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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力：加大对周边国家经济合作政策支持
中国与周边国家一衣带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加强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取得“多赢”有着重要的战略影响和现实意义。亚太区域作为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亮点，正成为世界上各种势力的竞争中心，使得中国在这一区域的发展空间面临更新更复杂的挑战。中国应该采取更主动式地缘战略，“睦邻、富邻、安邻”，借鉴“3P”模式与周边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对周边国家经济合作给予政策支持，以寻求自身经济外交政策的主动性。 可行性和必要性：战略重要性周边国家与中国唇齿相依 从政治上看，周边是我国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经济，以及发挥国际作用的主要依托。周边多为发展中国家，在许多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上与我国有较多共识。很多国家长期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在国际舞台上一直与我国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从经济上看，周边是我国改革开放，互惠互利的重要伙伴。中国的发展会给周边带来机遇，周边的繁荣也会使中国从中受益。从安全上看，周边是我国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和睦的直接外部屏障，周边环境历来对我国国内形势以及发展战略有直接牵动作用。 另外，我国与一些周边国家的关系较为复杂，甚至有些至今未解的历史恩怨，这就更需要我们在保证自身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缓和矛盾、搁置冲突，谋求共同发展。 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全球经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仍将处于低迷状态，亚洲的发展将是全世界的亮点，是全球各种势力的必争之地。同时亚洲的很多国家亦希望有更多的势力介入，引入竞争，从中受益。美国明确表示亚洲为其核心战略，不仅希望在政治、军事上占据地位，还要在经济上“说了算”。而其主导《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的核心就是，将亚洲特别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纳入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从而抗衡中国等区域大国。目前美国已经与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新加坡等20个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其中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济规模已经远胜于欧盟；而TPP的推进，又将加强美国在占全球半数人口的区域和国家的话语权，对中国在此区域的经济利益形成巨大新挑战。在加紧“重返亚太”的同时，美国又于近期启动了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在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一决定或将影响未来全球贸易体系的发展进程，并且其政治价值将远远超过可观的经济效益。该谈判一旦取得进展，美国将在全球贸易体系和贸易规则中占据更加主导的地位。 鉴于当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极高，很多战略资源需要进口，同时又是贸易和出口大国，如果全球贸易体系和贸易规则都由个别经济强国“说了算”，不仅会对中国造成经济利益损失，还会对中国的经济长远发展乃至政治经济安全构成掣肘。 若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则中国需要加大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特别是在对中国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周边地区，更需要有所作为，而非“来而不往”。这种作为是基于建设性地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用经济手段化解恩怨，加深合作，利用规则来谋求中国与周边的共同繁荣。 因此，加强中国对周边经济合作的政策支持，通过“睦邻、富邻、安邻”政策，建立稳定多赢的周边国家关系已刻不容缓。 建议：1、通过“富邻”政策谋求共同发展。 可以通过一系列“富邻”的外交经济政策，促进和巩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从而为我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和利用其战略资源奠定坚实的基础，实现我国地缘环境优化。具体建议有：（1）扶植周边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降低乃至减免关税，对相关的产业给予出口信贷额度，放宽外汇管制，提供低息贷款。 （2）逐步撤销周边贸易区的行政管制增强海外投资的灵活性，简化投资审批的流程，缩短审批时间，建立高效的政策支持、协调体系。 （3）对高耗能产品实行零关税进口，鼓励新增重工业转移到周边国家生产。 （4）加快建设与周边国家的运输通道。 2、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我国应借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模式，积极推行周边外交，并努力在东南亚和中亚地区寻求利益共同点。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统计资料显示，北美自由贸易区占世界GDP总量的三分之一，其经济规模远胜欧盟。 在欧盟与美国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的今天，我们必须加快实施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以实现经济上的“突围”和“发展”。 为此，要建立完善有助于推动区域深远合作的制度安排，除了税收扶持政策，还可以考虑改革绩效评价体系，如变GDP考核为GNP考核，切实鼓励中资企业走出去，提高实实在在的支持力度，鼓励投资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民币清算系统等，用经济手段促进一些历史问题的解决。 3、积极推动RECP谈判，并在其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积极推动由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建立，并在其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中国参与而美国不在其列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物，也是可以与美国主导的TPP进程相制约的一个合作机制。一旦建成，将覆盖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的全球生产总值。。同为两大组织成员的日本，甚至将其称为“日本的生命线”，认为此举对日本经济的拉动和贡献较TPP将高出两倍。目前中国已是其中的成员，促进、推动，并在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有利于中国经济实现突围。 4、通过“3P”模式建立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市场。 3P是英文“PrivatePartnershipsPublic”的简写，“Private”指民营企业，“Partnerships”指私募基金，“Public”指公共资金（国企），泛指银行、保险、主权财富基金等大型金融机构。 我国对周边国家的投资不能过分依赖于贷款，不能再搞传统的援外模式，必须另辟蹊径。我国应大力发展“3P”模式，通过“投贷结合、以投为主”的方式，建立鼓励民间投资利用私募基金去海外投资，通过民企与周边国家的利益集团企业进行对接，成为投资者和经营管理者，去开展更多上层建筑层面的合作，在邻国制度建设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2014年5月21日 -
涂志云：互联网重构金融 大数据重塑征信
“新常态”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金融领域，互联网的强势进入可以算作是最大的创新驱动力量，它用新的思维模式、新的渠道、新的产品形态，冲击和改造传统金融行业。而落后于国外二三十年的征信行业也有可能在这一轮创新的推动下，跳跃式发展到大数据征信阶段。 2014年10月10日，“南京两岸金融创新发展论坛”在南京大学召开，我爱卡/信用宝创始人涂志云博士在论坛上演讲，他认为尽管目前互联网金融非常热，众人趋之若鹜，但是多数人还没有悟透它的划时代战略意义，他提出观点认为“互联网重构金融大数据重塑征信”。 绝佳机遇 中国的零售金融领域，以及征信领域，落后于美国二三十年；但是在互联网领域却只和美国相差两三年。这样的差距以及中国巨大的市场机会，使得中国的金融发展不会走和美国相同的路径，而是会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如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跳跃式发展到一个新的模式阶段——互联网金融和大数据征信。这个预测并非空穴来风，巨大的市场空间以及成熟的技术足以支撑。 金融的巨大市场仅以信用卡行业即可管窥，中国信用卡用10余年的时间发卡4亿张，活卡2亿张，覆盖1.5亿人口。至2014年，中国智能手机用户6亿，也就是说还有4.5亿智能手机用户没有信用卡，对发卡市场来说，还有巨大空间。 银行平均每年新增信用卡只有6千万张，不是银行不努力，而是体制和技术系统并不能支持快速的发展。但是互联网金融或者移动互联网金融却可以做到。 互联网机构大量进入金融领域，其优势就在于以成熟技术为基础的渠道和服务能力，互联网可以迅速地、大量地获得和服务用户。微信红包就是最好的例证，一夜之间就可以获得海量用户，而微信红包则绑定了数以亿计的银行卡。技术让互联网金融可以迅速触摸和服务海量用户。而在这一点上，传统金融机构的物理网店优势荡然无存。 核心优势 互联网金融区别于传统金融核心优势是：以用户为中心的产品设计理念，和能够快速获得并服务海量用户的技术。掏出手机就可以转账、支付、理财，直击传统金融服务的痛点，以用户为中心的产品设计理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极佳用户体验。 对于传统银行来说，如果一夜之间获得了一千万个用户的贷款申请，他应该如何来处理？现在恐怕很多银行的做法还是人工审核。这就决定了银行在技术上无法快速服务海量用户。而美国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实现了自动审核，因为利用了FICO信用评分，可以在几秒钟就做出信贷决策。 未来的中国，技术的发展或将跳过美国传统FICO个人信用评分模型，直接着陆到大数据征信这个阶段。传统做法是通过有限抽样调查的方式，对不同特征人群进行模型设计。而现在技术上可以实现获得全样板数据，金融数据、电商数据、通讯数据、社交数据等不同类型数据构成的大数据，将重新解构个人信用风险评估。 然而挑战并存。现在很多互联网金融机构在抱怨无法得到央行征信中心的征信数据。但实际上即使是对于能够拿到这些数据的银行，根据这些数据去做一个模型，意义也是十分有限的。因为现在的各类数据信息是分散的，还有很多数据看不到，银行没有民间金融机构的数据，没有电商数据，没有社交数据，没有通讯数据。 利用大数据来做征信，就是要把多种类型的数据绑定到一起，这些数据如何去组合，怎么计算，现在还没有人知道，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是机会也是挑战。 两岸发展 在谈到两岸的互联网金融如何创新融合发展时，涂志云博士给出两个建议：投资和融资。 他建议台湾有识之士来大陆投资，要投80后90后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他建议大陆企业到台湾去上市，做融资。这样对双方来说才能形成共赢的局面。（文章选自中国经济网，2014年10月17日）
2014年5月20日 -
李山：改变海归人才的边缘化，实现海外华人的“报国有门”
2013年10月21日下午两点，来自海内外的知名高层次欧美同学会会员及留学人员代表，在聆听了上午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后，相聚在欧美同学会会馆第四会议室，参加了由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办，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承办的一场专题建言献策座谈会，大家在会上从各自的留学经历与回国创业发展的独特视角，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专业与现实等诸多领域，坦率并真诚地阐述了自己的独特观点与建议，希望发挥建言献策的话语权与权威性，推动中国留学事业、海归事业健康稳步的发展。 来自海内外的知名留学人员代表纷纷发言，对欧美同学会及目前中国留学人员的政策、方针和现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以下为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业务顾问李山的发言实录： 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需要人才，中国的全球化需要全球化人尤其是海归人才。海归人才虽然处在边缘化的位置，他们拥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两个领域取得很大的成功：一个是经商，又很多创业的海归做得很成功。第二、做学问，他们留在海外一流学府做学问，在许多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如果把两个资源结合起来，可以实现习总书记对欧美同学会的智库和民间外交的期望。 在我们这个时代，简单说留学生总体来讲还是被边缘化。举一个我孩子的例子，我女儿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国际关系，她希望回国到外交部实习，但是这件事经过多方的努力还是没有成功。根本的原因是按照国家现行的政策，自费留学生不能进入外交部门工作和实习。我们需要加快人事体制改革，从而使更多的留学生可以“报国有门”。 我的回国经历是三进三出回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第五代留学生在中国遇到的环境问题。第一次是进入国家开发银行，干了一两年没拿工资就走了。朱镕基总理提出要建立中国的高盛，我和汪潮涌分别从高盛和摩根辞职回到中国，但是当时中国的环境大致我们没有做成，也没事情可以让你做，所以我们走了。第二次是中银国际做总裁，这个时候中国在发展，留学报国的环境在不断地改善。我担任了中银国际CEO的5年间将国外的模式搬到了中国，使中银国际成为中国的小高盛。这次的离开和留学生政策有关：当时中国银行要上市，而我作为中国银行投行的一把手，却因为不在体制内，而被排斥在干部提拔的考虑范围之外。第三次是千人计划专家，担任国家开发银行首席业务顾问，享受高管的待遇。 中国社会本质上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也是我国的千人计划和人才体制的指导思想。就像今天的会场，欧美同学会的会议室，挂的是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而进入我的母校清华大学，第一眼看到的是“行胜于言”这种现代化气息浓厚的文化。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而思想观念的改变需要很长的时间。 提升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的智库作用 总书记讲了中国的五代留学生，他们创立国民党，创立共产党，创立新中国，成就了两弹一星的辉煌历史。他充分肯定了留学生对中国近代发展历史贡献，对大家给予厚望。习总书记指出，欧美同学会下一步要做智库，要做民间外交。 欧美同学会所积聚的国内外资源是任何组织没法比的，今后欧美同学会可以发扬我们建言献策的传统，成立一个欧美同学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主要研究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律、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广大留学生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从资金和智力两个方面群策群力。在研究模式上可以借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研究模式，每年定期举办研讨会。 中国在人才领域中呈现的问题更多是表面现象，而问题的根本是思想观念的问题。欧美同学会作为独立的思想平台，有着体制内的智库所不具备的优势，可以成为中国社会思想观念改变进程中的一个撬动点。 留学生的领袖孙中山先生有一句话“知难行易”，改变中国的idea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最近有一部电影《活着只为改变世界》，留学生活着只为改变中国，改变中国的思想观念。
2014年3月18日 -
陶景洲：建议放宽签证制度，便捷海外华人回国服务
2013年10月21日下午两点，来自海内外的知名高层次欧美同学会会员及留学人员代表，在聆听了上午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后，相聚在欧美同学会会馆第四会议室，参加了由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办，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承办的一场专题建言献策座谈会，大家在会上从各自的留学经历与回国创业发展的独特视角，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专业与现实等诸多领域，坦率并真诚地阐述了自己的独特观点与建议，希望发挥建言献策的话语权与权威性，推动中国留学事业、海归事业健康稳步的发展。 来自海内外的知名留学人员代表纷纷发言，对欧美同学会及目前中国留学人员的政策、方针和现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以下为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陶景洲的发言实录：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出国留学生有200多万，政府需要增加对留学人员政策上的信任，政府在业务上对海外华人的信任有很大提高，然而在政治上的信任还需要做一些提高。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为留学精英团体有一个制度上的安排。 另外，我国对社会科学的海外人才缺乏重视。我国对科技进步和实务性的社会科学比较重视，然而对于一般的社会科学人才缺乏重视。政府宣传部分不能用外国人能够懂的语言去讲中国的现状。许多中文翻译成英语之后，外国人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中国在对外宣传时，总感觉和外国政府在说两种不同的语言，只是双方都不能明白对方的思想。习总书记提出发挥欧美同学会的桥梁作用，就是使外国人能听懂中国人的讲话，中国人也能听懂外国人的作用。这个中间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讲一下我的本行，法律制度建设。一个国家可以通过科技力量做很多的科学发明，但是如果法律上的保障，没有合同上的保障，最后这些创造发明可能变成别人。我国对社会科学的重视上可能还不太够，还需要增加。 对于大家提到的来去自由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已经加入外国籍的华人。中国新的签证条例可能反而要求更加严格，不是向着更加来去自由的方向发展，而是增加了某些障碍。这对于那些在中国长大的并持有外国护照的人来说，不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 还有一个关于《国籍法》的修改问题，到底是不是应该承认双重国籍，大家也在呼吁应该允许双重国籍。在世界上众多的国家都允许双重国籍，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加快进程，以便使这些在海外长大和海外留学的中国人纳入到祖国的怀抱，把他们排除在国门之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2014年3月18日 -
王辉耀:中国企业走出去急需国际人才
前一段时间，我在国内主持了一次座谈会，讨论国际人才竞争的问题。在会上，启明星辰CEO严望佳谈到，她的公司从跨国公司请来的两个高级国际人才非常有用，他们给启明星辰带来了很好的效益，而且严望佳也可以抽出一些身来考虑更多的企业发展战略问题。严望佳本人就是一个很优秀的国际人才，她都意识到国际人 才对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国内企业现在已经开始了在人才上的升级换代的新趋势，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如果要和外企竞争，则必须要使用高级人 才。不久前，唐骏从盛大跳槽到福建民营企业新华都实业集团出任总裁，媒体炸开了锅，因为他惊人的报酬。高达10亿人民币的转会费甚至超过了贝克汉姆，“天 价”转会，是一次漂亮转身，也是中国企业使用国际人才的一个新典型。 而国际化经理人在中国又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呢？享誉全球的“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认为，经理人是企业中 最昂贵的资源，而且也是折旧最快、最需要经常补充的一种资源。而中国现在最缺的就是这种资源，国际职业经理人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并不长。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 今天，处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的中国企业对国际职业经理人更是情有独钟。 2004年，联想收购IBMPC后遇到了中外整合的难题，联想开始引进富有国际管理经验的阿梅里奥等职业经理 人，搭建了一套高效的流程和管理架构，并在2006年创纪录地用不到1个月的时间从戴尔公司引进5名国际化高管；银行业在引进国际化职业经理人方面也不甘 人后，深发展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纽曼、中国银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都是典型的国际化职业经理人；而中央企业也从2003年拉开全球招聘职业经理人的大 幕。到去年底，有82家央企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103个高管职位，为央企选拔出８５名高层经营管理者。 唐骏的新东家给了唐骏如此高的报酬，也足见他们对国际化人才的重视。中国的民企多以家族管理形式发展下来。但要 走上国际化道路，过去的那种依靠亲朋好友打江山的创业模式势必要变一变了。内地打工皇帝横空出世，说明中国企业正迈向国际化。之前具有浓厚跨国公司管理背 景的黄辉进入家族式经营的均瑶集团也说明了民企变革的决心。 均瑶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但在王均金看来，家族企业和现代化管理并行不悖，“产权意义上的家族制企业，在管理 制度方面也可以进行现代化管理。企业做到一定的程度，再往上做强做大，就要广泛吸收优秀的人才，搭建优秀的人才梯队。”其标志性事件便是王均金邀请前毕博 咨询的CEO黄辉出任CEO。黄辉进入均瑶一个半月时，便对整个组织结构进行了扁平化的调整，提交了一份新的组织架构图给董事会，六大业务板块的架构清晰 描述了均瑶的主业。黄辉不仅给均瑶带来了新鲜空气，也完成了均瑶摆脱家族式管理的完美蜕变。 可以说，国际化人才是促进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强心针。我不止一次的听亚信创始人田溯宁说过，从惠普转投亚信的国际 职业经理人韩颖可以说的上是亚信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1998－1999年期间，她凭借丰富的财务经验和敏锐的财务洞察力完成亚信三次成 功的融资，为亚信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由此可见，国际型人才正是企业急需的生力军。他们的加盟能给企业带来活力和创新力。 创维的张学斌曾批判过民企中存在的老板文化：新民企是一种新的人才战略，以前老民企基本上是用自己信得过的人， 因为他要找熟人和信得过的人，新民企是找能人，只要能就行，它可以用猎头公司，甚至可以请国外的人。对经理人的态度转变方面，创维是个绝好的例子。由于黄 宏生奉行强势的“老板文化”，对经理人非常小气，这不仅导致了2000年创维销售总经理陆强华带领100多名销售口的片区经理及骨干员工集体出走，而且在 黄宏生因“香港涉税案”被起诉之后，后来黄宏生狠心“革了自己的命”，大胆放权给临危受命的新任创维中国区总裁的张学斌，使创维从“老板文化”走向职业经 理人团队管理模式。 “世界500强企业当中，98%以上都是职业经理人所率领的。”唐骏说，“这是一个大趋势，我们必须顺应社会潮 流的趋势。”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壮大，职业经理人可供选择的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外企的职业经理人被请进中国的民企，充当国际化征途的旗手。前行者 有李汉生、吴士宏，后来者有唐俊、何经华、符标榜等。 国际职业经理人只是企业转变的一把钥匙，企业要国际化，势必要有国际化眼光，传统的家族模式只能让发展空间越来越小，而善用国际化人才才能让企业充满活力。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任、CCG中心主任 王辉耀）
2014年3月13日 -
王辉耀: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六个建议
在新的2009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会持续，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对策，我觉得可以好好研究。我这里有一些想法可以可以和大家分享。 总的来说我们应该在在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情况下吸引世界上举棋不定的国际资本，因为目前投资中国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的。中国低成本制造这个模式，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很难持续，我们应该进一步通过开放第三产业、服务行业和其他垄断行业来拉动经济，要进一步加大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力度。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必须要利用这个百年不遇的时机参与国际收购包括兼并。国有企业走出去以往遇到很多外部干扰，甚至抵制，现在我们可以扶持我们民营企业大批量的走出去。具体来讲，可以有六个这方面的建议。 第一个建议我觉得目前的金融危机是个机会，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发展遇到新的机遇。首先就是我们应该在这个情况下加大吸引国际上的资本，因为国际资本面临很大不确定性，都在找避风港，中国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改进和规范我们的金融体系，吸引国际优良的投资来到中国，支持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二个建议就是我们现在中国低成本制造这个模式，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有些不可持续，或者到了转型的时机，在这个时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在这个方面比较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应该进一步开放第三产业和服务行业，比如我们第三产业占GDP30%到40%，发达国家是80%，我们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所以我们要开放我们的金融、保险，教育、卫生，医疗、通讯和其他的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服务业，高科技行业等，这样的话可以带动我们更多的民营企业、私营企业进来，国有垄断性企业可以适当放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这是中国经济下一个30年的真正增长点，能保持中国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 第三个建议就是要加大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力度。目前，经济危机导致大量企业倒闭，大批农民工不得不回去。中国的农民工无法在城里待下来，关键也是还惦记家里那块分的自留地，因此，由于流转不到位或者不彻底，因此宁肯自留地在家里长草，自己在外地打工，也无法让土地真正流转起来。如果中国两亿多农民工的在农村的土地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效率极为低下，对应对经济危机很难有更大的作为。如果，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土地流转和转让甚至买卖的力度，一方面能提高这些土地生产集约化和专业化的效益，更重要的是让这两亿多的农民工能用农村土地置换的收益来真正在所在打工的城市待下来，这将会是对中国经济极大的推动，包括房地产业和消费拉动内需，这是一块亟待开发的领域，是中国经济下一个30年转型的关键。 第四个建议就是，现在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让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必须利用这个时机，可以参与国际收购包括兼并，中国有近两万亿外汇储备放在那里贬值或没有发挥作用是非常不划算的。大家知道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企业走出去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韩国企业走出去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代到来了。但是我们现在只有少量国有企业走出去，我们民营企业还没有走出去，这上面有体制上的障碍和手续审批的繁琐。另外国有企业走出去也遇到很多外部干扰，甚至抵制。但民营企业走出去是民营资本，很灵活，风险自负，而外面的干预也非常少，也非常愿意接收，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扶持我们民营企业积极走出去。还有我们有很多民营企业有房地产、资产、企业，但他们没有外汇，申请外汇出去非常困难，费时费事，我建议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出台一个政策，如果民营企业有资产抵押，我们可以迅速给与他们外汇资金，方便自己收购。而且民营企业自负盈亏，有自己的考虑，划算不划算自己清楚，所以这样也不浪费纳税人的资本。比如最近进出口银行，贷款一百亿人民币支持奇瑞去美国收购汽车行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举动，因为现在美国福特汽车的股票跌到一个美元，亟待救济。中国是个汽车大国，但中国现在一直没有掌握汽车真正一流的技术，我们为什么不能可以收购他们一部分，包括他的研发，或国际上的销售网络，或他们在华的汽车制造的分公司，使中国汽车行业能够出一个真正国际化的中国企业。 第五个建议，我觉得我们在出去的过程中，还应该吸纳国际上真正有实力的企业，成立一个有国际资本参与或参股的中国海外联合收购基金，包括把国际上有名的PE吸引进来，建立一个这样的国家和民营合作的联合并购基金，出去收购一些价格非常低廉的实体企业，金融企业、销售网络等，这样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和机会。 第六个建议就是，我们去海外收购，最重要的还是要收购人才，要到海外抄企业的底，不到海外抄人才的底是不够的。我觉得目前华尔街有十多万高级人才流失工作，甚至有大量留学人才散落在国际市场人才市场上，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加大人才抄底的力度，大量招聘和储备人才，建立起中国的高端人才储备。只有这样能才够帮助中国的企业更好的发展，才能应对当下的经济危机，才能在今后走出去有很好的作用，才能帮助中国在21世纪实现真正的全面振兴！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任、CCG中心主任 王辉耀）
2014年3月13日 -
高志凯:美国CCI腐败案件的启示
近来，美国CCI腐败案件、特别是涉及到我国若干大型国企的案件内容在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我谨提出如下观点和建议，同大家和有关部门商榷。 1. 三个案件，CCI腐败案件不是一个案件，而是至少有三个相互关联的案件。 a) 个人犯罪案件，即马里奥和莫洛克的犯罪案件。CCI公司前任全球工厂销售总监马里奥和前任财务总监 莫洛克已分别于今年1月8日和2月3日“承认有罪”，并将于2009年1月25日进行判决。值得强调的是，他们涉及的是个人犯罪，个人是犯罪主体，也是受 法律制裁的主体。该两名前任官员在被起诉和审判期间，已经用“承认有罪”的方法，同检察官达成了双方认可的安排，这给侦察和审判其他两个相互关联的案件打 开了缺口。 b) 公司犯罪案件，即美国CCI公司腐败案件。该公司已于今年7月31日用“承认有罪”的方法，同检察官达成了双方认可的安排，换取了某些特殊的安排，法官已据此进行了判决。值得强调的是，该公司所涉及的是公司犯罪，公司是犯罪主体，也是受法律制裁的主体。 c) 个人犯罪案件，即CCI公司另外六名前任高管的犯罪案件，包括首席执行官、中 国（大陆）与台湾地区销售总监、全球销售总监、全球客户服务副总裁、前任副总裁兼欧洲、非洲和中东地区销售负责人, 以及前任韩过分公司总裁等。这六位前任官员于今年4月8日遭到起诉，审判将于今年12月8日开始，最终宣判时间还无法确定。这意味着CCI相关案件尚未结 束，还有下文分解。我国有关部门和有关公司应该拭目以待，密切关注案件的进展，并及时作出相应的对策。 2.“承认有罪”（“guilty plea”）。“承认有罪”是美国公诉和审判过程中特有的一种安排， 检察官和被告可以就起诉内容、起诉范围等进行“讨价还价”(plea bargain)，被告可以通过“承认有罪”的方法，并提供一些特定证据（通常是对其他被告不利的证据），以换取较为优惠的判决。特别是在案情比较复杂、 牵涉到若干个互相关联的案件或多个被告的时候，检察官往往会对不同的被告进行分而治之，通过同某个或某些被告进行“讨价还价”(plea bargain)的方法，寻找突破口，以提高办案效率。同时，由于被告是“承认有罪”，他们将丧失上诉的资格。在刑事案件中，被告通过“承认有罪”的方法 寻求较为优惠的判决，同时再冒罪上加罪的风险，出具伪证，这种可能性几等于零。因此，可以假定，CCI腐败案件所揭露的腐败行为（包括行贿行为及其与之相 对应的受贿行为）的可信度非常高，应该引起我国有关部门和有关公司的高度重视。 3. 该案件不是针对中国而来。必须强调的是，美国CCI腐败案件并不是针对中国国企而来，而是冲着美国公司在海外的腐 败行为而来。除了涉及到我国若干家大型国企之外，还有韩国、马来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的多家国有企业也涉及其中。另外，该案所打击的犯罪行为是行贿 等腐败行为，而与其相对应的受贿等腐败行为，则发生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我国有关部门、有关企业和社会媒体非但不应该对美国有关部门处理这一案件表示不满或 者怀疑，反而应该高度重视这一案件及其进展情况，彻底清查国内可能发生的犯罪行为，严惩腐败。 4. 区分公司行为和个人行为。美国联邦检察官对CCI公司及其高管提出多项指控，包括公司腐败犯罪和高管个人腐败犯 罪，其中两个案件已经以“承认有罪”而予以宣判。这是因为CCI公司的前任高管在海外犯下该等腐败罪行时，是同时以个人身份和公司身份犯下的罪行。但是同 行贿行为所不同的是（行贿行为可以是个人犯罪与公司犯罪并存），接受贿赂往往是个人犯罪行为。因此，受该案件波及的中国公司应该严格区分公司行为和潜在的 个人行为，在强调公司没有涉及这些腐败行为的同时（即没有公司犯罪行为），应谨慎对待公司高管、员工可能涉及的腐败行为。即便是公司治理搞得出类拔萃的公 司，也无法保证或担保自己的高管、员工没有犯下个人的犯罪行为，包括接受贿赂的行为。实际上，任何一家负责任的公司最多只能确保公司没有涉及犯罪行为，但 不应为自己的高管、员工的个人行为打保票。 5.建议表态口径。美国CCI腐败案件爆光以来，受该案件波及的我国有关国企表现不一，有的已经发表声明予以否认，有的 已经发表声明表示正在调查，有的仍然保持沉默。必须强调的是，面临CCI腐败案件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国家的有关部门已经对该案件完成了起诉、审判和判决的 过程），我国有关部门和有关国企应该高度重视。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公司自查并不是问题的终结，甚至连国资委的调查也并不是问题的终结，因为公司和国资委所 能使用的手段非常有限。另外，美国CCI公司或其母公司的有关公函也不是问题的终结，因为相关的案件仍在走司法程序，最终的结果必须以法院判决为准。因 此，我国有关国企的表态一方面应该十分谨慎，另一方面应该充分阐明有关立场和态度。谨建议有关国企可以考虑如下表态口径： “本公司高度重视美国CCI腐败案件可能涉及到本公司及其高管、员工的有关细节。本公司获悉有关案件情况后，已经对本公司涉及到同CCI公司进行谈判和交 易的有关部门、高管、员工进行了内部调查，[至今尚未发现任何高管、员工犯有索取或收受贿赂的腐败行为]。本公司将积极配合国内有关部门（包括监管部门、 公安部门、检察部门等）对本公司和任何高管、员工可能卷入CCI腐败案件的行为所可能进行的任何调查，并将提供一切必要的配合和协助。本公司在此再次重 申，本公司在遵纪守法、员工职业操守和公司规范上有着严格规定，对任何违法和违反职业操守的行为都将按照法律及公司纪律严厉惩处，对任何犯罪行为都将全力 配合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和处理。本公司真诚欢迎社会各界对本公司及其高管、员工进行监督，欢迎任何有事实根据的举报，对那些有助于本公司揭露和惩罚腐败行为 的举报，本公司将予以奖励。” 6. 加强国际司法合作。打击腐败是我国面临的艰巨任务。国内有些犯罪分子自以为如果同外国人搞腐败，或者把国内腐败行 为所获得的非法所得转移到国外，就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应该成为我国打击腐败的利器。美国CCI腐败案件提供了中国同外国政府加强国际司 法合作的难得机会。谨建议我国有关部门（公安部门、检察部门、法院部门、外交部门等）同美国有关部门迅速取得联系，充分掌握美国CCI腐败案件可能涉及到 我国国企和高管、员工的各种细节，并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对有关犯罪行为展开我国国内的调查和审判，严惩腐败。我国应该利用美国CCI腐败案件为先例，同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欧洲各国等签署进一步加强国际司法合作的协议和备忘录，互相交换情报，密切配合，严惩腐败。 （作者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理事，前中海油高级副总裁、总法律顾问，耶鲁法学博士高志凯）
2014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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