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亚勤：从“少年班”到微软
人物简介：张亚勤，1978年12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1997年，31岁时被授予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成为该协会100年历史上获得这一荣誉最年轻的科学家。现任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负责微软在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科研及产品开发的整体布局，推进微软在这一地区的业务发展、市场策略及本土自主创新。此前，张亚勤博士在美国总部掌管微软全球移动及嵌入式产品平台，担纲微软进入PC之外市场的领军者。张亚勤博士是通讯和软件领域世界级的科学家。 从“少年班”到微软 2013年2月9日，农历除夕。身边的同事都已休假回家，只我一个人在偌大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写邮件、清理之前堆积的繁琐事务、上微博看网友们对蛇年新春的憧憬与祝福……没有演讲，没有干扰，周围没有一个人，难得的清净与平和。我的本心从未改变，和多年前独自行走在山路上的那个少年并无不同。在内心深处，仍是那个信奉“人沉静时智慧升起”的思想者。 我希望生活有一点不确定性，有一点挑战，这样才有乐趣。从中科大少年班的神童，到微软全球副总裁，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对于我们这些少年班的小孩来说，童年似乎都结束得太早了。我们过早地承受了成年人的期许和异样的眼光，长大后却始终无法进入正常的社会秩序。在我们的背影里，有100多年前对少年中国的呼唤，有30年前对中国少年的期待，有如今对未来的沉思。 回忆起30年前的那场考试，我觉得1978年，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是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一年，也是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一年。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视野、远见、魄力和勇气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因为改革开放、中国发展需要人才，高考就是培养人才，所以要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高考还给了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那些在过去丧失了机会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接受教育。 与中科大偶然结缘 正当自己要和中科大失之交臂时，却得知了一个重新激起我信心的消息——1978年3月，在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等著名科学家的倡导下，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少年班有一个独立于高考之外的招生考试。后来，我如愿以偿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还是那届学生中唯一一个数学得满分的。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整个太原轰动了。我去学校的时候，看到墙上写着大幅的标语：“向张亚勤同学学习”、“掀起向张亚勤同学学习的新高潮”。 以当年中国最年轻的少年大学生的身份，12岁的我在这一年的秋季，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安徽合肥。戴着校徽坐公共汽车，别人看我个子小，就问我是不是少年班的。我美滋滋地点点头，售票员就说不要票了。人们对中科大、对少年班都特别友好，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新的精神，代表了一种新的转型，1978年的时候大学生是很受尊重的。整个社会氛围就是尊重知识和人才。 少年班的同学一般不超过15岁，大部分的孩子都是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自理能力相对比较差，学校为此专门想了一些办法。由于我年龄最小，学校就专门找了班上一个年纪最大的孩子和我一起住，其实那个同学比我也大不了几岁。 当时中科大是全国最好的学校，每个省的状元第一选择都是中科大。这里的环境特别开放，学生比较自由，老师和同学的关系也融洽，像朋友一样。中科大是中国第一批送学生出国的，所以和国外有很多的交流，有很多大师级的人物来做客座教授、讲学。这种开放的氛围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培养了我学习的能力、求知的欲望和创新的能力。 当时中科大实行的是五年制，一般的大学生进校选一个专业读五年，而少年班有一个特殊的待遇，第一年在少年班，第二年可以选择一个专业。到1979年我选专业时，我选择了电子工程专业。那时中国的数学、物理、工程研究水平和世界水平差得很远，但是中科大一些老师已经和国外学术界有了交流，能够掌握外界的最新研究动态。我记得，当时无线电系的主任和学生交谈时，谈论的都是我刚刚听到或读到的，在我眼里那些都很神奇。当时我看过一部电影《未来世界》，讲的是未来机器人怎么去控制世界。当然我没有想到去控制世界，我只是觉得自动控制、智能、计算机有这么大的能量，对这个领域充满了兴趣。其实当时的我对计算机、无线电到底能做什么也不是很清楚，对就业前景怎么样也不知道，完全是一种兴趣。 在中科大的八年学习生涯，自己收获了很多：第一点是开拓了眼界，学了很多的东西；第二点是增强了自信；第三点是培养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希望为科学和理想献身。 加入神童班，起初是因为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个故事，一个神童的故事。看完之后我激动了整整一天，然后又整晚没有睡觉。这个神童叫宁铂，两岁半时就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三岁时能数100个数，四岁学会400多个汉字，五岁上学，六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八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 1978年3月，宁铂来到中国科技大学。随后的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闭幕式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这两个看起来似乎毫无关联的事件之间充满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结束，百业待举。人们对科学的热忱，使得对宁铂的赞美到达了最高峰。 中科大少年班的这些孩子，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有一天，一个作家要采访这群神童，看到我沉默寡言，便叫我一起去散步。作家说，知道吗？比起你的同伴，你的基础还很差。我争辩道，我是凭自己的本事考进来的。随后作家说，可是，你才刚刚开始，究竟能不能成功，还要看你以后的路怎么走。这促使我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 面临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我，整个科大少年班的同学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这仅仅只是这个特殊群体遇到的问题之一：自科大少年班创立之后，一直就争议不断，这群孩子也遇到了一些心理问题。宁铂自进入少年班后，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后来的发展也不顺利。2005年，他终于遁入空门，出家为僧。在此之前，他用高尔基的一句话来形容自己：我的心眼，是皮肉上熬出来的。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 我不希望“天才”的说法误导大家，一个人的成功有很多因素，智商只占20%，情商占50%，心态（也可以说逆商，美文缩写AQ）占20%，运气占10%。绝大多数人智商的差别都不大，关键是怎样用好自己的聪明才智。身处这个时代的大学生面对不断加剧的就业压力，也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机会，我希望学生不仅要拥有对未知的好奇心，不断探索的激情，更要打好基础，并培养自己坚韧的品格。 即便比别人聪明，也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在我的记忆当中，我比很多孩子都懂事，但也有和大多数孩子一样爱做梦、朝三暮四的天性。今天喜欢下棋，明天爱上画画，每一次都是虎头蛇尾。成功需要坚持和专一。 华盛顿大学的橄榄枝 1985年，一封信从美国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来到中科大。那是一封来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邀请函，收信人是我。在这之前，我根本没有出国的打算，没有考托福、GRE，甚至都没申请过华盛顿大学。我考上本校电子工程硕士，继续深造。硕士即将毕业时，我正在做通信方面的硕士论文。 从山西太原到安徽合肥，再到美国华盛顿，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异国他乡接受教育，我还是感觉到了不适应。首先是语言问题。尽管我的英文算是不错的，但第一学期上课的时候，50％—60％都听不太懂。我买了一个录音机，把老师讲的录下来，再去复习，每次上课前都预习。刚去了两个星期，教授就拿来一堆文献，让我作一个评价，一个月内完成。我一看这些文章，很多知识国内没有学过，而且都是通信方面最新的技术研究。接到这个任务后，我直奔图书馆，借了六十多本书，反复阅读。耐着性子看了又看，做了很多笔记，慢慢弄清楚了思路。 当我把自己总结的论文内容、公式的推导过程、对论文的评价交给皮克·霍兹教授时，他很惊讶，他本来是希望我随便看看，没有想到我每篇文章都作了很仔细的评价。他说我现在已经可以做博士了。那时我才去了几个月，教授的这句话可能是开玩笑的，但对我却是很好的鼓励，我把它看作一种肯定，信心增强了不少。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第一学期考试的时候，我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同时也发现功课比国内要简单，特别是数学、物理，在基础学科方面，中国学生的培养深度比国外要强很多，基础比较牢。 在国内读硕士的时候，我的论文是老师手把手教出来的，在美国，老师完全看你要做什么，他对你的要求完全不一样了。而且，作研究、作科研的方式也完全不同。自己选课题的时候都是最用心的时候，也是最培养你独立研发能力的时候。 1999年1月，美国电子工程师荣誉学会将1998年唯一的“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授予了我，我是获得此奖的第一位中国人。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向我发来贺信：“祝贺您获得1998年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您领会了勤奋和承诺的真正意义。对于我们来说，任何成功都离不开辛勤的工作，我对您所取得的突出成绩表示衷心的祝贺。您的成就对大家无疑也是一种巨大鼓舞。” 我觉得，在作研究的时候，好奇心很重要。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方向，要选择跨领域或者是新领域的，不要满足于在旧领域做一些小小的改进。选择一些新领域，这是最重要的。此外，选合作伙伴时，一定要和最优秀的人一起工作。最后，所做的东西要有前瞻性，要对产品和产业有影响力。 将微软中国推向世界前沿 在美国待了十几年，我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方式，习惯了每天对着大西洋彼岸的空气开始自己新一天的生活。1998年10月的一天，一个越洋电话让我和微软结缘，并将由此创造了我职业生涯的高峰期。 1998年11月，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回来后，和李开复见面了，谈得十分投机。我觉得开复不仅仅是在建立一个机构，而是在实现一个理想，希望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计算机研究方面的机构。另外我对微软也是十分敬佩，我自己也是微软技术、PC产品的使用者，或者说是微软的Fans。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是研究。 自己在人生重要关头的抉择，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感觉，有时是根据自己的感情，而很少出于一种特别逻辑的思维或系统的考虑。作出加盟微软的决定，我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待遇如何，中国的空气如何，自己将有什么得失。这一决定就像是对一位朋友的承诺，要闯出一番事业。 2000年的8月2日，我正式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家，当时研究院的规模接近50人。在微软的五年，我们实现了比尔·盖茨的理想，把微软中国研究院变成亚洲研究院，并推向了世界最前沿。2004年，微软亚洲研究院被《麻省理工大学科技评论》（MITTechnologyReview）评为全球最顶级的计算机科学研究院之一。 由于工作关系，我跟全球最顶尖的500个公司的CEO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发现他们也很不一样。有的人热情、奔放，有的人内敛，甚至有点害羞；有的人口才很好，有的人结巴。但这些领袖拥有的共性中，有一点就是简化抽象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比尔?盖茨的身上也寻找到了。 2004年，我调回微软总部负责全球通信及嵌入式系统的开发，比尔·盖茨成了我的导师，这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必要时，盖茨会找几个人一起，每个星期或每个月抽个时间去谈话，就像是大学的教授一样。我和盖茨的交流，很少准备，因为和盖茨谈话其实很轻松，但却是高智商的碰撞。 比尔·盖茨的知识面很广，知道很多种不同的产品，不但了解科技的前沿，而且有很强的商业洞察力。他能把所有的东西简单地列在一起，这是体现他高度的地方。此外，盖茨简化问题的能力很强，他可以把很难的事情，很简单地帮你描述出来，或者是整合起来，能够用一句精练的语言将问题的实质提炼出来。这主要是他对技术、产品及市场等综合因素的把握游刃有余。 盖茨多次来到中国，作为学生和朋友的我都随行陪同。盖茨有时问的问题很独特，思维异于常人，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说到中国很复杂的问题，我不由得佩服盖茨的智力。 新时代需要“中国智造” 改革开放30年，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前面的30年里我们用大量的人力、劳力从事制造，这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很多机遇，我们的经济可以说创造了全球人类历史的奇迹。但是在以后的30年，能不能保证同样的快速增长，能不能通过原来的第一劳动力，通过高成本的模式来发展经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只有通过研发、创新，通过中国“智”造，中国才能进一步地发展，保持快速的增长，继续领导世界高科技的潮流。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重要的创新源泉，我们希望依托于微软的平台，不断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大型项目管理经验的复合型软件精英，助力中国“智”造的不断升级。希望越来越多有智慧、有热情和富于创新精神的技术人才加入进来，共同实现这一创新愿景。 新的制造时代，不仅仅是制造，而且是“智造”，不仅仅是我们的劳动力，更多是我们的智商，是从原始的时代，怎么走向真正比特的时代。比如说在信息方面，大数据的平台，云计算的平台，包括互联网的技术，彻底改变了整个制造业的现状。 我在飞机上面碰到一对去西雅图的夫妻，他们是做巧克力的。他说几年前他基本上每年生产300多万箱的巧克力，但是需要100多人，现在只需要家里三个人，然后可以生产比原来多10倍的3000多万箱，但是他说3000多万箱不一定卖得出去，为什么呢？就是用了很多信息化的技术，包括数据的平台，接到互联网上，整个流程还有销售网络都可以自动化。所以，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是未来中国制造，全球制造的一个方向。我认为制造业还是整个经济的一个支柱。美国现在三分之二的经济还是制造业，以后中国制造业只会越来越强，但是需要一个转型，信息化就是其中的关键。 信息技术对整个产业的价值分配产生很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劳动力的成本，在整个制造业里面占的份额很高。像苹果90%以上的利润是非制造业的，是非人力的制造成本，这时候一个产业，包括制造业真正要发展，一定不是总靠节约成本。很多个性化的定制并不会增加成本，可能会变得更加便宜。个性化和大规模化并不矛盾，因为所改变的就是软件里面几行代码而已，或者设计里面的一个很小的改变，都是自动的。 重大的技术变革总是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云计算正是这样一种力量。期望处于变革世界中的亚洲和中国，能够把握这一趋势，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过去30多年，微软与业界同行、合作伙伴建立的创新生态，使我们能够正视变革时代中面临的全新挑战，引领未来云的愿景。放眼未来，我们将带着云实践的积累和经验，倾力支持中国顺利迈向云的征程。 77、78、79级这个群体似乎成了一种“现象”，被贴上“幸运”、“独特”、“特殊”等标签，更被视为一种“成功”和“不可复制”的标志。忝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个，我的身上也一直被冠以“神童”的符号，其实有时候反而是一种束缚。追思过往，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功既与那个年代的精神遗产和宝贵财富密切相关，更关乎新时代下的不断探索、反思与不断开拓、创新。如果说我取得了一定成功，那么也是建立在在不断否定身份、不断超越自我的基础上。于我来说，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
2014年5月30日 -
熊晓鸽：中国风险资本之父
Hugo Shong scrawls a number on a whiteboard in a conference room of the sixth-floor offices of IDG Capital Partners in the Dongcheng District of Beijing. “Three hundred million,” he says. “That’s how many people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writes again. “About 40,000,” he says. “That’s how many movie screens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OK?” Shong (COM’87, GRS’90) pauses a moment for emphasis, then raises his blue marker to the whiteboard. “So in China there are 1.3 billion people, and we have 16,000 screens by 2012.” The message is that China, for all of its explosiv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is still tens of thousands of theaters shy of its optimum number. The message says opportunity. Shong, founding general partner of IDG Capital Partners and chairman of IDG Greater China, as well as a BU trustee, has been sounding out opportunities for two decades, and most of them involve the application of an American business model to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In the early 1990s, Shong started publishing a Chinese edition of a technology magazine that had been produced for y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93, he launched the first venture capital firm in China. Next came big-brand consumer magazines, a television game show, then movies, an outdoor concert venue modeled on Tanglewood, and most recently, Broadway-style theater. Shong, who according to China Daily is known as “the godfather of Chinese venture capital,” has cut a broad and somewhat unusual path to success in the new China. Huiyao Wang,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a nonprofit think tank based in Beijing, says most entrepreneurial “returnees”—Chinese who were educated abroad—put their Western education to work building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while Shong has made many profitable investments in internet companies, his daily efforts often focus on softer markets: publishing and entertainment. He now publishes more than 40 magazines, most with American titles, including Cosmopolitan, Harper’s Bazaar, National Geographic, and Men’s Health, and his IDG China fund has invested in nearly 300 companies, including Chinese internet behemoths like Baidu, Sohu, Tencent, and SouFun. In May 2012, China Daily put the value of his venture capital fund at $3.8 billion, which happens to be 100 million times what Shong says he had when he arrived at BU’s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in 1986. Like most Chinese people older than 50, Shong felt the burden imposed b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o Zedong’s dictate that from 1966 to 1976 forced “bourgeois” elements who he thought posed a threat to Communism to be reeducated by working as laborers on farms and in factories. As a young man, Shong spent four years working as an electrician in a factory. “I made the equivalent of $6 a month,” he says. “Life was different becau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 didn’t have the chance for a normal education. That’s why we appreciate the opportunity and why we always try to have some kind of dream.” Wh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e to an end in the late 1970s, Deng Xiaoping, then China’s leader, championed broad economic reforms, including the opportunity to get a college education. Shong was ready to go. “My happiest memory was in college,” he told China Daily. “I could take classes and learn new things every day. I always thought, isn’t that the most wonderful thing in the world.” Shong graduated from Hunan University and took graduate courses in journalism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here he won a scholarship to COM. $38 and a dream He arrived in Boston, he says, with $38 and a dream of being the best journalist in China. He finished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two-year program in eight months, and in 1988 enrolled in the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at Tufts University, where a professor helped him get an internship at Cahners, a publisher of trade magazines such as Variety and Publishers Weekly. “On the first day, I helped them negotiate a contract to publish four issues of Electronic Business in China,” Shong recalls. “They offered me a job.” Shong attributes much of his success to two things: an ability to recognize opportunities and a willingness to seize them. When the Fletcher School was seeking a corporate sponsor for a dinner whose special guest was a Chinese business leader, he persuaded Cahners to pitch in. At the dinner, the sociable Shong hit it off with another publisher of trade magazines, Patrick McGovern, the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International Data Group (IDG). Three years later, when Cahners rejected Shong’s proposal to publish another magazine in China, he rewrote the business plan around Network World, one of McGovern’s magazines. “I had worked at Cahners 16 hours a day for 3 years,” says Shong. “I learned so much about the publishing business. But what I really learned about was venture capitalism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I thought that China was an opportunity.” McGovern read Shong’s proposal and invited him to a meeting that Shong recalls as an intense and interesting three-hour discussion. Finally, McGovern asked a question: if he were to fund Shong’s plan, how much would he expect to be paid? Shong told him $42,000, the same salary he was getting at Cahners. He also asked that he report directly to McGovern. McGovern had a slightly different idea. He offered Shong $50,000, to be reconsidered in six months, when he had a better idea of what Shong’s efforts were worth. Half a year later, the two met again. “I said, ‘Pat, what do you think?’” recalls Shong. “‘Have I met your expectations?’ He said, ‘Hugo, you have exceeded all of my expectations.’ And he doubled my salary.” In 1992, Shong brought another, and much bolder, idea to McGovern: he wanted to start a venture capital fund in China. “Everything I knew about venture capital I learned from being a reporter and writing about it,” he says. “I really didn’t know much, but I knew people who did, so I talked to people at venture capital firms, such as Hambrecht & Quist and Schroder Ventures.” Now a believer, McGovern gave Shong $10 million in seed money, and he was given another $10 million by the government of Shanghai. “I learned a lot from Pat McGovern,” he says. “He had a philosophy of ‘Let’s try it.’ I learned to identify opportunities, and he was willing to bet on me.” McGovern’s bets paid off. Shong’s fund directed investment to several internet start-ups, including Baidu, Tencent (QQ), Sohu, Ctrip, and SouFun, companies that today are among the most successful in China. More than 70 of the companies fueled by Shong’s money have gone public or sold for high returns in the last 20 years. “Hugo made investments in virtually every one of the highly successful technology-based companies starting in China during the 1990s,” says McGovern. “Under his leadership, IDG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 averaged 800 percent growth on its investments. Hugo and his general partners now manage $4.4 billion of investment funds in China, and they continue to get outstanding results.” Shong and McGovern, whose initial magazines focused o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expanded their Chinese publishing to include consumer magazines, which flourished in China even while they flagg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eptember 2013 issue of Cosmopolitan had more than 600 pages of editorial content and ads, and Harper’s Bazaar was so fat that it had to be printed in two parts. Shong says Men’s Health and National Geographic are also thriving, as American advertisers rush to get their products in front of China’s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and brand-conscious consumers. “Hugo grew IDG’s media business from 2 publications in 1990 to over 40 joint-venture magazines, newspapers, and websites today,” says McGovern. “Those include all the leading consumer magazines on fashion, jewelry, automobiles, travel. Hugo also has arranged to establish three centers for neuroscience studies at leading universities in China with philanthropic funding support of over $30 million.” No entertainment stone unturned Movies were next on Shong’s list, and with good reason.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s that China’s domestic box office was expected to hit $3.5 billion in 2013, making it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Shong, whose IDG Media Fund has invested in several films, among them last year’s 21 & Over, says American filmmakers are “very good at making movies, but really poor at capturing culture.” He says there are many classic Chinese stories that could and should be made into movies. “I know people in Hollywood,” he says. “And I see the potential to train American students to make movies in China.” Toward that end, Shong last year funded a scholarship program that will send nine fellows of the American Film Institute (AFI) to China for cultural research that will support feature-length screenplays. The AFI/IDG China Story Fellowship gives the screenwriters a full scholarship to a second year at the AFI Conservatory, where they can develop their projects. “Too many Americans know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Kung Fu Panda and Mulan,” says Shong. “But China has a remarkable and distinguished history. Americans deserve to see other types of movies about China, movies that can educate them and touch their hearts.” Three years ago, Shong also founded Looking Beijing, a partnership program betwee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NU) and IDG that sends eight Boston University film majors to Beijing for 10 days each summer. There they are paired with a communications major at BNU and set loose in the city to film short documentaries on subjects they choose. “The US students take the lead in the creative part, and the Chinese students are producers,” says program coordinator Roni Zhang (COM’08). “The BU and Chinese students work one-on-one, so it’s not just about making a movie in the end. The process of making the movie itself is interesting.” In 2006, Shong became the face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literally, when he signed on as one of three leading judges on the popular television show Win in China, which gave $5 million in venture capital funding to the contestant with the most viable business plan. The show attracted tens of millions of viewers, who shared on social media Shong’s often-witty remarks. Shong sometimes seems unwilling to leave any entertainment stone unturned. Since 2010, his IDG Media Fund has been organizing the annual Beijing Great Wall Forest Festival in the Music Valley, an outdoor concert venue next to the Great Wall that is modeled on the Tanglewood Music Festival in Lenox, Mass. He plans to expand the park, one hour from Beijing, to include indoor and outdoor theaters, hotels, and villas. In April 2013, true to his formula of translating American know-how to Chinese business, Shong sent a team from his media fund to New York to meet with the Nederlander Organization, which owns nine Broadway theaters and is known around the world for its production expertise. Shong says he hopes to produce in China “the kind of beautiful musicals” seen in New York theaters. “What China has now is a huge market,” he says. “W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is a place to learn. It has the best education system, and it has competitiveness. I think that over the next 20 years, the two countries will make a big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socially, culturally, as well as economically.” This article is part of a special report on China published in the winter-spring issue of Bostonia. 文章摘自波大学生报《BU Today》
2014年5月30日 -
李彦宏：以互联网思维让孩子享受公平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百度公司创始人李彦宏提交了一份要求直辖市、省会城市中小学名校教案、试题等优质教育资源免费上网的提案。他期冀推进教育平等，这一提案更是把目光瞄准了基础教育的“起跑线”。 对于推进教育公平，各种道理听起来都很简单，但真正做到却很难。在地区差异、资金投入有限、师资力量有限、历史遗留难题等种种因素影响之下，教育的不公平成了一个很难彻底破解的老大难问题。甚至很多人对此都麻木了，认为理应这样。 李彦宏为什么将自己的提案直接对准教育公平这样的老难题？ 能“拼爹”的只是极少数 原因之一，是来自于李彦宏本人成长经历中的亲身感受。他中学就读的阳泉一中是山西省五所改革试点中学之一，在省内算很好的学校。但如今稍微有点门路的人就会把孩子送到省会太原上学，阳泉一中的优秀教师也被太原的学校挖角。在这种趋势下，能够跟去太原的，都是家庭条件好、有门路的学生，但对于农村的学生而言，他们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原来的教育条件，甚至还失去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在我国庞大的受基础教育人群中，直辖市、省会城市的中小学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大多数学生不得不面对像阳泉一中那些学生一样的境遇。有能力“拼爹”的，或者可以进入大城市，在高价择校、天价学区房面前争一争，但这毕竟只是极少数人。 原因之二，在于李彦宏对自己的信心，他的法宝是“互联网思维”及“互联网能力”。 在提案里，他建议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牵头制订相关政策，通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委负责制订本地区实施方案，推动各学校将其教案、课件、试题等资料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免费公开、共享，鼓励来自非省会城市的优秀中小学校向社会共享教育资源；并通过专项经费、财政补贴等多种方式，完善学校的网络基础设施，提供电子化教育资源制作的培训和服务支持，引导、鼓励学校和教师高质量开展教育资源公开上网工作。 李彦宏方案成本低 我国的教育改革已经提了很久，官方和民间的建议也收集了不少。如果要评价改革成本的话，李彦宏的提案无疑是成本最低且可操作性最强的。相信会有众多互联网企业乐于参与其中。让孩子在“起跑线”就开始享受公平的机会，这是李彦宏一直以来的夙愿。很难，但却只是第一步。李彦宏觉得比享受公平教育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在“起跑线”就开始对孩子培养公平的意识，让他们意识到公平是一种权利，需要自己去争取。 类似李彦宏的“公平提案”，其实是互联网思维的一种启迪和践行。互联网最伟大的能量，不仅在于促进商业的进步和人类的沟通，而在于更简易地荡平一切意识的鸿沟和堤坝，让公平、自由竞争等价值如水一样渗透进每个人的脑海深处。 文章来源《新京报》
2014年5月30日 -
梁建章等：卫计委应公布计划生育目标和理论依据
（特约作者 黄文政 专栏作家 梁建章）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二孩的政策，标志着中国人口政策可能出现重大逆转。但是，由于中国生育率长期远低于更替水平，未来人口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的局面难以逆转。在此趋势下，社会舆论越来越质疑继续限制生育的政策方向，而对计划生育的全面否定也在逐渐得到认同。生育政策攸关国家发展战略和民众的切身利益，就此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尤为重要。 鉴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依然把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我们建议国家公布计划生育的具体目标，测算方法及其理论依据。唯有如此，现行政策才可能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与日俱增的质疑才不至于导致社会对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执政能力的怀疑。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规定，行政机关对于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参与的政务信息应主动公开。人口问题攸关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计划生育政策更涉及公民的切身利益，需要公众广泛知晓。公布计划生育的具体目标、测算方法及其理论依据，是尊重公民知情权和监督权、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要求。 生育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几十年的滞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自1980年开始严厉化；随着老龄化加深、经济发展放缓、失独家庭增多、男女比例失调等各种弊端显现，对计划生育的质疑与日俱增。公布计划生育的具体目标、测算方法及其理论依据，有利于让群众理解和支持现行政策，并消除社会对政府决策科学化、党的执政能力的怀疑。 决定人口政策的是人口结构和规模对经济、社会、环境、国防等方面的影响，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和国防战略等领域，以及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财政、环保、国防等相关的部门。计划生育机构因为利益相关，其政策建议和方案应受到严格监督。公布计划生育的具体目标、测算方法及其理论依据，有利于让各专业和各部门集思广益，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公平性和可监督性。 控制人口的理论依据是所谓的“适度人口”论，相应的英文是Optimum Population，意为“最优人口”，译成“适度人口”曲解了原意。更重要的是，自1980年，“适度人口”论已被国际学术界所摒弃，因为背后假设的微小变化就会导致“适度人口”数倍的改变，使结论不具科学性和实际意义。而且，“适度人口”所根据的系列假设多被证明完全错误，这点尤为突出地表现于中国1980年代“一胎化”论证过程中的“适度人口”研究。 比如，宋健等在1981年从营养构成中选择中国与发达国家相差最大的动物蛋白摄入量为标准。他们以法国的摄入量为目标，假设中国各类农产品在不同年代年增长率上限为1%到6%不等，得出要达到法国的水平，中国在2050年只能容纳7.38亿人。然而，将年增长率的假设上限上调2%，容纳人口就将从7.38亿人变成30亿人。况且，中国人口现已超过13亿人，营养水平与发达国家几无差别。 又比如，田雪原在1981定义：技术装备程度 = 固定资产/劳动人数，并假设工业固定资产年增长率在2010年前后分别是5.5%和4%，工业技术装备程度年增长率在2010年前后分别是4%和3.5%。他们由此判定，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装备程度，2080年中国的工业劳动人数不应超过0.6亿人；用类似方法得出农业劳动人数上限为1.2亿人。再用给定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得出2080年中国的“适度人口”为6.5至7亿人。然而，固定资产年增长率的假设只要增加1%，“适度人口”就会从7亿人变成19亿人，而中国自1980年的固定资产年增长率更是远超文中假定的最高增长率。 这些研究并无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却成为“一胎化”政策的根据，危害了执政党和政府决策的声誉。公布计划生育的中长期目标、测算方法及其理论依据有利于社会讨论和监督，避免生育政策被荒诞不经的论证所左右。鉴于此，我们对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如下建议： （1）公布中国人口均衡发展这一宏观目标的具体内容。该目标是稳定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中国人口总规模、年出生人口数量，还是其他指标？选定指标的根据是什么？如果是综合考虑，具体使用何种公式？ （2）解释对人口峰值的预测为何会不断下调。1996年的《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预测中国人口在2030年将达到16亿人的峰值。2005年6月20日，时任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表示，中国人口预计在2033年前后达到15亿人左右。而2013年12月7日国家卫计委基层指导司负责人表示，到2020年总人口将低于14.3亿人，峰值也将明显低于15亿人。 （3）既然人口峰值的预测一再下调，需要详细解释为何依然限制生育。如果还存在对人口峰值的控制目标，应该提供该控制目标的测算方法及其理论依据，说明突破该目标会给中国的经济、社会、环境、国防带来多大损失；这些损失是如何计算的，计算结果是否得到经济学、社会学、环境学和国防战略等学界的普遍认可？ （4）计划生育的目标是否要减少中国的人口数量？如果真的如此，具体目标是要把中国人口降到何种水平？这个目标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背后的假设是什么？假设的可靠性如何？如果假设发生偏差，对目标数字的影响有多大？ (5)国家卫计委官员表示，粮食安全和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规划，是以2020年总人口14.3亿人、2033年前后总人口峰值15亿人左右作为基数制定的。请具体公布是哪些单位的哪些报告做出这种规划的？由于经济、技术、财力等条件的不确定性，粮食供应特别是公共服务资源在未来7年和20年的变数通常有百分之十几甚至更高的幅度，上述规划怎么能做到如此精确？这种精确是否具有科学预测的意义？如果说公共服务资源可以精确地规划到2020年和2033年，那这指的哪些公共服务资源？使用了哪些指标？这种全国的规划总量是如何体现在各地的规划之中的？ （6）保持生育率最终高于更替水平维持民族繁衍的必要条件。目前中国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并且很可能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计划何时开始扭转至今已持续20多年的低生育率？ （7）“十五”和“十一五”两次规划对人口增量的规划值都比实际值高出50%以上；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的当年1.22的生育率被调整为1.8，但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验证的当年生育率最高不过1.5。需要向社会解释为何人口趋势的预测会被一再严重高估。对如此严重的错误将如何问责? （8）卫计委提供的当前生育率为1.5至1.6，这一数据可靠性如何？如果再次证明严重失准，将如何问责？公布对未来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的人口变化预测目标和可靠性范围。如果预测目标失准，将如何问责？ （9） 目前要求生育政策放开最迫切的70后女性大多无法受益于放开“单独二孩”生育的政策。她们正在走向生育结束期，每晚一年放开生育都会造成她们中无数人的终生遗憾并最终导致几万甚至几十万失独家庭。因此，需要提供仅放开“单独二孩”生育的理论依据，并详细说明为何延迟放开生育给社会带来的好处要大于她们为此最终将付出的代价。 （10）国家卫计委对放开“单独二孩”带来的出生人口增加的估计是多少。“单独二孩”政策被认为有助于缓解中国的低生育率育状况，可以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现在各地已经开始陆续落实“单独二孩”政策。如果一年之后，实际出生人数与预估人数相差巨大，那么该如何补救，对预测和决策支持单位该如何追究责任？ （11） 从2014到2024年，中国23岁至28岁的育龄高峰期的女性数量将从7387万人降至4116万人，因此即使全面放开生育也可能难以阻止出生人口急剧萎缩的趋势。需要公布下一步政策调整的触发条件。出生人数降至何种水平才会全面放开生育？这个触发点是如何计算的，假设条件和理论依据是什么？ （12）各种生育意愿调查、“双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都预示，即使全面放开生育也可能难以阻止未来出生人数的持续滑坡。如果将来出现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而危害人口的均衡发展，将如何问责？ 由于生育政策的细微变化，最终都会影响到千万人的生命和家庭命运，因此，对上述各项，应该公布得出相关结论的研究单位以及研究人员和决策者的名单，对造成严重估算错误和误导政策者必须追究责任。 文章选自《财新网》
2014年5月30日 -
俞敏洪：让民办大学成为中国教育有生力量
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以下为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俞敏洪的两会提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号)、《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教育部2012年颁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明确提出要制定完善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其中包括完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制度、清理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落实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落实民办学校招生自主权、落实民办学校教师待遇、保障民办学校学生权益、完善民办学校税费政策、支持高水平有特色民办学校建设等明确的实施意见和措施。 该《意见》颁布以来，落实的情况并不乐观，很多政策根本没有得到执行。例如在《意见》中要求“民办学校设置，执行同类型同层次公办学校的设置标准”，但不久前我们在办理耿丹学院的改制工作时，就发现在大学设立审批条件上，国家目前对民办大学和公立大学办学执行的是两套标准。比如公立大学无论校园大小都可以获批成立，而民办大学则要求至少有500亩地，生均面积要达到6分地才能获批成立。如此严苛的条件让很多办学者望而却步。生均面积实际上并不是决定一所学校好坏的硬指标，国外很多知名高校的校园都很小。 《意见》中要求“清理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但这些歧视性政策依然存在。比如每年高考期间，教育部组织全国高校举行一次有关招生计划的会议，这样的会议却将民办高校拒之门外，这显然对民办高校是不公平的。而人为地把民办本科高校直接视列为三本，把民办专科高校列为B类，只能招收公立大学挑剩下的学生，这条致命的歧视性政策直接扼杀了民办大学的未来，更会让公立学校因为缺少竞争而变得越来越缺乏创新和低效。 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应该由两部分组成，就是公立教学体系和民办教学体系，这两个体系应该是并行的，平等的，国家都应给以大力扶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资源都倾斜给了公立学校。民办教育发展好了，和公立教育形成公平竞争，会促进公立、私立学校之间的教学改革和质量提升，这对中国的人才培养是最大的好处。否则高校就会像曾经的国有企业一样，属于垄断状态，服务没有保证，更不用谈提升大学的竞争力了。 最近由教育组织Quacquarelli Symonds所发表的2013-2014年度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蝉联榜首，第二位则是哈佛大学，第三的则为英国剑桥大学。中国大陆方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仅分别排在46位、48位和88位。 作为人才培养最重要的环节，高等教育的好与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可以说，正是高等教育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整体的竞争力。广度是什么呢？大学多。深度是什么呢？大学底蕴好。虽然我们有很多大学，有很大的校园，但我们的好大学太少，原因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在中国的缺位。 近年来，中国很多有条件的学生放弃了国内高考，直接到国外去读大学，从侧面也反映了部分家长已对中国高等教育失去了信心，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工作者的警醒和反思。 基于以上原因，特建议： 1.政府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时间表，责令相关部门限期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及《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中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各项政策，全面清理对民办学校的各项歧视性政策，调整一些与教学无关的办学标准，创造公立大学和民办大学公平竞争的环境，保证民办大学与公立大学享有同等待遇和权利。 2.加大民办大学的扶持力度和投入，扶持一批能够与中国一流公立大学进行竞争的民办大学，让民办大学成为中国教育的有生力量，打破目前公立大学一枝独秀的现状。 文章摘自《新浪教育》
2014年5月30日 -
宗馥莉：探索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模式
“美国的留学经历让我更喜欢实话实说，而我的父辈更注重人际关系。作为家族企业，哇哈哈倡导和谐包容的儒家文化。但我希望可以做一些国际化的改造，探索中国本土家族企业发展模式，兼容中西，基业常青。” 以下为发言实录： 宗馥莉：谢谢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我的观点。这是很好的机会让我有机会可以向这些前辈学习。那么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在美国留学，我有一些美国的文化特质，比如直话直说。而我的父亲就说你要注意人际关系，人是一个企业最重要的资产。我们的公司作为一个家族企业有比较强的家族文化，过了七八年之后，在公司服务七八年之后，我觉得这种文化有一种特质，就是儒家文化的特质。比较倡导和谐和包容，形成一种和谐工作的职场环境。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娃哈哈能够更加国际化，所以我们需要对企业文化进行改造。把东方的特质和国际的特质加以融合。那作为第二代管理人，作为家族企业第二代，其实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富二代，但是我想第二代的管理人员或许有更强的灵活性，或者是更擅长进行跨文化的沟通，而且更加有国际化的视野。 杨澜：通过你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个中国本土的家庭企业如何实现国际化。你父亲创建了这样一个庞大的集团，还要再继续成长。你有什么样的勇气承担这样一个重任，引领这么大的集团继续成长？ 宗馥莉：我想我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模式，就是适合于中国企业的模式。这个企业现在是进入第二代，其实这个企业也仅仅就是二十年前才设立的，我想是让这个企业做到基业常青，更加稳定，像韩国和日本他们的家族企业有自己独特模式，但是中国家族企业还没有形成自己比较有效的模式，所以我的使命就是要找到一种适合于中国家族企业的模式吧。 杨澜：你能不能界定一下所有的富二代，你愿不愿意被别人看成富二代，或者创二代你高兴吗？ 宗馥莉：这个不取决于我。我不在乎别人叫我什么，我在乎的就是做正确的事情，把事情干好。 文章选自《新浪财经》
2014年5月30日 -
沈南鹏：好的投资人带去的不仅是钱 不应考虑太多退出战略
谁是中国私募界的旗帜性人物？在信息不那么透明和公开的私募界，这一问题很难回答。不过，有一个人从2010年到2014年被福布斯评为中国最佳创投人，他就是中国红杉资本的创始人和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虽然在回答与产业相关的问题时游刃有余，但当被问及放弃金融行业的高薪工作毅然决定创建“携程网”的感想时，他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停顿。 第一财经日报：风投这个行业本身极具风险，而且它不那么透明，你认为怎样才是最佳投资人？ 沈南鹏：我们这个行业是在服务两批客户，首先是必须服务投资人，投资人把钱交给你是一个重要的托付，但要想获得高回报，必须服务好另外一批人，就是你投资的企业家。作为一个好的投资人，他不应该仅仅是用钱去帮助一个企业，更应该将自己的资源带去，这是一个投资人很大的责任。 作为投资人，最大的满足一方面来自于为其投资者赚钱，另一方面来自于通过投资帮助一批公司成为成功乃至伟大的企业。 日报：一个创业者朋友问我说，他在国外留学，回国了想做互联网的公司，但遇到很多灰色地带，经常面临道德上的抉择。作为投资人，一定要让公司盈利，让投资人赚钱，当创业人面临灰色地带时，投资人应该怎么做？ 沈南鹏：我觉得对于创业人来说，在乎的不应该是短期利益最大化，应该是企业利益的长期最大化。同时我觉得应该做正确的事，这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创业必须坚守的准则，对于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在自己心里应该有一条非常明确的分界线，而且我觉得在中国的很多行业里，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产品和努力获得成功，而不是靠踩灰线或者踩红线。 日报：你在1999年以前，雷曼、德意志、花旗，在金融行业已经做到了巅峰，但却毅然选择创业。但创办携程是1999年，其实正是互联网泡沫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沈南鹏：一个年轻人在那时能够觉悟到这就是泡沫，不容易吧。当时不去做互联网行业，对很多人来说将是个遗憾，对我也是一样，因为互联网在改变和影响着很多行业。 当然对于我来说，这个决定难做一些，因为我不是学IT的，也不是一个程序员或产品经理。但是，互联网还是给人太多的悸动，所以我还是决定下海创业了。 回过头来看，这个决定是有些冒险的，因为我和我的创业伙伴们并没有很多的商业经验，也没有很多的互联网产品经验，我们很幸运，成功地走出来了，携程成了一家相当规模的公司，对于我来说那段初创期企业如何从零做到初具规模的经验相当宝贵。这当中也走过曲折的发展道路，或许这些教训对于我来说更重要。 日报：那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呢？ 沈南鹏：年轻的企业从头开始，走过的弯路不少。营销推广上当年也有些盲目的做法，好在大方向上没有犯什么错误。 日报：你在那个时候应该做什么？有泡沫，又有经济压力，应该做什么呢？ 沈南鹏：最关键的可能还是回归到一个企业发展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解决用户的需求，了解用户需要什么，考虑怎么去满足这些需求。 看到过不少中国企业走过这样的弯路。太多模仿海外的商业模式和产品，而忽略了中国的客户是否需要这样的产品。做投资这几年发现，国内和海外优秀的创业者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他们在做一项服务或一款产品，做这个产品或服务的目的是改变许多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方式，这样的一种创业理念是我们非常认同的。 日报：你投资企业考虑最多的是什么？ 沈南鹏：我们投资一个企业，很少考虑它什么时候IPO，我们首先考虑这个企业未来5年甚至10年会有怎样的发展轨迹，它能否成为那个细分市场的领先者，是否有持续成长的潜力，而不是一年两年的快进快出获利，从一级二级市场套利。 日报：还是要有一个退出战略的对吗？ 沈南鹏：我认为不应该在最初考虑太多退出战略，因为一个好的公司你必然能够实现退出，它的价值一定能实现。好的公司无论是上市，还是和别的公司合并或者是被收购，可以有各种退出的手段实现回报。 日报：中国红杉资本的优异成绩，这是否和中国分合伙人有相对独立的决策机制有关？ 沈南鹏：对，我觉得这是我们在中国发展顺利的原因之一。我们认为世界是”平”的，每个地方的经验都是独特的，可以对其他区域的投资有帮助，但决策必须是本土化的。比如我们关注消费行业、新能源和清洁技术行业，这些领域在美国也许并没有什么投资机会，但是在中国，这些领域确实有相当多优秀的投资机会，中国的基金必须根据中国本土的情况去选择行业和关注点。 （本次采访由第一财经电视海外部双语主持人兼记者艾诚完成） 编者注：沈南鹏，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他是福布斯2012年全球最佳投资人中排名最高的华人投资者，并蝉联2011及2010年中国最佳创投人；被评为亚洲风险投资杂志2010年风险投资家、CCTV2006年度中国十大经济人物、2010年十大华人经济领袖。沈南鹏是携程旅行网的联合创始人及董事、如家连锁酒店的联合创始人及联席董事长、分众传媒及易居中国的董事；创立携程旅行网前曾分别就职德意志银行、雷曼兄弟证券和花旗银行。 文章选自《第一财经日报》
2014年5月30日
© Copyright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2008 — 2025 京ICP备09030466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27417 Site Designed by MONOKER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