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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景洲：中国企业“走出去”做好功课为先
由于中日关系在今年早些时候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恶化，中国赴日本游客数量锐减，导致日本加森观光株式会社接受中国企业注资的谈判破裂，双方原计划在北海道投资约510亿日元建设大型旅游度假设施的合作意向也随之化为泡影。因中日关系导致中国企业放弃大规模对日渡假村开发投资计划，这恐怕是迄今为止的第一起。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走出去”向来没有被当局视为是高失败率及高风险的投资活动。但据保守统计，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失败率在60%左右。 所谓“高风险”，不仅指中国企业达成境外投资交易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种种困难和不确定性，还指交易达成后成功整合目标公司并稳定运营的几率低。就交易过程而言，除了前面提到的政治风险（国际关系、东道国政局稳定程度等），中国海外投资者在“走出去”之前要取得国内相关主管部门的全套审批、备案或登记，获准“走出去”后还可能面临东道国在市场准入、国家安全、反垄断等方面的重重审查。另外，由于本国与东道国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劳工、环保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中国企业必须做足功课来应对各方面“鸿沟”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障碍，并且要提前在合同、知识产权保护、税务、汇率等方面进行计划或筹划，保证海外投资的保值、增值。具体而言，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前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中国企业应注意理性和务实，选择收购目标和搭设交易架构。切忌盲目“贪大”、“图快”。这是作者经常给中国海外投资者提出的建议。在收购目标的选择上，中国投资海外企业应当选择熟悉的领域或行业，即使有些海外并购项目是为了增加中国投资企业的业务种类，也应在充分了解收购目标行业及具体运营情况的前提下考虑是否收购。否则，投资者很容易陷入“交割容易整合难”的尴尬局面。在交易结构的搭建上，笔者一向强调“财大气粗”的中国投资者应摒弃好大喜功的心态或“控股情结”，不妨先尝试收购目标公司少数股权，从小股东做起（当然这个要建立在设定合理增持机制的前提下），学习经验技术并逐步掌握东道国投资环境及目标公司各方面情况，适时再决定是否增加持股比例。 第二，应注重前期尽职调查和合约起草。优秀的尽职调查团队应了解拟投资行业及东道国的情况，能够给出具有专业价值及商业价值的分析和建议。合约方面，中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审慎签约，即只有在对交割前提条件、公司治理和控制、退出机制、双方权利义务及争议解决机制等核心条款充分理解并确认能够执行的情况下，才能考虑签约。另一方面，一旦签约，要确保双方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 第三，还应注意吸取以往经验教训，避免因对国内外主管机关审批程序了解不足而导致交易延迟甚至搁浅。首先，中国企业“走出去”须接受国内各主管机关（如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或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国资部门、外汇管理局等）的重重监管，这些机关的审批步骤和流程繁琐，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浩如烟海，对于拟进行海外并购的企业来讲，对任何一个环节的认知缺失或疏漏都可能导致整个并购计划的延迟甚至流产。外国卖方常常因为中国政府审批的不确定性而要求中国买家支付议价。而且，走出国门后，中国企业需要满足东道国政府的种种要求或审查，通常包括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等，对东道国相关法律及政策的了解也是“走出去”企业必须做足的功课之一。 第四，企业“走出去”，更应该注重组建国际专业服务团队及培养国际经营管理人才。作者认为，这一点上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差距尤甚。跨国公司进行跨境交易时，一般会聘请专业的国际化中介团队（如投行、会计师、律师、评估师等），公司内部也会培养、组建熟悉相关业务的团队，与中介机构紧密合作确定交易细节。培养、组建国际团队的另一个好处在于，高水准的国际经营管理人才能够帮助投资者疏通政府关系和公共关系，有效地与交易各方进行沟通并保证并购和整合得以顺利实施。但是，上述方面恰恰是许多中国企业忽视的。一项成功的海外并购，必须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统一，而不是仅仅由中国企业的购买力决定的。 从现实中的具体运行情况来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前景，在目前形势下的判断可谓喜忧参半。从积极方面讲，貌似在当前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一则，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十二五”规划提出的重大任务。在刚刚落幕的中共“十八大”上，“走出去”作为重点话题受到与会代表们的热议，“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走出去步伐”也被写进了十八大报告。二则，借着当下国际经济形势低迷、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的“东风”出海“抄底”，是不少中国企业制定“走出去”计划时抱有的心态。上述“积极”影响仿佛已初露端倪，据国外权威媒体及中介机构统计，2012年，中国企业对欧盟的投资在金额上已远远超出欧盟企业对华投资，这种前所未有的顺差也许预示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新浪潮的到来。 但仿佛少有人在展望“走出去”前景时先客观评估中国企业的现有综合素质及抗风险能力。一项海外并购交易的交割只是交易成功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计划“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一旦迈出国门，将面临全方位的“生存考验”，只有具备较高运营管理及抗风险能力的投资者才能幸存并得到投资回报。相反，如果不具备上述能力，中国投资者面临的将是比普通贸易行为惨重得多的损失和教训，比如目标公司失控、巨额索赔、合资纠纷甚至暴力冲突，这些均已被以往的真实案例反复验证。如果不是基于对自身理性定位及对行业、目标的合理评估而制定“走出去”计划、并一步一个脚印地实施计划，恐怕走出去的越多，跌倒下的越重。
2014年3月13日 -
张晓青：以人才全球化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
2013年10月21日下午两点，来自海内外的知名高层次欧美同学会会员及留学人员代表，在聆听了上午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后，相聚在欧美同学会会馆第四会议室，参加了由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办，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承办的一场专题建言献策座谈会，大家在会上从各自的留学经历与回国创业发展的独特视角，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专业与现实等诸多领域，坦率并真诚地阐述了自己的独特观点与建议，希望发挥建言献策的话语权与权威性，推动中国留学事业、海归事业健康稳步的发展。 来自海内外的知名留学人员代表纷纷发言，对欧美同学会及目前中国留学人员的政策、方针和现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以下为美国安永会计师事务所高级主管合伙人张晓青的发言实录： 我在美国波士顿待了21年，原来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现在是在美国安永的合伙人，负责中资企业在美洲的投资业务。 海归对中国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怎么利用海外的人才库发挥海外华人的作用，是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生到海外留学，特别是数理化领域的留学生全留在了美国，这批人已经成家立业，而且很多人在美国科研机关工作。仅以波士顿为例，它就有七八万海外华人如何才能真正地发挥这批人的作用。 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迈向科技大国，中国要充分融入全球化进程，首先要实现人才的全球化。海外华人可以帮助中国的企业走向国外，实现中国企业的全球化。例如，波士顿是一座生物高科技城市，也是一个大学城。在利用海外人才方面，建议商务部牵头在波士顿当地建立生物产业园，发挥其产业孵化器的作用，带动国内生物产业的发展，从而实现与波士顿海外华人的无缝对接。 中资企业在海外的并购大踏步地前进，美国特别欢迎中国的投资。在10月底，奥巴马将会在华盛顿召开峰会，吸引世界各国的项目投资，特别邀请了70个中国的一流企业董事长参会。中资企业走出去面临很多的挑战，特别是人才的挑战。海外并购以后，需要将海外企业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实现从中国第一到世界第一的全球化过程。过去中国企业有很多成功的并购，但是后面的整合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今后，企业在海外并购案的整合过程，可以发挥海外人才库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
2013年11月25日 -
肖盾：海归也要学习“土鳖精神”
我叫肖盾，我是一起作业网的合伙人。一起作业网是把作业留在网站上，学生到网站上做作业。网站成立两年，有接近300万的学生用户。 我是16岁就出国留学，去英国读高中，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两年大学和交换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后来又回到剑桥读了研究生，一直在攻读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毕业后在国外从事金融行业；回国后在北京奥组委工作；之后在英国创业，从事互联网教育；现在回国创业，也是从事互联网教育。 我本人出生在新加坡，16岁出国的，是在英国的一个寄宿制学校，当时在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我有10年待在国外，学习他们的语言，了解国外的文化。回国创业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具备了从语言，知识和文化对国外的全方位了解，我们希望把全球化的视野用到现在做的事业当中去。”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时代，21世纪最缺的是人才，不管是海归还是土鳖，只要你是人才，这个时代就需要你。海归固然有很多优点，但也有很多不足。我当初到英国留学时经历了文化冲击波，现在回来国后又经历了反向的文化冲击波。 海归回国创业更多是要学习土鳖的精神和他们的真知灼见。我在招聘时，从我的合伙人到企业员工，很多人都具有本土背景，海归和土鳖需要互相学习。 这个时代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我们的祖辈不管是不是海归都经历了战争，我们的父辈经历了文革，而我们这一代出生时恰逢改革开放，基本上就是一片繁荣，不断发展的和平年代，而留学生在国外也经历着和平的时代。中国的GDP虽然全球排名第二，但是仍然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医疗到教育等许多领域都需要我们的努力。这是一个很有挑战的时代，海归应该怀有自己的知识和理想，多多向本地人才学习，多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 留学经历开阔解决问题的思路 讲到留学经验对我创业的影响，我想和大家分享几个故事。 第一，当时我们创办一起作业网的时候，我们希望跟公立小学的老师合作，把他们原来布置在课堂上的作业发布在网上。经过第一轮调研以后，发现这个想法在训练学生英语口语的过程中很难实现。为此，我在世界范围内寻找相关的技术支持，后来我在一个国外的语音室找到了可以解决这一难题的技术“就是学生对着电脑发音，电脑就可以对他的语音进行纠正”。于是我就把这个技术产品带回国内，推荐给学校的老师免费使用，所有的老师都接受这种网上口语练习方式。 第二，当前中国教育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减负。在当前考核机制不变的情况下，我认为只能通过增加学生学习的效率来实现。经过调研发现，小学生在线下做100道题，有99题是没用的，很多都是机械的重复。因此，我们将工程增加效率的方法应用到学生作业上，通过数据的统计和优化，针对学生在作业中出现的错误，提供针对性的练习，而不是把作对的题目再做一遍，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作业的效率。 第三，国外的学习和工作给予了更多关于人生意义的思考，我一直在想，人为什么活着？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海外的经历让我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回国后，在创业过程中时刻希望自己能真正为中国社会服务，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政府解决社会难题。从企业文化上来说，我每天跟我的同事交流：“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人不能仅仅是简简单单是活着，而是要有理想地去活着，去追求，去创造，去真正地尊重，去净化自己。”
2013年9月30日 -
肖晗：海归推动中国企业转型
我叫肖晗，是岚山社会基金创始人。基金专门投资于环保和大公益领域的股权投资基金和并购基金，专注于对社会或者环境产生积极影响的行业，例如，农业产业链、生物医疗、教育、养老和保障房等行业。公司希望通过并购的方式去让这些行业得到一个更良性的发展，进而增强国内这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每个时代多有每个时代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比如之前可能海归整体出来数比较少，不过当时中国对国外技术和管理的需求也比较少。在过去一段时间，国家相当于用一些环境和民生的代价去换取经济的发展。进入21世纪，中国民众慢慢开始关注环境和民生，关注国民幸福指数。在环保领域，中国需要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环保技术、商业模式和社会管理模式。 在慈善领域，国外的经验指出，仅仅依靠捐赠的扶贫方式无法儿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例如，对一个贫困地区，如果一直捐钱的话，当地原有的劳动力就会变得更懒，从而造成了生产力闲置和浪费。西方的社会学家提出用商业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对于失业人员，社会帮助他们重新找到工作，使他们变成生产链条的一部分。这样的话，他通过自己的劳动换取了收入，进而改善自己的生活。这样就避免了“靠捐钱扶贫，反而会让当地的经济垮掉”的现象。 我们在国内做了一些调查，很多国企的自身行业增长潜力有限，未来需要进行产业转型，需要把本身的夕阳行业资产置换出去，让朝阳行业和新兴领域的热门公司的资产进入。在这些并购业务中，可以发挥海归的技术优势和国企的本土运营优势，实现了强强联合。这样的话，不但发展了新兴行业，也保证了国企的业绩。 当前，中国海归人数在不断增加，然而国内对有海外经验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尤其像现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之后，整个消费升级，所以会需要更多的西方高级服务的产品等等需要在中国生产或者在中国销售。国内外之间的联系是没法儿完全靠一种文化出来的人去做这件事，而海归这层，它的确在东西方文化之间形成了一个层，这个层是把两边的文化互相的交流，两边的商业互相交流。而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之后，我们有更多的去海外收购的业务，这样的话就需要通晓当地文化的人才去做这件事情。 更有一点国家在推动中国的文化，中国好的东西向国外传播，除了廉价的商品之外，我们要输出一些文化上的东西，这些东西更需要熟悉两边文化的人才去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当今海归能做的事情还是非常的多。 海外经历促进普世价值观的形成 我觉得在国外的最重要的一个收获，当你很多国家工作和生活以后，了解了不同国家的不同文化之后，更有可能会形成普世价值观，也就是更关注人类的普遍需求和全球的人道主义需求。大部分海归回来之后，他的全球视角会更多一些，当然民族主义也会少很多。 海外的经验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主要有两块海外生活的经验： 第一、我刚开始留学是在伦敦读一年的语言课程，这一年的英国家庭寄宿生活，是我了解了基督教和英国人的宗教历史。我对基督教的认识过程使我认识到一个人要坚持自己认为是对的东西，人对社会要有责任感，你不是为了自己去生活，而要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海外经历帮助明确职业规划。我在非洲做了一段志愿者，主要为当地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孵化器提供管理和金融上的支持，期间我们成立一个社会投资基金。非洲作为全球慈善的中枢，我在非洲工作期间接触到了很多来自欧美国家的慈善机构和基金会。在这样一个人人热爱慈善的环境中，我被他们深深地影响了，回国创业后我仍然坚持在社会投资领域工作。
2013年9月30日 -
朱伟卿：海归人才需要和本土人才相互协作
我在英国留学，我觉得我们新生代海归应该有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使命，所以我就义不容辞开了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立志于把中国环境保护做好。 开公司之前我到了一些发达国家做了大量的调查，发现国外有很多先进技术，而中国在这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公司刚成立的时我想把这些技术引进国内，但是由于项目本身也不太接地气。另外，中国正处于转型期，企业宁愿把钱放在发展企业上面，也不愿意放在节能改造上面。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迫使公司只能从商业模式上的进行创新，企业把国外的金融碳资产理念带过来：“企业把节省下来的能耗开发成资源，交易以后可以拿到额外的收入，使企业有额外的收入投入到新的节能环保上去，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新生代企业家要承担起社会责任，把低碳价值、低碳理念植入到企业中去，为人类生存环境和应对气侯变化作出了贡献。 海归人才的优势 我们创业团队三分之二是海归背景，三分之一都是土生土长的人士。本土人才熟悉中国国情，懂中国做事做人的方法，在企业的节能项目落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我认为海归，尤其新生代海归，需要跟国内的本土人才协同合作，而不是排斥他们，这样企业才能事半功倍的。海归很有激情，爆发力强，然而在项目执行时向本土人才学习，许多项目需要结合中国国情来操作。 另外，留学和海外工作经历赋予我创业的新契机。第一、如果我不出国的话，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国在低碳、环境保护和节能环保上面跟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也不会接触到世界上的先进节能技术。第二、我们创业团队中三分之二是海归的背景，这是公司的一笔巨大财富。而这些团队成员是我在国外的时候，大家一起交流时碰撞出火花，然后才一起回国创业。
2013年9月30日 -
张鹏：海归创业需进行本土化
我叫张鹏，我的公司是信弘天禾资产管理中心，公司主要从事量化投资和金融交易平台，我们在中国做一个非传统的对冲基金，还建立了一个能够把中国的智慧资源跟资本进行对接的平台。 对我们这代海归来讲，创业是比较好的时代。我是在2000年和当时很多的北大、清华学生一样出国，然后再读博士。当时对自己的未来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划，就感觉毕业了以后，如果能进入到华尔街的话，挣钱比较多。非常庆幸的是，第一天去华尔街，我问同事每天生活是怎么样的？他回答说：“说我每天坐火车，然后再坐地铁上班，回家之后跟孩子玩儿。”我突然想到如果留在美国，到了40岁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过同样的生活，我想这不是我的未来。 海归要回国创业的话，首先要有独立的思考。就金融行业来说，我觉得在中国有很好的机会。在互联网时代中国可以跟美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比如，当时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对冲基金和银行已经把IT开发的东西外包到中国。他们认为中国和印度是以低成本劳动力来给他们提供价值。 在互联网时代，企业可以通过为开发者提供各种研究的资源，同时，研发者也可以将研发成果通过互联网实现共享，从而充分挖掘世界各地的人力资源。另外，我们通过建立孵化器，使研发者可以跟各种资本进行对接，帮助他们创业，这是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极大的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 前一辈的海归，在中国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时候，更多的是学习西方的技术。在我们这一代海归看来，产品和技术创新是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也许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我非常同意上午沈南鹏先生所讲的“中国很多的原创商业模式都可以获得成功。” 所以，我认为海归创业更多的是应该进行独立思考，看看国外有什么先进的模式可以拿过来进行改进，然后进行本土化，使其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并创造新的价值。 海归的优势 我觉得国外的工作经历也是非常宝贵的财富。例如，美国的公司管理体制非常完善，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的管理体制往往会扼杀创新的想法和动力。我们在美国公司看到这些问题后，在回国创业的过程中，我们会对我们的企业进行一些制度的改革来激励员工的创造力。例如，当前流行的扁平化管理就是在力图避免美国公司的官僚体制带来的消极影响。 现在看到很多家长想把孩子很早就送到国外留学，希望他们从语言和文化上更好地融入当地，我对这个持有不同意见的。从我个人经验来看，语言作为一门工具，满足了你在国外的生活和工作就可以了。如果你花200%的精力，英语说的跟老外一样，我觉得倒不如把这个精力花到做你的事业上，也许能取得更大的成功。 海归需要融合国际化和本地化。
2013年9月30日 -
张磊：开放的心态迎接全球化
开放的心态和开放的环境对于创新和创业十分关键。举个例子，我们公司最近投资了一个项目，主要是把腾讯微信推广到印度尼西亚，通过投资媒体集团，推动微信在印尼的本土化。在微信进入印尼之前，印尼最大的通讯工具是美国的facebook和日本的LINE，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现在做到印尼第一大通讯公司，微信将很多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动画表情推荐给印尼的手机用户。 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时代，以Facebook、谷歌、微软为代表的西方跨国企业正在全球扩张。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世界最终将会按照西方模式进行发展和演变。印尼的互联网和中国十分相似，它只有5%的家庭有电话，而它的无线网络十分发达。由于facebook主要适用于有线网络，它在无线网络上的表现很差。反而腾讯微信在无线移动发展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正是这一点使我们打败了比更早进入印尼市场的跨国公司。在我们进入印尼市场10个月后，印尼有1600万人在用微信，印尼成为微信在海外最大的单体市场。 习主席在10月率代表团访问印尼的时候，人们看到代表团印尼秘书长在玩微信。国内的微信并不支持印尼的哈撒语，而印尼的微信却可以支持，这主要得益于微信在印尼成功的市场推广。 以前，中国企业走出去主要是挖煤挖矿。刚开始我们去印尼支援，当地人一看中国人来了，他们就说，“我们煤都抢完了，挖抗都挖完了，你们来干什么？”我们告诉印尼人我们将会投资别的领域。早期，我们投资了印尼的媒体公司，该公司相当于印尼的中央电台，大概有42%的市场份额，同时还有65%的付费电视的市场份额。印尼在1998年出台相关规定，国家不允许拥有电视台，这给了私人资本的机会。随着互联网电视（OTT TV）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印尼的媒体公司对网络媒体有着相当大的兴趣。以此为契机，我们带着我们投资的企业家在中国拜访了腾讯、百度等互联网企业，和印尼传媒公司的企业家一起研究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历程，以及对印尼的借鉴。 在讨论过程中，我们发现印尼的国家现状更适合中国的商业模式，而不适合美国的商业模式。在我们进入印尼之前，印尼最大的社交媒体是facebook，而美国的facebook和日本的LINE两家公司当时占了印尼很大的市场份额。由于facebook是以PC互联网为技术基因的，而在无线网路领域，腾讯微信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我们将腾讯微信带到了印尼，并且宣布永远免费。 在这次合作过程中，有三点体会： 第一、中国企业开放的心态，腾讯以前在做国际项目时，一般都会实行100%的控股权，而这次合作腾讯不是控股公司，该项目是印尼的MNC和腾讯和高瓴三家企业合作的企业，董事会有五个董事组成。印尼微信的成功表明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可以用新的思路来应对国际化市场。 第二、西方的商业模式并不见得最适合东南亚国家的国情，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给中国企业家很好的机会。作为出资方，最有价值的地方是把最好的创意、最好的商业模式、最好的技术和最好的团队结合在一起。资本在这一过程中只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作为投资界的老兵，对我来说最兴奋的并不是赚多少钱，最兴奋的是看到最好的创意者能够实现他最大的梦想。上个礼拜在深圳和马化腾吃饭，他谈到“微信能作为中国的文化企业走到世界上是我的一个梦想，而它在印尼的成功使这个梦想迈出了一大步”。中国武侠小说中的人物，还有具有中国特色的卡通人物，都变成微信表情在印尼用户间发来发去，这是中国文化和软实力的体现，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形象。微信的成功让世界知道中国企业不只是在搞煤，搞矿，搞港口，这些东西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支持。高瓴作为投资人，很高兴能够把这几块最好资源结合在一起。 第三、高瓴早期投资印尼媒体电台，然后我们把电台进行了改造，拆分了有线电视，有线电视投入运营以后，接着又做了印尼的微信，现在正在做第四步，在印尼建立宽带无线网。高瓴很少投资企业家，但是我们在一个企业家身上前后投出四笔钱，做了四个项目，总投资额接近一百个亿美元。现在公司在印尼有将近6亿美元的投资，我们把两个投资效果最好的企业结合起来，又创造了巨大的价值。这种投资模式对于投资人是非常简单的，因为我们不需要做很多的事情，只需要找好的一个投资者跟优秀的企业结合就可以了。 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定要放开思想，放下包袱，真正地融入到当地的企业和当地的市场环境中去，能够充分利用资本作为纽带去当地的环境进行密切结合，而不要畏怕世界巨头。高瓴与腾讯在印尼的成功创业模式说明：西方的创业模式不一定适合东南亚的市场，这也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契机。
2013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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