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
曾左韬:建议建立类海外科技特区
纵观世界近代发展史可以看出，世界超级强国在经济军事实力的背后是以科技研发及将这些研发的成果转换为生产力的能力来支撑的。十八世纪的大英帝国，从珍妮 纺织机和蒸汽机开始掀起工业革命，在机械和能源的帮助下，制造力有了千百倍的提高，到最强盛时期，这个面积只相当于中国广西的小海岛，控制了世界四分之一 的陆地面积。但英国虽然在军事和金融上长期保持强势，科研上却逐渐落后，到1867年的国际博览会上，全新的机械制造产品，甚至纺织品，都是来自德国和其 他地区，科技研发的停滞落后导致大英帝国失去实质主导优势，并最终崩溃。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科技大力发展，迅速赶上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科技国。但日本科技很大程度上是copy paste的模式，原创研发不多。在上世纪 20项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发明里，美国占了至少16项，苏联两项，日本一项都没有，使得到九十年代美国发明的互联网等高科技一出，日本传真机立刻滞销。因此 日本虽然赶得很快，但却最终无法超越，日本经济也由于未能在新科技领域分得一杯羹而长期停滞。因此，中国如果不能在科技研发上超越美国，今后可能还会能重 蹈日本覆辙。 从1978年到2008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已达139.15万人，这些人员里仍然滞留海外的人员近100余万，其中不少已经成为国外各行业的顶尖 人物。20年前，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学者多半处于认真做笔记听讲的地位，但经过20年的历练，现在在国际学术界，中国学者已经不再是低头记笔记的学 生，而是能在国际上与学术界权威平起平坐，并建立自己理论学派的国际学术界精英了。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30年来也大幅跃进，虽然在包含很多虚拟经济成分的GDP指标上仍然落后美国，但在很多实物指标如钢铁煤和水泥产量上不仅超英，而且早 已超美。这不仅实现了30年前第一代领导人超英赶美的愿望，并且积累了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为下一步的超越打下了基础。最近美国经济学家麦迪森预计： 中国按购买力计算的GDP在2015到2030年间可能会在实质上超越美国。 虽然中国在经济上取得长足进步，实体经济的很多总体指标已经接近甚至超越美国，但在高科技产业方面却差得很远，尤其是在科研原创上仍然严重不足。中国不是 没有创新人才，事实证明中国的学生在海外经过历练很快就能成为国外创新研发的主力，中国的问题是，在中国现有的人文环境下，创新人才很难出头。 现在中国的学术界，获取科研经费乃至职位升迁，都涉及种种复杂关系，而偏偏创新性人才由于思维特征限制，不长于关系，这就导致很多长于科研的原创性人才在 中国的学术环境里受到非创新文化和制度的压制而出不了头，导致中国科研很多是跟着跑的研究，并且学风浮躁，抄袭剽窃盛行。 不难想象，如果海归才俊80%的时间用于跑关系，那就很难能作出前无古人的科技原创性工作，如果真正的科研人员出不了头，国家的科研原创就很难进展。事实 已经证明早期海归虽对中国科技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但却未能改变国内不利于创新研发的环境风气，反而是分散各地的海归高才不得不融入现实环境中，以求生存。 由于中国经济转型迫在眉睫，而国内盘根错节的关系及现有学术环境又涉及中国千年文化传统，很难在短期内改变。最近美国华人教授和科学家协会会长孙贤和教授 和副会长时东陆教授提议建立类海外学术环境的海归科技特区，招百万海外学子回归。其实质是利用国外创新文化，建立适合创新型人才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文化和学 术环境。 现在有很多改革开放后出国，在国外十几二十年，有相当成就的海外科技精英很难习惯国内的学术环境。他们遇到的多不是硬件设备的问题，而是决定竞争升迁、经 费申请、学术争论等等行事规则和文化的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整体环境问题。可以说，去行政化只是改善学术环境的一个主要方法，而不是全部。为了重建有利于创 新的学术环境，中国不妨把两万亿外储拿一部分出来，在科技风气强的城市如无锡，或其他有共识的地区建立海归的科技特区，形成类海外的环境，以类海外有利于 创新研发的规则行事，形成规模，应当比科技，教育体制的改变对一个国家现状冲击更大。 换句话说，经济特区能成功，为什么科技特区不能？昨日经济特区的成功，是今日科技特区成功的基础和样板。科技特区在引进人才的同时更引入了有利于这些人才 发挥的能激发创新的文化和管理机制，将为今后中国能够在GDP总量接近美国后，进一步超越提供人才和制度的基础。 (作者：美国能源部阿岗国家实验室研究员曾左韬）
2014年3月13日 -
王辉耀：新人才 新机遇 新发展
——欧美同学会2010北京论坛暨第五届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与发展论坛的会刊卷首语 这是中国一个继往开来、亟需转型突破的时代，这是一个中国在全球化产业链中需从“制造中心”同时成为“创造、创新、创意中心”的时代，这是一个中国的核心 竞争力需从“人口”转向“人才”的时代，这是一个举国求突破、求革新、求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新人才、新机遇、新发展”的时代。 胡锦涛总书记在5月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中指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保证。” 正在蓬勃进行的创新型国家建设、经济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知识经济与高新产业的发展，以及日渐受到重视的“和谐社会”、“公民社会”等社会建设，急需大量 的各类高端人才作为支撑。而“人才强国”的国家战略提出，《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引发海内外热烈关注的“千人计划” 等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的出台，以及苏州等地方城市通过“姑苏计划”等切实工作在全国引发的引才、重才之热潮，标志着中国正进入一个空前重视人才、重视 人才培养与竞争的时代。 而海内外广大留学人才正是我国人才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鄂与同盟会，到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周恩来、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到当 代钱学森、邓稼先与中国的“两弹一星”，以及杨振宁、李政道、崔琦等为代表的海外留学人才。百年留学，人才辈出。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投身“拯救中国”的 革命事业、新中国建立初期主要从事“建设中国”的老一代留学人员相比，新时期的留学人员延续“创新中国”等贡献之外，最鲜明的特征在于大量投身经济领域， 掀起了“创业中国”的大潮，尤其在以低端产业结构、低附加价值、低价劳动力、高能源消耗为特征的“人口经济”向依托创新、创意、知识科技的“人才经济”的 转型中，作用将日益显著。 欧美同学会2010北京论坛暨第五届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与发展论坛的举办，正恰逢其时。中央举办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 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的出台。故而，论坛以“新人才、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关注但不局限于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发展等前沿话题，广邀海内外社 会各界精英人士交流、联谊，用世界的眼光，共同为中国的发展建言献策。 中国的发展与建设，中国的繁荣与富强，需要举国上下的齐心协力，也需要参加论坛的每一位同仁的各自努力；需要国家在宏观战略层面的规划、推动，也需要我们在一次次具体实践行动中的添砖加瓦。这也是欧美同学会举办本届论坛的缘由，愿为中国的发展与建设尽微薄之力！ 六十年不屈不饶的艰苦探索，三十年不懈探索的改革开放，亿万中国人的血汗与智慧，才铸就了今天举世瞩目的中国成就。未来的中国，我们坚信将在不断变革与调整中，肩负起中华民族复兴腾飞的重任！ 王辉耀 欧美同学会北京论坛组委会主席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2014年3月13日 -
周继述:中国金融业后台核心系统必须属于中国
世界进入21世纪，各国领袖、各企业界领袖，都在努力思考着同一问题：如何面对中国的崛起？有些将它看做是机遇，有些将它当做是危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他们都期望着西方与中国在高科技方面的距离将继续拉开,这是他们在可见的将来,懒以继续享受特权的领域。也许他们不知：中国人和中国的决策者们也十分清楚这个差距的重要性，并力图找到缩短距离的桥梁。 在奔向未来的赛跑中，西方最后的坚实堡垒是金融。无论敌友都认知这一点:那就是中国必须在这一领域具有自己的强势。人所周知，中方在管理方面欠缺西方对手们的优势; 但不为人知也许更为重要的是IT高科技方面的差距。这个差距，在中国的银行界与他们对手的较量中，起着更为严峻的作用。中外银行在中国土地上的竞争，将是未来几十年最为严峻的中西较量。 1.中国的两条臂膀-金融和IT业：如何连为一体？ 金融和IT两者在金融界和高科技界互相推动的金融+IT共同领域里，关键作用有两个： 第一，银行的雄厚资金提升IT行业的水准；第二，银行的IT架构是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换句话说：没有银行的支撑，IT长不大；没有IT的支撑，银行强不了。 半个多世纪前，美国军方和美国资本市场的心脏--纽约证交所，作为第一批使用商业电话服务的客户一事并非然。今天，IT业的巨人，如英特尔，IBM、甲骨文，微软，他们的丰厚利润，也源于金融业。事实是：IT业的成就和辉煌，源于银行业的需求。金融业为IT业的成长同时提供了供与求。可见：如果没有金融业的高端要求，国内IT业在与外国同行的竞争中，会永远处于劣势。银行的IT架构和电脑系统，不仅是主体，还是润滑剂，使今天的银行运作起来既快速又畅通。市场巨大数据量的集中、消化和分析能力，使银行在创新和稳定中达到最佳平衡。这种能力通过复杂先进的IT系统获得。 显而易见，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内金融IT业对金融业和IT业，都是必不可缺的。这两者——金融IT业，是21世纪经济的两个最重要的支柱行业。 作为金融和IT业的后来者，中国既得利也失利。在今后的几年中，还有一个契机，如果这个机遇被抢先占住，可将国内的金融IT业推向一个新峰顶。 理由如下： 1、国内银行有强烈的更新IT架构的需求，以满足监管要求且能继续竞争。 2、国内IT业，经过过去几年的艰苦努力，已经能够提供必须的基础构架（国产锌片，操作系统，服务器等）。 3、国内有一大批IT精英，在训练有素、能力和潜力上卓越领先。 目前，国内金融业和IT业都面临国外同行间成熟企业的巨大压力，在这历史关头，一个深思熟虑、双管齐下、具有战略眼光的金融IT项目，会是一石击二鸟，为中国巨人的两膀，同时注入血浆。对金融业而言，这会提供必要的IT架构，使其与国外对手的竞争会在一个更为平等的地位，而不将银行机密丧失给国外供应商，因为系统供应商必须清楚银行的内部数据从而量体裁衣的提供和支持他们为其银行提供的产品。对IT业而言，则有望占据国内产品的最大市场：银行操作系统，服务器和CPU。 细分下来，银行IT架构中最为重要的是①企业风险管理系统②信息保密系统。这两个区域一直是西方银行最大的关注点。旗舰跨国银行如花旗集团，JP摩根大通等，在这两个领域住入上亿美元，且势头不减；北美、欧洲、印度的IT巨头也都在竞争这片领地，今天更将目标所定在中国的银行界。如果袖手旁观，在5年内，中国国内的各大银行都会面临真正的危险：他们的核心系统将全部依赖国外供应商。 这不仅在操作需求和信息保密的平衡上会出现一个恶梦，更会使国内银行永远在与外国竞争对手的较量上落后一步。 这一步，不是中国这样一个崛起上升的国家，应该容忍和承担的! 中国金融业的后台核心系统，必须属于中国！将中国的核心系统外包，将银行的主要数据泻漏，一定会是中国金融界的未来风险！ （作者系IBM全球商业服务中心风险管理中国区首席顾问周继述）
2014年3月13日 -
张风波:中国走向世界的管理体制与人才战略
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急速崛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国际上的激烈竞争和严峻挑战。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曾有过同样的经历，面临减少贸易顺差、开放国内市场、加速日元升值等巨大压力。笔者20多年立足纽约国际金融市场工作，包括组织日本财团对美大型投资收购，并长期在世界最大银行主管金融投资,深感中国急需具有精通国际市场运行规则，驾驭国际金融风暴丰富经验的专业人才,建立统筹指挥海外业务的管理体制；加强决策前审查,执行中监控,事后的评价的全程严格管理，确保投资的高效益。 管理体系 日本人具有“抱团”的传统，投资海外表现得更加明显。我代表日本竹中集团在美投资收购了大批项目。其中，由竹中集团控股的纽约日本俱乐部大厦为日本在海外的最大中心，成员包括日本所有大企业、以及日本驻美、联合国和纽约3位大使等，也是日本经团连、日本商工会议所的对外窗口。该中心是指导日本投资美国的指挥中心，也是日美政经首脑交流的重要场所。 日本俱乐部大厦定期举办各种文化、体育交流活动，加深与当地民众的友好关系，融入主流社会。同还举办茶道、插花、书法、日语等各类讲座和展览，推广日本文化。 日本俱乐部定期举办时事报告会，提供信息，解决突发问题。针对日本在美经商面临的问题，通过日本政府和驻美使领馆，加强与美政府沟通，制定相应措施。尤其是针对美国社会复杂性，日美间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等，使日本企业在美经商顺利进行。例如，日美两国间人员往来免签证，为跨国公司管理和专业人士及其家属来美提供L签证并直接转绿卡，制定优惠税务政策等。尤其是公司管理的特殊政策使日资企业绝对由日本人控制而免受美国联邦和地方法规的困扰。 中资企业开展海外业务，多为各自为阵，少有交往。一旦问题发生，孤身无援，速手无策。同时，在赴美签证、税务、公司管理等方面面临极大困难，甚至无法保证投资企业的最基本运行。因此，中国走出去，应健全机制，加强管理与服务。国内主管部门和驻外使领馆应建立和完善海外中资社团机构，开展与所在国在各领域交流活动，为海外企业提供指导和服务。与所在国政府密切合作，改善华商在海外的环境，完善法规，完善双边和多边投资保护机制，确保中资企业的海外业务顺利发展。20多年来，驻美使领馆,尤其是商务参赞们借鉴日本的经验,也成立了中国商会,但尚处于起步阶段。其活动内容基本仅限于各中资企业间的一般联谊，远远不能满足目前中国迅速走向世界的需要。 海外业务的策略 海外业务的成功,除了科学的管理体制,还需针对国际业务的复杂,多变环境,制定取胜策略。 (1) 国情与市场。 走向他国发展，必须对该国的国情和市场有深入了解、全面把握。日本企业界对美投资坚持其一贯的慎重立场，投资决策前的市场调查十分认真，审核过程严谨。因决策前已对存在的风险、可能发生的问题制定了相应措施，一旦决策，执行非常迅速、顺利。目前中国许多企业只是把精力放在“如何走出去”，至于出去后如何立足，成功发展，将面临的阻力和反对等，在决策前很少考虑。由于对走出去必然会出现的反对没有充分的承受能力，以至于一些投资项目仓促撤销，中途告停，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走出去不可能一帆风顺，应对必然的反对和市场风险要有足够的认识，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 (2) 风险与机遇。 投资总会伴随着风险，但掌握市场变化和经济波动的规律，可化风险为机遇。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萧条，一些日本企业陷入恐慌，抛售投资物产。其中，洛克菲乐中心半价出售。而当时我则向各界推介低价入市的大好时机，不少华人和一些中资也大量投资美国房地产，获取了暴利。因此，中国在做走出去决策前，应重点研究，严格审核走出去后的风险、挑战及对策，科学地进行综合性、全方位的可行性论证。在市场的变化和波动中不仅要站稳脚步，还应增强应变能力，化风险为机遇，在动荡中确保海外投资的更高效益。 (3) 低调务实。 日本进军美国当初，大举收购洛克菲乐中心、进军好莱坞等，在全球引起轰动，激起美国民众的强烈反日情绪。之后，日本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和噪音，改变经商方式，开始低调行事。虽然哥伦比亚影视公司于1989年已被收购，但索尼娱乐公司的名字一直等到1993年才敢在片头下方以一小行文字出现。目前，一些中国企业为走出去大造声势，事未做成，已闹得满城风雨，引来媒体、当地社会和民众的反感。竞争对手和有关产业界乘机打压，使计划受挫。十几年来，不少国内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要在纽约建立像日本俱乐部大厦的基地。事先在中外媒体大肆宣传，打出“中国中心”等的旗号造势，结果都不了了之。这一点需要注意。 (4) 纯商业化运作。 日本政府和驻外使领馆指导、帮助日本企业拓展海外业务，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主要限于政府间的合作事宜，制定有关两国间的法规。而具体的企业投资、经商业务完全由企业自身进行，日本政府不会出面干预。美国是一个由民间企业主导的市场经济国家，自由公平竞争的理念不容许政府干涉正常的企业行为。如果商业行为沾上官方色彩，反而会使事情办砸。中国许多企业来美，通过官方渠道，找议员、州长，而一些说客更乘火打劫，从中牟利，使商业行为政治化。一些正常的并购经过媒体炒作、相关业界的游说、政客和说客的介入而成了关注的重点，花了钱却坏了事。因此，中国企业来美发展，要避开政客，寻求有关产业界实力雄厚、信誉良好的合作伙伴，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和资金。美国产业界追求双赢，乐于为海外企业来美发展提供雄厚的财务支持和全方位服务。 (5) 扬长避短，发展优势产业。 日本从战败的废墟中崛起，并利用自己的优势，走向世界，称雄许多产业，值得中国借鉴。中国企业在计算机、家电等行业已开始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中国目前雄厚的外汇储蓄和人民币的渐进升值使中国具备逐渐成为金融大国的实力。随着专业水平、竞争能力和管理效益的提高，中国在国际金融界的竞争力和地位也将会加速提高。目前中国走出去，具有很多优势，应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计划和相应的扶助政策，推动中国企业立足国际市场。 文/张风波, 美国花旗集团房贷高级副总裁
2014年3月13日 -
王辉耀:中国未来三十年
“中国模式”的挑战 “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中国也需要面对“中国模式”非常严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模式”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定的，是对过去30年的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结，并非未来的指导性的理论。过去适用的模式未必将来能适用，况且既有的“中国模式”也已经开始出现问题和挑战。无论从经济持续发展，还是从道义角度考虑，长远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都必然进行调整。 “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 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在很多外国人的眼中中国只是超级市场背后的工厂；中国第三产业仅占经济总量的40%左右，而发达国家超过70%；在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中国除了资源集中的国有垄断企业，还没有民营企业上榜；中国还没有企业真正能够全方位地走出去。中国制造业长期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产品低级化，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核心技术与叫得响的国际品牌，遍及全世界的“中国制造”是相对低端的产品，没有“中国创造”的名牌，中国本土永远只是拥有“比较优势”的加工国，而这种低成本加工国的地位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也在不断减弱。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内部资本积累依赖于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和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首先，国有银行源源不断地大量放贷可能产生坏账。其次，铁路、公路、基建等号称“铁公基”的基础设施已经日益过度豪华，靠投资基建拉动经济，基础设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面临产能过剩的危机。 实际上，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开放了民营私营经济，这是“中国模式”能否取得创新成功的重要因素。 “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 30年来，中国低廉的人力成本在全球化进程中为“中国模式”提供了“人口红利”，然而，中国面临的现实是在不到10年后“人口红利”期的关闭。因为“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时代转变，2009年正是转变的拐点。 “人口红利”曾帮助“中国模式”完成了低端的发展，但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给“中国模式”带来巨大的可持续发展压力。应该说，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打造创新性国家以至在未来的全球化世界取得可持续发展都需要由人才来完成。但是，因为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滞后发展，高端人才无法合理就业，导致大批高端人才流失海外，这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增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非常不利。我认为，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将保证“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不少，但是，只要投入足够多的资源和时间，重视发挥本地的“人才红利”，取出中国储蓄在海外的“人才红利”，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些问题都还是可以解决的，不存在十分严重的“瓶颈”现象。真正的挑战，并非来自纯粹的经济层面。人才的重用和人的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仅凭经济上的量变，很多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中国模式”下一步的可持续发展，重用“人才红利”是关键的因素。
2014年3月13日 -
黄亚生:中国模式不存在,印度或超越中国
摘 要：中国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手段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根据目前中国的主流观点，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等因素，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然而，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印度和巴西的经济发展历史，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手段、方法不独特，所取得的经济成绩也不独特，甚至它所带来的问题都不独特。 一、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 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即使在2009年金融危机全球蔓延之际，中国仍然成功实现了GDP增长率“保八”的既定目标。中国国内旋即有一批官员和学者开始响应由《TIMES》杂志前编辑乔舒亚·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曾提出的“北京共识”[1]，即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热衷强调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 在此有必要首先明确“中国模式”的基本概念。泛指的“中国模式”包括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这一模式背后的文明价值观。 “中国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形成寻求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渗透其中，这几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要全面地探讨“中国模式”是个复杂的工程[2]。根据目前中国的主流观点，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等因素，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但就全球视角下对部分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发展路径选择以及政治制度选择等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尤其是对与当前中国具有相似发展历程和发展程度的印度、巴西等国家进行考察，均可发现所谓的“中国模式”无论从成功经验或发展欠缺的角度，或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都并不独特。 就成功的经验来讲，中国的发展类似于东亚各国。学界早已对东亚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原因达成共识，亦即归功于其早期成功的土地改革、民营部门的茁壮成长(虽然在政府的干预下)以及政府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大规模投入。中国的情况和东亚各国很相似，成功的原因也大致可以归纳为这么三个方面：第一，是社会投资。比如推广基础教育、消灭血吸虫、消灭赤脚医生、建设农田水利等。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70年代对公共教育和卫生进行了巨大的投入，这些投入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第二，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是市场化的成效，本质上与其他国家没有太大区别。第三，从政治上来看，中国推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地方政府自己约束自己的权利，避免对市场经济过度干涉。 就发展的欠缺方面来讲，其不足之处也能在拉美国家中找到影子。或许以“中国模式”的一个典型区域实践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问题。备受国内很多学者赞许的 “上海模式”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实际上，“上海模式”也是一种“国进民退”政策的延伸，即政府对经济强有力的干预，外商投资获得过度发展，中小企业生存空间人为压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奉行着“牺牲内资，扶持外资”的政策。更严重的是，被政府奉为圭臬的“GDP中心论”为加强国家主导、发展城市、牺牲农村、支持大企业、牺牲小企业的行为提供了顽强的理论基础，最终导致居民个人收入增幅极其有限，中国的GDP和人民的福祉相距甚远。而在曾经的拉丁美洲，巨大的贫富差距也困扰着众多国家，最终陷入经济增长的泥淖。以巴西为例，巴西的国有企业和垄断资本的大量存在严重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巴西的“强迫工业症”造就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数量普遍过低，居民个人收入增速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拉美国家曾经的发展困境也正是目前中国发展的困境。 可见，所谓的“中国模式”是并不存在的。无论是中国取得成功的经验还是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因此这些都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没有实质区别，而中国所拥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即立足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 二、20世纪60~80年代的巴西经济发展历程与启示 巴西在20世纪60~80年代的经济发展历程可谓曲折。 1964~1988年的巴西正是军政府执政时期。其时，巴西军政府利用其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指导思想，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行政手段，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经济一直保持着飞速增长，尤其在1968~1974年这7年间，巴西 GDP年均增长11.4%，这就是所谓巴西的“奇迹年代”。 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奇迹”的取得是基于这样一些措施：政府施行全面的高税收政策；政府高度重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实行以投资促增长的政策，尤其重视对工业园区建设、基本设施建设等经济项目的投入；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大量征收土地，实现强迫的“工业化”；巴西长期以来一直奉行对外资的偏好政策等等。与GDP高速增长形成反差的是，巴西政府在公共教育、卫生医疗等配套设施投入等方面却严重不足；国民财富收入的分配机制僵化，导 致 社 会 的 财 富 收 入 差 距 日 益 拉 大。以1990，1995和2005年的巴西经济数据统计分析，当年巴西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634，0.602，0.568，均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巴西的“强迫工业化”造就了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后来成了城市里贫民区的居民；巴西政府不去投资教育和卫生却大规模地干涉经济的做法，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的低素质人口，另一方面也压低了巴西企业的生产率。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巴西近30多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加上政府产业政策偏向于资金密集的大企业，导致就业率低，结果使得没有工作的低素质人口成为犯罪人口，巴西杀人罪案和人口的比例高达美国的5倍。 国家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使巴西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给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留下了后患。历史表明，这些问题的确给巴西经济进一步发展制造了严重障碍。整个20世纪80年代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零，“奇迹年代”的随后即为“丢失的十年”；对比巴西在20世纪50年代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两倍多，到2010年却不到中国台湾和韩国的1/4；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巴西进入高度通胀时期，金融危机屡次爆发，经济发展速度也缓慢难行，结果导致政治上也不稳定，从而更不利于经济发展。 巴西的经济发展历程与目前中国选择的发展方式有很多共同之处。一样的选择政府主导、一样的推行外资优先、一样的GDP崇拜，一样的经济高速增长，当然也一样的收入分配不均，一样的土地配置问题。以国有企业的发展为例，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国进民退”政策及偏重外资而轻视民营资本的观念，都是所谓的“中国特色”。通过对巴西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国有企业发展思路和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肯定“国进民退”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不是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更不能认为只有这种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才会产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奇迹，因为这一切都在60、70年代的巴西发生过。再以收入分配为例，有些中国官员和学者坚持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阶段性的，是经济增长的派生物。这种观点恰是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根据拉美国家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但观察其他东亚地区的案例，却找不到一个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例子。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有几年基尼系数上升，却恰是由于那几年韩国政府加强经济干涉所致，而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很快调整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基尼系数因此很快稳定并下降至合理水平。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若长期恶化，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经济模式是不成功的。此外，彼时巴西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非常严重，而直到今天也未能得到解决。所以，中国可参照2003年以来的巴西改革经验，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将国有企业的垄断红利全部拿给老百姓，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弱国有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普通国民的收入。只有国家的普通国民具备了较强的消费能力，才能使这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实现良好的循环。 “三架马车”的经济增长模式，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消费，政府的消费数量较小且失其公，而国际市场的消费受到的干扰因素极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重新审视和定位普通国民的消费能力，这在一个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和巴西的经济发展历史，可以肯定地说，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手段、方法不独特，所取得的经济成绩也不独特，甚至它所带来的问题都不独特。因此，具备相似发展经历和发展阶段的中国更应该分析、总结并吸取巴西的经验和教训，采取更合理、更有效、更平衡的发展方式，既鼓励效率同时要兼顾公平，立足当前更应规划未来，而不应该付出大量的时间、资源和社会成本再重复巴西的曲折发展之路。 三、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态势比较 据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显示，1978~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约为9.73%，印度仅为5.37%；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印度的几倍，而且出口远远高于印度；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和比重相对印度而言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在不断减少。基于这样的事实，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在20世纪 90年代将印度甩在了身后，落后的原因就是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落后于中国。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中国经济腾飞根本不是因为大量、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而是“软件设施”，即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以及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资所导致。今天的印度除了基础教育方面落后于中国，在其他方面远比中国超前，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印度经济有可能超越现在的中国。就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言，在中国经济最初的起飞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对早期中国经济发展投资领域更为准确的概况应该是：先有了经济增长，然后才有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资；而不是先有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资，才带动了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可从近年来印度的发展轨迹得到实证。目前，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已经从原来的4%-5%慢慢提高到了8%以上。这些成绩是在并没有依靠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实现的。但是，一旦印度经济步入了高速增长的轨道，有理由相信外商直接投资会大量流入这个国家。因为经济增长本身将会产生新的资源，并带来投资机会。而一个国家有了新的资源，就可以将其配置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去。对比中国和印度，有些细节值得注意。第一个重要的细节是，中印两国之间的增长差距在缩小。平均而言，1978~1997年，中国的增长速度比印度快近两倍，但在1998~2004年，中国的增长速度只比印度快50%；第二个重要的细节是，虽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都比印度快，但前者的增长幅度要远远大于者。 1978~2004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约为印度的2.5倍，但其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却只为印度的1.8倍。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中国远比印度富裕的感官差别。单纯就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言，之所以比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增长快，很大程度是出于政治因素。尽管经济增长会造成人口出生率下降，但中国较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于其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部分是由于中国政府具有控制人口增长这一巨大的政治能力。其政策的未来作用，目前也是褒贬不一，而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借鉴这种做法，也看不出哪个国家支持这种做法。 促使印度经济增长的“软件设施”中大部分重要因素都集中在无形的制度领域，例如金融改革和私有化，而主要缺陷都集中在有形的硬件设施领域。这种遗漏重要变量的观察分析方法很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从而判断错误。众所周知，现代社会中一国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以及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力度直接影响该国的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发展潜力。而通过世界商业环境调查(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WBES)数据库中我们获得的一系列系统证据得出结论，那就是印度的金融体系远比中国金融体系发达且有效率，尤其是在对农村地区以及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等方面。另外，印度的股票市场对本土私营企业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支持作用，与此不同的是，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很少有机会在本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比如联想、华为等。 中国虽然在宏观经济和整体经济方面领先于印度，但在微观经济方面却落后于印度。在2007~2008年度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在企业竞争力指数方面排在第57位，落后于第31位的印度。企业竞争力指数的一些分解指标，如企业营运和企业战略，都显示出中国的排名落后于印度。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解析：其一，相对于印度，中国在宏观经济上的排名和在微观经济上的排名并不一致。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是建立在强大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在宏观经济排名上得分很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宏观经济排名中占了很大的权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非常迅速，但其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投资拉动的，因此中国在宏观经济排名上得分高，却在微观经济排名上得分低。要么印度的增长速度会升上去，要么中国的增长速度会降下来。这种宏观和微观不一致的现象是不会长期持续的。其二，这种不一致的现象只出现在最近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在早期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方面的排名都领先于印度。 1998年，在企业竞争力指数方面，中国排在第42位，而印度排在第44位。 1998年以来，印度一直都在稳步、持续地改善其微观经济基础，这些改善虽然没有立即产生宏观效果，但随着改革的继续，印度经济必将获得改革回报。 和印度相比，我认为中国最大的优势是普及教育水平，而不是基础设施建设。目前中国在GDP崇拜的指引下，不去投资教育和公共卫生而去建楼修路，将教育和卫生成本转嫁给中国百姓，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印度目前正大力加强它的基础教育投资，但在短期赶上中国不太现实，这或许才是印度与中国相比的真正劣势。 综上所述，所谓的因为大量、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带来中国经济腾飞的“中国模式”是不存在的，真正促使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快速崛起并且持续较长时间增长的原因是“软件设施”，即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以及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资。今天的印度除了基础教育方面落后于中国，在制度建设、金融体系、企业发展以及软件开发等“软件设施”的构成方面远比中国超前，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印度经济能够超越现在的中国。 四、结 论 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是非常复杂的，仅仅关注中国短期的GDP增长，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牺牲整个社会的福利绝不是长久之计。通过分析拉美国家尤其是巴西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腾飞以及80年代经济停滞的原因，可以肯定目前所谓的“中国模式”不存在且极其危险；而通过观察印度经济近些年的稳健发展及其成功原因，又可借鉴其成功之处，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更好的“软环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印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选择所谓的“中国模式”是成功的。基于对中国经济成功经验的借鉴和印度已经在“软件设施”等方面所做出的规划和努力，有理由相信印度良好的微观基础在宏观经济指引下健康发展，整个国民经济有可能超越中国。 参考文献 [1] 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J].Foreign Poli-cy Centre，2004. [2]王辉耀.中国模式的特点、挑战及展望[J].金融时报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607，2010-01-05 相关链接：http://www.qstheory.cn/jj/xsdt/201203/t20120309_144233.htm
2014年3月13日 -
陶景洲：中国企业“走出去”做好功课为先
由于中日关系在今年早些时候因众所周知的原因恶化，中国赴日本游客数量锐减，导致日本加森观光株式会社接受中国企业注资的谈判破裂，双方原计划在北海道投资约510亿日元建设大型旅游度假设施的合作意向也随之化为泡影。因中日关系导致中国企业放弃大规模对日渡假村开发投资计划，这恐怕是迄今为止的第一起。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走出去”向来没有被当局视为是高失败率及高风险的投资活动。但据保守统计，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失败率在60%左右。 所谓“高风险”，不仅指中国企业达成境外投资交易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种种困难和不确定性，还指交易达成后成功整合目标公司并稳定运营的几率低。就交易过程而言，除了前面提到的政治风险（国际关系、东道国政局稳定程度等），中国海外投资者在“走出去”之前要取得国内相关主管部门的全套审批、备案或登记，获准“走出去”后还可能面临东道国在市场准入、国家安全、反垄断等方面的重重审查。另外，由于本国与东道国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劳工、环保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中国企业必须做足功课来应对各方面“鸿沟”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障碍，并且要提前在合同、知识产权保护、税务、汇率等方面进行计划或筹划，保证海外投资的保值、增值。具体而言，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前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中国企业应注意理性和务实，选择收购目标和搭设交易架构。切忌盲目“贪大”、“图快”。这是作者经常给中国海外投资者提出的建议。在收购目标的选择上，中国投资海外企业应当选择熟悉的领域或行业，即使有些海外并购项目是为了增加中国投资企业的业务种类，也应在充分了解收购目标行业及具体运营情况的前提下考虑是否收购。否则，投资者很容易陷入“交割容易整合难”的尴尬局面。在交易结构的搭建上，笔者一向强调“财大气粗”的中国投资者应摒弃好大喜功的心态或“控股情结”，不妨先尝试收购目标公司少数股权，从小股东做起（当然这个要建立在设定合理增持机制的前提下），学习经验技术并逐步掌握东道国投资环境及目标公司各方面情况，适时再决定是否增加持股比例。 第二，应注重前期尽职调查和合约起草。优秀的尽职调查团队应了解拟投资行业及东道国的情况，能够给出具有专业价值及商业价值的分析和建议。合约方面，中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审慎签约，即只有在对交割前提条件、公司治理和控制、退出机制、双方权利义务及争议解决机制等核心条款充分理解并确认能够执行的情况下，才能考虑签约。另一方面，一旦签约，要确保双方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 第三，还应注意吸取以往经验教训，避免因对国内外主管机关审批程序了解不足而导致交易延迟甚至搁浅。首先，中国企业“走出去”须接受国内各主管机关（如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或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国资部门、外汇管理局等）的重重监管，这些机关的审批步骤和流程繁琐，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浩如烟海，对于拟进行海外并购的企业来讲，对任何一个环节的认知缺失或疏漏都可能导致整个并购计划的延迟甚至流产。外国卖方常常因为中国政府审批的不确定性而要求中国买家支付议价。而且，走出国门后，中国企业需要满足东道国政府的种种要求或审查，通常包括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等，对东道国相关法律及政策的了解也是“走出去”企业必须做足的功课之一。 第四，企业“走出去”，更应该注重组建国际专业服务团队及培养国际经营管理人才。作者认为，这一点上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差距尤甚。跨国公司进行跨境交易时，一般会聘请专业的国际化中介团队（如投行、会计师、律师、评估师等），公司内部也会培养、组建熟悉相关业务的团队，与中介机构紧密合作确定交易细节。培养、组建国际团队的另一个好处在于，高水准的国际经营管理人才能够帮助投资者疏通政府关系和公共关系，有效地与交易各方进行沟通并保证并购和整合得以顺利实施。但是，上述方面恰恰是许多中国企业忽视的。一项成功的海外并购，必须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统一，而不是仅仅由中国企业的购买力决定的。 从现实中的具体运行情况来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前景，在目前形势下的判断可谓喜忧参半。从积极方面讲，貌似在当前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一则，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十二五”规划提出的重大任务。在刚刚落幕的中共“十八大”上，“走出去”作为重点话题受到与会代表们的热议，“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快走出去步伐”也被写进了十八大报告。二则，借着当下国际经济形势低迷、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的“东风”出海“抄底”，是不少中国企业制定“走出去”计划时抱有的心态。上述“积极”影响仿佛已初露端倪，据国外权威媒体及中介机构统计，2012年，中国企业对欧盟的投资在金额上已远远超出欧盟企业对华投资，这种前所未有的顺差也许预示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新浪潮的到来。 但仿佛少有人在展望“走出去”前景时先客观评估中国企业的现有综合素质及抗风险能力。一项海外并购交易的交割只是交易成功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计划“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一旦迈出国门，将面临全方位的“生存考验”，只有具备较高运营管理及抗风险能力的投资者才能幸存并得到投资回报。相反，如果不具备上述能力，中国投资者面临的将是比普通贸易行为惨重得多的损失和教训，比如目标公司失控、巨额索赔、合资纠纷甚至暴力冲突，这些均已被以往的真实案例反复验证。如果不是基于对自身理性定位及对行业、目标的合理评估而制定“走出去”计划、并一步一个脚印地实施计划，恐怕走出去的越多，跌倒下的越重。
2014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