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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报道：“海归”学历认证难 中介代办价格翻十几倍
年底是求职招聘的高峰期，很多明年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都已经提前开始物色招聘单位，不仅如此，眼下还有不少海外学子选择这个求职的黄金时间回国找工作。去年一年，我国有27万的留学生回国，比前年增长了50%，这也让我国迎来史上规模最大的“归国潮”。而拿着国外学历的留学生在回国求职的时候，大多需要向招聘单位提供一份国内教育部门认可的“国外学历认证”，不过，很多留学生都表示，这份认证要办下来，短则一个月，长则三个月，为此错失就业良机的学生大有人在。 认证机构仅一家 周期长达数月 小陆曾在英国留学，去年毕业回国。在求职时她才发现，很多国内用人单位在鉴别国外高等教育文凭时，都要依据“国外学历认证”证书，甚至把它当作录取签约的必备条件，而国内唯一能认证国外学历学位的机构就是“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小陆早早地把材料交到这里，但是很久都没有消息。 按照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网站的说明，“国外学历学位认证评估过程需要20个工作日。”但小陆从7月提交材料，一直到10月22日收到认证，用了三个多月。而等待的这段时间，小陆因为没有“学历认证”，无法在档案中添加学历信息，差点因此失去了入职的机会。 在网络上，像小陆这样等待认证的留学生还有不少。有的说“学历认证慢到静止”，有的从“4月初办理，到6月份还在认证中”。“慢”这个字儿成了大家的共鸣词。 那么这份事关求职、落户这些大事的学历认证，到底“慢”在哪了呢？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书面答复中，认证慢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海外的颁发证书机构答复核查信函不及时；二、外地申请者的银行汇款到账不及时；三、认证辅助材料不全等原因，都可能导致认证完成期限相应延长。据统计，刚刚过去的2012年“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了9万多份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比2011年增加了25%，而不断增多的留学归国人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历认证的速度。 价格翻了十几倍 认证中介能加急？ 在求职、就业的好机会面前，很多留学生可真是等不起那么长时间的“学历认证”。所以在网络上，也出现了很多“留学生学历认证”的中介机构。它们声称可以加急办理认证，保证30个工作日就能到手，这是真的吗？ 在网络上搜索“国外学历认证”，就能出现大量的中介机构网站。有的声称，留学生自己去办“国外学历认证”得两三个月，自己却能办理“加急业务”。一家名叫“广宇志合”的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声称它们只要30天就能加急办好。 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官网，“常见问题解答”这个栏目专门解释了“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不能加急”，但这些中介机构又怎么敢签订合同，保证30个工作日的特殊办理呢？中介人员的答复语出惊人：我们公司的管理层有以前从留服出来的，就认识里面的人。如果我们去提交的话，会跟那边打个招呼。 “打招呼”、“夹塞儿”，这就是中介口中的“加急办理”，而更让人吃惊的，还有高的离谱的价格。认证费、翻译费、还有加急的费用就1万，先签合同之后付一半，然后结果出来以后付一半。 而按照“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公布的正常收费标准，每件学历学位证书认证费为360元，如果需要翻译材料，自己可能再出300元左右，中介的价格比这整整高出了约14倍。更何况，按照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规定，“不接受任何代办机构代替申请者递交的认证申请”。 官方：未授权代办机构为虚假宣传 此前，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了“各省市政府下属人才和国际教育交流服务机构”名单，留学回国人员可就近到这些验证机构递交申请材料。并发表声明：凡未在名册之内的机构，如其宣称可以代理递交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认证申请材料或提供认证咨询，均为虚假宣传。而记者调查的这些中介机构都不在此名单中。 专家：加强认证信息公开服务意识 一张“国外学历认证”，一方面让一些回国的留学生在纠结中漫长等待，生怕因此错过就业的良机；而另一方面，也让一些中介机构利用这份焦急的心理，借此大肆牟利。对此，专家建议，应该通过多种方式，让“国外学历认证”更有效率，这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破解这个困局。 目前，“国外、境外学历认证”已经成为很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等在招录留学生时的“硬指标”。而按目前规定，国内认证“国外、境外学历学位”的机构只有“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对于唯此一家的认证，如何提高它的服务水平和认证效率成为关键。专家认为，应该通过公开的信息渠道，让留学人员清楚知道认证所处的环节和问题，同时也让它成为面向社会的监督方式。 去年，超过27万的留学人员学成回国，其中参加“国外、境外学历认证”的有9万人以上，占回国人员总量的1/3，今年还有可能继续增长。留学专家认为，应对大规模留学归国人员进行“学历认证”的压力，可以借鉴一些西方国家社会化的“学历认证”方式，提高效率。 内容选自央视新闻
2014年3月18日 -
搜狐推出《那三届：77、78、79级大学生的中国记忆》连载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快讯】近日，搜狐读书频道精选连载了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博士主编，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新书《那三届：77、78、79级大学生的中国记忆》一书的部分文章，以飨读者。 本书汇集了38位“新三届”学人励志传奇、成功故事、反思、梦想，呈现给读者一个难以复制的群体的集体记忆。是一部由回忆录、日记、随笔、散文组成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私人札记。书中作者均为各界精英，包括陈平原、陶景洲、王辉耀、刘震云、王绍光、刘宏、徐小平等一批知名的企业家、作家、律师、学者、海外华人。他们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重新集结，为中国梦建言献策，贡献思想，把脉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 “新三届”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即77、78、79级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以平均不足5%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毕业30年后的今天，在政、商、学各领域，他们中很多人成长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精英分子和中坚力量。 在中国当前面临新的历史转折关口，在77、78、79级毕业30周年之际，本书既是一种集体的追忆与纪念，也力图唤醒当年的梦想、激情和社会责任感，总结和反思那三届30年的成就与不足，并展望未来的路径，探讨新的趋势与选择。 随着77、78、79级的同学们很多都已经成为中国主流社会的栋梁之材时，他们也已经度过了他们人生的大半难忘时光，也成为一部分难忘的中国记忆。他们希望自己的独特经历和体验，能够给当下中国的年轻人以更多的启迪。 李子实——伸向远方的清华台阶 人物简介：李子实，1977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后在国家事业单位担任工程师四年，此后成为外资公司在华首席代表。1997年，进入清华紫光集团，曾担任下属上市公司总经理。现任维信诺集团顾问。三十年沧海桑田，历经中西企业文化的碰撞融合，见证时代起与伏，感悟人生名与利。 文章摘录： 朋友向我约稿，要我写写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那几届学生，实在是有些忐忑。似乎有很多东西可写，但又无从下笔。 想起一次在汕头和别人谈事，说到我是清华毕业，他们都说常和清华的人打交道，你不像清华的人，风格和言谈举止都不像。其实我是生在清华校医院里，在清华附小、附中度过“文革”时光，“文革”末期又在清华附中当老师，1977年高考进入清华化工系的。工作多年后，又在清华读了EMBA。说实在的，比我更“清华”的人很少。这使我意识到不同年代的清华学子或许已经有了很多不同，我们这代人身上一定是有着与他人不同的“历史烙印”。 “代沟”这个说法，已经有几十年了，毋庸置疑，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经历，想法、做法、生活方式自然会有所不同。尤其在这个变化得让人目不暇接的年代，据说五六年就会有“代沟”，像我们这批最年轻也到了“知天命”年龄的人，与后来者有诸多不同应该不足为奇。问题在于，我们这些刚恢复高考就考入大学，毕业后的职业生涯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人，一定有着更鲜明的历史烙印。这种历史烙印不仅仅在于我们上学之前的那些不可复制的经历，更在于我们经历、践行和见证了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巨变过程。 几十年走来，许多往事已如烟散去，却总有一些挥之不去，许多记忆已如碎片难以拼接，却还有一些凝固在脑海里。评价一代人本身就是件很困难的事，不如把自己的经历勾勒出来，让大家去体会吧。 张亚勤——从“少年班”到微软 人物简介：张亚勤，1978年12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1997年，31岁时被授予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成为该协会100年历史上获得这一荣誉最年轻的科学家。现任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负责微软在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科研及产品开发的整体布局，推进微软在这一地区的业务发展、市场策略及本土自主创新。此前，张亚勤博士在美国总部掌管微软全球移动及嵌入式产品平台，担纲微软进入PC之外市场的领军者。张亚勤博士是通讯和软件领域世界级的科学家。 文章摘录： 2013年2月9日，农历除夕。身边的同事都已休假回家，只我一个人在偌大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写邮件、清理之前堆积的繁琐事务、上微博看网友们对蛇年新春的憧憬与祝福……没有演讲，没有干扰，周围没有一个人，难得的清净与平和。我的本心从未改变，和多年前独自行走在山路上的那个少年并无不同。在内心深处，仍是那个信奉“人沉静时智慧升起”的思想者。 我希望生活有一点不确定性，有一点挑战，这样才有乐趣。从中科大少年班的神童，到微软全球副总裁，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对于我们这些少年班的小孩来说，童年似乎都结束得太早了。我们过早地承受了成年人的期许和异样的眼光，长大后却始终无法进入正常的社会秩序。在我们的背影里，有100多年前对少年中国的呼唤，有30年前对中国少年的期待，有如今对未来的沉思。 回忆起30年前的那场考试，我觉得1978年，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是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一年，也是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一年。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视野、远见、魄力和勇气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因为改革开放、中国发展需要人才，高考就是培养人才，所以要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高考还给了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那些在过去丧失了机会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接受教育。 徐小平——把人生经历“设计”成人生财富 人物简介：徐小平，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1987年至1995年，在美国、加拿大留学、定居，并获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音乐学硕士学位。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创立“真格”天使投资基金。他在新东方提出了鼓励留学生回国创业并成为新东方精神象征之一的“彩虹计划”，他是新东方留学、签证、出国咨询事业的创始人和独立董事，被中国青年一代尊称为“人生设计师”。著有《图穷对话录——我的新东方人生咨询》等多部著作。 文章摘录： 我的身上打上了那个年代的孩子不幸的时代烙印：在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三年饥荒，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几个星期前挂起来的“风干肉”；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不得不放弃学业，去当地一个剧团跑龙套，从这一个公社到那一个公社，从这一个大队到那一个大队。 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名校情结”，只有“我要读书”的高玉宝式“读书情结”。半夜鸡叫，我不用起来做工，但却要起来读书。我们有一个多么好学然而却失学的青春岁月！ 高中毕业后为逃避上山下乡我进了泰兴文工团，拉手风琴和小提琴，还是“上山下乡”，到周边各个公社演出，有时候深夜回来了，就在库房里睡稻草地铺。但我无法将自己的激情和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音乐上，苦闷、空虚，我发疯似地学习古文、汉赋、唐诗、宋词等等，将自己的满腹抑郁和激情寄托于中国古典文学。当改革开放即将开始的消息传到江苏小城时，我彻夜狂奔在泰兴县城的大街小巷，但却找不到一个知音来宣泄内心的喜悦和对未来的向往。 在文工团工作了四年，1976年，我心急火燎地让父母给我找人通关系，搞一个工农兵大学的指标，完成我的大学梦。不幸的是，或曰幸运的是，我爸爸的地位在江苏泰兴小城还不够高，我的这个梦想，未能如愿。这种“游吟歌手”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我来到南京，听到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才有了改变。 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那一瞬间，我知道时代在变，学习知识的门再一次向我们打开了，我不能放弃！当了几年的“游吟歌手”，我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于是我填报了音乐界的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十年“文革”积压了大量的人才，这所只招收两百多人的学校居然有几万人填报，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报了，因为参与就有机会——哪怕不大，不参与就完全没有可能。 我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后来没想到，这个悲惨经历却成了我的宝贵人生财富，我经常拿它来教育我的学生，告诉他们，一万年太久，不争四年，像我这样的人一样有出息。 陶景洲——实务为国，律师人生 人物简介：陶景洲，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取得学士学位后，被教育部派遣到法国学习，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研究生。现为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负责亚洲业务开拓的执行合伙人。曾获得“中国反倾销第一人”、“亚洲地区最优秀的仲裁律师”等称号。我们这一代人，冲破三年自然灾害，跨越十年“文化大革命”，沐浴数十载改革开放的春风，可以说是“历经风雨沧桑”。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第一届学生，回想起这些年的点点滴滴，我一直相信，一个人的际遇，有自身的努力，时代的催化，而于我而言，还总有命运的眷顾。 文章摘录： 1977年的那次高考，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年轻，心中装满了非北大清华不读之傲气，即使父母偷偷地把他的志愿改为安徽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但在关键的最后时刻，他把志愿又改回了北大。这个小年轻，就是三十多年前的我。虽然我知道“父母在，不远游”，也知道一个小县城的孩子，在偌大的北京城举目无亲，可能举步维艰。但是，这个傲气的年轻人，还是毅然决定要开启一段“冒险”的旅途。记得当时北大法律系是绝密专业，对学生的政审很严，我们这届法律系一共招收了82名新生，来自安徽的，只有李克强、张恒山和我。北大的杨敦先教授多年之后亲切地称呼我们为“黄埔一期”。当时，北大名师如云，有到过延安的陈守一系主任，也有国际法教授王铁崖，还有国际经济法教授芮沐。其中，对我们影响颇大的一位老师就是已故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家龚祥瑞教授。他早年曾赴英国深造，兼具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的素养。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龚教授家的小庭院里，我们一帮人经常一起讨论欧美政制和宪政。龚教授使用他自编的教材，指定我们一个人作报告，其他人听完后作出点评。我印象最深的是龚教授对“责任”的讲解：“责任就是你必须完成交给你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解释原因；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完成人民交给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向人民解释原因，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府。”龚教授的这些宪政真义，就好像是天降甘霖，滋润了那个苦涩的年代，也为我们驱散了眼前的迷雾。 除了法律的专业课程，我们也学英语。因为是“文革”后的第一届，我们高考时根本不考英语，进校时，我一个英文字都不会。还有的同学在中学时学的是俄语。当时我和许多同学都有同样的学习工具：一个用橡皮筋扎起来的小卡片本子，一面写着英文，一面写着中文。我们一有空就会拿出来背。 当然，我们的生活也不仅是专业或语言的学习，还有很多“诗情画意”。比如，我的收音机就是当时的休闲“神器”，宿舍里七个人常围在那个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爱情的故事》；我们也会骑着自行车，到未名湖开诗歌朗诵会，或者到美术馆看展览。整个北大，到处都充满了我们的身影，那种奔忙和喜悦，也许可以说成是一股“穷折腾”的劲头，却让整个北大“热气腾腾”。 四年的学生生活，在那些泛黄的老照片上显得灰白又朦胧，但是在我们心里，却永远那么斑斓而清晰。四年的大学生活是我人生的盛宴，是生命中一大幸事。三十多年过去了，上铺何山（原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巡视员）均匀的鼾声时常让我忍俊不禁；武树臣（曾任北京奥组委法律部部长）对古文的推敲和朗读总是那么深沉饱满；何勤华（现华东政法大学校长）那腰间裹着的保暖护胃的宽带和几乎每天必燃的小灶总是让人感觉心里暖融融；徐杰（现浙江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和刘凤鸣（现美国通用电器中国副总裁）醉卧的姿态也不时闯入我的脑海；和李克强（现国务院总理）就英文单词的争论也还在耳畔回响。那四年里的点点滴滴，如今仍然历历在目，点缀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同窗之情，师生之谊，刻骨铭心。 熊晓鸽——在早晨第一缕阳光中起飞 人物简介：熊晓鸽，湖南大学77级外语系学士，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现任IDG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IDG资本创始合伙人。1993年，协助IDG创始人兼董事长麦戈文先生在中国创立太平洋风险技术基金（现更名为IDG资本），是最早将西方技术风险投资实践引入中国的人士。2004年，熊晓鸽在母校美国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设立了两项个人奖项——“熊晓鸽新闻终身成就奖”和“熊晓鸽亚洲报道年度记者奖”。同年，他荣获波士顿大学“杰出校友奖”。 文章摘录： 母亲生我的时候，一只鸽子恰好飞进喜气洋洋的家里，于是父母给我取名晓鸽，寓意人生就像这清晨的阳光一样绚丽灿烂，像可爱的鸽子一般自由自在，快乐飞翔。 我的成长与我的母亲不可分割。母亲幼年穷苦，从小吃了很多苦，受了不少罪，但她所有的痛苦、辛酸、哀愁、无奈，统统不想让我知道，希望我生活在一个纯粹光明的世界里。她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小心地为我维护着一个简单美好的世界：月亮无论盈亏圆缺，都是美丽的；今天虽然是阴天，但明天太阳一定会出来。而母亲自己永远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笑脸，是这所有光明承诺最坚强的保证。 那时候，有小朋友嘲笑我父亲的残疾，模仿他用假肢走路一瘸一拐的姿势，让我很难堪。可母亲并不生气，只是笑着告诉我，爸爸的腿是为国家打仗受伤的，他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是我们家的光荣！一句话说得我挺直了腰杆，再也不把别人的羞辱放在心上。 成年后，商海弄舟，也经历了不少大风大浪。常常有同事大惑不解地问，你为什么总是那么乐观？在人人垂头丧气的时候依然信心百倍？我只是笑一笑，告诉他，我的乐观已经是一种本能。我没有告诉他的是，我这近似偏执的乐观，其实源自于母亲的信念和坚持——是她让我的心里没有阴影和疑云，永远从光明的一面去认知这个复杂凶险的世界；是她让我从孩提时代就坚信：太阳会出来，明天会更好。 薛澜——三所大学，一代传奇 人物简介：薛澜，1977年考入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长春理工大学）。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博士。现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兼院长、工程科技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同时兼任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非常任高级研究员、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兼职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英国牛津大学布兰维尼克政府学院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创新政策与管理、危机与风险管理。 文章摘录： “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前三届大学生（77、78、79级）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人们希望，这个既有丰富的中国生活经验，经历过知识饥渴的“新三届”，能够为我们贡献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大思想家，能够引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毕业30年之余，编者提出一个命题，让大家在同窗聚首畅叙友情的同时，把珍贵的回忆和深邃的思考用文字留下来，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中国近代历史风云变幻跌宕起伏，从“五四”运动的知识青年，到抗战时期的救亡学生，再到“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学员，每一代大学生都有卓然不凡令人难忘的经历，“新三届”为何能够在众多的大学生中受到关注？细想起来，答案也许就在于“新三届”大学生处于“文革”浩劫和改革开放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空前的历史机遇，使得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无意间上了“三所大学”——社会大学、校园大学和国际大学，从而成长为国家发展与民族振兴的骨干栋梁，构成了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段传奇。 社会大学指的是这一代人上大学之前的社会经历，包括上山下乡当农民，到工厂当工人，到部队当兵等。校园大学就是他们成为第一代大学生的就学经历。而国际大学则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在大学毕业之后，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到国外留学、进修或工作的经历。中国20世纪50、60、80年代的大学生是在中学毕业之后直接考试的，很少有在社会上独立生活工作的体验，而且改革开放后也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人有机会出国学习。因此，正是中国“文革”和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背景，造就了“新三届”这样不可复制的一代，也为中国高等教育留下了一个值得回味的主题。 王辉耀——人生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 人物简介：王辉耀，广州外国语学院1977级毕业生，获得英美文学学士学位，后在加拿大温莎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获MBA学位和国际管理博士（PhD）学位。现担任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文章摘录： 人们说77、78、79级大学毕业生是一个特殊而幸运的成功群体，然而“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对我们这一代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来说，开放不仅是宏观的国家意图与社会行动，更是指向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生活方式、人生愿景。在不断开放中突破人生围城，在不断开放中开阔人生境界，才使得我们这一代人生的时代印记和群体特色如此鲜明。于我而言，开放更是一种深切的人生体味与感慨。三十多年前，当我还在上山下乡的时候，不会想到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大潮，也想不到自己能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再参与到时代的开放中来；当然更不会设想到后来游走东西方、不断突围的人生经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国家部委工作的大学生、最早留学的MBA、第一批跨国公司的高管、最早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出身的国外政府高级官员，随后又成为第一批参与回国创业的海归，第一批创办海归社团、国际化智库的社会企业家。 我的开放人生，从1977年的高考开始。 1977年，当代中国历史风云变幻的一年，无疑也是改变整整一代人命运的转折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最初提出两个重大举措：对内恢复高考、对外派遣留学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作为接受再教育的高中毕业生，我在1976年初夏来到了地处四川丘陵地带的金堂县龙王公社，从一个城里人转眼间成了中国最底层的农民，过起了在茅屋中与老鼠共眠的日子。遇到雨天，根本没办法穿鞋在泥泞的乡村小路上行走，只能光脚，大脚拇指要使劲压住路面，这种感受至今印象深刻。没有自来水和电，照明靠每月配给的半斤煤油，饮水靠喝井里不卫生的生水。为了接受再教育，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出门干活，到晚上十点才能收工，每天劳动只能记七个工分。即便如此，单纯的对知识的渴望一直支撑着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英语和各种知识，因为做铁路工程师的母亲和曾参与援建坦赞铁路的父亲不断鼓励我：知识能改变一切。我点起煤油灯看书学习到深夜，在蚊虫弥漫的酷暑，穿着长衣长裤浑身大汗地看书；在寒冬，干脆喝辣椒水取暖。那个年代也赋予年轻人满腔热情，我在日记本上找到了当年写下的句子：“去了，去了，终于去了，十七岁的我终于来到了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人生的道路就从这里开始了。”然而，激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残酷的现实替代了。到晚上，不通电的村里简直伸手不见五指，每天劳累一天回来还要自己做饭。四川农村做饭靠烧稻杆，烟熏火缭，我每做一顿饭，就被熏得泪流满面。严重的挫败感油然而生，继而变成强烈的不理解和深深的绝望：为什么古今中外都是随着社会发展，人口不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而我们却恰恰相反？难道我的青春只能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耗下去？ 1977年10月12日晚，公社广播的大喇叭中传来消息：正式恢复在十年“文革”中被中止的高考制度。平地一声惊雷，这个消息让所有知识青年欣喜若狂。万分激动的我知道，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冥冥中感觉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专题内容详情请登录： http://lz.book.sohu.com/book-28271.html?qq-pf-to=pcqq.c2c或点击最下面的“阅读原文”进入专题。 图书目录一览 序言 上篇：如歌岁月 王邵光：大学梦，不期而至 王德禄：梦想与反思 李子实：伸向远方的清华台阶 陈平原：我们和我们的时代 张亚勤：从“少年班”到微软 陈建功：如歌的岁月 张隆溪：学者，行走中西 罗志田：不可复制的一代 俞吾金：我的哲学人生 饶 毅：你可以为中国做什么？ 徐小平：把人生经历“设计”成人生财富 陶景洲：务实为国 律师人生 曹 莉：北外，剑桥，清华 熊晓鸽：在早晨第一缕阳光中起飞 薛澜：我的大学三部曲 中篇 奋斗求索 王伯庆：我的教育情结 王辉耀：人生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 叶舒宪：我的“石头记” 宁滨： 人才为中国提速 刘宏： 我的1978：回忆与思考 刘海峰：我与高考的不解之缘 许跃生：我们的大学为何难出人才？ 陈圣来：把国际舞台搬到中国 葛明：中国梦，正当时 蒋述卓：一个学者的中国梦 韩清源：中国梦 美国梦 颜海平：再启程：77的路 下篇 建言中国 王振耀：要尊重普通大众的一般需求 朱苏力：满足老百姓的需要是我们的根 关爱和：“李约瑟之问”与“钱学森之问” 刘震云：中国教育的本身需要教育 张杰：继往开来的一代 陈春声：中国教育的反思 汪晓来：规划是面向所有民众的服务 周斌：文化自觉的缺乏 段培君：中国的发展需要梦 童世骏：从“中国问题”到“中国贡献” 谢思敏：中国走向世界的途径 后记
2014年3月18日 -
《人民日报》整版刊发CCG撰文《世纪留学潮，群星璀璨耀中华》
2013年欧美同学会迎来了百年庆典。百年留学史就是一部“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留学人员促进了中国从封闭到开放、从落后到富强的伟大历史性跨越。近年来，中国迎来了大规模的人才回流。截至2012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达264.47万人，其中有109.13万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一代骨干力量。而更多的海外留学生正在陆续加入这一行列。 欧美同学会创立于1913年，将中国留学史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此之前，中国留学生群体如一盘散沙，社会影响力有限；在此之后，留学生开始凝聚成一支有组织、有主张、有精神的爱国力量和最先进的社会力量，成为中国近现代化最强有力的先驱者和推动者。 考诸中国留学史，不同时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鲜明特点，但关于阶段划分，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定论。根据不同阶段留学生群体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担负的不同使命和带来的不同影响，可将中国留学史简化为五代留学潮。 第一代留学潮（1872年—1900年） 留学从最初的民间行为上升为官方行动，是为中国五代留学潮之滥觞 1847年，广东青年容闳在一个传教士的帮助下赴美留学，成为中国留学第一人。1870年，容闳向曾国藩、李鸿章建议选派有志青年留洋。1872年—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遣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学习当时国内办洋务急需的开矿、机械、造船、工业技术等工科专业。从此，留学从最初的民间行为上升为官方行动，是为中国五代留学潮之滥觞。 从“被留学”到官派留学，背后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中西“文化势差”的逆转，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态度变化。虽然这种“变”，从一开始，多半是被动、被迫和无奈的，但由于这种“变”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全球化趋势，很快成为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最重要途径。 这批留学生中涌现出了很多优秀人才，如“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晚清外交家及民初交通总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和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等。 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了提升中国的海军实力，1875年选派留学生赴欧学习，到19世纪80年代末共派出88名，留学期限为3年左右。 这批留学生最杰出的代表是翻译了《天演论》、有“精通西学第一人”之称的严复。 第二代留学潮（1900年—1927年） 这一代留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化进程和中华民族20世纪命运的影响最为深远 甲午战争后，湖广总督张之洞写《劝学篇》倡导留日：“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不切要害，东人已删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直接促成了留日热潮。1898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官派留日学生13人，到1905年达到高潮，约有8000多人。 留日生归国后，在促进辛亥革命的爆发、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五四运动的兴起等诸多方面居功甚伟。其杰出代表包括“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面壁十年图破壁”的周恩来，以及蔡元培、廖仲恺、徐锡麟、夏衍、田汉等。 1907年，传教士明恩溥说服美国总统罗斯福，将美国分到的庚子赔款2444万美元中的超过实际消耗部分减退1078万美元，用于中国办高等教育和支持中国学生留美。为选拔和预培留美学生，1911年清华学校创立。从1909年—1937年，由清华选派庚款留美学生总计1971人，并带动了大量“自助学者”赴美。 庚款留美生杰出代表有：叶企孙、吴有训、胡刚复、赵忠尧、施汝为、周培源（物理），胡明复（数学），秉志、高士其（生物），梅贻琦、顾毓琇（电机），何杰（地质），周仁（冶金），竺可桢（地理、气象），侯德榜、杨石先（化学），张钰哲（天文），钱学森（航空），钱伟长（力学），梁思成（建筑），张光斗（水利）。这是开拓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一代，很多人成为学科奠基人和学术栋梁。他们培养出来的第二代科技精英，许多直到今天还奋战在科研第一线上。 1915年，海归精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提倡“勤以做工，俭以求学”，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在里昂、北京等地设立分会，招寻自愿赴法求学的青年。在河北高阳县办“留法工艺学校”，为贫寒子弟留法做准备。李石曾组建“法华教育会”，与法社会各界建立联系，为留法创造半工半读条件。至1920年赴法求学人数已达1600人，逐步形成全国性潮流，延续20多年，培养了大批栋梁人才。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立三、蔡和森、蔡畅、李富春等都是1920年左右赴法勤工俭学的。严济慈、童第周、巴金、徐悲鸿、钱三强、肖三、冼星海等著名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都随此潮在法国学习和工作过。 第三代留学潮（1927年—1949年） 中国留学教育进入成熟阶段，许多人开始接受系统和正规的西方大学精英教育 1927年—1937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黄金建设10年”，也是民国留学的黄金时期。除清华大学继续选派庚款留美生外，英、法所退部分庚款和一些慈善机构的支持也有利于中国留学潮保持不衰。这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向欧美各国派遣了多批官费留学生，每年100人左右，最多时达每年1000人左右。 1938年—1945年，由于抗战及战时留学政策的影响，留学人数锐减，1938年—1941年仅有300人左右出国。由于战争，很多人毕业后留在国外长期工作，战后回国时已是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和熟习现代产业技术的工程师，为中国科学研究体系和工业基础的建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抗战胜利催生新的留学大潮，1945年—1949年间赴美留学的在5000人以上。 第四代留学潮（1949年—1965年） 新中国派遣留学生计划与国家工业建设计划密切结合，主要集中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从1950年起，中国先后与苏联和东欧各国达成了交换留学生协议。1950年—1965年间，教育部（高教部）共向苏联、东欧、朝鲜、古巴等29个国家派出留学生10698人，平均每年约1000余人，其中向苏联派遣留学生8320人，约占派出留学生总数的78%。其间如果算上1958年前后因与苏联援建的工业项目相关联而派出的约6000名技术实习生，总派出约1.6万人，留苏生超过14000人。 这一代留学生全部回国，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他们中有很多烈士遗孤和革命后代，身上寄托着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一个新世界、新中国的殷切希望。这批留学生后来大多数成为国内经济建设的骨干力量，有的则步入政界，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1966年—1971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中国停止向外派遣留学人员。1972年恢复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到1978年向49个国家派出1977名留学人员。 第五代留学潮（1978年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被中断和抑制了20多年的留学渴望释放，迸发成为大规模的留学潮 1978年，邓小平做出了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部署，中美达成协议互派留学生，当年年底第一批国家公派访问学者赴美留学。1992年出台“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12字方针，对出国留学、归国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96年起，国家公派留学的选派工作进行全面改革，实行“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新办法。 从1979年到2000年，仅由中国教育部门向西方各国派出的留学生就达45.77万人，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20万、日本5.5万、加拿大3.8万、英国3.65万、德国2.6万、澳大利亚1.78万、法国1.63万、俄罗斯1.18万。 1984年12月，国务院《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出台，打开了自费留学之门。1986年，我国第一次公开发表了出国留学政策性规定107号文件，标志我国出国留学政策走向法制化轨道。此后，自费留学逐步成为当代留学潮的主流，近几年比例均超过了90%。 （作者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 点评 百年激荡，世纪荣光。欧美同学会的世纪历程，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一百年。 1913年10月，顾维钧、梁敦彦、詹天佑、蔡元培、胡适等留学归国知名人士，联合京津两地的留学归国学人，在北京共同发起创建了欧美同学会。可以说，欧美同学会一个世纪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和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留学史相互激荡、交融辉映。一代代留学生前赴后继，上下探索。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一直站在向西方学习和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最前列。他们胸怀民主救亡、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或开启蒙，或倡自强，或言维新，或主革命，企望师夷长技以制夷、变法革新以强国、文明开化以健民，从思想、科技、实业、教育、文化、妇女解放等各个层面革故鼎新，全面影响与构塑着近现代中国的社会面貌。 从共和革命领袖到新文化运动旗手，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到解放军的元帅们，从内阁部长到两院院士，从科学巨匠到创业精英，从实业巨头到金融巨子，从第一条铁路到第一台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机，从第一架飞机到两弹一星，从旧中国的改造者到新中国的建设者，从旧社会开风气的先驱者到新社会潮流的领航者。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星空上，闪烁着一个个熠熠生辉的海归英名。他们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前驱领路，深刻影响和改变了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
2014年3月17日 -
四大差距阻碍高层次人才回国效力
我国正在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回国潮，近5年归国留学人员近80万人。根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的《2012万名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报告》，在所有留学回国人员中，大部分是具有硕士学位的学生，占76%，博士学位高端人才仅占11.2%。2005年希望留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籍博士生的比例高达89.4%，2011年这一比例降低到82%。 近日，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指出，高层次人才是否能持续现在的回流趋势，他们回国后能否留得住、用得好，取决于我国人才制度的进一步放开和人才发展环境的改善。 91.8%海归认为中国有更好的经济发展机遇 中国青年报：您是哪年回国的？您认为当前优秀留学生在回国选择上，和之前的人相比看重的因素有什么不同？ 王辉耀：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时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想国内发展“步子更快一些”，离不开科技人才，离不开具有海外视野的事关国家发展的公共政策。所以，在他讲话的第二年我就回国了。我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开展对中国海归群体研究和海归社团的创新；二是为国家的公共制度和公共政策创新及人才强国战略建言献策。 近几年，我们研究发现，现在海归回国发展更看重国内的发展机遇。我曾在哈佛大学和美国几位专家做过一项针对中国海归和印度海归的研究，91.8%的中国海归称中国有更好的经济发展机遇，这是他们回国的最重要原因。另外，在中国留学人员回国的原因中，中国更为庞大的市场和政府更为积极的激励机制是重要的吸引力。超过八成的中国留学人员认为，回来能有更好的专业、职业、创业发展，有更大的人才需求市场。这显示了中国留学人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中国青年报：目前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的比例并不高，您认为原因有哪些？ 王辉耀：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高端人才吸引力较弱。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人才发展环境与发达国家有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职业发展环境的差距。我国目前的创新体制、科研管理体制等，与国外还存在一定差距。在创业环境方面，公平竞争和融资机制还需要完善。在发达国家，有更好的学术交流机会，更容易得到国际认可，甚至可以发现获得诺贝尔奖的机遇。另外，在国外工作，人际关系简单，容易出成果。 二是生活环境的差距。近年来，虽然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但背后也存在很多隐忧：比如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式经济方式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生活环境宜居，对中国人很有吸引力。 三是人才流动壁垒过高。目前我国获取绿卡的门槛比较高，必须在中国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等职务以上或者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等副高级职称以上以及享受同等待遇，已连续任职满4年、4年内在中国居留累计不少于3年且纳税记录良好，或者是“千人计划”人才。从2003年实行绿卡以来近10年我国总共才发放了不到5000张绿卡。而美国一年的绿卡发放量就多达100万张。日本、韩国等邻近的国家及地区，发放绿卡均没有对职务的要求。 四是子女教育问题。东西方教育体系不同，许多海外人才的子女来到中国首先要面临严重的重新适应问题，有些孩子连汉语都说不流利，更别说参加中国的高考。另外，国内专门为留学人员和外籍人士开办的国际学校，收费又远远超过当地标准，甚至比许多发达国家的私立学校还贵。 吸引高层次人才回国需要扩大引进人才的种类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高层次人才回国的趋势怎么样？ 王辉耀：“千人计划”实施至今，已经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3300多人回国，在全国产生了极强的示范带动作用。高层次人才是否能持续现在的回流趋势，他们回国后能否留得住、用得好，取决于我国人才制度的进一步放开和人才发展环境的改善。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曾说，美国是在70亿人口中寻找人才，中国是在13亿人口中寻找人才，其中的差距不言而明。现在美国已经开始走出金融危机，正在考虑实施美国30多年来最大的人才移民政策变革，如果通过，中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人才流失的挑战。给中国留下的国际人才政策改革和调整的时间有限，必须奋起直追。 中国青年报：在人才政策上，您觉得有哪些需要补充完善的？ 王辉耀：我建议扩大引进人才的种类：第一，建议扩大学科范围。我国不仅要重视吸引理工科人才和科研型人才，也要吸引社会科学和管理类人才回国，以推动我国文化与世界的接轨，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 第二，建议扩大非华裔外籍人才比例，现在“千人计划”中的专家大多数是海外华人华侨，非华裔外籍专家只有100多位。外籍人才更能深入了解某一领域在其母国的发展状况，可能带来更多的前沿信息和更广的国际人脉网络，而且外籍人才比例是衡量一国科技领域甚至是城市和地区发展国际化程度的很重要的指标。我认为今后几年我国的非华裔外籍人才数量至少应该达到1000人，这样可以带动更多的国际人才来中国发展。 第三，要加大对青年人才的吸引力度，据统计，目前我国“千人计划”专家年龄普遍偏高，40～60岁的人才超过一半，青年人才的比例不足5%。 第四，团队对个人专业技能的发挥至关重要，要注重引进团队。现在只引进专家，没有助手和团队，就像红花没有绿叶扶，影响专家个人能力的发挥。 中国青年报：对于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回国，您还有什么建议？ 王辉耀：第一，降低人才流动的壁垒。在人才签证方面，我建议取消华人回国需要中国发出邀请函以及华侨回国定居需要侨办审批的规定，为近5000万华侨回国提供便利，增进他们对故土的认同感。在目前没有双重国籍政策下，针对各项记录良好、原籍是中国的海外华人，以及海外出生、符合高层次人才认证条件的华裔高端人才、进入中国工作与投资的外国高层次人才都简化签证审批手续。这样既节省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成本，也有利于引进外才与外资，推动人才环流。 第二，降低绿卡的门槛。目前，一年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学者达到30万人次以上。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还会有大量外国公司、外国人才来中国发展。同时，还有年增速超过30万、总数超过200万的留学人员，近5000万的海外华人华侨。未来10年申请中国绿卡、入籍中国的诉求将是巨大的。我国每年人才绿卡应根据实际情况需要适当调整，在设定年度上限总额的基础下，总额应在移民国家和欧洲传统发达国家之间，大约为5万到10万。 第三，需加强重视和充分发挥留学人员的智力密集作用，给全世界的留学人员发出一个他们受到党和国家更多重视的信号。中国留学人员群体对公共政策事务的影响，还很少体现在参政议政上。目前，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各专门委员会，留学人员的比例偏低。各民主党派也没有太多留学人员特别是体制外的留学人员的参与。应该发挥留学人员参政议政的作用，我建议在政协中专门设立针对留学人员参政议政的界别。 第四，创新机制改善环境，确保高层次人才进得来留得住。改善人才发展的环境，是用好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前提，也是发达国家积极探索的重要命题，美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等都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实践，比如，建立国家风险基金与担保机制，完善创新创业环境、建立国际人才薪酬激励体系，完善人才激励环境、放宽留学人才、海外人才进入政府工作的限制等。我国需要尽快出台政策，对留学回国人员及外籍人员的子女就学、升学问题做出具体规定。 (《中国青年报》 记者王聪聪)
2014年3月17日 -
【海归人生12讲（二）】陶景洲：人生别怕”历史误会”
（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 陶景洲，1958年生，祖籍安徽。1982年留学法国。现为国际商事仲裁和国际兼并与收购领域的著名律师，曾担任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律所美国高特兄弟的亚洲区执行合伙人和全球董事会成员，2011年开始担任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负责亚洲业务开拓的执行合伙人。 （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 陶景洲：人生别怕“历史误会” 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海归中国》“海归菁英校园行”活动。 今天让我讲讲自己的经历，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上大学是一场“误会”，读法律，也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当律师，也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从三个误会开始讲起吧。 我在农村，本来应该下乡两年，日子过得还不错。农民兄弟们对我很照顾，我觉得在乡下待着挺好，父母非要我考学。当时可以报三个志愿，我报了北京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 我父母偷偷把我的志愿改了，第一志愿安徽大学，第二志愿安徽师范大学，第三志愿北京大学。档案报到省里第一天，我到教育局长家里玩，他说你爸爸妈妈把你的志愿改了。我说不行，这是我的志愿，我要再改回来。于是，我改回来，上了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报的是中文系。但收到通知书，发现是政治法律系。我想，怎么会是政治法律系？晕晕乎乎地也就去了北京，读了法律，没有读成中文。当时北大最有名的学科应该是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文史哲，是当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之后最热门的专业。政治、法律，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进了学校才发现，法律系是当时所谓的“绝密专业”，只有家庭出生比较好的才能够读法律。 出国预备研究生 快毕业的时候，邓小平决定要派“出国预备研究生”，我就想，出国预备研究生是什么概念？他说，就像庚子赔款用的那词吧。当时中国外汇储备很有限，我查了一下资料，1981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27亿美元。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是3.82万亿美元。那时候，邓小平同志决定公派出国留学生，从27亿美元当中拿出一部分钱，让我们出国学习。我报考了比较宪法、比较行政法的“比较法”专业。 去法国，也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我们这个专业招了三个人，两个学英美法系，一个要学大陆法系。法国属于大陆法系。三个人都不愿意去法国，因为大学学的是英语。教育部说，陶景洲你既然是最年轻的，你去学法语吧，就把我派到了法国。 到了法国，本来是学公务员制度，因为宪法和行政法，研究公务员管理、公务员晋升，怎么反腐败的问题。学了两年，法语不是很好，国家的钱有限，规定我们只能学一年。 当时说你可以回去了，我说怎么能回去？法语还不会说呢，再延长半年。 半年之后又说，你该回去了。 我说回不去，回去是自欺欺人。因为我法语都不会，学的也不行，所以说再延长半年。 结果说不能再延长了，只能两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法语差，找工作没人要 于是我就开始找工作。一开始寄了一些简历，因为法语差，没有人要我。 后来我和老师说，那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师，法国人。他没有教过我一天课，但对我这么多年的成长有巨大的作用。我在博客当中也写过一篇专门纪念他的文章。我和他说，我要留下来，把法语学好，法律学好，但我没有钱。 我爸工资一个月是82.5元，我们奖学金1000多元也不够花，爸爸的82.5元都给我也没有用。而且，他又是一个清官，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 我说，我必须要找工作。 老师说好，行。 我说，我想找律师事务所，据说他们给钱的。 我提了两个名字，有一个老师说不知道，另外一个公司，老师说知道，因为那个公司的头儿是我的学生，我给他写的信吧。 于是我写了一个申请，过了两天我就给他们事务所打电话，说我的申请怎么样？他说，我们老板正在写回信，你来应聘吧。 我去了事务所，我说，我到这里要实习6个月，赚够钱，继续学习法国行政法、宪法、宪政等等。但是之后却发现中国缺的不是官员，而是真正有实务经验的人。 当时中国也在开放的过程中，在国际交往的过程中，我们吃了很多的亏。我们对国际上的游戏规则不太熟悉，对合同也不太重视。只有做国际商务律师，才是我真正应该做的事情。 我论文也不写了，最终也没有拿博士学位，拿了一个硕士学位。如果我没有实务的经验，博士有什么用？我希望可以走实务救国的道路。 做律师，一开始是生活所迫，之后也是自己的选择。这么多年来，许许多多的地方让我做这事那事，但我觉得我只会做律师。 1985年我开始做律师，到现在已经有29年了。一开始的10多年，我帮助外国的公司到中国来。 选工作不能只为“糊口” 1990年，我当时决定回来。 从决定到回来用了一年左右时间。 有人问，1991年的时候你为什么要回来？ 我说，因为过去的共产主义国家有两种发展模式，一种是苏联模式，一种是中国模式。苏联模式是说，先在政治上改革，然后经济上再改革，当时很乱。另外一个，中国模式，邓小平说先做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先往后放放。 对于国际上的商人来说，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方式？是喜欢比较动荡的环境当中经商？还是喜欢在比较稳定的环境当中经商？ 当时柏林墙倒塌之后，我觉得可能是我应该回中国的时候。中国说“我要一心一意搞经济、搞发展”，当时邓小平还没有去南方。 1991年9月9日，我回到了中国。 过去近30年，前面10多年，主要帮助外国企业到中国，后面10多年，主要帮助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帮助他们兼并收购，还有一些国际纠纷的解决。 我要给在座想出国、没出国的人说几句话，首先你一定要选择自己喜欢的事业，不能把你未来的工作作为一个“养生”、“养家糊口”的手段，而要作为一种爱好，你要真的喜欢。这样，你加班到半夜，你不会觉得很累，而是觉得有很多的挑战性、趣味性。 所以，你选择职业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你喜欢的东西。 至于说是不是应该在国内待上几年再出去学习？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办法。我吃亏比较大的，从校门一下子就出去了，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不够。如果当时能在中国多待两年，可能对社会的了解更好一些。 大学本科毕业的同学不需要急于出国，哪怕在中国实习几个月、工作一年，知道我自己想干什么，我自己能干什么，我还需要哪些知识要补充？在国外，把相应的、你喜欢的、需要补充的知识加进来，这样对你未来职业的发展会更有利。 由于时间关系，先说这些，谢谢大家。 （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本文选自快播上海。海归人生十二讲：【海归人生12讲】王辉耀：开放式人生【海归人生12讲】陶景洲：人生别怕”历史误会”【海归人生12讲】童世骏：在源头经历“全球化”【海归人生12讲】陶闯:归来有点迟【海归人生12讲】于刚：瞬间决策 长久思考【海归人生12讲】高西庆： “一架精妙的机器”【海归人生12讲】王巍：不极致很幸运【海归人生12讲】张军：为了构筑发言权【海归人生12讲】刘西拉：永远奔腾的就是我【海归人生12讲】萧丽河：走下去才叫梦想【海归人生12讲】蒋琼耳：忐忑与上下
2014年3月17日 -
【海归人生12讲】蒋琼耳：忐忑与上下
（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 蒋琼耳，新锐艺术品设计师。同济大学毕业后赴法国留学，为法国奢侈品牌“爱马仕”进行橱窗设计，是爱马仕在中国新创立品牌“Shang Xia”的总负责人。其创作领域涵盖了现代绘画与平面、室内、首饰、家具各个方面，自创 “琼耳唯品”艺术首饰。她出身艺术世家，国画师从程十发，书法师承韩天衡。 大家好！ 其实设计师、艺术家，很少有机会站在舞台上和大家分享艺术与创作。很多时候，我们是用小画笔、用设计工具、缤纷色彩和大家在分享我们的艺术设计创作灵感。所以今天就让我尝试一下，用语言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雅致?中国”，我们的梦想。 带着骰子考法语 海归肯定和出国留学有关。我在大学毕业以后，做了我人生第一次艺术展，之后我就决定去法国留学。在90年代末，很少有人去欧洲留学。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去美国的，美国最好的艺术院校已经录取了我，我的托福、GRE也考好了，我哥哥已经在美国好多年了，我爸爸是建筑师，也有很多建筑师朋友可以照顾我，生活会非常顺利。 但是大学五年级时我做了一次背包旅行，去了欧洲，法国、德国、意大利。我没有办法用语言来描述，我的心情是澎湃、激动的，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我告诉爸爸妈妈，我不去美国了，要去法国。 中国有句俗话，瞎猫碰到死老鼠。考法语的时候，我带着一个打麻将的骰子，考试选择题我都在那边甩，2个点就是B，四个点就是D，过了六个点就重来。老师就看着我。我就考上了，但是蒙进去容易，出不来。 我们学的是法国19世纪、20世纪的文学，我连基本的语言基础都没有，每天什么都听不懂，老师是对牛弹琴的。每天把上课内容录下来，回家学习。那边的学生每天都开party，尼斯很美丽，有沙滩，每天都有party。我去过两次，觉得没意思，还是回家学习。 这个时候最需要的，不是抱怨，也不是跟家里人诉苦，是要战胜自己。就像在一个深深的黑黑的隧道里，我可以用一年相信前面有出口，但是没有看到第一个光点之前，我们要用信念去坚持每一天，量变会引起质变。 大半年以后，忽然有一天我觉得老师讲的东西我听懂了，老师也发现了我有突变。从这一刻开始，之后都特别简单。因为我们花的每一点心血、每个小时都没有浪费，我们是在滴水穿石。 在尼斯文学院学习完之后，就考入了巴黎法国国家装饰艺术学院，进行了两年的硕士学习，之后我就毫不犹豫地回到了中国。因为大家知道，艺术设计创意产业的土壤应该在中国，艺术设计创意产业的明天也在中国，西方的艺术产业已经非常完善了。 我大胆地开了自己的设计公司，也创作了琼耳唯品设计品牌，做了很多首饰、配饰、家具设计，同时画画，从小画到大，我不想把画画作为我养家糊口的一个艺术表达方式，因为会给我带来限制。但是我想把艺术留存为艺术自由表达、自我对生命理解的一个最大的自由所在点。所以，我一直在画画、写字。 上下“忐忑”爱马仕 现在谈谈上下。 很多人都会很奇怪，凭什么你这么年轻的一个设计师，就可以跟爱马仕集团有这样深度的合作？现在媒体里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有的媒体说爱马仕收购了上下品牌，也有一些媒体说是我说服了爱马仕来投资。今天我借这个机会，和大家澄清一下真正的事实和最真实的版本。 这就像一个爱情故事。 大家都有一见钟情的经历吧？有一见钟情经历的举手？ 就这一位男生吗？太少了吧。不太多。 大家对爱情，还是要敢于追求，一见钟情不一定错，就像我的一见钟情。 我记得我2005年的时候，被爱马仕中国邀请作为第一个中国设计师来创作爱马仕全中国的艺术橱窗装置设计，之前都是法国设计、制作，全进口到中国安装。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设计师没有准备好做这样的品质高度。 我做了第一个尝试，非常圆满的一个成果。 然后爱马仕中国总裁雷先生说，琼耳，你好像有点不一样，我得把你介绍给我们全球总裁和艺术总监。 过了半年，有机会我就和爱马仕当初的总裁Patrick Thomas先生和全球艺术总监皮尔先生在上海相逢。 我记得那是一个美丽而浪漫的夜晚。你们可以想象，一个中国女性对着两位充满魅力的法国男性，我们在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我们点了非常美好的红葡萄酒。就在那个晚上，四个多小时，我们交流了对人生的价值观、梦想、我们的激情、对文化底蕴的理解，以及我们对为人处事的很多交流，就是做人的很多交流。 他们对我的感觉，一样的一见钟情，觉得：“哇，我们有这么多的交集！”同样的价值观、同样的对手工艺的激情、同样对当代设计、创作的追求，同样的把传统文化可以通过当代设计焕发出21世纪的光辉。这个强烈的感情，我们得“结婚”，我们得共同“生”一个“孩子”。 所以其实上下就是我们共同孕育、共同养育的一个“混血儿”。我们共同给他取一个名字，叫上下。 我们的传家宝 其实今天很多西方人认为“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是一个贬义的理解。“中国制造”在今天全球西方媒体里代表的是什么？ 第一，劣质，品质不好；第二，拷贝，仿造；第三，没有文化的蕴含。 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这是我们的使命，我指的我，不是我个人，而是和大家在座的每一位一起，今天年轻的中国人的使命，是要让中国人自己和全世界知道，我们的文化是璀璨的，我们的创意是无穷的，我们的品质是精湛的。 如何做到这一点？说说容易，做到难。这么多年，要做到，就是两件事，传承与创新。 我们到底传承什么呢？传承三样东西。 第一个要传承的中国传统手工艺，第二个就是中国的传统美学。第三个要传承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的生活艺术、传统的生活哲学。 今天大家穿着是西式的，除了我还有点东方的感觉。但是历史上，东方美学和西方美学同样具有力量，如何找回她？用新的方式演绎，而不是简单的搬来主义。 那怎么样创新呢？其实创新也是创新三样东西。 第一个创新，就是通过设计赋予这些手工艺一个实实在在的和我们生活有关系的功能。第二个要创新的，就是中国传统美学在21世纪的新的演绎。第三个，如何创造出传统文化的情感价值？最珍贵的器物和价格没有关系，最珍贵的器物和我们所承载的情感价值有关系。 大家看看，你们家里的传家宝，有没有哪件传家宝你妈妈说，这给你，这是我们家里最贵的一件东西，还是说你要收好，这是我最心爱的一件首饰？ 应该是哪种说法呢？是价格，还是价值呢？应该是情感的价值。 时间与情感 我想通过一种手工艺来和大家分享我们在探索的承上启下、传承与创新的道路。 我们用0.35mm的竹丝应用在茶具上，和高温白瓷结合起来，创作了茶具，这样竹丝白瓷在器物里不仅仅是美学的作用，还达到了隔热防烫的功能性作用，整个竹丝非常纯粹、自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里这样一种简约、灵动的美学。 这是另外一套茶系列的创作作品，龙韵，灵感来自于雍正的双龙杯。这个竹丝非常特别，在自然竹丝编制以后，我们还给它外面上了9层金粉，所以这是限量版。整个一套茶具需要一个有经验的手工艺老师三个月的时间独资完成，这不是流水线，需要一个手工艺老师独自、安安静静地寄情于物这样的方式来完成。 其实在上下，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我们通过设计、传承一直在演绎的，就是时间与情感。 情感就是爱，时间就是我们每个人。 设计师也好，手工艺老师也好，我们的门店销售大使也好，大家都要花时间去分享、创作，有时间承载的器物，它是有价值的。 爱是什么呢？我们作为创作者，是寄情于物，作为使用者是情由物生，这是我们希望创造的情感的价值。 情感也可以通过空间来体验。 中国的美学，中国的工艺、中国的品质、设计，要走向世界，我们去年9月份在巴黎开设了第一个零售空间，用了5万多片中国手工制作的白瓷，轻轻托起我们中国的文化。 我的梦想就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一切的，它是关于“爱”的创造，是关于“美”的创作。谢谢大家！ （演讲实况请关注近期在上视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海归人生十二讲：【海归人生12讲】王辉耀：开放式人生【海归人生12讲】陶景洲：人生别怕”历史误会”【海归人生12讲】童世骏：在源头经历“全球化”【海归人生12讲】陶闯:归来有点迟【海归人生12讲】于刚：瞬间决策 长久思考【海归人生12讲】高西庆： “一架精妙的机器”【海归人生12讲】王巍：不极致很幸运【海归人生12讲】张军：为了构筑发言权【海归人生12讲】刘西拉：永远奔腾的就是我【海归人生12讲】萧丽河：走下去才叫梦想【海归人生12讲】蒋琼耳：忐忑与上下
2014年3月17日 -
【海归人生12讲】萧丽河：走下去才叫梦想
（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 萧丽河，中国第一位女性舞台灯光设计师，留学美国。其设计既富于东方美学韵味，又体现西方的严谨性。与全球众多优秀艺术家进行了广泛合作，设计作品数百部，曾两度获得美国亚洲文化协会奖金、两次赢得中国文华奖最佳灯光设计奖、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市级最佳灯光设计奖。 这是我18岁的时候，中学毕业以后我见到的第一件跟舞台有关的——这个灯泡。 我当年中学生的时候，好像梦想不是跟灯泡有关系，我的梦想是画画，想做一位很潇洒的画家。当时一个念头，到上戏学美术，一定不错。 那一年我们只招舞美设计和灯光设计两个专业。当时我想我是上海复兴中学理科班出身，凭什么让另一个脑子废掉呢？我就说老师我要考灯光。 就这么一路，很顺利，考到了最后一关，考到了口试。口试是在一个实验室，灯光实验室，就看到了很多灯泡之类的东西。老师问，你对灯光有什么认识？我就说电影是用镜头引导观众眼镜的，让他看什么就看什么，但舞台肯定不行，那就是灯光。灯光可以控制你的视觉、表达时间、情感。 说了一大堆。老师觉得这个孩子可能说得比较接近，就说你不要说了，你去接灯泡去。整个考场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人点亮这盏灯，这盏灯泡就让我跟灯光结上了缘分。这是把我引向灯光的第一盏灯。 每个人可能都会碰到这种情况，一开始踏进门，觉得很高兴，但是再往前走，太难了，再往前走失去了这种勇气。作为女孩子更不容易，因为我也不高，所有人都是用鄙视的眼光看，这个小女孩跑来干什么？我心里也没有成全这样一个事业、理想，那个时候，我就捱吧，把后面四年捱掉，拿个文凭就走。 毕业的时候，老师就说把这个孩子留下，继续在实验室做。后来我去西藏，因为学校正好要招一个西藏的舞美班，觉得年轻人应该出去多历练，正好合了我的心愿，到西藏多么好，想着可以到那边去画画。 那一刻 我爱上了光 西藏当时是经常没电的，经常点蜡烛。在白天看云，在天上留下各种的色彩、光亮。逐渐你就被它吸引了。在很安静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光会慢慢带着你，有很多故事、戏剧性在里面。 真正让我爱上光，是在一天晚上，大昭寺迎来了一次藏传佛教的活佛的盛大节日。 那天没有电，星星照着路，非常清晰。那天每家每户的窗台上都有酥油灯，有那种节日的气息。到大昭寺有点晚，当时大昭寺几百个喇嘛在念经。 开始我们没有搞清楚状况，结果发现大昭寺上面有很多酥油灯在亮着，非常庄严、隆重。但是下面很安静，前面黑压压全是这些虔诚的教徒在膜拜，但在前面，大昭寺有一盏非常小的酥油灯，这盏灯在黑暗里点亮。 那个时候，那一刻我是被感动了。我说得很抽象，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盏灯在你面前出现，它是温暖的，是希望。那一刻，我觉得我双膝都是软的，泪流满面。不知道是怎样一种情感在冲击着我。那一刻，我爱上光了。 当时觉得很幸运，上天非常眷顾我，让我明白这个光是什么意思。那一刻，我也成为光的门徒。我们经常躺在地上看云，非常快乐的时光。但是从西藏下来之后，我做过很多演出，都受到西藏的那盏酥油灯的影响。我觉得我的光源从那边来，我的灵感都是从那边来。 这张椅子是我的“奶嘴” 后来我做访问学者期间，遇见了另外一个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导师，Jennifer Tipton。当时我每个星期会去听她的课，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一天，她忽然给我一张条子，我几月几号在华盛顿某个剧场彩排。 在剧场后面，就坐在后面看她。当时觉得，没有什么嘛。 等到彩排、联排的时候发现，完全变成你不懂。后来到2000年，我就考了她的研究生。 现在我开始讲到这张椅子。这张破破烂烂的椅子，不是家具店新买的，在美国我们很多穷学生会去二手店，这张椅子是皮的，25美金，在那个时候也是不贵的。 我很想体验你们这代人当时在外面找工作、刷碗，我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遗憾。我一直没有打工，因为没时间。我经常就在这个椅子上睡着了。因为实在太累了。 在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我有八门功课还要加一门语言，语言是每天要跑去敲卡的，几点进来几点出去，没有这个，不及格。八门功课，每两个星期一个作业，还要到剧场干活、爬梯子，之后回到工作室，手抖着，再切模型、画图，已经不行了。 基本我们就是睡一天，不睡一天，这样熬出来的。这种煎熬，经常让你刚刚坐上椅子，就睡着了。睡几个小时醒过来，还得去干活。 我经常笑称这张椅子是我的“奶嘴”，就很像小宝宝的安抚奶嘴。 我收到耶鲁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有150个剧本的阅读，就是你进来默认这些剧本已经读完了。人家可能三小时、两小时读完剧本就可以做功课了，我可能要花八九小时，查着字典把剧本读完，然后再做功课。 好在我们亚洲人都比较有韧性。这张椅子就是我很好的一个伴侣，一直是我的“奶嘴”。第一年没时间哭，有时间就睡着了，就瘫在那儿了。 安静就是不负责任 到了第二年，更多是文化、价值观的增长。因为价值观不同。比如在美国的课堂上，如果你一直保持很安静的话，老师会说这个同学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你要有自己的见解，你要告诉他，你这样不对，要大胆地说出来。 这又是一种挑战。我不是一张白纸，之前有很多文化的烙印，也教了很多本科生。现在发现很多东西可能跟你想象中的不对，要从头到尾重新学起。我到底应该擦掉哪些，保留哪些，这个时候就挣扎、纠结。 老师就看到了，我有很多的情绪。我功课就做得很草率，就一直问自己，自己为什么在这儿，受这么多的苦？我可以好好地在上戏讲课，为什么我在这里受苦？然后老师说，你这个态度不好，给你一个处分。 我被处分了以后，老师就给了我另一盏灯，蜡烛灯，特别平凡，灯光是照亮别人，不是炫耀自己。 我忽然领悟到，Jennifer Tipton我们为什么称她为圣母。她有一种悲悯，菩萨胸怀，演员在台上，我就衬托着他们，你看不到我，但是我存在，像空气一样。 这种情怀，是一个好的灯光师应该有的一种态度，或者一种人生的观点。那时候我非常感慨，受到上天眷顾，遇到这样一个可以把你心灵的灯点亮的人。 你心里有这盏灯，你有这种悲悯之心，有这样的胸怀，有这样的态度，其实你的梦想，不管是什么，走下去，都是可以实现的。 今天看到大家年轻的脸，我觉得我又看到了另外一盏灯，一盏希望之灯。这样的灯，应该传承给你们，就是如何把这样的一种精神可以传承给中国的孩子们，给中国的下一代，不管做什么行业，只要有这样一种心，有这样一个情怀，心里有这样一盏明灯。我这个光的门徒，肯定是走到底的。但是这个光是你心灵的光，而不只是一个灯泡而已。 谢谢大家。 （演讲实况请关注近期在上视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海归人生十二讲：【海归人生12讲】王辉耀：开放式人生【海归人生12讲】陶景洲：人生别怕”历史误会”【海归人生12讲】童世骏：在源头经历“全球化”【海归人生12讲】陶闯:归来有点迟【海归人生12讲】于刚：瞬间决策 长久思考【海归人生12讲】高西庆： “一架精妙的机器”【海归人生12讲】王巍：不极致很幸运【海归人生12讲】张军：为了构筑发言权【海归人生12讲】刘西拉：永远奔腾的就是我【海归人生12讲】萧丽河：走下去才叫梦想【海归人生12讲】蒋琼耳：忐忑与上下
2014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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