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
陶景洲：建议放宽签证制度，便捷海外华人回国服务
2013年10月21日下午两点，来自海内外的知名高层次欧美同学会会员及留学人员代表，在聆听了上午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后，相聚在欧美同学会会馆第四会议室，参加了由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办，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承办的一场专题建言献策座谈会，大家在会上从各自的留学经历与回国创业发展的独特视角，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专业与现实等诸多领域，坦率并真诚地阐述了自己的独特观点与建议，希望发挥建言献策的话语权与权威性，推动中国留学事业、海归事业健康稳步的发展。 来自海内外的知名留学人员代表纷纷发言，对欧美同学会及目前中国留学人员的政策、方针和现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以下为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陶景洲的发言实录：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出国留学生有200多万，政府需要增加对留学人员政策上的信任，政府在业务上对海外华人的信任有很大提高，然而在政治上的信任还需要做一些提高。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为留学精英团体有一个制度上的安排。 另外，我国对社会科学的海外人才缺乏重视。我国对科技进步和实务性的社会科学比较重视，然而对于一般的社会科学人才缺乏重视。政府宣传部分不能用外国人能够懂的语言去讲中国的现状。许多中文翻译成英语之后，外国人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中国在对外宣传时，总感觉和外国政府在说两种不同的语言，只是双方都不能明白对方的思想。习总书记提出发挥欧美同学会的桥梁作用，就是使外国人能听懂中国人的讲话，中国人也能听懂外国人的作用。这个中间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 讲一下我的本行，法律制度建设。一个国家可以通过科技力量做很多的科学发明，但是如果法律上的保障，没有合同上的保障，最后这些创造发明可能变成别人。我国对社会科学的重视上可能还不太够，还需要增加。 对于大家提到的来去自由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已经加入外国籍的华人。中国新的签证条例可能反而要求更加严格，不是向着更加来去自由的方向发展，而是增加了某些障碍。这对于那些在中国长大的并持有外国护照的人来说，不是一个好的发展方向。 还有一个关于《国籍法》的修改问题，到底是不是应该承认双重国籍，大家也在呼吁应该允许双重国籍。在世界上众多的国家都允许双重国籍，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加快进程，以便使这些在海外长大和海外留学的中国人纳入到祖国的怀抱，把他们排除在国门之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2014年3月18日 -
《人民日报》整版刊发CCG撰文《世纪留学潮，群星璀璨耀中华》
2013年欧美同学会迎来了百年庆典。百年留学史就是一部“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留学人员促进了中国从封闭到开放、从落后到富强的伟大历史性跨越。近年来，中国迎来了大规模的人才回流。截至2012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达264.47万人，其中有109.13万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一代骨干力量。而更多的海外留学生正在陆续加入这一行列。 欧美同学会创立于1913年，将中国留学史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此之前，中国留学生群体如一盘散沙，社会影响力有限；在此之后，留学生开始凝聚成一支有组织、有主张、有精神的爱国力量和最先进的社会力量，成为中国近现代化最强有力的先驱者和推动者。 考诸中国留学史，不同时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鲜明特点，但关于阶段划分，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定论。根据不同阶段留学生群体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担负的不同使命和带来的不同影响，可将中国留学史简化为五代留学潮。 第一代留学潮（1872年—1900年） 留学从最初的民间行为上升为官方行动，是为中国五代留学潮之滥觞 1847年，广东青年容闳在一个传教士的帮助下赴美留学，成为中国留学第一人。1870年，容闳向曾国藩、李鸿章建议选派有志青年留洋。1872年—1875年，清政府先后派遣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学习当时国内办洋务急需的开矿、机械、造船、工业技术等工科专业。从此，留学从最初的民间行为上升为官方行动，是为中国五代留学潮之滥觞。 从“被留学”到官派留学，背后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中西“文化势差”的逆转，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态度变化。虽然这种“变”，从一开始，多半是被动、被迫和无奈的，但由于这种“变”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全球化趋势，很快成为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最重要途径。 这批留学生中涌现出了很多优秀人才，如“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晚清外交家及民初交通总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和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等。 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了提升中国的海军实力，1875年选派留学生赴欧学习，到19世纪80年代末共派出88名，留学期限为3年左右。 这批留学生最杰出的代表是翻译了《天演论》、有“精通西学第一人”之称的严复。 第二代留学潮（1900年—1927年） 这一代留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化进程和中华民族20世纪命运的影响最为深远 甲午战争后，湖广总督张之洞写《劝学篇》倡导留日：“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不切要害，东人已删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直接促成了留日热潮。1898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官派留日学生13人，到1905年达到高潮，约有8000多人。 留日生归国后，在促进辛亥革命的爆发、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五四运动的兴起等诸多方面居功甚伟。其杰出代表包括“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面壁十年图破壁”的周恩来，以及蔡元培、廖仲恺、徐锡麟、夏衍、田汉等。 1907年，传教士明恩溥说服美国总统罗斯福，将美国分到的庚子赔款2444万美元中的超过实际消耗部分减退1078万美元，用于中国办高等教育和支持中国学生留美。为选拔和预培留美学生，1911年清华学校创立。从1909年—1937年，由清华选派庚款留美学生总计1971人，并带动了大量“自助学者”赴美。 庚款留美生杰出代表有：叶企孙、吴有训、胡刚复、赵忠尧、施汝为、周培源（物理），胡明复（数学），秉志、高士其（生物），梅贻琦、顾毓琇（电机），何杰（地质），周仁（冶金），竺可桢（地理、气象），侯德榜、杨石先（化学），张钰哲（天文），钱学森（航空），钱伟长（力学），梁思成（建筑），张光斗（水利）。这是开拓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一代，很多人成为学科奠基人和学术栋梁。他们培养出来的第二代科技精英，许多直到今天还奋战在科研第一线上。 1915年，海归精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提倡“勤以做工，俭以求学”，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在里昂、北京等地设立分会，招寻自愿赴法求学的青年。在河北高阳县办“留法工艺学校”，为贫寒子弟留法做准备。李石曾组建“法华教育会”，与法社会各界建立联系，为留法创造半工半读条件。至1920年赴法求学人数已达1600人，逐步形成全国性潮流，延续20多年，培养了大批栋梁人才。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立三、蔡和森、蔡畅、李富春等都是1920年左右赴法勤工俭学的。严济慈、童第周、巴金、徐悲鸿、钱三强、肖三、冼星海等著名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都随此潮在法国学习和工作过。 第三代留学潮（1927年—1949年） 中国留学教育进入成熟阶段，许多人开始接受系统和正规的西方大学精英教育 1927年—1937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黄金建设10年”，也是民国留学的黄金时期。除清华大学继续选派庚款留美生外，英、法所退部分庚款和一些慈善机构的支持也有利于中国留学潮保持不衰。这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向欧美各国派遣了多批官费留学生，每年100人左右，最多时达每年1000人左右。 1938年—1945年，由于抗战及战时留学政策的影响，留学人数锐减，1938年—1941年仅有300人左右出国。由于战争，很多人毕业后留在国外长期工作，战后回国时已是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和熟习现代产业技术的工程师，为中国科学研究体系和工业基础的建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抗战胜利催生新的留学大潮，1945年—1949年间赴美留学的在5000人以上。 第四代留学潮（1949年—1965年） 新中国派遣留学生计划与国家工业建设计划密切结合，主要集中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从1950年起，中国先后与苏联和东欧各国达成了交换留学生协议。1950年—1965年间，教育部（高教部）共向苏联、东欧、朝鲜、古巴等29个国家派出留学生10698人，平均每年约1000余人，其中向苏联派遣留学生8320人，约占派出留学生总数的78%。其间如果算上1958年前后因与苏联援建的工业项目相关联而派出的约6000名技术实习生，总派出约1.6万人，留苏生超过14000人。 这一代留学生全部回国，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他们中有很多烈士遗孤和革命后代，身上寄托着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一个新世界、新中国的殷切希望。这批留学生后来大多数成为国内经济建设的骨干力量，有的则步入政界，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1966年—1971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中国停止向外派遣留学人员。1972年恢复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到1978年向49个国家派出1977名留学人员。 第五代留学潮（1978年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被中断和抑制了20多年的留学渴望释放，迸发成为大规模的留学潮 1978年，邓小平做出了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部署，中美达成协议互派留学生，当年年底第一批国家公派访问学者赴美留学。1992年出台“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12字方针，对出国留学、归国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96年起，国家公派留学的选派工作进行全面改革，实行“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的新办法。 从1979年到2000年，仅由中国教育部门向西方各国派出的留学生就达45.77万人，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20万、日本5.5万、加拿大3.8万、英国3.65万、德国2.6万、澳大利亚1.78万、法国1.63万、俄罗斯1.18万。 1984年12月，国务院《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出台，打开了自费留学之门。1986年，我国第一次公开发表了出国留学政策性规定107号文件，标志我国出国留学政策走向法制化轨道。此后，自费留学逐步成为当代留学潮的主流，近几年比例均超过了90%。 （作者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 点评 百年激荡，世纪荣光。欧美同学会的世纪历程，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一百年。 1913年10月，顾维钧、梁敦彦、詹天佑、蔡元培、胡适等留学归国知名人士，联合京津两地的留学归国学人，在北京共同发起创建了欧美同学会。可以说，欧美同学会一个世纪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和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留学史相互激荡、交融辉映。一代代留学生前赴后继，上下探索。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一直站在向西方学习和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最前列。他们胸怀民主救亡、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或开启蒙，或倡自强，或言维新，或主革命，企望师夷长技以制夷、变法革新以强国、文明开化以健民，从思想、科技、实业、教育、文化、妇女解放等各个层面革故鼎新，全面影响与构塑着近现代中国的社会面貌。 从共和革命领袖到新文化运动旗手，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到解放军的元帅们，从内阁部长到两院院士，从科学巨匠到创业精英，从实业巨头到金融巨子，从第一条铁路到第一台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机，从第一架飞机到两弹一星，从旧中国的改造者到新中国的建设者，从旧社会开风气的先驱者到新社会潮流的领航者。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星空上，闪烁着一个个熠熠生辉的海归英名。他们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前驱领路，深刻影响和改变了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
2014年3月17日 -
四大差距阻碍高层次人才回国效力
我国正在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回国潮，近5年归国留学人员近80万人。根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的《2012万名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报告》，在所有留学回国人员中，大部分是具有硕士学位的学生，占76%，博士学位高端人才仅占11.2%。2005年希望留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籍博士生的比例高达89.4%，2011年这一比例降低到82%。 近日，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指出，高层次人才是否能持续现在的回流趋势，他们回国后能否留得住、用得好，取决于我国人才制度的进一步放开和人才发展环境的改善。 91.8%海归认为中国有更好的经济发展机遇 中国青年报：您是哪年回国的？您认为当前优秀留学生在回国选择上，和之前的人相比看重的因素有什么不同？ 王辉耀：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时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想国内发展“步子更快一些”，离不开科技人才，离不开具有海外视野的事关国家发展的公共政策。所以，在他讲话的第二年我就回国了。我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开展对中国海归群体研究和海归社团的创新；二是为国家的公共制度和公共政策创新及人才强国战略建言献策。 近几年，我们研究发现，现在海归回国发展更看重国内的发展机遇。我曾在哈佛大学和美国几位专家做过一项针对中国海归和印度海归的研究，91.8%的中国海归称中国有更好的经济发展机遇，这是他们回国的最重要原因。另外，在中国留学人员回国的原因中，中国更为庞大的市场和政府更为积极的激励机制是重要的吸引力。超过八成的中国留学人员认为，回来能有更好的专业、职业、创业发展，有更大的人才需求市场。这显示了中国留学人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中国青年报：目前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的比例并不高，您认为原因有哪些？ 王辉耀：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高端人才吸引力较弱。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人才发展环境与发达国家有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职业发展环境的差距。我国目前的创新体制、科研管理体制等，与国外还存在一定差距。在创业环境方面，公平竞争和融资机制还需要完善。在发达国家，有更好的学术交流机会，更容易得到国际认可，甚至可以发现获得诺贝尔奖的机遇。另外，在国外工作，人际关系简单，容易出成果。 二是生活环境的差距。近年来，虽然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但背后也存在很多隐忧：比如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式经济方式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生活环境宜居，对中国人很有吸引力。 三是人才流动壁垒过高。目前我国获取绿卡的门槛比较高，必须在中国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等职务以上或者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等副高级职称以上以及享受同等待遇，已连续任职满4年、4年内在中国居留累计不少于3年且纳税记录良好，或者是“千人计划”人才。从2003年实行绿卡以来近10年我国总共才发放了不到5000张绿卡。而美国一年的绿卡发放量就多达100万张。日本、韩国等邻近的国家及地区，发放绿卡均没有对职务的要求。 四是子女教育问题。东西方教育体系不同，许多海外人才的子女来到中国首先要面临严重的重新适应问题，有些孩子连汉语都说不流利，更别说参加中国的高考。另外，国内专门为留学人员和外籍人士开办的国际学校，收费又远远超过当地标准，甚至比许多发达国家的私立学校还贵。 吸引高层次人才回国需要扩大引进人才的种类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高层次人才回国的趋势怎么样？ 王辉耀：“千人计划”实施至今，已经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3300多人回国，在全国产生了极强的示范带动作用。高层次人才是否能持续现在的回流趋势，他们回国后能否留得住、用得好，取决于我国人才制度的进一步放开和人才发展环境的改善。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曾说，美国是在70亿人口中寻找人才，中国是在13亿人口中寻找人才，其中的差距不言而明。现在美国已经开始走出金融危机，正在考虑实施美国30多年来最大的人才移民政策变革，如果通过，中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人才流失的挑战。给中国留下的国际人才政策改革和调整的时间有限，必须奋起直追。 中国青年报：在人才政策上，您觉得有哪些需要补充完善的？ 王辉耀：我建议扩大引进人才的种类：第一，建议扩大学科范围。我国不仅要重视吸引理工科人才和科研型人才，也要吸引社会科学和管理类人才回国，以推动我国文化与世界的接轨，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 第二，建议扩大非华裔外籍人才比例，现在“千人计划”中的专家大多数是海外华人华侨，非华裔外籍专家只有100多位。外籍人才更能深入了解某一领域在其母国的发展状况，可能带来更多的前沿信息和更广的国际人脉网络，而且外籍人才比例是衡量一国科技领域甚至是城市和地区发展国际化程度的很重要的指标。我认为今后几年我国的非华裔外籍人才数量至少应该达到1000人，这样可以带动更多的国际人才来中国发展。 第三，要加大对青年人才的吸引力度，据统计，目前我国“千人计划”专家年龄普遍偏高，40～60岁的人才超过一半，青年人才的比例不足5%。 第四，团队对个人专业技能的发挥至关重要，要注重引进团队。现在只引进专家，没有助手和团队，就像红花没有绿叶扶，影响专家个人能力的发挥。 中国青年报：对于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回国，您还有什么建议？ 王辉耀：第一，降低人才流动的壁垒。在人才签证方面，我建议取消华人回国需要中国发出邀请函以及华侨回国定居需要侨办审批的规定，为近5000万华侨回国提供便利，增进他们对故土的认同感。在目前没有双重国籍政策下，针对各项记录良好、原籍是中国的海外华人，以及海外出生、符合高层次人才认证条件的华裔高端人才、进入中国工作与投资的外国高层次人才都简化签证审批手续。这样既节省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成本，也有利于引进外才与外资，推动人才环流。 第二，降低绿卡的门槛。目前，一年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学者达到30万人次以上。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还会有大量外国公司、外国人才来中国发展。同时，还有年增速超过30万、总数超过200万的留学人员，近5000万的海外华人华侨。未来10年申请中国绿卡、入籍中国的诉求将是巨大的。我国每年人才绿卡应根据实际情况需要适当调整，在设定年度上限总额的基础下，总额应在移民国家和欧洲传统发达国家之间，大约为5万到10万。 第三，需加强重视和充分发挥留学人员的智力密集作用，给全世界的留学人员发出一个他们受到党和国家更多重视的信号。中国留学人员群体对公共政策事务的影响，还很少体现在参政议政上。目前，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各专门委员会，留学人员的比例偏低。各民主党派也没有太多留学人员特别是体制外的留学人员的参与。应该发挥留学人员参政议政的作用，我建议在政协中专门设立针对留学人员参政议政的界别。 第四，创新机制改善环境，确保高层次人才进得来留得住。改善人才发展的环境，是用好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前提，也是发达国家积极探索的重要命题，美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等都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实践，比如，建立国家风险基金与担保机制，完善创新创业环境、建立国际人才薪酬激励体系，完善人才激励环境、放宽留学人才、海外人才进入政府工作的限制等。我国需要尽快出台政策，对留学回国人员及外籍人员的子女就学、升学问题做出具体规定。 (《中国青年报》 记者王聪聪)
2014年3月17日 -
【海归人生12讲（八）】张军：为了构筑发言权
张军,1963年生，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 张军：为了构筑发言权 我的经历其实是一条线，非常非常简单。我从进复旦大学那一天，如果划一条线，今天基本上还在这个线上运行。 我为什么后来去了英国？很多人一直问我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很偶然一个机会，伦敦经济学院有一个项目选派我去了。 现代经济学是从英国开始的，到了英国最好的学校，伦敦经济学院。到了那边，你会发现，因为你所有的训练都是西方经济学或者西方经济流派，跟你同学、同事交流的时候，从来不会说凯恩斯学派、货币或者新古典中转。我们脑子里全部都是这样一些概念，可是到那边，经济学是很具体的东西。其实经济学在那个时候，已经发展到非常具像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shock，所以那个时候我受到冲击。 讨论中国我却没发言权 因为英国很小，你愿意参加任何一个地方的学术会议，基本都可以去。买一张火车票就可以了。英国开会的时候会有一个环节专门讨论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这个第一次对我冲击很大。 要知道虽然我来自于中国大陆，可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发生的这些变化，基本上没有跟踪。因为我在学院里出来，更多的训练是对思潮的关注，对学派、思潮的关注，其实没有落地，不知道中国经济发生了这些东西应该怎么解释。到了那里以后，有这个机会就更多参与活动。 我特别提到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到曼西斯大学参加一个学术讨论，我就发现他们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跟当时的东欧经济的转型之间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中国经济80年代头15年为什么会有比较好的经济成长？ 脱贫，更多人从农村出来实现脱贫这样一个表现在东欧觉得是不可能的。那为什么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 有很多人就报告，构造了一些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转型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产生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的转型结果，为什么这个现象没有发生在俄罗斯跟东欧。 我是中国大陆出来的，可是没有发言权。这是我第二次受到巨大的冲击，就是说我们经济学的训练，我们进行经济研究，可是我们不了解我们在中国大陆发生的经济的转型逻辑到底是什么，我们该怎么解释。因为我想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应该是经济解释，要解释你看到的现象。但是这个我们基本没有掌握。 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其实就想到一件事情，如果我回国，因为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中国大陆经济进入到了一个超常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绝对好的机遇。如果我没有回国来，不能在中国大陆近距离地观测所发生的这一切的话，我觉得我会更加没有优势。在国际学术圈里面，更加没有优势。 一种触动到今天无法抹去 所以那时候，我就做了三件事情，也是三个抉择。 第一个，就是要回来。第二个，我必须要做中国经济的研究，必须要以中国经济作为我职业的一个研究方向。第三，必须出海。所以回来很重要，但是必须要出海。因为我觉得我有这个担当，我们这代人是学人，是观察者，我有必要把中国经济所发生的这一切，能够用比较标准的、西方人能听得懂的这种方式和语言、方法，把中国发生的所有这些东西以讲故事的方式、理论的建构、学术上的交流，能够传递给中国以外的人。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我经常讲，35年改革开放，其实这个变化最剧烈、最大的，是过去的二十年。90年代中期到现在，这是中国发展最大的变化。1994年我还在英国，可是我知道，林毅夫在北京已经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英国当时我们也成了了留学生跟访问学者构成的所谓留英经济学会，叫CDUAK。今天已经扩到留欧经济学会。每年组织一些活动。在每次活动里，我发现唱主角的都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更不用说中国留学的这些学生。唱主角的、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所谓权威，都是一些西方人。所以这种格局，我觉得其实那个时候给我留下了一种触动，一直到今天，都没办法抹去。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所有的工作，就是针对一个目标，我必须要出海，我回来，就要跟西方人更近距离的观测中国经济。所有发生的这一切，我能够非常有深度的经济的关注。同时，要进行研究，要组织我的团队、指导我的学生。进行非常标准化的学术运作。然后我要走出去。 要实现这一点，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大家都知道，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语言。这也是我今天觉得我的相对优势之一，就是英文。 大家问，张老师，你英文怎么学的 我说我就是每天模仿，学出来的。 今天在我们中国大陆的学术界，经济学界，真正能在对外层面上用非常标准流利的语言用标准的思想、把你的思想用学术语言表达出来，其实不是很多。 过去20年我每年经历许许多多重要的国际上的活动，学术研讨，大学之间的交流，经常会遇到比较尴尬的局面，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有的非常知名的学者，由于语言、由于表述方式不标准，其实非常的尴尬、非常的痛苦。因为做了很多研究，只是没有办法让别人明白你在说什么。 他痛苦我尴尬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关于中国经济全球化，大家想想，我们个人的经历，正好是赶上中国经济快速全球化的时代，但是中国的学术，中国的学人，中国的人力资本，还远远没有全球化。这个步子比我们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慢了很多很多。所以每次到海外出席学术活动、高端论坛，因为中国太重要了，必须要从中国大陆请一些学者，但是我个人目前可以告诉大家，我的感受非常不好。我觉得中国的学者现在远远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发展水平。学术研究非常落后。语言不行。 现在的韩国，他们学术界包括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他们都可以操非常流利的英文。原因很简单，你看这些政府官员的背景，大部分是海外留学的。他们学术界更多是从海外归来的。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海外留学归来的年轻学者，在语言这个层面上还不能自如的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我觉得在英文或者其他语种上，我们下的工夫不够。如果这个不突破，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年轻人，复旦大学学生我都知道，英文不错，但是坦率地说，让我满意的人，还没看到。 最有趣的一个事情，我们中国学术上的落后，导致我们教学上对学生的负面影响很大。比如说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会去提问，可是提问的问题内容基本上是官方的，不是个人的。他往往会从看到的电视或者报道上的信息去提这样的问题，我闭着眼睛不要看，就知道一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因为他提的问题一定是通过我们主流媒体获得的信息。我觉得他没有自己个人、不受媒体干扰的独立的看法。我这个我觉得非常遗憾。 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我们大家做研究，目前的话语权，整个方式、方法是西方人的。你不要急于挑战人家，用这些方法把事做好，把故事讲清楚，把模型、理论做得简单，让大家听得懂。这一点来讲，对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的重要。 学术全球化 最近这一年多我做了一件事情，现在在国际上影响比较大，到底中国目前的国民收入中，消费跟投资占比多少？大家都看官方统计，其实有很大缺陷，因为中国在变化，很快，很多新兴的部门起来，统计上有很多的问题。我就重新校正中国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我们做了以后，放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网络上，没有发表，先放在上面。连续多个礼拜我收到他们的邮件，说这篇文章成为我们最近下载量最高的一篇文章。无论到韩国、日本、越南，来自欧美的经济学家看到我就说，我们都关注了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我被邀请到很多海外的大学，包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无论你是海归也好，是本土的学者也好，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对学人来讲，你要有很好的装备。第二，你要有很好的材料，加工很好的产品。跟中国参与全球化过程一样，要尽快参与到全球化的过程中。不然我这一代，就是浪费掉了，我们正好是承前启后、学术转型的过程中。学术全球化过程中我们正好赶上了，我们正好非常幸运赶上了中国过去二十年经济快速增长和结构的变化，所以你有足够的空间观测中国经济发生的方方面面的变化。然后你要把它写出来，讲清楚，而且非常流利的用国际通用语言进行交流。做到这一点，虽然到目前为止这条人生的路并不是很精彩，很简单，但是在我看起来，是很满足的。 谢谢大家。 （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本文选自快播上海。海归人生十二讲：【海归人生12讲】王辉耀：开放式人生【海归人生12讲】陶景洲：人生别怕”历史误会”【海归人生12讲】童世骏：在源头经历“全球化”【海归人生12讲】陶闯:归来有点迟【海归人生12讲】于刚：瞬间决策 长久思考【海归人生12讲】高西庆： “一架精妙的机器”【海归人生12讲】王巍：不极致很幸运【海归人生12讲】张军：为了构筑发言权【海归人生12讲】刘西拉：永远奔腾的就是我【海归人生12讲】萧丽河：走下去才叫梦想【海归人生12讲】蒋琼耳：忐忑与上下
2014年3月17日 -
【海归人生12讲（七）】王巍：不极致很幸运
王巍，1958年出生， 美国福特姆大学经济学博士，著名并购专家，中华全国工商联并购协会会长。曾在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美国化学银行、世界银行、中国南方证券有限公司等金融机构任重要职务；中国证券交易市场最早的策划人和推动者,是1988年3月《中国证券市场白皮书》的执笔人之一；直接策划、组织了中国大陆几十家大型企业的改制、重组、承销及并购业务。（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 王巍：不极致很幸运 我看到的海归中国这个题目，很有感触。30年前我出国，和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 今天很多小孩跟我讨论出国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表示，到美国干什么，不农村嘛？花钱到农村去？现在小孩就是这个概念，有钱，有太多机会，有太多选择，就愿意在国内，不愿意出去。可是我们那个时候，要出国非常不容易。我谈谈我怎么出去，怎么回来的。 我当年是插过队，读了研究生之后分到中国银行，后来考试通过美国五个大学，因为考试考完了，成绩发出来了，给我发录取通知书，全额奖学金，包括耶鲁大学、西北大学。 下里巴人软件 然后出国中间遇到高西庆这批人。当时他们在美国待了很多年，坚定的意志，要给中国创立一个资本市场。而我在国内待了很多年，我说中国已经创立了，1985年就开始了，我们谈话是1987年。说最好调整，不叫创建，叫“规范”中国市场。 我们就讨论了很多事，最后由我来形成一个稿件。当时正好在用一个软件，叫下里巴人软件，当天晚上9点写到第二天，一气呵成，写了第一篇。本来准备写五篇，法律结构、财务等等，我写第一篇，写完之后，第一篇打印完以后，拿着回国。回国以后，一看我的爱国热忱，于是就被号称“白皮书”。所以当年我们非常运气，并不是说处心积虑，其实就是打虎上山，回国之后由于机遇，遇到了很多人。所以我是非常幸运的，正好在那个时候参与了一下。 今天谈海归，当时我回国就觉得，回国一定要进好的公司工作一下。后来经过40多次面试，最后定了两家，高盛、摩根士丹利，当时是非常好的。我专门飞到东京去面试。全拿到offer之后，国内一帮同学给我打电话，特别激动，说如果你现在回来，将是金融圈里第一个美国学成的金融博士，我们需要你。这话很打动我。于是，当时不辞而别，立刻回国。 回国因为三句话 回国之后，大家一起吃个饭。1992年回国，问为什么回国，七八个人聊天，结果第二天30人，第三天100人，第四天170多人要来。有的还坐飞机，都过来。最后在北京170人做了一个大party。 我只是讲了三句话，为什么回国？第一，在美国发展，有上限，无下限。在中国，有下限，无上限。第二，在美国每一天都是负债，拿钱以后要负债买房子、给孩子上大学，等债没有了退休了，而在中国每天都有资产。第三，如果在美国混，安定，赚钱，如果在中国，有可能做老板。回来以后做了很多的事情。 最极致的都没碰上 我从来不喜欢别人励志我，而且也没有能力励志别人。今天中国商业成功，如果以赚钱为唯一指标，我没有成功。 我可以当官，年轻就可以当局级干部。我离开之后，都有领导找我，就是希望我做官。 我可以赚大钱，我几个部下都是几十亿的身价。我没有做。 我也可以出大名。也谈不上出大名，就是小圈子。 当然，我也可以进监狱，我也没有去。 这个时代最极致的，我都没有碰上。所以我很平庸。 但是，我觉得我特别的幸运，我特别愉快，这么多年来，我从体制做了几年，我们有理想，有格局，我们绝对不能自己炒股票，从来没炒股票，家庭都不行。我是中国第一批券商，而且手里几十亿资金，从来没有炒过股票。但是这个时代，给我们太多机会，要我们参与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从头到尾，我们也参与了并购，推动了行业协会发展，现在快要退休了，因为过了知天命之年，知道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之后，开始做一些为下一代的人的事。 我今天就鼓励80后，推动他们新思想、创新，我们为他摇旗呐喊。所以我现在到处推广。包括互联网金融，让大家充分发挥创造力，因为中国太缺乏创造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魔是创新，道是规则。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人生就太无聊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必有蜻蜓立上头，多美化，但我们经常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癞蛤蟆在上面。所以魔高一尺，道高一寸，要给创新一点机会。 我们希望你们这代人将来会有更好的机会，会有更宽容的发展、更宽松的机会，去给社会做出贡献。所以对我个人来说，我是一个重商环境下一个平庸的、失败的人，但是个人内心充满了阳光。我相信社会会有重大的变化，你们面向未来，非常有希望。我自己觉得很年轻，还有几十年，给社会做一些正能量的东西，阳光的东西。 谢谢大家。 （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本文选自快播上海。海归人生十二讲：【海归人生12讲】王辉耀：开放式人生【海归人生12讲】陶景洲：人生别怕”历史误会”【海归人生12讲】童世骏：在源头经历“全球化”【海归人生12讲】陶闯:归来有点迟【海归人生12讲】于刚：瞬间决策 长久思考【海归人生12讲】高西庆： “一架精妙的机器”【海归人生12讲】王巍：不极致很幸运【海归人生12讲】张军：为了构筑发言权【海归人生12讲】刘西拉：永远奔腾的就是我【海归人生12讲】萧丽河：走下去才叫梦想【海归人生12讲】蒋琼耳：忐忑与上下
2014年3月17日 -
【海归人生12讲（六）】高西庆： “一架精妙的机器”
高西庆，1953年出生，陕西人，美国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就职美国华尔街律师，曾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律师。（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 高西庆：“一架精妙的机器” 我是1982年去的美国，但是1981年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值得一说。 1981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买了辆凤凰自行车，破烂不堪的车子，60块买下来，不能骑，我推回学校修好，之后骑自行车走了8千里路，也经过了上海，40多天。 我曾经当过工人，当年说得好听，叫学兵连。其实是在大山里修铁路。中学基本没有上，每天就是跳忠舞，批斗老师，文革期间嘛。我说这一段，就是说，人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都不能放弃。 不放弃 才成功 我1970年到铁路上，修了三年，到1973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巨大的事情，中国可以再开大学了。 我们当时组织了大概也就60多人的学习班。每天学习，白天干活，天亮就干活，天黑回家。所以等到晚上吃完饭，才有自己的时间学习。但是没有放弃，一直学下去。后来等到重新高考之后，我们这个连队能上大学、研究生甚至上博士，在大学做教授的人好几个，看起来比较成功的，有30多个。就是因为大家不放弃，努力在学习。 现在条件不一样了，孩子不学都不行，老师逼着，父母逼着，社会逼着，必须得学习。我们觉得好了很多。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条件，但是每个人出来是不一样的。 你想，一个人要成功，就那么几个条件。 第一，有一个特别好的爸爸。你想想你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好、特别成功、特能把你拽到什么地方去，给你钱、给你知识这样的爸爸。要是没有，你第一个条件也就没有了。第二，比所有人都有运气。不管是投股票还是抽签，你总能拿到最好的东西，你想想，你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没有的话第二个条件也没有了。只剩第三，你比所有人努力；人家学十小时，你学十二小时，人家学十四小时，你学十八小时。我在大学上学的时候头一年多数时间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因为实在听不懂。刚开始上课，我说我学这么多年的英文，都跑哪儿去了？听不懂。所以就得比别人多花时间。我看99%的人都可以有这第三个条件。就是你只有努力，才可以往前走。 一个夏天挣了18000美元 1987年的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两个金融危机在我的整个人生里，都是很重要的。 第一次1987年，那个时候我在华尔街做律师。我对华尔街的感觉，是非常感性的，因为我们没有在那儿出生，跟他们环境不同，很多事情我完全没有概念。一讲到投资的问题、就是分期付款这些问题，发现人家从小就有这么强的概念，都知道钱是什么概念，我们没有。我在那之前拿过最多的钱，是52块一个月，是校研究生期间国家付工资。52块钱对我来说，不可能去投资，就把钱放在银行里。 可是在美国，到那儿之后发现我开始工作，从开始夏天实习的时候，发现钱已经用不完了，夏天挣了1万8千美元。对我来说这个钱干什么用？这个时候，才开始考虑投资了，要买股票了，买这样的东西那样的东西。后来做了律师以后，因为律师每个月都拿钱，还挣得不少，所以就开始有人告诉我，买股票不行，你要买衍生工具。 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金融危机。那天早上，我上班，我那个秘书，是年纪很大的老太太，比我们一般的律师懂得更多的社会甚至法律知识。 老太太说，你不知道吗，很严重。 我说：怎么啦？ 她说，发生了重大的金融危机。 我知道1929年到1933年的大危机。到了1987年还没有到这个程度，这个时候老太太发现，这个事还是挺大的一个事儿，我就到各个律师那问到底怎么了。他们说，回去到你办公桌上，看你办公桌上的通知是什么。 我一看，每个桌上搁一张纸，说发生大事儿了，每个人都不能随便接受任何记者采访。因为像我们的律师事务所，经常有人打电话来，说你给我说说，有什么事儿，而且我们律师事务所常常会代表华尔街一些很有钱的人。这些人是我们的客户。所以就要求谁也不许对媒体说话，所有事情全部交给一个人，我们的刑事法律部的头，只能他一个人回答。我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就跑去找我们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他把我拽进去。 他是谁呢？尼克松总统当年的好朋友，尼克松当年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早期竞选委员会的主席。这次我跑去找他，到底怎么回事？他跟我简单解释，说你不用担心，为什么？ 我们当律师的，不管人家是婚礼还是丧礼，我们都很高兴。为什么？我们都要挣钱啊。 我说，哦，看来美国人是很实际的。 到了中午，我拿着照相机，准备照相。照了一张相之后，有点紧张，把照相机放在口袋，发现路上所有人看着我都有一种仇恨的眼光，因为那儿的都是华尔街的人。因为我的样子，就是像日本游客，像是跑来幸灾乐祸地。 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底下，门口有一个华盛顿的像，在铜像底下站了不少人宣教说，你们赶快相信上帝吧，上帝终于到了要惩罚我们的时候了，我们的贪婪，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所以不要投资在股市里，要投资在你自己的灵魂，把你的钱交给上帝吧。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就是金融危机对我的影响。它对我的影响，只是一场闹剧，看起来很好笑、很有意思。 那天晚上，我工作比较晚了，到了下午五点多，就有变化了。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商办处一个朋友，说能不能给我们来讲讲金融危机怎么回事，我说可以啊。 他说，什么时候来？ 我说下个礼拜。 他说不行，今天就要来。 我说今天怎么可能呢。 他说不光你，能不能请两三位在华尔街工作的，一块来，说总领事要听听。 我想，总领事怎么对这个感兴趣呢？因为我知道总领事当年也是很出色的一个人，跟中国实在离得太远了，怎么会有兴趣听？他说，你还是来吧。我说现在太紧张了，今天市场有巨大变动，所以能拿出时间讲的，可能不多。他说一定想办法叫来。我说好吧，我就打了一圈电话。我说争取7点钟去，去了以后发现，坐了有20来个人。当时中国在纽约的所有媒体，当时的人民日报、杂志这些都有，他们的记者，然后中国海外几家大的公司也都在。他们就说，要听听这个事情。 这个时候，到那儿了，小伙子才告诉我，不是因为我们要听，是因为中央来了通知，要让我们马上了解这个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会有什么影响。弄清这个危机对美国什么意思，对中国什么影响。 这个时候大家才有那个感觉，这样的事情，真是一个全世界性质的事情，它对所有人都会产生影响。尤其中国经济在1987年已经逐步步入世界，受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从这个时候起，后来搞了研讨会，带来了大量的国内金融改革的信息，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国内的金融改革，比我们1982年离开的时候又进步了很多。这个时候才了解了中国市场，才产生了我们要把证券市场，这么一个“一架精妙的机器”作为工具移植到中国，使得中国人也能利用这样的机器对我们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2008年又发生了一次巨大的金融危机。这次我在中投公司，很多人讲，这可能是一个最坏的时候，也可能是最好的时候。当年我们投出去的钱只有不到10%，到了年底算账的时候，发现我们全部损失那年2.4%，就是整体的资产的下降。而全世界所有的金融机构基本没有赚钱的，赔钱的幅度从20%到50%。所以你要说它是好事，也是很好的，说是坏事也是坏事。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 这次给我深刻的体会，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在这个市场上，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稍微不谨慎，就可能出现很多问题。当年2008、2009年市场是现金为王，那时我们手里有现金，在那样情况下，所有的流动性干枯的公司全部跑来找我们。很多公司听起来都是如雷贯耳般的、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可是当年已经几乎撑不住。 后来过了两年，情况发生巨大变化。整个市场转过来，美国市场、欧洲市场全面复苏。复苏过程中，马上开始产生不同的概念。原来希望我们到它那儿投资的国家、政府，他说我们市场是平坦的竞争场地，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我们所有人都欢迎。但是听起来好听，真正进去以后很多东西并不是那么平坦，而且障碍这几年越来越多。因为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提高了很多，我们钱多了很多，我们的投资已经实质性地对他们的经济产生了影响。这和1987年完全不一样，和1970年我修铁路的时候更加不同。 所以我们一定要开放、走出去、学习，学习人家好的东西，把他们的事情弄清楚，再来说我们怎么对付。真正像毛主席后来讲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自己跟别人在一块，一点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差。走出去这件事，不能等。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本文选自快播上海。海归人生十二讲：【海归人生12讲】王辉耀：开放式人生【海归人生12讲】陶景洲：人生别怕”历史误会”【海归人生12讲】童世骏：在源头经历“全球化”【海归人生12讲】陶闯:归来有点迟【海归人生12讲】于刚：瞬间决策 长久思考【海归人生12讲】高西庆： “一架精妙的机器”【海归人生12讲】王巍：不极致很幸运【海归人生12讲】张军：为了构筑发言权【海归人生12讲】刘西拉：永远奔腾的就是我【海归人生12讲】萧丽河：走下去才叫梦想【海归人生12讲】蒋琼耳：忐忑与上下
2014年3月17日 -
【海归人生12讲（五）】于刚：瞬间决策 长久思考
于刚， 武汉大学空间物理学士，康乃尔大学物理硕士，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沃顿商学院决策科学博士。曾任戴尔全球采购副总裁,亚马逊全球供应链副总，2008年在国内创业成立1号店，任董事长。（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 于刚：瞬间决策 长久思考 回到校园里非常开心，谢谢同学们的热情和激情。 有一次我和平安董事长马明哲打球，我们谈到一个球手，他说球手分成五类，五流的球手用手打，二流球手用臂打，三流球手用臀部打，顶尖的球手用腿打。我始终不明白，现在明白了，一流的球手是用膝盖，我最多是三流球手，用腰就了不起了。 人在机会面前，五流人看不出机会，分辨不出什么是机会。四流的人没有准备好，机会来了又走，丢掉了机会。三流的人看到机会了，机会也来了，他瞻前顾后不敢冒风险，浪费了机会。二流的人机会来了也准备好了，也敢冒风险抓住这个机会。但是顶尖的人才我认为会创造机会，也就是说很多很多机会本来不属于你的，但是由于你去创造机会，你遇到的机会的几率比别人大很多。 我认为我这一生有很多很多机会应该是我自己创造的。 人生座右铭在沃顿找到 很多人问我是哪里人，我经常说我是五湖四海的人，祖籍山东，出生在山西，成长在湖北，在美国呆了24年。我是77级的，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当时我做过两年多的时间工人，在开始做钳工，后来做车工，最后做电工，当工人的时候可以说为后来找感觉埋下了种子。 1977年高考大门打开，我很幸运地考上了武汉大学空间物理系，当时受到李政道、杨振宁的影响，空间物理，是非常崇高的梦想，去读武汉大学。 我是和张朝阳是同一年去的美国。当时到了康奈尔大学，学的是理论物理，那个时候读的都是数学。 读了几年之后我就慢慢发现我的兴趣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我认为我真正的兴趣和以后的能力是怎么把这种概念变成现实，把这种理念转化成价值，这是我最感兴趣的事情。 当时很有意思，有一个机会我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联合写了一篇文章，然后我去了宾大，和他合作完成这篇文章。后来我发现以前在康奈尔是在大学城里面，全部人口也就是七八万人，当时学物理，一心一意想将来拿诺贝尔奖的，所有我的榜样崇拜的人都是爱因斯坦、沃尔、海森堡、李政道等等。 去了宾大之后发现大家都希望转到沃顿商学院，当时看了一个校报，很风趣，采访一个年轻的入校的女学生，说你在宾大读书几年的愿望是什么？她当时也开一个玩笑，嫁一个沃顿郎，我当时跑到沃顿商学院看了，它那个名人堂里面都是全球顶尖企业的CEO等等，很多非常有名的，很多顶尖的非常有名的商业界的领袖。 于是我就到沃顿商学院找了当时两院的院士，美国科学和美国工程师的院士，也是科学协会的会长。那天我就去敲他门，我说我能不能跟你谈10分钟，我想了解一下你做的事情。他说他没有时间，我说我是康奈尔大学学物理的，我想跟你聊聊。最后10分钟的谈话变成一个小时，我说物理的学习让我有很深的体会，有了新的世界观， 我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复杂性是世界之妙，简单性是宇宙之灵，简单性后有复杂性之根，复杂性后有简单性之本。” 这就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 什么意思呢？我看所有的事情，看这个世界，我既要看到它有规律的一面，再混乱、复杂的事情都有它的内涵，都有它的规律。再简单的事情追究到细节之后都有它复杂的一面，这些理念后来成了我一生，不管做企业、学术还是高管的座右铭，所有的事情我都要找它的内涵、基石，找它的广义性的东西，但同时我要注意所有的细节。 四天以前我还在康奈尔，四天以后我转到了沃顿商学院。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如果业界的任何一个人和你握手比和你签约还重要的话，你的一生是不会失败的。” 毕业以后去了奥斯丁，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当教授，当教授时候我开始做了很多的咨询，给航空公司做的，给IBM做的，给AMD等等很多公司做咨询。 之后跟美国大陆航空公司签了一个航班管理系统的合同。120万美金，签字的时候手都在发抖。等到系统上线之后才发现它的价值巨大，以后这个系统我再也不卖那么便宜了，后来卖给西点航空公司400多万美金，还有西南航空公司，最后卖了将近1000万美金。 我记得有一件事让我终身难忘，当时我在和一个航空公司签约的时候，400多万美金，卖了一个系统。它的董事长在谈判所有过程当中一直没有见过，因为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小的购买，但签约的时候他过来了，过来之后他和我握手，他跟我说了一段话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荣耀。 “如果业界的任何一个人和你握手比和你签约还重要的话，你的一生是不会失败的。” 因为这个市场毕竟太小，我决定就把它卖给了美国一个很大的咨询公司埃森哲。后来我回到中国，那个时候刚好中国刚开始做EMBA，所以我那一年在中国北大、清华、中欧、交大、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了EMBA学生。在我在中欧教课的时候收到一个邮件，说全球一个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有常重要的职位推荐我。 我当时马上回了，我刚卖掉公司，考虑回到中国来。五封邮件过后，我飞到西雅图，稀里糊涂参加了亚马逊的面试。第二天见了9位亚马逊高管。后来去了亚马逊，管它全球的供应链，在亚马逊我学到了很多创新的理念和前瞻的视野，后来借戴尔的机会回到中国。 100万只换来21笔订单 我跟大家讲讲创业1号店的故事。在戴尔的时候我和我的搭档都是戴尔的高管，实际上我们两个认识还是迈克戴尔做的媒。我们俩聚会的时候多数是谈工作，因为他是做销售，我是在后面采购。我一共管180亿美金，当时感30个供应商，多数是韩商、台商、日商，还有中国的一些企业。 可是这天他把我拉到一个湖北餐厅，他知道我是湖北人，没谈别的，专门跟我讲希望我和他一起出来创业，当时我一直觉得创业的基因还在我血液里流淌，让我回想起以前创业的甜酸苦辣，非常美好的回忆，尽管很坎坷，但是也是最精采的，我真正在创造价值，把我那些概念和学术里面的理论、模型真正转成有价值的东西。当时没有思考多长时间，当场就说好，那我们就做这个事。 以后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仪式，在他的车上，我说要做我们就得破釜沉舟做，我们该得离开这，不然对戴尔不公平。于是就离开这，当时找我以前EMBA的同学借了一个房间，一张桌，面对面坐着。四个月时间，你想创业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经得住折磨，两个人就讨论，写商业计划，争得面红耳赤，我们两个都是非常强势的人，虽然价值观非常一致，但是对于商务模式和将来怎么做怎么切入，对我们做的各种假设有大量的争论。 我们还没有一个员工的时候我们就在思考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将来可能基业常青的企业，我们对将来企业文化的一致概括为八个字：诚信、顾客、执行、创新。 没有精神的军队是不可能打胜仗的，没有文化的企业不可能基业常青。还没有任何员工的时候就在考虑我们的企业基石是什么，等到08年春节的时候我们才招了第一个员工，那个员工就是我们的CTO，当时他是在另外一个公司当CTO，他看我们出来什么都不顾，也被我们感动了，愿意接受四分之一的薪资跟我们一起创业。 创业之后整个春节我说将来电子商务的核心就是系统，一定要把这个技术打好。我就开始把所有系统大的需求写出来，两个星期之内他把它翻译成了将近400页的系统的描述，然后我们招了IT的10多个人到位，花了四个月时间打造系统，7月11日正式上线。 可是我们上线的时候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当时我们认为看到有些企业做的目录特别好，在一个国际会议上专家讲将来的电子商务是目录和网站的结合，于是 我们开始做目录，花了三个多月时间谈供应商，拿到商品，做了非常精美的300多页的目录，印刷一本10元，大手笔，一下子印刷了10万多本，100多万，我们出去发目录，到处发，在小区里发，到地铁站发，所有地方发，发完之后开业那天我们想几万本目录发出去了，订单肯定像雪花一样飞过来。结果只有21个订单。 一定要证明他是错的 当时我们去融资，准备了非常好的PPT，非常有信心，到了浦西找到一个VC合伙人，他说你们这个都是以前典型的职业经理人，你们懂得怎么从1做到10，你们根本不会怎么把0做到1，我说我在美国从0做到1的，我现在的系统美国的航空公司都在使用。他说那是美国，这是中国，所以我明白了，做所有的事情都得重新地证明我自己。 那次回家路上他和我第一次一句话都没说，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将来一定要证明他是错的。这个人丧失了投资最大的机会，如果他那个时候投了1号店的话，他的价值至少翻100倍。 决策是瞬间做出的，思考是长久的。比如我这种创业的想法还是希望能够最大地发挥自己的潜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社会创造价值，这些都是我很长很长时间的思考。当时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全身心地承诺做这个事情而不是只是说一说的话一定会做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 而且我认为如果我不做的话将会后悔。 （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本文选自快播上海。海归人生十二讲：【海归人生12讲】王辉耀：开放式人生【海归人生12讲】陶景洲：人生别怕”历史误会”【海归人生12讲】童世骏：在源头经历“全球化”【海归人生12讲】陶闯:归来有点迟【海归人生12讲】于刚：瞬间决策 长久思考【海归人生12讲】高西庆： “一架精妙的机器”【海归人生12讲】王巍：不极致很幸运【海归人生12讲】张军：为了构筑发言权【海归人生12讲】刘西拉：永远奔腾的就是我【海归人生12讲】萧丽河：走下去才叫梦想【海归人生12讲】蒋琼耳：忐忑与上下
2014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