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新型大国关系须有“新型人才战略”

美智库移民政策研究所长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就中美新人才战略接受环球网专访相关链接：http://v.huanqiu.com/Global-500/2013-08/4208335.html 

王辉耀：传统体制与思维不利于涌现创新人才

《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蓝皮书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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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全球人才争夺中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战略?

    凤凰卫视6月2日《寰宇大战略》，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任何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一流人才的支撑，绝不可能成为一流强国。过去三十多年，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核心竞争力来自廉价劳动力和土地，来自低端制造业。在本世纪，中国要从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必须依靠知识经济，依靠创新和创意，而人才则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三十多年来，中国本土的一流人才大量流失，对国际人才又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未来中国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否有足够的人才来支撑，如何防止顶尖人才继续流失，中国要在全球人才争夺中扭转劣势，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战略?    邱震海：《寰宇大战略》，运筹帷幄之中，大家好。    中国发展很快，2010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在算，到底未来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是什么时候，有的观众朋友认为是2025年，也有朋友说是2030年，不管这个时间段是不是科学，但是我想，对于未来十五到二十年的中国，一个非常重要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中国到底有什么架构来支撑?我们的能源够不够，我们的人才够不够，我们的产业调整够不够?今天我们一起来谈谈中国的人才问题。    坦率地讲，中国的人才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危机，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两位专门研究人才战略的专家，一位是王辉耀先生，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同时也是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另一位是香港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崔大伟教授。    先听听辉耀兄的意见，中国目前的人才情况，能不能支撑到中国在2025年也好，2030年也好，赶上美国?    王辉耀：我认为现在这个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或者说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从目前来看，中国人才流失的速度在加快，比如说在过去这些年，我们出去的留学生的人数在不断加大，比如说去年就出去了40万人，同时我们还有大量的财富精英，包括我们的技术移民、投资移民也大幅的增加。    邱震海：按照你这样讲的话就非常不乐观了，允许我用一个粗浅的比喻，就像一个人不断地在长大，不断地在增强，但他里面的血在不断流失，这个失血的状况越来越严重，这种失血流血的状况能撑到2025年吗?    王辉耀：我认为如果说我们要做这种创新性国家，我们要在2025年成为一个爬升价值链，要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没有人才的支撑肯定是不能做到的。    邱震海：好的，大伟同意吗?他描绘了一幅非常黑暗的图。    崔大伟：我基本同意，中国为了吸引国外的人回来已经创造了很多新的政策，实际上谈到吸引，可能80%还是能吸引比较好的人，但是最好的人，就是中国需要的，为了真正的建立一个创新的一个国家，还缺少这样的人。    邱震海：中国难以吸引到一流的人才，如果说过去二三十年我们可以有很多借口说中国穷，我们国家没有钱，现在中国有将近三万五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还是吸引不到一流人才，我们先看看在人才方面，我们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海归，中国自己出去的人才，然后我们再看看外国的人才中国能不能吸引到。现在我们看看2011年的数据，辉耀兄最近写了一本书，叫《移民潮中国怎样才能留住人才》，里面讲到2011年中国在外国留学生是110万，外国到中国的留学生是29万，这个是相差非常大。    王辉耀：对，而且读学位的只有11万多。    邱震海：同时，在辉耀兄的书里面讲到，可能在这110万里面，中国在外国留学生里面相当部分是中国最优秀的学生。有句话嘛，北大清华成了美国哈佛或者英国剑桥的培训班，中国用最多的技术、教育的费用为美国培养了顶级人才。    崔大伟：对，他们现在说美国的硕士生最大的数量就是从大陆进来的。    邱震海：最优秀的中国学生跑到了美国，跑到了西方，但是到中国的外国留学生大部分却并不是在所在国最优秀的青年，这种数量上的反差，加上结构上的差，其实已经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惊了。当然我们要区分三个概念，一个是人才的流动，另外是人才的流失，另外一个是人才的浪费。人才的流动，我们是应该正常鼓励的，全球化人才流动，但是人才的流失才是应该我们感到真正应该警觉的，所谓人才流失就是他永久的离开了祖籍国，他带走了他的身份，带走了他的资金，带走了他的技术，他不可能再用他的知识，用他的财富来为祖国服务的。    崔大伟：但是他可以从国外，可以做一些为国服务的。    邱震海：这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就涉及到20年前我们在海外留学的时候，当时说回国服务，还是为国服务，如果你的基地依然呆在国外，当然也可以用你的项目、用你的资金、用你的技术为国服务，但这种算不算人才流失?    王辉耀：这个实际上可以有意识的通过一些政策的改进来弥补一部分人才流失，比如说现在开始有政策，我们可以出台一些政策，就是能够鼓励来回流动，也会是一个促进人才的环流。    邱震海：人才之所以难以回来，出去了就不回来，坦率的讲，涉及到一个人才浪费的问题，就是在中国国内人才没有创造出他应有的价值，这当然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等一下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来进行探讨。现在其实中国可以有很多的战略，有国防战略，有经济战略，有能源战略，有产业战略，有科技战略。    崔大伟：也有人才战略。    邱震海：但是最主要的是一个人才战略。    崔大伟：2005年已经开始有一个人才的奖。    邱震海：而人才战略，我们又分两个层次，一个是中国要吸引自己的海归，送出去的人要使他能够更多的回来，另一方面注意一个正在向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走的所谓的大国，应该有这么一种格局、这么一种架构、这么一种气势能够像美国那样吸引一流的人才。二战结束以后，当美国和苏联分别攻入德国之后，两个国家分别都在掠夺资源，苏联集中精力是抢机器，抢设备，可能抢军火。而美国则是有选择的抢那些高学历的德国科学家，甚至创造过原子弹的德国科学家，把他们作为战俘，运到美国，几年之后可能就高低立显，也许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崔大伟：你刚才谈到美国很多，我们可能以后要谈的诺贝尔奖。但是美国在这方面，从匈牙利、苏联，苏联侵略匈牙利的时候，美国也拿了很多，就是每一次苏联侵略或者在欧洲施加压力的时候，很多人跑到美国。    王辉耀：实际上二战以后，美国很多的重大发明，包括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电子计算机，所有的方面全部是在美国的科学家发明的，其中很多人都是他们抢来的。    邱震海：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还在13亿人口当中选人才，美国是在全球70亿人口当中选人才，这个高低立显，这个格局就不一样了。所以中国如果要赶上美国，先看看这个格局有没有到。我们先看看中国自己出去的海外留学生的回归率到底怎么样，辉耀兄的书里面有一个数据，说2009年做了一个调查，2007年时候的情况，2002年在美国获得理工科学位的博士，五年之后到2007年依然在美国的比例中国有92%，韩国42%，日本33%，泰国只有7%。    崔大伟：这个数据也要补充，中国在这方面是不好的，是92%，但是印度是大概81%，加拿大也是55%，所以人才留在美国，很多国家有这个问题。    邱震海：为什么大量理工科人才愿意留在美国?    王辉耀：首先美国可能提供了比较好的学术研究环境，他可以做助理教授，然后做教授，还有一个很好的学术氛围，包括它的研发，它的经费，还有整个创新的机制，包括学术的自由，这种创新的团队，还有包括整个国际上的交流合作。    邱震海：同时我们看看诺贝尔自然科学，我们不谈文学奖，不谈和平奖，看看理工科的得奖的人数，美国大概是233个，2012年的数据，中国只有0，坦率的讲，还比不上以色列，比不上南非，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问题，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思考，同时我们看看中国和美国聘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的人数，中国又是0，换句话说中国没有聘到一个长期拿到诺贝尔科学奖的人到中国来长期工作，而美国就占了70%。    王辉耀：有些短期的，但是确实没有长期的。    崔大伟：长期的好像到香港科大，我们刚才写上了，香港算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改了。    邱震海：勉强的，勉强的由于香港科大，中国占了一个人的比例，但坦率的讲，是因为中国没钱吗，请不到一流的诺贝尔奖得主吗，还是其他原因?    王辉耀：我认为可能是全方位的政策制度问题，比如说吸引人的环境，包括给予的条件，还有团队，还有英语的这些工作语言环境，甚至包括他们来的绿卡，包括办签证，能不能给他们一个绿卡和国籍都是制约这方面的因素。    邱震海：这些硬东西背后都涉及到一个软环节的问题。 同时我们再看一下，获得诺贝尔奖科学奖的国际的比较，我们把日本和中国做了一些比较。在2008年之前，9个日本人先后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其中只有一个是非日本国籍，换句话说8个人都是用日本国籍，而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不可谓不多，到现在为止总共有7个人，其中有4个是在中国出生的，但全部拥有或曾经拥有美国国籍，当然我们也不是保守到不允许人家拿美国国籍，但是为什么日本人拿了诺贝尔奖里面，绝大部分还依然保留日本国籍，而绝大部分的华人拿到诺贝尔奖，就是已经是美国人了?    王辉耀：这个可能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因为日本总的来讲，是一个比较保守，也像中国一样，它实际上是很保守的，而且日本人比较重视他们的文化，很多人就是同时他可能拿到国外的诺贝尔奖，也没有得到太多的限制，可能在我们，比如说我们拿诺贝尔这些人，当时还是中国在文革，在冷战时期，可能当时很多人采取了加入美国国籍，但是我估计未来咱们应该更加开放。    邱震海：我们先看看，除了人大量的流失之外，人才对中国来说就是血，血液，血液正在流失，财也在流失，最近若干年富豪移民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据胡润榜的一个调查，有将近60%的中国富豪，中国精英阶层已经移民，正在移民和考虑移民，所以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刚才辉耀兄也讲到，绿卡制度，坦率的讲，中国从2004年之后已经开始实行了中国绿卡，希望一片诚心能够吸引外国的顶尖科技人才能够来为中国服务，这已经超越了中国原来的吸收海归回来的程度。    但是我们比较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后，中国公民在美国拿到美国绿卡的加起来有111万，最近九年，自从中国推出绿卡制度以后，拿到中国绿卡的总共只有4000个人。    王辉耀：这个悬殊非常大，美国每年人才绿卡是14万张，另外美国每年还有人才签证发将近8万张，所以从这个上面来看，我们这个绿卡发放非常少，而且美国所有绿卡一年是一百万张，我们现在连零头都没有，而且这四五千里面，还有一半是家属。    邱震海：还有一半很多可能是华人，在拿到美国绿卡以后，然后为了在中国生活工作方便拿中国绿卡。    崔大伟：他们要在中国工作，他们就是要跑来跑去，那拿到中国的一个绿卡是应该有的，但是这里我们也没谈到双国籍的问题。    邱震海：双重国籍。    崔大伟：对，很多国家现在反抗这个政策，中国一直不愿意改变制度，要拿到国外的国籍，就必须放弃你的中国国籍。    王辉耀：这也是个制约的因素。    崔大伟：这也是长期历史的一个原因，但是我知道王辉耀也经常谈到这个，我是外国人，所以不好说，但是我想为了做好，为了更好吸引美国或者国外的公民，吸引他们回来。    邱震海：如果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现在很多朋友说什么时候能够赶上美国，现在我们喜欢把中国和美国放在一个平面上来看，但是其实我们看看中国和美国在人才储备上，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这相差非常之远，如果说今天中国是最大的贸易出口国，美国是最大的贸易进口国，同时中国也是最大的人才输出国，而美国又是最大的人才输入国，这两个东西显然也许使我们很多朋友能够有所清醒，如果说刚才还是我们的分析，我们再引用一下卡斯特罗所说的话，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说，他说贫穷国家要摆脱不发达的状态，人才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花费巨资培养出人才，最终却为发达国家服务，这阻碍了贫困国家的发展。我记得辉耀兄在你的书上曾经有一段讲到塞拉利昂。    王辉耀：对。    邱震海：塞拉利昂是非洲非常穷的一个国家，缺衣少药缺医生，但是美国芝加哥某一个医院里面的塞拉利昂的医生，所有的加起来医生的总数超过了在塞拉利昂本国的人。    王辉耀：对，它这个确实是，发展中国家60年代其实有很多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比如说一年基础教育的投资，损失的金额达到了700亿美元，如果加起来的话，后期可能达到一千多亿美元，还是六七十年代一个数据，所以基础教育的培养，国家花费大量的资金在人才培养上，但是收割都在美国了，就是变成这样了。    崔大伟：我最近去了土耳其，土耳其现在有很多私人的大学，这些私人的大学能吸引从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还要在美国工作的一部分，所以他们现在最好的大学，这个和中国不一样，中国还是国立大学是最强的，现在土耳其是私人大学，而且国外的土耳其人很愿意回来在这些大学工作。    邱震海：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如果要赶上美国，要维持住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的话，中国的人才储备这种流血或者失血的状况到底怎么样，未来的危机到底走向何方。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讨论。    邱震海：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现场电视讨论有关人才战略。我们知道中国发展很快，但是坦率的讲，中国未来的发展到底有多少可长期支撑的一个空间，我们的能源是不是足够，我们的科技，我们的产业，尤其是人才储备是不是够?如果人才储备不够的话，也许未来的15和20年，中国会非常艰难。所以在现场，我们和两位专家进行讨论，同时在现场也有两位战略观察员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二位都是人才战略的专家，刚才我们用了一个比喻说中国就像一个人在不断的长大，身子在不断的长大，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但是里面的血在不断的流，也许等到有一天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看上去很大的时候我们的血已经没有了。    辉耀兄您长期从事人才的研究，告诉我，现在中国目前在目前阶段，以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近3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么一个庞大的体，中国到底需要多少尖端人才，而我们现在缺多少?    王辉耀：中国从目前来讲，尖端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比如说可能按照科技部的统计，我们真正的高端人才可能在全国有一万人左右，就是特别顶尖的一批人才。    邱震海：美国呢?    王辉耀：美国至少是我们的十倍以上，而且现在我们比如说在很多领域，尖端领域我们很缺乏，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航空大国，我们的飞机，仅次于美国第二大航空市场，但是我们在航空领域的院士没有几个，我们汽车现在是全世界的第一大汽车大国，我们在汽车领域，比如说尖端汽车领域的院士也很少，几个人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大量人才的流失，比如说美国现在有200多获得诺贝尔奖，在美国工作，中国这方面很少，长期都没有。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阿德麦肯锡曾经做过一个调研，中国目前这个市场上，大概需要75000个高端的一流的职业经理人，但是市场上找到有多少呢?只有5000个，这个差距巨大，差了十多倍。    邱震海：美国呢，美国大概需要多少?    王辉耀：美国这方面肯定很多，美国这方面，五百强里面占了大多数，差不多一半都在美国，而且这方面他的储备是很充沛的，包括大学的人才储备，它的政府里面人才储备，他的科研研发机构的人才储备，还有它的硅谷，基本上是世界的一个创新中心。就我们看到现在所有的这些高科技高发明这些新经济都来自于硅谷，那么硅谷里边50%的企业都是移民创造的，美国47%的科学家不是出生在美国，包括他们的科技人才。    邱震海：未来25年中国在这个需求方面一定是往上涨的，当也许有一天十年之后中国也需要十万顶尖人才的时候，按照我们目前这样流血失血的速度，您觉得。    崔大伟：一百万，中国需要一百万。    邱震海：20年以后中国需要一百万的顶尖人才。    王辉耀：我觉得至少应该要有这个数，因为中国这个基数很大，就我们的人口现在是美国的4倍差不多，那么而且我们现在就是说未来的这个发展如果要成为第一世界经济大国，我们必须要靠人才来做支撑。    邱震海：但是现在中国的人才的流失，我们的血在不断的从我们的身体当中流走，这个失血的状况比率大概是多少?    王辉耀：现在确实很严重，拿留学生来讲，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现在每年出去40万人，总数出去的大概260万人，回来的差不多一百万左右，40%左右，还有接近60%是在海外，这个比例是比较大的。一般国际上常见的一般有40%、50%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我们现在大部分还在海外，关键这里边高端人才在海外的比例非常大，比如说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博士毕业生的比例，理工科的博士现在90%很多还留在了海外，按照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最新的统计，去年回来27万人，9万人做了留学的这种认证登记，那中间这个大量的回来还是在硕士阶段，其中包括在英国一年的硕士，而博士只有5%。    邱震海：假如说我们不知道目前整个的速度未来会不会是提升还是会降低，如果继续按照这个下降的速度往下走的话，回归率还这么一点，中国还吸引不了全世界一流的人才，而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中国需要尖端人才可能是几十万，那么这个差距届时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危机状况?    崔大伟：这个中国只是能出口，一方面就是经济发展也是一部分是靠出口，那出口的产品不可能是一个很多是什么科学方面的或者科学最先进的产品，中国一直要从劳动力出口要改为科学方面的出口，但是这个很难做，假如这个情况继续下去。    王辉耀：另外一个方面，中国面临一个新的转型，我们要从人口红利转到人才红利，要从中国制造转到中国创造，要从投资拉动转到人才拉动，那么这些方面的话都要靠人才来支撑。    邱震海：您刚刚讲到人口红利我们就想到，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中国经济一季度开始已经放缓了，而且中国在放缓的过程中，人口红利已经会下降，就是中国的生产人口已经少于消费人的，而这过程当中人才人口也在下降，到人口红利加上人才红利双方都下降的话，我需要你们给我描绘一幅图画，未来十年以后的中国的我们的图画是一片很黑暗的图画?    王辉耀：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过去这些年，我们中国企业占世界500强比例在不断的增加，我们原来只有几家，后来十几家，二十几家到去年大概六、七十家，但是我们虽然进入500强，但是多少真正是能在世界上就占领国际市场份额，能够到国际市场上开，真正意义上全球化的公司，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可能有联想、华为几家公司，为什么这个东西出不去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缺乏大量的一流的国际化人才，比如顶尖的这种世界五百强的这种高管，我们没有这批人才我们中国未来要走出去非常困难，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就是在国内各种的我们价值链的爬升，高科技企业，大的企业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一些高端的这种人才回来，特别是创业的人才。    崔大伟：对，这个也是我们中国将来还是必须进口国外的科技，还要自己的那个要做一个全新的国家很难，所以还要靠很多国外的进口国外的十倍。    王辉耀：就是我们在过去30年之所以成功，就是我们调动了国内低端劳动力的流动，减少它的壁垒，把这个劳动力全球化，全国化，全国化的人口流动带来了我们的繁荣，就是过去两亿农民工的流动，那么未来30年这个走到瓶颈了，未来30年我们靠全球化的人才流动，我们要去发挥全球人才的红利，吸引全球人才来中国，特别是要把我们出去的人也要吸引回来，再加上国际上的其他国家的人才吸引到中国来，才能给中国一个支撑未来30年的发展。    崔大伟：中国也有一个问题，假如将来依靠外国人来帮助的经济发展，现在中国的那个环境，就是污染特别严重，最近有一些报告，不少的外国人不少的外国公司不愿意去中国，最近北京的那个污染那么厉害，很多人就开始考虑，不仅是外国人，也有很多已经回国人员的也考虑是不是要留下来或者要走出去，所以可能这个也是人才回来的障碍，人才可能在这个环境之下也想出去的。    邱震海：好，中国的发展显然未来是需要大量的尖端人才的储备，而且未来的尖端的人才的需求量会不断的上升，而从现在开始中国的未来尖端人才的流失这个趋势也在不断的加剧，这种一个上升一个加剧的现象会不会导致中国未来几十年，或者十几年的时间大量失血情况存在，到底如何挽救?    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尖端人才，这个需求是不断上升的，然而中国的尖端人才从过去几年开始正在不断的流失，这个趋势可能未来几年还会不断的上升，所以一个上升一个也是上升，一个下降的话未来中国失血的状况会非常严重，但坦率的讲，坦率就非常的沉重了，这后面大家人人都知道是涉及到一个软环境问题，中国在人才战略上最大的软肋是什么?    王辉耀：我认为现在可能在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人才的吸引的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的健全，比如说最近美国参议院正在出台一个新的人才移民法，这个移民法有很多大的动作，比如说他的人才工作签证从6万5大幅提升到11万个，要开创创业签证，同时也要取消国别的移民配额，比如中国有9千就吸引9千，有2万吸引2万，这个当然对中国来讲的话，我觉得在这方面要加强就是我们的这个环境在这个制度建设上面，比如说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投资移民法，还没有人才移民法，那么还有一块就是我们可能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学术氛围，我们学术的自由的这个环境，包括就是说还有就是子女入学，还有很多海归回来现在子女上学的问题是很大的问题。    邱震海：那这两个东西如果说一个是硬的，一个软的，我个人理解硬的问题比较好解决，出台一些法律，出台搞一些规定可能比较好解决，但软的问题更难解决，因为最大的问题就中国绿卡，出台9年你说不可谓没有诚意吸引人才，但是迄今为止只有四千个人。    崔大伟：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重要问题就是照现在中国需要只是最好的华人，最好的留学生，需要他们回来，但是在美国或者在国外已经是一流，是最好的，那愿不愿意回到国内就是受那个体制的限制，受那个领导的限制，在美国拿到很多钱，到中国以后大概需要三四年，这个三四年之间可以认识很多人才能拿到很多拨款，很多奖学金，很多投资的，在大学或者在科学院能拿到那个钱。    邱震海：坦率的讲在过去十年、二十年中国的硬环境在不断的发展，十年、二十年之前我们有那么多钱吗?我们有那么强的国力吗?但是十年、二十年以来中国的软环境到底有没有改变?    王辉耀：我们现在是很多地方是有大楼没有大师，硬件非常好，每个可能到中国的外国人都觉得中国的硬件非常好，但是我们确实我们在吸引一些高端人才方面，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我觉得现在还有几个问题，一个是，可能大学普遍的是只进不出，可能人才的流动没有起来，台湾在吸引人才很多方面，他们这个大学流动性非常大的，来了不行，可能就吸引新的人进来，我们现在海归没有到一定的城市可能进不了这个大学。    另外一个，论资排辈也是非常严重，这个来讲等级，包括体制内体制外的流动的障碍，还有很多人比如说我们的评选的体制，评选的机制，往往可能是不是你做的多少工作，而是你有多少关系，或者你有多少人情能够做这个事，这个方面可能给海外回来习惯了纯粹我凭学术凭本事和凭能力来晋升的这种，他还做很多额外的这种工作。    邱震海：它的软环境是非常成功的。    崔大伟：还有那个就是知识产权的问题，就是你在国外或者你在国外创造一个新的知识，你到带回来的，很可能六个月以后有别人把你的知识产权拿走了。    邱震海：好，在现场我们有两位也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也从海外回来的香港大学的法学院的博士生，听听二位的意见。    熊浩(战略观察员)：我觉得这个地方，刚才老师提到一个软环境的问题，这个问题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所谓的留学生或者所谓的海外人才回国之后不见得是在一个对他有利的环境当中去成长，因为刚才像王老师所提到的人际网络的问题，学术门派的问题，对这个东西对于留学生来讲可能是并不熟悉的，他并不适合，并不熟悉，也并不懂得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去生存，所以他可能回国以后选择了一个更不利于自己发展的这样一个外部环境，另外一点，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做学术的人我觉得可能跟那些已经著作等身非常有成功的学者不同，就是我们对薪资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看重，因为这个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    如果中国的大陆的高校对年轻学者的薪资有保证，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保证我们学术的自主性，因为有很多有些事情我可以不做了，行政性的事我可以不做，因为我可以自给自足，我就不需要做太多其他的非学术的工作，但是这点如果没有的话，作为一个学者可能要去找兼职，可能要去找各种各样其他的营生的手段，他当然会影响学术的品质。    邱震海：像你们这样的在港大的博士生学生，不一定是你本身，你们未来毕业之后的选择地可能是在哪里?留在香港还是回中国大陆，还是寻找中国大陆以外的包括西方在内的国家?    熊浩：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大陆肯定是一个选项，但可能不是最优选的那个选项，像香港肯定是一个更理想的地方，环境更加熟悉，然后待遇也更加好，但是我也在琢磨就是什么是妨碍了我最终选择回到大陆去工作，我觉得其实钱是一方面，但是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其实刚才我已经多多少少提到，就是非学术性的事务性工作对年轻学者的干扰，不必要的干扰所以导致他没有办法投身学术。    邱震海：碧君。    徐碧君：我先来说一下个人如果毕业之后的一个意向，可能我还是更倾向于回到中国大陆地区，原因的话可能也是比较复杂，比如说我可能对于中国大陆还是有更多的归属感，或者我还会去考虑说我在其他的国家有文化差异各方面的原因，那我也来谈一下对于刚才我们谈论话题的一些看法，我觉得我们刚才讨论的很多跟美国相比较的差距和美国的一些制度研究，美国当然是毫无疑问，在世界上来看他都是人才储备的第一大国，那我们除了美国之外，其实也可以去看一看就近的一些国家或者是地区在引进或者吸引人才方面他们所做的一些努力。    比如说新加坡，因为我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所以没有做过非常系统的研究，但我可以通过自己个人的例子来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在中学的时候在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新加坡就有一些大学到中国内地去招学生，那么他们给出的是很高额的奖学金，并且承诺在毕业之后可以安排工作，但是他要求什么呢?他要求在毕业之后至少要工作四到六年，这就意味着这些去新加坡留学的同学在毕业之后四到六年的时间都要待在新加坡，他们可能在这段时间当中就已经适应了新加坡的环境，并在那里安家，所以这就相当于新加坡从中国大陆引进了一批能够长久留在新加坡为他们服务的人才。    崔大伟：在加拿大，去加拿大留学在大学读四年，后两年你已经开始算你要等到那个离开的时间算在内，所以加拿大在这方面没有。    王辉耀：好多国家就是读留学的可以申请绿卡现在。    邱震海：所以这些，无论来自学子的自己的心声还是中国在软环境存在的所有的问题，您觉得最后如何用一点时间来回答的话，中国应该怎么做从战略高度?    王辉耀：我觉得从战略高度来讲，当务之急要解决人才流动的壁垒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十多年前解决了贸易的壁垒，我记得当时我们要申请最后代理，要申请配额什么的，后来放开了WTO以后，当时很多人说这个狼来了，我们中国这个汽车工业就会全军覆没，但结果十多年以后中国进入WTO，我们的GDP翻了5倍，我们的对外投资翻了6倍，国际贸易翻了6倍，对外投资翻了六、七十倍，而且我们成了第一汽车大国，成了很多方面都走在前面的，所以我觉得人才流动方面，第一个问题当务之急就放开这个。    邱震海：这个壁垒更多的在政策壁垒还是在头脑壁垒?    王辉耀：我觉得两方面都有，就是政策壁垒我们也有，比如说我们的绿卡，我们的发放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签证要进一步的放宽，我们在海外要放更多的这侨胞证、公民证，我们的观念上要广纳天下人才为我所用，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那个新加坡这个签证要收的那个，就是不仅要在13亿人里选人才，也要在70人里边选人才，我们不仅要把这个放眼于海归华侨，我们要放眼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广纳天下人才到中国，来实现中国梦。    崔大伟：我最近听到在西安交大，假如有千人计划的人回来的，假如有三四个在一个研究所，那他们的开支、他们的预算他们的钱是完全他们自己来决定，甚至校长、副校长，就是所有的那个官员不能干预他们的预算，不能告诉他们怎么做。这样有吸引力，这个也说明一个很大的方面，就是我在国外是一个大人，为什么我回来了你要把我当做一个小孩，是这样的问题。    邱震海：当我们谈到中国人才问题的时候，显然我们会涉及到许许多多的后面的软环境，很多制度层面的问题，但是虽然中国有很多阻碍，有很多障碍，但是有一点我们仍然要认清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很多尖端人才，中国未来按照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未来尖端人才的流失不足，根本不足以支撑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底如何解决?也许就在你我的议论之间，非常感谢各位关注，也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寰宇大战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对话

王辉耀:中国企业走出去急需国际人才

    前一段时间，我在国内主持了一次座谈会，讨论国际人才竞争的问题。在会上，启明星辰CEO严望佳谈到，她的公司从跨国公司请来的两个高级国际人才非常有用，他们给启明星辰带来了很好的效益，而且严望佳也可以抽出一些身来考虑更多的企业发展战略问题。严望佳本人就是一个很优秀的国际人才，她都意识到国际人 才对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国内企业现在已经开始了在人才上的升级换代的新趋势，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如果要和外企竞争，则必须要使用高级人 才。不久前，唐骏从盛大跳槽到福建民营企业新华都实业集团出任总裁，媒体炸开了锅，因为他惊人的报酬。高达10亿人民币的转会费甚至超过了贝克汉姆，“天 价”转会，是一次漂亮转身，也是中国企业使用国际人才的一个新典型。    而国际化经理人在中国又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呢？享誉全球的“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认为，经理人是企业中 最昂贵的资源，而且也是折旧最快、最需要经常补充的一种资源。而中国现在最缺的就是这种资源，国际职业经理人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并不长。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 今天，处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的中国企业对国际职业经理人更是情有独钟。    2004年，联想收购IBMPC后遇到了中外整合的难题，联想开始引进富有国际管理经验的阿梅里奥等职业经理 人，搭建了一套高效的流程和管理架构，并在2006年创纪录地用不到1个月的时间从戴尔公司引进5名国际化高管；银行业在引进国际化职业经理人方面也不甘 人后，深发展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纽曼、中国银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都是典型的国际化职业经理人；而中央企业也从2003年拉开全球招聘职业经理人的大 幕。到去年底，有82家央企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103个高管职位，为央企选拔出８５名高层经营管理者。    唐骏的新东家给了唐骏如此高的报酬，也足见他们对国际化人才的重视。中国的民企多以家族管理形式发展下来。但要 走上国际化道路，过去的那种依靠亲朋好友打江山的创业模式势必要变一变了。内地打工皇帝横空出世，说明中国企业正迈向国际化。之前具有浓厚跨国公司管理背 景的黄辉进入家族式经营的均瑶集团也说明了民企变革的决心。    均瑶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但在王均金看来，家族企业和现代化管理并行不悖，“产权意义上的家族制企业，在管理 制度方面也可以进行现代化管理。企业做到一定的程度，再往上做强做大，就要广泛吸收优秀的人才，搭建优秀的人才梯队。”其标志性事件便是王均金邀请前毕博 咨询的CEO黄辉出任CEO。黄辉进入均瑶一个半月时，便对整个组织结构进行了扁平化的调整，提交了一份新的组织架构图给董事会，六大业务板块的架构清晰 描述了均瑶的主业。黄辉不仅给均瑶带来了新鲜空气，也完成了均瑶摆脱家族式管理的完美蜕变。    可以说，国际化人才是促进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强心针。我不止一次的听亚信创始人田溯宁说过，从惠普转投亚信的国际 职业经理人韩颖可以说的上是亚信历史上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1998－1999年期间，她凭借丰富的财务经验和敏锐的财务洞察力完成亚信三次成 功的融资，为亚信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由此可见，国际型人才正是企业急需的生力军。他们的加盟能给企业带来活力和创新力。    创维的张学斌曾批判过民企中存在的老板文化：新民企是一种新的人才战略，以前老民企基本上是用自己信得过的人， 因为他要找熟人和信得过的人，新民企是找能人，只要能就行，它可以用猎头公司，甚至可以请国外的人。对经理人的态度转变方面，创维是个绝好的例子。由于黄 宏生奉行强势的“老板文化”，对经理人非常小气，这不仅导致了2000年创维销售总经理陆强华带领100多名销售口的片区经理及骨干员工集体出走，而且在 黄宏生因“香港涉税案”被起诉之后，后来黄宏生狠心“革了自己的命”，大胆放权给临危受命的新任创维中国区总裁的张学斌，使创维从“老板文化”走向职业经 理人团队管理模式。    “世界500强企业当中，98%以上都是职业经理人所率领的。”唐骏说，“这是一个大趋势，我们必须顺应社会潮 流的趋势。”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壮大，职业经理人可供选择的范围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外企的职业经理人被请进中国的民企，充当国际化征途的旗手。前行者 有李汉生、吴士宏，后来者有唐俊、何经华、符标榜等。    国际职业经理人只是企业转变的一把钥匙，企业要国际化，势必要有国际化眼光，传统的家族模式只能让发展空间越来越小，而善用国际化人才才能让企业充满活力。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任、CCG中心主任   王辉耀）

王辉耀: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六个建议

    在新的2009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会持续，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对策，我觉得可以好好研究。我这里有一些想法可以可以和大家分享。    总的来说我们应该在在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情况下吸引世界上举棋不定的国际资本，因为目前投资中国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的。中国低成本制造这个模式，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很难持续，我们应该进一步通过开放第三产业、服务行业和其他垄断行业来拉动经济，要进一步加大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力度。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必须要利用这个百年不遇的时机参与国际收购包括兼并。国有企业走出去以往遇到很多外部干扰，甚至抵制，现在我们可以扶持我们民营企业大批量的走出去。具体来讲，可以有六个这方面的建议。    第一个建议我觉得目前的金融危机是个机会，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发展遇到新的机遇。首先就是我们应该在这个情况下加大吸引国际上的资本，因为国际资本面临很大不确定性，都在找避风港，中国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改进和规范我们的金融体系，吸引国际优良的投资来到中国，支持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二个建议就是我们现在中国低成本制造这个模式，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有些不可持续，或者到了转型的时机，在这个时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在这个方面比较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应该进一步开放第三产业和服务行业，比如我们第三产业占GDP30%到40%，发达国家是80%，我们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所以我们要开放我们的金融、保险，教育、卫生，医疗、通讯和其他的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服务业，高科技行业等，这样的话可以带动我们更多的民营企业、私营企业进来，国有垄断性企业可以适当放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这是中国经济下一个30年的真正增长点，能保持中国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    第三个建议就是要加大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力度。目前，经济危机导致大量企业倒闭，大批农民工不得不回去。中国的农民工无法在城里待下来，关键也是还惦记家里那块分的自留地，因此，由于流转不到位或者不彻底，因此宁肯自留地在家里长草，自己在外地打工，也无法让土地真正流转起来。如果中国两亿多农民工的在农村的土地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效率极为低下，对应对经济危机很难有更大的作为。如果，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土地流转和转让甚至买卖的力度，一方面能提高这些土地生产集约化和专业化的效益，更重要的是让这两亿多的农民工能用农村土地置换的收益来真正在所在打工的城市待下来，这将会是对中国经济极大的推动，包括房地产业和消费拉动内需，这是一块亟待开发的领域，是中国经济下一个30年转型的关键。    第四个建议就是，现在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让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必须利用这个时机，可以参与国际收购包括兼并，中国有近两万亿外汇储备放在那里贬值或没有发挥作用是非常不划算的。大家知道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企业走出去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韩国企业走出去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代到来了。但是我们现在只有少量国有企业走出去，我们民营企业还没有走出去，这上面有体制上的障碍和手续审批的繁琐。另外国有企业走出去也遇到很多外部干扰，甚至抵制。但民营企业走出去是民营资本，很灵活，风险自负，而外面的干预也非常少，也非常愿意接收，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扶持我们民营企业积极走出去。还有我们有很多民营企业有房地产、资产、企业，但他们没有外汇，申请外汇出去非常困难，费时费事，我建议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出台一个政策，如果民营企业有资产抵押，我们可以迅速给与他们外汇资金，方便自己收购。而且民营企业自负盈亏，有自己的考虑，划算不划算自己清楚，所以这样也不浪费纳税人的资本。比如最近进出口银行，贷款一百亿人民币支持奇瑞去美国收购汽车行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举动，因为现在美国福特汽车的股票跌到一个美元，亟待救济。中国是个汽车大国，但中国现在一直没有掌握汽车真正一流的技术，我们为什么不能可以收购他们一部分，包括他的研发，或国际上的销售网络，或他们在华的汽车制造的分公司，使中国汽车行业能够出一个真正国际化的中国企业。    第五个建议，我觉得我们在出去的过程中，还应该吸纳国际上真正有实力的企业，成立一个有国际资本参与或参股的中国海外联合收购基金，包括把国际上有名的PE吸引进来，建立一个这样的国家和民营合作的联合并购基金，出去收购一些价格非常低廉的实体企业，金融企业、销售网络等，这样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和机会。    第六个建议就是，我们去海外收购，最重要的还是要收购人才，要到海外抄企业的底，不到海外抄人才的底是不够的。我觉得目前华尔街有十多万高级人才流失工作，甚至有大量留学人才散落在国际市场人才市场上，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加大人才抄底的力度，大量招聘和储备人才，建立起中国的高端人才储备。只有这样能才够帮助中国的企业更好的发展，才能应对当下的经济危机，才能在今后走出去有很好的作用，才能帮助中国在21世纪实现真正的全面振兴！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任、CCG中心主任   王辉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