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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世界移民报告》中文版在京首发——“移民福祉与发展”成为主题
2014年5月19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翻译的《世界移民报告》中文版在北京凯宾斯基饭店发布，正式与中国的广大读者见面。据悉，这是国际移民组织的《世界移民报告》系列，首次以中文版形式在全球中文世界面世，填补了这一权威国际移民研究成果在全球发行领域的一个空白。在中国日益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移民输出国大背景下，今天《世界移民报告》以中文版面世，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最新的《世界移民报告》的研究主题为“移民福祉与发展”。 国际移民组织，即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IOM)的中文名称，是世界移民领域唯一的全球性政府间组织，曾连续多年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已成为国内外世界移民政策的制定者、研究者以及移民从业者的重要参考。 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是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研究国际人才和人口流动，国际移民问题方面的领先智库，已连续多年策划出版了有关中国留学[微博]生、海归和国际移民等方面的国际人才蓝皮书系列。今年年初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此次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持并翻译的《世界移民报告》，旨在使该报告能够在中文世界中得以传播，为中国国际移民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以及从业人员提供有关国际移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调查数据，此外，该报告聚焦移民者自身的独特视角，也为中国国际移民研究带来重要启示。 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Amb. William SWING，国际移民组织中国区首席代表P?r LILJERT，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以及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外国专家局等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各国驻华使馆官员等嘉宾出席了发布会。 发布会由国际移民组织中国区首席代表Par Liljert?主持， 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Amb. William SWING介绍了世界移民报告编写的背景和情况。 报告翻译组织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指出，世界移民潮流近年来发展迅速，如何把握全球移民的整体趋势，将高端人才移民为我国所用，如何通过政策来便利于吸引高端人才移民来到中国发展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翻译本报告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他指出，“《世界移民报告》显示，促使北-南移民的动因主要包括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发展带来的工作机会增加、跨国公司的扩张、海归和留学生人数的增长，以及有越来越多北方国家退休的人们选择去生活成本较低、节奏较慢的南方国家生活等。中国的国际移民总量在过去的十年里增长了35%，其中来自发达国家的移民数量大幅增加。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导致了实际工资的上涨以及对外籍劳动力的更大需求”。 《世界移民报告：移民的福祉与发展》作为国际移民组织世界移民报告系列的第7份报告，聚焦移民，探讨了移民对于个人发展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许多关注移民和发展的报告都侧重于移民行为对宏观社会经济的影响，而往往忽视了对个人发展的作用。与此相反，新的世界移民报告更加关注移民本身，以多样的视角探讨了移民对生活质量和个人发展的影响。 最新的世界移民报告对全球移民与发展问题的讨论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贡献： 通过考察移民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本报告超越了侧重于经济发展，尤其是汇款(移民寄回家的钱)的影响的传统分析。反之，通过探讨移民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本报告提供了对于发展的整体视角。 报告数据来源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的成果，该调查在超过150个国家进行，首次提供了对于全球移民发展的全面评估。 报告着眼于不同的移民原籍国和目的地国带来的移民结果差异。传统研究往往关注那些从低收入国家移民到更加富裕国家的人；本报告扩展了分析范围，考察了移民的四种路径及它们对发展的影响：即，从南方国家到北方国家，在南方国家之间，在北方国家之间，以及从北方国家到南方国家。 报告的主要方面包括： 一、本报告“注重聚焦移民者自身，考察迁移带来的得与失” 《世界移民报告：移民的福祉与发展》最大的特点在于，移民者不再被看作被动的调查研究主体，而是有机会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迁移故事，这将有助于决策者制定出更加符合人类利益的政策。本报告更聚焦移民者自身，并切实反映了这一跨国移民群体，在迁移过程如何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据了解，以往的移民研究主要是从宏观的社会经济角度关注移民者对移民来源国和接收国产生的影响，例如侨汇、人才流失、海外侨民等。与此不同的是，本报告聚焦移民者本人在迁移中的经历和感受，通过比较移民者迁移前后的生活状况，考察了迁移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影响。 《世界移民报告：移民的福祉与发展》的这一视角是与全世界对发展问题的新思考相一致的，即发展不应局限于经济的增长、财富的积累以及收入的提高等，持续改善和增进各国人民的福祉、确保可持续性也是发展的应有之义。近年来，尽管各领域的研究者越来越感兴趣于将人类福祉作为考察社会进步的因素，但是，对于移民者的福祉研究还寥寥无几，本报告则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二、创造了“迄今为止对全世界移民者福利状况最全面的评估”先例 《世界移民报告：移民的福祉与发展》首次实现并创造了迄今为止，“在全世界范围内全面评估移民者的福利状况”的先例。报告中设专章详细描述了著名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及其结果，该调查对全世界移民者的福利状况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全面的评估，涉及全世界150多个国家的2.5万名移民者和44万当地居民，涵盖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盖洛普民意调查主要通过考察影响福祉的五个因素，即职业、社交、财产、健康和社群等，通过综合考虑这五个维度，揭示出移民者福祉的完整图景。问卷尤其强调移民者的主观幸福感，设计的问卷不仅包括了与移民者客观生活状况相关的问题(比如收入水平、住房条件、工作环境等)，还包括了移民者主观看法和感受的问题(比如生活满意度、社区归属感等)。 三、报告显示： 移民并非只是“南-北现象”，“北-南移民”趋势日益显著 《世界移民报告：移民的福祉与发展》探讨了移民来源国和移民目的国的不同会给移民的生活质量和个人发展带来非常不同的影响。以往的报告通常只关注南-北移民(即从中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迁移)。但是，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仅有约35%的移民者是南-北移民，而南-南移民至少占总量的34%，北-北占25%，北-南占6%。可见除南-北移民之外，其他三种路径是不可忽视和低估的。不仅如此，由于南方国家的收集统计数据能力有限，实际数字还会更加显著。 报告特别关注了北-南移民趋势，虽然北-南移民仅占移民总量的3%-6%(在700万到1300万之间，2010)，但是，这一数字正在不断增加。促使北-南移民的动因主要包括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发展带来的工作机会增加、跨国公司的扩张、海归和留学生人数的增长，以及有越来越多北方国家退休的人们选择去生活成本较低、节奏较慢的南方国家生活等。南方一些国家尤其是金砖五国的例子生动表明这一趋势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报告显示，中国的国际移民总量在过去的十年里增长了35%，其中来自北方国家的移民数量大幅增加。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导致了实际工资的上涨以及对外籍劳动力的更大需求。报告还显示，在过去的十年中，巴西的迁入移民人口增加了87%。美国已成为巴西最大的移民来源国，自2000以来，来自美国的移民人数增长了212%。此外，巴西的海归人数也有大幅增加，2010年的海归人数是2000年的大约2倍。海归的增加也与跨国公司的大幅扩张紧密相关，许多公司需要移民者凭借其语言和文化优势来开拓其来源国的市场。 报告还首次突出了南-南移民的重要性。据统计，世界排名前20位的移民走廊(指两国间迁移人口最多)中有一半以上属于南-南移民，主要发生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之间，以及从孟加拉国到不丹，从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等。此外，南-南移民的侨汇情况仅次于南-北移民(即北-南汇款)，南方国家中最不发达的国家所接收的汇款数额占总侨汇的三分之二。 四、本报告研究成果：全面展示全世界移民者的总体福利状况 人们选择迁移是为了追寻更美好的生活，是出于对幸福、富足与健康的向往。的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显示；“与迁移之前相比，大多数移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有的甚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获得最大收益的是那些从贫穷国家迁移到全球最富裕国家的人们”。但是，并非所有移民者在迁移之后都实现了生活的改善。《世界移民报告：移民的福祉与发展》通过对移民者在移居国的现状和家乡同类人群以及移居国本地居民进行比较，为我们揭示出全世界移民者的总体福利状况，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1、南-北和北-北移民通过迁移获得的收益最大： 通过比较在移居国定居五年以上的移民者的生活水平与他们设想的如果留在家乡可能获得的生活水平，结果显示，移居北方国家的人们(无论是南-北还是北-北)通过迁移所获得的收益是最大的。他们通常认为自己当前的生活优于家乡没有选择迁移的同类人(指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为自己的迁移感到满意。其中，北-北移民在福祉的五个方面的状况最佳。对南-北移民来说，尽管与当地人相比，他们在经济上仍有较大差距，但是比起留在家乡的人们来说，他们在经济上获得了较大的改善。 2、南-南和北-南移民者认为不如留在家乡发展： 报告还显示，移居南方国家的人们认为他们的生活与留在家乡没有迁移的人们相比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后者，尤其是南-南长期移民者认为他们不如留在家乡发展。导致这一结论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南北方国家的工资收入差别较大，因此与南-北移民相比，南-南移民在经济状况上不会得到更快更大的改善。同时，他们还受到来自人身安全、健康问题的困扰，并且他们对移居国的体制制度都感到不满意，认为贿赂和腐败普遍存在与政府和商业机构之中。 3、移民者不如当地居民福利水平高，但随时间推移会得到改善： 报告还对移民者与移居国当地出生的居民的福利水平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国家，移民者的福利状况普遍都不如当地居民好，但是，在北方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情况会很快得到改善。报告还发现，移民者的财产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工作相关，在北方国家，移民者与当地人相比更可能失业或不充分就业(调查显示，移民者的不充分就业率为26%，失业率为13%，而当地居民的不充分就业率是18%，失业率是8%)；在南方国家，移民者与当地居民相比成为正式员工的机会少，但与当地人一样可能面临失业和不充分就业。此外，移居国较高的房价以及缺乏家庭支持等也是影响移民者福利水平的重要因素。 4、移民者比当地居民更具有创业精神： 报告显示，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国家，移民从事个体经营的比例都高于当地居民，这也许是因为从事个体经营使他们避免在劳动力市场被边缘化。但报告也显示，某些移民天生就是企业家，比起当地居民，他们更富有创业精神。因此，北方国家吸引了更多有创业倾向的移民；在南方国家，移民者在遇到困难时也比当地居民表现出更为乐观的态度。但是，移民在寻找创业合伙人、突破当地商业环境壁垒方面，都比当地人面对更大困难。 此外，报告还对影响福祉的其他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比如移民对社区归属感、多元文化、医疗保障、社交网络、子女受教育等的看法和感受，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移民总体福利状况的全面论述。 五、《世界移民报告：移民的福祉与发展》为世界各国重视“国际移民”国家战略发出预警：“移民虽推动了国家发展，但各国仍未将移民议题纳入发展议程” 截止2013年，全世界国际移民总量已高达2.32亿人次，其中22%为高技能移民，33%为中等技能移民，有越来越多数据表明，移民为促进发展、减除贫困、改善人力资本，以及为知识、科技的传播等做出很大贡献。仅2012年，国际移民侨汇总量已超过4000亿美元，而当年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量仅为1260亿美元。 《世界移民报告：移民的福祉与发展》强有力地表明，只要各国对移民问题加以恰当有效的管理，移民者对来源国和目的国的发展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报告还表明，除南-北移民外，其他所有移民方向和路径都对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当今各国都未将移民议题纳入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框架之中，很多政策制定者仍然将国际移民视为对国家安全与身份认同的威胁，而不是将其看作开展国际合作与发展的机遇。在各国公布他们完成千年发展目标所取得的成果中，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提及移民议题，当然，这也与数据和相关指标的缺乏有关。 报告最后呼吁，应将移民议题纳入未来的全球发展议程之中，并制定出一份国际移民监测表，定期评估全球范围内移民福祉发展变化，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移民对发展的影响。 《世界移民报告：移民的福祉与发展》中文版的面世，将有助于中国国际移民研究者深入了解国际移民研究现状，加强国际合作等，并将有助于促进公众对于移民议题的认识与理解，使更多人看到移民者对发展的贡献与影响。
2014年5月20日 -
《世界移民报告》中文版在京首发
——“移民福祉与发展”成为主题2014年05月19日18:05 新浪网 2014年5月19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翻译的《世界移民报告》中文版在北京凯宾斯基饭店发布，正式与中国的广大读者见面。据悉，这是国际移民组织的《世界移民报告》系列，首次以中文版形式在全球中文世界面世，填补了这一权威国际移民研究成果在全球发行领域的一个空白。在中国日益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移民输出国大背景下，今天《世界移民报告》以中文版面世，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最新的《世界移民报告》的研究主题为“移民福祉与发展”。 国际移民组织，即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IOM)的中文名称，是世界移民领域唯一的全球性政府间组织，曾连续多年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已成为国内外世界移民政策的制定者、研究者以及移民从业者的重要参考。 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是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研究国际人才和人口流动，国际移民问题方面的领先智库，已连续多年策划出版了有关中国留学[微博]生、海归和国际移民等方面的国际人才蓝皮书系列。今年年初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此次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持并翻译的《世界移民报告》，旨在使该报告能够在中文世界中得以传播，为中国国际移民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以及从业人员提供有关国际移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调查数据，此外，该报告聚焦移民者自身的独特视角，也为中国国际移民研究带来重要启示。 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Amb. William SWING，国际移民组织中国区首席代表P?r LILJERT，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以及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外国专家局等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各国驻华使馆官员等嘉宾出席了发布会。 发布会由国际移民组织中国区首席代表Par Liljert?主持， 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Amb. William SWING介绍了世界移民报告编写的背景和情况。 报告翻译组织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指出，世界移民潮流近年来发展迅速，如何把握全球移民的整体趋势，将高端人才移民为我国所用，如何通过政策来便利于吸引高端人才移民来到中国发展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翻译本报告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他指出，“《世界移民报告》显示，促使北-南移民的动因主要包括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发展带来的工作机会增加、跨国公司的扩张、海归和留学生人数的增长，以及有越来越多北方国家退休的人们选择去生活成本较低、节奏较慢的南方国家生活等。中国的国际移民总量在过去的十年里增长了35%，其中来自发达国家的移民数量大幅增加。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导致了实际工资的上涨以及对外籍劳动力的更大需求”。 《世界移民报告：移民的福祉与发展》作为国际移民组织世界移民报告系列的第7份报告，聚焦移民，探讨了移民对于个人发展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许多关注移民和发展的报告都侧重于移民行为对宏观社会经济的影响，而往往忽视了对个人发展的作用。与此相反，新的世界移民报告更加关注移民本身，以多样的视角探讨了移民对生活质量和个人发展的影响。 最新的世界移民报告对全球移民与发展问题的讨论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贡献： ·通过考察移民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本报告超越了侧重于经济发展，尤其是汇款(移民寄回家的钱)的影响的传统分析。反之，通过探讨移民对个人发展的影响，本报告提供了对于发展的整体视角。 ·报告数据来源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的成果，该调查在超过150个国家进行，首次提供了对于全球移民发展的全面评估。 ·报告着眼于不同的移民原籍国和目的地国带来的移民结果差异。传统研究往往关注那些从低收入国家移民到更加富裕国家的人；本报告扩展了分析范围，考察了移民的四种路径及它们对发展的影响：即，从南方国家到北方国家，在南方国家之间，在北方国家之间，以及从北方国家到南方国家。 报告的主要方面包括： 一、本报告“注重聚焦移民者自身，考察迁移带来的得与失” 《世界移民报告：移民的福祉与发展》最大的特点在于，移民者不再被看作被动的调查研究主体，而是有机会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迁移故事，这将有助于决策者制定出更加符合人类利益的政策。本报告更聚焦移民者自身，并切实反映了这一跨国移民群体，在迁移过程如何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据了解，以往的移民研究主要是从宏观的社会经济角度关注移民者对移民来源国和接收国产生的影响，例如侨汇、人才流失、海外侨民等。与此不同的是，本报告聚焦移民者本人在迁移中的经历和感受，通过比较移民者迁移前后的生活状况，考察了迁移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影响。 《世界移民报告：移民的福祉与发展》的这一视角是与全世界对发展问题的新思考相一致的，即发展不应局限于经济的增长、财富的积累以及收入的提高等，持续改善和增进各国人民的福祉、确保可持续性也是发展的应有之义。近年来，尽管各领域的研究者越来越感兴趣于将人类福祉作为考察社会进步的因素，但是，对于移民者的福祉研究还寥寥无几，本报告则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二、创造了“迄今为止对全世界移民者福利状况最全面的评估”先例 《世界移民报告：移民的福祉与发展》首次实现并创造了迄今为止，“在全世界范围内全面评估移民者的福利状况”的先例。报告中设专章详细描述了著名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及其结果，该调查对全世界移民者的福利状况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全面的评估，涉及全世界150多个国家的2.5万名移民者和44万当地居民，涵盖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盖洛普民意调查主要通过考察影响福祉的五个因素，即职业、社交、财产、健康和社群等，通过综合考虑这五个维度，揭示出移民者福祉的完整图景。问卷尤其强调移民者的主观幸福感，设计的问卷不仅包括了与移民者客观生活状况相关的问题(比如收入水平、住房条件、工作环境等)，还包括了移民者主观看法和感受的问题(比如生活满意度、社区归属感等)。 三、报告显示： 移民并非只是“南-北现象”，“北-南移民”趋势日益显著 《世界移民报告：移民的福祉与发展》探讨了移民来源国和移民目的国的不同会给移民的生活质量和个人发展带来非常不同的影响。以往的报告通常只关注南-北移民(即从中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迁移)。但是，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仅有约35%的移民者是南-北移民，而南-南移民至少占总量的34%，北-北占25%，北-南占6%。可见除南-北移民之外，其他三种路径是不可忽视和低估的。不仅如此，由于南方国家的收集统计数据能力有限，实际数字还会更加显著。 报告特别关注了北-南移民趋势，虽然北-南移民仅占移民总量的3%-6%(在700万到1300万之间，2010)，但是，这一数字正在不断增加。促使北-南移民的动因主要包括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发展带来的工作机会增加、跨国公司的扩张、海归和留学生人数的增长，以及有越来越多北方国家退休的人们选择去生活成本较低、节奏较慢的南方国家生活等。南方一些国家尤其是金砖五国的例子生动表明这一趋势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报告显示，中国的国际移民总量在过去的十年里增长了35%，其中来自北方国家的移民数量大幅增加。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导致了实际工资的上涨以及对外籍劳动力的更大需求。报告还显示，在过去的十年中，巴西的迁入移民人口增加了87%。美国已成为巴西最大的移民来源国，自2000以来，来自美国的移民人数增长了212%。此外，巴西的海归人数也有大幅增加，2010年的海归人数是2000年的大约2倍。海归的增加也与跨国公司的大幅扩张紧密相关，许多公司需要移民者凭借其语言和文化优势来开拓其来源国的市场。 报告还首次突出了南-南移民的重要性。据统计，世界排名前20位的移民走廊(指两国间迁移人口最多)中有一半以上属于南-南移民，主要发生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之间，以及从孟加拉国到不丹，从阿富汗到巴基斯坦等。此外，南-南移民的侨汇情况仅次于南-北移民(即北-南汇款)，南方国家中最不发达的国家所接收的汇款数额占总侨汇的三分之二。 四、本报告研究成果：全面展示全世界移民者的总体福利状况 人们选择迁移是为了追寻更美好的生活，是出于对幸福、富足与健康的向往。的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显示；“与迁移之前相比，大多数移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有的甚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获得最大收益的是那些从贫穷国家迁移到全球最富裕国家的人们”。但是，并非所有移民者在迁移之后都实现了生活的改善。《世界移民报告：移民的福祉与发展》通过对移民者在移居国的现状和家乡同类人群以及移居国本地居民进行比较，为我们揭示出全世界移民者的总体福利状况，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1、南-北和北-北移民通过迁移获得的收益最大： 通过比较在移居国定居五年以上的移民者的生活水平与他们设想的如果留在家乡可能获得的生活水平，结果显示，移居北方国家的人们(无论是南-北还是北-北)通过迁移所获得的收益是最大的。他们通常认为自己当前的生活优于家乡没有选择迁移的同类人(指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为自己的迁移感到满意。其中，北-北移民在福祉的五个方面的状况最佳。对南-北移民来说，尽管与当地人相比，他们在经济上仍有较大差距，但是比起留在家乡的人们来说，他们在经济上获得了较大的改善。 2、南-南和北-南移民者认为不如留在家乡发展： 报告还显示，移居南方国家的人们认为他们的生活与留在家乡没有迁移的人们相比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后者，尤其是南-南长期移民者认为他们不如留在家乡发展。导致这一结论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南北方国家的工资收入差别较大，因此与南-北移民相比，南-南移民在经济状况上不会得到更快更大的改善。同时，他们还受到来自人身安全、健康问题的困扰，并且他们对移居国的体制制度都感到不满意，认为贿赂和腐败普遍存在与政府和商业机构之中。 3、移民者不如当地居民福利水平高，但随时间推移会得到改善： 报告还对移民者与移居国当地出生的居民的福利水平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国家，移民者的福利状况普遍都不如当地居民好，但是，在北方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情况会很快得到改善。报告还发现，移民者的财产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工作相关，在北方国家，移民者与当地人相比更可能失业或不充分就业(调查显示，移民者的不充分就业率为26%，失业率为13%，而当地居民的不充分就业率是18%，失业率是8%)；在南方国家，移民者与当地居民相比成为正式员工的机会少，但与当地人一样可能面临失业和不充分就业。此外，移居国较高的房价以及缺乏家庭支持等也是影响移民者福利水平的重要因素。 4、移民者比当地居民更具有创业精神： 报告显示，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国家，移民从事个体经营的比例都高于当地居民，这也许是因为从事个体经营使他们避免在劳动力市场被边缘化。但报告也显示，某些移民天生就是企业家，比起当地居民，他们更富有创业精神。因此，北方国家吸引了更多有创业倾向的移民；在南方国家，移民者在遇到困难时也比当地居民表现出更为乐观的态度。但是，移民在寻找创业合伙人、突破当地商业环境壁垒方面，都比当地人面对更大困难。 此外，报告还对影响福祉的其他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比如移民对社区归属感、多元文化、医疗保障、社交网络、子女受教育等的看法和感受，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移民总体福利状况的全面论述。 五、《世界移民报告：移民的福祉与发展》为世界各国重视“国际移民”国家战略发出预警：“移民虽推动了国家发展，但各国仍未将移民议题纳入发展议程” 截止2013年，全世界国际移民总量已高达2.32亿人次，其中22%为高技能移民，33%为中等技能移民，有越来越多数据表明，移民为促进发展、减除贫困、改善人力资本，以及为知识、科技的传播等做出很大贡献。仅2012年，国际移民侨汇总量已超过4000亿美元，而当年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量仅为1260亿美元。 《世界移民报告：移民的福祉与发展》强有力地表明，只要各国对移民问题加以恰当有效的管理，移民者对来源国和目的国的发展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报告还表明，除南-北移民外，其他所有移民方向和路径都对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当今各国都未将移民议题纳入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框架之中，很多政策制定者仍然将国际移民视为对国家安全与身份认同的威胁，而不是将其看作开展国际合作与发展的机遇。在各国公布他们完成千年发展目标所取得的成果中，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提及移民议题，当然，这也与数据和相关指标的缺乏有关。 报告最后呼吁，应将移民议题纳入未来的全球发展议程之中，并制定出一份国际移民监测表，定期评估全球范围内移民福祉发展变化，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移民对发展的影响。 《世界移民报告：移民的福祉与发展》中文版的面世，将有助于中国国际移民研究者深入了解国际移民研究现状，加强国际合作等，并将有助于促进公众对于移民议题的认识与理解，使更多人看到移民者对发展的贡献与影响。新闻链接：http://edu.sina.com.cn/a/2014-05-19/1805243360.shtml
2014年5月20日 -
中国低龄留学生报告：担忧申请大学还要和中国同学竞争
早报记者 韩晓蓉 苏展 实习生 沈佳峥 上海中考本周末开考。由于选择的多元化，一些初三学生目标锁定国外高中，甚至初二便提前留学的现象也越来越多。 随着90后甚至00后迅速成为留学生的主流，他们与勤工俭学的前辈颇为不同，这批低龄留学生成长于中国经济腾飞的时代，除了关注学校好坏，也注重生活品质，比如学校住宿环境、娱乐设施等硬件都是他们关注的问题。 另外一项调查显示，从出国留学生的成绩来看，2/3以上都是班上的佼佼者。 留学低龄化将延续多年 近日，上海前途出国有限公司的咨询顾问马莉莎表示：“这些年我办理留学手续直接出国读初三或高一的学生成几何级数增长，更多的家长倾向于让孩子放弃国内的初三，直接赴美读高一，由于美国的高中是四年制，也就是我们国内的九年级在美国相当于高一，意味着如果初三毕业再去美国读书，还得从高一读起，因为国内的初三打下的基础是不够的。如果选择初三毕业后去读，美国的高中是一定要求出示国内中学的毕业证明的，所以从实际情况出发，孩子初中二年级时申请才是上策。” 低龄化，是当今中国留学生的一个趋势。为了研究低龄留学现象，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专门对北京5所中学出国留学情况进行抽样调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称，抽样结果显示，高中生出国留学人数从2010年的215人上升到2012年的385人，占当年毕业生总数的比例从2010年的9.28%提高到2012年的15.74%。从出国留学生的成绩来看，2/3以上成绩十分优秀，是班上的“尖子生”。68.2%的学生出国前成绩在班中排名为前25%，排名前50%的占89.8%，只有10.3%的学生在班级排名为50%以后。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2013年《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透露，留学低龄化将成为一个持续多年的现象，青少年留学的群体在不断扩大。《蓝皮书》显示，2011至2012学年，中国留学美国的本科生增长率为31%，占中国留美学生的38.4%，留美本科生已经接近赴美读研究生人数（约45.6%）。据美国国土安全局的统计数字，在2005至2006学年，中国仅有65名中学生持因私护照去美国读中学，到2012至2013学年，美国私立高中有23795名中国学生，7年时间增加了365倍。 在其他英语国家，中国的青少年留学群体也越来越多。 在澳大利亚，2012年的中国留学生约有11.88万人，18岁和19岁的留学生有1.11万人；不到18岁的5083人，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2012至2013学年，加拿大温哥华从幼儿园至中学12年级的1086名国际留学生中，来自中国的有645人，占总数的59.39%。 热门学校不断提高门槛 随着申请出国人数增多，学校审理也存在着延后。由于申请第一轮的优秀学生数量增加，加剧了录取的竞争程度。同时，因为学校审理量增加，被延期到常规批来审理。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高中生留学人数增长比较迅速。 因此，一些热门学校的录取条件逐步提升。较为典型的便是美国，一方面希望进一步选拔优秀的国际学生，为他们提供一流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同时，该国的留学申请形势更为严峻。 2014年更多美国高中需要学生提供托福成绩，甚至是SSAT（美国中学入学考试）成绩，以及希望申请人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历，或者是一些特殊背景，这对于未来想申请美国高中的学生来说是一个较大的挑战。
2014年5月12日 -
中国日报：智库专家在“智库与中国发展”座谈会上的发言
The author is Zhu Xufeng, professo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This is an excerpt of his speech at a recent "Think tan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Beijing-based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CCG). Think tanks developing in different ways The top leadership has long recogniz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ink tanks and encouraged their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a "2013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Report", relea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there are 426 think tanks in China, only the US with 1,828 has more. However, while they have mushroomed in number, there is now a debate about the role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While some believe that in order to be influential a think tank should serve the government and offer research results to official decision-makers, others insist that a think tank must remain independent of the government to be of use. Both approaches have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 pro-government approach was derived from former Soviet Union, where most, if not all, of the think tanks were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 to offer advice through secret channels. While it is easier for such think tanks to influence government policies, they often refrain from raising opinions contrary to the will of government leaders, as the government is their sponsor. The independent approach is more like the situation in the US, where think tanks generally avoid being linked with the government. They are even proud of not agreeing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often intentionally refuse funding from the government for that reason. But while such think tanks might look more professional and independent, they would not work in China, as it lacks the large number of private or non-governmental foundations that offer support to US think tanks behind the scenes. It is hard to imagine Chinese think tanks surviving without any financial help from the government. Thus Chinese think tanks must find a new approach. The debat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is actually focused on the dilemma between "influence" and "independence": as policy advice providers, think tanks must be able to influence the government, but they have to be independent of it, too, to avoid becoming its subject. Reaching a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is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 tanks in China. That requires us to alter some common misunderstandings. It should be first made clear that influence does not equal being official and the influence of a think tank should never be judged only by how much of its advice is accepted by the government. In this Information Age, instead of directly offering their research results to the government, Chinese think tanks could publish their reports via the Internet and gain social instead of official influence. Rallying mass support online is often the best way of making the government accept policy advice. On the other hand, independence does not equate to being unofficial, either. Think tanks should bear in min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the ultimate consumer of their advice, as well as a primary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their research efforts, so they can never be completely detached from the government. Besides, even those not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 can also be reliant upon the source of their funding. Think tanks that intentionally stay away from or even oppose the government fall into another trap. Therefore influence and independence are not necessarily mutually exclusive. On the contrary, only those with considerable influence can achieve true independence and be truly free to support or blame the government, no matter who funds them. That makes a new mode for Chinese think tanks possible. Actually, with deepening reform, Chinese think tanks are already breaking the official monopoly and following different ways of being: think tanks sponsored by private funds or dual fund sources are emerging. This trend is both a reaction to the ongo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a positive attempt to form a new development mode for Chinese think tanks. The author is a professo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This is an excerpt of his speech at a recent "Think tan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Beijing-based Center for China&Globalization.
2014年4月29日 -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智库升温
从某种方面看，中国智库正面临最好的发展机遇，但要真正迎来发展的春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场由民间智库举办的主题为“智库与中国发展”的专题座谈会，却由中国官方智库和外方智库唱起了主角。应邀到会的十多位发言嘉宾中，鲜见来自民间智库的代表。不过，这并不影响与会嘉宾的发言热情，原定两个半小时的座谈会延长了一个小时。 4月17日下午两点半许，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5号。这场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座谈会即将开始前，饭店服务人员匆忙加进来一批椅子。到会人员的数量超出了主办方的预计。 2009年，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牵头组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随后，该中心主办了规模盛大的全球智库峰会。此后，“智库”受关注的程度开始在中国快速升温。但在很多业界人士眼里，2013年，中国智库才算是开始走向“发展的春天”。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首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从某种方面看，我国智库正面临最好的发展机遇，但要真正迎来发展的春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座谈会主持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说。 落后者的优势 2014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项目”发布了《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这所大学已连续7年发布该系列报告，并使其成为全球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智库报告。 不论是在智库的总量还是在个体排名上，中国都远逊于美国。虽然中国以426家智库的总量拿下了次席，但排名第一的美国智库总量为1828个，是中国的四倍还多。在全球前100名顶级智库中，中国仅占6席，在中国和亚洲都排名第一的中国社科院列第20位，而美国智库则独揽了全球前10中的6席。 美国智库的巨大领先优势，足以让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总裁威廉·奥福尔霍特有底气来分享一下他的经验。奥福尔霍特在2002年至2008年期间曾在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出任亚太研究中心主任，而这家智库多次位居《全球智库报告》的前10之列。但奥福尔霍特在简要介绍了兰德公司和美国智库整体的情况后，却谦虚地谈起中国智库的优势：“美国的智库很少去想长远的战略性问题，比如在经济危机中，它们更多地关注眼下财政和货币政策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而中国社科院的一些财政和金融研究部门则做了很多战略性分析。” 这样的“谦虚”在美国的智库学者中并不少见。紧接着奥福尔霍特之后发言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回忆起了美国五角大楼战略规划部门负责人曾对他讲起的一个“段子”：美国前任防长盖茨到五角大楼赴任后不久，就问这位部长负责人能不能着重做一些长远规划，而不要只顾眼前的事情。这位负责人当时问，长远是多长。盖茨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说，3天。 在中国，不少人认为中国缺少战略思维，应该向美国学习。但在奥福尔霍特看来，美国的领导人和企业家通常不会设想十年之后或者二十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但是在中国中央政府却一直坚持制定“非常长远的经济规划”，这方面，包括中国社科院在内的很多官方智库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研究参考。 美国前国务卿、著名外交家基辛格是中国社科院的常客，他在到访中国社科院时多次提及，中国有长远思维、战略思维，而美国只注重当下的现实。黄平列举了基辛格曾提到的两个例子：一是中国的国际战略这几十年过来，基本还是按照1972年基辛格到中国来时和毛泽东、周恩来谈的那些方向在走；二是在邓小平90岁时，曾问基辛格，100年之后的世界什么样。基辛格走了世界那么多国家，从未遇到过一个90岁的人问他对于100年以后的世界的看法。 黄平并不避讳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存在的差距，与此同时，在他看来，由于标准不一样，不能因为差距，就简单地说谁好谁不好。 强化“临门一脚”功夫 “着眼长远”的优势之下，在解决“当下”问题上乏力亦是不争的事实。 2009年7月，中美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在中国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的面对面会谈中，美国各相关部门负责人都会有自己的“外脑”，以提供谈判的政策方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提到，在会谈中当美方提出一个议题后，中方因为没有足够到位的前期研究而缺少有利的回应，也缺乏具有说服力的数据支撑。 正是在这一年，被业内称为“超级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 “我们更加注重‘临门一脚’的功夫。”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徐洪才如此形容自家的特色。由于起步较晚，该中心做不到像社科院和一些高校的研究中心那样有长期积累，并能从容不迫地研究一些中长期问题，因此，它需要更多把战略性问题和眼前的迫切问题相结合，以解决燃眉之急。徐洪才称外界的“超级智库”之说是期待过高，他称中心是“民间智库”。 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又有着其他民间智库所不具备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其研究成果对于决策的影响上。这些成果会形成两类内参，一类每年100份左右，送达副国级以上的领导人，另一类每年300份左右，省部级领导都能看到。这些内参的特点是对领导关心的当下问题快速作出反应，并用短小精悍的文章呈现出出来，以让领导一看就能明白；二是从今年开始，中心可以列席国务院常务会议，便于了解并参与重大决策。 “在课题选择上，除了一些正常进行的综合性长期性的问题外，我们也在加强对于当下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保证实效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田琳琳说。这家成立于1981年、将研究战略性长期性问题作为最基本定位的老牌官方智库，也开始寻求一些改变和创新。 在《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的前100名智库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上榜的6家中国智库之一。 经费难题亟待解决 “中心不拿财政部一分钱。”徐洪才在强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民间身份”时说。 而对于不吃财政饭的民间智库来说，经费来源的困难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连被称为“超级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也不能例外。因为工资偏低，中心的领导经常教育工作人员要有奉献精神，“到这来干活，不要谈钱”。 但这个现实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不仅关于员工的个人利益，还影响智库的独立性。“只有获得充分的多渠道的研究资金的支持，智库就会大大减少因为迫于生计而依附于少数利益团体的可能性，智库的独立性才能得到保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说。 从去年习近平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后，朱旭峰接触到一些企业家中，不少人跃跃欲试，准备向民间智库进行捐助。对于这些企业家来说，过去捐向希望工程、扶贫基金会等地方的钱有了新的捐助渠道。 这在座谈会现场就得到了证明，两位来自企业界的代表也表示了要向民间智库进行捐款的意愿。座谈会刚一结束，这两位代表成为多家智库追逐的对象。一位被媒体拦住要求采访的智库代表，敷衍两句后直言不讳，称要赶紧去认识一下企业界的代表。此时，一位企业界代表正在收拾东西，有离开之意。 经费问题不只困扰着中国智库。在《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排名第三的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实施全球网络布局时，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资金。这家基金会的传播交流部副主任尼克·帕洛特介绍，他们今年打算在印度新德里新建一个中心，但眼下“为钱所困”。 由于中国政府近年对智库建设的重视，官方智库的经费相对充裕，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烦恼。“如何用好经费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很多官方智库按照行政单位的体制进行管理，导致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并不符合研究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用起来非常麻烦。比如进行国际交流，许多人因为经费的限制出不去，有的研究员按规定只能两年出一次国。”田琳琳说。她希望，无论是财政支持还是民间支持，都要有一个更适于智库发展的经费管理模式。 如果经费问题能得到较好的解决，中国未来的智库格局可分为三个层次，以官方智库为主，高校智库为辅，民间智库为补充。在田琳琳看来，民间智库的发展，会和官方智库形成一种竞争，利于共同进步和繁荣。 “智库大而全，有好处，有有难处。”黄平说。在“大而全”的社科院工作了几十年的黄平期待大量小智库、新智库的出现，发挥其灵活应变的特点，走出“小而精”的新途径。
2014年4月29日 -
参考消息：解析海归发展报告 看海归都去哪儿了
2013年我国留学回国人数达35.35万人，同期回国/出国比例达到85.41%。留学生回国人数不断增加，为我国人才市场，特别是高端人才市场补充了重要的人力资源。 逾五成留北上广深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海归回国就业地区覆盖了15个省区市，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发达地区。这6个省区市集聚了81.4%的海归。 嘉华世达美国项目部副总监衣艳指出：“北上广深是世界500强等著名外企的聚集地，这与海归的就业期望比较合拍。从专业对口而言，北上广深为留学生发挥所长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空间。” 据了解，中国留学生往往热衷商业及管理、工程、数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这些专业决定了留学生归国多集中在“高精尖”领域，北上广深等地由于政策优势、地域优势等原因成为这些“高精尖”企业的聚集地。此外，由于一线城市企业员工的薪酬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留学人员在教育投资上远高于其他学生，在北上广深就业能够使他们尽快收回教育成本。这些都成为海归就业首选北上广深的原因。 但随着海归人数的增加，一线城市竞争日趋激烈，一些海归开始对二、三线城市感兴趣。据衣艳介绍，一些城市比如宁波、大连等推出一些人才引进计划，对留学归国人员提供更丰富的创业奖励和扶持，这对海归具有一定吸引力。 就业首选外企 曹珊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2012届的毕业生，目前就职于世界知名汽车品牌宝马公司，任人力资源管理岗位，在从北京到上海出差的火车上，她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 “根据留学前签发的学生签证，毕业之后我还可以在英国停留半年。期间我一直尝试在当地找工作，但想进入专业对口的正规企业真的很难。”曹珊说，如果回国，选择的机会就能更多，甚至是进入世界知名大公司的机会。 曹珊本科在国内学的是新闻专业，毕业后在国外申请了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就出去读研，没有工作经验，而专业的变化也让我们比较迷茫，在回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广投简历，公关公司、媒体等等，但是内心还是更倾向于外企。” 《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数据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的海归选择进入外企。按照人数比例，其他吸纳海归就业较多的单位类型包括本土创办的民营企业、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 小王是马来西亚世纪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毕业生，她放弃了到跨国银行工作的机会，选择了一家媒体。“除了部分创业或加入家族生意的同学，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外企，但据我了解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外企，有些女生会希望工作压力小一些，她们会倾向于选择事业单位。” “尽管薪资和外企就业的海归比起来不高，但能够基于特长、兴趣的选择更加舒心。”小王说，自己出色的外语在资料收集和采访中也颇具优势。 此外，数据显示，海归就业还呈现出岗位集中于基层、集中于金融及相关服务行业、多从事市场和研发工作等特点。 从业经验胜过院校排名 回顾自己的求职经历，曹珊说：“现在国内企业已不再盲目欢迎海归，而是严格考察其实习和就业经历是否和专业相关。用人单位会看海归毕业院校的排名，但丰富的从业经历可弥补院校排名的差别。” 毕业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王烁已经有两年的外企从业经历，他告诉记者：“在外企就业过程中，毕业院校对海归就业的影响有限。其中一个‘潜规则’是，排名特别靠前的学校在就业时占有很大优势。但对于排名20名以后至排名前100名的学校，其中的差别并不大。” 王烁提醒说：“海归应该树立校友意识，常常被国内学生忽视的校友资源，对就业会有很大的帮助。” “相较于本土毕业生，海归就业起薪差别不大，因为行业的标准在那里，大家的学历是一样的。但长期来看，留学对一个人的生活、事业的影响是巨大的。”王烁说。 作为一位有留学背景的人力资源管理从业者，曹珊建议留学生不要好高骛远，留学期间在踏实学习的同时积极寻求实习和就业机会，为以后的事业发展打好基础。
2014年4月23日 -
腾讯网：CCG主办“智库与中国发展”研讨会
腾讯网4月21日报道：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习近平总书记也对智库建设做了重要批示，面临新的形势，中国智库是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有哪些机遇与挑战？中国智库如何在新时期发挥更多作用？4月17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智库与中国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首次聚集国内外顶级智库和专家来研讨如何建设一流的智库，交流智库建设经验，开展智库间的合作与交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清华-布鲁金斯中心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等知名智库的十多位一流专家和学者就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王辉耀主持了智库与中国发展研讨会的交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王辉耀主持研讨会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总裁、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美国兰德公司亚太研究中心原主任William H. Overholt发言 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总裁、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美国兰德公司亚太研究中心原主任William H. Overholt首先做了发言，William H. Overholt介绍了美国智库的发展历程，并对智库的功能职责做了介绍，他认为，美国的智库更多的是针对时下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而中国的智库更多着眼于未来的一些规划。William还以兰德公司为例，介绍了智库独立运营的一些经验，William说，兰德公司有几大特点，政府不介入，董事会成员当中没有政府官员，运营资金独立，以此来保持其独立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黄平所长发言 针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排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黄平所长就社科院的发展历程、现状以及中美智库的模式发表了观点，黄平认为，特殊的历史成就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目前社科院有几十个研究所，有几十本核心期刊，还有四个出版社。由于规模庞大，黄平认为，与周边国家的一些智库相比，社科院在灵活性上还存在一些欠缺。黄平认为，目前智库内部的管理与机制正在改变，智库的创新步伐加快，年轻的研究人员获得了更多的机会。黄平还就中美智库的差距发表了看法，黄平认为，由于标准不一样，中国和美国智库的差距不能简单地说谁好谁不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发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介绍了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近年来的发展情况，据徐洪才介绍，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人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退休的德高望重的有工作经验的政府官员，二是工商界领袖，大型国有企业领导人，三是专家学者。徐洪才说，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三项，一是研究问题；二是国际横向交流；三是咨询。并通过内参的形式反映研究成果并影响政策。徐洪才还介绍了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运营模式。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传播交流副主任Nick Parrott发言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传播交流副主任Nick Parrott跟与会嘉宾分享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经验，并介绍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发展全球智库当中遇到的机遇和挑战。Nick Parrott说，卡内基智库的人才来自全世界，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资金方面的问题，因为卡内基准备建成一个全球性的智库，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发展网络，而这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第二个问题是各地区分中心的业务整合，目前卡内基多数研究分中心还在独自进行自己的研究，没有很好整合内部的资源。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评估研究中心主任穆荣平发言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评估研究中心主任穆荣平则对如何建设好一个智库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智库要搞好有四个要素，一是要有旗手，要有强大的研究能力；二是要注意宣传，要把智库的好的解决方案、好的思想向公众传播延伸；三是智库内部的管理要高效；四是智库要专，不可能包罗万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的田琳琳发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智库代表田琳琳认为，中国智库建设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中国智库格局的问题，二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定位的问题，三是开放性问题，如何实现各智库资源的共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旭峰发言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旭峰对发展中国智库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政府首先要建立收集政策思想筛选的机制，搭建多种平台。其次，要完善同行评议机制以及同行竞争机制。第三，政府要建立有效的制度保障，使得智库获得多元化的资金渠道。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主持人杨锐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主持人杨锐从媒体的角度发表了对智库的看法，并从体制、言论、大数据时代背景等方面提了八点建议。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程雁发言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程雁和柏年基金会理事长王柏年 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程雁和柏年基金会理事长王柏年从企业和社会机构的角度谈了对发展智库的看法。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王辉耀对智库与中国发展研讨会做了总结发言。王辉耀说，目前中国开始进入智库发展时代，各类智库不断发展，不断引起社会以及中国高层的关注。如何打造和建设中国一流的智库，如何开展智库间的合作与交流，提升中国智库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如何营造民间和企业对智库捐赠文化和影响政策，举办这样的研讨很有意义。来自官方、大学以及民间的智库的代表如此集中的坐在一起探讨智库与中国的发展，这对促进中国智库的发展，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各地的相关研究机构，智库代表、政府部门和企业届代表意见海外学者供60多人参加智库研讨会。嘉宾还与参会代表进行了互动和交流。
2014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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