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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中国海归三十年
“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当年中国的“留学第一人”容闳曾如此表达自己留学的目的。中国留学大潮自清代官派“留学幼童”以 来，先后涌现出孙中山、黄兴到陈独秀、李大钊，再到周恩来、邓小平等数代杰出人物，这些留学生归国参与国家历史进程，改变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 新中国建立之后，与过去留学生回国后主要从事“拯救中国”的事业相比，大多数留学生步入了经济、科技、文化、教育领域，从事“建设中国”的事业。而随着改 革开放开启，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确立主体地位，大批归国留学生又投身体制外，在市场经济领域掀起了“创业中国”的大潮. 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格局最大的变化是亚洲的崛起—日本的崛起以及中国、印度的随后崛起。但并非巧合的一个现象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几乎都出现了 “海归时代 ”—海归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话题。例如日本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从汤川秀树到下村修，超过一半是“美国制造”，超过2/3在美国学习或工作过，只 有一个人不会说英语；日本最近4任首相，有3位在国外留学过。 一个落后国家要崛起于世界之林，去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学习先进的制度、技术、理念必不可少。自身教育体系和培养人才的体系落后，就把学生送到世界教 育最好的国家去“借鸡生蛋”，正是“人才外流”的意义之一。“二战”结束之后，几乎所有落后于欧美的国家都派出过大量的留学生去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理念。 然而，把最优秀的青年送出去之后，如果没有人才的回归或回流，国家将无法得到回报。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曾说:“即使一个科学家、工程师或医生在 50岁或60岁时回到印度，我们也没有失去他们。我们将因为他们到国外获得经理职位或成为富翁而高兴。我们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把这看成是人才流失，而应把 它看成是智慧银行，正在积聚利息，等着我们去提取。我们必须培养和发展不仅能在印度工作，也能在全世界工作的人才。” 然而，这一前提终究建立在“回到”祖国的基础上。德国经济和技术部副部长奥特伦巴总结称：“我们当然也认为，年轻的专业人才和科研人员到国外工作一段时间是件好事，如今在一份像样的履历中，这也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我们希望他们在国外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能回到德国。” 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1992年南下视察时才会说：“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要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 留学潮三十年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30年的深入，留学潮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个显著变化是留学生由最初的公派为主变为目前90％以自费为主。 1979年初，邓小平率团访问美国，在与美国总统卡特所签的协议中，将中美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口头谅解作为正式协议加以签署，从而载入史册。此后，中 国政府和民间教育代表团纷纷出访日本、加拿大等国，同时也接待各国访华代表团，商谈互派留学生事宜，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定和执行计划。随之，赴英、日、 德、法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留学生陆续踏上求学征程，掀起了中国近现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出国留学热潮。这一时期，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的学生，都是从各高校和科 研院所千挑万选，多是“精英”出国。 第二个变化在所学专业，最初派遣的留学生多以理工科为主，随着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尤其市场经济催生了创业大潮，人们 意识到科技的现代化也需要伴随科技的产业化。因此，留学专业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更多人选择金融、工商管理、法律、会计、医科以及计算机、网络等实用型学 科。同时，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也使人文社科专业的留学生日渐增多。从近几年的留学大潮中也可以看到，留学生的学习兴趣日趋多元化，留学生分流到了各个专 业领域，像通讯、环境、建筑、翻译、生物、传媒、市场等以前很少问津的专业，现在都成为热门专业。 第三个变化是出国留学的整体年龄越来越“青春”。其实在国内老三届的大学生当中，就有很多都是高龄生，公费留学一般又多是出国读硕士、博士，因此年 龄普遍偏大。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自费留学规模越来越大，同时，中国从中学教育到高考再到高等教育竞争激烈，教育实力却又不佳，与自身的国际地位严重不 相称，整个体系也屡遭诟病，因此，留学低龄化的趋势开始出现，许多有条件的家长都把孩子送到教育先进的发达国家读本科，甚至是读中学。 第四个变化在归国留学人员的就业领域。上世纪80年代回归的留学人员，特别是公费留学生，大部分都集中在政府机构、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国有企业就 业。但90年代以来，大多数的海归人才都在体制外就业，主要活跃在新经济、高科技和第三产业领域，西方跨国公司的在华高管、新经济领域的创业者大部分都是 留学生出身，这些高层次人才是中国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推手。随着本土企业走出去的需要，海归人才未来还将在本土企业国际化上发挥重要作用。 改变中国的海归潮 自1978年恢复留学大潮以后，截至2008年，我国总共送出留学人员总数为139万，居世界首位。同时，归国的留学人员为39万。 海归对中国三十年发展的影响无疑是全方位的。尽管，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以及市场经济的确立，大多数海归都投身到我国经济大潮中来，但海归的贡献远不止如此。 教科文卫传统上是海归群体最集中的领域，海归已经成为中国建设创新国家的一线主力。目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的54%，都有留学 经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人中，留学归国学者有21人。改革开放以来，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教育部直属高校中，留 学回国人员在校长中占78%，博士生导师占63%，国家级、省部级教学、研究基地（中心）、重点实验室主任占72%。 在经济领域，在中国对外资外商外企的“请进来”与本土企业的“走出去”中，海归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他们是跨国公司中国化的主力军，几乎所有 在华的跨国公司都有海归精英的参与，并且在中国传统的招商引资模式之外，带回了新的融资方式，引进了新的国际资本，创造了新时期利用外资的新方式。另一方 面，例如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上百家中国企业，大部分都由海归创办和管理。除了自己包括作为职业经理人带领企业走出去之外，也从事投资银行、咨询、会计、 法律等行业，间接地帮助中国的企业在海外发展。 更重要的是，中国本土的创业事业中，海归带回了国际先进的技术与人才以及现代化的创业理念、商业模式、社会文化观念，他们代表着中国如何从“制造中心”成为“创新创意中心”的未来发展方向。中国希望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方向，正是海归过去二十年所努力做的事情。 与传统华侨回国投资大多从事生产严重依靠廉价资源与劳动力、消费严重依赖出口的低端制造业不同，高科技产业与新经济领域是高学历的海归创业的主要阵 地，他们很少从事房地产以及低端制造业，创业突出体现在填补国内空白行业，完善中国经济结构。留学生们踊跃回国创业，推动了国内在新经济、新技术、互联 网、IT、通讯、传媒等诸多领域的发展。著名留学生创办和管理的企业如亚信、UT斯达康、搜狐、新浪、中星微电子、当当、携程、e龙、百度、空中网、尚德 集团、新东方、如家快捷、展讯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如今已成为中国新经济和高科技的主流。 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是典型个例。如今，一个街头小贩都懂得炒股，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却还没有股市、股份制企业、股票，海归正是扮演了这样的 “启蒙者”。1988年3月，两名留美学生王波明、高西庆联合刘二飞、王巍、李青原、茅桐、王大伟、盛溢等八人向政府提交了《关于促成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 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此后才有联办的成立，再后就有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节能减排”以及产业的优化与升级，高新产业、创意产业以及第三产业越来越被重视，“软体”以及软实力的建设需要，随着中国开始从科技创新注意到社会创新……拥有国际视野，掌握世界的前沿技术，熟悉西方社会制度与理论的海归还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截至2000年，中国总共只送出34万留学生，但现在一年就送出超过20万的留学生。最多3年，中国留学生总数就会超过200万。尽管其中难免存在 一定比例的低质量留学以及“海带（待）”、“海狮（失）”的现象，许多留学生是留学人员而未必是留学人才，但中国留学生当中确实人才济济。清华和北大已成 为美国博士生来源最多的院校，日本大学的博士攻读者15.7%是国际学生，硕士攻读者中中国留学生占9.6%，日本的外国留学生超过六成来自中国…… 随着中国崛起以及经济的持续增长，随着中国日渐国际化，特别是随着中央“千人计划”的推出，未来，海归潮从比例和数量都只会呈现上升的势头。 （作者系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
2014年3月13日 -
李成:中国需要向世界强调和平崛起
如今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21世纪面临着很多全球性问题，我们实际上都在同一条船上（We are on the same boat），这就是所谓 的全球主义者的观点，包括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环境的问题、传染病的问题，也包括全球变暖的问题、恐怖主义和核扩散等，这需要世界各国更多地强调合作，尤其 是大国，也就是“大国责任”，这也是原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所说的，大国应该是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概念。 在中国这种呼声并不强烈。中国的大学大多数是近亲繁殖，真正开放的引进西方人才的学校非常少。这方面中国知识界的观点比较狭窄，所以全球性的眼光也比较 弱，更多地是带有国家利益的眼光。当然，美国也存在带有国家的眼光，但在布鲁金斯学会等机构，更多强调以全球化的眼光来看问题。如果不以全球化的眼光来看 待中国和世界的变化，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也会损害全世界的利益。 据我所知，很多西方对中国的批评是带着善意的，如果你觉得这些批评大多数是恶意的话，那是一种误读。中国有部分学者对西方社会可能有些误解，他们认为西方 的政界、学界或者民间都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我想这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总是会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对某些人来讲是一种威胁。但另 一方面，也有很多人意识到，这不一定是美国的利益所在，他们更多是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一个对世界事务有责任心的大国。 中国思想界有一种民族主义的倾向。一定程度上来讲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日本侵华战争等过去的历史。但是，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中国的出口为中国带来最多的 是好处还是坏处？其实现在很多贸易问题是中国自身结构上的，但西方认为中国政府对贸易进行了过多的干预，如果双方带着这样的思维方法来处理摩擦，那只能是 两败俱伤。所以，更好的方式是双 方在认识上都做一些调整。如果太多孤立地考虑民族主义，只会损伤中国的利益，短期来讲会使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长远来讲，也跟世界整个的发展、全球 的变化相违背。必须要更多地考虑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是需要与世界各国更多合作的。 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孤立地看问题，从长远考虑，国家和世界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更多的表达自己在世界外 交上遵行什么样的价值观念，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一定是和平崛起。我个人不认为中国对世界是一个威胁，但是你需要说服别人。这个国家的发展速度这么快，而中国 未来有很多的矛盾，例如资源的、人口的、老龄化的，外贸的依存度太高，没有形成消费型社会，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在社会领域当中缺乏更多的投资，等 等。这对世界意味着什么，需要解释，不能回避这些东西。 中国在世界会起积极的作用。但是，这方面不可能完全没有矛盾，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会在互动中给社会带来灾难。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如何让世界接受中国成为世 界上举足轻重大国的现实。难道是通过展示科技、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来说服其他国家？对中国来讲，必须学会避免一种自大、僵硬、完全自我为主的心态与思 想，尤其是带有强烈民族主义的自大心态。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用共赢的理念以及其他国家习惯的、能接受的、甚至是喜欢的话语方式来向世界强调自身是和平崛 起，是中国现在以及未来都需要做的一件大事。 （作者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 李成）
2014年3月13日 -
王冉:中国需要国民有“大国心态”
随着中国经济的全面上升，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消费品和消费者服务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中国的企业家应该首先感谢中国大陆这个既有规模又有增 长的本土市场。有一天中国大陆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了，只要是中国老大，自然就会有机会成为全球老大（至少是老二老三）。反过来如果你的本土市场是越南或者 老挝，纵使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在全球市场上脱颖而出。 今天，已经有一些中国企业进入了全球行业排名的前列。未来十年，中国一定会出现更多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领军企业。这固然同中国企业家们的智慧和勤奋有 关，但更同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第一大GDP这个大背景有关。所谓时势造英雄。同时，我认为随着中国逐渐从经济弱国转变为经济强国，我们的心态也应该逐步从 “弱国心态”转变为“大国心态”。 弱国心态永远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永远觉得世界充满阴谋，永远在那里唠唠叨叨乃至唧唧歪歪。弱国心态中人们很容易把自己的利益同别人的利益对立起来，仿佛全 世界都变着方法地在给自己下套，稍不留神就会被人家强权乃至强奸。弱国的眼神是多疑、恐慌、自卑的。大国心态则强调不卑不亢，平等互利，和谐共赢。大国的 眼神是坚毅、平和、自信的。 弱国心态下人们普遍习惯用感情代替理性，用道德代替法律，用政治口号代替游戏规则。大国心态中的人们则会更加理性，更加懂得尊重事实与就事论事，更加善于制定和使用游戏规则。 弱国心态下人们往往有足够的抗争精神，却没有足够的契约精神。大国心态则要求人们在法制的框架下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你必须学会履行契约，尊重法律。 弱国心态下人们容易为一时一事的得失而失去最基本的原则与底线。大国心态则有助于人们在复杂的环境中坚守住这些原则和底线，哪怕那样做意味着暂时和局部的利益牺牲。 弱国心态往往被动防御型的，弱国心态下人们往往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画地为牢，层层设防，不断试图通过政治和行政的手段堆砌经济领域的万里长城；大国心态则是主动出击型，无所谓主场和客场，全球皆战场。 弱国心态会导致我们不敢承担国际责任，而往往会站在一个旁观者和批评者的角度对待所有的问题。大国心态则要求我们去主动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深深地参与其中，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在环保与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中国经济用了二十年的时间逐步从弱国转变为强国。而我们从弱国心态转变为大国心态，则可能至少需要另一个二十年。 （作者系易凯资本总裁 王冉）
2014年3月13日 -
胡元豹：中加关系新的合作机会
这周中国外长杨洁篪对加拿大的意外访问成为加拿大和中国之间关系变暖的一个新的促进，也是最近加拿大改善关系的努力，包括加拿大外交部长坎农和贸易部长斯托克韦尔。戴对中国的访问产生了所结下的果实。不过，现在就宣称“冷政治，热经济”的时期已经结束可能还为时过早。但这并不意味着为期过早来思考加中关系新的如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大多数的观察分析认为加拿大总理应该访问北京，而哈珀总理也说了他希望访问中国。那么，下一步如何发展？ 一种可能是中加双边关系回到2005年时的状态，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加拿大总理马田宣布双方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也有人建议中加关系回到90年代的加拿大型商业国家团组访问中国的忙碌时代。但是，现在的中加关系所处的背景已经和4年前，甚至和10年前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应对全球许多问题的聚焦所在。从布累顿森林体系改革到结束多哈会谈；从北朝鲜无核化到新的全球气候变化条约，华盛顿和北京正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在G2之外，新旧的国际多边渠道仍然十分重要，特别是G20, 加拿大在其中也起到相当的作用。 其次，中国已经开始走出去，不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方面。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会日益明显，尽管中国在低端和低劳动力产品方面的出口有一定的下降， 但中国全球化的足迹会越来越多的被视为没有固定模式的“中国创造”，而不是遍布世界的“中国制造”标签。 第三，中加之间的双边人员往来已经越来越不是单边的只是来加拿大。在加拿大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回流中国潮已经涌现，其中很多在中国也活跃在重要的岗位上。国际上的人才也开始来到中国寻求专业的和经济上的发展。 第四，中国对应当下的金融危机很可能会带来全球需求的巨大的调整。中国，包括亚洲在内都开始减少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依赖，而更多的关注国内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医疗和个人消费等。 这一系列的变化，如更加自信的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中国吸引更多的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会让不少加拿大人和渥太华感到不适应。但是，中国全球化的其他发展，会对加拿大带来全新的机会。 中国的对外投资在未来的年份里会持续增长。根据最新的亚太基金会对1100个中国企业的调查，加拿大被视为 第二位最适合中国投资的国家，美国排第一，加拿大比澳大利亚还要排在前面。与加拿大流行的一些评论相反，中国公司不认为加拿大政府或公众会排斥中国的投 资。渥太华应该将吸引中国的投资放进双边经济关系优先考虑，排除其他有关对中国企业的歧视，包括对中国的国有企业。 促进双边人员往来也应该给与更多重视。除了移民，旅游和教育的人员往来之外，还应特别注意日益增长的“海 鸥”群体，他们在中加之间来往，有着广泛的人脉和业务联系。根据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会有更多的国际人才对中国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些从 海外回来的海归来自世界各国，包括加拿大。例如，中国的“硅谷“中关村的主要负责人就是从加拿大回来的海归。 欢迎这些对双边都有着广泛联系的高度流动的海鸥人才符合中加两国的利益。要意识到对国际人才的需求还涉及到 许多政策方面，包括对已入籍国外的人才提供方便。中国正在这方面创新，包括对人才更宽松的签证政策，另外还可能审视和评估双重国籍因素等。在这方面，加拿 大可以说是中国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一方面加拿大有大量的中国移民，另一方面在流动海鸥群体中间有很多来自中国的移民已成为加拿大公民。 一个全方位的中加人才合作协议也许可以帮助澄清许多棘手的问题，包括公民，逃犯引渡，权利和义务等，与此同 时，还可以通过奖学金，学生和教师交流，开放临时劳工等方式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一个这样的协定可以释放中加之间人员密切往来的潜力，促进更多的经济和政治 关系的合作。在中加建立双边关系40周年到来之际，在这些方面的新思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 (作者胡元豹为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的会长，王辉耀为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2014年3月13日 -
曾左韬:建议建立类海外科技特区
纵观世界近代发展史可以看出，世界超级强国在经济军事实力的背后是以科技研发及将这些研发的成果转换为生产力的能力来支撑的。十八世纪的大英帝国，从珍妮 纺织机和蒸汽机开始掀起工业革命，在机械和能源的帮助下，制造力有了千百倍的提高，到最强盛时期，这个面积只相当于中国广西的小海岛，控制了世界四分之一 的陆地面积。但英国虽然在军事和金融上长期保持强势，科研上却逐渐落后，到1867年的国际博览会上，全新的机械制造产品，甚至纺织品，都是来自德国和其 他地区，科技研发的停滞落后导致大英帝国失去实质主导优势，并最终崩溃。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科技大力发展，迅速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科技国。但日本科技很大程度上是copy paste的模式，原创研发不多。在上世纪 20项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发明里，美国占了至少16项，苏联两项，日本一项都没有，使得到九十年代美国发明的互联网等高科技一出，日本传真机立刻滞销。因此 日本虽然赶得很快，但却最终无法超越，日本经济也由于未能在新科技领域分得一杯羹而长期停滞。因此，中国如果不能在科技研发上超越美国，今后可能还会能重 蹈日本覆辙。 从1978年到2008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已达139.15万人，这些人员里仍然滞留海外的人员近100余万，其中不少已经成为国外各行业的顶尖 人物。20年前，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学者多半处于认真做笔记听讲的地位，但经过20年的历练，现在在国际学术界，中国学者已经不再是低头记笔记的学 生，而是能在国际上与学术界权威平起平坐，并建立自己理论学派的国际学术界精英了。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30年来也大幅跃进，虽然在包含很多虚拟经济成分的GDP指标上仍然落后美国，但在很多实物指标如钢铁煤和水泥产量上不仅超英，而且早 已超美。这不仅实现了30年前第一代领导人超英赶美的愿望，并且积累了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为下一步的超越打下了基础。最近美国经济学家麦迪森预计： 中国按购买力计算的GDP在2015到2030年间可能会在实质上超越美国。 虽然中国在经济上取得长足进步，实体经济的很多总体指标已经接近甚至超越美国，但在高科技产业方面却差得很远，尤其是在科研原创上仍然严重不足。中国不是 没有创新人才，事实证明中国的学生在海外经过历练很快就能成为国外创新研发的主力，中国的问题是，在中国现有的人文环境下，创新人才很难出头。 现在中国的学术界，获取科研经费乃至职位升迁，都涉及种种复杂关系，而偏偏创新性人才由于思维特征限制，不长于关系，这就导致很多长于科研的原创性人才在 中国的学术环境里受到非创新文化和制度的压制而出不了头，导致中国科研很多是跟着跑的研究，并且学风浮躁，抄袭剽窃盛行。 不难想象，如果海归才俊80%的时间用于跑关系，那就很难能作出前无古人的科技原创性工作，如果真正的科研人员出不了头，国家的科研原创就很难进展。事实 已经证明早期海归虽对中国科技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但却未能改变国内不利于创新研发的环境风气，反而是分散各地的海归高才不得不融入现实环境中，以求生存。 由于中国经济转型迫在眉睫，而国内盘根错节的关系及现有学术环境又涉及中国千年文化传统，很难在短期内改变。最近美国华人教授和科学家协会会长孙贤和教授 和副会长时东陆教授提议建立类海外学术环境的海归科技特区，招百万海外学子回归。其实质是利用国外创新文化，建立适合创新型人才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文化和学 术环境。 现在有很多改革开放后出国，在国外十几二十年，有相当成就的海外科技精英很难习惯国内的学术环境。他们遇到的多不是硬件设备的问题，而是决定竞争升迁、经 费申请、学术争论等等行事规则和文化的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整体环境问题。可以说，去行政化只是改善学术环境的一个主要方法，而不是全部。为了重建有利于创 新的学术环境，中国不妨把两万亿外储拿一部分出来，在科技风气强的城市如无锡，或其他有共识的地区建立海归的科技特区，形成类海外的环境，以类海外有利于 创新研发的规则行事，形成规模，应当比科技，教育体制的改变对一个国家现状冲击更大。 换句话说，经济特区能成功，为什么科技特区不能？昨日经济特区的成功，是今日科技特区成功的基础和样板。科技特区在引进人才的同时更引入了有利于这些人才 发挥的能激发创新的文化和管理机制，将为今后中国能够在GDP总量接近美国后，进一步超越提供人才和制度的基础。 (作者：美国能源部阿岗国家实验室研究员曾左韬）
2014年3月13日 -
王辉耀：新人才 新机遇 新发展
——欧美同学会2010北京论坛暨第五届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与发展论坛的会刊卷首语 这是中国一个继往开来、亟需转型突破的时代，这是一个中国在全球化产业链中需从“制造中心”同时成为“创造、创新、创意中心”的时代，这是一个中国的核心 竞争力需从“人口”转向“人才”的时代，这是一个举国求突破、求革新、求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新人才、新机遇、新发展”的时代。 胡锦涛总书记在5月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中指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保证。” 正在蓬勃进行的创新型国家建设、经济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知识经济与高新产业的发展，以及日渐受到重视的“和谐社会”、“公民社会”等社会建设，急需大量 的各类高端人才作为支撑。而“人才强国”的国家战略提出，《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引发海内外热烈关注的“千人计划” 等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的出台，以及苏州等地方城市通过“姑苏计划”等切实工作在全国引发的引才、重才之热潮，标志着中国正进入一个空前重视人才、重视 人才培养与竞争的时代。 而海内外广大留学人才正是我国人才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鄂与同盟会，到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周恩来、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到当 代钱学森、邓稼先与中国的“两弹一星”，以及杨振宁、李政道、崔琦等为代表的海外留学人才。百年留学，人才辈出。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投身“拯救中国”的 革命事业、新中国建立初期主要从事“建设中国”的老一代留学人员相比，新时期的留学人员延续“创新中国”等贡献之外，最鲜明的特征在于大量投身经济领域， 掀起了“创业中国”的大潮，尤其在以低端产业结构、低附加价值、低价劳动力、高能源消耗为特征的“人口经济”向依托创新、创意、知识科技的“人才经济”的 转型中，作用将日益显著。 欧美同学会2010北京论坛暨第五届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与发展论坛的举办，正恰逢其时。中央举办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 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的出台。故而，论坛以“新人才、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关注但不局限于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发展等前沿话题，广邀海内外社 会各界精英人士交流、联谊，用世界的眼光，共同为中国的发展建言献策。 中国的发展与建设，中国的繁荣与富强，需要举国上下的齐心协力，也需要参加论坛的每一位同仁的各自努力；需要国家在宏观战略层面的规划、推动，也需要我们在一次次具体实践行动中的添砖加瓦。这也是欧美同学会举办本届论坛的缘由，愿为中国的发展与建设尽微薄之力！ 六十年不屈不饶的艰苦探索，三十年不懈探索的改革开放，亿万中国人的血汗与智慧，才铸就了今天举世瞩目的中国成就。未来的中国，我们坚信将在不断变革与调整中，肩负起中华民族复兴腾飞的重任！ 王辉耀 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组委会主席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2014年3月13日 -
周继述:中国金融业后台核心系统必须属于中国
世界进入21世纪，各国领袖、各企业界领袖，都在努力思考着同一问题：如何面对中国的崛起？有些将它看做是机遇，有些将它当做是危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他们都期望着西方与中国在高科技方面的距离将继续拉开,这是他们在可见的将来,懒以继续享受特权的领域。也许他们不知：中国人和中国的决策者们也十分清楚这个差距的重要性，并力图找到缩短距离的桥梁。 在奔向未来的赛跑中，西方最后的坚实堡垒是金融。无论敌友都认知这一点:那就是中国必须在这一领域具有自己的强势。人所周知，中方在管理方面欠缺西方对手们的优势; 但不为人知也许更为重要的是IT高科技方面的差距。这个差距，在中国的银行界与他们对手的较量中，起着更为严峻的作用。中外银行在中国土地上的竞争，将是未来几十年最为严峻的中西较量。 1.中国的两条臂膀-金融和IT业：如何连为一体？ 金融和IT两者在金融界和高科技界互相推动的金融+IT共同领域里，关键作用有两个： 第一，银行的雄厚资金提升IT行业的水准；第二，银行的IT架构是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换句话说：没有银行的支撑，IT长不大；没有IT的支撑，银行强不了。 半个多世纪前，美国军方和美国资本市场的心脏--纽约证交所，作为第一批使用商业电话服务的客户一事并非然。今天，IT业的巨人，如英特尔，IBM、甲骨文，微软，他们的丰厚利润，也源于金融业。事实是：IT业的成就和辉煌，源于银行业的需求。金融业为IT业的成长同时提供了供与求。可见：如果没有金融业的高端要求，国内IT业在与外国同行的竞争中，会永远处于劣势。银行的IT架构和电脑系统，不仅是主体，还是润滑剂，使今天的银行运作起来既快速又畅通。市场巨大数据量的集中、消化和分析能力，使银行在创新和稳定中达到最佳平衡。这种能力通过复杂先进的IT系统获得。 显而易见，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内金融IT业对金融业和IT业，都是必不可缺的。这两者——金融IT业，是21世纪经济的两个最重要的支柱行业。 作为金融和IT业的后来者，中国既得利也失利。在今后的几年中，还有一个契机，如果这个机遇被抢先占住，可将国内的金融IT业推向一个新峰顶。 理由如下： 1、国内银行有强烈的更新IT架构的需求，以满足监管要求且能继续竞争。 2、国内IT业，经过过去几年的艰苦努力，已经能够提供必须的基础构架（国产锌片，操作系统，服务器等）。 3、国内有一大批IT精英，在训练有素、能力和潜力上卓越领先。 目前，国内金融业和IT业都面临国外同行间成熟企业的巨大压力，在这历史关头，一个深思熟虑、双管齐下、具有战略眼光的金融IT项目，会是一石击二鸟，为中国巨人的两膀，同时注入血浆。对金融业而言，这会提供必要的IT架构，使其与国外对手的竞争会在一个更为平等的地位，而不将银行机密丧失给国外供应商，因为系统供应商必须清楚银行的内部数据从而量体裁衣的提供和支持他们为其银行提供的产品。对IT业而言，则有望占据国内产品的最大市场：银行操作系统，服务器和CPU。 细分下来，银行IT架构中最为重要的是①企业风险管理系统②信息保密系统。这两个区域一直是西方银行最大的关注点。旗舰跨国银行如花旗集团，JP摩根大通等，在这两个领域住入上亿美元，且势头不减；北美、欧洲、印度的IT巨头也都在竞争这片领地，今天更将目标所定在中国的银行界。如果袖手旁观，在5年内，中国国内的各大银行都会面临真正的危险：他们的核心系统将全部依赖国外供应商。 这不仅在操作需求和信息保密的平衡上会出现一个恶梦，更会使国内银行永远在与外国竞争对手的较量上落后一步。 这一步，不是中国这样一个崛起上升的国家，应该容忍和承担的! 中国金融业的后台核心系统，必须属于中国！将中国的核心系统外包，将银行的主要数据泻漏，一定会是中国金融界的未来风险！ （作者系IBM全球商业服务中心风险管理中国区首席顾问周继述）
2014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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