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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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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三中全会回答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不是对一些重大问题重视不够呢？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多，没有人会期望三中全会能够涵盖所有的问题。但是，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人们的确希望能够引起三中全会的关注，毕竟这次全会决定了中国领导层未来十几年的改革议程。从这个视角来说，比较遗憾地是这次三中全会没有把社会改革提高到领导层改革的最高议程上来。 人们已经发现，前些年一直提倡的社会改革在这次全会上并未受到太多的重视。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涉及，而是分布到各个不同部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两条来论述社会方面的改革，包括“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事业”包括了教育、创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药卫生。这些就是平常所说的“公共服务”。“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包括“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和“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在社会治理的内容中，强调了政府要培植和扶持社会组织，尤其是在行会和社会服务等领域。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个内容中最主要的是决定设置国家安全委员会。很显然，这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是早些时候“维稳”和“社会管理”的升级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改革的一部分。因此尽管也强调了社会组织的作用，但较之对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的重视相比，社会组织的自我组织能力和自我管理空间显得非常有限。 在任何社会，社会建设具有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是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第二是政府的社会政策，或者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这两方面相互相成。如果社会能够自我管理，政府就可以少管一些；但如果社会没有自我管理能力，政府必然要管理一切。前者是大社会、小政府；后者是小社会、大政府。因此，在很多社会，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建设“小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强社会”。如同在经济领域，改革的目标就是政府向企业分权，社会改革的目标也是政府向社会的分权。政府应当把社会能做的事情下放给社会，也应当把社会能做，政府也能做的事情下放给社会。如果是后者，就属于政府向社会收购服务。应当是政府做的事情，但下放给社会去做，政府就要购买服务。政府管得少，管得好，就是小政府、强政府；同样，如果社会有了空间并且能够自我管理，就是大社会、强社会。 在中国，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把“大社会”和“强社会”视为是和政府对立的。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政府在向社会分权的时候，也要通过立法等手段来监管社会，因为每一个政府须要培养的是“好社会”，而不是“坏社会”，如黑社会、邪教等非法组织等。“好社会”就是政府的伙伴。 就一些领导人对“公民社会”的负面看法来看，人们仍然没有意识到社会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重要性。如果社会自我组织能力和空间有限，这里所说的“社会事业”改革也就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就变得极其重要。很显然，如果社会自己不能提供服务而政府又不能提供社会所要求的服务，最终的责任还是会落到政府之上。但正是在社会服务方面，政府面临似乎不可逾越的困难。 没有社会改革就没有社会稳定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的改革的政策重心都是经济改革。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把执政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而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则是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动纲领。而这两次三中全会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主题。很显然，社会改革一直没有进入领导层的决策视野。 直到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及其之后，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政策概念的提出，逐渐把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到十八大之前正式提出了“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的政策目标。很多年来，人们希望执政党改变只重视经济建设而忽视社会建设的局面，至少能够把社会建设提高到和经济建设同等的地位。毕竟，中国从理论上说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发展经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过，社会主义国家更要搞社会建设。但事实是，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没有能够理解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之间的有机关系，甚至把两者对立起来。 实际上，未来经济改革是否成功，经济发展是否可以持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改革。例如，没有社会改革，就不会有消费社会的制度基础。消费社会建立不起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会成为问题。再者，没有社会改革，社会的稳定就没有基础。如果过分依赖暴力机器，社会的暴力化不可避免。当然，如果没有社会改革，未来的政治改革进程也会充满暴力，即便是民主化了，也会是劣质民主。 前些年，人们在争论中国是否会“拉美化”，这里主要指的是收入和社会分化的问题。但当时，西方也有一些人开始担心，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有可能演变成为一些拉美国家所经历过的右派专制社会。那就是，政府一方面用政治和行政权力来推动市场化，另一方面强化国家暴力机器来维持社会的稳定。实际上，中共十六大以来的社会建设就是为了避免这样一种情形的出现。十六大以来，中国政府努力拓展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等。但也不可否认，中国各方面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程度还是很低，并且社会改革从总体上来说，还没有找到重大的突破口。 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这是可持续地经济发展所必需。但是，在进行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的同时也需要大力进行社会建设。历史上看，市场经济是创造财富最有效的机制，但市场本身保持不了财富。财富流失是今日中国的普遍现象。西方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来培养庞大的中产阶层，但亚洲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只花了30来年的时间培养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这些经济体，都是靠市场经济取得发展，也是靠社会建设来培养和扶持中产阶级的。不过，亚洲这些经济体远比欧洲成功。欧洲国家经历了长时期的、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才开始搞社会建设。但亚洲这些经济体则是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花大力气搞社会建设，才避免了转型期间的暴力，保证了平稳的转型。在所有这些经济体，法制和法治来保障财富，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改革。 要做蛋糕才能分蛋糕 邓小平在80年代就指出过，没有政治改革，不仅经济改革不能深化，而且经济改革所得的成果也不能得到保障。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应验了邓小平的预言。很多年里，各级政府官员中间GDP（国内生产总值）主义横行，把各种财富（青山绿水、好空气、好土地、好身体）转化成了GDP，制造了巨大的GDP流量，但是没有能够保持得住。中国大量的财富通过GDP机制流失到国外，成为其他国家的财富。 东亚经济体在经济起飞之后的三十多年里就建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中产阶级仍然非常小。财富分配不公和财富流失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如果光强调市场经济，不重视社会建设，最终必然会出现大问题。要稳定有序地发展，必须法治和社会建设一起来搞。在一个高度贫富分化的社会，法治就没有生存环境。 此外，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还有一个机遇问题。社会建设需要大量的经济和财政支持。从各国经验看，早期必须是经济发展优先。没有经济发展，积累一定的财富，社会改革不可能。也就是说，先要做蛋糕，做大蛋糕，然后才能分蛋糕。各国的社会改革都发生在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一旦经济进入低增长阶段，社会改革就会变得极其困难。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在正是社会改革的机遇期。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20来年的高增长，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已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即使近年来经济增速减小，但维持比较长期的中速增长是有可能的。这是社会改革的最佳时期。等到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即使政府想搞社会改革，也会无能为力。实际上，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取决于社会建设本身。 再者，如果说“市场化”改革是这次全会的主题词，人们也必须区分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和社会领域的市场化。市场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这只能局限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比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关系到全体国民民生的公共服务领域，不能过于市场化。而且，以往正是这些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才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的失衡。不能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混同起来，简单地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领域。这些社会领域依旧需要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政府可以也必须引入市场机制来提高服务供应的效率，但这里的市场机制和经济领域的市场机制全然不同。要把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各自与市场的关系理顺。 全会所展示的改革路线图还是以经济改革优先，社会改革尚未提到头等议程上来。尽管没有经济改革的顺利开展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改革自然难进行下去，但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表明，必须把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一句话，中国要选择19世纪的欧洲模式，还是要选择二战以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模式。 从长远看，社会组织建设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力量必然壮大。当一个社会的中产阶层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也就是社会在满足了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之后，必然产生对政治权利的要求。尽管中国在现在这个发展阶段，发展和强化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极其重要，但也必须尽快把培植社会力量、建设社会伙伴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社会不仅可以自我管理，而且也可以帮助政府提供社会服务。但如果不强调社会组织建设，甚至压制社会力量的崛起，反而会演变成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敌对关系。（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
2014年5月27日 -
汤敏：改革的细节最关键
对三中全会的遗憾，我觉得这个题目本身是一个很容易被误导的。从我个人来讲，三中全会其实超出我的期望，看了三中全会的决定以后，原来我认为哪些改革了，这是超出我的期望。刚才大家谈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更多不是一种遗憾，更多是我们期望三中全会完了以后怎么样进一步的推动，因为三中全会是一个决定，是一个很抽象的，他不可能在这个报告里面连沙漠治理都写进去。第二、这个改革并不是我们中企改革，其实有些东西没有写清楚，就是目前还在探讨，还在探索，还在博弈的一个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说更关注是三中全会以后有什么期待，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企业，有自己的行业，我们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这些未来怎么样能够真正落实下去，摸索这些细节。现在实际上大家都看三中全会的目标、方向定了，下一步怎么做，这些其实最关键。各个部门，各个机构都在改革，这些改革的细节才真正决定市场是不是有力量。 过去也有很多很好的政策，但是最后没有竞争过去，前36条，后36条都是推动民营企业发展的，最后都没有落实下来。我们怎么样防止或者避免未来三中全会的决定出来以后，下一步的改革真正能够落到实处。我觉得今天是企业家的会，第一我们企业家应该要了解权，细节的政策没有出台之前，应该有了解权，应该有参与权，参与这个政策的制定，如果企业能够真正的参与这些政策制定，很多企业可能做不好的，或者公共政策最后落实布勒的情况会大大减少。最后一点我们还应该有一定的监督权，出来以后，到底做了没有，做的情况怎么样，除了社会的监督，国家政府的监督，政党的监督，企业还应该有监督权。所以，如果有了这些，有很多可能，不是三中全会决定的遗憾，而是对三中全会的期望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把它变成新式。 从大的角度来说，我们确实处在一场革命的时代。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现在真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大规模发展。而每一次大的工业革命都是由每一种生产工具的变革而造成的。而现在互联网，大家说互联网20几年前就有了，为什么现在才能体现到，互联网革命深入到各个领悟呢？它的网速，现在不管是金融，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工业等等，现在不断往这边走，它有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期是一样的，在电气化工业的时期是一样的。在这种大的革命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包括农业，相当多的业态被淘汰。我不是做企业的，但是我基金会也在做一些事业，在农业方面我们跟呼和浩特那边做的就是在每个村找一个农民当信息员，他就是这个村子里的合作社社长，我们请他当信息员，把他很好的培训，他就不断的提出村子里的各种需求，我们在村子里找很多的NGO帮助他们把他的产品推销。现在把一些机关食堂，部队食堂，学校食堂直接跟村子里对接，村子里直接可以把菜送到他们食堂，这些都是互联网照样可以在小农经济里头发挥作用。 我们现在在互联网里头还有一个非常关键，刚才大家都谈到创新的问题。现在谈创新，大家谈的更多是我现有的企业怎么创新，怎么来升级换代，美国创新是新型的创业性的技术。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这些年轻人能够创业呢？刚才刘永好先生说，他年轻的时候每天恨不得工作24小时、48小时，现在大部分年轻人是愿意这样做你们已经功成名就了，可能要慢一些了，但是多少年轻人，20多岁的年轻人，30岁的年轻人，他愿意每天做48小时，我们怎么帮助这些人。我们基金会现在70个大学生，有大学生的创业教育，我们看到一批这些年轻人真是非常的好，他们可能跟刘永好先生，跟王文彪先生当年一样，他们也都愿意做，我们怎么给他们创造一个氛围。 我们现在有不少的风险投资，但是我们的风险投资更关注是很快上市的最后一公里的投资，而不帮助最基础的。我们现在教育部像美国一样有很多创新，我们现在在推动大规模的在线教育，就是希望得到最新的知识，最新的学习。如果这些推动不了，中国的创新，中国的创业，不仅是现有企业的创业，包括新增的这些年轻的创业者，而这个是最大的潜力，而从我们社会来说，他们是最值得我们帮助的，而这种帮助需要全新的方式。30年前，20年前帮助企业家的方式可能不容易了，现在怎么样帮助年轻人创业，怎么样帮助更新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的业态能够大规模的出来，怎么样把最新的技术，最新的信息能够大规模让这些年轻人学到，我觉得这个是把中国做成一个创新社会，我们赶上的一个机会。(作者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汤敏)
2014年5月27日 -
郑永年：中国如何赢得新一波开放政策？
中国的开放政策已经持续了30多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中国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可持续的开放过程。作为两个互为相关的过程，开放和改革互相支持和强化。没有开放，就很难理解改革的成功；同样，改革成功了，就可以促进更大的开放。不过要意识到，今天的中国已经面临新的内外环境，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上海自由贸易区等新特区的建立，要赢得这新一轮开放政策的成功，人们更需要总结经验和教训。 尽管从总体上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成功的，但从早期的沿海开放经济特区，到后来的各种形式的经济特区，有成功的，也有不那么成功的，甚至也有失败的。一个大的历史趋势就是，特区遍地开花，特区不特。无论就其本身的建设还是其扩散和复制效应，早期沿海经济特区算是成功的。但后来所建立的各种特区，尽管数量越来越多，但无论是地方层面还是国家层面的效果则越来越差。包括上海自由贸易区在内的新一轮特区建设，如果要成功，就必须逃避这个历史大趋势。 特区成功与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尽管这里有多元的因素，但从政策层面说，有两个互相关联的因素是关键的，那就是领导层的领导力和制度创新。 首先是领导层的领导力。无论哪一个国家，无论做什么事情，要取得成功，首要的因素就是领导能力。在多方面的领导力中，领导者的远见和顶层设计能力尤其重要。中国的第一波开放是1980年代沿海开放经济特区。在众多的特区中，深圳是最成功的。从中央层面来说，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对所有这些特区，无论在广东还是福建，都是相当重视的。但为什么深圳胜出？主要是深圳面临比其他地方更大的外部压力，外部压力造就了强有力的地方领导层。从一开始，深圳特区就成为中国政治的焦点。无论是围绕“租界”、“殖民地”的主权争论，还是“姓资”、“姓社”的路线之争，焦点都是深圳。正因为深圳具有这样的政治重要性，包括中央政府和广东省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不敢怠慢，任命了一大批有远见和能力的干部和官员。这些具有远见和能力的官员，能够在中国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通过追求思想解放“杀出了一条血路”。 中国开放的第二波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无疑，在这一波里，上海是最成功的。除了中央层面在政治上的大力支持外，上海所拥有的众多政治和经济人才是主要因素。无论是深圳和上海，两地都能根据本地所具有的地缘经济情况而设计发展路径。除了深圳和上海，在过去的20多年里，也不断有开放区和实验区建设，但表现都不是那么令人鼓舞，甚至也有失败的案例。很多开发区没有远见，没有顶层设计，大多是一些基础设施建设罢了。实际上，开发区往往成为地方领导人的开发项目，也就是地方领导人追求地方经济增长的项目。他们只追求地方短期利益追，没有大局概念，不能把地方的发展和整个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很多开发区甚至连本地所面临的地缘经济要素都没有考虑到，纯粹是领导人主观意志的产物。 与领导力相关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体制创新。第一个层面的远见和顶层设计非常重要，但要把远见具体化转变成为政策的顶层设计，还有一个执行能力问题。如果没有执行能力，最好的顶层设计也会变成表面文章。如何强化执行力？这里最主要的是体制创新。特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更是一个体制概念。特区的体制如果和现存体制一个样，很难称其为特区，特区也很难特别起来。在成功的特区案例中，人们不难发现具有区别于现存体制的新体制，尤其是在经济体制方面。 体制创新平庸化的危险 特区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权利，不是一些保守和左派人士所说的“特权”，而是制度创新的责任。设立特区的本意就是要为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探索一条制度创新之路。很可惜的是，从整体上来说，特区在推动经济方面的功效，远比制度创新方面的功效大。特区的体制创新能力微弱，具有多方面的因素。首先，特区体制的最初设计存在问题。特区不是政治特区，这一点并没有错。但是特区的设计者并没有对体制设计做科学深入的研究，例如把政治、行政、社会、文化等不同方面的体制区分开来，确立它们之间的边界。特区不是政治特区，也就是特区的政治体制要和国家整体的政治体制保持一致，以保障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但是，这并不是说其他方面的体制，也必须和现存体制一模一样。没有对特区体制有足够的认识，在体制设计时便没有解放思想，体制创新的能力自然就受到限制。 其次，即使在一些体制上原先有创新，但随着体制的运作，这些创新的方面逐渐消失，被现存体制所同化。从政治性比较强的体制领域，例如党政机构的设置、党政关系、政府层级到社会性比较强的体制领域，例如社会、文化组织等等方面，特区没有和现存体制有任何区别。特区本来就是新体制的试验，成功之后，需要推广到国家的其他地区和领域，但是现在则刚好相反，不是其他地区向特区“接轨”，反而是特区向其他地区“接轨”。再次，在特区发展过程中，意识到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一些特区，尤其是深圳，也不断推出了一些体制改革。但是体制改革从来就没有成功过。一旦体制改革的动议出现，最后往往演变成为一场意识形态之争。一旦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制度创新就变得不可能了。 这也就是目前“特区不特”局面的原因。缺少强有力、具有创新精神的领导层，很快就使得特区演变成为一般城市或经济区域。特区创始之时，往往出现具有远见和顶层设计能力的领导者，但一旦建立起来，政治变得平庸起来，成为国家日常政治的一部分。 如何追求新一轮政策的成功呢？最重要的是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特区是有顶层设计的，90年代的长三角的开放也是有顶层设计的。其他区域的各种特区和实验区的顶层设计，就不是那么科学了，往往是地方做好了之后，中央批准一下，实际上是中央批准的地方项目。现在也存在着这种情况。除了上海自由贸易区中央顶层设计的味道比较浓之外，其他几个包括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广州南沙、福建平潭等就缺少中央的顶层设计，更加像地方发展项目。很显然，如果要成功，顶层设计要从地方提升到中央。 与顶层设计相关的就是这些新特区的整合问题。现在人们对上海自由贸易区抱有非常高的期待，希望其能够改变目前的改革困局，把国家的改革和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但这并不现实。中国如此之大，要上海自由贸易区来改变目前的局面并不现实。但如果把其他几个整合起来，形成一揽子新的开放政策，就会产生更巨大的能量。同时，现实出现的问题也要求这些新特区的合作和分工。目前，因为没有合作和分工的统筹，这些区域之间已经出现互相竞争的局面。例如一些原来放置于其它区域的项目，开始往上海自由贸易区转移，因为上海被视为具有更大的政策优势和发展潜力。竞争不可避免，也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顶层设计，就会演变成恶性竞争。道理很简单，每一个地区的竞争力并非来自市场，而是行政和政治。 新一轮的特区如果要走向成功，必须避免缺失远见、顶层设计和创新能力的领导者。这一波开放需要更高层次、更高要求的领导团队。办特区既是地方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因此，特区不能沦落为只是地方项目。就是说，特区的领导人才的配置问题要重视起来。但现在没有做到这一点。在各个地地方，无论是上海、广东和福建，负责特区的地方领导层很少有远见，能够把特区建设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他们更多的是像开发商，GDP主义观念过于严重，强调的往往只是特区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们对特区没有一个中长期的规划，特区定位不清楚。领导层只知道盖大楼、修高速公路。也就是说，他们擅长于“造城”，但对于“造城”之后要干什么没有清晰的概念。结果，往往会造成“鬼城”现象，“有城无市”或者“大城小市”。要改变这个局面，迫切需要配备有远见和顶层设计能力的领导班子。 现在人们的共识是，新一轮的特区需要体现的是升级版的开放政策。只有升级版的开放政策，才能打造出升级版的自由贸易区或者实验区。什么是升级版的开放政策？人们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是产业开放的升级版，就是要从以前的制造业等方面向更高层次开放，包括金融服务贸易等方面。第二，升级版的开放政策的目标，在于服务于国家整体改革的需要，尤其是经济改革。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每一体制背后都是庞大无比的既得利益。新的特区和试验区要改变这种情况。从这一角度来看，新的特区必须在改变国家内部的经济结构失衡方面有所作为，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政府和市场等之间的失衡。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尤其是金融业显得非常重要。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实现制度的升级版。现在的设计仍然过分停留在经济技术面。特区不是政治特区，就是说特区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是共产党的领导并不是说特区在行政、社会和文化体制方面的创新就不可以了。可以把政治和行政、社会、文化制度等方面区分开来。共产党的政治统治不可动摇，但行政等方面的体制需要创新。如果没有体制创新，或者特区的各方面体制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特区便会变得毫无意义。从1980年代到现在，很多特区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缺失体制创新是主要原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新加坡和香港等都是一级政府，但中国的很多特区包括深圳和珠海，到现在为止仍然有三级政府、四级管理。特区俨然和其他城市一样，是一个官僚的城市。必须意识到，不是特区的经济表现而是特区的体制创新，才是特区存在的意义，更是特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体制创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体制的可复制性，就是说，在特区和实验区的新设立的体制，在其成功之后要推广到其他地区。换句话说，是其他地区要和自由贸易区和试验区的体制“接轨”，而不是相反。新体制被旧体制所同化，不是人们所希望看到的结局。上海自由贸易区的顶层设计，强调了这一点。但如何把新体制复制到其他地区，而不是被旧体制所“同化”？从过去的经验看，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 特区或者试验区建设就是要以开放促改革，以体制创新促体制改革。中国在这方面，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今天中国面临新的局面，特区和试验区也具有了新的使命。从这个角度看，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
2014年5月27日 -
郑永年：海外人才引进缺乏相应的人才载体
2013年10月21日下午两点，来自海内外的知名高层次欧美同学会会员及留学人员代表，在聆听了上午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后，相聚在欧美同学会会馆第四会议室，参加了由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办，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承办的一场专题建言献策座谈会，大家在会上从各自的留学经历与回国创业发展的独特视角，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专业与现实等诸多领域，坦率并真诚地阐述了自己的独特观点与建议，希望发挥建言献策的话语权与权威性，推动中国留学事业、海归事业健康稳步的发展。 来自海内外的知名留学人员代表纷纷发言，对欧美同学会及目前中国留学人员的政策、方针和现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以下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发言实录： 知识经济没有人才什么都没有，有了人才，资本也不成问题。我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人才没有载体，所以人才制度的改革要跟行政体制，尤其是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结合起来。 尽管我们有千人计划等各种人才引进计划，然而还是有很多高端人才流向海外。海外的人才往外流，国内培养的人才往外流，包括清华、北大毕业的高端人才都往外跑。从全球的人才流动趋势来看，总体上是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培养人才。 为什么有些海外华人回国以后又选择离开？我认为还是缺乏人才载体。现在海外人才回国以后，国家会给你一个行政级别，因为中国的资源分配是跟行政级别挂钩的，没有行政级别就拿不到资源。中国的科研基金、项目基金的评审都是这样，背后都有政治操作，而不是单靠学术研究的水平。而另一个方面，一旦你拿到行政级别的话，它同样会害了你，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做学术研究。因此，很多人回国以后又选择离开。 新加坡为什么留住人才？新加坡有四所公立大学，其中三所大学的校长都是外国人。许多大学中研究所的所长都是外国人，医院和国有企业的高层领导有很多外国人，这些职位都是人才载体。中国的人才回国后去哪里？没地方去。一个教授职位穷得要死，什么都没有。海外人才只能担任由行政级别的领导，这样才能有相应的资源。 中国的下一步的人才制度改革重点是体制改革，一定要把事业体制都改革去行政化。第一步，企业、医院、大学、研究院和研究所都要去行政级别。目前你做一个课题项目，如果没有一个行政级别，就不能报销。而我在新加坡东亚所当所长，我什么行政级别都没有，我同样可以做。在政府领域需要行政级别，而如果其他机构不去行政级别的话，如果大家还是一味去追求行政级别的话，中国的人才制度改革就搞不好，人力资源市场不会有公平竞争，也就不会实现人才的真正回流。 下一步，如果中国能把事业单位去行政化，单位的领导实行公平竞争，谁都可以来当。这样的话，国企、研究所、大学等部门的各种职位就会成为人才的载体，就可以真正的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如果没有人才的载体，人才进来以后，照样会流出去。
2014年5月27日 -
黄亚生：加大教育改革，大力吸引海外年轻学者
2013年10月21日下午两点，来自海内外的知名高层次欧美同学会会员及留学人员代表，在聆听了上午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后，相聚在欧美同学会会馆第四会议室，参加了由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办，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协办的一场专题建言献策座谈会，大家在会上从各自的留学经历与回国创业发展的独特视角，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专业与现实等诸多领域，坦率并真诚地阐述了自己的独特观点与建议，希望发挥建言献策的话语权与权威性，推动中国留学事业、海归事业健康稳步的发展。 来自海内外的知名留学人员代表纷纷发言，对欧美同学会及目前中国留学人员的政策、方针和现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以下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的发言实录： 以后再讲海归的时候，可能要问一下他是回归中国还是回归美国。现在有一种趋向是相当一部分海归辞去了在中国的工作而回到美国，他们大多90年代回来的海归。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主要是他们缺乏法律上的保护和政治上的安全。这个现象应该作为一个课题去研究，去发现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 讲到中国经济的转型，中国的经济肯定是需要转型。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有70%靠投资和劳动力的推动，有30%是靠生产力的推动。而这30%里有差不多60%是我国工业化的结果。 加大对学术人才的引进 讲到千人政策，我注意到一个现象。第一、千人计划引进的人才大多是企业界的创业人才，学术界的相当少一些。另外，学术界回来的人才，是那些已经在海外取得成功的人才。用投资领域的专业术语来讲，可能千人计划是PE，而不是VC，不是早期的投资，只是晚期的投资，这样的筛选本身成本是非常高的。 我国的人才引进过多的倾向于企业和商业人才，我认为还是要重视学术界人才的吸引。我是MIT（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现在从事广告业。MIT最近的研究显示，将MIT的教授和校友创办的公司都加起来的话，它的销售额在2010年是相当于世界第11大经济体韩国的GDP。而斯坦福以同样的研究方式的话，得出的结论斯坦福的教授和校友创办的公司的销售额相当于世界的第十大经济体。如果把大学搞好的话，它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可能远远超过纯粹吸引10000个的企业人士。 从长远发展来讲，我国的人才政策是不是应该考虑更多的面向年轻的海外人才？首先他的发展空间更大。在科技领域，科学家一般在二十几岁、三十几岁时最有才干。而之后会因为年龄或者因为各种应酬，他的创新意识会大大衰退。 我建议在今后的人才引进中，可以适当选择一批具有成长潜力的年轻学者。就像创业公司一样，很多会有很多案例可能是失败的，但是有几家成功的话，就很可能为中国拿诺贝尔奖。如果将有潜力的年轻学者排斥在引进计划之外的话，他们在海外取得成绩后，结婚生子，很难回来。 加大教育改革 讲到人才政策，我们需要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如果国内有能够充分有学术的自由，教授可以有选择研究课题的自由，自然会有许多海外学者选择回国。体制的改革本身就是人才吸引，这个作用比千人计划要大很多。 我跟国内学校交流时发现，中国高校要进行课程改革特别难，大学生要换专业也特别难，欧美同学会可以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做一些呼吁。人才的是很宏观，涉及很多领域，有些表面上跟海外人才吸引没有关系，而它对人才引进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2014年5月27日 -
汤敏：通过网络把最好的教育资源直接送到乡村学校去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段子。“说中国移动用了几十年才发现腾讯是真正竞争对手，工商行最近才醒悟，马云才是最危险的敌人，未来酒吧，咖啡厅还喝咖啡吗，酒店就是用来睡觉的吗，餐厅就是用来吃饭的吗，美容业就是靠折腾那张脸吗，我加了一句，未来的留学是一定要出国吗？” 我们正处于一个世界瞬息万变的时代。最近一系列变化和挑战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机遇。留学生要出国才能学习外国的知识和理念，这是过去的想法，现在随着MOOC（Massive，open online course）的出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课很快都可以完全在网上学习。用户不但可以在网上学习，还可以通过网上学习而获得相应高校的学分，这是全球教育的最新发展趋势。未来的留学很可能就是主要的课程就在自己的寝室里，家里头，甚至学校学习，然后花一年、两年的时间到世界各国，更好地去体验各种不同国家的社会现象。 我是1984年出国，2009年回来，在国外待了很长时间，回国从事过不同领域的工作，从原来的经济跨界到现在的公益慈善。把当今世界上流行的大规模公开在线教育（MOOC）在全国推广。最近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把中国最好的中学人大附中的课通过摄象头直接用到全国5个省的12个贫困乡村学校去。使乡村学校的学生跟人大附中的同学同堂听课，同堂作业，同堂考试。另外，我们跟北京大学合作，把北京大学一个创业课程传播到全国70所大学里，70个大学的同学能够跟北京大学的同学同堂上创业课，一起分享企业家的创业历程和成功经验。 教育确实不公平，特别是传统教育方式是不可能公平的。但是有了这种MOOC，有了这种实验方式，就有可能把最好的教育资源通过网络直接送到乡村学校去。我们现在在12个学校进行实验，下一步希望可以做到128个学校，全国的学生都可以共享优秀的教学资源，教育公平这个问题就不是一个梦想，有可能成为现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汤敏)
2014年5月27日 -
薛澜：扩大欧美同学会服务范围，建议吸收国际学生入会
我1985年出国，1996年回来的。当时也是比较简单的想法，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政府的作用是非常强的，公共治理的规律是什么？怎么样系统地进行研究，能够去把知识理念跟中国自己摸索的一套理念和方法结合起来，能够改善中国公共治理，希望可以在中国国内开展MBA教育和公共治理研究。 如果说原来中国的海外学子和全世界华人是如涓涓溪流的人才，那么现在的海外人才已经变成滚滚洪流。我想借这个机会说几点自己的想法： 第一，我们当时出去的时候信息不对称，我们对海外的学校的情况以及我们回国后能做什么都不了解。当时有一点比较客观，那就是我们的梦想，我们敢于探索，即使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也敢于憧憬未来，我们有着“敢于去闯”的精神。 现在留学人员的信息是非常对称的，坦率讲生活条件有很大的差别。很多海归来找我咨询，我感觉他们对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更强，他们提到更多的是风险规避性。但是梦想跟不确定性是密切结合，怎么样让我们新一代留学人员能够继续保持这种敢于梦想，敢于去面对不确定性，敢于去冒一定的风险，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海外留学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正常的学习方式，或者学习的一个选项。在回国服务的领域上，各个时期的留学回国人员则有着很大的差别。早期的留学生在学术界比较多，而现在的留学生更多的是进入商界。但是请大家关注公共领域，我们这一代在海外学习公共管理的留学生，回国后有很多进入公共领域。我在高校工作跟海外公共管理的院校联系很多，我们现在有很多在国外学习公共管理的留学生，回国以后有志于在政府部门从事公共管理，但是他进不去，因为他要参加公务员考试以及层层的考核和筛选。当年容闳在出国留学8年后回国，他原来也是想可以在政府部门发挥更大作用，但是由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他更多是从事商业的，后来李鸿章给他了一个五品官。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学了公共管理的学子，他们希望能回来改善中国公共治理做出贡献，但是他们目前渠道不通。我希望社会各方面能够一起来推动这件事情，来使我们在海外的留学生可以更多地参与到政府领域的工作。 最后，我希望给欧美同学会提一点建议。在全球化时代下，海外留学有着双重含义，一方面我们中国人出去留学了，另一方面有很多国外的学生到中国来学习，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从2007年开始就有英文的硕士项目，每年招收大量海外留学生。他们在中国来学习就像我们当初出去学习一样，我现在想欧美同学可不可以吸收这些国际学生加入欧美同学会。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欧美同学会的服务范围将会不断扩大。同时在他们回国以后，在他们所在的国家也建立欧美同学会的服务，这样的话能使得我们交流更加充分。 当年容闳在体制外，非常想为国家做贡献。150多年以后，我们的留学生特别是中年留学人员也希望进入政府，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如何对我国的人才使用制度进行改革，进一步发挥留学生参政议政的作用，这是个特别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薛澜)
2014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