自我负责而富有尊严地生活着（一 种永远的现在进行时）。如此，中国的官场文化、商场文化、艺（娱）场文化、社区生活等等，就没有那么复杂，中国人就不必那么累于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权谋或 谋略，中国的地缘政治、人缘政治，乃至整个生产、生活、生态——包括自然生态和全社会生态，亦即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教育生态、科学生态、文化生态、卫生 生态——也将为之改观，民主与法治这种具有普世价值的治理方法运行于国中，更是自不待言。每个人的尊严是一切人尊严的前提，所以，尊严主义必然导出自信、 包容、自处高贵的文化精神。只要这种“神韵情怀”成为每一个中国人行为方式的现在进行时，中国人的精神重建也就开始上路了，现时代的天下相安世界共生之道 亦必行于世。 ３、 善待他者 东方神韵情怀的展现，需要内在心灵的安顿。在现时代，中国人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智商和情商，还需要唤醒内在的灵商，中国人也需要自己的“世俗上帝”。因 为，人类面对的一切危机，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危机，人性的危机，价值的危机。当代中国精神重建的核心命题，依然是华夏先贤大哲提出的良心、良知、良能。即： 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发动良知是为了发现良心、确立本体；发现良心是为了发挥良能、重建世界、重建社会。良心、良知、良能三位一体，就是中国人 的世俗上帝，此亦即海外华人所说的“良知教”。这一世俗上帝的第一原理或道德律，就是“善待他者”。 所谓他者（the other），是指“我者”(Myself或Ourselves)以外的所有的生命存在，所有的人，所有的社群，所有的国家，所有生态，所有物事。是“五 伦”关系即“官民、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关系之外的“第六伦”，即陌生者，亦即“群伦”关系，尤其是相对“我者”，处于弱势的陌生人群、弱小国家以及 “我者”的“过节者、厌恶者、仇恨者”，“异族”、异国、异类及其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以及“第七伦”即物事，“第八伦”即神的关系。我们中国人曾经把 “他者文化”，界定“狄”“狨”“蛮”“夷”“匪”“伪”“非人”“异己分子”“蕞尔小国”……并相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么，如此相处的结果，迟 早是要么“我者”彻底征服，甚至彻底消灭“他者”，要么“我者”被“他者”征服或消灭。然而，人不能也不可能只限在自己的自然生命及亲情之内，每一种我与 自身、亲情之外的个体、社会及自然事物即“他者”的关系，都成为一根生命的经纬线，从而构成生命的世界图景（锦）。当我们把一根一根的生命线抽取、剥离下 来时，生命之“锦囊”便空无所有了。所以离开健全的人伦关系、人情关系，就没有了人生，也没有了社会；离开了人在他者中所创造和传播的文化，就没有了天 下，没有了世界。 人性无善恶，因良知而有向善、从善、至善及臻于完美生活的秉赋。何为善？善，就是他我、群己和合共生关系的实现。那么所谓“善待”，就是公正地对待、兼相 爱地对待、无私地对待、真诚地对待、平等地对待、自主地对待、无差别地对待、无障碍地对待。生命是地球优于群星的标识，生命是地球最美丽的花朵，人类作为 生命意识形态的“我者”，是从第一次发现“他者”的存在，开始确立“我者”的存在，即从“他者”观照自身的快乐体验中，重新发现了“我者”，也发现了“他 者”是“我者”存在的条件这一事实，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每个人善待他者的行为是一切人善待他者行为的条件，于是，善待他者的行为便成为人类一切公 民共生体、幸福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今日中国人，应当树立起这样的信念：善待他者的人格形象、国格形象（包括外交形象）、文化形象高于一切。是人际交往、国际交往的最高准则。 ４、 和合共生 如果说“善待他者”还有目的，那么其终极目的就是：普天之下，和合共生。 今天，人类的生产、生活、生态已然走向“三大极限”，同时还有三大融合：一是经济生活领域里的“增长的极限”与全球融合，一是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里的“对 抗的极限”与天下相安，三是文化生活领域的“施恶的极限”与全民身心灵安顿。尤其是后两者，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受着地缘政治为核心的权力关系转圈子，而争斗 不已，单是刚刚过去的20世纪就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以核军备竞赛和意识形态争斗为内容的“冷战”，尽管早在60年代就清楚地知道核战争无最后赢家，而互 联网时代可能出现的黑客“超限战”，更是只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坐在家里的电脑前，就可以在一夜之间让一个国家的核心部门归于瘫痪，“对抗的极 限”的底线，“施恶的极限”的底线，是任何群体或个体生命如果得不到善待，他或他们的身心灵如果无从安顿，即使你强势到结成国家集团，或不可一世的帝国 （如美国和前苏联），也可能在瞬间瓦解。于是，人们不能不重新认识到保护地球、呵护生命、尊重生态高于一切，不能不重新认识到众生和合共生——和解共存、 和衷共济、和谐共享——的价值高于一切。 这里，我必须强调，和合共生的第一步是“和解”。正所谓“劫波历尽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和解，表现在文化观念上，就是承认所有人（包括敌人）的生存 权利，不以人为敌、以邻为壑，而以谋求共存共济、互补合作为出发点；在政治经济上，再次确立“公民主权高于官员主权”的运行秩序，所有阶层及国家，不再谋 求获得特殊利益的权力为政治目标，从而以生态政治、生态经济超越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有句英文谚语，叫做“Live and let live”（“自己活，也由他者活！”），和合共生，真正体现出人类“敬畏生命”的宗教情怀和“他者高于一切”的哲学伦理原则。 综观人类历史，那些实现了社会内部大和解的国家，真正是做到了一心一意搞改革，同心同德谋发展，目的永远不离开全民、全社会、全生态本身。实现不同文明、 文化的国家、地区和族群的大和解，就有可能共同面对和解决全球性的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外层空间、族群冲突、文明冲突、网络民主、移民、黑客、恐怖主义、 重大自然灾变、社会公平、跨国传媒和跨国公司带来的去国家化去区域化、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确定性增加等重大挑战和重大机遇。没有社会和解，就没有和谐社 会，更遑论和谐世界。因此，我们坚定地认为：当代中国亟需对内实现社会大和解，对外树立魅力大国形象。 和合共生——中国精神重建和文化再造的时代主题！ 如果我们每个中国公民都能在世人面前展现这样的处世哲学，这要的文化形象，这样的国家形象，那么启正君首创的“公共外交”，必定会取得空前的辉煌成绩。 最后，完成中国人新的文化形象塑造，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世界文化、文明的超越与整合，我们还将从以下六个层面渐次展开探微索幽，即：一切从身心灵的健康开 始；一切从语言的改变开始；一切从世道人心（社会诚信心理氛围）的改进开始（或一切从收复道德失地开始）；一切从全民全生态社会的权益开始；一切从现代政 治文明（结构）的建构开始；一切从发挥公民、社会、政府三大自组织力开始。一句话，让我们把迷失的发展目标和常识性生活找回来。 这六个层面，就是我们进一步探索的基本范围与方向，衷心欢迎大家一道来参与，一道来帮忙。因为： ——我们需要有灵魂而真正有影响力的时代精英！ ——我们需要娴熟驾驭现代世界工艺文化和精神开放、理智成熟的国民！ ——我们需要国之公器而公用的职业政务官！ ——我们需要负起中国社会大和解与世界文化建设责任的大国精神的政治家！ ——我们需要描述得出现代中华人特质和高尚理想的艺术大师！ ——我们需要发现自然、文化运行法则而自身超然物外的思想者！ ——我们需要善待他者自处高贵而胸怀天下的幽雅气度！ 国家形象高于一切，公共外交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名片。我想用美国中国学开创者费正清先生去世前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结束这篇回应性文字，他说： “中国既然有独一无二的过去，它必将有独一无二的未来。” 钱宏 2010年7月2日
2014年3月13日 -
张旭东:五四可帮助中国在全球化中找到方向
谈起五四，人们脑子里会立刻会跳出“民主与科学”、“个性解放”、“进步”，“反传统”等字眼。这 些当然都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东西，但正因为如此，在今天看，它们仅仅是代表了“五四精神”的主观的、甚至是一厢情愿的方面或价值取向。在 90年后的今天，如果我们把“五四”理解为一种的客观历史运动和思想运动，我们就应该看到，它的核心其实是这两样东西: 一是“新” ——“新青年”、“新文化”、新价值，新生活，最后是“新中国”，这是普遍的“新”或“现代”在中国人生活世界的投影，但五四把它内在化了，变成中国人自 身的情感方式和价值指向。从五四开始，外在的（相当程度上是外来的），有威胁性的、让人觉得不自在、但又不得不去适应的“新”，逐渐成为内在的、作为内心 驱动力的、具有哲学意义的新。这种内在化过程的激烈和深入，彻底改变了晚清以来“理智”与“情感”的分裂，即王国维所谓的“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 爱”，从而把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同现代人的情感、心理、理想，乃至欲望方式紧闭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当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但这是现代人和现代性的问 题，而不是古代人或遗老遗少的问题。 二是文化政治的逻辑，即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的贯通与重合，其一致性、一体性或同一性，它带来 了由新文化、新价值、新人所创造的、与自己的本质相适应的生活形式和国家形式。这是现代性条件下的“国族主义”或“民族国家精神”的具体体现。在欧美，这 个普遍趋向表现为市民阶级国家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提供统一市场、统一语言、统一制度、统一的“民族文化”，这个过程造就了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而在中国， 这个过程是在对外学习和抵抗列强，对内颠覆和挽救传统的极为严酷的环境下展开的，因此它也对文化与政治的贯通和统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说鲁迅笔下的 阿Ｑ代表了文化失败和政治失败的一致性和同一性，那么毛泽东时代的“雷锋”则体现了政治与文化的全面、彻底的重合。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现代中国的存在是一 种直达个人的文化政治的集体存在，而五四正是源头。 五四的伟大和不可代替之处，在于它标志着这样一个历史的临界点，在此，现代世界的 普遍的客观运动，在中国人的世界里突破了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而在人的心理、情感、自我理解、自我认同的这样的内部空间，获得了鲜明的形象、语言、观念和 理论。一旦它同一种新的“人”概念相结合，则一般的抽象的“新”和“变”就不仅仅只是被动的、不情愿的适应和和被迫，而晚清以来中国一切变化和变革都只有 这样的意义，因为在情感、内心和符号层面，必须做的事情却又是外在于自己的文化认同。但“五四”带来了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转变，从此，中国人不再仅仅作为 普遍历史的客体，而是作为它的主体和创造者，在塑造自己的新的文化认同的同时，塑造着一个新的社会，新的国家。 只有通过这样的文化与 政治的融会贯通，“中国”落实到中国人的文化－心里本质的基础上，不过这已经不是旧文化，而是文化革命所带来的新文化和作为历史主体的“新人”。也只有通 过这样的文化与政治的融会贯通，中国才成为普遍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单位，但不是作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是作为文化主体和价值主体的新的主权国家，加入到 世界历史的辩证运动中去。自此，现代中国才具备了既“中国”又“现代”的可能，也就是说，它终于在理论上有可能克服非西方世界在面对近代西方的兴起和全球 扩张时所面对的深刻的自我认同的断裂，即那种“要中国就不现代，要现代就不中国”的两难境地。在这个意义上，五四确实是大众革命和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源头， 也是“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的分界点，因为此后的中国人，同此前的中国人有着本质的不同。这可以从五四以后中国人的焕然一新的面貌得到确证。 五四新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其实非常简单：没有五四，何来传统？这么说好像有悖常识，但我们要知道，传统文化并不是故纸堆，或像阑尾一样长在中国人 身体里面的某种脏器。活生生的、有创造力的传统只能赋丽在生长在这个传统里的人身上，由他们来继承、批判、发扬。中国传统的延续取决于当今的中国人如何生 活、如何创造自己的未来。这正是像鲁迅这样的五四新文化知识份子反复强调的：只有有了今天，我们才有将来，而只有有了将来，我们才拥有过去。生命是第一位 的，与生的逻辑相左的“传统文化”只能是“死的说教者”。我们今天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和重新理解，是以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为前提和条件的。在今天，哪怕有 人呼吁全面回归传统，也只是五四开辟的新文化纪元内部差异的体现，是当代社会思想论争和价值冲突的一部分，同所谓“传统本身”没有关系。没有现代性的挑 战，没有作为基本历史条件的“新”，“整理国故”就无从谈起，因为我们会仍旧生活在“国故”之中，被“国故”决定，它也就还不是“国故”，而只是“正统” 或“文化本身”。 我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这本书里比较系统地谈了这个问题。五四基本上把“中西”问题转化成了“古今”问题。这 个转化或策略一直到1980年代，对中国思想生活都有着积极的作用。今天，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也许有必要在强调普遍性问题的同时，对文化、地域、宗教、政 治制度和主体性论述等“空间性的”或“话语建构性”的差异作更为细致的考察。“中西文化冲突”只是一种习惯性说法，真正的问题是种种“普遍性论述”后面的 主体性、政治性和价值指向。全球化和所谓“后现代”时代，一方面似乎消除了种种“宏大叙事”和总体性，甚至好像连主体和本质也不能谈了。但另一方面，它其 实有加剧了种种政治立场、生活方式、集体和身份认同之间的冲突，因为每一个团伙或“认同的共同体”都通过全球化和后现代的普遍性论述在加强自身的合法性、 正当性，伸张自己的权利和权力，通过“反本质主义”的姿态把自己普遍化，把他人特殊化；限制和取消他人的认同，突出和重构自己的认同。面对这种局面，五四 传统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珍贵的历史感：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在现代性的历史条件下，走过了这样一段路，获得了这样一种集体认同和方向感，这对我们处理当今世 界的价值空洞化、趋同性和混乱，提供一个历史参照系。这个基于集体历史经验的参照系，比任何“传统文化”都更能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我既不赞成从所谓“文化保守主义”的角度否定五四，也不赞成不假思索地把“五四精神”定位在“个性”、“自由”等新时期以来的意识形态概念上。五四精神 是一个整体，它只有在一个更大的世界历史的整体上才能够被把握。我们今天谈五四不能再像盲人摸象那样摸着那个部位就说它像什么，而是要看到它的整体性，它 的所有的方方面面都是这个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为这个整体服务。比如“五四精神”的重个体、追求个性解放的方面，就跟它重集体、强调民族的文化重建和政治 重建的诉求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排斥；同样，五四的“反传统”甚至“全盘西化”倾向，也必须放在它追求民族文化的连续性和创造性的努力当中来看。这种个性 与集体性、断裂和连续性之间的张力，是五四传统最宝贵的遗产。在今天纪念五四，首先需要铭记的，是五四给中国人带来的巨大的活力和创造性，这种活力和创造 性在本质上既是文化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在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当道的今天，五四精神就更显得重要了。 五四运动的载体和媒介是白话文， 离开白话文就没有五四、没有新文化。白话文运动某种意义上是五四运动的核心，因为它的“言文合一”的理论与实践，在语言上为现代中国奠定了基础。可以说， 现代中国及其自我意识，都是由白话文构造出来的。有关五四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在白话文研究中得到解答。比如传统和现代的关系。白话文的基础实际上有两个， 一个是白话，一个是“文”。两者需要并重，分别对待，单独处理，最后整合为一个概念。白话不是在五四一代人手里发明的，而是古已有之，但在五四一代，它成 为“文”（即高级文化）的媒介。而“文”的概念不仅包含新文化的种种理念，也同中国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不用说风格、形式、审美这些 东西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它在五四时期，第一次在理论上可以抵达全体中国人，因此成为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的普遍的媒介。 我上面 谈到的“文化政治的逻辑”或“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的贯通与重合”，如果离开“言文合一”的白话文，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都是作家， 五四时期最重要的作家也都是知识分子，在思想与写作的问题上，他们都有高度的自觉。特别是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都明确地指出，“白话文”不是白话，首先因 为人也可以用白话谈旧思想，用白话写陈词滥调，做洋八股、党八股之类的东西（反之，用古文也可以写革命文章，如章太炎）；其次白话文必须能够作为“文”同 所有其他的“文”的形态抗衡和媲美，因此它虽然用“引车卖浆者之流”也可以看懂的词汇和句法写作，但最终却必须证明，古文和外国文学能做到的，它也做得 到。这里面的关系就非常复杂而微妙。 白话文从自我发明，自我结构到自我风格化和审美化，一步步为新文化、新人、新社会和新国家做开拓和定型的准备，它作为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审美方式所达到的疆域，也就是现代中国所达到的疆域。很多研究现代文学的人总喜欢感叹当代文学（1949－至 今）的成就不如现代文学（1919－1949），但我觉得这只是因为五四开创的白话文和白话文学，至今还不满百岁，作为一个文学形态和文化形态还非常年 轻。在第一个三十年里我们有了新文学和新文化自己的经典或“古典”，在研究第二个、第三个三十年的文化经验时，我们应该更积极地通过批评活动去发现和确立 经典。在第四个三十年的开端，我们应该相信，伟大的历史经验终将找到与它相称的语言纪录和艺术再现。 （作者系杜克大学文学系博士、纽约大学中国中心主任、东亚研究系主任张旭东教授）
2014年3月13日 -
王辉耀:中国海归三十年
“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当年中国的“留学第一人”容闳曾如此表达自己留学的目的。中国留学大潮自清代官派“留学幼童”以 来，先后涌现出孙中山、黄兴到陈独秀、李大钊，再到周恩来、邓小平等数代杰出人物，这些留学生归国参与国家历史进程，改变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 新中国建立之后，与过去留学生回国后主要从事“拯救中国”的事业相比，大多数留学生步入了经济、科技、文化、教育领域，从事“建设中国”的事业。而随着改 革开放开启，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确立主体地位，大批归国留学生又投身体制外，在市场经济领域掀起了“创业中国”的大潮. 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格局最大的变化是亚洲的崛起—日本的崛起以及中国、印度的随后崛起。但并非巧合的一个现象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几乎都出现了 “海归时代 ”—海归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话题。例如日本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从汤川秀树到下村修，超过一半是“美国制造”，超过2/3在美国学习或工作过，只 有一个人不会说英语；日本最近4任首相，有3位在国外留学过。 一个落后国家要崛起于世界之林，去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学习先进的制度、技术、理念必不可少。自身教育体系和培养人才的体系落后，就把学生送到世界教 育最好的国家去“借鸡生蛋”，正是“人才外流”的意义之一。“二战”结束之后，几乎所有落后于欧美的国家都派出过大量的留学生去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理念。 然而，把最优秀的青年送出去之后，如果没有人才的回归或回流，国家将无法得到回报。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曾说:“即使一个科学家、工程师或医生在 50岁或60岁时回到印度，我们也没有失去他们。我们将因为他们到国外获得经理职位或成为富翁而高兴。我们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把这看成是人才流失，而应把 它看成是智慧银行，正在积聚利息，等着我们去提取。我们必须培养和发展不仅能在印度工作，也能在全世界工作的人才。” 然而，这一前提终究建立在“回到”祖国的基础上。德国经济和技术部副部长奥特伦巴总结称：“我们当然也认为，年轻的专业人才和科研人员到国外工作一段时间是件好事，如今在一份像样的履历中，这也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我们希望他们在国外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能回到德国。” 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1992年南下视察时才会说：“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要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 留学潮三十年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30年的深入，留学潮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个显著变化是留学生由最初的公派为主变为目前90％以自费为主。 1979年初，邓小平率团访问美国，在与美国总统卡特所签的协议中，将中美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口头谅解作为正式协议加以签署，从而载入史册。此后，中 国政府和民间教育代表团纷纷出访日本、加拿大等国，同时也接待各国访华代表团，商谈互派留学生事宜，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定和执行计划。随之，赴英、日、 德、法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留学生陆续踏上求学征程，掀起了中国近现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出国留学热潮。这一时期，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的学生，都是从各高校和科 研院所千挑万选，多是“精英”出国。 第二个变化在所学专业，最初派遣的留学生多以理工科为主，随着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尤其市场经济催生了创业大潮，人们 意识到科技的现代化也需要伴随科技的产业化。因此，留学专业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更多人选择金融、工商管理、法律、会计、医科以及计算机、网络等实用型学 科。同时，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也使人文社科专业的留学生日渐增多。从近几年的留学大潮中也可以看到，留学生的学习兴趣日趋多元化，留学生分流到了各个专 业领域，像通讯、环境、建筑、翻译、生物、传媒、市场等以前很少问津的专业，现在都成为热门专业。 第三个变化是出国留学的整体年龄越来越“青春”。其实在国内老三届的大学生当中，就有很多都是高龄生，公费留学一般又多是出国读硕士、博士，因此年 龄普遍偏大。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自费留学规模越来越大，同时，中国从中学教育到高考再到高等教育竞争激烈，教育实力却又不佳，与自身的国际地位严重不 相称，整个体系也屡遭诟病，因此，留学低龄化的趋势开始出现，许多有条件的家长都把孩子送到教育先进的发达国家读本科，甚至是读中学。 第四个变化在归国留学人员的就业领域。上世纪80年代回归的留学人员，特别是公费留学生，大部分都集中在政府机构、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国有企业就 业。但90年代以来，大多数的海归人才都在体制外就业，主要活跃在新经济、高科技和第三产业领域，西方跨国公司的在华高管、新经济领域的创业者大部分都是 留学生出身，这些高层次人才是中国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推手。随着本土企业走出去的需要，海归人才未来还将在本土企业国际化上发挥重要作用。 改变中国的海归潮 自1978年恢复留学大潮以后，截至2008年，我国总共送出留学人员总数为139万，居世界首位。同时，归国的留学人员为39万。 海归对中国三十年发展的影响无疑是全方位的。尽管，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以及市场经济的确立，大多数海归都投身到我国经济大潮中来，但海归的贡献远不止如此。 教科文卫传统上是海归群体最集中的领域，海归已经成为中国建设创新国家的一线主力。目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的54%，都有留学 经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人中，留学归国学者有21人。改革开放以来，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教育部直属高校中，留 学回国人员在校长中占78%，博士生导师占63%，国家级、省部级教学、研究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主任占72%。 在经济领域，在中国对外资外商外企的“请进来”与本土企业的“走出去”中，海归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他们是跨国公司中国化的主力军，几乎所有 在华的跨国公司都有海归精英的参与，并且在中国传统的招商引资模式之外，带回了新的融资方式，引进了新的国际资本，创造了新时期利用外资的新方式。另一方 面，例如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上百家中国企业，大部分都由海归创办和管理。除了自己包括作为职业经理人带领企业走出去之外，也从事投资银行、咨询、会计、 法律等行业，间接地帮助中国的企业在海外发展。 更重要的是，中国本土的创业事业中，海归带回了国际先进的技术与人才以及现代化的创业理念、商业模式、社会文化观念，他们代表着中国如何从“制造中心”成为“创新创意中心”的未来发展方向。中国希望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方向，正是海归过去二十年所努力做的事情。 与传统华侨回国投资大多从事生产严重依靠廉价资源与劳动力、消费严重依赖出口的低端制造业不同，高科技产业与新经济领域是高学历的海归创业的主要阵 地，他们很少从事房地产以及低端制造业，创业突出体现在填补国内空白行业，完善中国经济结构。留学生们踊跃回国创业，推动了国内在新经济、新技术、互联 网、IT、通讯、传媒等诸多领域的发展。著名留学生创办和管理的企业如亚信、UT斯达康、搜狐、新浪、中星微电子、当当、携程、e龙、百度、空中网、尚德 集团、新东方、如家快捷、展讯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如今已成为中国新经济和高科技的主流。 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是典型个例。如今，一个街头小贩都懂得炒股，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却还没有股市、股份制企业、股票，海归正是扮演了这样的 “启蒙者”。1988年3月，两名留美学生王波明、高西庆联合刘二飞、王巍、李青原、茅桐、王大伟、盛溢等八人向政府提交了《关于促成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 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此后才有联办的成立，再后就有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节能减排”以及产业的优化与升级，高新产业、创意产业以及第三产业越来越被重视，“软体”以及软实力的建设需要，随着中国开始从科技创新注意到社会创新……拥有国际视野，掌握世界的前沿技术，熟悉西方社会制度与理论的海归还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截至2000年，中国总共只送出34万留学生，但现在一年就送出超过20万的留学生。最多3年，中国留学生总数就会超过200万。尽管其中难免存在 一定比例的低质量留学以及“海带（待）”、“海狮（失）”的现象，许多留学生是留学人员而未必是留学人才，但中国留学生当中确实人才济济。清华和北大已成 为美国博士生来源最多的院校，日本大学的博士攻读者15.7%是国际学生，硕士攻读者中中国留学生占9.6%，日本的外国留学生超过六成来自中国…… 随着中国崛起以及经济的持续增长，随着中国日渐国际化，特别是随着中央“千人计划”的推出，未来，海归潮从比例和数量都只会呈现上升的势头。 （作者系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
2014年3月13日 -
李成:中国需要向世界强调和平崛起
如今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21世纪面临着很多全球性问题，我们实际上都在同一条船上（We are on the same boat），这就是所谓 的全球主义者的观点，包括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环境的问题、传染病的问题，也包括全球变暖的问题、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等，这需要世界各国更多地强调合作，尤其 是大国，也就是“大国责任”，这也是原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所说的，大国应该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概念。 在中国这种呼声并不强烈。中国的大学大多数是近亲繁殖，真正开放的引进西方人才的学校非常少。这方面中国知识界的观点比较狭窄，所以全球性的眼光也比较 弱，更多地是带有国家利益的眼光。当然，美国也存在带有国家的眼光，但在布鲁金斯学会等机构，更多强调以全球化的眼光来看问题。如果不以全球化的眼光来看 待中国和世界的变化，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也会损害全世界的利益。 据我所知，很多西方对中国的批评是带着善意的，如果你觉得这些批评大多数是恶意的话，那是一种误读。中国有部分学者对西方社会可能有些误解，他们认为西方 的政界、学界或者民间都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我想这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总是会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对某些人来讲是一种威胁。但另 一方面，也有很多人意识到，这不一定是美国的利益所在，他们更多是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一个对世界事务有责任心的大国。 中国思想界有一种民族主义的倾向。一定程度上来讲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日本侵华战争等过去的历史。但是，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中国的出口为中国带来最多的 是好处还是坏处？其实现在很多贸易问题是中国自身结构上的，但西方认为中国政府对贸易进行了过多的干预，如果双方带着这样的思维方法来处理摩擦，那只能是 两败俱伤。所以，更好的方式是双 方在认识上都做一些调整。如果太多孤立地考虑民族主义，只会损伤中国的利益，短期来讲会使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长远来讲，也跟世界整个的发展、全球 的变化相违背。必须要更多地考虑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是需要与世界各国更多合作的。 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孤立地看问题，从长远考虑，国家和世界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更多的表达自己在世界外 交上遵行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一定是和平崛起。我个人不认为中国对世界是一个威胁，但是你需要说服别人。这个国家的发展速度这么快，而中国 未来有很多的矛盾，例如资源的、人口的、老龄化的，外贸的依存度太高，没有形成消费型社会，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在社会领域当中缺乏更多的投资，等 等。这对世界意味着什么，需要解释，不能回避这些东西。 中国在世界会起积极的作用。但是，这方面不可能完全没有矛盾，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会在互动中给社会带来灾难。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如何让世界接受中国成为世 界上举足轻重大国的现实。难道是通过展示科技、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来说服其他国家？对中国来讲，必须学会避免一种自大、僵硬、完全自我为主的心态与思 想，尤其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的自大心态。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用共赢的理念以及其他国家习惯的、能接受的、甚至是喜欢的话语方式来向世界强调自身是和平崛 起，是中国现在以及未来都需要做的一件大事。 （作者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 李成）
2014年3月13日 -
王冉:中国需要国民有“大国心态”
随着中国经济的全面上升，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消费品和消费者服务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中国的企业家应该首先感谢中国大陆这个既有规模又有增 长的本土市场。有一天中国大陆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了，只要是中国老大，自然就会有机会成为全球老大（至少是老二老三）。反过来如果你的本土市场是越南或者 老挝，纵使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在全球市场上脱颖而出。 今天，已经有一些中国企业进入了全球行业排名的前列。未来十年，中国一定会出现更多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领军企业。这固然同中国企业家们的智慧和勤奋有 关，但更同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第一大GDP这个大背景有关。所谓时势造英雄。同时，我认为随着中国逐渐从经济弱国转变为经济强国，我们的心态也应该逐步从 “弱国心态”转变为“大国心态”。 弱国心态永远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永远觉得世界充满阴谋，永远在那里唠唠叨叨乃至唧唧歪歪。弱国心态中人们很容易把自己的利益同别人的利益对立起来，仿佛全 世界都变着方法地在给自己下套，稍不留神就会被人家强权乃至强奸。弱国的眼神是多疑、恐慌、自卑的。大国心态则强调不卑不亢，平等互利，和谐共赢。大国的 眼神是坚毅、平和、自信的。 弱国心态下人们普遍习惯用感情代替理性，用道德代替法律，用政治口号代替游戏规则。大国心态中的人们则会更加理性，更加懂得尊重事实与就事论事，更加善于制定和使用游戏规则。 弱国心态下人们往往有足够的抗争精神，却没有足够的契约精神。大国心态则要求人们在法制的框架下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你必须学会履行契约，尊重法律。 弱国心态下人们容易为一时一事的得失而失去最基本的原则与底线。大国心态则有助于人们在复杂的环境中坚守住这些原则和底线，哪怕那样做意味着暂时和局部的利益牺牲。 弱国心态往往被动防御型的，弱国心态下人们往往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画地为牢，层层设防，不断试图通过政治和行政的手段堆砌经济领域的万里长城；大国心态则是主动出击型，无所谓主场和客场，全球皆战场。 弱国心态会导致我们不敢承担国际责任，而往往会站在一个旁观者和批评者的角度对待所有的问题。大国心态则要求我们去主动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深深地参与其中，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在环保与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中国经济用了二十年的时间逐步从弱国转变为强国。而我们从弱国心态转变为大国心态，则可能至少需要另一个二十年。 （作者系易凯资本总裁 王冉）
2014年3月13日 -
胡元豹：中加关系新的合作机会
这周中国外长杨洁篪对加拿大的意外访问成为加拿大和中国之间关系变暖的一个新的促进，也是最近加拿大改善关系的努力，包括加拿大外交部长坎农和贸易部长斯托克韦尔。戴对中国的访问产生了所结下的果实。不过，现在就宣称“冷政治，热经济”的时期已经结束可能还为时过早。但这并不意味着为期过早来思考加中关系新的如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大多数的观察分析认为加拿大总理应该访问北京，而哈珀总理也说了他希望访问中国。那么，下一步如何发展？ 一种可能是中加双边关系回到2005年时的状态，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加拿大总理马田宣布双方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也有人建议中加关系回到90年代的加拿大型商业国家团组访问中国的忙碌时代。但是，现在的中加关系所处的背景已经和4年前，甚至和10年前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应对全球许多问题的聚焦所在。从布累顿森林体系改革到结束多哈会谈；从北朝鲜无核化到新的全球气候变化条约，华盛顿和北京正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在G2之外，新旧的国际多边渠道仍然十分重要，特别是G20, 加拿大在其中也起到相当的作用。 其次，中国已经开始走出去，不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方面。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会日益明显，尽管中国在低端和低劳动力产品方面的出口有一定的下降， 但中国全球化的足迹会越来越多的被视为没有固定模式的“中国创造”，而不是遍布世界的“中国制造”标签。 第三，中加之间的双边人员往来已经越来越不是单边的只是来加拿大。在加拿大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回流中国潮已经涌现，其中很多在中国也活跃在重要的岗位上。国际上的人才也开始来到中国寻求专业的和经济上的发展。 第四，中国对应当下的金融危机很可能会带来全球需求的巨大的调整。中国，包括亚洲在内都开始减少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依赖，而更多的关注国内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医疗和个人消费等。 这一系列的变化，如更加自信的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中国吸引更多的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会让不少加拿大人和渥太华感到不适应。但是，中国全球化的其他发展，会对加拿大带来全新的机会。 中国的对外投资在未来的年份里会持续增长。根据最新的亚太基金会对1100个中国企业的调查，加拿大被视为 第二位最适合中国投资的国家，美国排第一，加拿大比澳大利亚还要排在前面。与加拿大流行的一些评论相反，中国公司不认为加拿大政府或公众会排斥中国的投 资。渥太华应该将吸引中国的投资放进双边经济关系优先考虑，排除其他有关对中国企业的歧视，包括对中国的国有企业。 促进双边人员往来也应该给与更多重视。除了移民，旅游和教育的人员往来之外，还应特别注意日益增长的“海 鸥”群体，他们在中加之间来往，有着广泛的人脉和业务联系。根据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会有更多的国际人才对中国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些从 海外回来的海归来自世界各国，包括加拿大。例如，中国的“硅谷“中关村的主要负责人就是从加拿大回来的海归。 欢迎这些对双边都有着广泛联系的高度流动的海鸥人才符合中加两国的利益。要意识到对国际人才的需求还涉及到 许多政策方面，包括对已入籍国外的人才提供方便。中国正在这方面创新，包括对人才更宽松的签证政策，另外还可能审视和评估双重国籍因素等。在这方面，加拿 大可以说是中国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一方面加拿大有大量的中国移民，另一方面在流动海鸥群体中间有很多来自中国的移民已成为加拿大公民。 一个全方位的中加人才合作协议也许可以帮助澄清许多棘手的问题，包括公民，逃犯引渡，权利和义务等，与此同 时，还可以通过奖学金，学生和教师交流，开放临时劳工等方式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一个这样的协定可以释放中加之间人员密切往来的潜力，促进更多的经济和政治 关系的合作。在中加建立双边关系40周年到来之际，在这些方面的新思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 (作者胡元豹为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的会长，王辉耀为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2014年3月13日 -
曾左韬:建议建立类海外科技特区
纵观世界近代发展史可以看出，世界超级强国在经济军事实力的背后是以科技研发及将这些研发的成果转换为生产力的能力来支撑的。十八世纪的大英帝国，从珍妮 纺织机和蒸汽机开始掀起工业革命，在机械和能源的帮助下，制造力有了千百倍的提高，到最强盛时期，这个面积只相当于中国广西的小海岛，控制了世界四分之一 的陆地面积。但英国虽然在军事和金融上长期保持强势，科研上却逐渐落后，到1867年的国际博览会上，全新的机械制造产品，甚至纺织品，都是来自德国和其 他地区，科技研发的停滞落后导致大英帝国失去实质主导优势，并最终崩溃。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科技大力发展，迅速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科技国。但日本科技很大程度上是copy paste的模式，原创研发不多。在上世纪 20项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发明里，美国占了至少16项，苏联两项，日本一项都没有，使得到九十年代美国发明的互联网等高科技一出，日本传真机立刻滞销。因此 日本虽然赶得很快，但却最终无法超越，日本经济也由于未能在新科技领域分得一杯羹而长期停滞。因此，中国如果不能在科技研发上超越美国，今后可能还会能重 蹈日本覆辙。 从1978年到2008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已达139.15万人，这些人员里仍然滞留海外的人员近100余万，其中不少已经成为国外各行业的顶尖 人物。20年前，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学者多半处于认真做笔记听讲的地位，但经过20年的历练，现在在国际学术界，中国学者已经不再是低头记笔记的学 生，而是能在国际上与学术界权威平起平坐，并建立自己理论学派的国际学术界精英了。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30年来也大幅跃进，虽然在包含很多虚拟经济成分的GDP指标上仍然落后美国，但在很多实物指标如钢铁煤和水泥产量上不仅超英，而且早 已超美。这不仅实现了30年前第一代领导人超英赶美的愿望，并且积累了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为下一步的超越打下了基础。最近美国经济学家麦迪森预计： 中国按购买力计算的GDP在2015到2030年间可能会在实质上超越美国。 虽然中国在经济上取得长足进步，实体经济的很多总体指标已经接近甚至超越美国，但在高科技产业方面却差得很远，尤其是在科研原创上仍然严重不足。中国不是 没有创新人才，事实证明中国的学生在海外经过历练很快就能成为国外创新研发的主力，中国的问题是，在中国现有的人文环境下，创新人才很难出头。 现在中国的学术界，获取科研经费乃至职位升迁，都涉及种种复杂关系，而偏偏创新性人才由于思维特征限制，不长于关系，这就导致很多长于科研的原创性人才在 中国的学术环境里受到非创新文化和制度的压制而出不了头，导致中国科研很多是跟着跑的研究，并且学风浮躁，抄袭剽窃盛行。 不难想象，如果海归才俊80%的时间用于跑关系，那就很难能作出前无古人的科技原创性工作，如果真正的科研人员出不了头，国家的科研原创就很难进展。事实 已经证明早期海归虽对中国科技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但却未能改变国内不利于创新研发的环境风气，反而是分散各地的海归高才不得不融入现实环境中，以求生存。 由于中国经济转型迫在眉睫，而国内盘根错节的关系及现有学术环境又涉及中国千年文化传统，很难在短期内改变。最近美国华人教授和科学家协会会长孙贤和教授 和副会长时东陆教授提议建立类海外学术环境的海归科技特区，招百万海外学子回归。其实质是利用国外创新文化，建立适合创新型人才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文化和学 术环境。 现在有很多改革开放后出国，在国外十几二十年，有相当成就的海外科技精英很难习惯国内的学术环境。他们遇到的多不是硬件设备的问题，而是决定竞争升迁、经 费申请、学术争论等等行事规则和文化的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整体环境问题。可以说，去行政化只是改善学术环境的一个主要方法，而不是全部。为了重建有利于创 新的学术环境，中国不妨把两万亿外储拿一部分出来，在科技风气强的城市如无锡，或其他有共识的地区建立海归的科技特区，形成类海外的环境，以类海外有利于 创新研发的规则行事，形成规模，应当比科技，教育体制的改变对一个国家现状冲击更大。 换句话说，经济特区能成功，为什么科技特区不能？昨日经济特区的成功，是今日科技特区成功的基础和样板。科技特区在引进人才的同时更引入了有利于这些人才 发挥的能激发创新的文化和管理机制，将为今后中国能够在GDP总量接近美国后，进一步超越提供人才和制度的基础。 (作者：美国能源部阿岗国家实验室研究员曾左韬）
2014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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