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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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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世界大学排名高峰论坛在京召开
人民网北京3月18日电（记者郝孟佳 实习生潘金洁琼）近日，“首届世界大学排名高峰论坛”在京召开，世界大学排名机构、海内外高校管理者、国际教育专家、行业意见领袖和知名媒体代表一起坐而论道，解读世界大学排名，谈论留学趋势。论坛中，欧美留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表示，目前我国高校存在缺乏国际化师资，人才流动壁垒严重的问题。 中国成留学最大输出国 国内大学国际化不足 王辉耀说：“中国人才流动培养中最现实的问题是高校缺乏国际化师资，国际化学生，国内外人才的流动壁垒很严重。现在中国的人才高流出低流入，失衡明显，高校国际化形势不容乐观。香港科技大学的国际师资达到85%，而中国大学的外教却不到1%，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际合作处车伟民主任在会议致辞中表示，随着留学人数的增多和留学院校的多元化，国外学位认证正遇到一些挑战：“去年出国留学人数已超过了41万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留学生输出国，与此同时留学生回国增速非常快，去年达到35万人次。但在回国的留学生里，国外学位认证这个关键环节正遇到一些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文凭造假和野鸡大学，这两个问题影响了留学的声誉，因此我建议家长理性对待出国留学和大学排名。” 美国大学仍称霸排行榜 中国大学排名持续上升 在此次排名前200的大学中，美国高校仍是主流，进入前200名的美国高校相比去年增加一所，高达77所，而英国则达到31所。另外，中国高校的排名持续上升。北京大学相对于去年上升一位，位列第45名，清华大学攀升两名，位列第50名。另外4所中国内地大学进入了前300，分别是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和中山大学位列第300到400名。根据这项排名，进入世界前400的中国内地大学总数达到10所。 近年来，亚洲的大学在THE排行榜上均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北京大学在2012年排名第46位，比上一年提升3位。清华在2012年排名52位，比上一年大幅提高19位。今年这两所高校的排名都进一步攀升，清华大学则是首次进入前50名行列。 据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简称THE）主编Phil Baty介绍，THE排行榜综合了科研、教学、论文引用、科研成果转化以及国际化水平共五大类13项评价小指标，对全球700多所大学进行仔细考量，THE的排名相较于其他排行榜更加严密、透明和可靠。
2014年3月19日 -
美智库重点关注中国省市领导
3月3日，全球第一智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迎来了首位华裔主任——李成。在西方人扎堆的美国智库界，李成凭借对中国领导人的深入研究闯出了自己的道路，因率先预测中国领导层“技术官僚”的崛起迅速跻身于世界顶级专家之列。3月4日，李成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的工作重点是研究中国省市级政府的领导层。 此次李成执掌美国顶级智库中国中心，无疑将给中美智库合作架起一座桥梁引领顶级中国问题研究团队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上千家智库中最负盛名的一家，以“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力压兰德公司、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机构，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第一智库。学会重点研究外交关系、全球经济和美国国家治理，为美国政府决策提供意见，并为政府输送高质量的人才。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成立于2006年，主要聚焦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中国邻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并就此提供前沿的研究与分析。 今年2月21日，李成被任命为桑顿中心主任，3月3日正式上任，一跃成为美国顶级中国问题研究团队的领头羊。他的团队中云集了众多政治明星，包括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的杰弗里·贝德、克林顿时期任国家安全事务总统特别助理的李侃如、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等，其中很多人至今仍是奥巴马政府高官们获取信息的源泉。 未来重点研究省市政府领导 3月3日，李成带领自己的明星团队踏上了新的征程。虽然背靠布鲁金斯学会这棵大树，李成认为，保持桑顿中心的领先地位必须依靠不断的创新。他说，中国的日新月异需要智囊们持续监测，及时提供前瞻性的分析。 李成介绍，中心3月和4月将举办多场活动，加强中美两国年轻学者的交流，话题包括两国关系的未来、年轻企业家群体影响力的增长等。他们还将加强对中国省市级政府领导层的研究，促进美国州政府与中国省政府之间的互动。另外，他们还将目光投向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届时将为民主党及共和党候选人、国会议员提供建议。与此同时，他们也会关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 李成还计划近期出版两本书籍。第一本书主要总结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五代领导人执政时期的特点，讲述由前两者领导的强人政治时代转变为集体领导时代的重大政治过渡，以及其间中国政治结构、支配政治精英的规则，和政策形成过程的深刻变化。第二本书仍以上海中产阶层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2009年至2014年的调查，讲述上海的海归及本土中产阶层价值观的差异和变化。 建议中国智库保持独立性 作为美国智库的领导层，李成对中国智库的发展颇感兴趣。他说，中国的智库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才，做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尤其是在中国的经济及社会问题研究领域。另外，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与美国相似的“旋转门”现象，但主要是退休的官员进入智库，很少出现年轻的智库成员进入政府的情况，他相信未来这一现象将有所改善。 他同时建议，中国智库的学者们要更多争取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这一点关键是靠保证研究的质量及独立性。他指出，布鲁金斯学会之所以重要，依靠的是长期树立的对“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的追求，而不是与政府官员走得多近。他们设立了各种规则保证独立性，即接受捐赠之初告知对方不能影响研究本身，研究员不能以在学会中的身份支持某一党派，每年申报演讲等获得的财产等。李成还建议中国的民间智库拥有更多包容性，期待有一天看到中国智库的美国研究中出现美国籍的领导。 采访最后，李成高度评价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执政第一年的成绩，他积极地谈论了轰轰烈烈的反腐斗争，对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审判，以及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全面深化改革。 李成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持乐观的态度。他说，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快速的发展，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人们的积极进取精神和对融入世界的渴望、雄厚的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是巨大优势。他认为，任何人，任何事件，即使是当前的房地产泡沫或金融危机，都不能阻止中国前进的步伐，“关键在于中国领导人如何抓住机遇”。 人物介绍 误入“歧途”的中国高层研究专家 李成诞生于上海，1985年赴美留学，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亚洲研究专业硕士学位，后于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李成2006年加入布鲁金斯学会，任桑顿中心研究部主任。目前他兼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和由杰出美籍华人组成的精英组织美国百人会成员，并曾担任百人会副会长。 李成长期致力于中国政治研究，尤其是他对于中国政治精英的代际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学术及现实影响，被海内外学术界公认为该领域的权威。然而，谁也没想到，很多年前，这只美国智库中的领头羊怀揣的梦想仅与文学有关。 选错专业开始“吃中国饭” 1956年，李成诞生于上海，是七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初中毕业后，他进入一所中专卫校求学，并在当地一所医院工作。之后，李成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就读，其间对比较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85年，29岁的李成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文学。由于不了解该校亚洲学研究项目包含文学、语言和政治经济三个方向，李成阴差阳错地选择了政治经济学，而当时转系几乎不可能。庆幸的是，他遇上了自己的导师、著名的中国研究政治学家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在他的指引下，李成爱上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当时，他们这批留学生学习英语时间太短，对美国政治及社会缺乏了解，要想在大学中生存下去，必须充分利用之前所学的知识和经历，而他们同时经历了“文革”和改革开放，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深刻，很多人选择了以中国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即所谓的“吃中国饭”，李成就是其中一员。 预测“技术官僚”崛起走红 谈到选择中国领导人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李成至今仍忍俊不禁。1987年，李成在选择硕士论文题目时犯了难，于是向导师求教。斯卡拉皮诺当时非常忙碌，只给了他15分钟，李成以说快板的速度描述了两个选择：研究中国的五四运动或是中国领导层“技术官僚”的兴起。斯卡拉皮诺果断地让他选择后者，因为关于后者的研究寥寥无几。 从那以后，李成积极搜集中国官方公开的资料，以及香港、台湾、海外的新闻报道，逐渐建起了中国领导人的数据库，经过不断更新升级，数据库如今囊括了两万多名中国精英，涉及党、政、军、地方、企业、教育等各领域。 同一年，李成率先预测了中国“技术官僚”的崛起，并称“技术官僚”将构成中国第三代、第四代领导层的主体，此前从未有人用这一词汇描述中国政府的官员们。李成的数据库清晰地反映了中国政治精英的轨迹，此后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和温家宝等拥有技术背景的人相继踏入领导行列。 李成的研究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过去10年间，随着中国领导人引来世界越来越多关注，李成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受到认可。 解读中国民间智库 在美国，民间智库是主流，但在中国，民间智库却是弱势群体。他们在经费保障、项目来源、成果上呈通道、建言献策平台上先天不足，却依然坚守着阵地，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在众多民间智库看来，所谓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就是要破除体制的约束，这也是许多政府智库专家加入民间智库的原因。 1.中国民间智库做什么？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秘书长苗绿：真正意义上的智库，应以影响政府决策为目标。一旦影响公共决策，则应以公共利益为考量，还要保持研究的独立性，不能被某一政府派别或出资方所左右，这就是民间智库存在的意义。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我们的研究主要围绕全球化这一话题，包括人才的全球化，以及企业的全球化。另外，我们还会承接一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课题。 盘古智库理事长易鹏：我们的研究主要以经济为主，组成人员包括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以及北大的一些中青年学者。我们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一些企业的赞助，或是承接政府的课题。 2.与政府智库有何差异？ 易鹏：民间智库的机制更为灵活，可以吸纳国内各研究所的专家和学者，以及海外的专家。但是我们的资金不如政府智库雄厚，而且缺乏人脉与资源的积累。 3.民间智库如何发挥影响力？ 王辉耀：我们承接了很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课题，为其建言献策，其中有很多被采纳。 易鹏：我们目前提出了20多个自主课题，都是“对国策有影响”的课题，例如国家金融安全的问题。这类课题计划每年做4个左右。另外，我们还与参加此次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合作，为他们的议案提案建言。 4.民间智库发展最大的掣肘？ 王辉耀：我们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资金，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寻找资金。 易鹏：我们最大的难题是缺乏人才。
2014年3月18日 -
中国成创新型国家需扭转人才赤字
中国现在出现了移民赤字、人才赤字、留学赤字的问题，中国人出去没错，但是不能只出不进。”28日，《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蓝皮书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做客中新网《新闻大家谈》时指出，中国要成为一个创新国家需要把人口红利转成人才红利，不断吸引海外人才才能提高创新能力。 王辉耀指出，目前中国人口流动进出相差了十几倍，中国当务之急是要吸引更多的人才到中国来，支撑中国的创新和不断发展的正是人才。 “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去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41万，比前年增加1万人。国外正吸引着大量的中国学生出去，但是只有较少的外国人愿意选择来中国留学。在现有来中国留学的外国人中，还有很多是短期的学习语言、文化、中医的，真正读学位的少之又少。” 追其原因，王辉耀表示，许多企业有意愿聘请有知名高校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却苦于无法提供工作实习签证。“大量的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非常需要外国留学生，却没有机制把他留下来在中国工作。” 王辉耀说，“中国如果要成为一个创新国家，占领未来世界产业的高地，没有一批国际化的、现代化的国际人才就实现不了。因此，我们需要改善中国目前人才赤字、移民赤字的局面。”
2014年3月18日 -
大型纪录片《中国留学生》开机
新华社手机电视台、CNC纪录片中心、中国先锋金融集团、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合作发布12集电视纪录片开机仪式《中国留学生》大型电视纪录片 吹响媒体、投资、智库“集结号” 中国登上“全球留学第一大国” 牵动华夏上千万“中国留学生”家庭全球每一百个国际留学生中，就有17个“中国留学生”。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留学第一大国。 每年会从中国走出更多的“小留学生”、“大留学生”乃至“留学家族”，但无论他们个体留学的目的——抑或是去看看外面世界的精彩，抑或是饱览世界学府的经纶，抑或是承载家族梦想的创业，都将汇集成中国留学传统文化中，那种负笈海外写春秋的生命历练哲学。 今天，当“中国留学潮”已经形成数百万的中国莘莘学子群体之时，“中国留学生”这五个大字，必将会牵动着身在国内，数量已达上千万的“中国留学生”家庭的日夜牵挂与翘首期盼。成就自我的梦想、成就家庭的愿望、造福社会的责任——都写在中国留学生的身上。 留学世界，海归中国——预祝12集电视纪录片《中国留学生》拍摄成功，收视长红。传播中国新生代留学生的思想，推动中国新海归筑梦属于自己的未来。 《中国留学生》—— 将首次真实记录新生代海外学子践行“留学世界梦”的历史画卷【《中国与全球化研究》独家报道】2013年11月27日，在北京举办了《中国留学生》12集电视纪录片主题研讨暨开机仪式。这部即将由新华社手机电视台、新华社纪录片中心、中国先锋金融集团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联合拍摄的电视纪录片，将全景式记录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以80后、90后乃至10后中国新生代海外留学生的求学历程、精神使命与成长变化。本部长达12集的电视纪录片，用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学部长、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的话说，这已经是创造了中国纪录片创作的最高级别，即12集为限的大型电视纪录片的投拍规模——值得期待。 一、《中国留学生》总制片人赵鹏：主流媒体顺应时代发展 发掘留学新生代智慧火种 中国新华电视总台台长、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总编辑、《中国留学生》总制片人赵鹏在研讨会上讲话：在今日的中国，“留学生现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热门词汇与社会关注点；进入2013年即将创造一个50万留学生群体走出国门的新历史记录，汇聚成改革开放以来人数总量300多万中国留学生大军，遍及世界100多个国家与地区。《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蓝皮书研究显示：中国留学生占世界留学生总数的17%。这一新生代中国留学群体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牵动着中国1000多万家庭的人才创富梦想，影响着数千万中国海外留学生家庭的生活与心灵牵挂。在介绍纪录片整体选题时，赵鹏表示：在海外的留学生活不仅是知识的传承，也是一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用镜头来记录和反映这种生活，这是媒体人的责任与使命。赵鹏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媒体资源的创新，提倡利用新媒体的发展，关注中国纪录片及视频事业的发展，才能充分取得文化、新闻、金融和智库、产业的共同发展。 据悉，《中国留学生》创作团队，前不久刚刚完成一部《中国故事》的摄制，该团队所拍摄的多部大型纪录片，获得过国家级大奖。赵鹏总制片人说：采用新媒体、自媒体、移动媒体的创新投拍方式，将会使遍及全球各地的千百万中国留学生们，都有机会成为这部反映他们这个新生代留学群体的大型电视纪录片的“编导”。这是本次拍摄12集电视纪录片《中国留学生》的一个划时代的主流媒体创新“中国留学文化”精品之作的主轴理念。 二、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中国亟需一部展现中国留学生现象的文化大作 中国留学海归研究权威专家——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与《中国海归发展报告》国际人才蓝皮书编著者之一的王辉耀博士，出席了《中国留学生》大型12集电视纪录片的开机研讨会，他首先肯定了新华电视台投拍《中国留学生》的媒体魄力和对中国留学生现象的极大关注。他认为：中国留学历史悠久，如今中国留学生已成为国际上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而留学生们也将是全球化国际人才力量的主要来源。尽管之前已经有过关于留学生群体的纪录片或电影作品，大多反映的是过去一个历史阶段的单体留学国家，如留日、留美的留学生生存状况，都不够跟上潮流。近几年，中国留学生更出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井喷”爆发现象，所以，亟需一部形象化、生动化、具体化展现中国留学生现象和展望中国人才未来发展趋势的纪录片。 王辉耀博士指出：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留学生发展史密切相关，有史以来的5代中国留学生创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承载着欧美同学会100周年的中国历史发展历程，传承着新生代留学人员的留学梦想。特别是1978年，当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向海外大量派遣中国留学生”的声音发出之后，中国迎来了新一轮“留学改变世界”的新时代。邓小平先生提出的对内“恢复高考”，对外“派遣留学生”的双重中国人才培养政策，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率先创新并建立了中国人才培养机制，部署了整个中国人才培养走向全球国际人才培养的历史发展战略。进入2000年以后，中国赴海外留学人员整体数量进入一个“积聚井喷”年代。这一现象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值得研究，这不仅仅是一个属于中国的人才研究命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国际人才研究命题，因为我们正面临着一个蓬勃发展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留学生”现象，只能发生在中国，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这部即将具有中国留学研究史诗性的12集电视纪录片，由新华社牵头制作与全程策划拍摄，调动新媒体、新角度、互动式交流采访拍摄手段，必将创造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历史上，一个极具里程碑式的主流新闻媒体新形象、新思想、新创造。王辉耀博士希望能够通过《中国留学生》这部12集电视纪录片的全球拍摄与世界地域传播，全景式展现出中国留学生的新风貌，记录下中国海外学子“留学世界海归中国”的全球化中国国际人才成长之路。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作为研究留学生群体与海归群体的中国高端国际智库，相继出版了《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海归发展报告》国际蓝皮书系列，引起了海内外主流媒体的群体式采访与连续报道。由此可以预测：这部由新华社领衔投拍，并由中国先锋金融集团倾情支持投资，并由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提供权威世界留学数据与智库研究成果，全程护航的中国电视纪录片“扛鼎之作”，必将为真正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国留学人员要成为留学人才库、智囊团与民间外交大使之三大“留学责任与使命”，开启中国留学生复兴中华伟业的历史担纲新时代。 三、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温乐群：讲好中国留学生故事 实现留学生人才价值 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秘书长温乐群，亲临现场致辞。他介绍说：中国留学生成为已成为国际最大留学群体，每7个留学生中就有一个中国人，年增长速度连续4年保持在20%的水平，其中有90%以上属于自费留学。目前仅北京市就有71家国家认可的专业留学机构，每年派遣到海外的留学人员超过10万人。他相信由新华社、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与中国先锋金融集团全力联合即将投拍的《中国留学生》电视纪录片，能够讲好一代代中国留学生的故事、中国留学生家庭的故事、中国留学生的创业、中国留学生的付出故事。这部《中国留学生》即将演绎出的中国留学生群体的个人经历、人生经历，都将串联成100多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历史性篇章，让新一代中国人继续努力，创造辉煌。 四、著名学者、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胡智锋：打造中国纪录片世界品牌 创新新媒体 著名学者、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胡智锋在研讨会上认为：中国留学群体从留美幼童至今的100-200年历史长河里，创造了引起世界关注与感知的“中国留学文化现象”的出现。这部《中国留学生》12集电视纪录片，必将创造中国主流媒体关注“中国世界性话题”的一个新先河。特别是在新华社手机电视台、CNC电视纪录片中心、中国先锋金融集团、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通力合作下，以“青春·YOUTH、多元·DIVERSITY、梦想·DREAM、成长·GROW”为创作新理念、传播新思维、交流新视角的《中国留学生》电视纪录片，一定为赢得遍及全球各地的中国留学生个人、中国留学生家庭、中国留学生企业、中国留学生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与倾情回报。胡智锋认为：从纪录片的角度出发，从推进纪录片品牌的建设上读解即将开拍的《中国留学生》12集电视纪录片，必将成为打造中国纪录片世界品牌的一次创新尝试。正因为“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历史性、独特性与世界性，如此成规模地纪录这群代表中国先进思想文化与创新技术未来知识阶层的成长历程，这本身就是在创造一个新历史。利用独特的人物与故事，利用优质的纪录片资源，建立在新华社独有的、不可替代的独家采访留学生的主流媒体优势，有理由期待这部即将开拍的《中国留学生》，在目前媒介融合时代的大背景下，让更多的年轻受众喜欢、让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参与、让更贴近留学生互动交流的方式传播，一定会创造一个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历史上，再造中国新电视纪录片品牌模式的世纪里程碑。 五、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创造影响中国社会学研究成果的“纪录片大作”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学部长、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何苏六在充分肯定这部即将开拍的12集电视纪录片《中国留学生》之后，定位其为凝聚了中国留学生、中国留学研究者、中国留学生关注者的大社会群体的智慧与力量。特别是用电视记录的手法，去表现“留学生”这一在中国社会特别敏感与热门的未来精英阶层，在海外国内发展的历程进程，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可以透析与洞察出中国人才、中国经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在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中华复兴之路上，即将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角色。这部《中国留学生》其基因成长与爆发，就在于紧紧跟随并抓住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脉搏，抓住了这群难得的“学贯中西”的群体，其未来通过媒体整合，创新传播的结果，必将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学领域值得保存与研究的人文科学发展领域的“精品大成之作”。由创造了《中国故事》的年轻充满活力的新生代编导团队执笔、执导、执行，可以相信“青春·YOUTH、多元·DIVERSITY、梦想·DREAM、成长·GROW”的《中国留学生》创作风格，一定能赢得过去、现在乃至未来“中国留学生”群体发自内心的支持、交流、传播与鼓励。 六、美国ICN国际卫视董事长李燕：海外华人留学生鼎力支持《中国留学生》开拍 俏佳人集团、美国ICN国际卫视董事长兼总裁李燕出席研讨会，她代表在美国的留学生一代对《中国留学生》的开拍表示祝贺，同时她表示ICN电视联盟网将会大力支持《中国留学生》这部电视纪录片在美国的全程拍摄。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走在世界各地创业发展，目前在美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中，每100名中就有17个中国留学生。她在美国每天都在与这些中国留美学生交流、谈心，每天都会遇到他们身在异国他乡，谈论学习、谈论创业、谈论签证、谈论居留、谈论父母、谈论婚姻、谈论未来的家庭与子女教育，等等。所以说，这部《中国留学生》由新华社主流媒体全程策划与拍摄，由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专家学者的权威支持与报道，由像中国先锋金融集团鼎力出资，特别是有那么庞大的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倾情关注与期盼，《中国留学生》一定会赢得中国留学生乃至全球留学生的尊重与追捧。 七、中国先锋金融集团CEO张利群：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化 “中国留学生”功不可没 中国先锋金融集团CEO张利群应邀在开拍研讨会上致辞。他说：作为致力于中国发展、致力于未来走向国际化全球化发展的中国先锋金融集团，有机会与新华社、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合作，投资投拍这部12集电视纪录片《中国留学生》，值得祝贺。这次先锋集团对《中国留学生》记录片的投资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他说先锋集团十年的成长中就有大量的留学生加入其中创新发展，很多留学生海归已经成为企业骨干，甚至是核心力量。 中国留学生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国际人才角色，他们的知识结构、国际化视野、超前的创新意识、非凡的工作精神，对中国企业的发展与壮大，意义非凡。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国留学生群体所能起到的历史性作用毋容置疑。相信通过这部《中国留学生》电视纪录片在海内外的拍摄与传播，一定会给未来的中国、未来的世界，带来一股新的国际化人才培养、创业、发展的新思维。值得拭目以待。 八、中国网信金融集团首席执行官盛佳：身为曾经的中国留学生 投资《中国留学生》 中国网信金融集团首席执行官盛佳在开机仪式上，首先他对《中国留学生》这部纪录片的开拍表示祝贺，因为自己十年前就是一名从中国走出去求学创业的中国留学生一份子，回国后能有机会直接参与，直接加入这部反映新生代海归成长的电视纪录片的投资团队，也是完成了一个自己在海外一直想实现的一个“海归中国梦”。这次与新华社合作拍摄《中国留学生》，将进一步促进中国金融平台与主流媒体、高端智库“跨界整合，共同发展”的新型创业之路，这也是中国留学生回国创业发展的一次有力的尝试，借助新华社强大权威的全球媒体资源，汇集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端权威的智库理念资源，相信这种创新的跨领域性创新性合作模式，一定会让《中国留学生》这部12集电视纪录片，取得最终多元化、多维度、多层面的多赢化局面的合作成果。创新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品牌打造之路，中国留学生值得去创造与开拓。 九、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国际人才动态》：探索与迎接媒体与智库合作新时代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国际人才动态》，在现场采访了新华视讯手机电视台有限公司李勤台长时，他说：这次新华视讯打破惯例，首度与权威研究中国留学生与海归群体的国际智库——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合作，希望能够为新闻媒体在打造纪录片品牌创作上，开创先例。媒体与智库的专业化团队合作，将会极大推动中国媒体全球化传播的历史发展进程，与具备人文与文化研究成果的研究者、学者合作，将会为中国媒体把握与世界全球化媒体接轨并创新，探索出一条具有合作发展潜力的新型媒体纪录片的品牌化国际化创作之路。加强新闻媒体资源与国际化高端领域智库的广泛交流与深度合作，将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 十、《中国留学生》编导王冰迪：“青春、多元、梦想、成长”——创造新奇迹 《中国留学生》编导王冰迪在开拍仪式上讲话，全面介绍了这部12集电视纪录片的策划元素、题材特点、拍摄手法、传播途径。王冰迪说这部反映中国留学生题材的大型纪录片制作团队，曾经创作过《中国故事》。将会用全新的编导理念，秉承新华社新闻纪录片风格，采用多视角的拍摄镜头，还原多样的留学生活，探索反映青春、多元、梦想、成长的四大元素，以新锐的纪录片创作手法，真实纪录新生代海外学子丰富多彩的国外求学生涯，探寻当代中国留学生在全球化多元化文化背景下，实现自我价值，提升社会责任感的不一样的留学创业心路历程。
2014年3月18日 -
央视报道：“海归”学历认证难 中介代办价格翻十几倍
年底是求职招聘的高峰期，很多明年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都已经提前开始物色招聘单位，不仅如此，眼下还有不少海外学子选择这个求职的黄金时间回国找工作。去年一年，我国有27万的留学生回国，比前年增长了50%，这也让我国迎来史上规模最大的“归国潮”。而拿着国外学历的留学生在回国求职的时候，大多需要向招聘单位提供一份国内教育部门认可的“国外学历认证”，不过，很多留学生都表示，这份认证要办下来，短则一个月，长则三个月，为此错失就业良机的学生大有人在。 认证机构仅一家 周期长达数月 小陆曾在英国留学，去年毕业回国。在求职时她才发现，很多国内用人单位在鉴别国外高等教育文凭时，都要依据“国外学历认证”证书，甚至把它当作录取签约的必备条件，而国内唯一能认证国外学历学位的机构就是“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小陆早早地把材料交到这里，但是很久都没有消息。 按照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网站的说明，“国外学历学位认证评估过程需要20个工作日。”但小陆从7月提交材料，一直到10月22日收到认证，用了三个多月。而等待的这段时间，小陆因为没有“学历认证”，无法在档案中添加学历信息，差点因此失去了入职的机会。 在网络上，像小陆这样等待认证的留学生还有不少。有的说“学历认证慢到静止”，有的从“4月初办理，到6月份还在认证中”。“慢”这个字儿成了大家的共鸣词。 那么这份事关求职、落户这些大事的学历认证，到底“慢”在哪了呢？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书面答复中，认证慢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海外的颁发证书机构答复核查信函不及时；二、外地申请者的银行汇款到账不及时；三、认证辅助材料不全等原因，都可能导致认证完成期限相应延长。据统计，刚刚过去的2012年“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了9万多份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比2011年增加了25%，而不断增多的留学归国人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历认证的速度。 价格翻了十几倍 认证中介能加急？ 在求职、就业的好机会面前，很多留学生可真是等不起那么长时间的“学历认证”。所以在网络上，也出现了很多“留学生学历认证”的中介机构。它们声称可以加急办理认证，保证30个工作日就能到手，这是真的吗？ 在网络上搜索“国外学历认证”，就能出现大量的中介机构网站。有的声称，留学生自己去办“国外学历认证”得两三个月，自己却能办理“加急业务”。一家名叫“广宇志合”的中介公司，工作人员声称它们只要30天就能加急办好。 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官网，“常见问题解答”这个栏目专门解释了“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不能加急”，但这些中介机构又怎么敢签订合同，保证30个工作日的特殊办理呢？中介人员的答复语出惊人：我们公司的管理层有以前从留服出来的，就认识里面的人。如果我们去提交的话，会跟那边打个招呼。 “打招呼”、“夹塞儿”，这就是中介口中的“加急办理”，而更让人吃惊的，还有高的离谱的价格。认证费、翻译费、还有加急的费用就1万，先签合同之后付一半，然后结果出来以后付一半。 而按照“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公布的正常收费标准，每件学历学位证书认证费为360元，如果需要翻译材料，自己可能再出300元左右，中介的价格比这整整高出了约14倍。更何况，按照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规定，“不接受任何代办机构代替申请者递交的认证申请”。 官方：未授权代办机构为虚假宣传 此前，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了“各省市政府下属人才和国际教育交流服务机构”名单，留学回国人员可就近到这些验证机构递交申请材料。并发表声明：凡未在名册之内的机构，如其宣称可以代理递交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认证申请材料或提供认证咨询，均为虚假宣传。而记者调查的这些中介机构都不在此名单中。 专家：加强认证信息公开服务意识 一张“国外学历认证”，一方面让一些回国的留学生在纠结中漫长等待，生怕因此错过就业的良机；而另一方面，也让一些中介机构利用这份焦急的心理，借此大肆牟利。对此，专家建议，应该通过多种方式，让“国外学历认证”更有效率，这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破解这个困局。 目前，“国外、境外学历认证”已经成为很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等在招录留学生时的“硬指标”。而按目前规定，国内认证“国外、境外学历学位”的机构只有“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对于唯此一家的认证，如何提高它的服务水平和认证效率成为关键。专家认为，应该通过公开的信息渠道，让留学人员清楚知道认证所处的环节和问题，同时也让它成为面向社会的监督方式。 去年，超过27万的留学人员学成回国，其中参加“国外、境外学历认证”的有9万人以上，占回国人员总量的1/3，今年还有可能继续增长。留学专家认为，应对大规模留学归国人员进行“学历认证”的压力，可以借鉴一些西方国家社会化的“学历认证”方式，提高效率。 内容选自央视新闻
2014年3月18日 -
搜狐推出《那三届：77、78、79级大学生的中国记忆》连载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快讯】近日，搜狐读书频道精选连载了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博士主编，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新书《那三届：77、78、79级大学生的中国记忆》一书的部分文章，以飨读者。 本书汇集了38位“新三届”学人励志传奇、成功故事、反思、梦想，呈现给读者一个难以复制的群体的集体记忆。是一部由回忆录、日记、随笔、散文组成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私人札记。书中作者均为各界精英，包括陈平原、陶景洲、王辉耀、刘震云、王绍光、刘宏、徐小平等一批知名的企业家、作家、律师、学者、海外华人。他们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重新集结，为中国梦建言献策，贡献思想，把脉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 “新三届”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即77、78、79级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以平均不足5%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毕业30年后的今天，在政、商、学各领域，他们中很多人成长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精英分子和中坚力量。 在中国当前面临新的历史转折关口，在77、78、79级毕业30周年之际，本书既是一种集体的追忆与纪念，也力图唤醒当年的梦想、激情和社会责任感，总结和反思那三届30年的成就与不足，并展望未来的路径，探讨新的趋势与选择。 随着77、78、79级的同学们很多都已经成为中国主流社会的栋梁之材时，他们也已经度过了他们人生的大半难忘时光，也成为一部分难忘的中国记忆。他们希望自己的独特经历和体验，能够给当下中国的年轻人以更多的启迪。 李子实——伸向远方的清华台阶 人物简介：李子实，1977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后在国家事业单位担任工程师四年，此后成为外资公司在华首席代表。1997年，进入清华紫光集团，曾担任下属上市公司总经理。现任维信诺集团顾问。三十年沧海桑田，历经中西企业文化的碰撞融合，见证时代起与伏，感悟人生名与利。 文章摘录： 朋友向我约稿，要我写写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那几届学生，实在是有些忐忑。似乎有很多东西可写，但又无从下笔。 想起一次在汕头和别人谈事，说到我是清华毕业，他们都说常和清华的人打交道，你不像清华的人，风格和言谈举止都不像。其实我是生在清华校医院里，在清华附小、附中度过“文革”时光，“文革”末期又在清华附中当老师，1977年高考进入清华化工系的。工作多年后，又在清华读了EMBA。说实在的，比我更“清华”的人很少。这使我意识到不同年代的清华学子或许已经有了很多不同，我们这代人身上一定是有着与他人不同的“历史烙印”。 “代沟”这个说法，已经有几十年了，毋庸置疑，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经历，想法、做法、生活方式自然会有所不同。尤其在这个变化得让人目不暇接的年代，据说五六年就会有“代沟”，像我们这批最年轻也到了“知天命”年龄的人，与后来者有诸多不同应该不足为奇。问题在于，我们这些刚恢复高考就考入大学，毕业后的职业生涯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人，一定有着更鲜明的历史烙印。这种历史烙印不仅仅在于我们上学之前的那些不可复制的经历，更在于我们经历、践行和见证了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巨变过程。 几十年走来，许多往事已如烟散去，却总有一些挥之不去，许多记忆已如碎片难以拼接，却还有一些凝固在脑海里。评价一代人本身就是件很困难的事，不如把自己的经历勾勒出来，让大家去体会吧。 张亚勤——从“少年班”到微软 人物简介：张亚勤，1978年12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1997年，31岁时被授予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成为该协会100年历史上获得这一荣誉最年轻的科学家。现任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负责微软在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科研及产品开发的整体布局，推进微软在这一地区的业务发展、市场策略及本土自主创新。此前，张亚勤博士在美国总部掌管微软全球移动及嵌入式产品平台，担纲微软进入PC之外市场的领军者。张亚勤博士是通讯和软件领域世界级的科学家。 文章摘录： 2013年2月9日，农历除夕。身边的同事都已休假回家，只我一个人在偌大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写邮件、清理之前堆积的繁琐事务、上微博看网友们对蛇年新春的憧憬与祝福……没有演讲，没有干扰，周围没有一个人，难得的清净与平和。我的本心从未改变，和多年前独自行走在山路上的那个少年并无不同。在内心深处，仍是那个信奉“人沉静时智慧升起”的思想者。 我希望生活有一点不确定性，有一点挑战，这样才有乐趣。从中科大少年班的神童，到微软全球副总裁，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对于我们这些少年班的小孩来说，童年似乎都结束得太早了。我们过早地承受了成年人的期许和异样的眼光，长大后却始终无法进入正常的社会秩序。在我们的背影里，有100多年前对少年中国的呼唤，有30年前对中国少年的期待，有如今对未来的沉思。 回忆起30年前的那场考试，我觉得1978年，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是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一年，也是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一年。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视野、远见、魄力和勇气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因为改革开放、中国发展需要人才，高考就是培养人才，所以要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高考还给了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那些在过去丧失了机会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接受教育。 徐小平——把人生经历“设计”成人生财富 人物简介：徐小平，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1987年至1995年，在美国、加拿大留学、定居，并获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音乐学硕士学位。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创立“真格”天使投资基金。他在新东方提出了鼓励留学生回国创业并成为新东方精神象征之一的“彩虹计划”，他是新东方留学、签证、出国咨询事业的创始人和独立董事，被中国青年一代尊称为“人生设计师”。著有《图穷对话录——我的新东方人生咨询》等多部著作。 文章摘录： 我的身上打上了那个年代的孩子不幸的时代烙印：在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三年饥荒，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几个星期前挂起来的“风干肉”；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不得不放弃学业，去当地一个剧团跑龙套，从这一个公社到那一个公社，从这一个大队到那一个大队。 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名校情结”，只有“我要读书”的高玉宝式“读书情结”。半夜鸡叫，我不用起来做工，但却要起来读书。我们有一个多么好学然而却失学的青春岁月！ 高中毕业后为逃避上山下乡我进了泰兴文工团，拉手风琴和小提琴，还是“上山下乡”，到周边各个公社演出，有时候深夜回来了，就在库房里睡稻草地铺。但我无法将自己的激情和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音乐上，苦闷、空虚，我发疯似地学习古文、汉赋、唐诗、宋词等等，将自己的满腹抑郁和激情寄托于中国古典文学。当改革开放即将开始的消息传到江苏小城时，我彻夜狂奔在泰兴县城的大街小巷，但却找不到一个知音来宣泄内心的喜悦和对未来的向往。 在文工团工作了四年，1976年，我心急火燎地让父母给我找人通关系，搞一个工农兵大学的指标，完成我的大学梦。不幸的是，或曰幸运的是，我爸爸的地位在江苏泰兴小城还不够高，我的这个梦想，未能如愿。这种“游吟歌手”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我来到南京，听到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才有了改变。 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那一瞬间，我知道时代在变，学习知识的门再一次向我们打开了，我不能放弃！当了几年的“游吟歌手”，我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于是我填报了音乐界的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十年“文革”积压了大量的人才，这所只招收两百多人的学校居然有几万人填报，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报了，因为参与就有机会——哪怕不大，不参与就完全没有可能。 我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后来没想到，这个悲惨经历却成了我的宝贵人生财富，我经常拿它来教育我的学生，告诉他们，一万年太久，不争四年，像我这样的人一样有出息。 陶景洲——实务为国，律师人生 人物简介：陶景洲，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取得学士学位后，被教育部派遣到法国学习，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研究生。现为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负责亚洲业务开拓的执行合伙人。曾获得“中国反倾销第一人”、“亚洲地区最优秀的仲裁律师”等称号。我们这一代人，冲破三年自然灾害，跨越十年“文化大革命”，沐浴数十载改革开放的春风，可以说是“历经风雨沧桑”。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第一届学生，回想起这些年的点点滴滴，我一直相信，一个人的际遇，有自身的努力，时代的催化，而于我而言，还总有命运的眷顾。 文章摘录： 1977年的那次高考，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年轻，心中装满了非北大清华不读之傲气，即使父母偷偷地把他的志愿改为安徽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但在关键的最后时刻，他把志愿又改回了北大。这个小年轻，就是三十多年前的我。虽然我知道“父母在，不远游”，也知道一个小县城的孩子，在偌大的北京城举目无亲，可能举步维艰。但是，这个傲气的年轻人，还是毅然决定要开启一段“冒险”的旅途。记得当时北大法律系是绝密专业，对学生的政审很严，我们这届法律系一共招收了82名新生，来自安徽的，只有李克强、张恒山和我。北大的杨敦先教授多年之后亲切地称呼我们为“黄埔一期”。当时，北大名师如云，有到过延安的陈守一系主任，也有国际法教授王铁崖，还有国际经济法教授芮沐。其中，对我们影响颇大的一位老师就是已故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家龚祥瑞教授。他早年曾赴英国深造，兼具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的素养。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龚教授家的小庭院里，我们一帮人经常一起讨论欧美政制和宪政。龚教授使用他自编的教材，指定我们一个人作报告，其他人听完后作出点评。我印象最深的是龚教授对“责任”的讲解：“责任就是你必须完成交给你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解释原因；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完成人民交给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向人民解释原因，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府。”龚教授的这些宪政真义，就好像是天降甘霖，滋润了那个苦涩的年代，也为我们驱散了眼前的迷雾。 除了法律的专业课程，我们也学英语。因为是“文革”后的第一届，我们高考时根本不考英语，进校时，我一个英文字都不会。还有的同学在中学时学的是俄语。当时我和许多同学都有同样的学习工具：一个用橡皮筋扎起来的小卡片本子，一面写着英文，一面写着中文。我们一有空就会拿出来背。 当然，我们的生活也不仅是专业或语言的学习，还有很多“诗情画意”。比如，我的收音机就是当时的休闲“神器”，宿舍里七个人常围在那个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爱情的故事》；我们也会骑着自行车，到未名湖开诗歌朗诵会，或者到美术馆看展览。整个北大，到处都充满了我们的身影，那种奔忙和喜悦，也许可以说成是一股“穷折腾”的劲头，却让整个北大“热气腾腾”。 四年的学生生活，在那些泛黄的老照片上显得灰白又朦胧，但是在我们心里，却永远那么斑斓而清晰。四年的大学生活是我人生的盛宴，是生命中一大幸事。三十多年过去了，上铺何山（原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巡视员）均匀的鼾声时常让我忍俊不禁；武树臣（曾任北京奥组委法律部部长）对古文的推敲和朗读总是那么深沉饱满；何勤华（现华东政法大学校长）那腰间裹着的保暖护胃的宽带和几乎每天必燃的小灶总是让人感觉心里暖融融；徐杰（现浙江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和刘凤鸣（现美国通用电器中国副总裁）醉卧的姿态也不时闯入我的脑海；和李克强（现国务院总理）就英文单词的争论也还在耳畔回响。那四年里的点点滴滴，如今仍然历历在目，点缀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同窗之情，师生之谊，刻骨铭心。 熊晓鸽——在早晨第一缕阳光中起飞 人物简介：熊晓鸽，湖南大学77级外语系学士，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现任IDG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IDG资本创始合伙人。1993年，协助IDG创始人兼董事长麦戈文先生在中国创立太平洋风险技术基金（现更名为IDG资本），是最早将西方技术风险投资实践引入中国的人士。2004年，熊晓鸽在母校美国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设立了两项个人奖项——“熊晓鸽新闻终身成就奖”和“熊晓鸽亚洲报道年度记者奖”。同年，他荣获波士顿大学“杰出校友奖”。 文章摘录： 母亲生我的时候，一只鸽子恰好飞进喜气洋洋的家里，于是父母给我取名晓鸽，寓意人生就像这清晨的阳光一样绚丽灿烂，像可爱的鸽子一般自由自在，快乐飞翔。 我的成长与我的母亲不可分割。母亲幼年穷苦，从小吃了很多苦，受了不少罪，但她所有的痛苦、辛酸、哀愁、无奈，统统不想让我知道，希望我生活在一个纯粹光明的世界里。她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小心地为我维护着一个简单美好的世界：月亮无论盈亏圆缺，都是美丽的；今天虽然是阴天，但明天太阳一定会出来。而母亲自己永远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笑脸，是这所有光明承诺最坚强的保证。 那时候，有小朋友嘲笑我父亲的残疾，模仿他用假肢走路一瘸一拐的姿势，让我很难堪。可母亲并不生气，只是笑着告诉我，爸爸的腿是为国家打仗受伤的，他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是我们家的光荣！一句话说得我挺直了腰杆，再也不把别人的羞辱放在心上。 成年后，商海弄舟，也经历了不少大风大浪。常常有同事大惑不解地问，你为什么总是那么乐观？在人人垂头丧气的时候依然信心百倍？我只是笑一笑，告诉他，我的乐观已经是一种本能。我没有告诉他的是，我这近似偏执的乐观，其实源自于母亲的信念和坚持——是她让我的心里没有阴影和疑云，永远从光明的一面去认知这个复杂凶险的世界；是她让我从孩提时代就坚信：太阳会出来，明天会更好。 薛澜——三所大学，一代传奇 人物简介：薛澜，1977年考入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长春理工大学）。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工程与公共政策博士。现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兼院长、工程科技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同时兼任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非常任高级研究员、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兼职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英国牛津大学布兰维尼克政府学院学术顾问委员会委员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政策、创新政策与管理、危机与风险管理。 文章摘录： “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前三届大学生（77、78、79级）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人们希望，这个既有丰富的中国生活经验，经历过知识饥渴的“新三届”，能够为我们贡献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大思想家，能够引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毕业30年之余，编者提出一个命题，让大家在同窗聚首畅叙友情的同时，把珍贵的回忆和深邃的思考用文字留下来，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中国近代历史风云变幻跌宕起伏，从“五四”运动的知识青年，到抗战时期的救亡学生，再到“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学员，每一代大学生都有卓然不凡令人难忘的经历，“新三届”为何能够在众多的大学生中受到关注？细想起来，答案也许就在于“新三届”大学生处于“文革”浩劫和改革开放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空前的历史机遇，使得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无意间上了“三所大学”——社会大学、校园大学和国际大学，从而成长为国家发展与民族振兴的骨干栋梁，构成了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段传奇。 社会大学指的是这一代人上大学之前的社会经历，包括上山下乡当农民，到工厂当工人，到部队当兵等。校园大学就是他们成为第一代大学生的就学经历。而国际大学则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在大学毕业之后，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到国外留学、进修或工作的经历。中国20世纪50、60、80年代的大学生是在中学毕业之后直接考试的，很少有在社会上独立生活工作的体验，而且改革开放后也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人有机会出国学习。因此，正是中国“文革”和改革开放的特定历史背景，造就了“新三届”这样不可复制的一代，也为中国高等教育留下了一个值得回味的主题。 王辉耀——人生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 人物简介：王辉耀，广州外国语学院1977级毕业生，获得英美文学学士学位，后在加拿大温莎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获MBA学位和国际管理博士（PhD）学位。现担任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文章摘录： 人们说77、78、79级大学毕业生是一个特殊而幸运的成功群体，然而“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对我们这一代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来说，开放不仅是宏观的国家意图与社会行动，更是指向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生活方式、人生愿景。在不断开放中突破人生围城，在不断开放中开阔人生境界，才使得我们这一代人生的时代印记和群体特色如此鲜明。于我而言，开放更是一种深切的人生体味与感慨。三十多年前，当我还在上山下乡的时候，不会想到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大潮，也想不到自己能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再参与到时代的开放中来；当然更不会设想到后来游走东西方、不断突围的人生经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入国家部委工作的大学生、最早留学的MBA、第一批跨国公司的高管、最早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出身的国外政府高级官员，随后又成为第一批参与回国创业的海归，第一批创办海归社团、国际化智库的社会企业家。 我的开放人生，从1977年的高考开始。 1977年，当代中国历史风云变幻的一年，无疑也是改变整整一代人命运的转折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最初提出两个重大举措：对内恢复高考、对外派遣留学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作为接受再教育的高中毕业生，我在1976年初夏来到了地处四川丘陵地带的金堂县龙王公社，从一个城里人转眼间成了中国最底层的农民，过起了在茅屋中与老鼠共眠的日子。遇到雨天，根本没办法穿鞋在泥泞的乡村小路上行走，只能光脚，大脚拇指要使劲压住路面，这种感受至今印象深刻。没有自来水和电，照明靠每月配给的半斤煤油，饮水靠喝井里不卫生的生水。为了接受再教育，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出门干活，到晚上十点才能收工，每天劳动只能记七个工分。即便如此，单纯的对知识的渴望一直支撑着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英语和各种知识，因为做铁路工程师的母亲和曾参与援建坦赞铁路的父亲不断鼓励我：知识能改变一切。我点起煤油灯看书学习到深夜，在蚊虫弥漫的酷暑，穿着长衣长裤浑身大汗地看书；在寒冬，干脆喝辣椒水取暖。那个年代也赋予年轻人满腔热情，我在日记本上找到了当年写下的句子：“去了，去了，终于去了，十七岁的我终于来到了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人生的道路就从这里开始了。”然而，激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残酷的现实替代了。到晚上，不通电的村里简直伸手不见五指，每天劳累一天回来还要自己做饭。四川农村做饭靠烧稻杆，烟熏火缭，我每做一顿饭，就被熏得泪流满面。严重的挫败感油然而生，继而变成强烈的不理解和深深的绝望：为什么古今中外都是随着社会发展，人口不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而我们却恰恰相反？难道我的青春只能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耗下去？ 1977年10月12日晚，公社广播的大喇叭中传来消息：正式恢复在十年“文革”中被中止的高考制度。平地一声惊雷，这个消息让所有知识青年欣喜若狂。万分激动的我知道，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冥冥中感觉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专题内容详情请登录： http://lz.book.sohu.com/book-28271.html?qq-pf-to=pcqq.c2c或点击最下面的“阅读原文”进入专题。 图书目录一览 序言 上篇：如歌岁月 王邵光：大学梦，不期而至 王德禄：梦想与反思 李子实：伸向远方的清华台阶 陈平原：我们和我们的时代 张亚勤：从“少年班”到微软 陈建功：如歌的岁月 张隆溪：学者，行走中西 罗志田：不可复制的一代 俞吾金：我的哲学人生 饶 毅：你可以为中国做什么？ 徐小平：把人生经历“设计”成人生财富 陶景洲：务实为国 律师人生 曹 莉：北外，剑桥，清华 熊晓鸽：在早晨第一缕阳光中起飞 薛澜：我的大学三部曲 中篇 奋斗求索 王伯庆：我的教育情结 王辉耀：人生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 叶舒宪：我的“石头记” 宁滨： 人才为中国提速 刘宏： 我的1978：回忆与思考 刘海峰：我与高考的不解之缘 许跃生：我们的大学为何难出人才？ 陈圣来：把国际舞台搬到中国 葛明：中国梦，正当时 蒋述卓：一个学者的中国梦 韩清源：中国梦 美国梦 颜海平：再启程：77的路 下篇 建言中国 王振耀：要尊重普通大众的一般需求 朱苏力：满足老百姓的需要是我们的根 关爱和：“李约瑟之问”与“钱学森之问” 刘震云：中国教育的本身需要教育 张杰：继往开来的一代 陈春声：中国教育的反思 汪晓来：规划是面向所有民众的服务 周斌：文化自觉的缺乏 段培君：中国的发展需要梦 童世骏：从“中国问题”到“中国贡献” 谢思敏：中国走向世界的途径 后记
2014年3月18日 -
李山：改变海归人才的边缘化，实现海外华人的“报国有门”
2013年10月21日下午两点，来自海内外的知名高层次欧美同学会会员及留学人员代表，在聆听了上午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后，相聚在欧美同学会会馆第四会议室，参加了由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办，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承办的一场专题建言献策座谈会，大家在会上从各自的留学经历与回国创业发展的独特视角，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专业与现实等诸多领域，坦率并真诚地阐述了自己的独特观点与建议，希望发挥建言献策的话语权与权威性，推动中国留学事业、海归事业健康稳步的发展。 来自海内外的知名留学人员代表纷纷发言，对欧美同学会及目前中国留学人员的政策、方针和现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以下为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业务顾问李山的发言实录： 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需要人才，中国的全球化需要全球化人尤其是海归人才。海归人才虽然处在边缘化的位置，他们拥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两个领域取得很大的成功：一个是经商，又很多创业的海归做得很成功。第二、做学问，他们留在海外一流学府做学问，在许多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如果把两个资源结合起来，可以实现习总书记对欧美同学会的智库和民间外交的期望。 在我们这个时代，简单说留学生总体来讲还是被边缘化。举一个我孩子的例子，我女儿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国际关系，她希望回国到外交部实习，但是这件事经过多方的努力还是没有成功。根本的原因是按照国家现行的政策，自费留学生不能进入外交部门工作和实习。我们需要加快人事体制改革，从而使更多的留学生可以“报国有门”。 我的回国经历是三进三出回国，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第五代留学生在中国遇到的环境问题。第一次是进入国家开发银行，干了一两年没拿工资就走了。朱镕基总理提出要建立中国的高盛，我和汪潮涌分别从高盛和摩根辞职回到中国，但是当时中国的环境大致我们没有做成，也没事情可以让你做，所以我们走了。第二次是中银国际做总裁，这个时候中国在发展，留学报国的环境在不断地改善。我担任了中银国际CEO的5年间将国外的模式搬到了中国，使中银国际成为中国的小高盛。这次的离开和留学生政策有关：当时中国银行要上市，而我作为中国银行投行的一把手，却因为不在体制内，而被排斥在干部提拔的考虑范围之外。第三次是千人计划专家，担任国家开发银行首席业务顾问，享受高管的待遇。 中国社会本质上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也是我国的千人计划和人才体制的指导思想。就像今天的会场，欧美同学会的会议室，挂的是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而进入我的母校清华大学，第一眼看到的是“行胜于言”这种现代化气息浓厚的文化。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而思想观念的改变需要很长的时间。 提升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的智库作用 总书记讲了中国的五代留学生，他们创立国民党，创立共产党，创立新中国，成就了两弹一星的辉煌历史。他充分肯定了留学生对中国近代发展历史贡献，对大家给予厚望。习总书记指出，欧美同学会下一步要做智库，要做民间外交。 欧美同学会所积聚的国内外资源是任何组织没法比的，今后欧美同学会可以发扬我们建言献策的传统，成立一个欧美同学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主要研究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律、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广大留学生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从资金和智力两个方面群策群力。在研究模式上可以借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研究模式，每年定期举办研讨会。 中国在人才领域中呈现的问题更多是表面现象，而问题的根本是思想观念的问题。欧美同学会作为独立的思想平台，有着体制内的智库所不具备的优势，可以成为中国社会思想观念改变进程中的一个撬动点。 留学生的领袖孙中山先生有一句话“知难行易”，改变中国的idea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最近有一部电影《活着只为改变世界》，留学生活着只为改变中国，改变中国的思想观念。
2014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