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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继铭:中国经济近期应作减法性改革
前不久，高盛中国投资管理部副主席兼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挑战与机遇”的主题演讲。哈继铭认为，中国短期经济增长逼近底线，所以近期的改革应该多做减法。通过伤筋动骨的改革，才能抓住服务消费这一发展机遇，使经济结构出现实质性的转变。 近期应作减法性改革 我国现在处于一个经济增长的高峰之后，经济增速下降，这个时候必须要做减法性的改革。 在哈继铭看来，短期经济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经济增长逼近底线。做出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国工业增长值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的关系非常密切。今年中国工业增长值从去年12月的9.7%，降到今年1-2月的8.6%，达到了5年来的最低点。其次，在消费方面，从社会零售总额的增长情况来看，从去年12月的13.6%下降到今年1-2月的11.8%，达到了10年来的最低点。第三，今年1-2月份的出口额合并来看下降16%，总体来说出口增速是走弱的。而在投资方面，国民资产投资1-2月增速17.9%，是12年来的最低。总体来说，1-2月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经济下降态势非常明显。 而就中长期经济来说，哈继铭认为我国中长期经济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人口红利。当一个国家出生率很高的时候，很可能遇到劳动力供应不足，和资金供应不足的困难。但是若干年后，这些早年出生的婴儿长大成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后，尤其是在这个国家当时又执行了低出生率政策时，社会劳动力供应是过剩的，而且家庭储蓄率很高。因而导致资金价格低廉，劳动力价格低廉。这种人口结构非常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人们通常称为人口红利。 第二个特征是失衡的增长。哈继铭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消费相对比较疲弱。因为劳动力价格低廉，所以出口竞争力很强。资金价格低廉也使得投资大幅上升。但是老百姓不敢消费，挣钱的人想到的不是怎么花钱而是怎么存钱，要为自己的养老做预先准备。尽管投资和出口推动经济，但消费增速相对较慢。 第三个特征是房价暴涨。由于中国大多数人的理财方式单一，许多人认为买房子是最安全最保守的投资方式，所以很多钱用在了房地产，使房价暴涨。 第四个特征是人民币升值。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口增长太强劲了，远远超过进口，所以每年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积累不断上升，因而造成了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 哈继铭说，但人口结构是不断变化的。将来老人就会越来越多，中年人比老人少，小孩比中年人少。在这种结构下，劳动力供应又会不足，同时社会储蓄率也会下降。 哈继铭说，在资金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因为资金需求依然很强劲，这就可能把利率往上推，劳动力成本自然看涨，所以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有所下降。但是也有一个好的方面，就是失衡会得到一定程度纠正。因为出口和投资不会像过去一样强劲，而消费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因而三驾马车的结构也会出现一种调整，这个调整会使经济更加平衡一些。 同时，在人口结构鸭蛋形的情况下，买房的人逐年上升，青年人、中年人成为买房的主力军。但是在倒三角形的情况下，卖房的人逐渐上升。所以那个时候房地产价格很有可能是向下走的，尤其是在某些城市，之前如果发展过度的话，向下走的趋势就会更加明显。 但哈继铭还强调，改革红利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以后，出现过一波投资增长过快的现象，但到了90年代中期，有过一个对之后的经济增长非常有益的改革。就是亏损企业该倒闭倒闭，员工该下岗下岗，债务三角债的问题该暴露暴露，银行该注资注资、该重组重组、该上市上市，使得经济轻装上阵。这一系列作法是改革初期的减法。我国现在也是处于一个经济增长的高峰之后，经济增速下降，所以这时候必须要做减法。 当然，等做到一定程度，就又可以开始做加法。哈继铭说，我国在1998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加法，就是房地产改革。2001年的时候又做了一次加法，进入WTO，因而推动房地产投资和出口增长，这两个动力推动了中国经济从1998年开始一路上涨。10年的黄金时期在2007年到达最高点。2008年遇到全球金融风暴的影响，出口这支引擎立即减弱，同时暴露了许多问题。我国经济高度依赖制造业和出口，短期不可能实现经济转型。所以如今又到了一个不得不改的时刻，这一次，中国经济需要一些伤筋动骨的改革。 哈继铭表示，短期上做减法会使得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这个阵痛是不是能够忍受，是对中国的一个考验。 服务消费是中国经济最大机遇 最大的消费增长点可能是服务消费。美国老百姓总支出当中服务类消费占70%以上，但中国才占20%到30%，所以未来的发展空间巨大。 在哈继铭看来，目前中国经济中的挑战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失衡现象严重，二是债务负担很高，三是房地产价格很高。 他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资本形成占GDP的47.8%。虽然2013年的最终数据还没有公布，但哈继铭根据统计局每个季度的数据推测2013年资本形成占GDP的52.5%。过去的一年投资率进一步上升，中国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 哈继铭在这里做了一个简单的模拟分析：如果我国花8年的时间让资本形成占GDP比值降到40%的话，经济会出现什么样的走势？这几年来，进出口对GDP的贡献几乎是零，中国的贸易顺差绝对量没有增长，所以占GDP的比例在不断下降。老百姓的个人消费和政府的消费对GDP的贡献差不多在3.8个百分点。消费不可能一夜之间突飞猛进增长，接下来只有投资增速慢于消费，才能把投资占GDP的比率降下来。这么一来，模拟结构显示，今年GDP增长只能是6%多，如果真到7%以上的话，2014年的投资率比就会比2013年还要高。也就是说失衡还会变得更加严重。 第二个挑战是债务率。 在2008年以前，中国企业、政府、居民总杠杆率占GDP的150%，但现在是230%。中国的企业杠杆率大约占GDP的150%，是世界上最高的之一。 哈继铭表示，第二产业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时候会到15%，而那个时候的利率水平基本上没有超过6%，因而2005年到2007年，企业有很大的动力去举债。2008年、2009年这两个变量有一个短暂的倒挂，但是很快又被国家刺激政策将距离进一步拉开。第二产业的增长一度达到两位数，但是实际利率却是零甚至是负的，因为工业生产者指数(PPI)涨得比贷款利率要高，这又造成了企业大量举债。但到了今天，这两个变量倒挂了，现在的PPI是负2%左右，利率最少也要6%，所以实际利率至少在8%以上，但是第二产业GDP增速绝对不到8%。于是欠债压力日益显现，一些信贷违约，甚至于债券违约出现。 哈继铭说，向前看，债务的负担还会继续加剧。因为老龄化到来以后对社会保障就会产生压力。1990年开始日本的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开始到来，有工作能力的人在社会的占比急剧下降。伴随着这么一个过程，1990年时日本政府的债务占GDP的60%到70%，到现在是200%还多。虽然我国现在老龄化还没有到来，但政府的债务占GDP也超过了50%，将来我国政府为了应对社保的压力债务还会进一步上升。 第三个挑战是房地产行业。 我国第一批婴儿潮带来的新生儿大约会在2015年前后退休。退休以后，这一批人可能就不再买房，而是关注于卖房。下一代虽然还买房，但是人数少于父母辈，整个社会的房产需求下降。 哈继铭表示，需要以比较客观的指标来测量中国老百姓对城市房价的承受能力。哈继铭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他所设定的模型是一个三口之家买一个90平方米的房子，付30%的首付，借20年的按揭。在西方社会，月供比例超过月收入40%银行就不敢把钱借给你，在中国一二线城市，月供比例的平均数是76%，有的城市甚至超过了100%。这说明这个城市收入属于平均水平的家庭是根本没有能力买得起房子的，一定是这个城市中较富有的阶层在买房子，而较富有的阶层再买房大多应该是出于投资目的。 挑战总是和机遇并存。哈继铭相信中国经济未来的机遇将主要来自于消费。 他说，所谓消费，基本上分两类，一类是商品消费，一类是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是衣食住行，进入小康社会后，中国消费升级的诉求越来越强。所以在商品消费领域，会有一个质量的提高，而不是量的简单扩大。 然而在哈继铭看来，最大的消费增长点可能还不是商品消费，而是服务消费。他举例说，美国老百姓总支出当中服务类消费占70%以上，但中国才占20%到30%，所以未来的发展空间巨大。而且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以后，与美国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基本旗鼓相当。到美国的上个世纪90代初期，医疗保健、金融服务和通讯领域的消费与70年代初期相比基本上都是翻倍增长的。哈继铭相信，即使不考虑中国整个消费增长速度本身就比西方国家快很多这一因素，中国经过20年发展后，这些占比也会进一步的上升。 尤其是在医疗保健方面，我国消费的推动力可能比美国上个世纪70年代还要强劲。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支出必然会更加注重医疗和保健。而中国除了收入水平提高来转变消费结构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因素是美国当时不具备的，一是我国老龄化的到来，会对医疗保健的支出有更大的增长。二是中国的环境。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虽然说雾霾是件坏事，但它对医疗保健领域确实提供了一个增长的空间。 哈继铭说，在金融服务领域里面，中国更高层次的金融服务依旧不足，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渐开放，会产生更广泛的投资机会。金融机构可以跟上脚步提供服务，这一块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家庭储蓄达到45万亿元。如果拿出10%到境外投资的话就是4.5万亿，相当于现在规模的近80倍，这里面的商机相当可观的。 关于家庭通讯网络消费，哈继铭说，通讯的消费中国和很多国家比，占比是很低的。2011年的数据显示，通讯消费只占家庭总支出里的2%，很多国家在3%甚至是4%。 人民币汇率中期稳定 人民币会短期贬值，中期稳定甚至略有升值，但长期应会贬值。所谓短期就是几个月，中期则是一两年。 谈到最近的热点汇率问题，哈继铭的基本观点是：人民币会短期贬值，中期稳定甚至略有升值，长期贬值。所谓短期就是几个月，中期则是一两年。 首先来看看最近人民币贬值的原因。 哈继铭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个是存在套利套汇的行为。这种套利套汇是不产生社会贡献的，然而它挣了钱，就一定有人亏钱，所以要给予打击，给予整治。还有一种是可以通过某些大众商品进行套利套汇。拿贷款买理财产品和买信托，因为借的是美元，日后人民币升值的话会有套汇的一个盈利空间。所以人民币经常升值的话就会给人造成套利的机会，而套利后最终亏损的是政府，因为流进来的钱先是经过商业银行，最终流到央行，央行同时放出一笔等量的人民币。 哈继铭表示，他相信从中期来看，人民币还是要升值的。不管怎么说中国外贸还是存在顺差，占GDP的2%以上。尽管比2006年、2007年占GDP的10%以上低，但还是有顺差。基本面上依然支持人民币升值。并且从政策意图上来说，中国也希望人民币成为一个国际化的，至少是区域化的货币。所以在达到这个目标以前不可能让人民币趋势性贬值。 但一个国家的货币不可以长期地对外升值对内又贬值的。中国现在人民币对内贬值的情况是很明显的。哈继铭说，2004年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到了北京，发现中国除了汽车外都比美国便宜。但是几年后他发现房子、衣服等都渐渐比美国贵。人们可以很明显感觉到人民币在对内贬值。哈继铭表示，中国的货币购买力和其它国家相比是较弱的。 首先，要看劳动生产率是快过工资上涨速度，还是慢于工资上涨速度。其次，不能单看这一个国家，还要看这个国家两个变量的相对变化与其它国家的对比。具体来看，韩国在1991年时单位劳动成本是中国23.4倍，现在是5.7倍。说明我国的总体出口优势是在下降的。另外还有泰国，1991年是我国的5.4倍，现在是我国的0.7倍；印度尼西亚在1991年是我们的2倍，现在是0.3倍。所以长此以往，中国的外贸很难再保持顺差的。到那个时候就不可能在基本面上还支持人民币升值，尤其是中期升值较多的话，将来出现下调的风险也会相对更大。 再来看一下我国的股票市场。哈继铭表示，股票市场投资者考虑投资全球布局的时候，需要了解新兴市场与发达经济股市相对变化。以美国为例，当美国货币政策由松变紧的时候，西方股市跑赢新兴市场。反之，当它的货币政策由紧变松的时候，它是跑输新兴市场的。经济松的时候有大量资金流入到新兴市场，而那些新兴市场由于吸纳了很多廉价的外币，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掩盖了国内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但是，等到美国的货币政策转向了，资金会回流。 所以在这样一种背景下，1994年到2000年是美国减息的过程，流入中国的资金流回去，使得当时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水落石出。1997年、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爆发。到了1998年、1999年，又出现了俄罗斯主权债务违约。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宗商品出口的过程由繁荣变为衰弱。到了2000年春天，美国IT泡沫破灭之后美国开始减息，而这个时候中国已经开始做加法了，房地产改革如火如荼，加上2001年加入WTO，中国经济开始了高速增长。 现在的问题是，似乎我国现在又到了一个美国货币政策由松到紧的时刻。哈继铭说，美国经济是在复苏，但是由于失业率较高，几乎所有的成果都让资本回报获得了。这种情形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中国GDP可以增长7%到8%，但是增长的成果有相当一部分被政府税收拿去，剩下的还有一大块，被劳动成本的上升占去了。最后剩下的那一块才是资本的回报，不仅少，而且这几年还在持续下降。所以中国经济涨8%，股市可以跌8%；美国经济涨3%，股市可以涨30%。 问与答 问：中国银行业应该重点从哪方面的业务改革入手去提升银行的竞争力。 哈继铭：中国的银行的中坚业务占比和国际相比是比较低的。虽然从正面来看，这几年也是有所提高的，但是由于过去中国在人口红利爆发的时候大家都希望把钱存在银行里面，钱来得容易，只要放贷，赚取一定的利差，银行就能稳稳地挣钱，因此它没有什么动力去开拓其它服务价值较高、难度较大的渠道。 我相信这种改革将来也会被逼出来的。将来利率市场化以后，可能利差收入就不会像过去那么丰厚了，银行要生存，要赢得竞争，还是要想一些其它的途径来维持它的增长。 我国有些银行最近这段时期也在为了争取更大的利息机会做一些表外的业务。这种表外业务对于利率市场化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也隐含了一些风险。 如果将来能够推出一种存款保险制度，将会对业务规范起到一定作用。比如说，存款保险机制推出来以后，表内业务我报，表外业务我不报，作为一个投资者，顾及到风险，他可能会更多把资产分布到表内业务。银行就有更大的动力去寻求纯服务型的非利息收入，而不是靠这种打擦边球进行监管套利来谋求一种风险较高的盈利。我相信未来的市场的力量，还有金融改革的举措有可能会使得我们银行非利息的收入这一块有进一步的上升。 问：在您看来，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的发展会如何？ 哈继铭：如果中国把握住了经济改革中的机遇，使经济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转变，中国依然会有一个软着陆的结果。如果没有把握住机遇，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利因素，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冲击会比较强烈。 这些不利因素有哪些呢？举个例子，如果一旦房产行业的影响占到国民经济的八分之一。房地产在投资里面占总投资四分之一，投资影响GDP增长的二分之一，所以本身就八分之一。有分析显示，如果加上间接影响的话，可能是占三分之一。这么一来的话，如果房地产业有问题，就会影响到一些行业。可能那些行业的债务率比房地产领域还要高，现在的经营状况比房地产领域还要困难，比如原材料行业、金属行业，债务违约的风险就会进一步加大。国内这两个因素会对整个经济造成比较大的一个冲击。 如果那个时候美国上调利率，套利的钱往外走，中国确实会面临两难选择。美国加息了，中国加还是不加？中国加的话对债务和房地产都不利。中国不加的话，人民币可能会面临贬值压力，贬值压力出来以后，资金就会往外跑，国内的资金供应就会不足了。这也是为什么我国现在主动去调整经济结构，主动去推动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章选自《经济参考报》
2014年5月29日 -
曹德旺：以系统改革确保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应引起全民高度重视，唯有以科学的管理态度，深化系统改革，才能彻底确保粮食安全。 我国现有产粮地18亿亩，粮食生产已经实现“十连增”，2013年粮食产量突破1.2万亿斤，粮食产能的稳步提升为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基础。但我们在计算自给时忽略了一个问题，没有将国外进口的牛肉、大豆、猪肉、奶粉、玉米等农副产品计算在内，以上农副产品若折算成土地，尚需7亿亩地。也就是说，我们的粮食自给需要25亿亩，则客观上粮食缺口达到25%以上。 国家粮食局局长任正晓曾指出：“这些年我国耕地、淡水等资源要素已经绷得很紧，而且粮食产量的增加赶不上需求的快速增长和结构的不断变化，粮食需求将继续刚性增长，紧平衡将是我国粮食安全的长期态势粮食适度进口将呈常态。”但他特别强调，“如果我国大量进口谷物将带来严重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负责任大国，依赖进口保吃饭，既不现实也不可能，饭碗还得牢牢地端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在依赖粮食进口问题上，我们需要考虑以下问题：进口农副产品需要使用大量的外汇，这些外汇从哪里来；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农业大国，如果粮食都不能完全自给，将给世界产生哪些负面影响；世界无战争、无动乱，一切风调雨顺时，粮食的缺口可以通过进口解决，一旦世界处于动荡不安、战争等情境时，就可能发生买不到粮的状况，那时，13亿人的粮食缺口如何解决？ 因此，我认为，粮食安全应为当今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应引起全民的高度重视，并集中力量，彻底解决。 经过认真地调研，我们发现，影响粮食安全的因素主要有二。 第一个因素是，保护农民利益的法律政策措施不到位，严重伤害了农民对土地的热情，影响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一方面，法律对已经发生的坑农事件的处理不够严肃，如对于假农药、假化肥、假种子事件导致农民绝收，政府相关机构在处理时，赔偿太少，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太轻，农民无法得到足够的补偿。 与此同时，政府过于偏重GDP，片面注重工业发展，对工业生产给水源和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所带来的污染事件，政府相关机构人员大多数采取推诿、搪塞、和稀泥的做法，对农民不赔偿、少赔偿，使农民的利益无法得到根本保证。 此外，因土地国有，农民只有使用权，因而缺乏土地主人翁的意识，没有可持续的、长久的保护土地的经营理念，化肥、农药、农膜过量低效使用，导致面源污染、土壤退化，农田、海洋、草原无一幸免。 影响粮食安全的第二个因素在于种粮环节，主要存在三个问题。 首先，现在的土地承包制是30年前改革初期出台的土地政策，当时的目的是缓解粮食紧张问题，但该政策使得土地被分割，难以成片耕作经营，严重阻滞了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也导致种粮成本上升。 其次，农民没有专用的粮食运输设备和仓储设备，造成收储环节的浪费。截至目前，我国农民从收割到储粮到售粮，用的都是普通的运输工具，跑冒滴漏严重，据我对东北粮区的了解，此一损失达15%左右。 第三，粮食流通环节因管理滞后，浪费严重。众所周知，国家有中储粮分工专业粮食储备任务，并限期至多粮食存三年就得更新。每一批次收储，都需浪费大量成本与粮食，而中储粮将农民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加工成陈粮处理，既糟蹋粮食，又浪费金钱。 据资料显示，我国目前粮食产量6亿吨，粮食供需缺口是25%。上述三个环节浪费再加上相关政策没能有效刺激农民的积极性，每年损失近亿吨粮食。当然，如果措施得力，我国粮食安全基本能得以保证。 为了彻底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应从解决阻碍粮食种、收、流通环节存在的问题入手，进行系统改革，建议措施如下： 一、加强立法，对侵害“三农”的行为施以重典，包括对工业污染者和农药、种子、化肥售假者的打击，直至其破产，对农民利益进行真正有效的保护，还利于农民，让农民满意。 二、在国家法律允许范围内，把土地所有权释放给农民，或提供50年不变的土地使用权政策，让他们珍惜使用土地，保证土地长期有效地使用。 三、鼓励农民成片种粮种植。根据我对欧美家庭农场的考察，一般的家庭农场大都拥有150英亩左右的土地（约合1000亩左右），极利于机械化使用。每个家庭农场均与粮商、粮食加工商签有合同，种什么、种多少，都根据合同，粮商春耕时先预付部分，秋收时再一次性付清全款。最值得借鉴的是，农场每千亩均建有一个收储量可达1500吨至2000吨的粮食储罐，通常收割后即直接脱粒，通过输送机直接进入粮仓。 四、对粮食流通环节进行深入改革。建议中储粮不再作为国家唯一的委托收购主体，而是赋予中储粮、中粮、华粮等三大国有粮商同一的收储与销售功能，把国家战略储备的数字，分到三个公司。三大国粮公司，既是储备商，也是经销商。不必三年周转，而将周转时间缩短至一年、一年半，这样既可保证粮食的新鲜，又可保证国家收储的粮食不短缺。 五、把解决储粮浪费后节约出来的经费，用于补贴农业、农村、农民，真正做到“取之于农、用之于农”。比如用这些经费购买现代化的农业机械，或者投资水土流失治理、环境保护处理、村镇路桥建设、农民生态文明教育和兴建乡村卫生院及学校，从而真正实现十八大报告说的“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充分发挥农业生态功能，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循环农业，促进农业节本增效，尽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空间格局、发展模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不移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文章选自《中国慈善家》杂志
2014年5月29日 -
丁磊：别把不吭声的鳄鱼当壁虎
丁磊说，“BAT大家的模式不同，阿里和百度还是流量模式，网易是内容供应商。三小虎利润加起来还没有网易多。所以，别把不吭声的鳄鱼当壁虎。” 丁磊沉默已久。他是个聪明人，也是个痛快人，聪明在于你刚出口几个字，他就知道你想了解什么，痛快在于不遮掩、不回避。网易是家有趣的公司，在热火朝天的一波又一波浪潮中，它每次都没有第一批冲到巅峰，而是活在自己的节奏里，还有滋有味 下面是他的产品观、格局观、人生观，只有在面对一个问题时他有点羞涩，那是谈到林志玲。去年网易推出网游《大唐无双2》，丁磊与代言人林志玲共同献唱游戏主题曲《带我飞》，“之前我们不认识，同事安排的，”他摆了摆手，“咱们别提这事了。” 做一款“够屌”的产品 CE：网易也做了不少的APP，你对哪几个比较满意？ 丁磊：总体都满意，他们都有不同的受众群体。有道就有词典和云笔记两个APP，北京有一个新闻客户端，杭州有云阅读和云音乐。江湖上还有其他的7个音乐APP，百度、QQ、多米、虾米、酷狗、酷我、千千动听，我是最后一个进来的，我只做了一年，但是网易云音乐对产品的理解是最独到、最贴近用户的。 真正听音乐的人，第一非常注重音质，音质里面有细节，这个细节哪怕很小，哪怕零点几秒钟的声音都很性感，很好听。第二，以前的音乐是以唱片的形式发行，你有没有注意过，一张唱片拿来第一首到第十二首，你把里面的次序打乱，你这样听音乐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没有按照专辑整理，都是按照单曲，我们是按照一张一张专辑在整理。第三，音乐可以拼凑，可以做成歌单的形式，我把一类的歌整理出来给你听，就像串烧一样。 这些都是我们的创新，云音乐是真正为爱音乐想听音乐的人打造的一个产品，你在上面会发现越来越多好听的音乐。我还告诉你，老外的产品也做不过我，我在这方面有百分之一万的信心，我把这个产品给日本的朋友用了，他们说整个日本都找不出这样的产品。 网易云音乐的界面用的是黑胶唱片，这不仅仅是一个视觉上的感觉，你们注意到黑胶唱片旋转的速度吗？有人做的效果转得非常快，结果用户就觉得心脏扑通扑通乱跳不爽，但是我这个转速调得人看了比较爽，就按照这个速度转，转的时候下面有一个小菜单出来，里面有一个相似的歌曲，你就可以知道听这首歌曲的人还在听什么样的音乐。我在微博上看到了很多评论，说网易云音乐太屌了。 CE:你这个“屌”有点精英的味道，而现在互联网是得屌丝者得天下，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网易的产品很“屌”但是却不太符合屌丝的口味，市场上并不是那么成功，你觉得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丁磊：首先，你要看那是不是你的市场。比如说网易新闻客户端这件事情，很多人还处于段子文学的阶段，还看什么新闻呀？但是这并不是我的一个借口。我们在新闻客户端的新版本里面会加入很多个性化的推荐栏目，变得老少通吃，上下通吃。 音乐这个事情，我是最后一个做的，现在市场小那是正常的，但是我相信替代竞争对手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一点不担心这个事情。那些小公司已经把用户听音乐的习惯培养起来了，就像人们现在开始懂得品红酒了，然后是法国红酒，再是五大名庄，一步一步来。 CE:你做产品的思路喜欢后来居上，但是有些产品进来晚就没机会了，比如说当年你也是后来才做的网易泡泡，结果就没赶上QQ。现在你才做易信，怎么才有可能赶上微信呢？ 丁磊：没错，但是易信会成功。我们下个月版本会有很大的创新。我反思泡泡没有成功的几大原因，做了非常深刻的反思。比如说用户要一个一个添加好友，这时候QQ已经有了好友关系，的确非常难。易信是不一样的，我取得成功的意思不是把微信干掉，而是和微信共存，这就要有非常大的差异化，我们已经做出来了那你就看吧。 其实也就是通过一个强功能，就能够（把人）拉过来。最近有一个APP叫做“秘密”，这个玩意儿，如果你们100个人当中有10个人经常上去嘚啵一下，其他90个人就有动力上去了，人都是有围观精神。“秘密”也没做很多推广就流行起来了。对于易信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也想明白了。 在线教育的产品逻辑 CE:网易有道这次为什么要进军在线教育？ 丁磊：我觉得是天时地利人和。如果赶得太早市场没成熟，太晚了又追不上人家。刚好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中国掀起一波在线教育热潮，我觉得这时候进入既不早也不晚。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我们前期储备了大量的用户，比如说想学英语的人都知道有道词典这个产品。我们就跟用户说，你要不要来一次四六级突击考试的在线培训？我们还准备了一些措施，如果你没考过，我们还把学费还给你。我觉得，做任何一件事情时机都很重要，早了不行，我相信（在线教育）也有很多挂掉的人。 CE:在此之前，我们看到网易已经做了有道词典、网易公开课、有道云笔记这些产品，你一开始就有一个宏大的布局吗？ 丁磊：做有道词典，实事求是说，是他们想出来的，说我们有搜索引擎，我们做个词典吧？我当时觉得很无聊，做词典还需要搜索引擎技术吗？随便买两本电子词典往里面一输不就完了吗？后来周枫（网易高级副总裁、网易有道CEO）教育我说，老板不是这样的，互联网的发展，每天出来很多新鲜的词汇，比如说“屌丝”怎么翻译，“不折腾”怎么翻译？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买几本辞典能解决的，要用大数据，要用数据挖掘和统计来解决，这样就出来了一个有道词典。 如果你们去微博上搜索有道词典，发现很多人都说这个辞典太“屌”了，这么偏门的单词都能翻译得到。做公开课是因为版权的问题，我们发现世界上居然存在着CC版权（非商业性使用的知识共享版权）。我始终有一个梦想，把最好的课能够让大家分享，会很开心，是在为大家做好事。我自己读高中和大学的经历中，我的课程好不好完全跟对这个老师是否感兴趣有关系，好的老师这堂课充满了欢乐和笑声，不好的老师一进来我就想怎么下课时间还没到。 我相信，美国的公开课经过这么多年经受了学生的考验，只是因为语言的问题没有人愿意投资去做。我们就承担了这个责任，我这家公司看起来好有钱，利润也不错，我拿这么一点钱出来，每小时2500块钱，100小时也就是25万人民币，你能做这件积德的事情。这些内容放五年、十年，大家回过头来看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我在做公开课的时候就说，爱下载就下载，爱盗版就盗版，我的目的就是让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变得没有障碍。后来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是，自从网易做了公开课，新浪也做了，搜狐也做了，腾讯也做了，我说这是一件好事情，大家一定要一起来做，对整个中国的教育是一个推动。 CE:既然大家都在做公开课了，你如何保证你用户体验处在领先位置？ 丁磊：没有信仰是做不长久的，做不好的。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得好，是因为我们精神上有信仰，金钱上有资源和支持。所以几年下来就像一场长跑，他们落后了。当然，我也不觉得这件事情有必要跟新浪、搜狐、腾讯比，因为他们能进来就是一件好事情，不能说一天到晚拿这件事情开涮：既然人家做了也是善心，就没必要比善大善小的问题，还要有这样一种理念在里面。 网易的公开课里面能看到一个标注，曾经参与过公开课项目的人都把名字写在里面，现在大概有200多人，有些人给你提意见说你的产品有什么问题要改，有些人说你的产品这里错了，还有我们公司内部曾经参与过的人，不管离职的还是在职的，都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上面，感谢他们对网易公开课做出的贡献。 CE:你所说的“信仰”是指哪方面的？ 丁磊：不管做有道词典还是网易公开课，你都要通过产品给用户带来美好的体验。讲句不好听的话，中国有些企业做出来的产品是有问题的，但是嘴巴上一天到晚还在说做慈善，产品做得好才是最大的积德。 CE:网易的产品中，网易云阅读和网易公开课都跟教育有关，网易新闻客户端和网易云阅读也都可以拿来看新闻，未来你会把这些产品整合起来吗？ 丁磊：不整合。网易公开课是以视频为主，网易云阅读主要是读小说和看资讯为主，这两个是不同的群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网易云阅读的很多用户是女性，不是男性。女性更愿意在家里熬得住看小说，男性更喜欢看视频。 网易云阅读和网易新闻这两个也完全没有重合。打个比方，新闻信息的时效性非常重要，看时尚和看新闻是不是两回事儿？肯定是两回事儿，新闻一个礼拜出一期就不叫新闻了。 CE:到现在为止网易大部分的收入还是来自于游戏，为什么你对有道特别偏爱，好像有道的发布会每次你都会出席？ 丁磊：游戏（的发布会）我也出席了。公司的同学们开发一个新产品不容易，我出来一下也就两三个小时，这是对他们的肯定。你不来的话，他们心里会想老板怎么看我们的产品，心里会犯嘀咕。 “我是个90分以上的产品经理” CE:现在网易的每一款新产品你都会用吗？听说你发现了一个产品的问题，会越过层级，直接把问题抛给产品经理，这样会不会给他们很大的压力？ 丁磊：用。我们有一个群，不同的产品有不同的群，手机产品都在移动端上。这个问题可能是我发现的，也可能是微博上有人吐槽，我要截屏下来丢给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反应机制，人总是会打盹的，现在通讯手段那么快，看到以后他们立刻会打起精神，会注意一下。 这是公司一种文化，这时候我不是老板，我是用户，我是评估者，这不决定你提拔，也不决定你是否加薪水，所以你不用害怕。 一般开会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应该做什么，有些东西特别是移动端的东西不要做得太重，要做得轻，注意产品的变化。 CE:何为轻，何为重？ 丁磊：就是功能不能太繁琐。比如说网易云阅读现在就在做减法，做得轻一点。这么多APP竞争下去，最后还是剩下几家有实力、有资金、有创新能力的公司站得住脚，手机上也不可能什么都装。 CE:现在手机游戏很火，网易好像在这块做得比较慢，这是为什么？ 丁磊：我很看好手游，我们已经发布了《迷你西游》，成绩非常好，日流水额我们远超100万元，现在苹果畅销榜上名列前茅。 我觉得你们对互联网公司的反思要这样看，我不跟风的，比如说开心网很火的时候我不做开心这样的产品，我想清楚才干。当年唱吧很火，我们也没有跟风，反而我们回到自己想要做的几个产品线上。比如说阅读，培养中国的原创小说作家，这是我们要进去的。还有有道词典的线上教育，我们也觉得意义重大，也要进去。最近，我们还做了一个BoBo秀场，我们认为这也是对的方向，想明白了我们才进去。 这也包括易信，我开始做的时候就觉得易信是一个方向，一定要做，不做就是死。手机通讯很重要，流量最大。 CE:网易看起来有一点儿逆互联网化，大家都在讲“唯快不破”的时候，网易做什么事儿都要想一想，基本上不做老大。 丁磊：做产品决策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被动，就是老找不到好的产品经理，我有一个好的想法的时候没有办法下手做，就是没有好的产品经理，好的产品经理要有足够的想象力，既要懂用户需求，又要有技术背景，又要有一些商务谈判和运营的能力，是一个综合体。就像我们做游戏的时候，有时候想一想没有好的策划，就算了，不做了。就跟拍电影一样，没有好的导演拍什么电影？ 有些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品经理，他们最多叫项目经理，产品经理就像造一栋建筑一样，是个设计师，项目经理是个包工头，包工头是落实和执行细则的，设计师能知道什么地方可以让人更舒服，解决体验的问题，包工头是落实执行的问题。在技术论坛上你只能找到技术人员，找到产品经理太难了。 CE: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好的产品经理吗？ 丁磊：不错。如果我跟我的几个团队在一起，打90-95分是绰绰有余的。我想出来的东西有人会帮我踩刹车，这很重要。他们是评估者我是创新者，我（把想法）丢出来以后这帮人会考虑：老板你这里可能没有考虑到。我觉得有道理，那就先不做了。我会天马行空地乱想，他们一天到晚帮我踩刹车，但是大家一旦达成共识就立即执行。 “快”不是特别重要的互联网思维 CE:最近阿里巴巴和京东都在准备上市，你怎么看电商这个行业？ 丁磊：马云对整个中国的电子商务起到了重大的示范和教育意义，发展和推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淘宝这个商业模式也是天时地利人和，你不能说全中国就淘宝好，这两年稍微靠谱的电子商务公司其实都活得不差，1号店也不差，唯品会也不差，京东也不差。电子商务的核心是“商”而不是“电”，摆地摊卖假货都能赚钱。 我做过类似的拍卖网站，后来觉得假货太多，心里就会特别纠结，老是有投诉，给人感觉做平台怨气很大。现在我们自己做采购，自己做品质把控，自己运送，自己销售，当然也可以跟好的渠道商合作。电子商务我们也有做，但是我现在不能跟你说。我的电商做得很好，但是你们一点都看不出来，我到年底会给你们看成绩单，会比你们想象的要NB很多。但是问题是这个业务做出来跟我也没关系呀，都是我下边的弟兄们干的，我只是不反对就够了。 CE:现在大家经常说BAT三大巨头覆盖了所有的产业，往下看还有三小虎，小米、京东、奇虎360，网易夹在中间，你自己怎么看这种竞争格局？你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丁磊：BAT大家的模式不同，阿里和百度还是流量模式，网易是内容供应商。三小虎利润加起来还没有网易多。所以，我们是不吭声的鳄鱼，别就当我们是壁虎，跟他们吵有什么意思，自己把产品做好，做点儿有理想、有信仰的事情挺开心，不要跟人家圈那个地。我也了解里面有一些公司的管理还在摸索，还在糊里糊涂，我们公司已经走了17年了。 CE:说到管理，网易的管理是不是太松了？ 丁磊：你跟我们一些部门熟的话，就知道我根本不管他们。我们有点儿像联邦制。 CE:都说移动互联网重要，我们在网易身上却没有看到一个系统的移动互联网战略，都是各个条块的产品自己往前滚动，为什么会选择这种路径？你们在移动上到底选择做什么，不做什么？ 丁磊：网易的方式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说地图，我们就不做。地图首先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世界上做地图的公司已经很多了，干吗还去折腾，把地图上别的东西做好不就可以了吗？谷歌地图做得很好，苹果地图也不赖，百度、高德、搜狗都在做地图，干吗非要削尖脑袋买一个地图？ 相反，跟内容和文化相关的我会比较感兴趣，我们就是内容提供者，这是我们很擅长的。未来市场上做内容的绝对会有一席之地。 CE:现在大家都在谈互联网思维，谈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改造，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丁磊：这个改造特别厉害，比如说嘀嘀打车，打车软件对传统叫车服务的影响蛮大的。这两家公司（嘀嘀打车和快的打车）的确对汽车利用率的提高非常有帮助，很多人因为多接几个单收入就提高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改造成功的案例，真不能小看。 其实现在中国最大的翻译公司可能是有道，除了机器翻译，有近万个翻译员，马上接单马上翻译，这也是对翻译业务的改造。原来怎么翻译？找个人花三五天翻译，翻译完了还有很多错误，今天就是直接一个文章给你，译员们开始瓜分这个翻译任务，三四个小时就搞定。我干这种事情很有成就感，有道翻译做了好多年，我都生气觉得他们做得不够大，我觉得至少要把中国30%-40%的人肉翻译市场给改造了。 CE:你做了18年的互联网，你觉得有“互联网思维”这个概念吗？你总结的“互联网思维”是什么？ 丁磊：绝对有，但是你要拿出东西来才能证明你有。我的互联网思维中“快”不是特别重要，精益求精、极佳的用户体验，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专注”也是对的，但是这本来就是传统行业的定义，不是互联网行业专有的。我的产品每一个版本都要精益求精，你根本不要看竞争对手怎么样，竞争对手犯错误的时间是大把的，不要因为快，把自己搞死了。 CE:你做产品这么谨慎，难道就不怕错过时机吗？ 丁磊：我觉得时机都是一个假命题。比如说某些门户网站以前做新闻做得特别好，现在的新闻客户端就做得不是特别好，不如我做得好。 我们现在新闻客户端新版本做了很多创新。以前传统的阅读是看报纸、看杂志，或者PC看完一关就走了。手机是早上上班的时候要看，中午吃饭的时候也要看，晚上等车的时候还要看，阅读的次数增加了，阅读量大大增加了，你怎么把节奏把控好，让用户每次都能读到新鲜的东西、好玩儿的东西，感到可读性非常强？我们新版本做到了。能提出这个想法的人，在我们公司没有，他们都不会这么想，是我想出来的。 我说移动阅读要有节奏，从早上八点，就像吃早餐，早餐是什么，午餐是什么，晚餐是什么，晚上睡觉的时候看什么，我要把这个节奏把握好。电视台就是有节奏的，早上有早间新闻，有午间新闻，七点钟新闻联播，新闻联播之后焦点访谈，焦点访谈之后来一个电视剧，九点钟又有一个新闻联播。这是有节奏的。 我觉得机会是随时存在的。2007年苹果做手机，早在1993年诺基亚和摩托罗拉都已经在做手机了，你觉得它晚了吗？它没晚，它做了一个智能手机出来。但是你不能说诺基亚没做过智能手机，诺基亚有一个手机叫9110，他们也尝试过做智能手机，但是就是没成功。你知道，乔布斯在1995年就做过一台PDA叫“牛顿”，他在“牛顿”上交了无数的学费以后，到2007年做iPhone的时候才成功的，你不能说他一拍脑袋才想到的，之前没有“牛顿”的积累根本不可能做出这个手机出来。 一些事情能成功，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你说偶然吧可能有，但是肯定也是交了无数的学费之后，才明白下次我干这件事儿从哪儿开始干。 为什么不焦虑 CE:从网易这边出来的人，创业成功的概率比较高，这是为什么呢？他们离开你是不是因为你像传说的一样太“抠”了？ 丁磊：很多出来的人还是从我的媒体部门出来的，他们做了很多年的媒体以后再也不愿意做媒体了，就去做YY，做陌陌，做粉笔网，做猿题库了。为什么？他们一方面会揣摩新时代用户想要什么，想要社交、教育还是秀场？但是有一点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媒体做得太痛苦了，这方面你们应该有感觉。 我觉得，如果每次创业都不是一个人出去而是带一帮人出去，对我们公司的影响比较大。这些行为也能反映出有些创业者比较自私，不顾我们公司的利益。 这种创业跟我们管理上授权过大有一定的关系。我想，年轻人有想法去体验一下，不管成功与失败都是可以理解的。产品好还是坏，成功与否，有些我不能过早地下结论，不能说你拿到投资就成功了，中国拿到投资的公司每天都在倒一大批，昨天就有一个饭统网关了，其实接下来倒的公司还会非常多。 CE:作为中国互联网第一代的创业者，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创业更容易成功？ 丁磊：比较年轻的一代最近有两家公司上市，比如说汽车之家，我觉得他们做的还是挺专注的，非常专注地在汽车频道里不断地死磕。再一个是优酷。在视频时代到来的时候，他们创新也很多，比如说做自己的剧，这都是让整个互联网的内容更加多元化，也是OK的。回过头来看某些天使投资机构成立大概也有5年了，当年也是一帮牛哄哄的人在里面，数一数哪个项目成功，哪个失败？ 其实，创业成功跟创始人的性格、决心、能力都有很大的关系。你看刘强东他性格中有一个特点是很坚持，每天都要开早会。我们可能更富有创新精神，他们公司的内部管理比较压抑一点，肯定不能像我们几个人这样夸夸其谈，但这也是一种成功的特质。 CE:张朝阳当年是跟你同时代创业的，现在他非常焦虑，因为移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来了，我看你还挺好，你为什么不焦虑呢？ 丁磊：我觉得这跟性格有关。 CE:网易的现金流这么好，为什么不做一些收购而是所有的产品都自己做？你买一个做在线教育的公司，不比你从头开始做快一点？ 丁磊：我们正在找，中午吃饭的时候还在讨论这件事情。我们也在投资，只是我们投资的领域跟BAT他们不太一样，我们投资了很多游戏公司，还投了“小龙女”的教育公司“梯子网”，我们也投了很多硬件公司，以后会告诉你们的。 CE:你养猪也已经好几年了，现在怎么样了？ 丁磊：我们有个人在负责，那个做得很棒。我打算9月份弄好了直接上中央电视台PK，真好吃，我还养鸡呢。我有2000头猪，做完了整个模式的复制成本很低。你看看就知道了，那个山沟沟的荒地不是很便宜嘛，我们租了之后用新技术把地平整了，建设现代化的基地，不打桩不浇水泥，你可以把房子拆掉搬到别的地方。如果在北京有熟悉的老板，我们把整个模式拷贝给他们不就完了？养鸡几十万就够了，养猪要稍微贵一点。我没有把这个当产业做，也没有玩票，而是把它当做一个可以推广的系统来做。 其实我真的是想解决中国农村贫穷的问题，我建议这些人在农村好好地从事养殖业，就不要到城里打工了，不要产生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青壮年到城市里的问题。外界总说我们怎么还没吃到，怎么还没吃到，非常的着急，这也反映出嘀咕和抱怨的人对农业的生产太不熟悉，总是很急。今天我们这里是法国红酒中心，一棵葡萄种下去，几年后才能摘下来酿成葡萄酒？一棵葡萄种下去，要八年才能摘下来酿酒，而且头几年的酒还是不好喝的。我们养头猪，才三四年很多人就急了，关键也没有人站出来替我说两句话。我不去跟他们这些人计较，我就做我的，我行我素。 CE:多年不当首富了，是不是有点失落感？ 丁磊：没有，中国根本不重视有钱人，重视的是有思想的人，我争取做个有思想的人。怎么有思想，就是多想，多读书呗。我最近在看《思考的艺术》这本书，也喜欢看罗伯特·希勒写的《动物精神》和《非理性繁荣》。 我很早就很喜欢张忠谋（台积电董事长）这个人，因为他改变了芯片行业。以前芯片设计和制造是一体化的，现在设计就是设计，制造就是制造，以后苹果的芯片都是他来代工的。我最早接触到张忠谋，是看了他写的一本书《我的上半生》，讲他一个50多岁的老头子跑到台湾去创业。其实台积电这家公司当初也是政府的，是台湾工研院开的，他56岁去台湾加入了这家公司。我当时26岁，人家56岁都能创业成功，我怎么就不能？这本书对我影响太大了，我是从台湾带回来的，大陆没有发行。 还有就是施振荣写的创办宏碁的书，1995-1996年出的一本，那个时候是宏碁最鼎盛的时期，到了他写《再造宏碁》那本书的时候，宏碁就已经不行了。这个行业太残酷了，你看现在雷军做得好，不代表他将来就一定做得成呀。 文章选自《中国企业家》杂志
2014年5月29日 -
汪潮涌： PE投资在中国前途光明
1999年我创立投资公司，当时，风险投资和PE在国内还没有发展起来，处于创业期的张朝阳、李彦宏等海归创业者为了筹集几十万美金，经常求告无门。作为投资人，能把国际上的钱来帮助他们创业，这种成就感是巨大的，在帮助他们实现创业梦过程中我们也得到很好的回报。 目前，投资家在中国面临三大机会。 第一，创新的浪潮愈演愈烈，创新的人才和创新的企业家，比比皆是，然而他们缺乏资本的投入。中国的金融体系尽管庞大无比，尽管全世界最赚钱的十大银行有六家是中国的，全世界最大市值的银行在中国，但是这些中国银行的钱创业者一分也用不上。因此，创业家的资金来源只能是VC和PE，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行业是非常光荣和有价值的。 第二、从PE角度来讲，中国目前有很多机会。当然，过去五年里，人民币PE有很大的问题，全国一下子冒出6千家PE公司，而大部分人连PE是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上市之前买你股份，上市之后高价套现。国内称这部分人是PE是不对的，这批人中有90%将的人将会被淘汰。 我们知道，VC投资面向的初创型企业。当这些初创型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的后，银行的钱还是不愿意投给这些企业，这时只能是靠成长型的PE基金跟上去。 另外，PE还有一个机会，那就是民营企业。改革开放30年，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而这些民营企业的第一代企业家已经老去，如果他们的后代不愿意再继续从事他父辈的工作，届时并购将是未来PE的主旋律，控股型的投资和杠杆收购都将成为可能。过去西方，金融企业家做的事情，在今后5-10年，中国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第三、PE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整个民族和国家已经完成了相当水准的财富积累。后3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金融界的主题词就是财富管理和保值增值。进行财富管理和保值增值，国内可以选择的产品很少，房地产不能投，股市不行，艺术品和另类投资的领域太小，PE和VC成为重要的投资途径。我认为VC和PE对整个中国工业产业的升级十分重要，它们在企业的整合化、规模化、品牌化过程中将发挥很大的作用。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投身这个行业，但是一定遵守职业道德，成为社会财富和企业的财富的催化剂，做添砖加瓦的人，为人类创造价值。
2014年5月29日 -
汪潮涌： 打破人才的行政级别，拓宽人才引进的类别
2013年10月21日下午两点，来自海内外的知名高层次欧美同学会会员及留学人员代表，在聆听了上午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后，相聚在欧美同学会会馆第四会议室，参加了由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主办，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协办的一场专题建言献策座谈会，大家在会上从各自的留学经历与回国创业发展的独特视角，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专业与现实等诸多领域，坦率并真诚地阐述了自己的独特观点与建议，希望发挥建言献策的话语权与权威性，推动中国留学事业、海归事业健康稳步的发展。 来自海内外的知名留学人员代表纷纷发言，对欧美同学会及目前中国留学人员的政策、方针和现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以下为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汪潮涌的发言实录： 第一、人才的引进，我是1985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公派的研究生，1995年回国，1998年在国家开发银行拿一块钱工资，免费替国家打了两年工。后来开始创业。当时回国的时候，没有背景和优惠政策，我们主要是看重中国的发展机会，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事业召唤着我们回来。真正的人才不是靠引进才回来的，哪里有机会，他就往哪里去，这才是真正的人才。靠待遇吸引回来的人才，不一定是真正的人才，他在国内待不久的。如果他的事业心不在中国，你给他再好的第二、人才不需要行政级别来定义。在美国，真正的人才对行政级别嗤之以鼻。只要你在自己的领域里证明你的价值，根本不需要靠行政级别定位自己的价值。例如，美国的前副总统切尼，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从卸任国防部长后，到摩根担任董事，到北京与江主席、朱总理会面时，我陪同他。他完全将自己当做企业家，完全不去考虑行政级别。 第三、拓宽吸引人才引进的类别。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不光需要科技人才和金融人才，未来的中国需要更多的社科类人才。例如心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的人才。当时我女儿考牛津的政治、哲学、经济学专业，我很支持她的选择。 同时，还需要窄众人才，比如像设计、艺术、音乐、体育、文化传媒等领域的人才。这些人才的影响力和价值非常大，姚明在美国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力，超过几十个科技人才和企业家的价值，推动力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下一阶段，中国需要进行产业升级和创造世界品牌，让世界了解中国，提升中国的品牌形象，窄众人才不可或缺。过去十年，我带领中国帆船队参加世界最高级别的美洲杯帆船赛，还有最近我在做中国汽车拉力赛，这些都是推广中国品牌的有效渠道。
2014年5月29日 -
Denis Simon： 中国企业国际化和国际化人力资源
在过去的31年间，我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工作和生活。过去5年，我主要生活在中国。我的职业经历丰富，刚开始我在学术界工作了14年，之后在企业工作了5年，之后又从事学术领域的工作，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人力规划（Manpower Plan）。2007年之后，我参与了IBM的人才项目，主要研究现代中国的人才现状。 从1999年的高校扩招以来，中国每年有几百万的大学毕业生，而中国很多企业却面临着严重的人才短缺。这个现象让很多人感到困惑。从我的观点来看，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与企业人才需求的不匹配，大学在人才培养上缺乏与企业之间紧密的合作。在欧美许多国家，企业通过实习、临时工作和暑期工作等各种方式来为自身储备人才，而中国的企业却没有建立相应的机制。许多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认识到了中国的大学需要与企业进行密切合作，只有通过这样的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才能满足中国企业未来的人才需求。 我在中国企业工作了8年，根据我的观察，中国企业是从2002年起真正开始关注企业的未来发展，并且开始向外国企业学习。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和海外兼并则是从最近3-4年前开始的。中国企业开始关注全球竞争和国际视野，同时重视国际化的人力资源。 中国企业很重视对新兴市场的投入，通过重新设计出口产品来满足新兴市场消费者对于产品的不同需求。以华为和海尔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不但进入了发达国家的市场，同时也进入了非洲、东南亚等新兴国家的市场，从而为企业在未来的长期发展打下了基础。(作者系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副校长 Denis Simon)
2014年5月27日 -
郑永年: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及其挑战
中国传统上数千年一直是陆地国家，尽管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海洋地缘政治从来就不是政府要考虑的事情。原因也不难理解，中国从来就没有计划要成为一个海洋国家。只有一个国家要成为海洋国家的时候，海洋地缘政治才会变得重要起来。中国要成为海洋国家，只是近来的事情。 尽管中国不可避免也必须成为海洋国家，但从海洋国家的历史看，这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要成为海洋国家，首先必须培养海洋意识。海洋国家首先是一种海洋文化和海洋意识。具有浓厚的陆地意识和陆地文化的中国，要培养一种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需要艰苦的努力。 近代海洋国家起源于欧洲，这并非偶然。海洋国家不仅仅是特殊的地缘政治的产物，更是文化的产物。古希腊所产生的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其影响传播到从地中海地区、南欧到北非的广大地区，并且涉及到政治、文化、经济和文明活动的方方面面。在文化扩张过程中，更是造就了大大小小的海洋强国。人们并不难理解，1945年之后建立的世界体系，是海洋而不是陆地体系。 海洋力量和陆地力量非常不同。从资源动员的角度来看这一点非常清楚，因为资源动员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各方面的实力。海洋和陆地的主要区别在于，海洋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陆地的动员能力。如果你要出海，征服海洋就可以了，你面对的只是自然力量。这里，海洋是你的主要“敌人”，而要对付这个敌人，你所需要的只是技术。再者，海洋是“自由的”，海洋的规则是“自由航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没有人在海洋上会阻拦你。这就是为什么欧洲的小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能够成为强大的海洋国家的原因。 陆地则很不相同。在近代主权国家概念产生之前，地球的每一个地区都已经被人类所占据。如果你要从一头移到另一头，你可能会遇到很多不愿意你从他们的土地上经过的人。对土地的争夺是人类大多数战争的根源，尤其在帝国时代。各国所争夺的是土地和人口。在进入主权时代以来，对土地的争夺已经到了“寸土不让”的地步。 海洋和土地的不同，也可以从经济价值的角度来看。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活动产生各类资源和食品。在帝国时代，各个文明、文化和国家之间也都有贸易交往，但往往是小规模的。进入近代之后，世界上的贸易越来越依赖于海洋。比较优势的经济理论告诉人们，贸易产生附加值，而海洋则是产生附加值的中介。因此，与陆地国家相比较，海洋国家体系产生了无比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互动和大量的人类活动。 今天的世界体系无疑深受海洋文化遗产的影响。欧洲国家体系是16世纪之后海洋力量造就的，这个体制在大英帝国时期到达了顶峰，随后是美国。尽管美国既是海洋力量，也是陆地力量，但其陆地力量可以忽略不计，因为美国不面临来自陆地的任何威胁。不难理解，近代以来，海洋主导着国际经济，谁主导海洋，谁就主导世界经济。 中国一向是陆地国家 中国成为陆地国家，和中国国家的形成与扩张的历史有关。无论是中国的文明还是国家，都起源于黄河流域。中原王朝从黄河流域向四周扩张，扩张过程中都是陆地。中原王朝经常遭受来自陆地的外来少数民族的侵入，甚至成为“殖民地”。外来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之后，都被中国文化所消化，主动接受中国文化；也就是说，外来少数民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在少数民族成为统治者之后，他们经常搞扩张。中国版图的大扩张，都是在外来民族成为中原统治者之后实现的。但是，这些少数民族的扩张，也同样是向陆地扩张。 容易理解，历代王朝所注重的也都是陆地地缘政治。实际上，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中国从来就没有面临来自海洋的威胁，所有的威胁来自陆地，包括土耳其、蒙古、西藏和满洲等。中国的国防安全的重点，自然也是侧重于陆地。最典型的就是长城了。历代王朝修筑长城，其意图就是想把侵略者（也就是北方少数民族）挡在长城之外。近代之前，除了来自陆地的北方少数民族，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敌人。中国因此修筑了长城，而不是海军，来应付敌人。除了修筑在本土的长城之外，中原王朝也实行朝贡制度对应付周边国家，朝贡制度是一种可控的贸易，不管朝贡国是来自陆地还是海洋。 中国在明朝时代开始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即所谓的“倭寇”。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也正是在这个时代，中国具备了成为海洋国家的能力。15世纪是世界海洋世纪的开始，欧洲的葡萄牙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海洋国家。不过，论技术，当时的中国是最有条件成为海洋大国的。当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中国都具备了足够的能力来实现这个目标。在政府层面，有名的郑和数次下西洋，就是政府财政和中国航海技术的证明。 即使是民间也具备了很大的能力，所谓的“倭寇”或者“海盗”，实际上主要的并非日本人，而是浙江和福建的民间海商活动。但是，无论是政府组织的海航还是民间自主的海航，都没有继续下去。郑和下西洋不仅被政府中止，而且政府也销毁了所有海航的数据和资料。在民间方面，政府下大力气，花了很多年镇压了民间“海盗”。从此之后施行闭关守国的“海禁”。这就使得中国失去了一次成为海洋大国的最好机遇。王朝为什么这样做？其中有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王朝的以陆地地缘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到明朝，这个意识形态已经确立了好几千年，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动摇。第二，既得利益的阻力。陆地地缘政治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而且更是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海航需要很大的花费，这方面花费的增多，必然影响到能够用到陆地防护的费用，负责陆地防护的王朝机构必然反对发展海航。第三，在客观层面，即使当时的中国受到“倭寇”的骚扰和侵害，但威胁并不大。日本当时处于封建时代，对中国并没有构成真正的威胁。朝廷面临太多的内部问题，并不想再找海洋方面的麻烦。结果，朝廷就用简单的镇压“倭寇”和“禁海”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总体上看，尽管明清时代中国也经历了国家崛起的时刻，但封闭政策越来越甚。等到晚清时代，真正面临海洋的“敌人”的时候，中国已经无能成为海洋国家了。 在19世纪，随着英国人的到来，中国才开始意识到海洋国家的强大。但即使对英国，中国也没有非常害怕。对中国来说，英国只不过是几条大船和几千军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尽管处处被英国人打败，但朝廷仍然不重视，看不到海洋地缘大局。失败之后，以“割地”的方式应付了之。只有当中国的近邻日本成为东方的第一个海洋国家，并打败中国之后，朝廷才醒悟过来，但为时已晚。 1949年建国之后的很长历史时间里，中国对海军有战略意义上的思考，但发展海军更多的是为了国防的现代化，而与中国的海洋地缘毫无关系。在很长的冷战期间，和苏联对抗的都是海洋国家；相反，支持苏联的则是大陆国家。即使苏联本身也主要是陆地国家，其海军并不很强大，没有办法和美国等海洋国家相比。中国早期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和苏联站在一起，自然受苏联的军事思想的影响。后来和苏联交恶，更说明中国的威胁来自陆地。等中美建交之后，中国才再一次和一个海洋大国打交道。 成为海洋国家是时间问题 1980年代，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人们开始思考海洋文明。很有意思的是，改革开放实际上主要是向西方，和受西方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东亚经济体开放，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就是海洋国家。向海洋国家开放，导致和海洋国家的互动，这是人们思考海洋文明的动机。这方面，当时很受知识界欢迎的电视片《河殇》具有典型意义。这个电视片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海洋文明的重要性。不过，电视片的动机主要是想以此来推动中国的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制度的改革。尽管电视片给人一种有关海洋文明的思考，但当时的中国并没有成为海洋国家的实际需求。 简单地说，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需要，来自中国的开放政策所导致的中国和世界的关联。我们可以把中国的开放政策分成三个阶段，即“请进来”、“接轨”和“走出去”。在过去的三十来年里，中国已经走过了两个阶段，现在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在1980年代，中国开放政策的主题是“请进来”，也就是打开国门，欢迎外国资本的进入。在这个阶段，中国和世界没有、也不会发生冲突。到了1990年代，中国确立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中国实行了“接轨”的政策，也就是调整和改革自己的制度体系，来适应世界体系。在这个阶段，中国和世界也不会发生冲突。 从本世纪开始，中国开始实行“走出去”政策，这就直接导致了中国海洋地缘的崛起。中国资本“走出去”，表明中国需要发展出足够的能力，来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贸易大国的地位，也决定了中国海上航道安全的重要性。同时，中国周边海洋资源的大发现，加快了周边国家在和中国有争议的海洋（岛礁）地区开发资源的步伐，这大大加剧着中国和周边国家围绕着海洋岛礁的主权争议，甚至冲突。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必须转向海洋，把海洋地缘政治提高到议事日程上来。 海洋地缘政治重要起来了，但要成为海洋大国则不容易。中国过去从来就没有注重过海洋，现在开始讨论海洋和海军，仅仅是一个开端。英、美国家花了很长的时间成为海洋的主人。现在，中国努力仿效今天主导着世界体系的美国，但已经没有了当时英、美等国家成为海洋国家的历史条件。尽管无论是主观上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还是客观上的环境制约，都不容许中国能够像从前的海洋国家那样，顺利成为海洋国家，但中国成为海洋国家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当然，中国学习其他海洋大国的经验，并不是要重复其他国家成为海洋国家的路径，中国必须探索自己成为海洋大国的道路。今天的全球化环境，已经为海洋地缘政治提供了全然不同的条件。尽管全球化在一些方面强化了海洋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但在另一方面则使得地缘政治变得不那么重要。全球化表明各国之间的贸易，表明海洋地缘的重要性，但金融的全球化则表明金融经济的重要性，而金融经济则使得海洋地缘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金融活动不需要经过海洋。 如果说在海洋地缘政治时代，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在金融全球化时代，谁控制了金融，谁就控制了世界。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贸易和金融经济至少对中国来说同样重要，而且金融经济的未来，具有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诸如此类新出现的要素表明，中国要明了自己目前所处的世界地缘政治新环境，从而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新型的海洋大国。(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郑永年)
2014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