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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孙立哲
孙立哲，华章出版公司董事长、万国集团董事长。1969年延安插队知青。文革后首都医科大学的第一届外科研究生。1982年赴美留学，1992年回国创业。先后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医学院、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纽约大学斯腾商学院、马里兰大学史密斯商学院、波兰法学院的医学、法律、金融、管理和MBA等多学科学位。跨学科研究兴趣包括行为金融学与投资决策、系统动力学与企业战略、肿瘤治疗学与新药开发、侵权法与公司治理、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情感经济学与幸福学、进化生物学与文化基因等。目前为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专业会员。同时或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心理系兼职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健康与卫生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东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和延安大学医学院外科教授；欧洲法律与医学研究院共同院长、商业银行及制药公司独立董事等。 孙立哲现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2015年6月1日 -
“领导力论坛”暨新书发布在北大举行
5月25日下午，由北大培文主办的“顶层视野：领导力论坛”暨《顶层视野：塑造我们世界的领导力》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大学英杰国际交流中心2层举行。该书作者迈克尔·林赛博士与王辉耀博士（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兼主任，国务院参事）、柏迈高先生（Michael Barbalas，前上海美国商会董事会成员，前美国商会会长）、丹特博士（Dante Rutstrom，伊士曼化工公司副总裁兼亚太区常务董事）、牛军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等政商和学界专家，展开深入对谈，探究美国顶级领导人的养成，及其对当下中国的借鉴意义。 北大培文总裁高秀芹博士致辞 如今，“领袖”这个词用得比较轻率，既可以指一种理想化的最卓越的人物，也可以是比较随意的。而随“领袖”派生的“领导力”常常成为著述和演讲的主题，然而，对于那些位居全世界最有权势的组织性金字塔顶端的人们的生活，我们相对来说所知寥寥。他们是谁？他们是如何达到权力顶峰的？他们又是如何对待他们的权力的呢？ 王辉耀博士和迈克尔·林赛博士 北京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的《顶层视野：塑造我们世界的领导力》一书，就针对上述种种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作者迈克尔·林赛博士是大学校长（戈登学院）和社会学家，同时也是领导力问题的最重要的思想者。本书以一项规模最大的“领导力研究项目”为基础，这项历时十年的研究是对美国最有权势的人如何思考和行动的考察。作者迈克尔·林赛博士深入访谈了包括两位美国前总统以及哈佛大学、通用电器、摩根大通、AT&T等在内的美国550位顶级CEO和政府高官，结合作者本人深厚的社会学素养，探讨了成就顶级领导力背后所潜藏的东西，揭示了塑造当今世界面貌的权势人物的个性和行为特征，总结出当好领袖人物的七条黄金原则。 在书中，迈克尔·林赛博士通过与《财富》100强的CEO们、美国总统以及宗教、学术和慈善机构的领导者们的深度访谈，揭示了他们是如何踏上领导岗位的，他们为什么要从事领导工作，以及他们为权力所付出的代价。基于这个庞大的第一手数据资源，他清晰地呈现了关于究竟是什么因素催生了杰出的领导者这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呈现了关于我们每个人应当给我们领导力的武器库添加的特征、才能和技巧方面的洞见。他同时还向我们揭示：如何创造条件以激励未来的人们寻求激情和目标，以便他们能够培育对于更新我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组织而言必要的道德与实践能量。 参加论坛活动的代表合影 这次高端论坛也是迈克尔·林赛博士首次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中国同行和读者分享。文章选自搜狐读书，2015年5月25日
2015年5月27日 -
哈佛教授眼中的中国与全球贸易——第三届哈佛校友中国公共政策论坛在CCG总部举办
2015年5月22日下午，第三届哈佛校友中国公共政策论坛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北京总部举办。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劳伦斯在论坛上发表“中国与全球贸易”主题演讲。来自中粮集团、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等的三十多位校友出席论坛并参与讨论。论坛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校友孙玉红主持。 在本次论坛上，罗伯特·劳伦斯积极肯定了中国加入WTO以来自由贸易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并对明年将于中国杭州主办的G20峰会即将讨论的议题进行了预测。罗伯特谈到，自2001中国加入WTO以来，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数额在不断增长。他认为中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到自己已经成为发展中经济体的代言人，这可能给中国在参与贸易安排制定的过程中带来更多抉择。而越来越多的多边与地区贸易安排的出现将会给WTO带来更多压力，某种程度上也会促使其加快改革步伐。 劳伦斯教授是哈佛肯尼迪学院教授和贸易政策项目执行主席，曾任美国总统顾问委员会经济顾问，在国际贸易研究方面有着很高建树，著有《罪与伐--WTO下的反击》、《地区主义、多边主义、还是更加一体化？》、《美国还有竞争力吗？》、《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直面公开贸易的恐惧》等。 2013年1月13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大卫.埃尔伍德，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爱什中心主任托尼.赛奇教授，执行主任Julian Chang教授亲自启动了哈佛校友公共论坛，来自国内外的150多位哈佛大学校友相聚北京国际饭店，由此拉开了哈佛校友中国公共政策论坛的启动序幕。哈佛校友中国公共政策论坛定期邀请哈佛大学和其他国际知名专家来华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以搭建起哈佛大学和中国各界的公共政策交流桥梁，在碰撞和交流中凝聚共识，推动中国公共政策科学化、合理化和建言献策的提升与发展，同时为哈佛中国校友之间公共政策交流提供咨询和帮助。
2015年5月27日 -
王辉耀在清华大学时代论坛的演讲
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清华大学时代论坛发表主题为《国际化进程中的人才挑战》的演讲。王辉耀主任在演讲中提出在全球化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中国亟需采取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和移民政策，积极联络海内外华人，从而更好地积累全球人脉。清华大学时代论坛成立于2003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把握时代脉搏，展现时代精神”，是清华大学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学生综合性论坛。 以下为演讲实录：参与全球化，我国1: 3仍处于劣势 我把全球化分成三个阶段：自从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开始，我们就进入了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全球航海技术的发现，带来了疾病的流传，带来了种子全球的食品全球的流传。在这一阶段，中国是做的最好的国家。过去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GDP已翻了170多倍，对外贸易翻了60多倍。特别是中国进入WTO后，关税大幅降低，中国不仅没有因为开放丧失自己的产业，反而使国内各大产业竞争力由了明显提高。在入世的带动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降低关税是消除货物流动壁垒，这种壁垒的消失给中国带来了10年的高速发展期。 全球化的第二个浪潮，是全球的资本流动。从18世纪荷兰的第一个股票市场开始，全球的资本跨越全球、翻云覆雨，最近几十年互联网时代功能是如此。但目前来看，发达国家依然是国际资本流动体系的主要角色。我国提建亚投行，说明我国已经开始在全球资本市场发力，努力赢取这一红利。但是，现在依靠资本优势掌握全球经济或治理主动权，这种优势已经表现不明显了。就像贸易优势，在经过WTO关税降低和近年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区建立以来，贸易自由化流动给世界各国带来的红利已经不突出。 贸易和资本优势不再突出，我们要靠什么实现全球化、把握全球化浪潮？我认为是人才。这就是全球化的第三个回合，全球的人才流动，中国现在还处在最大的人才输出国。我们现在在清华是美国博士生来源最多的学校。中国在全球人才流动的浪潮上还没有掌握先机。资本、人才都掌握在其他国家的手上中国只能是把污染、粗放式的东西PM2.5都留在中国，在全球化竞争里就处于劣势。 如果说，各国参与全球化三个进程相当于三个回合，要3：2胜的话，我国货物贸易的方面占绝对的优势，在资本方面处于迎头追赶的阶段，人才方面还处于劣势，总体是一个1:3的劣势阶段。 因此，国际人才的竞争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国际人才的时代，我们要紧紧抓住。过去30年，发达国家在享受国际人才的红利，中国享受了国内人口流动的红利。未来30年，中国也要享受国际人才流动的红利 过去30年，发达国家在享受国际人才的红利，中国享受了国内人口流动的红利。未来30年，中国也要享受国际人才流动的红利 现在发达国家是享受了国际人才红利。在移民型国家，外国人口占该国人口的比例大多超过20%，如美国为14.3%，加拿大为20.7%，澳大利亚为27.7%，新加坡为42.9%，新西兰为25.1%；即使是欧洲非移民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等，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超过11.5%；在亚洲，日本的移民人口比例为1.9%，韩国为2.5%。而中国的外国人口只有0.06%，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10.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2%，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6%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2%。同样是人口大国，印度的这一比例也高于我国，达到0.4%。可见我国外国人口比例几乎为世界最低水平。同时，我国在华留学生比例也仅为0.4%，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比例8%，也几乎为世界最低水平。 国际人才红利都是发达国家享受的，中国享受了什么红利呢？中国在过去的36年的改革开放阶段，中国享受了国内的移民红利。30多年前，国内的人口，农民人口可以出村了，工作能对调了。开放国内的移民，中国带来巨大的红利。深圳就是一个移民城市，现在超过2千万的人口，创造高新技术、制造包括中国还有几千万，中国的移民城市带来中国的发展辉煌，中国今天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都是因为中国在过去改革开放几十年开放了中国国内的移民的红利。 中国现在才刚刚享受国内的人口红利，还没有享受国际人口红利。中国不是移民国家，不需要外国移民？ 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不是移民国家，中国不需要那么多移民。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一直是开放的多民族国家。蒙古族、满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迁入，形成了我国现在多民族、多文化的社会大家庭。并且，世界上不少看重民族血统的国家，也开始重视移民的作用。如德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其历史上非常注重日耳曼血统，对外国人入境和工作的控制十分严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移民还只有人口总量的1%左右。20世纪末，德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出生率负增长、高科技人才短缺等现象。政府开始有条件的引进高科技人才移民。2013年，按照联合国的统计，居住在德国的移民已高达984.5万，占到了德国总人口的11.9%，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俄罗斯的第三大移民接收国，移民对于德国的经济增长和德国的崛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硅谷的创新创业文化源于多元化的人才集群效应 为什么美国创新是走在前面？答案是享受国际人才红利。这方面美国是全世界走的最前面，而且是做的最好的。在美国，专利创造1/3是来自国外的移民，诺贝尔奖获得者1/3是来自国外。在教育领域，美国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全数在校生70%来自国外的留学生。包括在计算机这些专业里面，国际学占了很大的优势。美国博士学位就业人才里，国际移民的比例从93年的23%到2010年的42%，国际移民创造了美国1/4的高学历，包括谷歌里面30%都是亚裔的，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国的。 硅谷为什么那么发达？那是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的思想相互碰撞，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不同文化背景、语言背景的人才汇集到一起，时时刻刻产生新的点子、新的思路。 以色列是全世界创新创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只有60万人，现在800万，绝大部分80%以上的人口都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这些人才的履历和背景，为以色列发达的科技产业奠定了坚厚的基础。中国需要吸引国际人才，积累全球人脉 看了以色列的例子，我们看了美国的例子，再来看中国.我们现在国际人才的储备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少的很，过去两年，美国到中国来的留学生连续下降。奥巴马上台的时候奥巴马提出要派十万个留学生留学，现在离十万差的很远。我们中国去美国留学生超过了25万，到中国来的留学生非常少。这对中国吸引国际人才是非常不利，而且对中国的创新、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实际上中国现在每年已经是生源不足了，如果不抓住国际留学生这个教育市场，恐怕将来很多学校都要倒闭。 为什么开放中国的学校招收外国留学生? 当务之急，我国提倡亚洲命运共同体，全球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沿线有60多个国家。我们可以培养多少个国家的留学生，就是培养多少个知华派、亲华派。不光是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我们中国培养的人才也要走出去。这个方面，我们需要太多国家来合作。出入境法中更多强调人才概念，去除人才流动的壁垒 什么是人才流动的壁垒？就像关税和配额是货物贸易的壁垒一样，签证就是人才流动的一个壁垒。 加入WTO，对中国最大的好处是消除了货物流动壁垒。以前中国的产品要出口，都得申请配额。加入WTO后，中国货物出口一下就井喷了。在12、13年中国贸易翻了六七倍。 签证是人才流动的一个壁垒。最早国与国之间是没有签证的。各个国家都在说留学生。去年亚太APEC会议期间，奥巴马来中国第一次宣布中美十年往返签证。以前去办美国签证可能办一年半或两年有效的，去美国留学一次办五年。现在你可以办十年。十年间可以说走说走、随时去美国，去了每次可以呆半年。这种降低人才流动的壁垒，加速了人才流动的频率，给中美都带来了人才流、创意流。有了创意流才有创新。 我认为，出入境管理法里，除了要加强管理，防范安全，要控制外国人口以外，也要更多强调人才概念。所有国家的移民法，都几乎也是一部人才法，人才战略都融在里面。各个国家都在降低人才流入的门槛。像日本，获得永久居留证原来要求要居留是十年，后来变成五年，最近又缩短到三年。我国在2013年的出入境管理法里增加了人才签证这个概念，当时是我提出来的。因为当前，这个世界最稀缺的不是贸易、是人才！建议中国海外使领馆设立人才处 以色列专门做了一个叫移民吸收部，是跟国防部同等重要的部门。中国台湾在海外也有办事处负责招揽人才。韩国成立了“联系韩国”，新加坡也成立了“联系新加坡”，目的就是到处延揽人才。“联系新加坡”就常驻在使馆。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在海外设立文化处、商务处、科技处、教育处，为什么不可以有人才处？其他国家，使馆的移民处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北京各个国家的大使馆，美国使馆最忙的就移民处。中国也应该设立一个人才处、移民处，专门吸收人才的“处”。为海外华人华侨发放“海外公民证” 很多国家放松国籍政策，包括像印度、巴西、菲律宾、俄罗斯、墨西哥，在90年代的时候全部都开始承认双重国籍。2012年韩国也修订了国籍法，承认了双重国籍。双重国籍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我们现在海外有6千万的华人华侨，华人华侨已经分布至世界各地，可以考虑开放双重国籍了。比如在菲律宾，有几百万的华侨跟中国都有关系的话，这是一个很强大的政府或者说影响力。包括在美国有四百万的华人华侨，如果他们与中国重新建立联系，将有可能影响美国对华的政策决策。 印度就很聪明。迄今为止，印度在海外发放超过了1千万合法的海外公民绿卡，叫海外公民证。海外第一代印度人可以拿这个“绿卡”，二代以后的移民，因为祖先都是印度人，回到印度也随时被欢迎，不需要办签证。 我们现在知道，在海外的华人回来一趟非常不容易。现在美国好了，有十年签证，但很多国家还都没有。所以说，发放海外公民证这种人才流通的壁垒和变革和政策的宽松，是促进人才流动非常重要的方法。中国的人才政策正走向开放，技术移民立法值得期待 马英九在台湾执政6、7年间，最大的政绩之一是台湾的护照可以去100多个国家了。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中国香港也有100多个国家可以免签。 我们护照的含金量在逐渐的提高。原来我们只有几个国家免签，现在有40多个免签和落地签的国家。我们每年出去1亿人，在海外消费1千多亿美元。按照有关预测，到2020年中国会有两亿多人出国旅游。包括留学生出国学习潮，大家对签证便利化的需求是很大的。 当然，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呼吁中国建立移民的体系，非常高兴的看到上个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来要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去年年底中央首次召开了全国留学生会议。原来这个会议都是在教育部，去年是提升到了中央的层面。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要统筹谋划出国留学来华留学，来华留学和出国留学上升到同等地位。还有，李克强讲的留学事业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延东副总理也讲坚持教育开放合作、立足中国，走向世界。这都将留学上升到很高的标准。我们智库能够这么多年的关注、呼吁得到了中央的政策的重视，并有了体现。吸引留学回国人才和外籍人才进入高校，避免高校人才近亲繁殖 现在我国高校招收教师人员，有很多是近期繁殖，学生毕业后留本校。甚至有些招关门弟子，自己教出来的再招回来。但是，中国的教育可以更好更多的鼓励来自不同的学校的人才任教。我了解，哈佛大学学生毕业以后，可以留到学校也可以去别的学校。这种来自不同的学校的教师人员比例越高，对这个学校创新越好。中国需要更多的国际化的领导人才 国际领导人才的培养，实际上确实很重要。中国现在国际组织里面人非常少，现在国际组织在大量的可能日本也没有，大量的韩国人、印度人，欧洲的都有，但是国际组织里面中国人非常少，大力的推动中国人才进入到国际层面，这是提供领导人才的一个方式。 阿里巴巴到美国上市，马云就讲阿里巴巴不是中国的阿里巴巴，是世界的阿里巴巴。去年我们的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也发现，中国到海外投资已经超过了来华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代已经到了。但关键是有没有领导人才领导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需要培养更多的国际化的领导人才，不光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能更好的参与全球化。各个学校包括像清华、经管学院、或者像肯尼迪，像公共管理学院,可能都在未来培养国际化的人才，包括领导力。
2015年5月25日 -
CCG携手亚协、摩根大通举办“领先一步”研讨会
5月12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亚洲协会香港中心、摩根大通在京成功举办 “领先一步”研讨会。就“中国人力资源储备：缩小经济转型期的技能缺口”，政界、商界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一致认同培养并提高人才技能对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讨会上，嘉宾们详细讨论了当前中国面临的就业形势，并探讨了行业领袖、学术界和政府如何发挥各自的角色以缩小人才技能缺口。此外，参与圆桌讨论的嘉宾们还指出随着中国经济从制造主导向消费主导模式的转变，经济发展将对人才技能提出新的要求。 经济快速发展、有待完善的教育体制机制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供给和市场需求之间的显著失衡。多项调查表明，由于可用人才短缺，世界各地的企业都面临着岗位空缺的难题。这一问题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显得尤为突出。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而人力资源储备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技术劳动力的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将给经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此次研讨会的目的是讨论并建议中国如何提高劳动力技能、增加就业机会，以推动经济增长，这些议题也正是中国政府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王晓初在其主旨演讲中详细阐述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就业市场面临的特殊挑战。 “中国正逐步向价值链的上游转移，因此中国教育机构需要加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以适应实际工作岗位的需求。此外，公司自身也必须寻求留住人才的有效办法。教育界、商界和政府联合解决这一问题，将会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有力的保障。”CCG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亚洲协会联席主席、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主席陈启宗先生表示。 在中国，人才技能缺口这一问题在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行业尤为突出。信息技术行业的蓬勃发展为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很多中国科技公司急需大量高技能人才，以维持公司业务的高增长。在信息技术行业，企业需要采取创新策略来应对吸引并保留高技能人才方面的挑战，从而为企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保障。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先生在会上提出，应该从强调创业教育着手，创造更多高端或中端服务性工作的方式以缩小与西方的差距；此外，应该引进外国职业技术教育方面的经验，并将原来是职业高等学院升为大学的恢复成职业高等学院，国家应该回到职业教育的层面去培养更多人才，培养人才应该转变观念，许多高等技工可以获得超过大学毕业生的待遇；而中国的社会保障方面也应予以加强，流动人口应该给予本地居民同等待遇，技能人员才能留下来并成为高效率的劳动力。 CCG 副主席、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徐小平提出，在新经济的情况下有很多的工作机会被创造了，需要很多新的工作技能，工作技能每天都在被创造出来。政府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政策来鼓励创新，鼓励创业，对于年轻一代来讲面临着巨大的机会 。 CCG副主席、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汪潮涌提出，中国在未来需要四种人才来满足新经济的需求或是经济升级的需求。需要新一代的企业家具有创业精神；需要新一代具有良好技能与培训，效率高超的服务业劳动力人才；需要具有全球化意识与良好外语沟通能力的人才，因为中国的企业家、国有企业、中国的资本、产品都需要不断向海外拓展；此外，还需要专业化的管理型的人才。 “领先一步”系列研讨会旨在集合商界、政界、学界领袖，共同讨论全球性问题以及亚洲地区所面临的关键挑战，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该系列活动由亚洲协会香港中心主办、摩根大通集团赞助，一年举行两次。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作为国际领先的国际化智库致力于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研究，CCG作为合作伙伴联合举办了此次北京研讨会。下一场“领先一步”的系列研讨会将于今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相关活动链接： CCG携手亚协、摩根大通举办“领先一步”研讨会 亚洲协会“了解中国行”走入CCG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与亚洲协会会长举办交流午餐会 CCG协办亚洲协会“中国经济改革及其全球影响”研讨会 亚洲协会举办“香港对话”研讨会
2015年5月14日 -
新型智库如何突显自身独特性？
2015年4月21日，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成功举办了“中美智库高端论坛”。论坛围绕中国的智库建设与国际合作展开了三场专题讨论，近20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做了精彩发言。 论坛的第二场专题研讨的题目是“多元化的中国智库：新型智库如何突显自身独特性”，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主持，察哈尔学会秘书长柯银斌、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共识传媒集团总裁周志兴发言并参与讨论。李成先生认为国际、国内、人才三方面的原因正在促使中国智库迅速发展，中国发展智库，至少在短期内，也许独立性不是其主要的追求目标，也许多元性应该是其追求的目标。柯银斌先生认为，中国特色就是多元化，新型就是要创造新型的价值，智库应该明确自己的功能定位，有重点地实现自己的功能。周志兴先生认为智库的多元化不光是形态的多元化，还应该有思想的多元化，应该是很多多元化的集合。 第二场专题研讨嘉宾发言全文如下： 王辉耀：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非常高兴主持今天下午这个分论坛。 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些年来进入了智库的阶段，进入了智库大发展的阶段，特别是两办发布了中国智库建设的意见以后，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开始。这可能跟中国智库的特色还是有关系的，中国本身的国情，国家很大，决策也非常集中，而且还相对比较高效，从上到下可以一竿子插到底。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没有存在西方国家的机制，比如反对党的机制、议论辩论等等，中国的智库如果很高效，能够充分论证得好那是有好处的，但如果论证得不好，也会带来政策执行不到位的危害。在中国还没有实现全面发展的情况下，智库就突显了它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决策机制上，过去60多年来是传统的模式，比如八大民主党派的模式、两会建言献策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智库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力量的推动，可能会带来中国更多的变化。所以智库在这个阶段得到相当大程度的强调和提倡，是适合中国这个独特的背景的。所以今天讨论多元化的中国智库，我们荣幸地请到几位嘉宾，布鲁金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也是智库的资深专家；第二位是柯银斌先生，察哈尔学会秘书长，也是很知名的智库；第三位是共识传媒集团总裁周志兴，也是一个智库型的传媒机构。三位嘉宾都是非常资深的，对智库也非常了解。 我们有两轮研讨空间，第一轮我想请嘉宾就中国智库的基本情况发表他们的见解，比如中国的新型智库如何发挥它的独特作用，比如为活跃中国的思想市场和政策市场做出贡献。我们知道，30年前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候引进了民营经济、引进了外资，活跃了中国经济的市场，现在我们建立中国智库，包括各类智库、包括民营智库，能不能也搞活中国的思想市场和政策市场？新型智库有哪些新？包括品牌建设和它们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哪些特点？首先请李成博士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想法。 李成：刚才您讲了中国智库的春天即将到来，我想，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春江水暖鸭先知”，尤其是你们生活在中国，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我们海外智库也随时关注中国智库的发展。 我觉得，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期，这个时期跟美国50年代、60年代有点接近，原因应该是比较清楚的，一方面是国际的，一方面是国内的，还有一方面是人才，这三方面正在促使中国智库的迅速发展。这里一个关键词是“多元”，所以我是同意Arthur kroeber先生讲的，中国发展智库，也许独立性不是主要的追求目标，至少在短时间中是这样，也许多元性应该是它追求的目标。多元性也是基于国际环境更多的多极化，刚才Martin Indyk也讲到国际社会迅速变化，非常复杂，需要作为大国的中国对国际事务，包括经济的、能源的安全的、气候环境的等等，都有进一步的认识。而国内政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非常多元。这使我想起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经说过的，怎么领导一个国家呢？有247种奶酪的国家，而中国也变得非常非常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有时候想的是一回事，民众是另外一种观点，这种沟通，需要智库起很大的作用。 还有是一个旋转门，我知道王莉丽写了一本书就是以旋转门作为主题。前段时间多是一些退休的干部到智库去工作，在未来的几年或者十几年当中将会有一些更平衡的旋转门，一些年轻的、在智库工作的人也会不断地转到政府去，当然中国也有这种情况，像王沪宁、刘鹤（音），也是很好的例子，到了非常高的位置，到了习近平的经济顾问、到了政治局顾问，所以这三种因素促使中国智库在迅速发展，而本身的多元又是中国智库的一个新的方面，所以我想在多元方面讲一下自己对中国智库的看法。 王辉耀：就像当年我们搞活经济市场多元化带来了中国经济市场的繁荣，我们在思想市场、政策研究市场如果也有多元化的话，一定会带来思想市场、政策市场的繁荣，特别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智库的作用不可小觑。 我知道察哈尔学会是研究公共外交方面非常资深的智库，从专业化的角度看，柯银斌先生您如何看待我们刚才谈到的问题？ 柯银斌：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我理解，中国特色就是多元化，新型就是要创造新型的价值。作为多元化的中国智库，在活跃思想市场方面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功能定位。我们知道，一个智库的功能可能有五项，资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并非所有的智库都要把这五项功能做齐了，有的就可以做一项功能，或者以某一项为重点。中国的智库是多元的，那么每一个具体的智库而言，它实现的功能应该是有重点的。比如党政智库，它资政谏言就是必须的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比如胡老师的高校智库，在理论创新方面肯定是比较擅长的。舆论引导方面，周总做得肯定比谁都好。在社会服务方面哪些智库做得好呢？这有可能是民间智库发挥长项的地方。察哈尔学会是做公共外交的智库，所以再说一句话，所有的智库都要做公共外交。 王辉耀：谢谢，确实，现在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也成为了大外交的一部分，智库当然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座的其他机构也需要发挥更大的公共外交的作用。 周志兴先生是很知名的传媒界人士，是共识传媒集团总裁，这些年来在打造思想市场，特别是在智库方面提供传播平台方面也有很多贡献，我想听听您的高见。 周志兴：本来到清华大学想着语出惊人地说几句话，想了半天还是说不出来，我想，因为没有一个智库来帮我写稿子。 刚才说到智库，王辉耀和其他许多人讲你们共识网就是一个智库，每次听到这个话我都是否认的，我们远远不是一个智库，我们甚至连个媒体都不是，我们只是一个有一点受众的网站而已。为什么请我到这儿来？我想是因为我最近去美国、去布鲁金斯去得比较多，所以李成就请我来了。我这三年每年都会去，都会见到布鲁金斯的领导们，我知道，美国的智库是我们心目中非常出色的一个智库，我想，中国可能在短期内不能像美国一样有这样的智库，但是中国现在在起步，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有苗不愁长”，有了这样的苗头就不愁长。 当然像日本的智库，我去日本比较多，日本的智库在资金上是比较充裕的，但是日本政府并不是那么听智库的话，不像奥巴马总统或者是克林顿总统，他们对智库是很尊重的。我去年在日本跟东京财团的人交流，我说，听说你们是安倍首相的智库？他们首先否认，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他说，我们是为日本人民服务的。后来我说，安倍去靖国神社，你们智库给他们出了什么主意了？他们说，我们说的话安倍不听。所以我想，每一个智库都不太一样，布鲁金斯在现在、在奥巴马这一届政府里，它的话语权格外强。 中国现在智库在起步，有很多智库。当然，如果说刚才李扬院长在这儿讲社科院是个智库的话，我们也不否认，刚才讲到多元化，我觉得这个概念不是清楚，多元化有几种多元化，一个是智库形态的多元化，比如有社科院？有大学的、有民间的，一个是智库思想的多元化，有这样想的、有那样想的，有这样说的、有那样说的，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需要我们去做的，所以多元化并不光是形态的多元化，而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多元化，很多多元化的集合。 王辉耀：周先生从他切身的经验阐述多元化，讲得很好，确实，我觉得多元化也不光是形式上的多元化，包括思想、观念和探讨议题的多元化，智库多元化的开放对中国未来的科学民主决策会带来巨大的推动，第一轮的话题大家讨论得非常好，而且有一定的共识，下面一轮针对三位嘉宾不同的背景谈一些具体问题。 我们都知道，布鲁金斯历年排名都是世界第一智库，布鲁金斯的三大法宝是他们智库安身立命的根本。我想问李成先生一个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智库如何处理好和政府的关系？来建设性地给政府建言献策同时又不太受政府的影响？第二个问题，现在很多中国智库的资金来源成问题，像美国的智库生态非常好，有基金会、有捐赠的文化，捐赠的法律法规也很健全，但是在中国这方面都处在萌芽状态，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家还处在捐大楼、扶贫救灾方面，他们还没有发展到捐智库这种最高境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智库发展缺资金的问题？ 李成：确实，布鲁金斯把独立性看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您讲到我们的座右铭是三个词，王莉丽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讲到了，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但是我们不要把很多东西都神秘化或者太理想化，这是我们追求的理想，而布鲁金斯是信奉这个原则，但并不是所有的美国智库都是这样，有很多智库和政府有很密切的关系，有的智库有非常强的意识形态，有的智库是为某个企业、某个行业服务的，这些都是美国智库的多元化。但是布鲁金斯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在独立性的问题上，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包括在两党选举的时候，我们不能以布鲁金斯的名义站台，也不能够用布鲁金斯的资金来为选举服务，如果你请了民主党的候选人，也要请共和党的候选人，包括最近布鲁金斯中国中心的介绍，以前是用了刘延东和希拉里的介绍，现在我们准备把希拉里的照片换掉，因为她又开始竞选了，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敏感性。而我们每年也要写一个保证，就是不用布鲁金斯资源为某个利益集团服务，这方面都有很严格的规章制度在进行当中。 关于第二个问题，怎样发挥影响力，这也并不矛盾，我们当然希望通过我们的资源、通过我们的旋转门起一些作用，但同时我们看布鲁金斯的人员构成中，也许大多数是民主党派，但始终是有共和党的，我们保持了这样一个平衡，而这个平衡也是为什么中国布鲁金斯中心有影响力的来源之一。同时，也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准则，有了这样一个文化，所以有很多人意识到应该赞助这样的智库，维持它的独立性对整个社会有利，对一个国家的健康发展有利，所以它是没有附加条件的捐款，它是相信你，而不是希望通过什么途径影响你。正是因为这样，有时候很大的企业要捐助我们，我们是退掉的，包括有一个研究药物的企业要我们研究公共卫生，我们说不能这样做。这是你的政治文化，再加上美国对捐助的税务保证，使布鲁金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否则你很难想象85%的财经来源来自于捐款，能够使布鲁金斯能够发展下去。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在发生变化，加以时日，中国会出现中国的布鲁金斯、中国的卡内基，我相信在未来的10年、20年当中就会出现。但是智库的发展是需要过程的，它不可能一下子成为世界第一或者世界最有名的智库，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学习他人的长处、学习其他人的经验教训，在这方面，我们布鲁金斯学会希望和中国的同仁能有更多的接触，而我们在中国的中心——布鲁金斯清华中心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王辉耀：谢谢李成，他说得非常好，一方面我们要保持智库的中立性、客观性，另外一方面，在资金方面，布鲁金斯得到的很多是不受限制的捐助，这样对它的研究是很有好处的。包括它的运营机制、它的管理，布鲁金斯对中国的智库建设提供了很多很有益的经验，特别是中国特库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将有很好的参考。 下面请问柯银斌先生，大家都知道，现在公共外交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我记得前年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还讲，希望欧美同学会成为智囊团、人才生力军和公共外交的生力军。察哈尔学会智库作为一个公共外交很有特色的智库，你们在开展公共外交方面如何进展？包括怎样推动中国民间外交的进程？你们还有很多出版物，所以这方面请您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 柯银斌：布鲁金斯学会有几个词，察哈尔学会2009年成立的时候也有几个词，叫前瞻性、影响力、合作共进，我们没有把“独立性”列在里面。但是其实我们是最独立的，你们是80%的资金靠捐助，我们是百分之百，所以我们没有政府的一分钱，也没有海外基金会的一分钱。独立性看怎么理解，如果从人才流动角度来讲，布鲁金斯是最不独立的，因为你们没有旋转门，智库专家到政府上班，政府的要员回到布鲁金斯学会任高级研究员，从人才流动角度来讲，你们并不独立，可能资金独立、课题独立。这是我对独立性的理解，我个人认为，独立性应该是独立的研究精神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才是独立性的本质，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们又是独立的。 察哈尔学会作为中国的一个非官方的智库，我们在中国一直在推动民间外交的方面，这从一点上我们给中国的民间智库提点建议。 第一，我们要做一点稍稍有前瞻性的事情，2009年7月份当时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讲公共外交，我们9月份成立，之后就做公共外交。因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把公共外交定位为他们的主要职能，加上我们学会的创始人韩方明主席是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所以把创办《公共外交》期刊的任务交给我们学会了，因为外事委员会要做，但是他也没有钱、也没有人，察哈尔学会作为这个杂志的承办单位，从此察哈尔学会在中国公共外交推广上一直在做，做到2012年，十八大报告里写上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第一阶段结束，第二阶段我认为还要更加专门化，所以从2013年察哈尔学会做公共外交，已经很少说公共外交这个词了，我们要说城市外交、企业外交、宗教外交、高校外交、女性外交、军事外交，这些更具体的公共外交形态。公共外交也许是水果这概念，我们下面要研究苹果、桔子、梨。我原来是研究企业战略出身的，所以我有一本书叫《立基战略》，小型的智库就必须抓住自己的立基战略，抓住以后还得集中全力、集中所有的资源做下去，不要东一下、西一下，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你看胡老师的国情研究，几十年来一直这么做下去。第三，因为中国的机会确实很多，要专注一个领域确确实实是比较困难的，大家都耐不住寂寞，要跑到别的地方去试一试。如果有新的机会来了，我的建议是要把这个新的机会和你原来的立基结合在一起，所以2014年察哈尔学会把和平学作为一个综合的领域，我们把和平学和公共外交结合在一起，我们做的公共外交就是以人类和平为目的的公共外交，而不仅是局限于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我们要做公共外交的内容也是以中国的和平为内容的一些公共外交。所以，一个民间智库，资源少、规模小的智库，就是要专注、专门、专心。 王辉耀：谢谢柯银斌先生阐释了你们对公共外交的理解和你们的一些经验。你刚才讲你们的智库很独立，但是你们智库的主席也是政协外事委员会的主任，也是来自于政府。 下面再问一下周先生，刚才布鲁金斯提到影响力，实际上在智库时代如何发挥影响力？您在传媒行业有很深的经验，那么智库如何发出它的声音？在中国这个多元智库的时代到来的时候，如何通过传播或者品牌来打造智库的影响力？包括它的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和舆论影响力，你这方面可能有很多体会。 周志兴：我想，中国发展到了现在，这么多事情需要管理，就像李成刚才讲，戴高乐说有247种奶酪的国家怎么个管法？我在想，像中国这样有数不清的食品添加剂的国家，不是更难管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好的智库来给国家出主意。过去我们国家的主意都是在社科院这个层面就出了，其实社科院就是出主意，领导自己都有主意，现在很多智库就是给领导的指示来做诠释，比如领导说要搞四个全面了，然后就写我们怎么样落实这四个全面。真的智库不应该是这样，而是应该真正想出解决这无数种添加剂的办法来，这点上来说，我为我们的智库有这样几个关键点。独立性当然不用说了，但是独立性由什么来构成？首先是资金，李成最头疼的就是资金，如果说资金问题解决不了，李成就要被炒鱿鱼，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可怜他。我觉得资金的独立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企业家现在还没有捐钱给智库这种习惯，就算是有个别的捐了钱的，可能也要有制约，比如你要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的智库应该是不受这些私人捐款的影响。第二，智库要有专业，没有专业肯定不行，就是刚才柯银斌讲的要认准一个方向，布鲁金斯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智库，但是在我们接触的还是中美关系、地缘政治方面接触得多一些。但是我认为，智库应该有自己的专长。第三，配合专长，应该有自己的专业人员，就是要有领军人物，就是今天傅莹讲的，每一个行业的领军人物在这里。第四，要有前瞻性，我们的智库不能光顾眼前，不能只是领导说什么了我们就来解释什么，而是要看到两年以后、三年以后甚至十年以后，可能要有不同的梯次来研究将来的问题。第五，我们的智库要有品牌，布鲁金斯如果是个品牌的话，我觉得察哈尔也是个品牌，现在公共外交的品牌，当然李成没那么独立，你刚才说自己完全独立我也不承认，但是你已经有了自己的品牌。第六，应该有自己的声音，就是要有自己的影响力出来。我们的智库的成果应该分成两种，一种是面向社会大众的，这应该是有影响力的，一种是中国人喜欢的递折子，这可能不是影响力，可能是在领导那儿有影响力，但是总而言之是一个影响力的问题。 当然现在有很多问题，首先是独立性的问题，因为资金问题解决不了，限制比较多，所以独立性解决不了。第二，我们没有一个这样的渠道，就是我们的官员真正下来作民间智库的研究人员，我们现在所谓官员下来做的民间智库基本上都是官方的智库，我不知道魏建国部长来了没有，都是这样的。我记得我去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毅宁（音）领着我，推开一个门，这是前财长到我们这儿来了，又推开一个办公室，这是前前财长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没有这一说，当然，根据中国这种官场的习惯，一个部级官员到了我们这样的民间智库可能会不习惯。第四，有些敏感问题还不敢涉及。 王辉耀：您讲得很好，在智库的影响力方面，包括它的社会影响力、媒体影响力方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智库是通过它的社会影响力来形成社会共识，倒推社会影响力，说到底还是政策影响力，当然建立共识、社会影响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我们解剖了三个智库的案例，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都是非常有启发的。我个人认为，中国智库虽说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是也还要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智库首先是非营利组织。现在一窝蜂而上，有的咨询公司也跟智库靠边，也说自己是智库，这样会把合智库的品牌做坏了，还是要跟公共政策有关的非营利组织是最重要的智库，影响社会大众，同时是非营利的，如果它要想营利，那你就是麦肯锡，是咨询公司，不能称之为智库。所以在目前中国这个概念比较混乱的情况下，需要我们作更清楚的澄清。 第二，智库实际上是需要人才的，特别是中国的智库现在在建设时期，我们特别需要智库人才，特别是缺乏领军人，像胡鞍钢的公管学院，带起了国情研究所，领军人才对智库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我也赞同智库的建设最后是靠人才来实现，包括中国开放旋转门，允许退下来的官员到各类智库包括到民间智库去兼职，我觉得以后肯定会有这一步，我希望这方面能得到发展。包括我们的智库，龙永图是我们的智库主席，像吴建民大使都是我们的顾问，这也可以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智库的建设。 第三，智库要形成和社会、和中国企业界互动的文化。现在智库好像和社会、和企业比较脱离，实际上我们也需要企业的非限制性捐助来扶持中国智库的成长，如果没有中国企业家起来，或者就像国外的基金会、企业家的捐助，智库也走不了太远，因为说到底智库也是智力密集型很高、费用很高的行业，需要社会的捐助和企业家的支持，而且是不带限定性的支持。中国的智库应该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目前决策特别需要更多智库参与的情况下，智库也是加强基层民主、科学民主决策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这是特别值得提倡的。 最后我把十分钟的时间留给在座的听众来提问。 听众提问1：我来自新华社瞭望智库，我作为智库研究的记者已经干了三年，专盯国内外大小智库的动态，这是我们新华社的一个很新的业务。我有一个问题请问李成老师，人才的重要性，领军人物的重要性。我记得十天之前有一篇文章非常火，题目是“中国知华派专家”，李成先生榜上有名，而且排名靠前。我想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知美派、知日派、知英派这些外交政策的领军人物在国外的发展以及他对中国智库建设的意义？我个人感觉，这可能在未来是中国智库发展比较有意思的新兴趋势，我们是不是要打造这样一些知日派、知华派、知美派的明星？这可能是智库发展中的必然趋势，您取得二者的必然逻辑是怎样的？ 李成：首先我要讲外交学院的这个评比也是尝试的，不一定有完全的科学性，不管怎么样，很高兴我们被选上，在前十位当中有五位都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在美国十大知华派里有五个都是布鲁金斯学会常驻研究员，这本身也反映出布鲁金斯学会的实力。 但是这个问题在于中国实际上有非常好的一流学者，包括胡鞍钢老师和在座的很多，布鲁金斯学会在过去几年当中也出了《中国思想家》丛书，我们准备有12个思想家，各个领域选一个，包括政治学的俞可平，法学，人口和经济学的胡鞍钢，我最近在编何华宁（音）教授的伦理研究，还会做青年研究、女性研究、宗教研究，希望把中国最好的学者介绍到西方去，因为这是不对称的，你到中国的书店可以看到很多西方学者的书翻译成中文，但是你到美国的书店去看，有多少中国学者的著作能够在美国书店的书架上？几乎是零，这是很不对称的，这对美国等国家是种损失。假以时日，中国的思想家会走向全球，但是这需要一个宽松的、开放的学术环境，这很重要，尽管我刚才讲了，追求独立也许不是目前中国智库发展的重点，但是有一个学习的氛围，有一个开放的氛围，有一个多元的环境，这会帮助中国能够产生世界一流的学者。而目前这种情况，中国对外交流的方式、中国智库的声誉还处在低潮期，这需要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智库发展不是搞公关、不是搞宣传，更多的是一种交流，是一种文化的对话，我们不能夸大了文化上的不同点，在有些方面中国当然有它的特色，但是如果过度强调特色以后，你就会限制自己，所以为什么中国的许多学者本来应该有世界知名度但是没有实现，有很多原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氛围，当然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但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尤其是中国对思想库建设的重视，不断地会有新一轮的年轻思想家或者是世界性的思想家诞生。 听众提问2：我是外交学院的博士生刘畅，刚才新华社的这位听众提到的外交学院的报告就是我的老师带领主持的，我作为课题组的其中一员全程参与了整个活动，这个报告的研究是外交学院副院长主持的。我的问题是，我们做这个报告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搞一个排序，科学性可能是有一定问题的，我们是在做一个尝试，但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其实是探讨一个如何让美国的专家更了解中国人怎么想的途径，以及把更多的美国研究中国的人介绍到中国，特别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当然像李老师、李侃如先生这些大家不用说了，一些新生代的中青年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是怎样的，我们希望引入到中国来。根本的目的是寻求中美两国之间拒同化异的渠道。所以我的问题就是，智库合作和智库交流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知识界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做这个研究的根本目的，请问李教授，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智库合作如何能够在制度性上面有一个创新性的探索，使得中国和美国之间智库层面来带动整个两个国家社会之间、民众之间的互相认识，能够创造一个有利于中美两国和平稳定发展的支持性、建设性的氛围？ 李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答案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就是开放和交流。我自己和刘亚伟的中心本身就是开流的受益者。开放和交流在布鲁金斯也很明显，中国外交政策当中有一大批人都是在布鲁金斯曾经作过访问学者，包括王莉丽、王辉耀，都在布鲁金斯待过很长时间，包括很多中国研究外交的学者。但是你会看到，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研究中国的人能够到中国智库待过很长时间，能够成为美国的思想界、外交界有影响的人是很少的，很不对称，我希望看到中国在这方面也是很开放的，只有你开放了，包括你到智库来访问，你可以看到智库的很多弊端和问题，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你就会知道并不存在什么阴谋论，像布鲁金斯这种跟政府关系很密切的，更多的是一种善意的批评和良好的愿望。对我来讲，我本身进入智库也是八九年之前，这以前我也有很多奇怪的想法，到了智库以后才发现这种想法有多可笑。这种开放可以帮助两国改善关系。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是要加强智库的开放和合作，用战略的角度来讲，能够形成互信，本身智库就会带来很多朋友，而这种朋友带来的影响，它影响民众、影响政治、影响决策，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尤其我们看到未来一代，我们智库里有很多中国学生，他们回去以后会知道华盛顿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希望我们更有机会来提供这样的条件。但是遗憾的是，我们需要更多的赞助来支持交流，美国考虑的更多的是财政来源的安全，中国更多的是其他的考虑，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需要两国维持和加强这样的交流。 听众提问3：我是来自澎湃新闻的记者。 这个问题给在座的各位老师，这个环节大家谈到智库要多元化发展，同时也谈到中国的智库迎来了春天，但是也有这样的观点，已经有人谈到中国的智库是不是有大跃进的迹象，希望各位老师谈一谈如何既要发展又避免出现像早年“大炼钢铁”的情况？ 王辉耀：我希望不是把中国所有的咨询公司都定位为智库，其实智库更多的还是跟公共政策有关，而且是非营利的。 柯银斌：一个是功能定位大家样不一样，在实现同一个功能里，大家的战略也不一样，在战略定位同样的情况下，大家在战略里的领域不一样，在同一个领域里的方法方式也有不一样的，如果这三个层次的不一样加在一起，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功能定位、领域定位、方式定位，三个定位都很清晰，大家都不一样，是个生态系统。 周志兴：你说的情况一定会出现，就会大跃进式地涌现，但是这句话你不要作为新闻的标题。为什么呢？我们国家历来都是这样，只要是最高领导有提倡，下面就会一窝蜂地上。我觉得也没什么可怕，就是可以慢慢调整，在实践的过程中，有的可能就被淘汰了，有的就被消化掉了，最后剩下的是好的，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出现，就是浪费了钱、浪费了时间，但是我想，一个好的智库成熟，可能需要这一步，如果现在就采取国家调控的办法，符合什么条件才能办，你这个可以办，那个不可以办，也可能把好的东西扼杀掉了，如果在市场竞争中有好的东西出现，那可能比行政手段要好得多。 李成：我觉得中国智库的发展目前最忌讳的是雷同，它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我也同意大浪淘沙必定会把很多东西淘汰掉，这也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包括美国等很多国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这引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处理好人才的竞争和智库本身的建设？布鲁金斯学会本身有100年的历史，人才可以走动，最终是一个布鲁金斯的品牌创造出来了，所以两者的关系是互动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小的智库也许会做得很成功，智库不仅是与个人相关，如果想要长久发展，要有个性，这取决于智库本身的建设，这方面，不光是大而全还是小而精，这是不同的模式，我们布鲁金斯走的是大的模式，但是并不是大的模式都可以这样做。而且实际上我知道，社科院也在创建新的智库，有七个新的智库成立了，习近平提倡建设新型智库，他们的调整也非常快，这方面会有很多新的变化，这是好的事情，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应该批评过多，因为这是早期必然出现的现象。 王辉耀：这场三位专家跟我们分享了非常精彩的观点，我得到的关键词，包括智库的多元化，如何打造中国的思想市场，如何建设中国最好的智库和发掘智库的人才、提升智库的管理，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再次感谢三位专家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文章选自清华布鲁斯中心，2015年4月27日
2015年4月30日 -
CCG主办“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论坛”
2015年4月21日，一场汇集世界各国移民与人才流动专家的高规格论坛在京举行。这场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2015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论坛”，旨在探讨世界各国、各地区在国际移民和人才流动方面的现状和对策，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吸引人才的经验，搭建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和专家学者之间进行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和网络。与会嘉宾、专家合影国际权威专家齐聚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各国应该如何发展人才战略？又该如何吸引并留住人才？作为国内领先的移民与人才流动研究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邀请了来自国家外国专家局、人社部人事科学研究院、国侨办、公安部等有关部门领导，国际大都会组织、国际移民组织（IOM）的负责人与专业人士；世界各国移民与人才流动专家专程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葡萄牙、日本、印度、瑞士、卢森堡、奥地利、德国、土耳其、新加坡等地来到北京参与本次论坛。我国相关部门代表，各国驻华使领馆代表，国际组织驻中国代表，国内人才、人口流动相关行业代表和国内外主流媒体代表约近200位嘉宾参加论坛，交流和探讨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的现状大势、梳理对策、展望未来。这是国内首次汇聚中外移民、人才流动相关政府部门、机构就国际移民话题进行深入探讨的高规格论坛。国际移民组织(IOM)主任Ovais Sarmad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凸显，中国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提高，依靠了30年的“人口红利”难以为继。李克强总理曾多次强调，要转变中国过去依靠“人口红利”的发展模式，充分释放“人才红利”。 事实上，如何留住人才、利用人才，并非是只存在于中国的问题。在多元化和循环性的全球移民潮大背景下，全球老龄化问题和劳动力短缺问题也困扰着其他国家。迫使发达国家更加开放移民政策，而曾经是主要移民输出国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也更多的受到国际移民的青睐。深入探讨人才流动趋势与政策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先生在开幕式上表示：纵观世界移民大势，国际人才的流动与交流日益广泛。国际移民缓解了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老龄化问题，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移民输出地之一，中国的移民立场不仅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也会对世界移民大格局和世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变化的版图：全球移民趋势与移民政策的对策”、“人才流动放宽：中国在全球移民管理中的角色”、“北美与澳大利亚在移民发展中的经验与挑战”、“全球经济危机后欧洲移民融合的现状及前景”、“输出还是引进？亚洲国家国际人才流动及其立足点”等议题构成了整场论坛。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也需力争成为全球人口流动最大的受惠国，虽然中国并非一个传统的移民国家，但面对现实所需，中国必须积极制定人才流动的政策与规则，利用人口红利，开放包容，从而促进人才流动，引进更多国际化人才。论坛上的建设性观点对推动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制度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智库凭借影响力参与国际战略议程 智库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次论坛，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国家外国专家局、人社部人事科学研究院、囯侨办等机构代表中国参与国际议题，凭借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设置战略议程，设计和引领国际议题的走势，影响国际行为体和国际公众对某项战略议程的认知理解和重视程度，进而服务本国政治。也是论坛的一大亮点之一。 本次论坛是国内首次汇聚中外移民、人才流动相关政府部门、机构就国际移民话题进行深入探讨的高规格论坛。此次盛事除了受到业界的高度关注外，也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媒体到场竞相报道。论坛上的建设性观点将整理成建言献策，供国家有关部门决策参考，以推动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制度改革。论坛纵览[论坛开幕式] 国际移民与人才专家共贺“移民与人才流动论坛”召开主持人：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演讲嘉宾：徐皓庆，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Howard Duncan，国际大都会组织总干事Ovais Sarmad，国际移民组织(IOM)主任柳学智，中国人社部中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分论坛一] 变化的版图：全球移民趋势与移民政策的对策主持人：Par Liljert，国际移民组织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演讲嘉宾：Ovais Sarmad，国际移民组织（IOM）主任Howard Duncan，国际大都会组织总干事[分论坛二] 人才流动放宽：中国在全球移民管理中的角色主持人：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研讨嘉宾：刘国福，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广发，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总裁崔大伟，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CCG副主任[午餐会] 国际上如何处理移民申请主持人：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演讲嘉宾：David Manicom，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助理副部长Par Liljert，国际移民组织驻中国联络处主任[论坛三] 北美与澳大利亚在移民发展中的经验与挑战主持人：Howard Duncan，国际大都会组织总干事研讨嘉宾：Michael Willard，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移民与边境保护部公使参赞、东亚区总监李唯，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地理科学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Mihaela Vieru，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研究专家[分论坛四] 全球经济危机后欧洲移民融合的现状及前景主持人： Jurgen Schroder，德国联邦劳动力 与社会事务部资质融合事务负责人研讨嘉宾：Bernd Geiss，德国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前主管，移民、难民与融合部专员Jürgen Schroder，德国联邦劳动力与社会 事务部资质融合事务负责人Anne Guller-Frey，德国跨国协作Migranet 区域网络“门到门”融合项目负责人Rodrigo Vasconcelos de Oliveira，葡萄牙亚速 尔自治区政府外事局副秘书长Christel Baltes，卢森堡大学教授、性别代表， 欧洲移民网络国家联络点协调员[分论坛五]输出还是引进？亚洲国家国际人才流动及其立足点主持人：陈亮，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副院长演讲嘉宾：Howard Duncan，国际大都会组织总干事雷风云，中国国际人才交流与开发研究会理事、研究员何梅，外联出国顾问集团董事长Yasushi Iguchi，日本关西学院大学教授Binod Khadria，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教授
2015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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