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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如何赢得新一波开放政策？
中国的开放政策已经持续了30多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中国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可持续的开放过程。作为两个互为相关的过程，开放和改革互相支持和强化。没有开放，就很难理解改革的成功；同样，改革成功了，就可以促进更大的开放。不过要意识到，今天的中国已经面临新的内外环境，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上海自由贸易区等新特区的建立，要赢得这新一轮开放政策的成功，人们更需要总结经验和教训。 尽管从总体上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成功的，但从早期的沿海开放经济特区，到后来的各种形式的经济特区，有成功的，也有不那么成功的，甚至也有失败的。一个大的历史趋势就是，特区遍地开花，特区不特。无论就其本身的建设还是其扩散和复制效应，早期沿海经济特区算是成功的。但后来所建立的各种特区，尽管数量越来越多，但无论是地方层面还是国家层面的效果则越来越差。包括上海自由贸易区在内的新一轮特区建设，如果要成功，就必须逃避这个历史大趋势。 特区成功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尽管这里有多元的因素，但从政策层面说，有两个互相关联的因素是关键的，那就是领导层的领导力和制度创新。 首先是领导层的领导力。无论哪一个国家，无论做什么事情，要取得成功，首要的因素就是领导能力。在多方面的领导力中，领导者的远见和顶层设计能力尤其重要。中国的第一波开放是1980年代沿海开放经济特区。在众多的特区中，深圳是最成功的。从中央层面来说，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对所有这些特区，无论在广东还是福建，都是相当重视的。但为什么深圳胜出？主要是深圳面临比其他地方更大的外部压力，外部压力造就了强有力的地方领导层。从一开始，深圳特区就成为中国政治的焦点。无论是围绕“租界”、“殖民地”的主权争论，还是“姓资”、“姓社”的路线之争，焦点都是深圳。正因为深圳具有这样的政治重要性，包括中央政府和广东省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不敢怠慢，任命了一大批有远见和能力的干部和官员。这些具有远见和能力的官员，能够在中国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通过追求思想解放“杀出了一条血路”。 中国开放的第二波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无疑，在这一波里，上海是最成功的。除了中央层面在政治上的大力支持外，上海所拥有的众多政治和经济人才是主要因素。无论是深圳和上海，两地都能根据本地所具有的地缘经济情况而设计发展路径。除了深圳和上海，在过去的20多年里，也不断有开放区和实验区建设，但表现都不是那么令人鼓舞，甚至也有失败的案例。很多开发区没有远见，没有顶层设计，大多是一些基础设施建设罢了。实际上，开发区往往成为地方领导人的开发项目，也就是地方领导人追求地方经济增长的项目。他们只追求地方短期利益追，没有大局概念，不能把地方的发展和整个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很多开发区甚至连本地所面临的地缘经济要素都没有考虑到，纯粹是领导人主观意志的产物。 与领导力相关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体制创新。第一个层面的远见和顶层设计非常重要，但要把远见具体化转变成为政策的顶层设计，还有一个执行能力问题。如果没有执行能力，最好的顶层设计也会变成表面文章。如何强化执行力？这里最主要的是体制创新。特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更是一个体制概念。特区的体制如果和现存体制一个样，很难称其为特区，特区也很难特别起来。在成功的特区案例中，人们不难发现具有区别于现存体制的新体制，尤其是在经济体制方面。 体制创新平庸化的危险 特区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权利，不是一些保守和左派人士所说的“特权”，而是制度创新的责任。设立特区的本意就是要为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探索一条制度创新之路。很可惜的是，从整体上来说，特区在推动经济方面的功效，远比制度创新方面的功效大。特区的体制创新能力微弱，具有多方面的因素。首先，特区体制的最初设计存在问题。特区不是政治特区，这一点并没有错。但是特区的设计者并没有对体制设计做科学深入的研究，例如把政治、行政、社会、文化等不同方面的体制区分开来，确立它们之间的边界。特区不是政治特区，也就是特区的政治体制要和国家整体的政治体制保持一致，以保障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但是，这并不是说其他方面的体制，也必须和现存体制一模一样。没有对特区体制有足够的认识，在体制设计时便没有解放思想，体制创新的能力自然就受到限制。 其次，即使在一些体制上原先有创新，但随着体制的运作，这些创新的方面逐渐消失，被现存体制所同化。从政治性比较强的体制领域，例如党政机构的设置、党政关系、政府层级到社会性比较强的体制领域，例如社会、文化组织等等方面，特区没有和现存体制有任何区别。特区本来就是新体制的试验，成功之后，需要推广到国家的其他地区和领域，但是现在则刚好相反，不是其他地区向特区“接轨”，反而是特区向其他地区“接轨”。再次，在特区发展过程中，意识到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一些特区，尤其是深圳，也不断推出了一些体制改革。但是体制改革从来就没有成功过。一旦体制改革的动议出现，最后往往演变成为一场意识形态之争。一旦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制度创新就变得不可能了。 这也就是目前“特区不特”局面的原因。缺少强有力、具有创新精神的领导层，很快就使得特区演变成为一般城市或经济区域。特区创始之时，往往出现具有远见和顶层设计能力的领导者，但一旦建立起来，政治变得平庸起来，成为国家日常政治的一部分。 如何追求新一轮政策的成功呢？最重要的是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特区是有顶层设计的，90年代的长三角的开放也是有顶层设计的。其他区域的各种特区和实验区的顶层设计，就不是那么科学了，往往是地方做好了之后，中央批准一下，实际上是中央批准的地方项目。现在也存在着这种情况。除了上海自由贸易区中央顶层设计的味道比较浓之外，其他几个包括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广州南沙、福建平潭等就缺少中央的顶层设计，更加像地方发展项目。很显然，如果要成功，顶层设计要从地方提升到中央。 与顶层设计相关的就是这些新特区的整合问题。现在人们对上海自由贸易区抱有非常高的期待，希望其能够改变目前的改革困局，把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但这并不现实。中国如此之大，要上海自由贸易区来改变目前的局面并不现实。但如果把其他几个整合起来，形成一揽子新的开放政策，就会产生更巨大的能量。同时，现实出现的问题也要求这些新特区的合作和分工。目前，因为没有合作和分工的统筹，这些区域之间已经出现互相竞争的局面。例如一些原来放置于其它区域的项目，开始往上海自由贸易区转移，因为上海被视为具有更大的政策优势和发展潜力。竞争不可避免，也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顶层设计，就会演变成恶性竞争。道理很简单，每一个地区的竞争力并非来自市场，而是行政和政治。 新一轮的特区如果要走向成功，必须避免缺失远见、顶层设计和创新能力的领导者。这一波开放需要更高层次、更高要求的领导团队。办特区既是地方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因此，特区不能沦落为只是地方项目。就是说，特区的领导人才的配置问题要重视起来。但现在没有做到这一点。在各个地地方，无论是上海、广东和福建，负责特区的地方领导层很少有远见，能够把特区建设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他们更多的是像开发商，GDP主义观念过于严重，强调的往往只是特区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们对特区没有一个中长期的规划，特区定位不清楚。领导层只知道盖大楼、修高速公路。也就是说，他们擅长于“造城”，但对于“造城”之后要干什么没有清晰的概念。结果，往往会造成“鬼城”现象，“有城无市”或者“大城小市”。要改变这个局面，迫切需要配备有远见和顶层设计能力的领导班子。 现在人们的共识是，新一轮的特区需要体现的是升级版的开放政策。只有升级版的开放政策，才能打造出升级版的自由贸易区或者实验区。什么是升级版的开放政策？人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是产业开放的升级版，就是要从以前的制造业等方面向更高层次开放，包括金融服务贸易等方面。第二，升级版的开放政策的目标，在于服务于国家整体改革的需要，尤其是经济改革。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每一体制背后都是庞大无比的既得利益。新的特区和试验区要改变这种情况。从这一角度来看，新的特区必须在改变国家内部的经济结构失衡方面有所作为，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政府和市场等之间的失衡。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尤其是金融业显得非常重要。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实现制度的升级版。现在的设计仍然过分停留在经济技术面。特区不是政治特区，就是说特区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是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是说特区在行政、社会和文化体制方面的创新就不可以了。可以把政治和行政、社会、文化制度等方面区分开来。共产党的政治统治不可动摇，但行政等方面的体制需要创新。如果没有体制创新，或者特区的各方面体制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特区便会变得毫无意义。从1980年代到现在，很多特区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缺失体制创新是主要原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新加坡和香港等都是一级政府，但中国的很多特区包括深圳和珠海，到现在为止仍然有三级政府、四级管理。特区俨然和其他城市一样，是一个官僚的城市。必须意识到，不是特区的经济表现而是特区的体制创新，才是特区存在的意义，更是特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体制创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体制的可复制性，就是说，在特区和实验区的新设立的体制，在其成功之后要推广到其他地区。换句话说，是其他地区要和自由贸易区和试验区的体制“接轨”，而不是相反。新体制被旧体制所同化，不是人们所希望看到的结局。上海自由贸易区的顶层设计，强调了这一点。但如何把新体制复制到其他地区，而不是被旧体制所“同化”？从过去的经验看，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特区或者试验区建设就是要以开放促改革，以体制创新促体制改革。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今天中国面临新的局面，特区和试验区也具有了新的使命。从这个角度看，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
2014年5月27日 -
郑永年：海外人才引进缺乏相应的人才载体
2013年10月21日下午两点，来自海内外的知名高层次欧美同学会会员及留学人员代表，在聆听了上午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后，相聚在欧美同学会会馆第四会议室，参加了由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办，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承办的一场专题建言献策座谈会，大家在会上从各自的留学经历与回国创业发展的独特视角，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专业与现实等诸多领域，坦率并真诚地阐述了自己的独特观点与建议，希望发挥建言献策的话语权与权威性，推动中国留学事业、海归事业健康稳步的发展。 来自海内外的知名留学人员代表纷纷发言，对欧美同学会及目前中国留学人员的政策、方针和现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以下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发言实录： 知识经济没有人才什么都没有，有了人才，资本也不成问题。我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人才没有载体，所以人才制度的改革要跟行政体制，尤其是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尽管我们有千人计划等各种人才引进计划，然而还是有很多高端人才流向海外。海外的人才往外流，国内培养的人才往外流，包括清华、北大毕业的高端人才都往外跑。从全球的人才流动趋势来看，总体上是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培养人才。 为什么有些海外华人回国以后又选择离开？我认为还是缺乏人才载体。现在海外人才回国以后，国家会给你一个行政级别，因为中国的资源分配是跟行政级别挂钩的，没有行政级别就拿不到资源。中国的科研基金、项目基金的评审都是这样，背后都有政治操作，而不是单靠学术研究的水平。而另一个方面，一旦你拿到行政级别的话，它同样会害了你，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做学术研究。因此，很多人回国以后又选择离开。 新加坡为什么留住人才？新加坡有四所公立大学，其中三所大学的校长都是外国人。许多大学中研究所的所长都是外国人，医院和国有企业的高层领导有很多外国人，这些职位都是人才载体。中国的人才回国后去哪里？没地方去。一个教授职位穷得要死，什么都没有。海外人才只能担任由行政级别的领导，这样才能有相应的资源。 中国的下一步的人才制度改革重点是体制改革，一定要把事业体制都改革去行政化。第一步，企业、医院、大学、研究院和研究所都要去行政级别。目前你做一个课题项目，如果没有一个行政级别，就不能报销。而我在新加坡东亚所当所长，我什么行政级别都没有，我同样可以做。在政府领域需要行政级别，而如果其他机构不去行政级别的话，如果大家还是一味去追求行政级别的话，中国的人才制度改革就搞不好，人力资源市场不会有公平竞争，也就不会实现人才的真正回流。 下一步，如果中国能把事业单位去行政化，单位的领导实行公平竞争，谁都可以来当。这样的话，国企、研究所、大学等部门的各种职位就会成为人才的载体，就可以真正的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如果没有人才的载体，人才进来以后，照样会流出去。
2014年5月27日 -
黄亚生：加大教育改革，大力吸引海外年轻学者
2013年10月21日下午两点，来自海内外的知名高层次欧美同学会会员及留学人员代表，在聆听了上午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后，相聚在欧美同学会会馆第四会议室，参加了由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办，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协办的一场专题建言献策座谈会，大家在会上从各自的留学经历与回国创业发展的独特视角，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专业与现实等诸多领域，坦率并真诚地阐述了自己的独特观点与建议，希望发挥建言献策的话语权与权威性，推动中国留学事业、海归事业健康稳步的发展。 来自海内外的知名留学人员代表纷纷发言，对欧美同学会及目前中国留学人员的政策、方针和现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以下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的发言实录： 以后再讲海归的时候，可能要问一下他是回归中国还是回归美国。现在有一种趋向是相当一部分海归辞去了在中国的工作而回到美国，他们大多90年代回来的海归。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主要是他们缺乏法律上的保护和政治上的安全。这个现象应该作为一个课题去研究，去发现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 讲到中国经济的转型，中国的经济肯定是需要转型。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有70%靠投资和劳动力的推动，有30%是靠生产力的推动。而这30%里有差不多60%是我国工业化的结果。 加大对学术人才的引进 讲到千人政策，我注意到一个现象。第一、千人计划引进的人才大多是企业界的创业人才，学术界的相当少一些。另外，学术界回来的人才，是那些已经在海外取得成功的人才。用投资领域的专业术语来讲，可能千人计划是PE，而不是VC，不是早期的投资，只是晚期的投资，这样的筛选本身成本是非常高的。 我国的人才引进过多的倾向于企业和商业人才，我认为还是要重视学术界人才的吸引。我是MIT（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现在从事广告业。MIT最近的研究显示，将MIT的教授和校友创办的公司都加起来的话，它的销售额在2010年是相当于世界第11大经济体韩国的GDP。而斯坦福以同样的研究方式的话，得出的结论斯坦福的教授和校友创办的公司的销售额相当于世界的第十大经济体。如果把大学搞好的话，它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可能远远超过纯粹吸引10000个的企业人士。 从长远发展来讲，我国的人才政策是不是应该考虑更多的面向年轻的海外人才？首先他的发展空间更大。在科技领域，科学家一般在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时最有才干。而之后会因为年龄或者因为各种应酬，他的创新意识会大大衰退。 我建议在今后的人才引进中，可以适当选择一批具有成长潜力的年轻学者。就像创业公司一样，很多会有很多案例可能是失败的，但是有几家成功的话，就很可能为中国拿诺贝尔奖。如果将有潜力的年轻学者排斥在引进计划之外的话，他们在海外取得成绩后，结婚生子，很难回来。 加大教育改革 讲到人才政策，我们需要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如果国内有能够充分有学术的自由，教授可以有选择研究课题的自由，自然会有许多海外学者选择回国。体制的改革本身就是人才吸引，这个作用比千人计划要大很多。 我跟国内学校交流时发现，中国高校要进行课程改革特别难，大学生要换专业也特别难，欧美同学会可以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做一些呼吁。人才的是很宏观，涉及很多领域，有些表面上跟海外人才吸引没有关系，而它对人才引进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2014年5月27日 -
汤敏：通过网络把最好的教育资源直接送到乡村学校去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段子。“说中国移动用了几十年才发现腾讯是真正竞争对手，工商行最近才醒悟，马云才是最危险的敌人，未来酒吧，咖啡厅还喝咖啡吗，酒店就是用来睡觉的吗，餐厅就是用来吃饭的吗，美容业就是靠折腾那张脸吗，我加了一句，未来的留学是一定要出国吗？” 我们正处于一个世界瞬息万变的时代。最近一系列变化和挑战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机遇。留学生要出国才能学习外国的知识和理念，这是过去的想法，现在随着MOOC（Massive，open online course）的出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课很快都可以完全在网上学习。用户不但可以在网上学习，还可以通过网上学习而获得相应高校的学分，这是全球教育的最新发展趋势。未来的留学很可能就是主要的课程就在自己的寝室里，家里头，甚至学校学习，然后花一年、两年的时间到世界各国，更好地去体验各种不同国家的社会现象。 我是1984年出国，2009年回来，在国外待了很长时间，回国从事过不同领域的工作，从原来的经济跨界到现在的公益慈善。把当今世界上流行的大规模公开在线教育（MOOC）在全国推广。最近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把中国最好的中学人大附中的课通过摄象头直接用到全国5个省的12个贫困乡村学校去。使乡村学校的学生跟人大附中的同学同堂听课，同堂作业，同堂考试。另外，我们跟北京大学合作，把北京大学一个创业课程传播到全国70所大学里，70个大学的同学能够跟北京大学的同学同堂上创业课，一起分享企业家的创业历程和成功经验。 教育确实不公平，特别是传统教育方式是不可能公平的。但是有了这种MOOC，有了这种实验方式，就有可能把最好的教育资源通过网络直接送到乡村学校去。我们现在在12个学校进行实验，下一步希望可以做到128个学校，全国的学生都可以共享优秀的教学资源，教育公平这个问题就不是一个梦想，有可能成为现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汤敏)
2014年5月27日 -
薛澜：扩大欧美同学会服务范围，建议吸收国际学生入会
我1985年出国，1996年回来的。当时也是比较简单的想法，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政府的作用是非常强的，公共治理的规律是什么？怎么样系统地进行研究，能够去把知识理念跟中国自己摸索的一套理念和方法结合起来，能够改善中国公共治理，希望可以在中国国内开展MBA教育和公共治理研究。 如果说原来中国的海外学子和全世界华人是如涓涓溪流的人才，那么现在的海外人才已经变成滚滚洪流。我想借这个机会说几点自己的想法： 第一，我们当时出去的时候信息不对称，我们对海外的学校的情况以及我们回国后能做什么都不了解。当时有一点比较客观，那就是我们的梦想，我们敢于探索，即使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也敢于憧憬未来，我们有着“敢于去闯”的精神。 现在留学人员的信息是非常对称的，坦率讲生活条件有很大的差别。很多海归来找我咨询，我感觉他们对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更强，他们提到更多的是风险规避性。但是梦想跟不确定性是密切结合，怎么样让我们新一代留学人员能够继续保持这种敢于梦想，敢于去面对不确定性，敢于去冒一定的风险，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海外留学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正常的学习方式，或者学习的一个选项。在回国服务的领域上，各个时期的留学回国人员则有着很大的差别。早期的留学生在学术界比较多，而现在的留学生更多的是进入商界。但是请大家关注公共领域，我们这一代在海外学习公共管理的留学生，回国后有很多进入公共领域。我在高校工作跟海外公共管理的院校联系很多，我们现在有很多在国外学习公共管理的留学生，回国以后有志于在政府部门从事公共管理，但是他进不去，因为他要参加公务员考试以及层层的考核和筛选。当年容闳在出国留学8年后回国，他原来也是想可以在政府部门发挥更大作用，但是由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他更多是从事商业的，后来李鸿章给他了一个五品官。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学了公共管理的学子，他们希望能回来改善中国公共治理做出贡献，但是他们目前渠道不通。我希望社会各方面能够一起来推动这件事情，来使我们在海外的留学生可以更多地参与到政府领域的工作。 最后，我希望给欧美同学会提一点建议。在全球化时代下，海外留学有着双重含义，一方面我们中国人出去留学了，另一方面有很多国外的学生到中国来学习，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从2007年开始就有英文的硕士项目，每年招收大量海外留学生。他们在中国来学习就像我们当初出去学习一样，我现在想欧美同学可不可以吸收这些国际学生加入欧美同学会。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欧美同学会的服务范围将会不断扩大。同时在他们回国以后，在他们所在的国家也建立欧美同学会的服务，这样的话能使得我们交流更加充分。 当年容闳在体制外，非常想为国家做贡献。150多年以后，我们的留学生特别是中年留学人员也希望进入政府，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如何对我国的人才使用制度进行改革，进一步发挥留学生参政议政的作用，这是个特别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薛澜)
2014年5月27日 -
赵穗生： 中国和平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前所未有的宽松，经济发展活跃，其和平发展的机遇期对于中国的发展非常宝贵。中国在军事、政治、外交影响力方面仍是空前的强大。只要中国自己不把自己搞垮，就没有国家能把中国搞垮，中国自己不想发动战争，没有一个国家能把中国拖入战争。从这个角度讲，只要中国坚持这么和平发展，中国利用这种和平发展的机遇期，这种和平发展机遇期的环境就存在。今后中国政府妥善处理与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就可以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来延长这一机遇期。 第一、中国周边环境对于中国的挑战。 从历史上看，中国与周边国家一直保持着睦邻友好的关系。在西方国际纷纷制裁中国的时候，是周边国家首先对中国伸出来橄榄枝。中国在与韩国、日本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上，充分显示了大国风范。 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由于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的问题上过于强调“核心利益”，周边国家担心领土争端问题在中国强大以后不能通过双边的谈判和平解决，纷纷寻求美国的帮助来进行外交协调，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从而导致与中国在外交和军事上发生了一系列冲突。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但需要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上发挥作用，而且需要为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承担更多责任。中国政府在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上，需要充分尊重他们的利益，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领土争端问题。 因此，中国媒体在宣传过程中需要大力宣传中国“永不称霸，和平发展”的理念，从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并取信于周边邻国。 第二、何如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期望值增加的问题。 东方文化提到领导权时，往往过于关注等级概念，强调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而当今的国际社会的事务处理上，更多是通过没有政府立场的代表团体（anarchy agencies）来进行商讨和解决。作为集体推选出来的代表需要负责主导对问题的讨论、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执行。 在信息化时代，话语权和发言权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领导权。以新加坡为例，虽然在经济和政治实力上算不上大国，然而其智库却在国际事务上发挥了重大作用。新加坡对众多的高校、研究机构和智库的优化整合，通过举办国际研讨会和座谈会等方式来加强与全球智库和研究机构的交流合作。 西方文化中的“大国”往往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义务（Better money to do better deeds）。同样，霸权国家（hegemonic power）在公共产品（Public goods）上承担更多责任。例如，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核武器扩散和自由贸易等国际事务上做出更多贡献，付出更多人力和物力。同样，霸权国家也是这些公共产品的最大获益者。 美国对国际事务的态度有两种观点：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和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911事件之前，美国的孤立主义占上风，主张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不干涉原则；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国际主义重新抬头，主张美国需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需要在世界和平的使命中扮演更重要的作用；而在经过了10年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后，世界依然处于动荡中，孤立主义又受到了美国民众的支持，奥巴马大选获胜以后，明确表示会结束阿富汗战争。 美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也带给美国极大的利益，马歇尔计划换来了世界民主阵营的强大；美国海军在全球的巡弋确保了世界的自由贸易，从而使美国民众可以购买全球低廉的商品。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往往不乐于去承担责任，从而失去了在相关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非洲有200万中国人，这一数字远远大于美国人在非洲的数量，然而在非洲国家很少能看到中国的国旗。相反的却能经常看到美国的国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非洲民族的内心更加信赖美国政府。 第三、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 从中美的长期发展战略来看，中国和美国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中美之间的问题主要来源于两国在战略上的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对方的意图（Intention）。 首先要指出，美国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中国的发展，原因有四：1.遏制政策伤害双方的利益，美国当年的对苏联的遏制战略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最大程度的和苏联减少经济、政治和外交上的接触。而在全球化的21世纪，中美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利益共同点，遏制中国，减少与中国的接触，同样会对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2.亚太周边国家不愿意加入遏制中国的计划，他们联合美国只是为了制衡中国，从而有利于解决其与中国的争端问题。而遏制中国对于它们来说将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不利于其长期发展战略；3.美国国力的下降，不允许美国遏制中国。美国的军费开支不断下降，美国不可能同时在中东地区和亚太地区保持军事优势，同时实施亚太战略和大中东战略；4.美国将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大量投入亚太地区，不符合美国的全球利益，美国在今后的战略中心将会是中东地区。 中美两国政府需要不断推进两国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在亚太地区形成平分秋色的力量均衡（Balance Power），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而实行健康的合作。双方需要认识到：中美合作解决不可能解决所有的国际问题，但是大多数国际问题的解决需要中美两国的合作。中美两国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需要“同舟共济、风雨同舟”，甚至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作者系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 赵穗生)
2014年5月27日 -
郑永年：腐败与中国的历史周期律
最近，因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重提毛泽东和黄炎培著名的延安“窑洞对”，又引发出人们新一轮对历史周期律的反思和讨论。当然，这也刚好契合了中共十八大以来势头越来越旺的反腐败运动。这种契合使得对周期律的讨论更具有现实意义。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以来，人们对中共如何走向未来的讨论多了起来。无论海内外，人们总是喜欢把中共和前苏联共产党作比较，希望从苏共解体的历史中学到足够的经验教训，因为苏联模式对中共的影响的确非常巨大。不过，这种比较也容易忽视一个基本的事实：尽管从组织形式上看，中共和苏共有很多类似和相同，但两者都是各自历史文化的产物。苏共是俄罗斯文明的产物，而中共是中国文明的产物，两者所处的文化导致了彼此巨大的差异性。 把中共的前途，放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来考察，更具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黄炎培所讨论的中国历史周期律，对中共的参照意义远较苏共对中共的参照意义。 历史的周期律问题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学者所思考的问题。自从近代清王朝解体之后，中国的政治精英走上了一条寻求建设一个新制度体系的道路。总体上看，建设新制度体系是要向西方学，但也免不了要总结中国本身的历史经验教训。黄炎培所做的，也就是把那个时代人们所思考的问题带给了毛泽东。当然，毛泽东本人也不可能不了解当时人们的讨论，他所给出的标准答案，也同样是那个时代人们所思考的结果。 当时的人们对中国历史的周期律，做了很多理论和经验层面的研究。总体说来，人们发现一个历史周期基本上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新王朝的建立期；第二阶段就是在这个新制度下寻求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王朝走向兴旺或者顶点的过程；第三阶段是开始衰落直到解体阶段。三个阶段之间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界限。 人们在研究历史周期律的时候，往往把重点放在最后一个阶段，即衰落和解体的阶段。实际上，各个阶段都是可以加以反思的。在第一阶段，是新王朝的确立，但不是新制度的确立；是旧王朝的再生产和复制，而不是旧王朝的转型和新制度的创立。当然，历朝历代的新王朝也会建立一些新制度，但新王朝的总体架构和前朝并不会有什么巨大的变化。在第二阶段，人们的注意力就是把新制度所能带来的“解放生产力”的作用用足，求得最大程度的发展。旧王朝被推翻，既得利益被解体，革命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等等因素，都有利于新王朝的经济发展。不过，这个时期的主题并不是改革和创新。随着王朝开始走向顶点，体制所体现出来的更大的特点就是保守，不求进取。既得利益开始壮大，不再是继续做大蛋糕，而是开始分赃。同时，既得利益也开始扼杀改革和创新，专注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当然，在这个阶段，也会出现一些为了朝廷的利益的改革者和制度创新者，他们提出各种改革方案，试图改变现状，实现朝廷的可持续统治。不过，所有的改革会触动既得利益的利益，因此他们往往没有好下场。 第三阶段最有意思，也最具有借鉴意义。中国有一个传统，人们总是喜欢借古讽今，把现实和从前王朝的末代皇帝统治时期做比较。这个时期的变化和所体现出来的特点，可以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领域。体制外的力量开始从边缘地带崛起，从边缘崛起到最后夺取政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不确定过程。如果仅从体制外的力量本身来看，夺取政权的机会实际上很小。中国数千年历史里，只有明朝可以说自下而上成功夺权，其它更多的都是被镇压。在王朝的解体过程中，尽管体制外的力量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更重要的是王朝本身，也就是体制内的因素。没有体制内部的因素，外部力量很难真正动摇现存体制。 王朝衰落有共通特点 每一次王朝衰落有几个共通特点。首先，王朝内部既得利益已经长大。这些利益都是新王朝建立之后成长起来的，在建设新王朝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已经失去了前期的进取精神。它们不再继续创造财富，而是开始通过掠夺方式获得财富，并且也掌握着国家的绝大部分财富。更重要的是，它们也开始扼杀一切改革动议，视一切改革者为敌人。一旦改革触动他们的利益，就会群起攻之，杀之。 第二，在这个阶段，王权本身往往处于弱势状态，大多权力分散在既得利益手中及与其有紧密关系的官僚体系之中。既得利益大多是王室大员，但他们绝对没有王室的整体利益观念，仅视国家事务为皇帝个人的事情。他们能够对皇帝构成最有效的制约，因为这个群体往往是王权的内在组成部分。官僚系统也就是（宰相）相权方面，往往也和这个群体有紧密的关系。相权本来就是要为皇帝服务的，但这个时候，相权往往被各个既得利益所分解，成为既得利益的工具。严格说来，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明确的王权，王权被分解在体制内部的各个部门。 第三，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进入恶性循坏。皇帝要通过改革既得利益和官僚机构来消解体制外的力量已经变得不可能，往往转而依靠国家暴力机器（往往是军队或者特务组织），通过镇压的方式对付体制外力量。但这种镇压往往显得无效，造成更大、更多的对立，继续促使体制外力量的成长。在很多时候，皇帝连动员军队的权力也被既得利益和官僚集团所制约。 第四，随着体制外力量的崛起，体制内部的一些既得利益开始和体制外力量沟通甚至结合。当然，这些既得利益不是为了改革，而是为了寻求自身的安全，免除其个人利益或者家族利益受损。体制内从权力分散状态走向分裂状态。因此，体制内的一些既得利益实际上为自下而上的反叛提供了机会。体制内部的分裂是体制外力量崛起的前提条件。 体制外出现的反叛力量尽管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其本身往往不足以推翻现政权。在反叛力量崛起过程中，有另外两个群体的加入至为关键，即知识分子和中下层的体制内部官员。这两个群体在反叛力量中起领导作用，往往是知识分子作“智库”，而中下层官僚作未来的掌权者。知识分子不难找，历朝历代，总有很多怀才不遇、对现状不满、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的知识分子。中下层官僚是体制内的一部分，知道体制如何运作、体制的问题出在哪里、如何在未来建设一个新王朝。同时他们又是一线政府官员（如果用现在概念来说），了解社会为什么会反叛、社会需要什么、如何动员社会等等。这个群体也决定了在推翻旧体制之后，所建立的新体制往往仍然是旧体制的翻版，他们所做的只是在王朝体制内部做些所谓的制度改善或改进。 对如何走出这个周期律，毛泽东和黄炎培都指向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精英所追求的“民主政治”。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听了之后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黄炎培，在谈论民主政治的时候，实际上都指向了体制内、外的关系，或者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这里面又包含几层意思。改革和变化的动力要从体制外而非体制内寻找。既得利益靠不住，因为既得利益所追求的都是私利私益。改革不可避免要依靠体制外力量。如果改革意味着克服既得利益，很难通过依靠既得利益来进行改革。但同时，改革又意味着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问题在于要找到一条依靠体制外力量来推进改革的道路。 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方法，唐朝思想家柳宗元在《封建论》已经做过论述。他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可以分为三层，即王权、大户和民。“大户”就是现在所说的既得利益和官僚阶层，“民”就是社会力量。在柳宗元看来，如果皇帝（王权）的改革行为遇到了“大户”的阻力，就可以依靠“民”来克服既得利益。 既要依靠体制外的力量来推进改革，同时又要避免自下而上的革命（或者社会运动），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动员社会力量搞不好就会演变成社会运动甚至革命，这需要当政者找到有效的方式来结合体制内外的改革力量。反腐败就是其中一种有效的手段。 在“跳出周期律”的内容中来理解今天的“反腐败运动”的意义就不是一件难事了。在这个内容中，反腐败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反腐败本身，而具有了反周期律的意义。人们总是从统治者的合法性问题来看反腐败。官员的腐败往往导致统治者的低合法性，甚至失去合法性。因此，历朝历代都需要反腐败。如果统治者失去了合法性，也即失去了统治国家的“天命”，体制外的力量就可以起而推翻之。不过，反腐败运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推进改革，即通过消弱和超越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把改革进行下去。 今天，既得利益无处不在，它们都以各种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很难说，既得利益的存在是不正常现象。同样，在一些情况下，既得利益追求自身的利益也很难说是不合理的。不过，正是因为既得利益追求的仅仅是私利，往往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相悖。再者，现在的既得利益已经长得足够大，演变成为一个个自我封闭的集团，有效阻碍着任何新利益的产生。如同传统社会，既得利益往往视任何改革为“敌人”，通过各种方式阻碍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既得利益已经进入政治范畴。中国社会现在一些主要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仅是经济既得利益集团，而且在演变成为政治利益集团。正如在传统社会，如果这些集团分解了整个政权，历史周期律就不可避免地要重演了。 因此，人们可以把今天反腐败运动的意义，放置于反历史周期律的内容中来理解。不过，正如毛泽东、黄炎培延安“窑洞对”所揭示的，反腐败运动是否可以转变成为反历史周期律，还需要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体制是否能够向社会足够开放，能否依靠社会力量。第二，能否建立一个新制度。如果反腐败运动的目标仅仅限于修补旧制度，可能仅是延迟历史周期律的发生。只有依靠社会的力量，在削弱既得利益之后，确立起一套向社会开放的新制度，才能真正跳出历史周期律。这也就是中国今天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挑战。（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14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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