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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澜：智库热的冷思考 破解中国特色智库发展之道
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带来了智库的兴起。目前，全国各部门各地发展智库的热情空前高涨，各种类型的智库不断涌现，相关的研讨会和评估也络绎不绝。但是在全社会智库热之后，我们必须对智库问题进行一些冷思考。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智库具有三个主要职能，即理性决策外脑、多元政策参与渠道、决策冲突的理性辨析平台。智库社会职能的发挥有赖于完善的“政策分析市场”的建立。本文最后建议，加强政府内部公共政策的研究能力，增强对高质量政策研究的需求;减少政策研究禁区，增强社会脱敏能力，为政府调整政策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推进数据信息公开，加强政策研究投入，提供公平的政策研究市场环境;深化改革，加快建设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智库。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矛盾凸显的关键时期，智库的发展得到了国家的关注和重视。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智库”和“智囊团”。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示，要建设中国特色智库，适度超前，服务决策，为中国智库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全国各部门各地发展智库的热情空前高涨，各种类型的智库不断涌现，相关的研讨会和评估也络绎不绝。 但是，在全社会智库热之际，我们也必须对智库问题进行一些冷思考，对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进行梳理，避免由于认识上的误区而影响智库的健康发展。例如，什么样的组织是智库，什么样的组织不是智库?智库的基本社会功能是什么?什么不应当是智库的功能?当前中国智库的发展最缺什么?如何培育中国特色国际一流智库的发展?本文想就这些问题做一粗浅的分析，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并开展更加深入的讨论，从而推动智库的健康发展，为中国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做出贡献。 二、智库兴起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智库(也称思想库)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是特指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建议。[1]智库既是专业知识库及高级人才库，也是科学知识与公共政策之间的重要桥梁。智库的兴起与当代公共政策的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首先，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进步，任何一个公共政策问题都涉及到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公共政策制定所需要的科学分析仅靠单个或少数专家的力量远远不够。稍有不慎，错误决策的成本是巨大的。任何重大公共政策从决策方案的提出、评价，到最终方案的选择，必须综合各方专家的集体力量。另一方面，公共政策问题的复杂性、连续性及可重复性要求有稳定的研究机构去从事专门研究，很多政策建议往往需要经过不断的讨论、修正，才能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变成具体可行的政策行为。 其次，现代公共政策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多学科的深入研究，需要综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工程技术多方面的研究结果。期待智库这种单一的社会组织来完成所有这些研究是不现实的。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研究活动必须在不同社会组织中有效地开展分工协作，构建科学民主决策的知识链条。一般来说，可以把政策分析过程中相关的研究工作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基础性研究。这些研究工作并没有特别的指向性，是对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发现、认识和解释。例如，关于北京地区雾霾形成机理的研究就属于此类研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能起源于科学家的好奇心，也有可能起源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但由于这些研究工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其产出的经济社会效益不清楚，所以，市场主体一般没有积极性去资助此类研究工作，属于典型的市场失灵，需要由国家对从事基础研究的大学或科研机构提供制度性的经费投入来解决。 第二类是应用性研究。这些研究工作的政策指向性比较明确，是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对公共政策领域所提出的需求而开展的。如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研究。这些研究虽然是应用导向，但需要对相关领域的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甚至于要开展一些基础性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结果往往会提出具有前瞻性、系统性，比较宏观的政策建议，比较适合由智库来执行。市场主体一般也没有积极性支持此类研究，需要智库通过各种方式筹资开展。 第三类是对策性研究。这些研究工作是针对公共政策过程中具体决策需求而开展的研究，需要对实际问题提出具体的政策方案并包括利弊分析。如1963年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得知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之后应该做出什么反应?这类研究工作的指向性非常明确，但往往时间紧，信息不完全。同时，也必须充分了解决策者面临的其它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压力等约束条件。这类研究往往是由政府内部的研究机构来执行，不需要额外的经费支持。 在实际政策研究过程中，不同机构之间的分工并没有那么清晰。很多高校的研究机构也从事应用性研究或对策性研究，很多智库也积极参与到对策性研究。但从各类机构的比较优势来看，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有效地合作更有利于推进公共政策研究的科学化和有效性。当然，各类研究的资助方式也是一个核心要素，后面还将要涉及到。 再次，随着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的公共政策对公众福利的影响越来越大，公众对于公共政策知情权和参与权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一个利益格局和价值选择多元化的社会中，公共政策如何平衡各种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冲突和矛盾是各国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能力也在不断地提高，他们不但希望公共政策能够保护自己应有的权益，而且希望自己的价值观念能够在公共政策中得到体现。当然，由于时间、能力等各个方面的约束，广大公众能够直接参与政策研究的人是极少数。更多的公众则是通过各种公开的政策分析报告或政策讨论来了解政策过程，并通过社会既定的政治参与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些政策的支持或反对。正因为如此，智库对公共政策问题比较客观中立的分析，除了政策制定者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需求群体，就是关注相关公共政策问题的公众。 正是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以提供专业客观的政策分析为己任的智库应运而生，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948年在美国成立的兰德公司。虽然各种统计千差万别，但全世界目前有影响的智库超过上千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智库在各个国家的国内政策及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三、智库的社会职能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尽管智库可以在现代社会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也不能过度夸大。目前很多媒体的分析和报道把智库的社会功能夸大或者泛化，似乎有了智库，中国的很多政策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还有一些机构对包括大学、研究机构、盈利性咨询公司等各类社会组织进行所谓智库评比，混淆不同类型组织的社会功能，这种认识误区对于智库的发展有害无利，值得注意。只有对智库的社会功能准确定位，建立稳定合理的预期，并依此对智库的水平、公正性、客观性进行合理的评价，才能够使得智库优化其社会功能，向着专业化和客观中立的方向发展，建立起其应有的社会信誉。 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智库在推动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过程中具有三个主要职能。 首先，智库可以发挥政府理性决策外脑的职能，对政府面临的公共政策难题进行相对独立的，科学理性的分析，并提出各种备选方案，供决策者选择。在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很多公共政策问题的专业化程度、复杂程度和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的经验主义式的决策已经很难适应。与此同时，近年来政府部门多轮的行政体制改革与简政放权也使很多政府机构的政策分析能力弱化。此外，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相关主体与政府部门在决策过程中的博弈局面更加凸显。这些情况的叠加使得政府部门在复杂决策时面临的挑战变得更加突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由高水平智库提供的相对独立客观的政策分析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其次，智库可以成为多元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政策参与渠道。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社会利益群体逐渐分化，各种价值观念更加多元。其中有些利益群体属于新兴社会阶层，如民营企业家阶层;有些利益群体属于非主流弱势群体，如城市农民工群体。在这种情况下，智库的比较理性的全面分析往往会把这些利益纳入视野，作为政策分析必须考虑的要素之一，成为多元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政策参与渠道。近年来，在城市农民工问题、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各类智库作为多元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政策参与渠道已经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最后，智库还可以在不同利益和价值观念有冲突的情况下成为理性政策辨析的公共平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共决策难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例如，在有限的公共财政手段下，是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医疗服务中，还是投入到教育中?在地方经济发展发展过程中，大型化工项目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决策需要平衡各个方面的利益，需要协调各类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念。但由于缺乏一个全社会理性政策辨析的公共平台，对于这些重大决策的利弊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理性分析过程，使很多重大的决策就在媒体和公众情绪波动中随机地摇摆而给公众利益带来巨大损失。由于智库本身在公共政策不同领域的深厚积累及其立场中立的特点，可以成为对这些政策进行系统分析，对政策利弊进行价值判断的交流沟通平台。这种交流沟通过程一方面可以帮助决策部门更好地了解不同利益群体和价值倾向的诉求，同时也可以化解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广泛存在的不信任，把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对立博弈转变成为不同利益和不同价值观念的沟通与妥协。 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三种社会职能的定位对智库本身的运行模式和治理结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例如，如果一个智库的运行没有一个相对稳定或多元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其运行需要依附于强势的利益集团，则很难期望这样的智库对有争议的公共政策问题保持客观中立的分析。当然，这样的智库也很难吸引高层次的政策分析人才来保证其研究工作的高质量要求。同时，由于诸多公共政策的复杂性与专业性，在政府和社会与智库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信息不对称。或者由于自身价值观念的偏好，或者受到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影响，也不排除智库对社会提供有偏见的政策分析，扭曲社会对公共政策利弊的判断，从而成为政策思想垄断的工具。在这样的情况下，智库本身比较完善的治理结构就成为保证智库运行模式与其职能定位相符的制度保障。这种治理结构可以通过有相关领域专业人士和社会贤达人士参与的理事会、完整的信息披露、相关领域行业协会的自律规则等方式来实现。 应当提到的是，虽然有很多社会组织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可以发挥重要的影响，但这并不等于这些组织都要办成智库。例如，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我们认识自然界和社会行为的客观规律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研究属于前面提到的第一类工作——基础研究。但如果这些机构也都要办成智库，把精力主要放在应用政策研究上，那么将会影响我们对基本自然规律和社会现象的认识，对社会的整体知识结构产生不利的影响，最终导致公共政策质量的下降。同样，很多行业协会组织代表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和相关组织的利益，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如果他们也都要成为智库，将会面临尴尬局面：如果他们仍然代表企业利益，社会公众很难相信他们的政策分析是客观公正的;如果他们努力成为客观公正的智库，他们行业中的企业和相关组织就要怀疑他们是否还能够代表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区分智库和其它影响公共政策的社会组织。 经过多年的发展，很多国际一流的智库已经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管理模式，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对相关公共政策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政策分析领域中的佼佼者。例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坚持质量、独立与影响三位一体的定位，在国际关系、经济政策等领域享誉全球;兰德公司在国防战略系统方面的研究亦可独霸一方;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国际发展研究所则坚持在国际发展领域长期耕耘，不但在国际发展领域享有盛名，也为国际发展领域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这些国际知名智库的成功经验可以为中国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四、智库发展的制度安排与生态环境 智库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固然重要，但没有良好的政策研究环境，也很难施展其“十八般武艺”，更无法进一步提高。笔者以前曾经提出以完善的“政策分析市场”(Policy Market)西方学者也认识到存在政策思想自由交换的市场的重要性。他们有时称之为“思想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有时称之为“智力市场”(intellectual market)。本文特别强调这种市场在中国是可以由政府主导而建立起来的一套制度安排，因此这里采用“政策分析市场”的概念以区别于上述类似的西方政策市场的概念。为核心的保障智库发挥其社会职能的一套制度安排： 政策分析市场的需求与供给。在政策分析市场中，智库提供的产品是政策思想、专家知识、建议甚至是批评，而政府、媒体和公众等都是政策分析市场中的需求者和消费者。在需求方面，政府对智库的认同以及对待政策分析的需求是决定着智库能否发挥社会职能的前提条件之一。而在供给方面，具有不同背景的各种智库是否能在一种政治环境下共存，并提供代表多种价值和利益的政策思想和方案，是完善的政策分析市场的前提条件之一。 智库经费的来源。在比较发达的政策分析市场中，智库的运行经费不仅来自于智库产品的最终需求和消费者——政府，而且还来自于公益的研究基金、个人捐助者或企业等政策思想的非直接消费者。有了多渠道的充足的研究资金来源，研究机构不再会为生计而到处寻求经费，因而其受到少数别有用心的资助者的利益诱导而丧失独立性的可能性大大减少。 智库对政策的影响方式。智库的研究成果不仅向政府部门输出，还以各种形式向其他任何关心政策问题的群体输出，因此，智库实现影响力的行为是丰富多样的。在政策过程中，智库不同层次的政策参与者会通过各种渠道将自己的思想传递到政府。因此，在一个完善的政策分析市场中，作为政策思想最终消费者的政府决策机构应该建立起广泛的政策思想搜集和筛选的机制。 政策思想优劣鉴别机制。这是政策分析市场的最重要特征，也是与其他物质市场的本质区别。这是因为，政策分析市场的特点之一就是信息不对称。政策制定者(也就是政策研究的消费者)往往对政策建议的科学性很难判断(否则就不用再请人做政策研究了)。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政策思想同行评审和同行竞争的机制。而一个能够让多种政策主张公开辩论的平台，是政府和社会其他政策参与者有能力更加平等地鉴别不同观点优劣的有效机制。 政策分析市场的监督机制。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政策分析市场中，政府和公众的有效监管是政策分析市场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在确保智库的基本立场观点符合政府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政府可以与行业协会合作，建立基本的准入门槛、职业标准、财务监管制度等。这样既保证了智库的研究能力和职业操守，同时能监督智库的公开研究成果与经费来源的利益相关性。[3] 与智库发展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智库发展的组织生态环境。在现代社会里，除了智库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社会组织也都积极参与到公共政策研究过程中，希望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例如，各种民间社团组织，行业协会，专业咨询公司，媒体，大型企业，国际组织等等。这些组织有些与智库存在竞争关系，有些与智库存在互补关系。在一个良性有序竞争的环境下，他们的存在使得公共政策研究的组织生态更加活泼更加健康，为智库之间和智库与各类机构的竞争与合作，融合与共生创造了条件。例如，在一些重大决策过程中，盈利性的专业咨询公司有时也会与智库开展竞争。中国2007年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时，就曾同时邀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麦肯锡公司等不同机构提供政策咨询;此外，不少行业协会由于其对行业发展的专业性的了解，也可以为相关产业政策的分析和研究提供良好的补充。但如果各类公司和机构都鱼龙混杂，趁势而上，打着智库的旗号，以盈利或兜售特定政策导向为目的，提供有偏见低质量的政策研究，也会破坏智库发展的良好生态，造成劣币驱良币的局面。正因为如此，对政策研究市场进行合理的规制也是很有必要的。 五、破解中国智库发展之道 中国的智库从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有了长足的发展。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事业单位型的半官方智库到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民间智库的崛起，到1998年“985工程”后，国内主要研究型大学纷纷成立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都使得中国智库的发展呈现多元化和多领域的发展态势。2009年3月由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担任理事长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经中心)的成立，更是标志着中国智库发展的新阶段。 当前，中国正面临发展转型、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关头。许多重大的公共政策问题亟待破解，各种利益纠缠的死结需要打开。这些难题是中国智库发展的历史机遇。如何理清认识，抓住机遇，在破解改革开放的难题中锻炼发展，成为中国特色国际一流的智库，是摆在每一个智库领导者和智库研究者面前的难题。下面，笔者不揣冒昧，就中国智库未来发展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政府内部公共政策的研究能力，增强对高质量政策研究的需求。如前所述，推动智库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各级政府要加强对高质量政策研究的需求。但是，根据笔者多年从事政策研究的观察与体验发现，与我们的直觉相反，政府部门对外部高质量政策研究的需求与其自身政策研究能力成正比，亦即政府内部公共政策的研究能力越强，对政府外部高质量的政策研究需求就越高。这种情况也符合“学然后知不足“的规律。那些内部政策研究能力比较差的政府部门，往往对所需研究的公共政策了解不深，很难对外部政策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而那些内部政策研究能力比较强的政府部门，往往对政策研究当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体会更深，更了解高水平政策研究的不易，因此，对高质量政策研究的需求也就越强，形成了高水平用户造就高水平智库的局面。 当前，各级政府在职能转变过程中，要尽快地从直接的审批项目、干预微观行为的事务中脱身，更多地加强政策研究，把握宏观发展的趋势，通过合理的公共政策来引导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点国外很多政府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在新加坡、英国、加拿大等政府的总理办公室或内阁高层部门，都有专门从事战略预见研究的机构，对未来发展的宏观大势和各种风险因素进行长期的研究和预测，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支持。 第二，减少政策研究禁区，增强社会脱敏能力，为政府调整政策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提高公共政策研究的需求还应减少公共政策研究的禁区，允许对有争议或政府已经有意向的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开展深入客观的研究，提出不同的观点。当前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些有争议的或政府有意向的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往往成为政策研究的禁区。这种情况往往导致重大决策失误。相反，如果能够允许在这些领域开展持续的研究，提出不同的政策观点，不但可以使得不同政策思路互相竞争，不断完善，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还可以在政策已经推出的情况下，增强社会的脱敏能力，不会由于一些政策异议的谣传而惊慌失措，为政府调整政策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第三，推进数据信息公开，加强政策研究投入，提供公平的政策研究市场环境。公共政策研究往往需要大量的相关信息与数据。但是，我国很多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统计数据和信息散落在各级政府部门中，不对外公开。按照我国政务公开的条例，这些信息和数据完全应该公开，或加以技术处理后予以公开，为高水平的政策研究提供分析基础。此外，这些数据虽然很难从公开渠道获得，但很多挂靠在政府部门的各类事业单位型的政策研究机构却可以得到这些信息，从而形成了这些机构某种程度上的数据垄断，使得社会上的智库很难与其竞争。同时，很多政府部门虽然有很强的外部政策研究需求，但对外部政策研究的投入却少的可怜，使得承担政策研究的智库很难完全覆盖其研究成本。这样的政策研究环境必须尽快改善，只有大力推进数据信息公开，加强政策研究投入，创造公平的政策研究市场环境，才能够培育出真正的高质量智库。 第四，深化改革，加快建设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智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的举措。这些任务的落实需要深入扎实的公共政策研究。同时，我国在国际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也需要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有高水平的智库发出中国的声音，提供中国智慧。凡此种种，都需要加快建设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智库。 根据当前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可以对挂靠在政府部门下的事业单位性质的政策研究机构加以改革。这些机构隶属于政府部门，相对来说难以独立于这些部门利益进行选题和研究，或者当其研究的观点与所属部门的利益不同时难以公开发表。此外，这些事业单位大都由于政府拨款有限，日常运行面临经费短缺的困难。于是它们一方面在行政体制之内运行，另一方面不得不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来承接一些咨询项目等等，这种做法实际上削弱了这些机构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研究能力。对这些机构的改革可以通过分流的方式进行，其中一部分可以纳入政府部门，加强政府内部政策研究能力。若干有条件有品牌的政策研究机构可以与政府脱钩，但政府应当对这类机构在一定的年限内保持部分财政支持，使其逐渐孵化成为相对独立的智库。 其次，可以对有条件的高校内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进行改造，鼓励它们借鉴国内外成功模式(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国际发展研究所)，重新梳理与大学的关系，提高研究机构的自主性，争取社会各方资金捐助，形成依托大学的一流智库。 此外，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的民间智库经历了风雨，也经历了成长。这些年的经验也使得一些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民间智库具备了高速发展的潜力和希望。可以通过对社会上的智库进行筛选和招标的方式，让这些优秀的民间智库涌现出来，对其给予免税和其它优惠条件的支持，鼓励它们形成特色，成为中国智库发展的生力军。 中国的改革发展为一流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有利机遇。可以相信，随着我国政策研究体系和生态环境的不断完善，中国的智库一定能够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劈风斩浪，承担起促进中国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重任。同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出中国声音，体现中国软实力，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智库。 （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薛澜）
2014年5月27日 -
郑永年：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新政治意涵
中国新一代领导层和新一届政府产生以来，就开始了规模巨大的反腐败运动，至今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届领导人和政府都会发动反腐败运动。但一些敏感的观察家已经发现，这次反腐败从各个角度来说，和以往很不相同。到底不同在哪里呢？人们也说不清楚。这次反腐败的意涵，不是仅仅从其所已经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所能说清楚的，必须把反腐败运动的深刻意义，置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政治大环境中来认识。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在转型，官场的腐败模式也在持续变化之中。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腐败表现出几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首先是腐败数量的巨大。早期的腐败是以万计数，现在是以亿来计数，有些案例甚至以数十亿、百亿来计数。第二，犯案官员的数量越来越多。中央提苍蝇、老虎一起打，但人们发现苍蝇、老虎似乎到处都是。第三，腐败官员的层级越来越高，从部长到政治局委员犯案者数量也不少。如果继续追究，就有可能发现更高级别的官员。第四，腐败已经具有了集团的性质，不再局限于单独的个人。在地方政府这一层面，官员的集体腐败案在1990年代中期就存在了，并且位数不少。发展到今天，这种集团性腐败已经发展到中央级别的官员了。 在一个层面，腐败的这些变化是可以理解的，主要是制度建设跟不上经济变迁。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快速，今天的经济规模已是世界第二。但同时，中国并没有足够的政治体制改革，老的体制早已经弱化；新的、健全的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从总体上说，现行体制已经很难承担吏治的责任。例如，现在官员经济腐败的规模如此庞大，已经超出人类理性的计算。如果腐败几百万，人们还可以用理性来解释。但是，那些规模大到数十亿、数百亿的案件用什么来解释呢？不用说官员一辈子了，几辈子都用不完的钱财到底要干什么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腐败的意义可以说是不言自明了。大面积、大规模的腐败关系到执政党的合法性。“腐败要亡党亡国”是中共再三强调的。中国尽管没有民主国家那样的选举制度，但在政府和人民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契约”。传统上，皇帝统治社会是“天命”，一旦失去“天命”就会被推翻。朝廷的腐败就是失去“天命”的一个重要指标。今天，尽管人们不相信“天命”了，但如果腐败不能整治，政权还是有可能不保。很多年里，执政党高层也一直在强调，官员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如果用不好人民所给的权力，人民是可以收回这个权力的。一句话，官员的腐败会单方面毁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从而失去合法性。 这个道理可能谁都懂，但对一些干部官员来说，并不想知道历史上经常发生的王朝更替对自己有什么关系？国家的兴衰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少有官员能够超越自己的、家族的和小圈子的利益去考量整个政党和国家的利益。尽管历届政府都反腐败，但腐败者照常我行我素，变本加厉，以至于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今天的腐败和以往的腐败有什么区别？这里的情况很复杂，简单地说，寡头经济局面已经基本形成并且成为腐败的经济制度基础，而一些经济寡头开始转向政治，既“玩”金钱又“玩”权力，从而严重恶化着中国总体政治环境。无论是政府本身的治理能力，还是老百姓对政府越来越甚的抱怨和不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 反腐败就是反寡头 因此，这次反腐败有了新的政治意涵，那就是反寡头。 中国经济寡头的形成有其体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整个国民经济是官僚经济，各级政府管理所有经济活动。在这个体制下，国民经济被部门化，分成石油、电子、钢铁、煤炭、水利等领域，并且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治理。这是一种变相的“封建制度”。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经济管理的部门化制度特征并没有变，只不过是随着产业的变化，增添了新的经济部门，例如电信和金融等。 在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抓大”的改革，就是组建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试图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个改革的本意没有错，并且从企业盈利的角度来看也很成功。不过，因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没有到位，国有企业的不同领域形成高度垄断的局面。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国有企业的高利润来自垄断而非市场竞争力。部门经济的高度垄断性便是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 除了经济制度基础，经济寡头的形成背后还有诸多政治因素。首先是高层领导人的背景。中国的领导层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必须是多元的，这是治理一个庞大国家所必需的。但来自不同背景的领导人必然对政治运作产生不同的影响。很多年来，一些高层领导人来自国有企业，他们和原来的“领地”仍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并且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保留着行政级别，主要国有企业（央企）老总本身也是政府官员，这就使得这种关系更加变得有机不可分。 另外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是中国的政治权力运作方式。为了便于管理，中国把治理功能分成不同的领域，即中国所说的“口”，例如党务口、政法口、宣传口等。在高层（政治局和常委）实行的是权力分工原则，不同的“口”由不同的领导人负责，并且往往是一个领导人在他所管辖的“口”内拥有绝对的权力。各个“口”之间只有分工，而缺少协调机制，往往形成“山头主义”。一旦经济寡头的情形和这种高层领导权力分工结合起来，经济寡头就拥有了无比强大的政治力量。 更为严峻的是，经济寡头开始试图干预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寡头不仅分割了中国的国民经济，而且在“富可敌国”的情况下，经常在政治上变得具有野心。从这次反腐败所发现的情况来看，这些寡头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向地方和基层延伸，其操作方式往往是黑社会性质的，另一方面也往上延伸到权力核心，干预国家政治。这种情况使得中国总体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治理。在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发生了多少政治方面的事情，使得外界非常担忧中国高层的政治稳定问题。所发生的很多事情，和经济寡头向政治领域延伸是有关联的。 寡头政治颠覆民主 中国必须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来消除经济寡头，尤其是防止其转型成为政治寡头。台湾“黑金政治”的教训中国要吸取，俄罗斯、乌克兰等一些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共同政治教训更要吸取。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黑金政治”，金钱操纵和影响政治合法化，造成了台湾今天的政治格局。俄罗斯叶利钦（耶尔辛）时代，在短时间里经济快速寡头化，并且具有了足够的实力来主导国家政治。只有到了普京时代，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个势头遏制住。 今天的乌克兰更是如此，寡头之间的激烈争斗，引发地缘政治之争，把国家推向了解体的边缘。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说明了，政治寡头一旦形成，并且他们之间开始进行竞争，“民主化”就变得不可避免。但这里的“民主”仅仅是假“民主”之名实现寡头之间的恶性竞争。所有的寡头都会用异常漂亮的政治口号，通过欺骗民众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寡头政治下的政党政治就是寡头政党，政党只是名，寡头通过政党操纵国家政治才是实。不同的寡头不仅寻找国内的支持者，更是寻找外国的支持力量。结果，既牺牲了国内民众的利益，也牺牲了国家的利益。一旦寡头形成，民主政治只能是牺牲社会整体利益的劣质民主。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反腐败运动不能仅仅停留在抓“苍蝇”和“老虎”的层面，要使反腐败运动更具有政治意义，必须深入到反经济寡头，切断经济寡头向政治延伸的途径。或者说，反腐败就是要营造一个健全的政治环境。没有这个环境，民众对执政党的抱怨和对政府的不满会越来越甚，执政党和其政府的合法性也会继续递减。一旦寡头经济演变成寡头政治，中国就很难避免叶利钦时代的俄国，更说不定是今天乌克兰的局面。寡头之争必然会造成执政党和国家的分裂。上世纪30年代军阀割据的经验也应当很好地总结，军阀也是寡头。 更为重要的是，在营造健全政治环境的基础上，必须确立预防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的体制。首先要改革产生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对国有企业集团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这个目标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但这些年并没有什么进展。在一些国有企业集团演变成为寡头经济之后，这些年来讨论国有企业改革也俨然成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反垄断、市场化、去行政化和透明化，都是国有企业集团可以引入的改革。 同时，国有企业集团也必须引入有效的人才制度，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向社会招收人才，而不能沦落为权贵交换“人才”的封闭的制度。应当强调的是，国有企业集团的“私有化”，无论是通过正在讨论的“混合所有制”还是通过类似九十年代的“民营化”，都无助于消除寡头；相反，这种做法必然演变成为“内部私有化”，从而加速寡头的产生和壮大。叶利钦时代的俄国是私人寡头，乌克兰也是私人寡头。 同时，中国也要确立专业的政治管理者。这方面，可以向中国的传统学习很多有益的经验。中国的传统制度设计切断了商人和儒家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尽管掌握权力的人也会努力通过各种合法或者非法的途径寻求财富，但掌权者本身不会成为“商”的一部分。再者，商人的财富更不能直接转化成政治权力。商人的家族成员如果要获得政治权力，就必须通过和其他人一样的正常途径，把自己转变成为“士”而进入统治集团。这个原则今天也适用。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隔离开来的制度，有利于清廉政府的建设，更有利于规制型政府的建立。 在现有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可以直接转化为政府官员，也就是说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可以直接转换。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这种关联既是寡头形成的制度根源，也是经济政治腐败的制度根源。同样，中国一直在致力于规制型政府的建设，就是要确立政府对企业行为的监管，但成效不大。这不难理解。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可以直接转化的情况下，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就会出现“左手监管右手”的情形，不可能有规制型政府。 中国的腐败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使得反腐败运动不仅仅是要解决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问题，更是重建政治生态的问题。如果任由寡头经济演变成寡头政治，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政治就会变得毫无希望；社会成员即使不满，也可以抗议，但在寡头的主宰下也会力不从心，沦为寡头操纵的对象。因此，今天的反腐败应当也必须深入下去。当然，正如历次反腐败运动所展示的，今天的反腐败运动最终能否提升到制度层面，通过各种健全的制度来避免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人们当拭目以待。（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14年5月27日 -
智库：中国的另一半大脑
欧美同学会《留学生》杂志封面报道：智库：中国的另一半大脑 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的会刊《留学生》杂志，2014年第四期（总第151期）封面，以《智库：中国的另一半大脑》为封面首题，全文报道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智库与中国发展”研讨会的成果。4月17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办的“智库与中国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首次聚集国内外顶级智库和专家来研讨如何建设一流的智库，交流智库建设经验，开展智库间的合作与交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清华-布鲁金斯中心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等知名智库的十多位一流专家和学者就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王辉耀主持了智库与中国发展研讨会的交流。 杂志以“如何建设中国新型智库”为题，阐述了“中国需要民间智库”、“智库起源于留住人才”、“小而精的智库也非常好”、“智库里的‘特种部队’”、“从美国智库到全球智库”、“智库要有思想并提出解决方案”、“中国智库建设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中国智库有必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智库应该思考的八个问题”、“智库研究人员应来自不同领域”等10为中外智库知名专家、学者、资深媒体人的观点与建议。
2014年5月21日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博士：畅谈《世界移民报告（2013）》中文版在全球面世
2014年5月19日，在北京凯宾斯基饭店举办了《世界移民报告（2013）》中文版新闻发布会。作为这本权威世界移民报告的中文版翻译全权执行机构的负责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博士，对该报告的顺利出版面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投入。作为主持《世界移民报告（2013）》中文版翻译的智库主任、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每年一度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国际人才蓝皮书的主编，他认为这次《世界移民报告（2013）》中文版，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在全球与广大读者见面，这是全球移民发展产业的一件大事。同时，这部《世界移民报告》中文版在全球面世，选定在北京举办首发仪式，标志着中国国际移民事业的发展，已经得到了全世界人们的广泛关注与重点研究。 王辉耀博士说，这次由国际移民组织编著的《世界移民报告（2013）》中文版，在北京举行首发仪式，得到了国家政府相关部门的极大重视。外交部、公安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领导亲临发布会现场，外交部国际司任义生参赞发表了讲话，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始终对国际移民持欢迎态度，尤其在2008年以后，有很多外国人来中国谋求发展机遇，并在很多领域取得了成功。并强调，中国政府会将应对移民问题纳入发展议程，因为移民问题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求，而且也是社会建设和文化融合必须面对的议题。 王辉耀博士认为：世界移民潮流近年来发展迅速，通过《世界移民报告》显示的数据，截止2013年，全世界国际移民总量已高达2.32亿人次，其中22%为高技能移民，33%为中等技能移民。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移民为促进发展、减除贫困、改善人力资本，以及为知识、科技的传播等做出很大贡献。王辉耀博士说“中国有必要完善自己的移民政策，把握全球移民整体趋势，利用政策来吸引高端人才移民到中国发展”。 王辉耀博士在谈到首次翻译《世界移民报告》中文版时，指出：如何把握全球移民的整体趋势，将高端人才移民为我国所用，如何通过政策为吸引高端人才移民来到中国发展提供便利条件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翻译本报告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很荣幸能有机会将国际移民组织的《世界移民报告》这一在移民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报告翻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在今年年初由CCG编著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国际人才蓝皮书提到“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移民输出国”。这次出版的《世界移民报告》指出“中国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无疑标志着——中国需要并且也有责任在国际移民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鉴于中国目前只是国际移民组织的观察国之一，中国需要尽早成为国际移民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在今后与国际移民组织携手开展更多的密切合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大国应有的作用和影响。为此，中国应加大发放绿卡力度，降低外国人移民中国的门槛；须落实人才签证制度，吸引更多国际人才来中国发展；最后，应尽快设立移民局，成立专门从事移民事务管理与服务的部门。 《世界移民报告2013》中文版的面世，将有助于中国国际移民研究者和移民政策制定者深入了解国际移民研究现状，加强国际合作等，并将有助于促进公众对于移民议题的认识与理解，使更多人看到移民者对发展的贡献与影响。相关媒体报道：新浪网：http://edu.sina.com.cn/a/2014-05-19/1805243360.shtml光明网：http://epaper.gmw.cn/gmrb/html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a/20140520/40368061_0.shtml人民日报：http://www.peopledaily.ca/html/2014/Liuxue_0520/14250.html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sh/2014/05-19/6187611.shtml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519/c1002-25037031.htm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5/19/c_1110761088.htm腾讯网：http://edu.qq.com/a/20140520/024683_all.htm中国日报：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4-05/20/content_17519487.htm
2014年5月21日 -
携程
携程旅行网创立于1999年，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员工超过30000人，目前公司已在北京、广州、深圳、成都、杭州、南京、厦门、重庆、青岛、武汉、三亚、南通等95个境内城市，新加坡、首尔、香港等22个境外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在中国南通、苏格兰爱丁堡设立服务联络中心。
2014年5月21日 -
张红力：加大对周边国家经济合作政策支持
中国与周边国家一衣带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加强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取得“多赢”有着重要的战略影响和现实意义。亚太区域作为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亮点，正成为世界上各种势力的竞争中心，使得中国在这一区域的发展空间面临更新更复杂的挑战。中国应该采取更主动式地缘战略，“睦邻、富邻、安邻”，借鉴“3P”模式与周边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对周边国家经济合作给予政策支持，以寻求自身经济外交政策的主动性。 可行性和必要性：战略重要性周边国家与中国唇齿相依 从政治上看，周边是我国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经济，以及发挥国际作用的主要依托。周边多为发展中国家，在许多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上与我国有较多共识。很多国家长期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在国际舞台上一直与我国相互支持、相互配合。 从经济上看，周边是我国改革开放，互惠互利的重要伙伴。中国的发展会给周边带来机遇，周边的繁荣也会使中国从中受益。从安全上看，周边是我国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和睦的直接外部屏障，周边环境历来对我国国内形势以及发展战略有直接牵动作用。 另外，我国与一些周边国家的关系较为复杂，甚至有些至今未解的历史恩怨，这就更需要我们在保证自身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缓和矛盾、搁置冲突，谋求共同发展。 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全球经济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仍将处于低迷状态，亚洲的发展将是全世界的亮点，是全球各种势力的必争之地。同时亚洲的很多国家亦希望有更多的势力介入，引入竞争，从中受益。美国明确表示亚洲为其核心战略，不仅希望在政治、军事上占据地位，还要在经济上“说了算”。而其主导《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的核心就是，将亚洲特别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纳入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从而抗衡中国等区域大国。目前美国已经与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新加坡等20个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其中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济规模已经远胜于欧盟；而TPP的推进，又将加强美国在占全球半数人口的区域和国家的话语权，对中国在此区域的经济利益形成巨大新挑战。在加紧“重返亚太”的同时，美国又于近期启动了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在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陷入停滞之际，这一决定或将影响未来全球贸易体系的发展进程，并且其政治价值将远远超过可观的经济效益。该谈判一旦取得进展，美国将在全球贸易体系和贸易规则中占据更加主导的地位。 鉴于当前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极高，很多战略资源需要进口，同时又是贸易和出口大国，如果全球贸易体系和贸易规则都由个别经济强国“说了算”，不仅会对中国造成经济利益损失，还会对中国的经济长远发展乃至政治经济安全构成掣肘。 若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则中国需要加大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特别是在对中国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周边地区，更需要有所作为，而非“来而不往”。这种作为是基于建设性地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用经济手段化解恩怨，加深合作，利用规则来谋求中国与周边的共同繁荣。 因此，加强中国对周边经济合作的政策支持，通过“睦邻、富邻、安邻”政策，建立稳定多赢的周边国家关系已刻不容缓。 建议：1、通过“富邻”政策谋求共同发展。 可以通过一系列“富邻”的外交经济政策，促进和巩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从而为我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和利用其战略资源奠定坚实的基础，实现我国地缘环境优化。具体建议有：（1）扶植周边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如降低乃至减免关税，对相关的产业给予出口信贷额度，放宽外汇管制，提供低息贷款。 （2）逐步撤销周边贸易区的行政管制增强海外投资的灵活性，简化投资审批的流程，缩短审批时间，建立高效的政策支持、协调体系。 （3）对高耗能产品实行零关税进口，鼓励新增重工业转移到周边国家生产。 （4）加快建设与周边国家的运输通道。 2、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我国应借鉴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模式，积极推行周边外交，并努力在东南亚和中亚地区寻求利益共同点。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统计资料显示，北美自由贸易区占世界GDP总量的三分之一，其经济规模远胜欧盟。 在欧盟与美国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的今天，我们必须加快实施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以实现经济上的“突围”和“发展”。 为此，要建立完善有助于推动区域深远合作的制度安排，除了税收扶持政策，还可以考虑改革绩效评价体系，如变GDP考核为GNP考核，切实鼓励中资企业走出去，提高实实在在的支持力度，鼓励投资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民币清算系统等，用经济手段促进一些历史问题的解决。 3、积极推动RECP谈判，并在其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积极推动由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建立，并在其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中国参与而美国不在其列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物，也是可以与美国主导的TPP进程相制约的一个合作机制。一旦建成，将覆盖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的全球生产总值。。同为两大组织成员的日本，甚至将其称为“日本的生命线”，认为此举对日本经济的拉动和贡献较TPP将高出两倍。目前中国已是其中的成员，促进、推动，并在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有利于中国经济实现突围。 4、通过“3P”模式建立与周边国家的共同市场。 3P是英文“PrivatePartnershipsPublic”的简写，“Private”指民营企业，“Partnerships”指私募基金，“Public”指公共资金（国企），泛指银行、保险、主权财富基金等大型金融机构。 我国对周边国家的投资不能过分依赖于贷款，不能再搞传统的援外模式，必须另辟蹊径。我国应大力发展“3P”模式，通过“投贷结合、以投为主”的方式，建立鼓励民间投资利用私募基金去海外投资，通过民企与周边国家的利益集团企业进行对接，成为投资者和经营管理者，去开展更多上层建筑层面的合作，在邻国制度建设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2014年5月21日 -
新华网：报告显示更多人移民中国
新华网北京５月１９日电（记者刘彤、左元峰）国际移民组织此间发布了《世界移民报告》的首个中文版。该组织总干事斯温表示，中国正成为越来越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 斯温说，此前类似报告都侧重于移民行为对宏观社会经济的影响，而往往忽视对个人发展的作用，而这份报告更加关注移民本身，考察迁移给其生活带来的影响。他希望报告能够为中国的移民政策制定者、研究者以及移民从业者提供参考。 报告指出，一直以来，有关移民和发展的政策讨论中，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迁移的情况被忽视了，虽然仅占移民总量的３％到６％，但这一数字正在不断增长，中国的情况正是如此，中国的国际移民总量在过去的十年里增加了３５％，其中来自发达国家的移民数量大幅增加。 报告说，除了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移民之外，到中国的留学生人数也在持续增加——主要来自韩国、美国和日本。 报告还显示，截止２０１３年，全世界国际移民总量已高达２．３２亿人次，其中２２％为高技能移民，３３％为中等技能移民。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移民为促进发展、减除贫困、改善人力资本，以及为知识、科技的传播等做出很大贡献。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说，中国有必要完善自己的移民政策，把握全球移民整体趋势，利用政策来吸引高端人才移民到中国发展。 报告的中文版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持翻译，在此之前，该组织刚刚发布了《中国国际移民报告（２０１４）》，并提到当前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移民来源国。
2014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