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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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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智库升温
从某种方面看，中国智库正面临最好的发展机遇，但要真正迎来发展的春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场由民间智库举办的主题为“智库与中国发展”的专题座谈会，却由中国官方智库和外方智库唱起了主角。应邀到会的十多位发言嘉宾中，鲜见来自民间智库的代表。不过，这并不影响与会嘉宾的发言热情，原定两个半小时的座谈会延长了一个小时。 4月17日下午两点半许，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5号。这场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座谈会即将开始前，饭店服务人员匆忙加进来一批椅子。到会人员的数量超出了主办方的预计。 2009年，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牵头组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随后，该中心主办了规模盛大的全球智库峰会。此后，“智库”受关注的程度开始在中国快速升温。但在很多业界人士眼里，2013年，中国智库才算是开始走向“发展的春天”。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首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从某种方面看，我国智库正面临最好的发展机遇，但要真正迎来发展的春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座谈会主持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说。 落后者的优势 2014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项目”发布了《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这所大学已连续7年发布该系列报告，并使其成为全球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智库报告。 不论是在智库的总量还是在个体排名上，中国都远逊于美国。虽然中国以426家智库的总量拿下了次席，但排名第一的美国智库总量为1828个，是中国的四倍还多。在全球前100名顶级智库中，中国仅占6席，在中国和亚洲都排名第一的中国社科院列第20位，而美国智库则独揽了全球前10中的6席。 美国智库的巨大领先优势，足以让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总裁威廉·奥福尔霍特有底气来分享一下他的经验。奥福尔霍特在2002年至2008年期间曾在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出任亚太研究中心主任，而这家智库多次位居《全球智库报告》的前10之列。但奥福尔霍特在简要介绍了兰德公司和美国智库整体的情况后，却谦虚地谈起中国智库的优势：“美国的智库很少去想长远的战略性问题，比如在经济危机中，它们更多地关注眼下财政和货币政策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而中国社科院的一些财政和金融研究部门则做了很多战略性分析。” 这样的“谦虚”在美国的智库学者中并不少见。紧接着奥福尔霍特之后发言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回忆起了美国五角大楼战略规划部门负责人曾对他讲起的一个“段子”：美国前任防长盖茨到五角大楼赴任后不久，就问这位部长负责人能不能着重做一些长远规划，而不要只顾眼前的事情。这位负责人当时问，长远是多长。盖茨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说，3天。 在中国，不少人认为中国缺少战略思维，应该向美国学习。但在奥福尔霍特看来，美国的领导人和企业家通常不会设想十年之后或者二十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但是在中国中央政府却一直坚持制定“非常长远的经济规划”，这方面，包括中国社科院在内的很多官方智库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研究参考。 美国前国务卿、著名外交家基辛格是中国社科院的常客，他在到访中国社科院时多次提及，中国有长远思维、战略思维，而美国只注重当下的现实。黄平列举了基辛格曾提到的两个例子：一是中国的国际战略这几十年过来，基本还是按照1972年基辛格到中国来时和毛泽东、周恩来谈的那些方向在走；二是在邓小平90岁时，曾问基辛格，100年之后的世界什么样。基辛格走了世界那么多国家，从未遇到过一个90岁的人问他对于100年以后的世界的看法。 黄平并不避讳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存在的差距，与此同时，在他看来，由于标准不一样，不能因为差距，就简单地说谁好谁不好。 强化“临门一脚”功夫 “着眼长远”的优势之下，在解决“当下”问题上乏力亦是不争的事实。 2009年7月，中美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在中国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的面对面会谈中，美国各相关部门负责人都会有自己的“外脑”，以提供谈判的政策方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提到，在会谈中当美方提出一个议题后，中方因为没有足够到位的前期研究而缺少有利的回应，也缺乏具有说服力的数据支撑。 正是在这一年，被业内称为“超级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 “我们更加注重‘临门一脚’的功夫。”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徐洪才如此形容自家的特色。由于起步较晚，该中心做不到像社科院和一些高校的研究中心那样有长期积累，并能从容不迫地研究一些中长期问题，因此，它需要更多把战略性问题和眼前的迫切问题相结合，以解决燃眉之急。徐洪才称外界的“超级智库”之说是期待过高，他称中心是“民间智库”。 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又有着其他民间智库所不具备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其研究成果对于决策的影响上。这些成果会形成两类内参，一类每年100份左右，送达副国级以上的领导人，另一类每年300份左右，省部级领导都能看到。这些内参的特点是对领导关心的当下问题快速作出反应，并用短小精悍的文章呈现出出来，以让领导一看就能明白；二是从今年开始，中心可以列席国务院常务会议，便于了解并参与重大决策。 “在课题选择上，除了一些正常进行的综合性长期性的问题外，我们也在加强对于当下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保证实效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田琳琳说。这家成立于1981年、将研究战略性长期性问题作为最基本定位的老牌官方智库，也开始寻求一些改变和创新。 在《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的前100名智库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上榜的6家中国智库之一。 经费难题亟待解决 “中心不拿财政部一分钱。”徐洪才在强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民间身份”时说。 而对于不吃财政饭的民间智库来说，经费来源的困难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连被称为“超级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也不能例外。因为工资偏低，中心的领导经常教育工作人员要有奉献精神，“到这来干活，不要谈钱”。 但这个现实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不仅关于员工的个人利益，还影响智库的独立性。“只有获得充分的多渠道的研究资金的支持，智库就会大大减少因为迫于生计而依附于少数利益团体的可能性，智库的独立性才能得到保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说。 从去年习近平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后，朱旭峰接触到一些企业家中，不少人跃跃欲试，准备向民间智库进行捐助。对于这些企业家来说，过去捐向希望工程、扶贫基金会等地方的钱有了新的捐助渠道。 这在座谈会现场就得到了证明，两位来自企业界的代表也表示了要向民间智库进行捐款的意愿。座谈会刚一结束，这两位代表成为多家智库追逐的对象。一位被媒体拦住要求采访的智库代表，敷衍两句后直言不讳，称要赶紧去认识一下企业界的代表。此时，一位企业界代表正在收拾东西，有离开之意。 经费问题不只困扰着中国智库。在《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排名第三的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实施全球网络布局时，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资金。这家基金会的传播交流部副主任尼克·帕洛特介绍，他们今年打算在印度新德里新建一个中心，但眼下“为钱所困”。 由于中国政府近年对智库建设的重视，官方智库的经费相对充裕，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烦恼。“如何用好经费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很多官方智库按照行政单位的体制进行管理，导致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并不符合研究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用起来非常麻烦。比如进行国际交流，许多人因为经费的限制出不去，有的研究员按规定只能两年出一次国。”田琳琳说。她希望，无论是财政支持还是民间支持，都要有一个更适于智库发展的经费管理模式。 如果经费问题能得到较好的解决，中国未来的智库格局可分为三个层次，以官方智库为主，高校智库为辅，民间智库为补充。在田琳琳看来，民间智库的发展，会和官方智库形成一种竞争，利于共同进步和繁荣。 “智库大而全，有好处，有有难处。”黄平说。在“大而全”的社科院工作了几十年的黄平期待大量小智库、新智库的出现，发挥其灵活应变的特点，走出“小而精”的新途径。
2014年4月29日 -
参考消息：解析海归发展报告 看海归都去哪儿了
2013年我国留学回国人数达35.35万人，同期回国/出国比例达到85.41%。留学生回国人数不断增加，为我国人才市场，特别是高端人才市场补充了重要的人力资源。 逾五成留北上广深 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海归回国就业地区覆盖了15个省区市，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发达地区。这6个省区市集聚了81.4%的海归。 嘉华世达美国项目部副总监衣艳指出：“北上广深是世界500强等著名外企的聚集地，这与海归的就业期望比较合拍。从专业对口而言，北上广深为留学生发挥所长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空间。” 据了解，中国留学生往往热衷商业及管理、工程、数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这些专业决定了留学生归国多集中在“高精尖”领域，北上广深等地由于政策优势、地域优势等原因成为这些“高精尖”企业的聚集地。此外，由于一线城市企业员工的薪酬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留学人员在教育投资上远高于其他学生，在北上广深就业能够使他们尽快收回教育成本。这些都成为海归就业首选北上广深的原因。 但随着海归人数的增加，一线城市竞争日趋激烈，一些海归开始对二、三线城市感兴趣。据衣艳介绍，一些城市比如宁波、大连等推出一些人才引进计划，对留学归国人员提供更丰富的创业奖励和扶持，这对海归具有一定吸引力。 就业首选外企 曹珊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工商管理专业2012届的毕业生，目前就职于世界知名汽车品牌宝马公司，任人力资源管理岗位，在从北京到上海出差的火车上，她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 “根据留学前签发的学生签证，毕业之后我还可以在英国停留半年。期间我一直尝试在当地找工作，但想进入专业对口的正规企业真的很难。”曹珊说，如果回国，选择的机会就能更多，甚至是进入世界知名大公司的机会。 曹珊本科在国内学的是新闻专业，毕业后在国外申请了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就出去读研，没有工作经验，而专业的变化也让我们比较迷茫，在回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广投简历，公关公司、媒体等等，但是内心还是更倾向于外企。” 《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数据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的海归选择进入外企。按照人数比例，其他吸纳海归就业较多的单位类型包括本土创办的民营企业、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 小王是马来西亚世纪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毕业生，她放弃了到跨国银行工作的机会，选择了一家媒体。“除了部分创业或加入家族生意的同学，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外企，但据我了解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外企，有些女生会希望工作压力小一些，她们会倾向于选择事业单位。” “尽管薪资和外企就业的海归比起来不高，但能够基于特长、兴趣的选择更加舒心。”小王说，自己出色的外语在资料收集和采访中也颇具优势。 此外，数据显示，海归就业还呈现出岗位集中于基层、集中于金融及相关服务行业、多从事市场和研发工作等特点。 从业经验胜过院校排名 回顾自己的求职经历，曹珊说：“现在国内企业已不再盲目欢迎海归，而是严格考察其实习和就业经历是否和专业相关。用人单位会看海归毕业院校的排名，但丰富的从业经历可弥补院校排名的差别。” 毕业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王烁已经有两年的外企从业经历，他告诉记者：“在外企就业过程中，毕业院校对海归就业的影响有限。其中一个‘潜规则’是，排名特别靠前的学校在就业时占有很大优势。但对于排名20名以后至排名前100名的学校，其中的差别并不大。” 王烁提醒说：“海归应该树立校友意识，常常被国内学生忽视的校友资源，对就业会有很大的帮助。” “相较于本土毕业生，海归就业起薪差别不大，因为行业的标准在那里，大家的学历是一样的。但长期来看，留学对一个人的生活、事业的影响是巨大的。”王烁说。 作为一位有留学背景的人力资源管理从业者，曹珊建议留学生不要好高骛远，留学期间在踏实学习的同时积极寻求实习和就业机会，为以后的事业发展打好基础。
2014年4月23日 -
腾讯网：CCG主办“智库与中国发展”研讨会
腾讯网4月21日报道：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习近平总书记也对智库建设做了重要批示，面临新的形势，中国智库是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有哪些机遇与挑战？中国智库如何在新时期发挥更多作用？4月17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智库与中国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首次聚集国内外顶级智库和专家来研讨如何建设一流的智库，交流智库建设经验，开展智库间的合作与交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清华-布鲁金斯中心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等知名智库的十多位一流专家和学者就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王辉耀主持了智库与中国发展研讨会的交流。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王辉耀主持研讨会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总裁、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美国兰德公司亚太研究中心原主任William H. Overholt发言 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总裁、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美国兰德公司亚太研究中心原主任William H. Overholt首先做了发言，William H. Overholt介绍了美国智库的发展历程，并对智库的功能职责做了介绍，他认为，美国的智库更多的是针对时下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而中国的智库更多着眼于未来的一些规划。William还以兰德公司为例，介绍了智库独立运营的一些经验，William说，兰德公司有几大特点，政府不介入，董事会成员当中没有政府官员，运营资金独立，以此来保持其独立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黄平所长发言 针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排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黄平所长就社科院的发展历程、现状以及中美智库的模式发表了观点，黄平认为，特殊的历史成就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目前社科院有几十个研究所，有几十本核心期刊，还有四个出版社。由于规模庞大，黄平认为，与周边国家的一些智库相比，社科院在灵活性上还存在一些欠缺。黄平认为，目前智库内部的管理与机制正在改变，智库的创新步伐加快，年轻的研究人员获得了更多的机会。黄平还就中美智库的差距发表了看法，黄平认为，由于标准不一样，中国和美国智库的差距不能简单地说谁好谁不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发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介绍了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近年来的发展情况，据徐洪才介绍，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人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退休的德高望重的有工作经验的政府官员，二是工商界领袖，大型国有企业领导人，三是专家学者。徐洪才说，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三项，一是研究问题；二是国际横向交流；三是咨询。并通过内参的形式反映研究成果并影响政策。徐洪才还介绍了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运营模式。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传播交流副主任Nick Parrott发言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传播交流副主任Nick Parrott跟与会嘉宾分享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经验，并介绍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发展全球智库当中遇到的机遇和挑战。Nick Parrott说，卡内基智库的人才来自全世界，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资金方面的问题，因为卡内基准备建成一个全球性的智库，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发展网络，而这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第二个问题是各地区分中心的业务整合，目前卡内基多数研究分中心还在独自进行自己的研究，没有很好整合内部的资源。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评估研究中心主任穆荣平发言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评估研究中心主任穆荣平则对如何建设好一个智库发表了看法，他认为，智库要搞好有四个要素，一是要有旗手，要有强大的研究能力；二是要注意宣传，要把智库的好的解决方案、好的思想向公众传播延伸；三是智库内部的管理要高效；四是智库要专，不可能包罗万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的田琳琳发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智库代表田琳琳认为，中国智库建设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中国智库格局的问题，二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定位的问题，三是开放性问题，如何实现各智库资源的共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旭峰发言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旭峰对发展中国智库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政府首先要建立收集政策思想筛选的机制，搭建多种平台。其次，要完善同行评议机制以及同行竞争机制。第三，政府要建立有效的制度保障，使得智库获得多元化的资金渠道。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主持人杨锐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主持人杨锐从媒体的角度发表了对智库的看法，并从体制、言论、大数据时代背景等方面提了八点建议。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程雁发言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程雁和柏年基金会理事长王柏年 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程雁和柏年基金会理事长王柏年从企业和社会机构的角度谈了对发展智库的看法。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王辉耀对智库与中国发展研讨会做了总结发言。王辉耀说，目前中国开始进入智库发展时代，各类智库不断发展，不断引起社会以及中国高层的关注。如何打造和建设中国一流的智库，如何开展智库间的合作与交流，提升中国智库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如何营造民间和企业对智库捐赠文化和影响政策，举办这样的研讨很有意义。来自官方、大学以及民间的智库的代表如此集中的坐在一起探讨智库与中国的发展，这对促进中国智库的发展，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促进中国与世界的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各地的相关研究机构，智库代表、政府部门和企业届代表意见海外学者供60多人参加智库研讨会。嘉宾还与参会代表进行了互动和交流。
2014年4月22日 -
南方周末：中国“海归”从政现状报告 “怎么到政府里的人越来越少”
文/南方周末记者 刘斌 谭畅 赵栋（2014年4月17日） “改革开放后，中国出国留学有三百多万人，回来一百多万，比例越来越多，怎么到政府里面的人越来越少？” “我们主要是鼓励海归进入高校或科研单位，怎么会鼓励海归进机关呢？” 公务员考试方面，海归人才未受到优先考虑，大家一视同仁，“审查也没有更严格，都是一样的”。 2014年3月，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主编出版了一本书《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其中收录了大批科技和商界海归精英，却几乎未涉及政治人物。“政治人物有些有争议，比如你放了孙中山、周恩来，放不放蒋介石？”王辉耀说。 但在现实中，“海归”官员一直是中国政坛不可忽视的群体。从20世纪初孙中山等民国时代的政治家，到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再到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海归官员在中国已几经变迁。如今，像杨洁篪、周济等改革开放后留学欧美的一批海归官员，仍身居高位。 然而，中国“海归”官员的数量却有下降趋势。前不久，一位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新一届欧美同学会领导时说，“改革开放后，中国出国留学有三百多万人，回来一百多万，比例越来越多，怎么到政府里面的人越来越少？” 在中国愈发融入世界的趋势下，“海归”如何能回到体制内工作？哪些因素又在限制他们成为官员？ 15名省部级以上官员有海外正式学位 为了解当下中国政坛海归官员现状，南方周末记者通过搜集官方媒体报道，梳理了169位正省部级以上领导人的履历。其中包括68位现任国家领导人（包括6位兼任省委书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101位正省部级官员——他们是国务院系统内各部委以及31个省份的党政负责人。 统计显示，169名官员中有留学经历者为31人，占18%。其中在国外取得正式学位的有15人，占总数的9%。这15人中，有11位是国家领导人，包括10位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 中央核心领导层的领导人中，有留学背景的极少。1949年后，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即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大常委中，除毛泽东外，其余6人均有在国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曾经先后多年留学法国、苏联；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中，江泽民、李鹏、李岚清等都曾留学苏联。 根据统计，省部级以上官员在国外学习时间达到一年以上的共20人，占总数的12%。除取得正式学位的15人外，另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宝文、国务委员杨洁篪、全国政协副主席韩启德、国务院副秘书长肖捷、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博士后研究）等5人在国外学习时间在一年以上。 除山东省长郭树清出国具体时间不详以外，共有6位地方党政负责人具有海外学习背景。他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山西省长李小鹏，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陈武，江西省长鹿心社。不过，他们的海外进修时间都在一年以下。 选派具有发展潜力的高级干部出国进修，始自改革开放以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王辉耀在加拿大曾陪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和加拿大政府商谈中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官员培训项目。当时王辉耀向李岚清建议，“应加强对城市高级官员的进修和培训。” 这个中加合作项目最终被定位在对中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市长级干部培训上，许多市长第一次了解了“资本主义”是什么样。王辉耀曾陪一位市长参观多伦多和温哥华的股票市场，这位市长感慨：“看来资本市场不是一个姓资姓社的问题，而是大家都可以用的载体。”有一次，一位副市长对多伦多满大街跑的韩国汽车，而且售价只有五千多加元感到不解。王辉耀解释：“因为韩国是GATT（即如今的WTO）成员，在加拿大售车享受关税优惠。” 最早中共干部出国主要是短期考察，主题多以经济领域为主，出国官员也大多是国有大型企业负责人或者主管经济的官员。上世纪90年代，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口号后，中组部组织了1000名左右的地市级干部到香港学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证券、房地产等知识，如今的香港特首梁振英当年还担任过授课教师。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也曾培训过大批中共高级官员。1998年，在时任中组部领导支持下，“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启动。按计划，每年肯尼迪政府学院会接纳20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来此接受培训。其中4至6名官员参加一个学期的中长期培训，其他成员则参加4周的短期培训，全程英文授课。 此后，大量中国高级官员到肯尼迪政府学院进修，官方履历显示，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永清、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等，都曾经在哈佛大学接受培训。 “出国花那么多钱，当公务员不划算” 目前体制内的“海归”官员主要分两种：一类是在国内从政并取得一定成就后，被选派到海外留学或培训；另一类是先出国留学，学业有成后归国从政。 当下中国有海归背景的官员趋向第一类。困扰中国海归人员进入体制内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体制屏障。依照正常程序，必须参加国家公务员统一考试。 从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硕士毕业的小姚（化名）就有类似遭遇。小姚出国前曾经在计生系统实习过，从英国回国后，她通过熟人介绍，进入国家卫生计生委下属的一个基金会工作，“通过了考试，还顺利地解决了北京市户口”。 基金会只是事业单位，由于国家卫生计生委机关缺人，她又意外地被借调到国家卫生计生委一个司做文字工作。“我主要负责给国家领导人写稿子。”小姚的工作内容还包括撰写给国务院的请示报告，“其实是挺有意思的。” 小姚还属于基金会的事业编制，若想转入公务员体系，必须在原基金会熬到副处级以上。为了尽早解决编制问题，2013年底，小姚参加了一次国家公务员考试，“考得很差。”小姚说，像她这样的海归，习惯了做雅思考试那种直来直去的逻辑，“完全适应不了国情，很难通过考试”。 一些进入体制内的高层官员，多经由“特殊渠道”进入。2001年2月，中国政府委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曾回忆说，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通过朋友向她传达信息，想请她到中国证监会当副主席，全职，在北京工作。史美伦当时很惊奇，“也很感谢国家领导人的信任”。 2010年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处级干部张翔（化名）也没有经过考试。张翔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因为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领导。 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后，领导很赏识他，希望他加入。“恰好我想回国，就回来进入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没有参加国家公务员统一考试，是直接进去的，“他们启用了绿色通道，用特殊人才引进的方式把我招进来，这样职务安排上弹性也大。” 2011年，王辉耀曾联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国学生联合会做过一个调查，对30位中国籍毕业生的去向做了一个统计。结果显示，过去4年，学院的中国籍研究生毕业后，除非入学前就是在政府部门工作或被派遣培养，至今没有一人在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门工作。 “跟小孩一块考试是我不能接受的。”张翔觉得，让一个三十好几的人参加考公务员考试“很荒谬”。张翔有个朋友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在德国海德堡大学读了硕士，回国后参加了中央编译局的公务员考试。张翔很不理解，“在德国花那么多钱读书，回来又从很低的行政职务干起，没什么意思。” 对于大多数学成归国的“海归”来说，外资企业毫无疑问是就业首选。根据《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年）显示，薪酬、职业发展和福利是影响高端人才流动的三大因素。超过四分之一的海归会选择进入外企就业，其他就业单位依次为本土创业民营企业、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海归创业民营企业。政府部门是最末选项。 对于进入“体制内”的海归来说，薪酬显然不是主要考虑因素。一位海归在一家中国500强公司做到了副总裁，“因为特别擅长交通管理专业，他希望能参与北京交通部门的管理工作”。这位副总裁对王辉耀说，“我可以不拿工资，只干一届五年就退。” 国家人社部一位80后海归，在国内最顶尖的协和医科大学本硕连读后，又到哈佛大学读了博士。回国后考取了人社部公务员。“她家里条件不错，进入体制内主要是希望稳定。”她的一位同事说，“对家里条件一般的人来说，出国读书花那么多钱，回国当公务员不划算。” 没明显限制，也没有格外照顾 从新加坡、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官员产生机制看，官员并非都从最底层开始做起。一些重要职位人选往往先由社会培养，当其成熟和优秀后再吸收到政府。王辉耀认为：“好处是避免官员在政府中待太久而产生惰性。” 中国国家公务员的招考，对海归没有明显限制，但也没有格外照顾。小姚举例说，“比如卫生计生委国际合作司欧美处要招一个公务员，不会写留学经历优先，只会要求英语专业毕业。”对像小姚这样从英国名牌大学毕业的求职者来说，英语读写能力已经毫无问题，“但我专业是社会学，不是英语专业，所以不能去报这样的岗位。” 大多数公务员岗位还要求报名者必须是中共党员，这也让大多数海归望而却步。一位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干部说：统战部干部基本没有海归，“因为我们这里全部是中共党员”。 “我们党政机关也有海归，多数都是从高校领导岗位转过来的。”江西省委组织部一位官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们主要是鼓励海归进入高校或科研单位，怎么会鼓励海归进机关呢？”这位组织部官员介绍，公务员考试方面，海归人才并无受到优先考虑，大家一视同仁，“审查也没有更严格，都是一样的”。 这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大三学生李淼（化名）非常困惑的问题。李淼一直想出国读书，他把研究方向定在民族冲突问题。前几天他向学校国关学院一位副院长请教，“学民族冲突问题回来能不能进入民委等机构工作？”副院长说，“不行，经济或者商务部门还好，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肯定不好进。” 经济领域的确是海归加入体制内的方向，这与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直接相关。简晶晶2005年从英国花旗银行辞职，回国加盟中国一家刚成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金融领域不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必须按市场标准去做事，“比如说我做一笔贷款的评估，要考虑风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等，国外的成熟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相比较在英国花旗银行工作时的稳定，简晶晶觉得在中国最直接的感受是——变化，“你要对英国人说变化，他会告诉你，我家门口的牌子变了个名字。哇塞，那是巨大的变化。”回国进入金融监管部门，简晶晶一个很大的考量因素是，“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市场，你做的很多事情确实能推动市场的变化。这是在任何国家没有办法体验和学习的。” “海归从政在国外可能是趋势，但对于中国来说，取决于是走国际化道路还是走中国道路。”一位研究海归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看我们学校就能看出来，商院、经济学院的海归老师多，外籍教师也多。但是，国际关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还是大量招国内的博士。” 长期关注海归问题的王辉耀有个想法，既然海归直接进入政府比较难，那可以放宽海归进入到其他类机构的角色，“比如进入人大、政协，可以给政府提建议，发挥智力优势嘛。”
2014年4月17日 -
华盛顿资讯：首届“海外华人身份证研讨会”在美国大华府成功举办
时值中国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NCCA）、美国华人专业团体联合会（UCAPO）、中国旅美科技协会（CAST-USA），美国中美联合商会(CAUCC)等社团于2014年2月8日在大华府地区蒙郡议会大楼小礼堂联合举办了一场“海外华人身份证研讨会”。主办方希望通过这种研讨会的形式，向广大海外华人华侨宣传争取获得“海外华人身份证”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了解大家对“海外华人身份证”以及“双重国籍”的见解和建议，并计划根据研讨会的发言内容和会外研究资料整理出一份充实完整的、有分量的、有切实可行方案的建言报告，递交给两会代表以及政府有关部门，郑重呼吁中国政府尽快通过法律程序，以发放“海外华人身份证”的方式，恢复或保留海外华人在中国的永久居民身份。 研讨会下午两点开始，由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执行会长韩清源主持。他首先向大家介绍了NCCA发起和推动“海外华人身份证”活动的背景和进展情况，随后由两位主讲人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主席薛海培先生和美国亚洲文化学院全球人力资源项目主任、北京师范大学“985工程”特聘教授郭玉贵博士分别做了主题演讲。他们的精彩演讲引起了参会者极大的兴趣，也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接下来由两位主讲人以及华专联会长叶玉彬和理事长肖水根、旅美科协会长宋云明、中美联合商会会长于建国、美国华人教科文中心主任陈话等人作为座谈嘉宾与参会者进行了互动式的座谈讨论（Panel Discussion）。关乎到个人切身利益乃至子孙后代的利益，参会者踊跃发言发表见解和建议或是提出问题，整个座谈讨论进行的非常热烈。原定四点钟会议结束，延长到了四点半大家还余兴未尽，于是相约将再次举行这样的研讨会。一些社团负责人还现场邀请两位主题演讲人到他们近期举办的活动上去做演讲。 薛海培先生的演讲题目是《海外华人身份证与华人世界的未来》。他从一名政治和社会活动家的视角进行了阐述，并侧重于维护我们海外华人的天赋权益。 薛海培指出：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两年来所呼吁和建议的“海外华人身份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持有这种证件的海外华人及其后代进出中国可以享受终生免签证；二是持证者进入中国后也享有除政治权利以外的国民待遇或准国民待遇。它既没有双重国籍可能会带来的一些问题，又有对华人华侨和中国的实际益处。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应该考虑颁发这样的海外华人身份证呢？有三个重大因素: 第一就是情感，血脉和人文的问题。这对我们海外华人尤其是海外华人的子孙后代至关重要。大量第一代移民是中国一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早晚是会过去的。我们要更多地为在海外的子孙后代着想。“海外华人身份证”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从中国官方，从祖籍国给予了我们后代一种身份，这是文化和血脉上的承认和认同。这是一种很强烈而又讲不大清的东西。父母可以天天讲你是（文化上的）中国人，你要认同中国文化呀，但是还有什么比在你孩子自己的钱包里放着一个可以随时向朋友炫耀的华人身份证更直观，更得意，更有效呢？ 同时，它有助于加强海外华人和祖籍国这个文化载体保持一个良性互动的关系，更好地塑造海外社区和保持我们的文化独特性和多样性。这关系到中国文化能否在海外传承和发展的问题。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它不是免除签证所能代替的。 第二就是人才问题。它的着眼点是在中国国内，是对中国社会的长期发展和进步来讲的。用胡锦涛先生的说法就是人才是中国长期发展的第一战略。事实上，各国的人才政策有点像人才战争，美国国会今明两年内一定会通过留学生科技人才绿卡法案，那可是活生生的抢人啊。美国有个研究领域专门研究为什么有些城市比其他城市发展的更好。研究者发现这和一个城市知识群体的多样性和流动性有很大关系。中国现在的深圳和一百年前上海的成功，我看最重要就是有人才的大量流动。美国的超级开放文化和社会，而不仅仅是国家人才政策，才是美国能赢得人才战争的最终因数！ 第三就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从中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角度看，发放海外华人身份证有利于中国的全球外交和战略需要。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没有人相信你的政策时，是谁到中国投资的？ 70%以上的资金是海外华侨的！还有华侨带来的管理和文化观念！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在海外，在世界各地，要靠谁？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也不直接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最好是国内讲。但是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总之，无论是从维护海外华人的权益，维持海外华人与祖籍国的情感关系，促进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承发展，还是从中国的国家发展人才战略以及全球外交战略意义讲，给海外华人以及后代发放海外华人身份证都是天经地义，双赢互利的百年大计！ 郭玉贵教授的演讲题目是《中国海外华人身份溯源及其解决的途径与建议》。作为一名从事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有关的科技、教育和人才发展战略研究的资深学者，他从新的时空背景审视中国的海外华侨和华人政策，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海外华侨与华人的历史形成、国籍概念与中国历届政府对海外侨胞的政策，然后阐述了对中国现行单一国籍制度的审视与呼吁，并用Diaspora理论框架解释和分析中国的海外侨民群体，列举英国海外移民和非洲海外移民两个案例来澄清和界定Diaspora的内涵与外延,并且通过对海外华人和海外印度人Diaspora特征比较，找出中国与印度两国海外侨民特征与政府政策的相似性，并指出海外华人较海外印度人对母国的凝聚力和贡献更为久远和全面。最后通过介绍印度对海外侨民政策的改革过程、内容及其效果，指出了印度海外侨胞政策的改革对中国的启示与借鉴。 郭玉贵教授指出：近年来国家领导人在许多场合充分肯定海外侨胞在居住国“维护和促进祖国统一、弘扬中华文化、拓展公共外交、扩大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等方面，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期间，中国大陆共有约450万人移民海外。经过世代繁衍和新生代移民的加入，中国海外华侨华人的总数已达5000多万人，居全世界各国海外侨民数量之首。由于学习、生活、工作和发展的需要，他们中大部分已加入居住国的国籍。然而，这一群体所拥有和掌握的技术、资金、财富、市场及人力资源，无论对居住国，还是其母国中国，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随着近年来空前的海归潮，海外归国华人华侨对国家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中很多人扮演了：新思想的传播者、新文化的引领者、新变革的领导者、新学科的创建者、新技术的掌握者、和新产业的开拓者。他们将在构建中国创新型国家、在从人力大国过渡到人才强国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中国在海外华侨和华人的政策上还有许多亟待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具体说，就是探讨实行海外华人身份证或双重国籍的可能性。 郭玉贵教授说：自清朝到现在，历届中国政府共有过四部国籍法。前三部国籍法都是秉承“以血统主义为主，辅以属地主义”的综合原则，而第四部国籍法，也是新中国唯一的一部国籍法，却实行了单一国籍政策：即不承认海外侨胞曾经拥有的中国国籍，只承认海外侨胞加入的外国国籍。对此，郭玉贵教授指出：近十多年来，国内外许多团体和组织均呼吁重新审视实行近60年的单一国籍制度，顺应新形势，调整和完善过去的国籍管理制度，建立现代科学的国家移民体系不仅必要，而且迫切。其理由： 第一、世界两大阵营的冷战背景已成历史，中国的实力、地位和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东南亚国家根本不用担心中国输出革命的问题。 第二、印尼是中国宣布不再承认双重国籍的地方，然而，那里恰恰正是全球持续排华之首恶。东南亚其它国家也多次爆发大规模排华潮，残酷迫害华侨华人。显然，海外同胞失去祖国保护，导致它国排华反华更加肆无忌惮。 第三、为适应全球化经济的变化，全世界已有约90个国家或地区实行双重国籍政策或允许不同程度的双重国籍。 第四、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和持续发展，离不开数千万海外侨胞的资源和力量。尤其是在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人才竞争的国际背景下，海外侨胞的作用将更是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由此，必须尽可能清除海外侨胞在国内外流动、探亲、投资、工作、生活、学习、就业、创业等各方面实际需要的障碍，使其享有国内同胞类似的“国民待遇”，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恢复海外侨胞的中国国籍。 第五、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考虑，采取某种方法和在某种程度上恢复海外侨胞的中国国籍，是维系海外侨胞对祖国情感的纽带，是长久保持和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归属感。而从中国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看，应将此问题视作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中国如恢复海外侨胞的中国国籍，即可陡增五千万海外公民，人才资源的最大流失国将一举转变为人才资源回归的最大收益国。 第六、联合国有关在出生国籍、国籍权利都是与生俱来的，平等的，无法改变，不可被剥夺的。因此，国籍，不应受到居住区域和国界的限制。 在采用国际学术界目前关于国际移民的Diaspora理论的概念和具体方法对中国海外侨胞与其母国中国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之后，郭教授指出： 国籍的改变从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身份，但没法根除或改变一个人的情感皈依或情感的认同。国籍并不能成为海外侨民获得认同或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通行证，也不能成为他们免遭孤立或迫害的保护伞。当然，它同样也不能成为割断海外侨民与母国联系或情感认同的障碍。如果说十多年前印度在对待海外印度人的政策方面是大大落后于中国，现在，印度政府出台的政策反过来已大大超出中国，这种变化将给印度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显现出来，从而使印度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可能超过中国。 据印度大使馆的官方统计，截止到2010年3月，印度已经对居住在世界上82个国家的印度侨民发放了4百万“海外印度公民证”和7百万个“海外印裔卡”。而在2011年印度政府进一步讲两卡合并。给原来持有印度国籍的海外印度裔人士和在海外生长的有印度血统人士发放“海外印度人身份证”（Overseas Indian Card)，给予他们终身免签证以及享有除政治权利之外的印度国民待遇，而且对在印度居留的时间没有限制和要求。正因为如此，印度政府的努力和做法在广大海外侨民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良性互动，并在强化海外侨民对祖籍国的文化认同、情感联系、返乡投资，以及拓展慈善救济等众多方面的发展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这对中国侨务工作和相关政策的改进与完善无疑也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我们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政府只有从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战略考虑海外侨胞政策，才有可能在制度和法律层面上予以根本改观。在此 1) 我们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有关赋予海外侨胞在参与国内建设和生活中的平等的机会和国民化待遇的法律或法规，改变中国“绿卡”门槛高不可攀的现象，真正为广大海外侨胞回国服务和定居提供切实的方便。 2)我们建议，借鉴印度颁发海外印度人卡的做法，并比照颁发给港澳台同胞的“台胞证”或“回乡证”的做法，给海外侨胞发放类似功能的“海外华人身份证”。使得持证人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在签证、出入境、投资、学习、工作、居住等方面，享受到永久居民的待遇。这可在自愿的基础上，经审核认可，采取分阶段、分地区、有重点的进行。例如可先针对改革开放后持中国护照出国的第一代侨胞，在地区上可从欧美发达地区的侨胞开始，然后再针对侨胞第二、三代，再扩展至其他适当地区和国家的侨胞等等。 3)我们建议借鉴印度的普惠制，让吸引海外人才的政策更具有普适性。构建全覆盖、普适性和普惠性的吸引海外人才制度，是满足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巨大需求，是根本的制度建设。 4)我们建议，在适当的时机，中国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或法律形式，充分肯定和认可海外侨胞的历史贡献。这将无论是凝聚海外侨胞的向心力，还是更好地推动和落实各项侨务政策，还是振兴中华民族的宏伟事业，均具有不可限量的重大意义。 总之，我们认为任何人在他出生地的居留权应被视为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我们期盼着，在不久的将来，当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回国探亲访友、度假旅游、工作创业和居住生活时，能够以中国永久居民的身份自由来往。这是我们的应得的权益，需要我们海外华侨华人努力去争取。我们呼吁广大华人社团和个人，积极响应和支持我们的这项诉求，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中来！
2014年3月28日 -
‘More selective’ Canada seen for immigrants
A senior Canadian official said the country is mulling over a more "selective" scheme for immigrant investors in order to tackle the irregularities in its current system, a move that may affect ten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immigrants and applicants.Minimum capital requirement for Canadian hopefuls will be at least double the current level of C$800,000 ($713,000), and a detailed plan will be ready in two months, Canada’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Minister Chris Alexander said during a visit to Shanghai on Saturday.The minister said the money will be invested as venture capital for private companies under the new scheme, rather than a five-year free loan for Canadian local governments as it used to be, meaning there is a risk for investment to go down the drain.Currently, 1.5 million Chinese immigrants live in Canada. The United States, whose total population is nine times more than that of its neighbor to the north, only has twice as many Chinese immigrants.Alexander sai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immigrants who never actually came to Canada", and thus have not made enough contribution to the local society in terms of tax payment and job creation. According to Canada’s immigrant regulation, to qualify as a permanent resident, one has to spend at least two out of every five years in the country, and for citizens, it’s four years out of six.Starting from 2015, Canadian Customs will keep a record of immigrants’ exit and entry and those who fail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may lose their citizenship, he said.By implementing the new measures, Canada’s immigration authority is looking to reduce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to six months from next year. "We can be more selective, in terms of higher levels of education, work experiences and language capacity, than ever before," the minister said.Reports said that there were about 50,000 Chinese applications for the Immigrant Investor Program before it was suspended in February. Some of those applicants have been waiting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There have always been perceptions that we’re not doing our job properly, and abuse was quite widespread," Alexander said. "The problem was there hadn’t been a reform since 1986."Yang Mian, a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said the investment risks that may result from the new policy could cause applicants to consider other countries.But Wang Huiyao,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a Beijing-based think tank, said the capital required in Canada’s program isn’t high compared with other immigrant destinations, such as the US or Australia, even after the raise.It won’t stop those who are really willing to move and Canada will remain a top choice for wealthy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he said.
2014年3月28日 -
《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新书发布会
一部创造中国第一，影响中国进程的百年海归风云录 2013年欧美同学会迎来了百年华诞。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欧美同学会庆典大会上，把百年中国留学史概括成一部“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尚贤者，政之本也”，并希望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提出欧美同学会和留学人员要成为留学报国的人才库，建言献策的智囊团，民间外交的生力军。 为了纪念欧美同学会诞辰100周年，继承和发扬几代留学人员留学报国的爱国传统，让社会各界进一步了解留学生在推进中国近现代发展进程的重要作用，扩大欧美同学会的影响力，在由欧美同学会会长会组成的编委会指导下，由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担任主编，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许睢宁担任副主编，选取了100多位对中国创新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和积极发展的海归代表，编写出版了《百年海归、创新中国》。该书由欧美同学会提供支持，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具体编写,由人民出版在2014年3月正式出版。 2013年3月20日下午，《百年海归、创新中国》发布会在北京欧美同学会会所举行。欧美同学会副会长、该书主编王辉耀，欧美同学会秘书长张学军，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任超，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乔还田，书中人物代表--欧美同学会商会理事、“千人计划”专家、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业务顾问李山，欧美同学会商会理事、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和各界媒体及留学人员代表50多人参加了新书发布会。发布会由人民出版社副总编乔还田主持。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任超 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任超首先致辞，他首先介绍了本书出版的过程，并充分肯定了该书的价值，认为在当前“海归潮”、“国际人才回流潮”增速的今天，出版这部记录百年海归杰出代表人物的创新历史的图书，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欧美同学会秘书长张学军 欧美同学会新任秘书长张学军对《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的出版表示祝贺。他首先介绍了欧美同学会的成长史，并表示欧美同学会将按照习主席在欧美同学会诞辰一百周年上的讲话，努力成为留学报国的人才库，建言献策的智囊团，民间外交的生力军。当好政府联系广大留学生的桥梁、纽带和助手，成为留学之家，使广大海外留学生回国可以有用武之地，留在海外可以报国有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 主编王辉耀博士首先感谢欧美同学会、人民出版社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所有参与本书编写和出版的人员表示感谢。本书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将百年中国留学历史按照近代、现代、当代三个不同的海归历史时期进行了回顾和整体性的梳理。他指出《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是一部创造中国第一、影响中国进程的百年海归风云录，该书的出版将对中国海归回国发展创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业务顾问李山 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业务顾问李山在发布会上畅谈了自己的留学经历，从个人的回国创业历程中，印证了海归的归国创业梦想是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在全球化时代，作为留学生仍需谨记自己的报国使命，发挥自己的全球视野、一流知识和国际人脉，推动中国社会、经济、企业与国际水平的进一步接轨。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 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讲述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留学人员求索海外、回国创业发展，实现中国强国梦的亲身体验和现实感受。他指出作为海归，可以通过新知识、新视野和批判性思维来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快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而随着中国企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留学人员必将在其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发布会现场，各位来宾还回答了热心读者的提问，介绍了本书在海归代表的选取上所采用的标准--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强调其为创造了中国第一、开创性的发明创造、创新模式和创新事物等。另外，在选取海归代表时还兼顾人物的海归群体性和历史连续性。同时，本书作为成长故事和励志故事，必将受到广大青少年、大学生、白领和知识精英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喜爱。100多位海归的不同人生轨迹和发展模式也会为广大读者带来更多的启迪。 留学世界，创业中国。《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秉承“探索与开创”的主题，围绕“中国第一”的基点，抓取中国海归历史上，开风气之先的杰出海归人物的故事，书写并见证着一部中国留学史，一部与海归振兴中华相互交融的历史。
2014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