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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中国模式不存在,印度或超越中国
摘 要：中国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手段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根据目前中国的主流观点，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等因素，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然而，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印度和巴西的经济发展历史，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手段、方法不独特，所取得的经济成绩也不独特，甚至它所带来的问题都不独特。 一、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 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即使在2009年金融危机全球蔓延之际，中国仍然成功实现了GDP增长率“保八”的既定目标。中国国内旋即有一批官员和学者开始响应由《TIMES》杂志前编辑乔舒亚·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曾提出的“北京共识”[1]，即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热衷强调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在此有必要首先明确“中国模式”的基本概念。泛指的“中国模式”包括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这一模式背后的文明价值观。 “中国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形成寻求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渗透其中，这几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要全面地探讨“中国模式”是个复杂的工程[2]。根据目前中国的主流观点，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等因素，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但就全球视角下对部分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发展路径选择以及政治制度选择等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尤其是对与当前中国具有相似发展历程和发展程度的印度、巴西等国家进行考察，均可发现所谓的“中国模式”无论从成功经验或发展欠缺的角度，或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都并不独特。 就成功的经验来讲，中国的发展类似于东亚各国。学界早已对东亚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原因达成共识，亦即归功于其早期成功的土地改革、民营部门的茁壮成长(虽然在政府的干预下)以及政府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大规模投入。中国的情况和东亚各国很相似，成功的原因也大致可以归纳为这么三个方面：第一，是社会投资。比如推广基础教育、消灭血吸虫、消灭赤脚医生、建设农田水利等。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70年代对公共教育和卫生进行了巨大的投入，这些投入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第二，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是市场化的成效，本质上与其他国家没有太大区别。第三，从政治上来看，中国推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地方政府自己约束自己的权利，避免对市场经济过度干涉。 就发展的欠缺方面来讲，其不足之处也能在拉美国家中找到影子。或许以“中国模式”的一个典型区域实践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问题。备受国内很多学者赞许的 “上海模式”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实际上，“上海模式”也是一种“国进民退”政策的延伸，即政府对经济强有力的干预，外商投资获得过度发展，中小企业生存空间人为压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奉行着“牺牲内资，扶持外资”的政策。更严重的是，被政府奉为圭臬的“GDP中心论”为加强国家主导、发展城市、牺牲农村、支持大企业、牺牲小企业的行为提供了顽强的理论基础，最终导致居民个人收入增幅极其有限，中国的GDP和人民的福祉相距甚远。而在曾经的拉丁美洲，巨大的贫富差距也困扰着众多国家，最终陷入经济增长的泥淖。以巴西为例，巴西的国有企业和垄断资本的大量存在严重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巴西的“强迫工业症”造就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数量普遍过低，居民个人收入增速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拉美国家曾经的发展困境也正是目前中国发展的困境。 可见，所谓的“中国模式”是并不存在的。无论是中国取得成功的经验还是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因此这些都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没有实质区别，而中国所拥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即立足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 二、20世纪60~80年代的巴西经济发展历程与启示 巴西在20世纪60~80年代的经济发展历程可谓曲折。 1964~1988年的巴西正是军政府执政时期。其时，巴西军政府利用其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指导思想，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行政手段，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经济一直保持着飞速增长，尤其在1968~1974年这7年间，巴西 GDP年均增长11.4%，这就是所谓巴西的“奇迹年代”。 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奇迹”的取得是基于这样一些措施：政府施行全面的高税收政策；政府高度重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实行以投资促增长的政策，尤其重视对工业园区建设、基本设施建设等经济项目的投入；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大量征收土地，实现强迫的“工业化”；巴西长期以来一直奉行对外资的偏好政策等等。与GDP高速增长形成反差的是，巴西政府在公共教育、卫生医疗等配套设施投入等方面却严重不足；国民财富收入的分配机制僵化，导 致 社 会 的 财 富 收 入 差 距 日 益 拉 大。以1990，1995和2005年的巴西经济数据统计分析，当年巴西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634，0.602，0.568，均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巴西的“强迫工业化”造就了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后来成了城市里贫民区的居民；巴西政府不去投资教育和卫生却大规模地干涉经济的做法，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的低素质人口，另一方面也压低了巴西企业的生产率。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巴西近30多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加上政府产业政策偏向于资金密集的大企业，导致就业率低，结果使得没有工作的低素质人口成为犯罪人口，巴西杀人罪案和人口的比例高达美国的5倍。 国家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使巴西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给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留下了后患。历史表明，这些问题的确给巴西经济进一步发展制造了严重障碍。整个20世纪80年代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零，“奇迹年代”的随后即为“丢失的十年”；对比巴西在20世纪50年代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两倍多，到2010年却不到中国台湾和韩国的1/4；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巴西进入高度通胀时期，金融危机屡次爆发，经济发展速度也缓慢难行，结果导致政治上也不稳定，从而更不利于经济发展。 巴西的经济发展历程与目前中国选择的发展方式有很多共同之处。一样的选择政府主导、一样的推行外资优先、一样的GDP崇拜，一样的经济高速增长，当然也一样的收入分配不均，一样的土地配置问题。以国有企业的发展为例，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国进民退”政策及偏重外资而轻视民营资本的观念，都是所谓的“中国特色”。通过对巴西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国有企业发展思路和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肯定“国进民退”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不是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更不能认为只有这种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才会产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奇迹，因为这一切都在60、70年代的巴西发生过。再以收入分配为例，有些中国官员和学者坚持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阶段性的，是经济增长的派生物。这种观点恰是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根据拉美国家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但观察其他东亚地区的案例，却找不到一个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例子。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有几年基尼系数上升，却恰是由于那几年韩国政府加强经济干涉所致，而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很快调整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基尼系数因此很快稳定并下降至合理水平。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若长期恶化，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经济模式是不成功的。此外，彼时巴西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非常严重，而直到今天也未能得到解决。所以，中国可参照2003年以来的巴西改革经验，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将国有企业的垄断红利全部拿给老百姓，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弱国有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普通国民的收入。只有国家的普通国民具备了较强的消费能力，才能使这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实现良好的循环。 “三架马车”的经济增长模式，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消费，政府的消费数量较小且失其公，而国际市场的消费受到的干扰因素极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重新审视和定位普通国民的消费能力，这在一个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和巴西的经济发展历史，可以肯定地说，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手段、方法不独特，所取得的经济成绩也不独特，甚至它所带来的问题都不独特。因此，具备相似发展经历和发展阶段的中国更应该分析、总结并吸取巴西的经验和教训，采取更合理、更有效、更平衡的发展方式，既鼓励效率同时要兼顾公平，立足当前更应规划未来，而不应该付出大量的时间、资源和社会成本再重复巴西的曲折发展之路。 三、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态势比较 据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显示，1978~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约为9.73%，印度仅为5.37%；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印度的几倍，而且出口远远高于印度；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和比重相对印度而言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在不断减少。基于这样的事实，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在20世纪 90年代将印度甩在了身后，落后的原因就是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落后于中国。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中国经济腾飞根本不是因为大量、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而是“软件设施”，即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以及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资所导致。今天的印度除了基础教育方面落后于中国，在其他方面远比中国超前，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印度经济有可能超越现在的中国。就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言，在中国经济最初的起飞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对早期中国经济发展投资领域更为准确的概况应该是：先有了经济增长，然后才有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资；而不是先有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资，才带动了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可从近年来印度的发展轨迹得到实证。目前，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已经从原来的4%-5%慢慢提高到了8%以上。这些成绩是在并没有依靠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实现的。但是，一旦印度经济步入了高速增长的轨道，有理由相信外商直接投资会大量流入这个国家。因为经济增长本身将会产生新的资源，并带来投资机会。而一个国家有了新的资源，就可以将其配置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去。对比中国和印度，有些细节值得注意。第一个重要的细节是，中印两国之间的增长差距在缩小。平均而言，1978~1997年，中国的增长速度比印度快近两倍，但在1998~2004年，中国的增长速度只比印度快50%；第二个重要的细节是，虽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都比印度快，但前者的增长幅度要远远大于者。 1978~2004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约为印度的2.5倍，但其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却只为印度的1.8倍。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中国远比印度富裕的感官差别。单纯就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言，之所以比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增长快，很大程度是出于政治因素。尽管经济增长会造成人口出生率下降，但中国较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于其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部分是由于中国政府具有控制人口增长这一巨大的政治能力。其政策的未来作用，目前也是褒贬不一，而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借鉴这种做法，也看不出哪个国家支持这种做法。 促使印度经济增长的“软件设施”中大部分重要因素都集中在无形的制度领域，例如金融改革和私有化，而主要缺陷都集中在有形的硬件设施领域。这种遗漏重要变量的观察分析方法很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从而判断错误。众所周知，现代社会中一国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以及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力度直接影响该国的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发展潜力。而通过世界商业环境调查(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WBES)数据库中我们获得的一系列系统证据得出结论，那就是印度的金融体系远比中国金融体系发达且有效率，尤其是在对农村地区以及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等方面。另外，印度的股票市场对本土私营企业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支持作用，与此不同的是，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很少有机会在本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比如联想、华为等。 中国虽然在宏观经济和整体经济方面领先于印度，但在微观经济方面却落后于印度。在2007~2008年度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在企业竞争力指数方面排在第57位，落后于第31位的印度。企业竞争力指数的一些分解指标，如企业营运和企业战略，都显示出中国的排名落后于印度。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解析：其一，相对于印度，中国在宏观经济上的排名和在微观经济上的排名并不一致。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是建立在强大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在宏观经济排名上得分很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宏观经济排名中占了很大的权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非常迅速，但其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投资拉动的，因此中国在宏观经济排名上得分高，却在微观经济排名上得分低。要么印度的增长速度会升上去，要么中国的增长速度会降下来。这种宏观和微观不一致的现象是不会长期持续的。其二，这种不一致的现象只出现在最近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在早期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方面的排名都领先于印度。 1998年，在企业竞争力指数方面，中国排在第42位，而印度排在第44位。 1998年以来，印度一直都在稳步、持续地改善其微观经济基础，这些改善虽然没有立即产生宏观效果，但随着改革的继续，印度经济必将获得改革回报。 和印度相比，我认为中国最大的优势是普及教育水平，而不是基础设施建设。目前中国在GDP崇拜的指引下，不去投资教育和公共卫生而去建楼修路，将教育和卫生成本转嫁给中国百姓，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印度目前正大力加强它的基础教育投资，但在短期赶上中国不太现实，这或许才是印度与中国相比的真正劣势。 综上所述，所谓的因为大量、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带来中国经济腾飞的“中国模式”是不存在的，真正促使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快速崛起并且持续较长时间增长的原因是“软件设施”，即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以及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资。今天的印度除了基础教育方面落后于中国，在制度建设、金融体系、企业发展以及软件开发等“软件设施”的构成方面远比中国超前，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印度经济能够超越现在的中国。 四、结 论 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是非常复杂的，仅仅关注中国短期的GDP增长，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牺牲整个社会的福利绝不是长久之计。通过分析拉美国家尤其是巴西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腾飞以及80年代经济停滞的原因，可以肯定目前所谓的“中国模式”不存在且极其危险；而通过观察印度经济近些年的稳健发展及其成功原因，又可借鉴其成功之处，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更好的“软环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印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选择所谓的“中国模式”是成功的。基于对中国经济成功经验的借鉴和印度已经在“软件设施”等方面所做出的规划和努力，有理由相信印度良好的微观基础在宏观经济指引下健康发展，整个国民经济有可能超越中国。 参考文献 [1] 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J].Foreign Poli-cy Centre，2004. [2]王辉耀.中国模式的特点、挑战及展望[J].金融时报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607，2010-01-05 相关链接：http://www.qstheory.cn/jj/xsdt/201203/t20120309_144233.htm
2014年3月13日 -
陶景洲：中国企业“走出去”做好功课为先
由于中日关系在今年早些时候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恶化，中国赴日本游客数量锐减，导致日本加森观光株式会社接受中国企业注资的谈判破裂，双方原计划在北海道投资约510亿日元建设大型旅游度假设施的合作意向也随之化为泡影。因中日关系导致中国企业放弃大规模对日渡假村开发投资计划，这恐怕是迄今为止的第一起。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走出去”向来没有被当局视为是高失败率及高风险的投资活动。但据保守统计，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失败率在60%左右。 所谓“高风险”，不仅指中国企业达成境外投资交易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种种困难和不确定性，还指交易达成后成功整合目标公司并稳定运营的几率低。就交易过程而言，除了前面提到的政治风险（国际关系、东道国政局稳定程度等），中国海外投资者在“走出去”之前要取得国内相关主管部门的全套审批、备案或登记，获准“走出去”后还可能面临东道国在市场准入、国家安全、反垄断等方面的重重审查。另外，由于本国与东道国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劳工、环保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中国企业必须做足功课来应对各方面“鸿沟”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障碍，并且要提前在合同、知识产权保护、税务、汇率等方面进行计划或筹划，保证海外投资的保值、增值。具体而言，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前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中国企业应注意理性和务实，选择收购目标和搭设交易架构。切忌盲目“贪大”、“图快”。这是作者经常给中国海外投资者提出的建议。在收购目标的选择上，中国投资海外企业应当选择熟悉的领域或行业，即使有些海外并购项目是为了增加中国投资企业的业务种类，也应在充分了解收购目标行业及具体运营情况的前提下考虑是否收购。否则，投资者很容易陷入“交割容易整合难”的尴尬局面。在交易结构的搭建上，笔者一向强调“财大气粗”的中国投资者应摒弃好大喜功的心态或“控股情结”，不妨先尝试收购目标公司少数股权，从小股东做起（当然这个要建立在设定合理增持机制的前提下），学习经验技术并逐步掌握东道国投资环境及目标公司各方面情况，适时再决定是否增加持股比例。 第二，应注重前期尽职调查和合约起草。优秀的尽职调查团队应了解拟投资行业及东道国的情况，能够给出具有专业价值及商业价值的分析和建议。合约方面，中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审慎签约，即只有在对交割前提条件、公司治理和控制、退出机制、双方权利义务及争议解决机制等核心条款充分理解并确认能够执行的情况下，才能考虑签约。另一方面，一旦签约，要确保双方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 第三，还应注意吸取以往经验教训，避免因对国内外主管机关审批程序了解不足而导致交易延迟甚至搁浅。首先，中国企业“走出去”须接受国内各主管机关（如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或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国资部门、外汇管理局等）的重重监管，这些机关的审批步骤和流程繁琐，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浩如烟海，对于拟进行海外并购的企业来讲，对任何一个环节的认知缺失或疏漏都可能导致整个并购计划的延迟甚至流产。外国卖方常常因为中国政府审批的不确定性而要求中国买家支付议价。而且，走出国门后，中国企业需要满足东道国政府的种种要求或审查，通常包括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等，对东道国相关法律及政策的了解也是“走出去”企业必须做足的功课之一。 第四，企业“走出去”，更应该注重组建国际专业服务团队及培养国际经营管理人才。作者认为，这一点上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差距尤甚。跨国公司进行跨境交易时，一般会聘请专业的国际化中介团队（如投行、会计师、律师、评估师等），公司内部也会培养、组建熟悉相关业务的团队，与中介机构紧密合作确定交易细节。培养、组建国际团队的另一个好处在于，高水准的国际经营管理人才能够帮助投资者疏通政府关系和公共关系，有效地与交易各方进行沟通并保证并购和整合得以顺利实施。但是，上述方面恰恰是许多中国企业忽视的。一项成功的海外并购，必须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统一，而不是仅仅由中国企业的购买力决定的。 从现实中的具体运行情况来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前景，在目前形势下的判断可谓喜忧参半。从积极方面讲，貌似在当前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一则，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十二五”规划提出的重大任务。在刚刚落幕的中共“十八大”上，“走出去”作为重点话题受到与会代表们的热议，“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走出去步伐”也被写进了十八大报告。二则，借着当下国际经济形势低迷、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的“东风”出海“抄底”，是不少中国企业制定“走出去”计划时抱有的心态。上述“积极”影响仿佛已初露端倪，据国外权威媒体及中介机构统计，2012年，中国企业对欧盟的投资在金额上已远远超出欧盟企业对华投资，这种前所未有的顺差也许预示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新浪潮的到来。 但仿佛少有人在展望“走出去”前景时先客观评估中国企业的现有综合素质及抗风险能力。一项海外并购交易的交割只是交易成功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计划“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一旦迈出国门，将面临全方位的“生存考验”，只有具备较高运营管理及抗风险能力的投资者才能幸存并得到投资回报。相反，如果不具备上述能力，中国投资者面临的将是比普通贸易行为惨重得多的损失和教训，比如目标公司失控、巨额索赔、合资纠纷甚至暴力冲突，这些均已被以往的真实案例反复验证。如果不是基于对自身理性定位及对行业、目标的合理评估而制定“走出去”计划、并一步一个脚印地实施计划，恐怕走出去的越多，跌倒下的越重。
2014年3月13日 -
中国新闻周刊封面：移民不移国，移居不移家（之二）
【中国国际人才快讯】2014年3月3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封面题目——加拿大终结联邦投资移民案之后，投资移民何处去。《移民不移国，移居不移家》专题文章中，以“2012-2013年欧洲投资移民政策概述”为题，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编著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引述相关欧洲移民政策及数据，进行论述。其重点篇章中提到——投资移民成移民主力。客观分析了一个观点——中国人无论到哪里，做的生意主要还是与中国有关，从促进贸易和人员往来的角度看，利大于弊。 海外购房团背后的移民潜力 在北京2013年春季房展会上，海外住房项目参展商数量已达180个，超过总参展数量的一半。到了秋季，参展的海外住房项目更是激增到260个，是2009年的十倍还多。与之相呼应的，出手阔绰的“中国购房团”也几乎走遍全世界。 据美国全美地产经纪商协会统计，中国投资者已经成为美国商业地产的第二大海外购买者。《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援引该协会的数据称，在20133月底之前的一年里，中国人在美购房总价值达123亿美元，占当年外国人在美购房总额的1/8，仅次于加拿大，年增幅高达66%。而且在123亿美元购房款中，有69%为全额现金支付。 金丝雀码头是英国伦敦著名的金融区，2012年，这里的新售出住房中，约三分之一的买家来自中国；在澳大利亚，中国买家同样活跃，悉尼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商称，如果没有中国买家的进入，当地的房价会下降25%；而中国买家在加拿大温哥华购房者中的比例，2012年已超过40%，在一年前，这个比例是29%。 “中国购房团”的身影不仅频频在海外一线城市活动，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甚至在已经申请破产保护的美国“汽车之城”底特律，都出现了试图“抄底”的中国买家。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调查分析认为，遍及世界的“中国购房团”背后，蕴藏着巨大的海外投资移民的潜在群体。在搜房国际网稍早前进行的由1200万人参与的调查中也证明，43%的人表示移民是海外置业的主要目的；其次是子女教育，占25%；投资占比为23%。 根据“财富洞察力”咨询有限公司分析师的分析，中国富人在海外财富比例约为13%，低于全球20%至30%的平均值，故未来还有增长的潜力。而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更预计，中国人境外投资额有望在今后3年翻番。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人才流动已经成为一个主要趋势，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王辉耀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从投资角度看，前面几十年主要是跨国公司流动，现在投资移民和企业家流动也开始跟上。 此外，投资移民还有更多复杂动因。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富裕阶层大量增加，而海外优质生活条件和教育资源，也是他们的一个重要考量。 “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移民是具有中国特有的家庭移民，这其实也是投资移民的一种具体细分，是以子女教育为目的，依托投资移民渠道实现家庭或子女移民，从而帮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的一种移民方式。在王辉耀看来，这种移民的方式可以达到家庭或子女定居和教育的双重目的，降低子女将来留学的各种风险。 对于有着根深蒂固的“买房置地”的传统观念的中国人来说，即便在国外生活，他们也愿意住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教育移民，于是成为“中国购房团”不断壮大的一个巨大推动力。 资金外流带来的影响不明显 教育移民还可能带来后续效应。在王辉耀看来，因子女低龄化出国留学后所引发的“父母在若干年随之海外移民的倾向”，已开始逐步显现出来。此外，新移民双方家长去海外“待产伺候月子”的人数比例亦在逐年增多。 “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迅速扩大，2012年末达到了1026万人，他们占有的私人财富总额达到13.6万亿人民币。”美国《福布斯》中文版发布的《2013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指出，这一阶层的主体人群为60后及70后，虽然在他们中间，有超过四分之三的人表示自己并无移民意愿，但亦有不少人考虑将子女送到国外留学。 中国移民人数增加的同时，也意味着大量资金被带到国外。据王辉耀估算，2011年，各国的移民署和出入境管理局数据显示，中国有1万人左右通过投资移民移居海外。按照最保守的每人投资额50万美元计算，一年投资移民资金流出50亿美元。以此类推，最近三年至少有150亿美元流向海外。 在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国福看来，资产外流并不意味着资产从中国消失。他表示，中国人无论到哪里，做的生意主要还是与中国有关。如果他们带出去的资产仍然用来同中国人做生意，那么这笔资产就没有完全流失。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国际移民输出大国，往往也是主要国际移民汇款接受国。该数据显示，2010年排在世界前10位的国际移民输出大国中，墨西哥、印度、中国、法国和菲律宾5个国家是接受国际移民汇款最多的国家，总额达到1658亿美元。 齐立新则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移民不移国，移居不移家”，这是中国特色的一个现象。的确有不少人只是图签证方便，并没有考虑完全移居海外，他们更愿意把移民海外看作是一种“度假”，每年有将近半数的时间待在海外，其他时间仍在中国为自己的事业打拼。 对于颇受关注的贪官携款潜逃海外的现象，刘国福建议，国家可以完善目前反洗钱，个人携带外汇处境、个人结售汇、官员财产公开、官员处境申报等方面的规定，用法律手段进行防范。 齐立新认为，如果从宏观上来看，目前资金外流所带来的影响并不明显。“我们的外汇储备一直在增加而不是减少，我们的经济一直是在上升而不是下滑。从促进贸易和人员往来的角度看，移民的增多还是利大于弊”。 “人才流动逆差”亟待扭转 2011年，中国在美国的留学人数为15.7万人，而美国在中国的留学人数仅为1.4万人，相差十多倍。2012年，中国在海外的留学人员总数超过113万，而外国在华留学生不到33万。相比资金的外流，因为“移民赤字”带来的人才流动上的这种巨大“逆差”更让王辉耀感到担忧。 王辉耀将移民移进移出的巨大的逆差称为“移民赤字”。据联合会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估算，1990年，中国在海外移民数量为408.6万人，而同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移民数量仅有37.6万人；此后虽然移入人口逐步增多，但增加的数量远远小于移出人口，“移动赤字”未减反增。 2009年，王辉耀写了一本书，名叫《人才战争》。书中披露了一组数据：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先后派出最多的近140万留学生，回归率却不到三成。而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80%、北京大学76%的高科技专业毕业生都去了美国。由于将近九成的中国科学与工程博士都会选择留在美国，美国《科学》杂志在2008年把清华、北大看作是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人才战争”尽管远离硝烟，但王辉耀认为，在21世纪这样的全球化时代，这可能是最致命最重要的一场战争，“中国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免费输出大量的人才，并不是因为本国人才过剩。相反，中国的情况是：人力资源总量庞大，人才资源却非常不足；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低端人才数量客观，但高端人才却远远供不应求。” 当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位居第二，这种巨大的“移民赤字”和“人才逆差”显得非常不相称，中国亟待除破人才移入上的壁垒。 对此，王辉耀的建议是：增加中国“绿卡”数额，并根据不同时期的需求调整配额。而在人才签证方面，取消华人回国需要中国发邀请函以及华侨回国定居需要审批的规定，可为5000万华侨回国提供便利。 2月8日，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美国华人专业团体联合会、中国旅美科技协会、美国中美联合商会等美国华人社团在华盛顿举办了一场“海外华人身份证研讨会”，探讨寻求获得中国政府发放“海外华人身份证”的方式，以恢复或保留海外华人在中国的永久居民身份。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主席薛海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这一方面是希望能为华侨回国或定居带来便利，另外也能增强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感。”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近日在最新一期的《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中国今后还要尽可能和更多国家签订相互简化签证直至互免签证的协议，使手持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到海外旅行更为快捷舒适，也让更多外国公民更方便感知中国，了解中国，这样就能不断扩大支持我国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 来自中国外交部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13年10月31日，中国与世界81各国家签有互免签证协议，但这81个免签协议多数只适用于外交、公务护照或普通因公护照，适用于普通因私护照的只有9各国家，其中6个国家给予团体旅游免签待遇，3各国家给予普通护照（塞舌尔、毛里求斯、圣马力诺）免签待遇。这意味着，普通民众仍无法从大多数的官方互免协定中享受到免签待遇。 而在签证受限制指数2013的排行榜上，护照免签国数量并列第一的芬兰、瑞典、英国，已与173各国家签有免签待遇。 “当中国从签证大国变成签证强国，中国的公民护照来往于世界如现在很多国家那样可以获得100多各国家的免签待遇时，移民对于国人的吸引力会下降。”齐立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反过来，致力于实现“中国梦”的中国或可能成为世界人才的新“追梦之地”。英国汇丰银行2013年针对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移居者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中国凭借较高的“经济收入”和“生活体验”，成为当年全球最受欢迎的移居地。
2014年3月12日 -
中国新闻周刊封面：移民不移国，移居不移家（之一）
【中国国际人才快讯】2014年3月3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封面题目--加拿大终结联邦投资移民案之后，投资移民何处去。《移民不移国，移居不移家》专题文章中，以“2012-2013年欧洲投资移民政策概述”为题，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编著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国际 人才蓝皮书中，引述相关欧洲移民政策及数据，进行了证篇幅的论述。其重点篇章中提到--投资移民成移民主力。 “在移民目的国投入了该国移民法规定的一定数额的资金，或者在该国创业并为当地人提供了规定数额的工作机会等投资活动，从而获准移民至该国的中国公民。”今年1月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中，对中国投资移民进行了界定。这份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蓝皮书，还对中国国际移民的类别进行了划分，除了中国投资移民外，还包括技术移民、海外留学生、海外国际劳工、出国旅游者和非常规移民。而投资移民则进一步细分为：金融投资移民、不动产投资移民、创业者移民、高级管理人员移民和企业主移民。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三次移民潮：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有了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很多人有海外关系的人纷纷出国团聚或移民，还有大量的留学生；第二次移民潮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上世纪末，许多发达国家在这个时期开始向中国开放吸收技术移民，以及少数投资移民；第三次移民潮则是本世纪以来到目前正在发生的投资移民。 中国移民潮是遍及世界范围内移民大潮的一部分。2013年，世界移民人口数量达到2.32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2%。而从2000年到2013年间，全世界移民人口平均逐年以2.2%速度增长。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统计数据，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数量达934.2万人，较2000年时的549.4万人已增长了将近一倍，并从1990年的世界第七大移民输出国上升为第四大移民输出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传统的移民国家，是中国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国。 “中国的第三次移民潮中，其突出特点是精英移民，包括大量携带不菲财富的投资移民。”王辉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出国学成后被发达国家吸收转化为移民的留学生，并出现了“环境移民”、“蓝领移民”和“教育移民”等一些新的移民群体。 据《人民日报》2013年7月援引的一项数据，2007年，只有270位中国公民申请投资移民美国，161人获得批准，但到2011年，申请人数则聚增10倍，且一半以上获得批准。美国移民服务局当年的数据还显示，2013年投资美国的移民中，中国人占了四分之三。而从2008年至2012年，在获得澳大利亚投资移民签证的35000多名外国人中，超过六成来自中国。 另据调查显示，在财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且有移民想法的中国富豪中，向要移民到美国的占40%，想到加拿大的占37%，想到新加坡的占14%，想到欧洲的占11%。 精英外流和国际人才流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现象，备受关注，而国内对此的系统研究颇为缺乏。在此背景下，王辉耀和他的团队从2012年对此进行研究，并发布他主编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今年，是这本蓝皮书的第二次发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率先实现企稳回升，再加上人民币不断升值，中国移民人数增加。”王辉耀说。
2014年3月12日 -
CCG主任王辉耀指出，中国需要降低“绿卡”门槛
前不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主编王辉耀接受了人民网记者采访。在谈及中国移民现状时，他表示：“如果在国际市场有更好的投资，就像中国吸引国外投资一样，资金流出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今日中国存在的‘移民赤字’的问题，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移民趋向。” 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数据显示，我国接受留学生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1年，来华留学生61211名，而中国接受留学生率仅为0.2%，只有百名左右。同时，在华留学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的情况下，没有资格申请我国工作类居留许可证，所以报告指出，中国签发给外国在华留学毕业生的工作签证数量为零。而报告中数据显示，2007年日本向10262名国外留学毕业生签发了工作签证，其中7539名为中国留学毕业生。 “30%的中国亿万富豪移民到国外，但是国外的富豪能有多少移民到中国呢？现存的数据连百分之零点几都不到，这反映我国在引入人才、人口的方面还存在极大不足。”王辉耀表示，北京正在逐步建设世界城市，然而目前按照户籍人口统计，北京的国际人口还不到0.4%，如果按照常驻人口统计，可能还不到0.2%。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现居住的国际人口，还没有解放前的国际人口多，加大国际人才输入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需要做的，不仅是培养、留住中国人才，在吸引国际创业家、投资家、艺术家等各种人才方面的举措也应不断重视与加强。 “‘2.8万亿转移资产、3成富豪移民’，这是引起我们注意的表面现象，我们要抓住的本质是中国移民需要做到有进有出。”王辉耀告诉人民网记者，世界有一部分人口流动是正常现象，但“只出不进”是绝不正常的。移民、国际人才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已经是常态化、全球化现象。现在所有的国家都在打“人才战”，如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都在利用人口流动取得“移民红利”。中国近几十年一直利用的国家人口红利，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在国际发展下，能否将国际人口红利、人才红利利用好，将是中国未来几十年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提到，国际人才流动呈现出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特点，在全球人才流动的背景下，中国现行的人才政策已经不能满足国际人才在中国的流动需求。中国亟需提高出入境便利程度，降低“绿卡”门槛，规范外籍人才在华的社保制度，大力吸引留学生，降低人才流动壁垒，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到中国发展。 将国际人才红利引入国内，这是发达国家一直采取的人才措施，王辉耀说：“美国是在70亿人中选择，而中国现在是从13亿人中选择”。在人才流失、国际人才引入难等问题上，我国应利用国际移民的理念，突出自身的吸引人才竞争力。中国需要的不应只是硬件上的提高，在软实力、理念、政策上也要不断改革与完善。
2014年3月6日 -
人大代表：建议建立海归人才导向服务和机制
今年69岁的严诚忠代表自称中年纪最大的代表，而作为“资深海归”的他也一直关注着海归人才的生活现状，2日下午，出席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代表启程赴京，行前，严诚忠代表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建议用好海归人才，建立海归人才导向和服务机制，别让海归成了“海待”。 严诚忠表示，近年来，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兴起，但是层次比较低，对于大量的海归人才并没有好好利用，资源浪费严重。“一个家庭送一个孩子出去深造投入很大，回来后有些成了海待，有些找一份月入3000元的工作，性价比太低。” 在严诚忠看来，这是家庭资源的浪费，也是社会资源的浪费。“他们需要相应的社会服务，要去了解、沟通，要有导向、有服务。”他建议建立海归人才导向和服务机制，用好海归人才，这对于“走出去”来说意义重大。 【CCG视点】 如何为海归群体服务成为新课题 “海归潮”超过“留学潮”增速 目前中国海归达到35.35万 从教育部获悉，2013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41.39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35.35万人，分别比上年增长3.58%和29.53%。统计显示，出国留学人员中国家公派1.63万人，单位公派1.33万人，自费留学38.43万人。回国人员中国家公派1.19万人，单位公派1.01万人，自费留学33.15万人。从1978年到2013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305.86万人。中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144.48万人，有72.83%的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与社科文献出版社编著的《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国际人才蓝皮书显示：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加速回归国内生活发展的人数，与年递增。“海归潮”增速比例超过了“留学潮”，而低龄化留学的现象，更加冲击着中国高等教育与世界高等教育逐步接轨与融合。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指出，海归大量回流，给中国人才服务市场带来了一个新的课题--如何配套为日益增长的海归服务专业机构与管理机制问题。“海归接地气”的新课题，如何解决越来越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构建好海归服务产业，将会为推动中国国际人才发展，带来一个新的春天。
2014年3月6日 -
海归创业转向二三线城市 机遇挑战并存
新华网３月３日电（段菁菁 傅瑜）“这是已经包装好等待发货的产品，车载ＥＰＳ转向器。”在杭州下沙高新技术开发区，经营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的海归王朝久说。 在日本本田汽车总部工作１８年后，王朝久被中国蓬勃发展的汽车工业和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前景吸引，回到国内创业。 王朝久的企业并没有落户北京、上海或者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他把创业地点选在杭州，因为“政府提供了很大支持，地区民营经济发达，人力成本又比一线城市低”。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２０１３）》预测，未来５年内，中国将迎来回国人数比出国人数多的历史拐点，而海归创业的地点逐渐转向内地以及中小型城市。 据了解，为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归来创业，很多二三线城市都出台了相关政策支持，例如浙江的全球引才５２１计划、温州市５８０海外精英引进计划、江苏的“双创引才”、大连的“海创周”、武汉的“黄鹤英才”计划等。 尽管地方政府求贤若渴，但海归回国创业仍面临高端人才招聘难，商业环境、政策环境有待改善等问题。 “懂互联网技术、金融证券、广告传媒各方面的人才很稀缺。”浙江传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立者、在华尔街工作过８年的李迪说，作为一家以大数据为核心的科技公司，招聘难让他很头疼。 李迪表示，公司技术涉及的核心是计算广告学，这是一门新兴学科，目前国内主要是校企联合培养模式。“为此，公司成立了计算广告学研究院，与浙江电子科技大学、浙江传媒大学进行合作。” 王朝久也表示，电动汽车行业是未来汽车业的发展趋势，但是国内掌握核心技术的人员很少。“人才只能靠招进来后自己培养。” 除了人才招募外，商业环境不同也是海创人员必须面临的问题。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中国海归创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２》调查显示，社会文化障碍是海归回国的最大顾虑，其次是政策制度和家庭生活障碍。 毕业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吕夏军在家乡浙江绍兴创立了天夏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在他看来，虽然在绍兴创业没有在北上广强大的竞争压力，但公司依然难以与大型企业竞争，业务拓展亟待加强。 李迪谈到了国内外企业文化的不同。在美国的经历让他很注重人才，讲究诚信、直接、高效的沟通，而中国文化较为含蓄，企业机构运转也相对低效。 “出现对市场环境不适应的情况是正常的，需要企业自身积极调整改变。”王朝久说，创业本就艰辛，有成功也有失败。“如果是贪图享受，我就不会回国创业了。” 李迪表示，二三线城市有很多伟大的企业，它们非常接地气，实实在在地为提高当地经济水平做出了贡献，这正是他归国创业的理想。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认为，中国海归人才回归的大潮正在到来，相关政策重心也应逐渐从招才引智转移到优化环境上来。“海归创业地点逐渐转向内地以及中小型城市成为趋势，总体来讲，机遇与挑战并存。”
2014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