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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冉:中国需要国民有“大国心态”
随着中国经济的全面上升，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消费品和消费者服务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中国的企业家应该首先感谢中国大陆这个既有规模又有增 长的本土市场。有一天中国大陆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了，只要是中国老大，自然就会有机会成为全球老大（至少是老二老三）。反过来如果你的本土市场是越南或者 老挝，纵使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在全球市场上脱颖而出。 今天，已经有一些中国企业进入了全球行业排名的前列。未来十年，中国一定会出现更多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领军企业。这固然同中国企业家们的智慧和勤奋有 关，但更同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第一大GDP这个大背景有关。所谓时势造英雄。同时，我认为随着中国逐渐从经济弱国转变为经济强国，我们的心态也应该逐步从 “弱国心态”转变为“大国心态”。 弱国心态永远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永远觉得世界充满阴谋，永远在那里唠唠叨叨乃至唧唧歪歪。弱国心态中人们很容易把自己的利益同别人的利益对立起来，仿佛全 世界都变着方法地在给自己下套，稍不留神就会被人家强权乃至强奸。弱国的眼神是多疑、恐慌、自卑的。大国心态则强调不卑不亢，平等互利，和谐共赢。大国的 眼神是坚毅、平和、自信的。 弱国心态下人们普遍习惯用感情代替理性，用道德代替法律，用政治口号代替游戏规则。大国心态中的人们则会更加理性，更加懂得尊重事实与就事论事，更加善于制定和使用游戏规则。 弱国心态下人们往往有足够的抗争精神，却没有足够的契约精神。大国心态则要求人们在法制的框架下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你必须学会履行契约，尊重法律。 弱国心态下人们容易为一时一事的得失而失去最基本的原则与底线。大国心态则有助于人们在复杂的环境中坚守住这些原则和底线，哪怕那样做意味着暂时和局部的利益牺牲。 弱国心态往往被动防御型的，弱国心态下人们往往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画地为牢，层层设防，不断试图通过政治和行政的手段堆砌经济领域的万里长城；大国心态则是主动出击型，无所谓主场和客场，全球皆战场。 弱国心态会导致我们不敢承担国际责任，而往往会站在一个旁观者和批评者的角度对待所有的问题。大国心态则要求我们去主动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深深地参与其中，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在环保与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中国经济用了二十年的时间逐步从弱国转变为强国。而我们从弱国心态转变为大国心态，则可能至少需要另一个二十年。 （作者系易凯资本总裁 王冉）
2014年3月13日 -
胡元豹：中加关系新的合作机会
这周中国外长杨洁篪对加拿大的意外访问成为加拿大和中国之间关系变暖的一个新的促进，也是最近加拿大改善关系的努力，包括加拿大外交部长坎农和贸易部长斯托克韦尔。戴对中国的访问产生了所结下的果实。不过，现在就宣称“冷政治，热经济”的时期已经结束可能还为时过早。但这并不意味着为期过早来思考加中关系新的如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大多数的观察分析认为加拿大总理应该访问北京，而哈珀总理也说了他希望访问中国。那么，下一步如何发展？ 一种可能是中加双边关系回到2005年时的状态，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加拿大总理马田宣布双方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也有人建议中加关系回到90年代的加拿大型商业国家团组访问中国的忙碌时代。但是，现在的中加关系所处的背景已经和4年前，甚至和10年前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应对全球许多问题的聚焦所在。从布累顿森林体系改革到结束多哈会谈；从北朝鲜无核化到新的全球气候变化条约，华盛顿和北京正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在G2之外，新旧的国际多边渠道仍然十分重要，特别是G20, 加拿大在其中也起到相当的作用。 其次，中国已经开始走出去，不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方面。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会日益明显，尽管中国在低端和低劳动力产品方面的出口有一定的下降， 但中国全球化的足迹会越来越多的被视为没有固定模式的“中国创造”，而不是遍布世界的“中国制造”标签。 第三，中加之间的双边人员往来已经越来越不是单边的只是来加拿大。在加拿大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回流中国潮已经涌现，其中很多在中国也活跃在重要的岗位上。国际上的人才也开始来到中国寻求专业的和经济上的发展。 第四，中国对应当下的金融危机很可能会带来全球需求的巨大的调整。中国，包括亚洲在内都开始减少对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依赖，而更多的关注国内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医疗和个人消费等。 这一系列的变化，如更加自信的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中国吸引更多的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会让不少加拿大人和渥太华感到不适应。但是，中国全球化的其他发展，会对加拿大带来全新的机会。 中国的对外投资在未来的年份里会持续增长。根据最新的亚太基金会对1100个中国企业的调查，加拿大被视为 第二位最适合中国投资的国家，美国排第一，加拿大比澳大利亚还要排在前面。与加拿大流行的一些评论相反，中国公司不认为加拿大政府或公众会排斥中国的投 资。渥太华应该将吸引中国的投资放进双边经济关系优先考虑，排除其他有关对中国企业的歧视，包括对中国的国有企业。 促进双边人员往来也应该给与更多重视。除了移民，旅游和教育的人员往来之外，还应特别注意日益增长的“海 鸥”群体，他们在中加之间来往，有着广泛的人脉和业务联系。根据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会有更多的国际人才对中国的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些从 海外回来的海归来自世界各国，包括加拿大。例如，中国的“硅谷“中关村的主要负责人就是从加拿大回来的海归。 欢迎这些对双边都有着广泛联系的高度流动的海鸥人才符合中加两国的利益。要意识到对国际人才的需求还涉及到 许多政策方面，包括对已入籍国外的人才提供方便。中国正在这方面创新，包括对人才更宽松的签证政策，另外还可能审视和评估双重国籍因素等。在这方面，加拿 大可以说是中国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一方面加拿大有大量的中国移民，另一方面在流动海鸥群体中间有很多来自中国的移民已成为加拿大公民。 一个全方位的中加人才合作协议也许可以帮助澄清许多棘手的问题，包括公民，逃犯引渡，权利和义务等，与此同 时，还可以通过奖学金，学生和教师交流，开放临时劳工等方式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一个这样的协定可以释放中加之间人员密切往来的潜力，促进更多的经济和政治 关系的合作。在中加建立双边关系40周年到来之际，在这些方面的新思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 (作者胡元豹为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的会长，王辉耀为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2014年3月13日 -
曾左韬:建议建立类海外科技特区
纵观世界近代发展史可以看出，世界超级强国在经济军事实力的背后是以科技研发及将这些研发的成果转换为生产力的能力来支撑的。十八世纪的大英帝国，从珍妮 纺织机和蒸汽机开始掀起工业革命，在机械和能源的帮助下，制造力有了千百倍的提高，到最强盛时期，这个面积只相当于中国广西的小海岛，控制了世界四分之一 的陆地面积。但英国虽然在军事和金融上长期保持强势，科研上却逐渐落后，到1867年的国际博览会上，全新的机械制造产品，甚至纺织品，都是来自德国和其 他地区，科技研发的停滞落后导致大英帝国失去实质主导优势，并最终崩溃。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科技大力发展，迅速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科技国。但日本科技很大程度上是copy paste的模式，原创研发不多。在上世纪 20项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发明里，美国占了至少16项，苏联两项，日本一项都没有，使得到九十年代美国发明的互联网等高科技一出，日本传真机立刻滞销。因此 日本虽然赶得很快，但却最终无法超越，日本经济也由于未能在新科技领域分得一杯羹而长期停滞。因此，中国如果不能在科技研发上超越美国，今后可能还会能重 蹈日本覆辙。 从1978年到2008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已达139.15万人，这些人员里仍然滞留海外的人员近100余万，其中不少已经成为国外各行业的顶尖 人物。20年前，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学者多半处于认真做笔记听讲的地位，但经过20年的历练，现在在国际学术界，中国学者已经不再是低头记笔记的学 生，而是能在国际上与学术界权威平起平坐，并建立自己理论学派的国际学术界精英了。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30年来也大幅跃进，虽然在包含很多虚拟经济成分的GDP指标上仍然落后美国，但在很多实物指标如钢铁煤和水泥产量上不仅超英，而且早 已超美。这不仅实现了30年前第一代领导人超英赶美的愿望，并且积累了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为下一步的超越打下了基础。最近美国经济学家麦迪森预计： 中国按购买力计算的GDP在2015到2030年间可能会在实质上超越美国。 虽然中国在经济上取得长足进步，实体经济的很多总体指标已经接近甚至超越美国，但在高科技产业方面却差得很远，尤其是在科研原创上仍然严重不足。中国不是 没有创新人才，事实证明中国的学生在海外经过历练很快就能成为国外创新研发的主力，中国的问题是，在中国现有的人文环境下，创新人才很难出头。 现在中国的学术界，获取科研经费乃至职位升迁，都涉及种种复杂关系，而偏偏创新性人才由于思维特征限制，不长于关系，这就导致很多长于科研的原创性人才在 中国的学术环境里受到非创新文化和制度的压制而出不了头，导致中国科研很多是跟着跑的研究，并且学风浮躁，抄袭剽窃盛行。 不难想象，如果海归才俊80%的时间用于跑关系，那就很难能作出前无古人的科技原创性工作，如果真正的科研人员出不了头，国家的科研原创就很难进展。事实 已经证明早期海归虽对中国科技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但却未能改变国内不利于创新研发的环境风气，反而是分散各地的海归高才不得不融入现实环境中，以求生存。 由于中国经济转型迫在眉睫，而国内盘根错节的关系及现有学术环境又涉及中国千年文化传统，很难在短期内改变。最近美国华人教授和科学家协会会长孙贤和教授 和副会长时东陆教授提议建立类海外学术环境的海归科技特区，招百万海外学子回归。其实质是利用国外创新文化，建立适合创新型人才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文化和学 术环境。 现在有很多改革开放后出国，在国外十几二十年，有相当成就的海外科技精英很难习惯国内的学术环境。他们遇到的多不是硬件设备的问题，而是决定竞争升迁、经 费申请、学术争论等等行事规则和文化的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整体环境问题。可以说，去行政化只是改善学术环境的一个主要方法，而不是全部。为了重建有利于创 新的学术环境，中国不妨把两万亿外储拿一部分出来，在科技风气强的城市如无锡，或其他有共识的地区建立海归的科技特区，形成类海外的环境，以类海外有利于 创新研发的规则行事，形成规模，应当比科技，教育体制的改变对一个国家现状冲击更大。 换句话说，经济特区能成功，为什么科技特区不能？昨日经济特区的成功，是今日科技特区成功的基础和样板。科技特区在引进人才的同时更引入了有利于这些人才 发挥的能激发创新的文化和管理机制，将为今后中国能够在GDP总量接近美国后，进一步超越提供人才和制度的基础。 (作者：美国能源部阿岗国家实验室研究员曾左韬）
2014年3月13日 -
王辉耀：新人才 新机遇 新发展
——欧美同学会2010北京论坛暨第五届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与发展论坛的会刊卷首语 这是中国一个继往开来、亟需转型突破的时代，这是一个中国在全球化产业链中需从“制造中心”同时成为“创造、创新、创意中心”的时代，这是一个中国的核心 竞争力需从“人口”转向“人才”的时代，这是一个举国求突破、求革新、求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新人才、新机遇、新发展”的时代。 胡锦涛总书记在5月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中指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保证。” 正在蓬勃进行的创新型国家建设、经济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知识经济与高新产业的发展，以及日渐受到重视的“和谐社会”、“公民社会”等社会建设，急需大量 的各类高端人才作为支撑。而“人才强国”的国家战略提出，《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引发海内外热烈关注的“千人计划” 等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的出台，以及苏州等地方城市通过“姑苏计划”等切实工作在全国引发的引才、重才之热潮，标志着中国正进入一个空前重视人才、重视 人才培养与竞争的时代。 而海内外广大留学人才正是我国人才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鄂与同盟会，到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周恩来、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到当 代钱学森、邓稼先与中国的“两弹一星”，以及杨振宁、李政道、崔琦等为代表的海外留学人才。百年留学，人才辈出。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投身“拯救中国”的 革命事业、新中国建立初期主要从事“建设中国”的老一代留学人员相比，新时期的留学人员延续“创新中国”等贡献之外，最鲜明的特征在于大量投身经济领域， 掀起了“创业中国”的大潮，尤其在以低端产业结构、低附加价值、低价劳动力、高能源消耗为特征的“人口经济”向依托创新、创意、知识科技的“人才经济”的 转型中，作用将日益显著。 欧美同学会2010北京论坛暨第五届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与发展论坛的举办，正恰逢其时。中央举办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 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的出台。故而，论坛以“新人才、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关注但不局限于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发展等前沿话题，广邀海内外社 会各界精英人士交流、联谊，用世界的眼光，共同为中国的发展建言献策。 中国的发展与建设，中国的繁荣与富强，需要举国上下的齐心协力，也需要参加论坛的每一位同仁的各自努力；需要国家在宏观战略层面的规划、推动，也需要我们在一次次具体实践行动中的添砖加瓦。这也是欧美同学会举办本届论坛的缘由，愿为中国的发展与建设尽微薄之力！ 六十年不屈不饶的艰苦探索，三十年不懈探索的改革开放，亿万中国人的血汗与智慧，才铸就了今天举世瞩目的中国成就。未来的中国，我们坚信将在不断变革与调整中，肩负起中华民族复兴腾飞的重任！ 王辉耀 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组委会主席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2014年3月13日 -
周继述:中国金融业后台核心系统必须属于中国
世界进入21世纪，各国领袖、各企业界领袖，都在努力思考着同一问题：如何面对中国的崛起？有些将它看做是机遇，有些将它当做是危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他们都期望着西方与中国在高科技方面的距离将继续拉开,这是他们在可见的将来,懒以继续享受特权的领域。也许他们不知：中国人和中国的决策者们也十分清楚这个差距的重要性，并力图找到缩短距离的桥梁。 在奔向未来的赛跑中，西方最后的坚实堡垒是金融。无论敌友都认知这一点:那就是中国必须在这一领域具有自己的强势。人所周知，中方在管理方面欠缺西方对手们的优势; 但不为人知也许更为重要的是IT高科技方面的差距。这个差距，在中国的银行界与他们对手的较量中，起着更为严峻的作用。中外银行在中国土地上的竞争，将是未来几十年最为严峻的中西较量。 1.中国的两条臂膀-金融和IT业：如何连为一体？ 金融和IT两者在金融界和高科技界互相推动的金融+IT共同领域里，关键作用有两个： 第一，银行的雄厚资金提升IT行业的水准；第二，银行的IT架构是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换句话说：没有银行的支撑，IT长不大；没有IT的支撑，银行强不了。 半个多世纪前，美国军方和美国资本市场的心脏--纽约证交所，作为第一批使用商业电话服务的客户一事并非然。今天，IT业的巨人，如英特尔，IBM、甲骨文，微软，他们的丰厚利润，也源于金融业。事实是：IT业的成就和辉煌，源于银行业的需求。金融业为IT业的成长同时提供了供与求。可见：如果没有金融业的高端要求，国内IT业在与外国同行的竞争中，会永远处于劣势。银行的IT架构和电脑系统，不仅是主体，还是润滑剂，使今天的银行运作起来既快速又畅通。市场巨大数据量的集中、消化和分析能力，使银行在创新和稳定中达到最佳平衡。这种能力通过复杂先进的IT系统获得。 显而易见，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内金融IT业对金融业和IT业，都是必不可缺的。这两者——金融IT业，是21世纪经济的两个最重要的支柱行业。 作为金融和IT业的后来者，中国既得利也失利。在今后的几年中，还有一个契机，如果这个机遇被抢先占住，可将国内的金融IT业推向一个新峰顶。 理由如下： 1、国内银行有强烈的更新IT架构的需求，以满足监管要求且能继续竞争。 2、国内IT业，经过过去几年的艰苦努力，已经能够提供必须的基础构架（国产锌片，操作系统，服务器等）。 3、国内有一大批IT精英，在训练有素、能力和潜力上卓越领先。 目前，国内金融业和IT业都面临国外同行间成熟企业的巨大压力，在这历史关头，一个深思熟虑、双管齐下、具有战略眼光的金融IT项目，会是一石击二鸟，为中国巨人的两膀，同时注入血浆。对金融业而言，这会提供必要的IT架构，使其与国外对手的竞争会在一个更为平等的地位，而不将银行机密丧失给国外供应商，因为系统供应商必须清楚银行的内部数据从而量体裁衣的提供和支持他们为其银行提供的产品。对IT业而言，则有望占据国内产品的最大市场：银行操作系统，服务器和CPU。 细分下来，银行IT架构中最为重要的是①企业风险管理系统②信息保密系统。这两个区域一直是西方银行最大的关注点。旗舰跨国银行如花旗集团，JP摩根大通等，在这两个领域住入上亿美元，且势头不减；北美、欧洲、印度的IT巨头也都在竞争这片领地，今天更将目标所定在中国的银行界。如果袖手旁观，在5年内，中国国内的各大银行都会面临真正的危险：他们的核心系统将全部依赖国外供应商。 这不仅在操作需求和信息保密的平衡上会出现一个恶梦，更会使国内银行永远在与外国竞争对手的较量上落后一步。 这一步，不是中国这样一个崛起上升的国家，应该容忍和承担的! 中国金融业的后台核心系统，必须属于中国！将中国的核心系统外包，将银行的主要数据泻漏，一定会是中国金融界的未来风险！ （作者系IBM全球商业服务中心风险管理中国区首席顾问周继述）
2014年3月13日 -
张风波:中国走向世界的管理体制与人才战略
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急速崛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国际上的激烈竞争和严峻挑战。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曾有过同样的经历，面临减少贸易顺差、开放国内市场、加速日元升值等巨大压力。笔者20多年立足纽约国际金融市场工作，包括组织日本财团对美大型投资收购，并长期在世界最大银行主管金融投资,深感中国急需具有精通国际市场运行规则，驾驭国际金融风暴丰富经验的专业人才,建立统筹指挥海外业务的管理体制；加强决策前审查,执行中监控,事后的评价的全程严格管理，确保投资的高效益。 管理体系 日本人具有“抱团”的传统，投资海外表现得更加明显。我代表日本竹中集团在美投资收购了大批项目。其中，由竹中集团控股的纽约日本俱乐部大厦为日本在海外的最大中心，成员包括日本所有大企业、以及日本驻美、联合国和纽约3位大使等，也是日本经团连、日本商工会议所的对外窗口。该中心是指导日本投资美国的指挥中心，也是日美政经首脑交流的重要场所。 日本俱乐部大厦定期举办各种文化、体育交流活动，加深与当地民众的友好关系，融入主流社会。同还举办茶道、插花、书法、日语等各类讲座和展览，推广日本文化。 日本俱乐部定期举办时事报告会，提供信息，解决突发问题。针对日本在美经商面临的问题，通过日本政府和驻美使领馆，加强与美政府沟通，制定相应措施。尤其是针对美国社会复杂性，日美间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等，使日本企业在美经商顺利进行。例如，日美两国间人员往来免签证，为跨国公司管理和专业人士及其家属来美提供L签证并直接转绿卡，制定优惠税务政策等。尤其是公司管理的特殊政策使日资企业绝对由日本人控制而免受美国联邦和地方法规的困扰。 中资企业开展海外业务，多为各自为阵，少有交往。一旦问题发生，孤身无援，速手无策。同时，在赴美签证、税务、公司管理等方面面临极大困难，甚至无法保证投资企业的最基本运行。因此，中国走出去，应健全机制，加强管理与服务。国内主管部门和驻外使领馆应建立和完善海外中资社团机构，开展与所在国在各领域交流活动，为海外企业提供指导和服务。与所在国政府密切合作，改善华商在海外的环境，完善法规，完善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机制，确保中资企业的海外业务顺利发展。20多年来，驻美使领馆,尤其是商务参赞们借鉴日本的经验,也成立了中国商会,但尚处于起步阶段。其活动内容基本仅限于各中资企业间的一般联谊，远远不能满足目前中国迅速走向世界的需要。 海外业务的策略 海外业务的成功,除了科学的管理体制,还需针对国际业务的复杂,多变环境,制定取胜策略。 (1) 国情与市场。 走向他国发展，必须对该国的国情和市场有深入了解、全面把握。日本企业界对美投资坚持其一贯的慎重立场，投资决策前的市场调查十分认真，审核过程严谨。因决策前已对存在的风险、可能发生的问题制定了相应措施，一旦决策，执行非常迅速、顺利。目前中国许多企业只是把精力放在“如何走出去”，至于出去后如何立足，成功发展，将面临的阻力和反对等，在决策前很少考虑。由于对走出去必然会出现的反对没有充分的承受能力，以至于一些投资项目仓促撤销，中途告停，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走出去不可能一帆风顺，应对必然的反对和市场风险要有足够的认识，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 (2) 风险与机遇。 投资总会伴随着风险，但掌握市场变化和经济波动的规律，可化风险为机遇。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萧条，一些日本企业陷入恐慌，抛售投资物产。其中，洛克菲乐中心半价出售。而当时我则向各界推介低价入市的大好时机，不少华人和一些中资也大量投资美国房地产，获取了暴利。因此，中国在做走出去决策前，应重点研究，严格审核走出去后的风险、挑战及对策，科学地进行综合性、全方位的可行性论证。在市场的变化和波动中不仅要站稳脚步，还应增强应变能力，化风险为机遇，在动荡中确保海外投资的更高效益。 (3) 低调务实。 日本进军美国当初，大举收购洛克菲乐中心、进军好莱坞等，在全球引起轰动，激起美国民众的强烈反日情绪。之后，日本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和噪音，改变经商方式，开始低调行事。虽然哥伦比亚影视公司于1989年已被收购，但索尼娱乐公司的名字一直等到1993年才敢在片头下方以一小行文字出现。目前，一些中国企业为走出去大造声势，事未做成，已闹得满城风雨，引来媒体、当地社会和民众的反感。竞争对手和有关产业界乘机打压，使计划受挫。十几年来，不少国内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要在纽约建立像日本俱乐部大厦的基地。事先在中外媒体大肆宣传，打出“中国中心”等的旗号造势，结果都不了了之。这一点需要注意。 (4) 纯商业化运作。 日本政府和驻外使领馆指导、帮助日本企业拓展海外业务，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主要限于政府间的合作事宜，制定有关两国间的法规。而具体的企业投资、经商业务完全由企业自身进行，日本政府不会出面干预。美国是一个由民间企业主导的市场经济国家，自由公平竞争的理念不容许政府干涉正常的企业行为。如果商业行为沾上官方色彩，反而会使事情办砸。中国许多企业来美，通过官方渠道，找议员、州长，而一些说客更乘火打劫，从中牟利，使商业行为政治化。一些正常的并购经过媒体炒作、相关业界的游说、政客和说客的介入而成了关注的重点，花了钱却坏了事。因此，中国企业来美发展，要避开政客，寻求有关产业界实力雄厚、信誉良好的合作伙伴，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和资金。美国产业界追求双赢，乐于为海外企业来美发展提供雄厚的财务支持和全方位服务。 (5) 扬长避短，发展优势产业。 日本从战败的废墟中崛起，并利用自己的优势，走向世界，称雄许多产业，值得中国借鉴。中国企业在计算机、家电等行业已开始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中国目前雄厚的外汇储蓄和人民币的渐进升值使中国具备逐渐成为金融大国的实力。随着专业水平、竞争能力和管理效益的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界的竞争力和地位也将会加速提高。目前中国走出去，具有很多优势，应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计划和相应的扶助政策，推动中国企业立足国际市场。 文/张风波, 美国花旗集团房贷高级副总裁
2014年3月13日 -
王辉耀:中国未来三十年
“中国模式”的挑战 “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中国也需要面对“中国模式”非常严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模式”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定的，是对过去30年的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结，并非未来的指导性的理论。过去适用的模式未必将来能适用，况且既有的“中国模式”也已经开始出现问题和挑战。无论从经济持续发展，还是从道义角度考虑，长远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都必然进行调整。 “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 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在很多外国人的眼中中国只是超级市场背后的工厂；中国第三产业仅占经济总量的40%左右，而发达国家超过70%；在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中国除了资源集中的国有垄断企业，还没有民营企业上榜；中国还没有企业真正能够全方位地走出去。中国制造业长期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产品低级化，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核心技术与叫得响的国际品牌，遍及全世界的“中国制造”是相对低端的产品，没有“中国创造”的名牌，中国本土永远只是拥有“比较优势”的加工国，而这种低成本加工国的地位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也在不断减弱。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内部资本积累依赖于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和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首先，国有银行源源不断地大量放贷可能产生坏账。其次，铁路、公路、基建等号称“铁公基”的基础设施已经日益过度豪华，靠投资基建拉动经济，基础设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面临产能过剩的危机。 实际上，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开放了民营私营经济，这是“中国模式”能否取得创新成功的重要因素。 “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 30年来，中国低廉的人力成本在全球化进程中为“中国模式”提供了“人口红利”，然而，中国面临的现实是在不到10年后“人口红利”期的关闭。因为“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时代转变，2009年正是转变的拐点。 “人口红利”曾帮助“中国模式”完成了低端的发展，但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给“中国模式”带来巨大的可持续发展压力。应该说，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打造创新性国家以至在未来的全球化世界取得可持续发展都需要由人才来完成。但是，因为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滞后发展，高端人才无法合理就业，导致大批高端人才流失海外，这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非常不利。我认为，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将保证“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不少，但是，只要投入足够多的资源和时间，重视发挥本地的“人才红利”，取出中国储蓄在海外的“人才红利”，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些问题都还是可以解决的，不存在十分严重的“瓶颈”现象。真正的挑战，并非来自纯粹的经济层面。人才的重用和人的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仅凭经济上的量变，很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中国模式”下一步的可持续发展，重用“人才红利”是关键的因素。
2014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