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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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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穗生： 中国和平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前所未有的宽松，经济发展活跃，其和平发展的机遇期对于中国的发展非常宝贵。中国在军事、政治、外交影响力方面仍是空前的强大。只要中国自己不把自己搞垮，就没有国家能把中国搞垮，中国自己不想发动战争，没有一个国家能把中国拖入战争。从这个角度讲，只要中国坚持这么和平发展，中国利用这种和平发展的机遇期，这种和平发展机遇期的环境就存在。今后中国政府妥善处理与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就可以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来延长这一机遇期。 第一、中国周边环境对于中国的挑战。 从历史上看，中国与周边国家一直保持着睦邻友好的关系。在西方国际纷纷制裁中国的时候，是周边国家首先对中国伸出来橄榄枝。中国在与韩国、日本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上，充分显示了大国风范。 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由于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的问题上过于强调“核心利益”，周边国家担心领土争端问题在中国强大以后不能通过双边的谈判和平解决，纷纷寻求美国的帮助来进行外交协调，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从而导致与中国在外交和军事上发生了一系列冲突。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但需要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上发挥作用，而且需要为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承担更多责任。中国政府在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上，需要充分尊重他们的利益，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领土争端问题。 因此，中国媒体在宣传过程中需要大力宣传中国“永不称霸，和平发展”的理念，从而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并取信于周边邻国。 第二、何如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期望值增加的问题。 东方文化提到领导权时，往往过于关注等级概念，强调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而当今的国际社会的事务处理上，更多是通过没有政府立场的代表团体（anarchy agencies）来进行商讨和解决。作为集体推选出来的代表需要负责主导对问题的讨论、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执行。 在信息化时代，话语权和发言权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领导权。以新加坡为例，虽然在经济和政治实力上算不上大国，然而其智库却在国际事务上发挥了重大作用。新加坡对众多的高校、研究机构和智库的优化整合，通过举办国际研讨会和座谈会等方式来加强与全球智库和研究机构的交流合作。 西方文化中的“大国”往往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义务（Better money to do better deeds）。同样，霸权国家（hegemonic power）在公共产品（Public goods）上承担更多责任。例如，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核武器扩散和自由贸易等国际事务上做出更多贡献，付出更多人力和物力。同样，霸权国家也是这些公共产品的最大获益者。 美国对国际事务的态度有两种观点：孤立主义（Isolationism）和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911事件之前，美国的孤立主义占上风，主张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不干涉原则；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国际主义重新抬头，主张美国需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需要在世界和平的使命中扮演更重要的作用；而在经过了10年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后，世界依然处于动荡中，孤立主义又受到了美国民众的支持，奥巴马大选获胜以后，明确表示会结束阿富汗战争。 美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也带给美国极大的利益，马歇尔计划换来了世界民主阵营的强大；美国海军在全球的巡弋确保了世界的自由贸易，从而使美国民众可以购买全球低廉的商品。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往往不乐于去承担责任，从而失去了在相关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非洲有200万中国人，这一数字远远大于美国人在非洲的数量，然而在非洲国家很少能看到中国的国旗。相反的却能经常看到美国的国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非洲民族的内心更加信赖美国政府。 第三、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 从中美的长期发展战略来看，中国和美国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中美之间的问题主要来源于两国在战略上的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对方的意图（Intention）。 首先要指出，美国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中国的发展，原因有四：1.遏制政策伤害双方的利益，美国当年的对苏联的遏制战略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最大程度的和苏联减少经济、政治和外交上的接触。而在全球化的21世纪，中美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利益共同点，遏制中国，减少与中国的接触，同样会对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2.亚太周边国家不愿意加入遏制中国的计划，他们联合美国只是为了制衡中国，从而有利于解决其与中国的争端问题。而遏制中国对于它们来说将会造成很大的损失，不利于其长期发展战略；3.美国国力的下降，不允许美国遏制中国。美国的军费开支不断下降，美国不可能同时在中东地区和亚太地区保持军事优势，同时实施亚太战略和大中东战略；4.美国将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大量投入亚太地区，不符合美国的全球利益，美国在今后的战略中心将会是中东地区。 中美两国政府需要不断推进两国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在亚太地区形成平分秋色的力量均衡（Balance Power），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而实行健康的合作。双方需要认识到：中美合作解决不可能解决所有的国际问题，但是大多数国际问题的解决需要中美两国的合作。中美两国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需要“同舟共济、风雨同舟”，甚至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作者系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 赵穗生)
2014年5月27日 -
郑永年：腐败与中国的历史周期律
最近，因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重提毛泽东和黄炎培著名的延安“窑洞对”，又引发出人们新一轮对历史周期律的反思和讨论。当然，这也刚好契合了中共十八大以来势头越来越旺的反腐败运动。这种契合使得对周期律的讨论更具有现实意义。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以来，人们对中共如何走向未来的讨论多了起来。无论海内外，人们总是喜欢把中共和前苏联共产党作比较，希望从苏共解体的历史中学到足够的经验教训，因为苏联模式对中共的影响的确非常巨大。不过，这种比较也容易忽视一个基本的事实：尽管从组织形式上看，中共和苏共有很多类似和相同，但两者都是各自历史文化的产物。苏共是俄罗斯文明的产物，而中共是中国文明的产物，两者所处的文化导致了彼此巨大的差异性。 把中共的前途，放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来考察，更具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黄炎培所讨论的中国历史周期律，对中共的参照意义远较苏共对中共的参照意义。 历史的周期律问题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学者所思考的问题。自从近代清王朝解体之后，中国的政治精英走上了一条寻求建设一个新制度体系的道路。总体上看，建设新制度体系是要向西方学，但也免不了要总结中国本身的历史经验教训。黄炎培所做的，也就是把那个时代人们所思考的问题带给了毛泽东。当然，毛泽东本人也不可能不了解当时人们的讨论，他所给出的标准答案，也同样是那个时代人们所思考的结果。 当时的人们对中国历史的周期律，做了很多理论和经验层面的研究。总体说来，人们发现一个历史周期基本上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新王朝的建立期；第二阶段就是在这个新制度下寻求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王朝走向兴旺或者顶点的过程；第三阶段是开始衰落直到解体阶段。三个阶段之间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界限。 人们在研究历史周期律的时候，往往把重点放在最后一个阶段，即衰落和解体的阶段。实际上，各个阶段都是可以加以反思的。在第一阶段，是新王朝的确立，但不是新制度的确立；是旧王朝的再生产和复制，而不是旧王朝的转型和新制度的创立。当然，历朝历代的新王朝也会建立一些新制度，但新王朝的总体架构和前朝并不会有什么巨大的变化。在第二阶段，人们的注意力就是把新制度所能带来的“解放生产力”的作用用足，求得最大程度的发展。旧王朝被推翻，既得利益被解体，革命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等等因素，都有利于新王朝的经济发展。不过，这个时期的主题并不是改革和创新。随着王朝开始走向顶点，体制所体现出来的更大的特点就是保守，不求进取。既得利益开始壮大，不再是继续做大蛋糕，而是开始分赃。同时，既得利益也开始扼杀改革和创新，专注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当然，在这个阶段，也会出现一些为了朝廷的利益的改革者和制度创新者，他们提出各种改革方案，试图改变现状，实现朝廷的可持续统治。不过，所有的改革会触动既得利益的利益，因此他们往往没有好下场。 第三阶段最有意思，也最具有借鉴意义。中国有一个传统，人们总是喜欢借古讽今，把现实和从前王朝的末代皇帝统治时期做比较。这个时期的变化和所体现出来的特点，可以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领域。体制外的力量开始从边缘地带崛起，从边缘崛起到最后夺取政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不确定过程。如果仅从体制外的力量本身来看，夺取政权的机会实际上很小。中国数千年历史里，只有明朝可以说自下而上成功夺权，其它更多的都是被镇压。在王朝的解体过程中，尽管体制外的力量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更重要的是王朝本身，也就是体制内的因素。没有体制内部的因素，外部力量很难真正动摇现存体制。 王朝衰落有共通特点 每一次王朝衰落有几个共通特点。首先，王朝内部既得利益已经长大。这些利益都是新王朝建立之后成长起来的，在建设新王朝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已经失去了前期的进取精神。它们不再继续创造财富，而是开始通过掠夺方式获得财富，并且也掌握着国家的绝大部分财富。更重要的是，它们也开始扼杀一切改革动议，视一切改革者为敌人。一旦改革触动他们的利益，就会群起攻之，杀之。 第二，在这个阶段，王权本身往往处于弱势状态，大多权力分散在既得利益手中及与其有紧密关系的官僚体系之中。既得利益大多是王室大员，但他们绝对没有王室的整体利益观念，仅视国家事务为皇帝个人的事情。他们能够对皇帝构成最有效的制约，因为这个群体往往是王权的内在组成部分。官僚系统也就是（宰相）相权方面，往往也和这个群体有紧密的关系。相权本来就是要为皇帝服务的，但这个时候，相权往往被各个既得利益所分解，成为既得利益的工具。严格说来，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明确的王权，王权被分解在体制内部的各个部门。 第三，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进入恶性循坏。皇帝要通过改革既得利益和官僚机构来消解体制外的力量已经变得不可能，往往转而依靠国家暴力机器（往往是军队或者特务组织），通过镇压的方式对付体制外力量。但这种镇压往往显得无效，造成更大、更多的对立，继续促使体制外力量的成长。在很多时候，皇帝连动员军队的权力也被既得利益和官僚集团所制约。 第四，随着体制外力量的崛起，体制内部的一些既得利益开始和体制外力量沟通甚至结合。当然，这些既得利益不是为了改革，而是为了寻求自身的安全，免除其个人利益或者家族利益受损。体制内从权力分散状态走向分裂状态。因此，体制内的一些既得利益实际上为自下而上的反叛提供了机会。体制内部的分裂是体制外力量崛起的前提条件。 体制外出现的反叛力量尽管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其本身往往不足以推翻现政权。在反叛力量崛起过程中，有另外两个群体的加入至为关键，即知识分子和中下层的体制内部官员。这两个群体在反叛力量中起领导作用，往往是知识分子作“智库”，而中下层官僚作未来的掌权者。知识分子不难找，历朝历代，总有很多怀才不遇、对现状不满、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的知识分子。中下层官僚是体制内的一部分，知道体制如何运作、体制的问题出在哪里、如何在未来建设一个新王朝。同时他们又是一线政府官员（如果用现在概念来说），了解社会为什么会反叛、社会需要什么、如何动员社会等等。这个群体也决定了在推翻旧体制之后，所建立的新体制往往仍然是旧体制的翻版，他们所做的只是在王朝体制内部做些所谓的制度改善或改进。 对如何走出这个周期律，毛泽东和黄炎培都指向了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精英所追求的“民主政治”。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听了之后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黄炎培，在谈论民主政治的时候，实际上都指向了体制内、外的关系，或者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这里面又包含几层意思。改革和变化的动力要从体制外而非体制内寻找。既得利益靠不住，因为既得利益所追求的都是私利私益。改革不可避免要依靠体制外力量。如果改革意味着克服既得利益，很难通过依靠既得利益来进行改革。但同时，改革又意味着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问题在于要找到一条依靠体制外力量来推进改革的道路。 这个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方法，唐朝思想家柳宗元在《封建论》已经做过论述。他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可以分为三层，即王权、大户和民。“大户”就是现在所说的既得利益和官僚阶层，“民”就是社会力量。在柳宗元看来，如果皇帝（王权）的改革行为遇到了“大户”的阻力，就可以依靠“民”来克服既得利益。 既要依靠体制外的力量来推进改革，同时又要避免自下而上的革命（或者社会运动），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动员社会力量搞不好就会演变成社会运动甚至革命，这需要当政者找到有效的方式来结合体制内外的改革力量。反腐败就是其中一种有效的手段。 在“跳出周期律”的内容中来理解今天的“反腐败运动”的意义就不是一件难事了。在这个内容中，反腐败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反腐败本身，而具有了反周期律的意义。人们总是从统治者的合法性问题来看反腐败。官员的腐败往往导致统治者的低合法性，甚至失去合法性。因此，历朝历代都需要反腐败。如果统治者失去了合法性，也即失去了统治国家的“天命”，体制外的力量就可以起而推翻之。不过，反腐败运动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推进改革，即通过消弱和超越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碍，把改革进行下去。 今天，既得利益无处不在，它们都以各种方式追求自己的利益。很难说，既得利益的存在是不正常现象。同样，在一些情况下，既得利益追求自身的利益也很难说是不合理的。不过，正是因为既得利益追求的仅仅是私利，往往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相悖。再者，现在的既得利益已经长得足够大，演变成为一个个自我封闭的集团，有效阻碍着任何新利益的产生。如同传统社会，既得利益往往视任何改革为“敌人”，通过各种方式阻碍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既得利益已经进入政治范畴。中国社会现在一些主要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仅是经济既得利益集团，而且在演变成为政治利益集团。正如在传统社会，如果这些集团分解了整个政权，历史周期律就不可避免地要重演了。 因此，人们可以把今天反腐败运动的意义，放置于反历史周期律的内容中来理解。不过，正如毛泽东、黄炎培延安“窑洞对”所揭示的，反腐败运动是否可以转变成为反历史周期律，还需要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因素。第一，体制是否能够向社会足够开放，能否依靠社会力量。第二，能否建立一个新制度。如果反腐败运动的目标仅仅限于修补旧制度，可能仅是延迟历史周期律的发生。只有依靠社会的力量，在削弱既得利益之后，确立起一套向社会开放的新制度，才能真正跳出历史周期律。这也就是中国今天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挑战。（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14年5月27日 -
郑永年：互联网在中国会颠覆科学与民主吗？
2013年是PC互联网的重要拐点，PC销量滞涨，摩尔定理开始失效。在这个关口上，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移动互联网对PC的革命，相当于汽车对马车的革命，还是动车对火车的革命？ 我们用三大重要因素来分析这个事实： 1、PC的人口普及率。根据媒体界已经取得的常识，PC普及率的直接影响因素是城市化率。按照主流的PC普及率统计方式，诸如CNNIC报告的统计方式，欧美日韩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80%-90%，PC普及率也接近80%。而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在45%-50%之间，虽然城市化的增长率开始放缓，但是离目标仍有距离。至少说近期PC仍是家庭必备品。所以从这个指标来看，直接武断地判断PC灭亡，为时尚早。 2、2014年初的服务器数据报告表明：服务器市场仍在快速增长。这说明互联网总体仍在快速增长，其中包含PC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 3、PC互联网本身仍处于早期，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融合，PC互联网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将逐步被解决。大家可以观察到近3年的发展：移动支付激发了线上支付市场，O2O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更深层影响到社会生活。 根据上述重要但是不全面的事实依据，我认为：PC互联网流量增速放缓，本质上是功能分化而非功能迭代。PC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将相互促进、逐渐融合，而不是简单地被替代。 再来看移动互联网目前的主要问题： 1、盈利模式尚未确立。迄今为止，还有很多所谓的移动广告联盟。方寸之地用图片广告，这完全就是PC思维。如果说PC思维会死，那么移动端的PC思维更会死。让人看到新意的盈利模式是：数据营销、内容营销、整合传播。永恒不变从PC迁移过来的：流量变现。 2、开放的软件标准尚未统一。大家难道认为封闭的生态能够一统江湖吗？你认为微信就会成为未来移动互联网的唯一平台吗？会不会有类似浏览器这样的标准出现？APP之间的数据是否可以共享？——只要这些问题还没有答案，一切都是未知数！ 无需再多的理由，我们必须认识到：移动互联网的道路还很长，革命尚未成功，现在是完全的早期。 现在我的到了两个结论：流量不是替代而是分化，移动互联网仍处于早期。似乎，每个人都有机会，而每个人都在寻找答案。答案的入口就在PC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分化、融合所带来的特性，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所谓“去中心化”特性： √渠道去中心化； √时间去中心化； √内容去中心化。 信息不再像过去那样从一个强势的关键渠道强制地送达用户，而是根据用户的习惯、时间分布和恰当的信息形式，有选择地送达或者被选择性获取。 我们来分析目前存在的机会与策略： 1、不要因为PC互联网的滞涨而垂头丧气。PC互联网不是你的爹妈，要学会拥抱变化。 2、不要只看着所谓产品，分化带来的结果是产品也被分化，所以关键要抓住用户。 3、移动互联网已经由功能优先向运营优先转化。 4、PC互联网的强者应注重整合与跟进，弱者应注重移动端的创新。 5、抓住营销的变化趋势也有机会：数据营销、整合营销、内容营销都是很好的方向。 6、场景重于搜索。 7、对于创业者，在细分领域深耕更有前途。（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14年5月27日 -
郑永年：当代民主出现了什么问题？
在讨论当代民主危机时，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两个很有意义的问题。第一个是针对西方民主的，即西方社会所面临民主的危机，到底是因为西方民主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缺陷，还是由目前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缺陷所致？第二个问题是针对非西方国家的民主的，即在发展中国家，民主的倒退并且转向权威主义，到底是因为这些社会希望权威主义的统治，还是这些社会的民众对现存“半民主“状况的不满？ 这两个问题对人们分析当代民主问题具有指引作用，即引导人们提出更为深刻的问题。人们不难从这两个问题出发，再深入来讨论至少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民主发生在西方和非西方，并不是说西方和非西方民主所指的不是同一个东西，但民主在西方和非西方的表现形式是否不同？民主是从西方扩散到非西方的，至少西方和非西方民主处于不同的阶段。 第二，西方把自己的民主视为自由民主，但这种民主不是从来就是这样的。即使在西方，民主也具有历史性，传统的民主制度和现行自由民主制度模式很不相同。所以，如果民主具有阶段性特征，民主也必须是变化的。 第三，在发展中国家，民主经常出现“倒退”，即退回到原先的权威主义体系。也就是说，非西方的民主往往呈现出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的根源是什么？是民主形式出现了问题？还是那里的社会出现了问题？ 第四，发展中社会民主的倒退，或许是因为人民对民主的不作为感到不满意，或者是对现存的“半民主”状态不满意。这种现象在发展中社会非常普遍。很多人对民主现状不满意，希望现在的“半民主”状态演变成为西方式的“全民主”状态。很少有人会说民主形式会有问题，是因为民主程度不足。不过，这里又可以提出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发展中社会的民主，往往是“半民主”而非“全民主”？为什么“半民主”状态很难转型到“全民主”状态？这种转型的困难到底是因为制度设计、政治精英等人为的因素，还是有其他的客观因素？ 民主有不同发展阶段 首先民主是具有历史性的。人们把西方民主称为自由民主模式，但这一民主模式产生的时间并不很长。现在，很多西方学者和政治人物把非西方民主统称为“非自由民主”、“竞争性权威主义”和“模仿民主”等等。但历史地看，西方民主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也都是“非自由民主”。民主制度的核心——普选权——也只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得以真正实现。之前，对选举权有诸多的限制，例如财产、性别、种族等等。美国被视为是民主的典范，但美国民主在很长时间里保留着奴隶制度，直到林肯总统的时候才废除。 今天人们在西方所看到的大众民主，也就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全面实现。不难看到，大众民主的实现是有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前提条件的。首先是经济的。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口卷入国家的经济活动，而且也使得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身份转换（例如从农民到工人、从工人到中产阶级等）。从政治上说，在欧洲，早期平民进入政治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争，政府动员平民为国家而战，相应地也要赋予他们参与政治的权利。平民的政治参与到了二战之后迅速扩展开来，政治参与越来越成为人们权利的一部分。从社会上说，大众民主离开不了大众教育。政治参与并非简单的投票行为，在投票的背后更是对政治人物及其政策的理性选择。要做理性选择，对信息的掌握和分析至关重要。教育的重要性也体现在这里。简单地从社会结构来说，中产阶级是大众民主的主柱。实际上，这一切前提都反映在中产阶级身上，例如有产、对社会的贡献、教育、理性、独立、宽容等等。 所以说穿了，民主就是精英与平民之间的一种互动形式。精英和平民的质量都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是这两者之间互动的平台，即法治之上的政治架构。 说西方当代民主出现了问题，就要从精英和平民的互动及其互动的平台去找。在精英层面，大众民主所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政治的去道德化和价值化。传统民主可以理解为精英之间的互动。精英之间的共识至为重要，他们对民主具有共同的认同、具有相当一致的道德价值、遵守共同的规则。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传统民主中能够参与政治的是少数，选票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在很大程度上，精英民主就是精英之间的互相“选拔”，民主只是对所“选拔”出来的候选人的一种正式认可。 但在大众民主时代，精英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选票成为大众民主唯一的衡量标准。谁是精英取决于谁得到的选票最多。选票就是权力。在一切为了选票的情况下，民粹主义变得不可避免。今天，民粹主义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象，更是发达国家的现象。民粹主义也改变了政党之间的互动模式，反对党往往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在精英政治层面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社会的质量也发生了变化。民主表明政治参与，市民社会扮演关键角色，市民社会的质量决定了民主的质量。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在其所著《美国的民主》中向人们展示了中产阶级、市民社会、社会自治和理性等在美国民主过程中的作用。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具有良好的经济条件、受过良好的教育、为社会的道德载体、对公共事务热心，这些特质决定了市民社会不会被政治精英盲目动员，而实现自主的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 中产阶级的关键作用 不过在今天，传统上支撑民主政治的中产阶级精神急剧衰退。为什么会衰退？在众多因素中，全球化及其导致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已经大大挤压了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在全球化时代，政府保障中产阶级的能力大大下降。如同早期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时代又是一个资本统治的时代，资本可以流向任何一个地方，真正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而政府的经济主权已经荡然无存。当税收可以逼走资本的时候，中产阶级便成为政府征税的主要对象。再者，今天的产业结构与传统产业结构已经大不相同。传统中产阶级是传统产业结构的产物。今天的产业结构，无论是金融还是信息技术，注定只能产生绝少数富翁和绝大多数低薪者，这是一个产生不了庞大中产阶级的产业结构。 在这样的情况下，收入分配高度不公，社会高度分化，中产阶级的生存环境也跟着迅速恶化。一个国家有富人和穷人并不可怕，但如果穷人占据人口的绝大多数，财富掌握在少数富人手中，中产阶级小得可怜，传统中产民主也就失去其社会基础。更为糟糕的是，当中产阶级被挤压而变得捉襟见肘的时候，大众民主迫使政治人物诉诸于民粹主义来获取政治权力，传统民主的理性精神包括法治便消失了。 当人们的眼光从西方转向非西方社会的民主时，就会发现非西方的情况更为严峻。这里精英之间没有共识，平民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精英和平民之间缺失有效的互动平台。在西方，民主往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尽管民主革命和社会运动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民主一旦产生，就对接其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但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往往是人为引入的产物，没有社会经济的基础。这种情况在西方之外的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都存在着。政治精英之间毫无共识，政治的目的就是政治，民主只意味着政治人物各自挟持着自己的支持者，竞争国家有限的资源。 平民层面也一样。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仍然低下，很多人仍然没有解决好温饱问题，人们受教育水平也低。当政治人物告诉他们“民主（可解读成为‘支持我！’）可以给你带来美好的生活”的时候，人们就信以为真。对他们来说，投票（民主）是走向衣食温饱的手段。当平民对民主持这种态度的时候，他们就为政治人物的民粹主义提供了无穷的社会力量。而这种民粹主义所带来的仍然是贫穷，是无政府。 在发展中国家，人们更难找到像西方那样的规制精英和社会互动的法治制度。这些国家尽管表面上也存在着类似西方的民主制度，例如多党制、三权分立、自由媒体等等，但这些都仅仅停留在纸面。如果和西方比较，这种情况很容易理解。在西方各国，发展的顺序都是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西方大部分基本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个顺序在后发展中国家便倒了过来，往往是民主化在先，国家制度建设在后。不过，实际上，一旦大众民主化发生，很多基本国家制度包括法治就根本建立不起来。在没有基本国家制度的情况下，民主往往成为政治激进化的根源。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和作为一种制度手段之间的区别。从发展顺序来看，西方早期民主的产生主，要是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来解决精英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不过，后来民主越来越被提升为一种价值，一种人类生而有之的权利。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天赋权利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任何权利的实现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需要很多前提条件的。在西方，权利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英国学者马歇尔（T.H. Marshall） 在这方面有很好的论述。他认为英国人公民权（citizenship）的实现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8世纪的市民权利、19世纪的政治权利和20世纪的社会权利。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都走过这三个阶段。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国家，权利实现的顺序必须是相同的。这里要强调的是，到了后发展中国家，人们往往把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和权利来追求，而忽视这些权利实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结果，超前实现权利的价值观，和客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之间经常发生严重的冲突，反而导致权利无法实现。 今天的民主面临很多问题，既有发达国家高收入民主的困境，也有发展中国家低收入民主的困境。尽管这样，民主仍然会是发展中国家人们所追求的价值。不过，追求民主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民主的实现必须考虑到各种条件。如果通过激进的方式，也就是在没有任何支持条件下实现民主，民主必然会和低度发展、贫穷、分化、混乱等等诸多人们不想要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如何实现好民主而避免坏民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14年5月27日 -
黄亚生：中国商学院教育与美国的区别
近日，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教授做客2014年新浪商学院高端访谈，就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主要区别、MIT行动教学模式的主要特点与目标、中国特色化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下商学院教育与美国商学院教育之间的区别、中国实验室的缘起与发展、学术自由对研究的重要意义等问题发表看法。 以下为现场的访谈实录： 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主要区别 主持人唐敏：各位新浪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做客今天的新浪教育直播间。坐在我右手边这位是来自于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教授，黄教授先和各位网友打个招呼。 黄亚生：您好，大家好。 主持人唐敏：黄教授，从您的过往经历来看，您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之一，在1981年的时候已经留学到哈佛了，之后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包括现在麻省理工任职，这几所都是美国顶尖的学校，您觉得这几所学校之间有什么差别呢？ 黄亚生：我这里主要讲的是商学院，管理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最大的区别是，我们主要是以研究为主的学院，非常注重研究，特别是非常注重有实效的研究。哈佛商学院当然是世界顶尖的商学院，规模也比我们大，每一年级学生的人数相当于我们的两倍，所以它的规模比我们大，历史也比我们长。它的教学方面非常出色，主要是案例教学，我们也用一定的案例教学，但是我们有自己的方式，叫行动教学，这次来中国，主要是参加行动教学这方面的项目。主要区别就在这方面，第一，我们主要是以研究为主的学院，第二，我们的教学方式，跟哈佛商学院有所不同。 主持人唐敏：斯隆是以研究为主，哈佛可能是案例为主的。 黄亚生：它做研究也很注重案例研究，比如说我们提升教授的标准就是研究成果，哈佛商学院它提升教授，一方面也看你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另外一方面，它很注重你教书，你在这方面的业绩。我们教书当然非常重要了，但是我们在提升教授的时候，在选拔教授、评终身教职的时候，基本上主要看研究工作。哈佛那边可以说50%：50%这样。 主持人唐敏：在MIT这边大概会占多少，两者的比例？ 黄亚生：我们几乎可以说100%是研究的。但是我们教书这方面，因为我们更强调的是走出教室，要跟实践结合，虽然我们教书这方面有我们自己新的不同于案例教书的模式。但是教书，你很难，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区别，如果你是研究的话，你在评估一个教授研究工作，那是全球评估的，尤其是他不认识我，他也读过我的文章，读过我的书，他都可以评估我。教书都是内部评估的，外部人不知道你教书教得好还是教得不好。你教书一定要做到一定的水平，但是在你评估的时候，教书的成份不是很高，可以说是很低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区别。 案例教学是进口模式，行动教学是出口模式 主持人唐敏：刚才您也提到在MIT，我们比较强调行动学习，行动学习到底是怎么样的概念呢？ 黄亚生：作为反差来讲，先讲案例教学。现在在美国，甚至于在所有的西方国家，主流的商学院的教书方式还是案例教学，教授写一个案例，关于一个公司也好，一个政府机构，一个组织，写一个案例，让大家在案例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在我看来，它这是进口知识的学习方式，外面的知识，通过案例的方式，进口到我的教室里来，然后学生去讨论等等。我们行动学习，可以说它是出口模式，我们在教室里学到的一些理论，学到一些普遍的原则，那怎么去给它应用去，我们让这些学生到外面去应用做实践，检测他的理论。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这也是一种学习，他到公司里去做，他不是去做实习，他是作为一个小组，到公司里作为一个团体，这个小组本身是一个团体，共同地为这个公司解决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 在为公司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他实际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在我看来，在案例里，他很多东西都学不到的，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讲，特别是我们在国内跟清华、复旦、云南大学和岭南商学院合作的项目，主要是面对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情况变化多端，而且情况变化得很快，一个案例，基本上写在纸上，就这么些情况，某种情况来讲是静止的学习工具，我们是动态的学习工具，而且很多的东西你事先没法做准备的，你到了公司，情况会突然出现变化，很多东西，你要让学生培养他的应付突变的能力，我觉得从案例教学里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所以在我看来，行动学习，行动教学的方式，不能说完全取代案例教学，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种比较具有竞争的学习方式。 主持人唐敏：在MIT行动学习是贯彻到各个项目中吗，包括我们从本科到这些专业学MBA、EMBA还是主要是MBA的学生？ 黄亚生：问题问得很好，美国我比较熟悉，只谈美国。从整个美国教学模式来讲，有三大板块，一个是老师在黑板前面的讲义教学，还有案例教学，就是讨论的，互动的等等。还有是行动教学，行动学习。美国除了商学院以外，基本上采取的主要模式还是讲义教学，在中国我想也是这样子。所以本科生他们是基础教育，案例教学和行动教学，都不是非常合适的，这种基础的科学，基础的知识结构，它是通过讲义的。比如在高中，在初中，你让他一下子到外面做项目，是不可行的。我们实行的行动教学，主要是针对研究生的，也就是硕士学位，或者是硕士学位以上，而不是针对本科生的。 中国的商学院教育和美国的商学院教育之间的区别 主持人唐敏：刚才我们也提到，像MIT现在有跟中国很多高校合作，实际上中国很多商学院教育其实在借鉴美国和欧洲其他商学院，在您看来，您对于中国现在通过这些年的合作，应该对中国高校比较了解，对美国商学院更加了解，您觉得现在中国的商学院教育和美国的顶尖的商学院教育之间会有差别吗，您觉得这个差距大吗？ 黄亚生：我不用差距这个词，我觉得用区别这个词。差距好像一个比较领先，一个比较落后，不是这样。比较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不追求专业，不追求专业对口，它培养的是通才。当然我们有些专业的学位，但是整个MBA，是鼓励你要获取各个领域的知识，不要过早地去集中地学一个专业。另外从我们学生录取的背景来看，他非常广泛的，而且我自己认为，本科生不应该学管理学，本科生应该学数学，应该学英国文学，学基础性的东西，而不学职业化的，商学院是职业教育，法学院、医学院都是职业教育，这个应该在大学以后，进一步地深造，进一步地去做职业方面的深造。在大学不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录取学生的背景，它是非常广泛的。像MIT一般认为是工科的学校，但是我们录取的学生里边有英国文学的，莎士比亚都有，它这是属于所谓自由教育。这方面很强，就是人文的色彩很浓。可能国内由于它高考制度，因为考试它的标准定得可能更加确定，更多是这么上来的，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主持人唐敏：您指的区别可能在于本科的培养，本科之后的研究生培养尤其是专业学位培养方面，您觉得区别在哪里？ 黄亚生：也有区别，中国教育制度有所改变了。在几年以前，即使在中国，你是商学院，考试所占的份量是极其大的。我们基本上考试，你上了这格以后，考试分就不起作用了，得看你其他的成就。中国商学院这几年也在改变，比如说考试完了以后，要对学生进行面试，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另外不能说100%都取决于考试的成绩，商学院不应该直接从大学里录取学生，应该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你这么去想，谁考试考得最好，肯定是最年轻的，刚刚从大学毕业，如果你仅是依赖考试来录取他的话，基本上你录取的是那些能考试的人，这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不见得很强，可以说有的时候是很弱的。像哈佛商学院，它根本不看考试，他根本不要求你去考GRE、GMAT这些。我们要求你考，但是你上了一定分数线以后，你是满分和你刚刚上分数线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主持人唐敏：标准是一样的。 黄亚生：标准是一样的，当然你太低了也不行。另外一方面，比如说在几年以前，中国很多的商学院要求毕业生在毕业以前，要写论文。 主持人唐敏：现在还是依然，很多都是。 黄亚生：也有所改变，反正在我看来，商学院的学生他写论文，不是特别适合他的能力和他的兴趣。我们都不要求这些东西。与其说让他写论文，不如让他到外面做一个项目，这是他非常感兴趣的，非常适应他的兴趣，适应他的能力，让他做这些事情。第三个方面，我们课的设置非常广泛，从金融学、会计、市场营销甚至有的课程讲莎士比亚的戏剧，法律、政治方面，什么课都有，而且教授的学术背景也是多种多样的，心理学家、经济学家。他可能更多的是追求知识的全面性，而不是他的专业性。 主持人唐敏：您所谓的知识的全面性和知识的专业性，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在国内的商学院培养，他们越来越多地设定方向，在MBA培养里面，他们可能有金融方面或者说运营管理方向，在MIT斯隆是不会去设置这些方向吗，而是根据学生的兴趣自己来选择？ 黄亚生：首先我们不去设定很多的方向。第二，如果设定方向，我们不是以学科为设定，比如说金融，如果说有方向的话，我们有专门的金融学位，那个就是针对金融专业方面的，像那个专业的话，你并不需要在大学毕业以后，工作很多年，你才能被录取，你可以大学毕业，马上就可以报考，就可以录取，这个是完全专门给他设定的学位。我们MBA，我们有一个方向，比如说这个方向不是说金融、市场营销，它是创业、创新，创业、创新这是很泛的概念，而且创业创新也不能说是一个专业，他里面可能有金融方面的内容，有科技方面的内容，各个方向的学科都有。我们可能更强调的是综合性，强调的是全面性、综合性，而不是特别强调专业性。 主持人唐敏：还有一个问题，在和很多中国商学院一些老师交谈的时候，包括在中国的商学院读书的学生在聊的时候，他们提到一点，在中国商学院读书的这些学生，其实放到国际上来说，有些时候并没有像欧美这样顶尖商学院一样这么有竞争力的，比如说像在MIT培养出来的人才，可能我即使放到其他国家去，别人也非常认可，而在中国一些商学院培养出来，觉得你培养出来更适合在中国本土发展的学生，我这里指的是MBA。对于这个观点，您怎么看呢？ 黄亚生：比如说像顶尖的商学院，我觉得商学院和商学院之间差别是很大的，市场差异性是非常大的。美国好的商学院和排名比较靠后的商学院，差别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中国也应该是这样子。如果是在顶尖的中国商学院，光华、清华，还有中欧管理等等，那里的学生是非常强的。如果说是有什么区别的话？我自己个人的感触可能中国商学院的学生，他工作时间比较短，所以在学术水平是很高的，考试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有的时候跟那边的学生比，可能工作时间比较短，另外毕竟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以及整个体制，它是有中国特色的，所以你如果在这种环境下工作、长大、受教育的话，你不可避免烙上中国体制的烙印。中国本身这个盘子很大，就可以容纳这些人。我觉得这并不是质量上的区别，如果你很年轻的时候，就在这么一个体制环境下成长的话，那确实是你更熟悉的是这么一个环境。我们这些搞研究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环境确实跟西方，甚至跟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环境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觉得主要是环境的差别、区别，造成了刚才你说的，它是问题也好，是现象也好，造成你说的这种现象。并不是商学院教育体制，它刻意地去搞一个中国化的，很有意思，你看中国商学院课程里介绍的案例，很多都是国际案例，但是马上谈到国际案例，有人就会问怎么适应我们中国？在美国的话，一般来讲，一个英国案例，在讨论它的话，一般人不会问怎么会适应我们美国的，他不会问，因为他确实从制度上来讲比较相似。这是一个后面大的背景因素造成的。 主持人唐敏：换一句话说，您觉得中国商学院这些教育放在世界商学院教育的话，它是有竞争力的吗？ 黄亚生：我自己觉得这不是中国商学院的问题，这是中国自己政治上和制度上的取向造成的。比如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的公司，它在中国可能做得非常好，举个具体的例子，上海的汽车工业总公司，它在中国做得多好，市场占有率很高，但是它一到南韩就不行。南韩为什么不行？它到南韩碰到的很多问题是从来没有经历过，比如说工会的问题，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在这里没有碰到这个问题。比如你再比较印度的企业，印度的企业，你看印度这个国家整个可以说做得不好，但是有些企业做得是相当成功的，如果它到英国去投资，到欧洲去投资，它碰到所有的问题在印度上都碰到过。从这点上来讲，他在印度学习的知识是有普世应用的，而确实在中国，你在中国掌握的一些知识，因为我们这种制度上的区别等等，确实很难应用上去。但是我觉得这是跟学校教育制度是没有关系的，这是它的政治上和制度上的取向造成的。 主持人唐敏：就是中国太特殊了。 黄亚生：中国第一太特殊，第二它自己很大，能够自然吸收。他走这条路很不一样，但是它能走下去，因为它自己有很大的活力，它有很大的市场，它能够支持它这么一个模式。当然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种模式到底能够走多远，它的持续性，它是不是早晚会有一种接轨的，在我看来早晚要接轨，但是不管怎么说，过去30年这条路是这么走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主要因素。 中国特色化的研究——中国实验室 主持人唐敏：这些年，您在积极推动MIT跟中国高校合作，这里有哪些合作，在合作的时候，会不会比较考虑中国特色化的研究？ 黄亚生：这当然了，可能我现在这种看法比以前更加强烈一些。就是说一个国家它有它自己选择道路的权利和必要性。所以在我看来应该用数据来说明你这条路应该继续走下去，还是应该改变。而不是说简简单单地用价值的取向。我们跟中国各个大学合作，跟清华经管学院、复旦商学院、岭南商学院和云南商学院合作，在大的价值取向上，我们是不过问的，我们要做具体的事情。比如说中国实验室，我们要做的话就是联手帮助中国的中小企业，帮他们设计各种各样的商业的方案，产品战略，这不牵涉大的价值取向的问题，在这方面，不过多干涉。只要这些事情不妨碍我们做这些事情的话，我们就不应该去干涉这些事情。我们只是希望把中国实验室做好就可以了。我自己有个人的价值取向，我自己是这么说，我是信仰民主，信仰自由，信仰竞争的，我自己从个人方向来讲，我希望中国向那个方向发展的，当然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价值取向。 主持人唐敏：就像您刚才所说，和中国这些高校也在推进中国实验室项目，除了中国实验室，我们还有哪些合作项目呢？ 黄亚生：中国实验室的建立，是在跟中国各所大学合作很深的基础上建立的，并不是平白无故地建立这么一个项目起来。我们跟清华、复旦的合作从1996年就开始了，时间是非常长的。而且你去查一下，当时美国没有任何一家主要的商学院在中国开展活动，只有我们，我们来中国是非常早的。当然中欧管理学院来得比我们早，中欧管理学院跟我们不一样的是，它在欧洲是没有这么一所学校，它是在中国成立的，而且有欧洲共同体支持的。我们1996年就跟清华和复旦合作，后来又加上岭南，然后又加上了云南大学，我们还有一段时间跟西安交大合作过，现在又跟上海高级金融管理学院合作。中国实验室是建立在这些合作基础之上的，而这些合作已经从1996年开始了，所以这个主要是教师的培训，国内的老师到我们那边去，你刚才讲到中国的商学院课程很多，不能说是完全的一种复制，但至少是参考了西方的课程。这里有相当是MIT管理学院课程的影子，因为我们来得很早，在清华、复旦有些师资在我们那边做过一段的进修，回来以后，他自然而然地就把MIT的课程介绍到中国来。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项目。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了中国实验室。另外我们在这些合作之上在中国展开其他的业务，比如说明天和清华大学参加的一个关于社会企业的讨论会。我们5月17号会在北京举办创新创业的会议，是由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他们在清华有一个课程，在这里教课程，参加这个会议。这是另外一个项目。另外我们还有合作研究一些项目，比如说有一个合作研究项目是跟清华和MIT做他们校友，毕业了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他们有没有创意的职业的曲线，做了一个很大的问卷调查。所以还是有其他的内容的。今天我们来这，主要是中国实验室，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合作内容的。 主持人唐敏：刚才经过您介绍，发现合作是非常深的，从最开始说的把老师送到MIT培养，到后续的一些活动的安排。在这么多的合作中，如果让您举一个您觉得合作得比较深的项目的话，您会举哪个？ 黄亚生：给我自己的偏向，我觉得是中国实验室，因为中国实验室是我创办的。抛开中国实验室不说，从数量和规模上来看，我们从1996年和清华、复旦合作开始，大概国内的商学院的老师到我们那进修的人数超过二百多，我们MIT的老师到这边来做学术访问的人次，好像也是上百，具体数字我记不清楚。另外在我们和清华、复旦、云大和岭南合作基础之上，他不是双学位，但是是国内商学院自己的学位，叫做国际MBA学位，清华现在在这个基础上开发了一个全球MBA项目，它是国际MBA的演化。这个从1996年到今天，大概已经有四千多个毕业生，所以，从这点意义上来讲，规模是相当大的，在北京、上海，以至于云南，有过一段时间还在西安。不光是在北京一个城市，不光是在上海一个城市，从这点意义上来讲，从合作的历史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这个合作是非常成功的，而且是有很大的影响。 主持人唐敏：现在MIT在挑选合作院校的时候，会不会有自己的标准，为什么现在就清华、复旦、云大、岭南，还有高经呢？ 黄亚生：清华的话，比较容易解释的，因为基本上MIT跟清华背景是非常相象的，可以说基本上是孪生兄弟一样，从基因等等，另外我们做全球MBA项目，我们还要进一步深化和清华的关系，另外清华以科技为背景、工程为背景，向创业方向发展，这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的发展方向的。所以跟清华合作，是理所当然的。另外从政治角度来讲，清华的地位要比MIT在中国的政治地位要高。MIT培养中央银行行长和总统的科学顾问，但是我们没有过总统。其他几家，上海从地理位置上来讲，我们是非常注重地理位置的。复旦合作这么多年也非常愉快，所以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合作。其他几个地方，像广东，我们广东跟岭南合作比较早，1998年就开始，广东是市场经济出口外向型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我们也愿意到那个地方去。昆明，我是非常推动这个项目，为什么呢？从我非常自私的角度来讲，就我自己，为我们自己的学生来着想，我不去想别的事情。我觉得西方的学生，美国的学生，如果他们到中国做项目，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大的，沿海的，富裕的城市，他们应该到内陆去，应该到那种不发达的地区去，他们学到的东西和他们在沿海发达地区学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是互补的东西，所以我一直是非常重视跟云南大学的合作，我也是非常希望合作能够继续下去。反正各种各样的理由，而且从合作本身来讲，因为这么多年，双方也非常习惯，合作得也非常好，所以我们一直这么合作下来，所以我觉得状况还会继续下去。 主持人唐敏：之后还会扩大其他院校吗？ 黄亚生：可能比较难了。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院，三四家已经是一个饱和的状况。因为我们不光在中国有这种合作，我们在拉丁美洲，在中东，现在我做了我们学院的负责国际项目的副院长，我管的不光是中国，还有其他的国家，我们可能在东南亚还要发展业务。所以中国当然是我们合作里面最重要的，没有任何疑问的，在中国再扩大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难度。 主持人唐敏：今天我们问了很多关于商学院的一些问题，不管是美国商学院还是中国商学院，问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从您个人的角度，您也是在顶级商学院做了副院长的华人里是第一人了，尤其您本身是经济学家，从某种情况来说，您刚才说比较崇尚自由，比较崇尚民主的，但是市场声音有些时候觉得您稍微偏激一些，敢于表达很多观点，作为您这样一个状态，当然在作为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角色的时候，有些时候会不会面临一些挑战，这些挑战对您造成的压力大吗？ 黄亚生：我没有觉得我在哪个方面的观点跟做副院长之间有冲突，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不会认为是一个问题，我们是充分自由，学校管不了我言论的。另外我做研究，发表对任何东西的看法，这并不是我作为副院长，管国际事务，我是作为一个教授，作为一个研究员，发表的观点，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我做副院长，当然希望提升MIT斯隆管理学院的地位和它的品牌等等，在中国，我自己感觉，我做的这种事情是完全不违反我个人的价值取向的。我从来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靠私有企业，应该靠民营企业，应该靠中小企业，我设立的中国实验室，虽然我们也有大的跨国公司，甚至国有企业也做过我们的客户，但是你要看整体上来讲，80%、90%都是中小型的企业，这也是非常符合我个人的价值取向。我并不觉得这之间有任何的冲突。 另外，可能在有些问题上，我是这样看的。我一直做研究，谈到的一些中国经济碰到的挑战和问题，比如说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金融体制偏向于大型企业，偏向于国有企业，现在我觉得这个观点不能认为是偏激的，大家都是这种观点，没有这种观点的人，实在是比较少的，连政府官员也都是这种观点。第二，我觉得我可以去做研究，也可以去做呼吁，但是我自己也得问我自己这么一个问题，你在上面呼吁这些，经常可能在你看来比较偏激的批评，但是你能够为中国的中小企业能做些什么，有一次我去讲话，讲到中小企业发展融资的困难，听众有一个人问我，你这个教授天天在讲这些东西，他实际上是非常敌对性的问题，他问你天天讲这些东西，说大话，你能做什么东西。他问这个问题对我还是触动很大的，我后来想，做中国实验室，我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的，我能帮助一两家中小企业能够帮助他解决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也是在帮助他们。从政策上，法律上，金融管制方面，那种呼吁，我还去做，但是我觉得不能停留在愤青的局面上，我觉得在我可行的地方，我还能做一些事情。 主持人唐敏：您有考虑过在未来，比如说十几年内，有考虑回中国吗，我指的是回到中国的高校？ 黄亚生：我觉得比较难，因为我觉得学术自由是一种绝对的权利，作为一个教授的话，是绝对的教授，我是没法忍受没有学术自由的一个环境，这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我可以做中国实验室，这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让我做研究，在课堂上讲课，如果认为没有绝对的自由的话，我觉得是很难的。
2014年5月27日 -
薛澜：智库热的冷思考 破解中国特色智库发展之道
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带来了智库的兴起。目前，全国各部门各地发展智库的热情空前高涨，各种类型的智库不断涌现，相关的研讨会和评估也络绎不绝。但是在全社会智库热之后，我们必须对智库问题进行一些冷思考。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智库具有三个主要职能，即理性决策外脑、多元政策参与渠道、决策冲突的理性辨析平台。智库社会职能的发挥有赖于完善的“政策分析市场”的建立。本文最后建议，加强政府内部公共政策的研究能力，增强对高质量政策研究的需求;减少政策研究禁区，增强社会脱敏能力，为政府调整政策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推进数据信息公开，加强政策研究投入，提供公平的政策研究市场环境;深化改革，加快建设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智库。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和社会矛盾凸显的关键时期，智库的发展得到了国家的关注和重视。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智库”和“智囊团”。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示，要建设中国特色智库，适度超前，服务决策，为中国智库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全国各部门各地发展智库的热情空前高涨，各种类型的智库不断涌现，相关的研讨会和评估也络绎不绝。 但是，在全社会智库热之际，我们也必须对智库问题进行一些冷思考，对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进行梳理，避免由于认识上的误区而影响智库的健康发展。例如，什么样的组织是智库，什么样的组织不是智库?智库的基本社会功能是什么?什么不应当是智库的功能?当前中国智库的发展最缺什么?如何培育中国特色国际一流智库的发展?本文想就这些问题做一粗浅的分析，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并开展更加深入的讨论，从而推动智库的健康发展，为中国公共政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做出贡献。 二、智库兴起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公共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智库(也称思想库)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是特指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广泛的公共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建议。[1]智库既是专业知识库及高级人才库，也是科学知识与公共政策之间的重要桥梁。智库的兴起与当代公共政策的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首先，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进步，任何一个公共政策问题都涉及到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公共政策制定所需要的科学分析仅靠单个或少数专家的力量远远不够。稍有不慎，错误决策的成本是巨大的。任何重大公共政策从决策方案的提出、评价，到最终方案的选择，必须综合各方专家的集体力量。另一方面，公共政策问题的复杂性、连续性及可重复性要求有稳定的研究机构去从事专门研究，很多政策建议往往需要经过不断的讨论、修正，才能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变成具体可行的政策行为。 其次，现代公共政策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多学科的深入研究，需要综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工程技术多方面的研究结果。期待智库这种单一的社会组织来完成所有这些研究是不现实的。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研究活动必须在不同社会组织中有效地开展分工协作，构建科学民主决策的知识链条。一般来说，可以把政策分析过程中相关的研究工作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基础性研究。这些研究工作并没有特别的指向性，是对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发现、认识和解释。例如，关于北京地区雾霾形成机理的研究就属于此类研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能起源于科学家的好奇心，也有可能起源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需求。但由于这些研究工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其产出的经济社会效益不清楚，所以，市场主体一般没有积极性去资助此类研究工作，属于典型的市场失灵，需要由国家对从事基础研究的大学或科研机构提供制度性的经费投入来解决。 第二类是应用性研究。这些研究工作的政策指向性比较明确，是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对公共政策领域所提出的需求而开展的。如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研究。这些研究虽然是应用导向，但需要对相关领域的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甚至于要开展一些基础性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结果往往会提出具有前瞻性、系统性，比较宏观的政策建议，比较适合由智库来执行。市场主体一般也没有积极性支持此类研究，需要智库通过各种方式筹资开展。 第三类是对策性研究。这些研究工作是针对公共政策过程中具体决策需求而开展的研究，需要对实际问题提出具体的政策方案并包括利弊分析。如1963年古巴导弹危机中美国得知苏联在古巴部署核导弹之后应该做出什么反应?这类研究工作的指向性非常明确，但往往时间紧，信息不完全。同时，也必须充分了解决策者面临的其它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压力等约束条件。这类研究往往是由政府内部的研究机构来执行，不需要额外的经费支持。 在实际政策研究过程中，不同机构之间的分工并没有那么清晰。很多高校的研究机构也从事应用性研究或对策性研究，很多智库也积极参与到对策性研究。但从各类机构的比较优势来看，在合理分工的基础上有效地合作更有利于推进公共政策研究的科学化和有效性。当然，各类研究的资助方式也是一个核心要素，后面还将要涉及到。 再次，随着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的公共政策对公众福利的影响越来越大，公众对于公共政策知情权和参与权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一个利益格局和价值选择多元化的社会中，公共政策如何平衡各种利益和价值观念的冲突和矛盾是各国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能力也在不断地提高，他们不但希望公共政策能够保护自己应有的权益，而且希望自己的价值观念能够在公共政策中得到体现。当然，由于时间、能力等各个方面的约束，广大公众能够直接参与政策研究的人是极少数。更多的公众则是通过各种公开的政策分析报告或政策讨论来了解政策过程，并通过社会既定的政治参与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些政策的支持或反对。正因为如此，智库对公共政策问题比较客观中立的分析，除了政策制定者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需求群体，就是关注相关公共政策问题的公众。 正是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以提供专业客观的政策分析为己任的智库应运而生，其标志性事件就是1948年在美国成立的兰德公司。虽然各种统计千差万别，但全世界目前有影响的智库超过上千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智库在各个国家的国内政策及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三、智库的社会职能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尽管智库可以在现代社会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也不能过度夸大。目前很多媒体的分析和报道把智库的社会功能夸大或者泛化，似乎有了智库，中国的很多政策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还有一些机构对包括大学、研究机构、盈利性咨询公司等各类社会组织进行所谓智库评比，混淆不同类型组织的社会功能，这种认识误区对于智库的发展有害无利，值得注意。只有对智库的社会功能准确定位，建立稳定合理的预期，并依此对智库的水平、公正性、客观性进行合理的评价，才能够使得智库优化其社会功能，向着专业化和客观中立的方向发展，建立起其应有的社会信誉。 在中国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智库在推动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过程中具有三个主要职能。 首先，智库可以发挥政府理性决策外脑的职能，对政府面临的公共政策难题进行相对独立的，科学理性的分析，并提出各种备选方案，供决策者选择。在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很多公共政策问题的专业化程度、复杂程度和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的经验主义式的决策已经很难适应。与此同时，近年来政府部门多轮的行政体制改革与简政放权也使很多政府机构的政策分析能力弱化。此外，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相关主体与政府部门在决策过程中的博弈局面更加凸显。这些情况的叠加使得政府部门在复杂决策时面临的挑战变得更加突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由高水平智库提供的相对独立客观的政策分析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其次，智库可以成为多元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政策参与渠道。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中国社会利益群体逐渐分化，各种价值观念更加多元。其中有些利益群体属于新兴社会阶层，如民营企业家阶层;有些利益群体属于非主流弱势群体，如城市农民工群体。在这种情况下，智库的比较理性的全面分析往往会把这些利益纳入视野，作为政策分析必须考虑的要素之一，成为多元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政策参与渠道。近年来，在城市农民工问题、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各类智库作为多元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政策参与渠道已经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最后，智库还可以在不同利益和价值观念有冲突的情况下成为理性政策辨析的公共平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共决策难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例如，在有限的公共财政手段下，是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医疗服务中，还是投入到教育中?在地方经济发展发展过程中，大型化工项目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决策需要平衡各个方面的利益，需要协调各类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念。但由于缺乏一个全社会理性政策辨析的公共平台，对于这些重大决策的利弊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理性分析过程，使很多重大的决策就在媒体和公众情绪波动中随机地摇摆而给公众利益带来巨大损失。由于智库本身在公共政策不同领域的深厚积累及其立场中立的特点，可以成为对这些政策进行系统分析，对政策利弊进行价值判断的交流沟通平台。这种交流沟通过程一方面可以帮助决策部门更好地了解不同利益群体和价值倾向的诉求，同时也可以化解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广泛存在的不信任，把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对立博弈转变成为不同利益和不同价值观念的沟通与妥协。 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三种社会职能的定位对智库本身的运行模式和治理结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例如，如果一个智库的运行没有一个相对稳定或多元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其运行需要依附于强势的利益集团，则很难期望这样的智库对有争议的公共政策问题保持客观中立的分析。当然，这样的智库也很难吸引高层次的政策分析人才来保证其研究工作的高质量要求。同时，由于诸多公共政策的复杂性与专业性，在政府和社会与智库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信息不对称。或者由于自身价值观念的偏好，或者受到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影响，也不排除智库对社会提供有偏见的政策分析，扭曲社会对公共政策利弊的判断，从而成为政策思想垄断的工具。在这样的情况下，智库本身比较完善的治理结构就成为保证智库运行模式与其职能定位相符的制度保障。这种治理结构可以通过有相关领域专业人士和社会贤达人士参与的理事会、完整的信息披露、相关领域行业协会的自律规则等方式来实现。 应当提到的是，虽然有很多社会组织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可以发挥重要的影响，但这并不等于这些组织都要办成智库。例如，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我们认识自然界和社会行为的客观规律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研究属于前面提到的第一类工作——基础研究。但如果这些机构也都要办成智库，把精力主要放在应用政策研究上，那么将会影响我们对基本自然规律和社会现象的认识，对社会的整体知识结构产生不利的影响，最终导致公共政策质量的下降。同样，很多行业协会组织代表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和相关组织的利益，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如果他们也都要成为智库，将会面临尴尬局面：如果他们仍然代表企业利益，社会公众很难相信他们的政策分析是客观公正的;如果他们努力成为客观公正的智库，他们行业中的企业和相关组织就要怀疑他们是否还能够代表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区分智库和其它影响公共政策的社会组织。 经过多年的发展，很多国际一流的智库已经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管理模式，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对相关公共政策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政策分析领域中的佼佼者。例如，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坚持质量、独立与影响三位一体的定位，在国际关系、经济政策等领域享誉全球;兰德公司在国防战略系统方面的研究亦可独霸一方;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国际发展研究所则坚持在国际发展领域长期耕耘，不但在国际发展领域享有盛名，也为国际发展领域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这些国际知名智库的成功经验可以为中国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四、智库发展的制度安排与生态环境 智库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固然重要，但没有良好的政策研究环境，也很难施展其“十八般武艺”，更无法进一步提高。笔者以前曾经提出以完善的“政策分析市场”(Policy Market)西方学者也认识到存在政策思想自由交换的市场的重要性。他们有时称之为“思想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有时称之为“智力市场”(intellectual market)。本文特别强调这种市场在中国是可以由政府主导而建立起来的一套制度安排，因此这里采用“政策分析市场”的概念以区别于上述类似的西方政策市场的概念。为核心的保障智库发挥其社会职能的一套制度安排： 政策分析市场的需求与供给。在政策分析市场中，智库提供的产品是政策思想、专家知识、建议甚至是批评，而政府、媒体和公众等都是政策分析市场中的需求者和消费者。在需求方面，政府对智库的认同以及对待政策分析的需求是决定着智库能否发挥社会职能的前提条件之一。而在供给方面，具有不同背景的各种智库是否能在一种政治环境下共存，并提供代表多种价值和利益的政策思想和方案，是完善的政策分析市场的前提条件之一。 智库经费的来源。在比较发达的政策分析市场中，智库的运行经费不仅来自于智库产品的最终需求和消费者——政府，而且还来自于公益的研究基金、个人捐助者或企业等政策思想的非直接消费者。有了多渠道的充足的研究资金来源，研究机构不再会为生计而到处寻求经费，因而其受到少数别有用心的资助者的利益诱导而丧失独立性的可能性大大减少。 智库对政策的影响方式。智库的研究成果不仅向政府部门输出，还以各种形式向其他任何关心政策问题的群体输出，因此，智库实现影响力的行为是丰富多样的。在政策过程中，智库不同层次的政策参与者会通过各种渠道将自己的思想传递到政府。因此，在一个完善的政策分析市场中，作为政策思想最终消费者的政府决策机构应该建立起广泛的政策思想搜集和筛选的机制。 政策思想优劣鉴别机制。这是政策分析市场的最重要特征，也是与其他物质市场的本质区别。这是因为，政策分析市场的特点之一就是信息不对称。政策制定者(也就是政策研究的消费者)往往对政策建议的科学性很难判断(否则就不用再请人做政策研究了)。因此需要建立一个政策思想同行评审和同行竞争的机制。而一个能够让多种政策主张公开辩论的平台，是政府和社会其他政策参与者有能力更加平等地鉴别不同观点优劣的有效机制。 政策分析市场的监督机制。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政策分析市场中，政府和公众的有效监管是政策分析市场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在确保智库的基本立场观点符合政府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政府可以与行业协会合作，建立基本的准入门槛、职业标准、财务监管制度等。这样既保证了智库的研究能力和职业操守，同时能监督智库的公开研究成果与经费来源的利益相关性。[3] 与智库发展密切相关的另外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智库发展的组织生态环境。在现代社会里，除了智库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社会组织也都积极参与到公共政策研究过程中，希望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例如，各种民间社团组织，行业协会，专业咨询公司，媒体，大型企业，国际组织等等。这些组织有些与智库存在竞争关系，有些与智库存在互补关系。在一个良性有序竞争的环境下，他们的存在使得公共政策研究的组织生态更加活泼更加健康，为智库之间和智库与各类机构的竞争与合作，融合与共生创造了条件。例如，在一些重大决策过程中，盈利性的专业咨询公司有时也会与智库开展竞争。中国2007年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时，就曾同时邀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麦肯锡公司等不同机构提供政策咨询;此外，不少行业协会由于其对行业发展的专业性的了解，也可以为相关产业政策的分析和研究提供良好的补充。但如果各类公司和机构都鱼龙混杂，趁势而上，打着智库的旗号，以盈利或兜售特定政策导向为目的，提供有偏见低质量的政策研究，也会破坏智库发展的良好生态，造成劣币驱良币的局面。正因为如此，对政策研究市场进行合理的规制也是很有必要的。 五、破解中国智库发展之道 中国的智库从改革开放之后到现在有了长足的发展。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事业单位型的半官方智库到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民间智库的崛起，到1998年“985工程”后，国内主要研究型大学纷纷成立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都使得中国智库的发展呈现多元化和多领域的发展态势。2009年3月由国务院原副总理曾培炎担任理事长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经中心)的成立，更是标志着中国智库发展的新阶段。 当前，中国正面临发展转型、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关头。许多重大的公共政策问题亟待破解，各种利益纠缠的死结需要打开。这些难题是中国智库发展的历史机遇。如何理清认识，抓住机遇，在破解改革开放的难题中锻炼发展，成为中国特色国际一流的智库，是摆在每一个智库领导者和智库研究者面前的难题。下面，笔者不揣冒昧，就中国智库未来发展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政府内部公共政策的研究能力，增强对高质量政策研究的需求。如前所述，推动智库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各级政府要加强对高质量政策研究的需求。但是，根据笔者多年从事政策研究的观察与体验发现，与我们的直觉相反，政府部门对外部高质量政策研究的需求与其自身政策研究能力成正比，亦即政府内部公共政策的研究能力越强，对政府外部高质量的政策研究需求就越高。这种情况也符合“学然后知不足“的规律。那些内部政策研究能力比较差的政府部门，往往对所需研究的公共政策了解不深，很难对外部政策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而那些内部政策研究能力比较强的政府部门，往往对政策研究当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体会更深，更了解高水平政策研究的不易，因此，对高质量政策研究的需求也就越强，形成了高水平用户造就高水平智库的局面。 当前，各级政府在职能转变过程中，要尽快地从直接的审批项目、干预微观行为的事务中脱身，更多地加强政策研究，把握宏观发展的趋势，通过合理的公共政策来引导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点国外很多政府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在新加坡、英国、加拿大等政府的总理办公室或内阁高层部门，都有专门从事战略预见研究的机构，对未来发展的宏观大势和各种风险因素进行长期的研究和预测，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支持。 第二，减少政策研究禁区，增强社会脱敏能力，为政府调整政策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提高公共政策研究的需求还应减少公共政策研究的禁区，允许对有争议或政府已经有意向的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开展深入客观的研究，提出不同的观点。当前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一些有争议的或政府有意向的重大公共政策问题往往成为政策研究的禁区。这种情况往往导致重大决策失误。相反，如果能够允许在这些领域开展持续的研究，提出不同的政策观点，不但可以使得不同政策思路互相竞争，不断完善，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还可以在政策已经推出的情况下，增强社会的脱敏能力，不会由于一些政策异议的谣传而惊慌失措，为政府调整政策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第三，推进数据信息公开，加强政策研究投入，提供公平的政策研究市场环境。公共政策研究往往需要大量的相关信息与数据。但是，我国很多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统计数据和信息散落在各级政府部门中，不对外公开。按照我国政务公开的条例，这些信息和数据完全应该公开，或加以技术处理后予以公开，为高水平的政策研究提供分析基础。此外，这些数据虽然很难从公开渠道获得，但很多挂靠在政府部门的各类事业单位型的政策研究机构却可以得到这些信息，从而形成了这些机构某种程度上的数据垄断，使得社会上的智库很难与其竞争。同时，很多政府部门虽然有很强的外部政策研究需求，但对外部政策研究的投入却少的可怜，使得承担政策研究的智库很难完全覆盖其研究成本。这样的政策研究环境必须尽快改善，只有大力推进数据信息公开，加强政策研究投入，创造公平的政策研究市场环境，才能够培育出真正的高质量智库。 第四，深化改革，加快建设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智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的举措。这些任务的落实需要深入扎实的公共政策研究。同时，我国在国际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也需要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有高水平的智库发出中国的声音，提供中国智慧。凡此种种，都需要加快建设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智库。 根据当前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可以对挂靠在政府部门下的事业单位性质的政策研究机构加以改革。这些机构隶属于政府部门，相对来说难以独立于这些部门利益进行选题和研究，或者当其研究的观点与所属部门的利益不同时难以公开发表。此外，这些事业单位大都由于政府拨款有限，日常运行面临经费短缺的困难。于是它们一方面在行政体制之内运行，另一方面不得不采取市场化的方式来承接一些咨询项目等等，这种做法实际上削弱了这些机构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研究能力。对这些机构的改革可以通过分流的方式进行，其中一部分可以纳入政府部门，加强政府内部政策研究能力。若干有条件有品牌的政策研究机构可以与政府脱钩，但政府应当对这类机构在一定的年限内保持部分财政支持，使其逐渐孵化成为相对独立的智库。 其次，可以对有条件的高校内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进行改造，鼓励它们借鉴国内外成功模式(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英国苏塞克斯大学的国际发展研究所)，重新梳理与大学的关系，提高研究机构的自主性，争取社会各方资金捐助，形成依托大学的一流智库。 此外，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中国的民间智库经历了风雨，也经历了成长。这些年的经验也使得一些大浪淘沙留下来的民间智库具备了高速发展的潜力和希望。可以通过对社会上的智库进行筛选和招标的方式，让这些优秀的民间智库涌现出来，对其给予免税和其它优惠条件的支持，鼓励它们形成特色，成为中国智库发展的生力军。 中国的改革发展为一流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有利机遇。可以相信，随着我国政策研究体系和生态环境的不断完善，中国的智库一定能够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劈风斩浪，承担起促进中国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重任。同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出中国声音，体现中国软实力，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一流智库。 （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薛澜）
2014年5月27日 -
郑永年：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新政治意涵
中国新一代领导层和新一届政府产生以来，就开始了规模巨大的反腐败运动，至今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届领导人和政府都会发动反腐败运动。但一些敏感的观察家已经发现，这次反腐败从各个角度来说，和以往很不相同。到底不同在哪里呢？人们也说不清楚。这次反腐败的意涵，不是仅仅从其所已经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所能说清楚的，必须把反腐败运动的深刻意义，置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政治大环境中来认识。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在转型，官场的腐败模式也在持续变化之中。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腐败表现出几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首先是腐败数量的巨大。早期的腐败是以万计数，现在是以亿来计数，有些案例甚至以数十亿、百亿来计数。第二，犯案官员的数量越来越多。中央提苍蝇、老虎一起打，但人们发现苍蝇、老虎似乎到处都是。第三，腐败官员的层级越来越高，从部长到政治局委员犯案者数量也不少。如果继续追究，就有可能发现更高级别的官员。第四，腐败已经具有了集团的性质，不再局限于单独的个人。在地方政府这一层面，官员的集体腐败案在1990年代中期就存在了，并且位数不少。发展到今天，这种集团性腐败已经发展到中央级别的官员了。 在一个层面，腐败的这些变化是可以理解的，主要是制度建设跟不上经济变迁。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快速，今天的经济规模已是世界第二。但同时，中国并没有足够的政治体制改革，老的体制早已经弱化；新的、健全的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从总体上说，现行体制已经很难承担吏治的责任。例如，现在官员经济腐败的规模如此庞大，已经超出人类理性的计算。如果腐败几百万，人们还可以用理性来解释。但是，那些规模大到数十亿、数百亿的案件用什么来解释呢？不用说官员一辈子了，几辈子都用不完的钱财到底要干什么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腐败的意义可以说是不言自明了。大面积、大规模的腐败关系到执政党的合法性。“腐败要亡党亡国”是中共再三强调的。中国尽管没有民主国家那样的选举制度，但在政府和人民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契约”。传统上，皇帝统治社会是“天命”，一旦失去“天命”就会被推翻。朝廷的腐败就是失去“天命”的一个重要指标。今天，尽管人们不相信“天命”了，但如果腐败不能整治，政权还是有可能不保。很多年里，执政党高层也一直在强调，官员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如果用不好人民所给的权力，人民是可以收回这个权力的。一句话，官员的腐败会单方面毁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从而失去合法性。 这个道理可能谁都懂，但对一些干部官员来说，并不想知道历史上经常发生的王朝更替对自己有什么关系？国家的兴衰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少有官员能够超越自己的、家族的和小圈子的利益去考量整个政党和国家的利益。尽管历届政府都反腐败，但腐败者照常我行我素，变本加厉，以至于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今天的腐败和以往的腐败有什么区别？这里的情况很复杂，简单地说，寡头经济局面已经基本形成并且成为腐败的经济制度基础，而一些经济寡头开始转向政治，既“玩”金钱又“玩”权力，从而严重恶化着中国总体政治环境。无论是政府本身的治理能力，还是老百姓对政府越来越甚的抱怨和不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 反腐败就是反寡头 因此，这次反腐败有了新的政治意涵，那就是反寡头。 中国经济寡头的形成有其体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整个国民经济是官僚经济，各级政府管理所有经济活动。在这个体制下，国民经济被部门化，分成石油、电子、钢铁、煤炭、水利等领域，并且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治理。这是一种变相的“封建制度”。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经济管理的部门化制度特征并没有变，只不过是随着产业的变化，增添了新的经济部门，例如电信和金融等。 在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抓大”的改革，就是组建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试图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个改革的本意没有错，并且从企业盈利的角度来看也很成功。不过，因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没有到位，国有企业的不同领域形成高度垄断的局面。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国有企业的高利润来自垄断而非市场竞争力。部门经济的高度垄断性便是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 除了经济制度基础，经济寡头的形成背后还有诸多政治因素。首先是高层领导人的背景。中国的领导层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必须是多元的，这是治理一个庞大国家所必需的。但来自不同背景的领导人必然对政治运作产生不同的影响。很多年来，一些高层领导人来自国有企业，他们和原来的“领地”仍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并且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保留着行政级别，主要国有企业（央企）老总本身也是政府官员，这就使得这种关系更加变得有机不可分。 另外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是中国的政治权力运作方式。为了便于管理，中国把治理功能分成不同的领域，即中国所说的“口”，例如党务口、政法口、宣传口等。在高层（政治局和常委）实行的是权力分工原则，不同的“口”由不同的领导人负责，并且往往是一个领导人在他所管辖的“口”内拥有绝对的权力。各个“口”之间只有分工，而缺少协调机制，往往形成“山头主义”。一旦经济寡头的情形和这种高层领导权力分工结合起来，经济寡头就拥有了无比强大的政治力量。 更为严峻的是，经济寡头开始试图干预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寡头不仅分割了中国的国民经济，而且在“富可敌国”的情况下，经常在政治上变得具有野心。从这次反腐败所发现的情况来看，这些寡头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向地方和基层延伸，其操作方式往往是黑社会性质的，另一方面也往上延伸到权力核心，干预国家政治。这种情况使得中国总体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治理。在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发生了多少政治方面的事情，使得外界非常担忧中国高层的政治稳定问题。所发生的很多事情，和经济寡头向政治领域延伸是有关联的。 寡头政治颠覆民主 中国必须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来消除经济寡头，尤其是防止其转型成为政治寡头。台湾“黑金政治”的教训中国要吸取，俄罗斯、乌克兰等一些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共同政治教训更要吸取。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黑金政治”，金钱操纵和影响政治合法化，造成了台湾今天的政治格局。俄罗斯叶利钦（耶尔辛）时代，在短时间里经济快速寡头化，并且具有了足够的实力来主导国家政治。只有到了普京时代，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个势头遏制住。 今天的乌克兰更是如此，寡头之间的激烈争斗，引发地缘政治之争，把国家推向了解体的边缘。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说明了，政治寡头一旦形成，并且他们之间开始进行竞争，“民主化”就变得不可避免。但这里的“民主”仅仅是假“民主”之名实现寡头之间的恶性竞争。所有的寡头都会用异常漂亮的政治口号，通过欺骗民众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寡头政治下的政党政治就是寡头政党，政党只是名，寡头通过政党操纵国家政治才是实。不同的寡头不仅寻找国内的支持者，更是寻找外国的支持力量。结果，既牺牲了国内民众的利益，也牺牲了国家的利益。一旦寡头形成，民主政治只能是牺牲社会整体利益的劣质民主。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反腐败运动不能仅仅停留在抓“苍蝇”和“老虎”的层面，要使反腐败运动更具有政治意义，必须深入到反经济寡头，切断经济寡头向政治延伸的途径。或者说，反腐败就是要营造一个健全的政治环境。没有这个环境，民众对执政党的抱怨和对政府的不满会越来越甚，执政党和其政府的合法性也会继续递减。一旦寡头经济演变成寡头政治，中国就很难避免叶利钦时代的俄国，更说不定是今天乌克兰的局面。寡头之争必然会造成执政党和国家的分裂。上世纪30年代军阀割据的经验也应当很好地总结，军阀也是寡头。 更为重要的是，在营造健全政治环境的基础上，必须确立预防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的体制。首先要改革产生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对国有企业集团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这个目标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但这些年并没有什么进展。在一些国有企业集团演变成为寡头经济之后，这些年来讨论国有企业改革也俨然成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反垄断、市场化、去行政化和透明化，都是国有企业集团可以引入的改革。 同时，国有企业集团也必须引入有效的人才制度，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向社会招收人才，而不能沦落为权贵交换“人才”的封闭的制度。应当强调的是，国有企业集团的“私有化”，无论是通过正在讨论的“混合所有制”还是通过类似九十年代的“民营化”，都无助于消除寡头；相反，这种做法必然演变成为“内部私有化”，从而加速寡头的产生和壮大。叶利钦时代的俄国是私人寡头，乌克兰也是私人寡头。 同时，中国也要确立专业的政治管理者。这方面，可以向中国的传统学习很多有益的经验。中国的传统制度设计切断了商人和儒家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尽管掌握权力的人也会努力通过各种合法或者非法的途径寻求财富，但掌权者本身不会成为“商”的一部分。再者，商人的财富更不能直接转化成政治权力。商人的家族成员如果要获得政治权力，就必须通过和其他人一样的正常途径，把自己转变成为“士”而进入统治集团。这个原则今天也适用。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隔离开来的制度，有利于清廉政府的建设，更有利于规制型政府的建立。 在现有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可以直接转化为政府官员，也就是说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可以直接转换。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这种关联既是寡头形成的制度根源，也是经济政治腐败的制度根源。同样，中国一直在致力于规制型政府的建设，就是要确立政府对企业行为的监管，但成效不大。这不难理解。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可以直接转化的情况下，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就会出现“左手监管右手”的情形，不可能有规制型政府。 中国的腐败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使得反腐败运动不仅仅是要解决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问题，更是重建政治生态的问题。如果任由寡头经济演变成寡头政治，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政治就会变得毫无希望；社会成员即使不满，也可以抗议，但在寡头的主宰下也会力不从心，沦为寡头操纵的对象。因此，今天的反腐败应当也必须深入下去。当然，正如历次反腐败运动所展示的，今天的反腐败运动最终能否提升到制度层面，通过各种健全的制度来避免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人们当拭目以待。（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2014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