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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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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做中国的“高盛”
陈宏，1962年生于西安。1982年，19岁的陈宏在西安交通大学获得计算机学士学位，1985年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攻读博士，1991年获得计算机博士学位。陈宏是留美学生中最早一批创业者的代表性人物。他创立的Gric公司1999年在纳斯达克上市。陈宏带领Gric公司上市，不仅是为了挣钱，积攒经验和人脉，而且为了证明给美国人看中国人同样可以在美国创业成功。 当时，华人在美国处境并不好，发展道路也很有限。而当时，在硅谷，诸如印度科技协会、玉山科技协会这样的社团，在群体利益的维护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经历千辛万苦推动Gric上市成功后，陈宏琢磨明白了，要进入美国主流社会，需要以群体和团体的身份出现。为了帮助在硅谷创业的中国人更好地融资，更好地实现技术交流，改善华人在美国的环境，1999年硅谷陈宏领衔创办了华源科技协会，“华源”就是来自中华。此后10年，在陈宏、朱敏、邓峰等人领导下，华源成为了华人在硅谷的第一创业组织。 虽然已成为上市公司CEO中少有的几个中国人之一，仍无法进入美国社会主流。受到刺激的陈宏于2003年年初回到北京，创建了汉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帮助中国人尤其是新兴产业的创业者融资，希望成为摩根、高盛、花旗、美林、瑞银之外的投行。“‘汉能’，意思就是‘中国人能’！” 汉能成立以来，完成了一系列投融资项目，如为框架传媒完成分众媒体对其1.83亿美元的收购，帮助千橡集团完成4800万美元的第三轮融资，帮助NeoPhotonics公司收购飞通光电，为中软国际集团赢得战略性投资3500万美元，诸多项目一度引起业界轰动。 陈宏的目标是做中国本土的高盛。汉能要做高盛这样的百年老店，战略步骤尤为重要。陈宏曾提出：“我们的战略，第一步，汉能做行业的财务顾问，主要是并购和融资；第二步是直接投资，做私募融资。这个模式有点像美国的黑石集团。我们目前与黑石集团也有很大的距离，打个比喻，如果说我们现在是幼儿园阶段，黑石已经初中毕业，高盛就是高中生。尽管和他们差距甚远，但是，我们的战略步骤很清晰，不怕达不到。” 陈宏喜欢创新，不喜欢风平浪静、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从创办AIMnet网络公司到Gric公司，从华源科技协会到汉能，无一不是从无到有，用心打造。 本文摘自人民出版社《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主编王辉耀。该书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智库支持。
2014年5月30日 -
徐小平：中国出国签证第一人
“深井巷的尽头有三口深井，那里是女人们聚集的地方，洗一篮青菜洗一筐衣裳，洗不尽张家短李家长。”这是徐小平写的歌曲《深井巷》。1956年，徐小平出生于江苏泰兴城的深井巷。他是新东方留学、签证、出国咨询事业的创始人之一，被看作是“出国签证第一人”。 1987年到1995年，徐小平在美国、加拿大留学、定居，并获得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音乐学硕士学位。其间，徐小平一度回国创业，但并不成功只好返回加拿大。徐小平人生的转折点出现在1995年，这一年，徐小平北大时的好友、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来到了温哥华。连续几天的秉烛夜谈之后，俞敏洪邀请徐小平加盟新东方。1996年，徐小平回国开始了他的二次创业。回国之后，徐小平在新东方建立了创业实验田——新东方咨询处，从事新东方出国咨询和人生咨询方面的工作。 从事出国咨询多年，徐小平对留学专业的选择、留学签证的取得、留学机会的利用、留学之后的出路到出国的意义都有自己的一套心得。对于留学专业的选择，很多人倾向于经济、金融、管理等热门实用专业。徐小平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建议出国读高中、本科的学生读些“没有用”的专业。因为对这一时期的学生来说，专业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掌握留学国的语言、文化、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徐小平曾经说过：“在美国，真正好的大学是不给你准备就业的，他给你准备的是能力。文史哲这些在国内不少人看来‘没什么用的专业’，国外却很重视。因为它培养了你的综合素质，为你打下了坚实的人生基础。至于职业方向，可以通过读研来确定专业，也可通过工作实践来确立职业兴趣。” 签证在出国的道路上至关重要，不管之前的准备多么充分，被拒了那之前的所有努力就会变得没有意义。针对签证，徐小平建立了新的“哲学”，“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从中寻找你的签证策略，然后去美国大使馆领取你的前途入场券——美国签证”。徐小平认为自信是取得美国签证“最最重要的原则”。之所以这样，一是因为签证官会从自信里看到面试者远大的未来；二是自信的面试者让签证官感受到了自己枯燥工作的价值所在。徐小平曾直言：“记住，当你走到签证处窗口时，签证官在等待你展示你强大的自信，给他枯燥的工作带来动力！” 顺利拿到签证，来到异国他乡，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对此，徐小平给出了自己的忠告：“中国学生出去了，最忌讳的就是死读书。”他认为，“只知道埋头在图书馆看书，那还不如在国内读，哈佛商学院的全套教材在中国都能买到”。在美国，交流、实习、社区服务是学生的必修课，“中国留学生，要学会交朋友，搞派对，参加社团，让精神找到出路”，“这比闷在家里读一本书，要重要得多。教育，就是要培养能够幸福谋生的人，而不是只会死读书的匠人”。 学有所成之后，回去还是留下，这是个问题。徐小平的答案是：“美国有首著名的乡村音乐，叫《乡村路带我回家》。为什么要回家？因为只有祖国，才是我们心脏跳动最强的地方。”此外，徐小平认为对于海归来说有着更多的机会，更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因为基本上来说中国的人才政策是全世界最开放的，而且符合全球化的潮流。 留学的意义何在？徐小平曾引用过这样的统计数据：93%的中科院院士、54%的工程院院士、23位“两弹元勋”中的22位、绝大多数的“一大”代表……都曾留过学。对此，他曾开玩笑地说：“世界顶尖学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要学会利用这些资源。如果说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那留学就是利用全世界的优质教育资源，为我们培养人才。”同时，出国留学还为留学人员提供了另一种看问题的视角。“至少留学让你有了另外一个坐标，有了另外一个视角，它是多维的、立体的，也是环球化的。”“这个意义在于当你遇到任何问题都能有一个比较、一个参照，那你就多了一个思路，比别人多了一双眼睛。也就是说留学会让你对习惯的东西有了一个新的眼光，这就是留学的意义。” 从事教育和咨询多年，徐小平对于现在的教育有着自己的理解。他曾坦言自己是以赢利为目的，在做带有功利色彩的商业化的教育。新东方里的师生关系是已经异化，演变成了商家与客户的关系，学生成了“上帝”，作为老师和商家的新东方为学生提供前途和命运。但在徐小平看来，这正是新东方的教育、新东方的精神。在新东方时，他正是以这种精神为原则推进着自己的工作。虽然目前徐小平已经离开了新东方，创办了帮助年轻人创业的真格基金，还编写了《中国合伙人》电影剧本，但那段经历永远都在，那种精神也永远都在。 本文摘自人民出版社《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主编王辉耀。该书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智库支持。
2014年5月30日 -
胡祖六：要让中国农民享有土地所有权
在去年12月北京举行的第四届财新峰会上，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和官员就当前中国经济的热点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当前，很多人担心户籍改革会让更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导致城市公共服务资源的进一步紧缺，但是，经济学家、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认为，这样的看法是极其狭隘的。 在峰会上，胡祖六表示，在新型城镇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必须加快户籍、土地领域的改革。长远看，中国应该赋予农民土地的所有权，并放开人口流动限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效率和公平。 他指出，在美国，开放移民的话题也有很多争议。反对者认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来分享福利，是社会发展的负担。但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发现，移民对美国的GDP增长、就业、税收、创新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多贡献。 在中国也有很多声音担心农民工一窝蜂进城会抢占短缺的公共服务资源。但是，胡祖六指出指出，事实并非如此。城镇化进程有规模经济效应，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信息的优势、群聚效应，利于专业分工和要素配置，将提高整体经济效益，创造更多的国民收入。 他指出，让更多农民进城，绝非让他们进城来“吃了更多的一块”，而是加快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进入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提高了附加值和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无需置疑。 另一方面，则要关注公平问题。胡祖六强调，中国当前最大的不平等，就是城乡差距，而造成这种差距的根源正是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它们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主要不是靠劫富济贫或增加税收，最根本的还是要改革户籍和土地制度。 对土地问题，胡祖六肯定了中国政府近期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但他认为，土地制度改革的最终方向，应该是让农民享有土地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如果农民不能作为土地的所有者，改革的成效会大打折扣。 对户籍改革，最关键的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涉及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方面。胡祖六认为，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必须由政府公共预算予以保障，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应该享受公平的教育。 胡祖六认为，中国当前的诸多问题都是有解的，关键在于政治改革的决心，在于决策者能否吸收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只有集思广益，中国才能“在城乡发展、均衡发展方面，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文章选自搜狐财经
2014年5月30日 -
邓中翰：成功研发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芯”
邓中翰，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成功地研发出中国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芯”——“星光中国芯”，结束了“中国无芯”的历史，故被称为“中国芯之父”。同时，中星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成功，成为了首家在美国成功上市的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IT企业。 邓中翰，1968年生于江苏南京。1987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并如愿进入地球与空间物理系。那时候，中国科技大学的分数线要超过清华，全国的所谓天才、神童、超长生之类的学生大都云集在中国科技大学。1992年，即将结束中国科大五年的学业时，邓中翰以优异的成绩获得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的机会，这为他的理想插上了翅膀。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物理学硕士学位时，邓中翰不时感受到来自毗邻伯克利的硅谷的魅力。IT等前沿信息技术掀起的硅谷热浪，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决定同时攻读伯克利电子工程学专业的博士。即将获得博士学位时，一次日本之行又让他意识到：“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不仅应当从学术上，更应该从宏观的社会角度去思考自己的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因此他决定：同时攻读经济管理学。 凭着勤奋、坚韧、执着和不甘人后、勇于挑战自我的精神，1996年年底，从伯克利毕业的时候，邓中翰拿下了物理学和经济学的硕士、电子工程学的博士学位，成为伯克利建校130年来取得横跨理、工、商三个学科学位的第一人。至今，邓中翰的毕业论文依然在学校的橱窗里展览，他成为这所大学的骄傲。 毕业后，邓中翰先后在IBM、SUN等大牌IT公司工作。邓中翰加盟IBM，仅仅一年多，就申请了多项发明专利，获得了“IBM发明创造奖”。骨子里的创业精神与伯克利的创业传统，让邓中翰踏上了创业的征程。1997年，邓中翰离开IBM，回到硅谷创办了名为PIXIM的公司，并任董事长。因为走的是技术路线，公司很快就获得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基金青睐，公司市值快速达到了1.5亿美元。正当邓中翰沿着典型的硅谷生活轨迹顺利前行时，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找到了他，给他带来了一个沉甸甸的话题，即中国半导体工业如何走出一条新的道路。面对周老提出的问题，从自己看到的、最擅长的，也是亲身经历过的硅谷模式出发，邓中翰提出中国应当尝试一种新模式——硅谷式运作的可能。周老诚挚地邀请邓中翰回国主持中国芯片事业的突破。邓中翰面临艰难抉择的过程，自己在美国的公司正欣欣向荣，此时回国，无疑等于要放弃一座事业的高峰。 1999年10月，邓中翰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典观礼仪式。站在观礼台上，邓中翰异常激动，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为祖国的强大做些什么”，“一定要把祖国的芯片产业推动起来”。几天后，邓中翰作出决定，把事业的舞台从硅谷搬到北京。邓中翰找到了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全家定居美国的杨晓东博士，以及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且移民加拿大的金兆玮。经过多次沟通，邓中翰组建了一支不光拥有爱国的热忱，而且对回国发展有着理性思考的核心团队。在团队中，邓中翰知识结构和能力都很全面，做事情喜欢从全方位考虑，因此由他主持大局；杨晓东对技术充满了激情，负责搞技术；金兆玮具有丰富的市场经验，能够与各种难缠的人打交道，负责市场销售。借助信息产业部“电子产业发展基金”1000万元的风险投资，1999年10月14日，在中关村北土城一个一百多平方米的半地下仓库里，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了，“星光中国芯工程”随即启动。 在创业之初，邓中翰及其团队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避开英特尔、三星这些芯片巨头，突破“中国无芯”这一世纪难题。经过分析，他们认为，英特尔、AMD、三星这些强大对手的优势主要集中在CPU和存储芯领域，中国芯片业要实现突围必须另辟蹊径。同时，他们也从商业模式方面做了顶层设计，决定吸纳风险投资，走全球化发展道路。在市场战略方面，他们提出了“填补市场空白”而不是填补科技空白的口号，确定了在最短周期内把国际领先的技术转化为产品的方针。经过近两年艰苦卓绝的努力，2001年3月11日，中星微“星光一号”研发成功。这是中国首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百万门级超大规模的数字多媒体芯片，结束了“中国硅谷”中关村无硅的历史。 2001年5月，“星光一号”实现产业化，并成功打入了国际IT市场。经历了创业初期的艰难之后，性能优异、集成度高、能耗低、传输速度快的“星光一号”终于被三星、飞利浦等国际品牌采用，成为第一块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芯”。2002年5月，根据国际市场需求，中星微研发出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音频、视频同体的数字图像芯片“星光二号”。“星光二号”解决了一般图像处理芯片只有视频处理功能、必须同声卡配合使用的问题，在数字图像芯片技术上迈进了一步。此后，根据国际上对智能视频处理的需求，中星微研发出专门用于智能视觉处理的视频芯片“星光三号”，并被富士通用于世界第一个手机控制的机器人的智能视觉系统中。2004年，“星光”系列数字多媒体芯片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年夏天，“星光5号”成功植入了索尼新一代笔记本电脑上的摄像头。 在国外投资者眼里，中国没有核心技术、没有知识产权保护，要获得挑剔的美国资本市场认可实属不易。在这种环境下，为了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邓中翰和他的团队三周内连续做了98场路演。中星微电子终于在2005年11月15日成功登陆美国纳斯达克证券市场，成为我国第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设计企业。在敲响纳斯达克闭市之钟后，CNBC电视台对邓中翰做了现场采访。记者采访时直接问邓中翰：“你们公司有自主知识产权吗？”“你们在中国注册的专利能受到保护吗？”记者的提问带着对中国企业的有色眼镜，但这也给了邓中翰正面地回应美国舆论对中星微的质疑的机会，他借此机会向美国宣告：中星微是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芯片设计公司。 十多年来，在邓中翰的带领下，中星微既实现了产品的多元化，也实现了客户层次的多元化。中星微坚持自主创新，已突破多媒体数据驱动并行计算技术等八大核心技术，申请了2000多项国内外技术专利，其中有85%以上是发明专利，形成了完整的数字多媒体SoC芯片技术体系。2006年“星光”数字多媒体芯片全球累计产销规模突破1亿枚，占全球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60%以上的市场份额，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IC品牌。 作为“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邓中翰追求的是中星微的发展壮大。在这个过程中他见证了改革开放第三个10年厚积薄发的创新能量，也正带领着团队走在推动祖国自主创新的大路上，为“科技强国”梦想而努力冲刺。 本文摘自人民出版社《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主编王辉耀。该书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智库支持。
2014年5月30日 -
韩小红：管理无定势的从容派
先驱有可能会成为先烈，但如果面对梦想一直踯躅不前，不敢放手一搏，害怕付出代价，那就不仅仅是一种逃避，更是一种自我放弃。 韩小红显然认同这样的行事逻辑。创业10年，慈铭体检无论从品牌效应还是市场份额，以及商业模式都称得上佼佼者。但这10年创业路却充满艰辛，既在生活中经历过亲人与自己罹患严重疾病及各种失败和挫折，也在工作中经历过连一台核磁共振仪器也要申请多次才能购买的困难。成为慈铭的当家人，韩小红所面对的绝非一般的挑战。 她笑言自己没有任何爱好，也不会做家务，回到家往往累到只想直接躺进浴缸。即便是在患病最严重的时候依然心系工作，也正是有这种她自己认为的“幼稚”和执著，才让这个曾经的医学博士、三甲医院的专业医师，转型为中国医疗机构连锁服务的首创者和开拓者，并在此基础上，投入大量人力、资金，完成企业的软硬件升级，使得原先必须到日韩才能完成的深度体检，在中国国内也能轻松享受。 如今慈铭体检已经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武汉、南京、大连等国内主要城市拥有超过70家体检中心，同时也是年体检量及累计体检量最多的专业体检机构之一。其在北京设立的亮马桥国际医院，更具备了国际级的高端体检服务能力。慈铭与仅仅面对终端消费者的普通体检机构不同，慈铭更是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的体检服务的供应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高端服务品牌——奥亚，使得消费者有了所谓“治病，去协和；体检，到慈铭”的坚实品牌认知。对于这些成就，韩小红似乎并不刻意提及，她反而直率地表示，如果当时知道企业未来的规模增长如此之快，她也许并不会像当初那样毫无负担地接受。 从种种行为特征可以看出，行事果断的韩小红，有着一流的执行力，是九型人格中的第三类——“实干家”。正如她自己也很喜欢的耐克广告词“just do it”一般，现在就做，为梦想而生。之前参加《赢在中国》大型选秀节目，结束时，柳传志直言韩小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事实上，她觉得自己能够走到今天，靠的正是所谓的梦想与勇气，而如果一旦失去这两者，再瑰丽的愿景也只是纸上谈兵。 绝不放弃的“顽强派” 出生于医学世家，曾经远赴德国求学三年，在301医院有着稳定的工作和不错的待遇，从某种意义上说，韩小红如今的路线有点“不务正业”。 “我也以为自己终身会是所谓的专业技术人才，从来没有打过创业的主意，我之前的人生路线是如此的简单和清晰。”韩小红坦言，这种固有的思维在从德国留学之后不久就彻底改变了。在肿瘤科就职的过程中，她看到许多由于延误治疗耽误了病情，最终走向人生终点的病人。在痛苦和同情之外，她敏锐地发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总是采取各种严格的医疗手段来堵住疾病迅速蔓延，但实际上没有建立长效的疾病预防机制，来真正爱惜和管理自己的身体。 “我们总是在抨击所谓的过度医疗，有的人因此对体检也非常排斥，我们可以看到就连有些知名人士，也往往直到最后才得知罹患重病，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过度体检其实是非常有益的。”韩小红强调道。 实际上，最初创业时，连她的母亲都很不理解——好好的大医院不干，摔掉金饭碗却做所谓的服务行业？何况体检哪个医院都能做，干嘛还要再创造一个新品牌、新企业呢？对于种种质疑，韩小红并没有太放在心上。“传统大医院的体检，往往要等候很长时间，人力资源有限，设备也往往很普通，特别是对人们的隐私保护不够，这让许多工作忙碌的高端人士甚至有点逃避和厌恶体检。我们就是要做更加高端和专业的体检服务。”韩小红表示，10年之前，正是中国经济开始蓬勃发展之际，人们的收入不断增长，许多人慢慢开始更重视健康管理，而最初韩小红并没有急于开拓个人市场，而是将目光对准了所谓的“专业机构”。拥有8000人规模的律师协会是她的第一个大客户，与律协的签单让慈铭很快熬过了所谓最艰难的创业期。有趣的是，当初慈铭高于普通市场报价两倍的价格，差点让这个大单流失，但后来慈铭专业的服务以及便捷的流程，终于打动了客户，韩小红感到自己对商业机遇的把握并没有错。 但就在经营刚刚走上轨道之际，“非典”不期而至，别说是体检中心，就是商场和马路上都人可罗雀。韩小红没有退缩，也没有辞退员工，而是选择了继续坚持。可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刚刚有点起色时，一家门店发生了严重火灾，众多设备一夜间化为乌有。如此的不顺利，放在其他人身上也许会直接放弃。而这时，韩小红的留学经验支撑着她走过了这一段艰难时光。韩小红认为，自己在德国获得的不仅仅是一个博士学位，更是一种对于这个行业未来前景的笃定。 与国外相比，中国的预防医学发展依然处于初级阶段。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停留在“有病才就医，无病不想管”的境地。韩小红认为，药物的疗效始终是有限的，控制疾病的发展、通过生活方式杜绝病因，才是真正有效的。例如：根据福布斯的报道，美国预防医学工作小组发现，如能进行早期的筛检工作，每年就可减少2万名肺癌致死的病例。 “我们近10年来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产生了大量的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这些疾病最开始都是隐形的，但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和预防，就会产生严重的并发症，治疗起来也让患者十分痛苦，那为何不从最开始坚持定期体检呢？”尽管不愿过多提及，刚刚创业两年左右，她和父亲都同时患上了癌症，只是她属于初期，父亲的病则是真正处于癌症晚期，那种无力回天的感觉令人心痛之余，更让她反思自己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当时她所罹患的癌症十分罕见，至今她周围只有她一人存活。她坦言，那个时候非常平静，躺在病床上还在思考工作。她认为，如果只剩下三年的时间，她也要好好经营公司和培养孩子，因为这两者都关乎社会的未来。她自己也承认，60后的自己一直有着所谓的家国情怀，也有着属于自己独特的经营理想和信念。 搭建平台的理想派 虽然已经有了超过70家门店，品牌的认知度也很高，在同行中，慈铭却绝对算不上跑得太快的，与很多体检机构发展两三年都能达到的门店规模差不多。 很多人都问过韩小红这个问题，毕竟年增长超过100%的市场业绩、稳定的现金流，以及吸引来的大牌外部投资机构、超一流的专家团队，和遍布中国500强以及世界500强中国公司的优质客户资源，慈铭的发展速度按说不该如此“稳健”。 对于这一点，韩小红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我们从最开始就不是去做一般品牌的模式，我自己是专业医生出身，因此会关注科研和技术的发展，事实上，医疗机构的良性发展并不是拼规模和资金，而是所谓的核心技术能力。”在韩小红看来，从最初建立开始，慈铭的目标用户不仅有个人用户也有企业用户，很多人享受了一次服务后还会接着来慈铭，他们在乎的是服务的专业性，有些人直接向韩小红提出要让她派专家随时服务。 与国外相比，这些高端人士的要求也就是所谓的私人医生服务，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传统医疗体制内资源本身已经是稀缺的，就算是如今众多的国外医疗机构纷纷入驻中国，以及一些医生下海，都很难真正提供系统化和规模化的私人医生服务。 在韩小红看来，建立很多分支机构是一种发展模式，但如果仅仅是在异地简单复制原有模式，未来将很难持续保持竞争优势。而以2013年慈铭针对2000名企业家及高级管理者的健康调研数据显示，体检指标异常的占到98.5%，100%有衰老表现和营养素偏低现象，8-10项体内毒素不同程度超标，33.6%患有各种常见慢性病。 而企业家乃至企业中高层管理者群体，一直是慈铭的目标消费人群，他们的健康情况和需求，都决定了仅仅提供一般意义上的高端体检早已不够。在这样的状况下，韩小红集结原有的专家团队再辅以来自国际的专家资源，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健康管理医院——慈铭·奥亚国际医疗会所。 在这家专注于全新健康管理模式的高端会所里，汇聚了国内外最高级别的专家及技术资源。在其独创的“999足金健康管理”体系中，会员可安享以“私人医生”服务领衔的九大会员权益，如深度体检、无限次门诊、24小时咨询、会所调养、就医转诊和上门服务等，并为每位会员提供独具针对性的九大健康管理方案和完备的九大医学中心。 但仅仅是提供更深层级的服务还不能说明韩小红的梦想和决心，除了依托自身的力量之外，奥亚还与国际著名医疗机构以及国内的众多知名三甲医院、涉外医院、金融保险等医疗相关组织达成合作，联手启动中美、中日、中韩等远程医疗，为会员开通了世界顶级医疗资源的绿色通道。这些合作机构专家的层级之高，让一般的民营机构有点望尘莫及，例如：美国前总统布什的私人医生、美国著名的预防医学专家肯尼思·库铂——也是大名鼎鼎的库铂有氧运动中心创始人。 在韩小红眼中，做平台才是最有意义的，这使得慈铭将从全球的视角，寻找最优秀的医疗资源，同时提供最顶级的服务，会员有自己的私人医生和私人医生助理来为其服务，可以随时随地沟通，这样的服务模式完全可以解决中国国内高端医疗资源稀缺的难题。 而在这其中，韩小红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那就是帮助人们抵抗衰老、延续寿命。回想当年在德国读博士的岁月，令她无比震撼的正是，体检的普及和升级使得德国的人均寿命相比原来增加了20年！而奥亚的使命正是从预防的角度，帮助人们摆脱亚健康状态，有效预防疾病从而提升生命的质量。 这也有赖于建立一个全新的平台，她常常开玩笑说，我们有三个团队，一个是自己原有的，一个是三甲医院的，还有就是国际一些知名诊所医院的。有了这三个团队，韩小红相信没有不能攻克的难题。 管理无定势的从容派 创业10年，韩小红自认失败的经历多过成功的经历，特别是在选人这个问题上，她觉得自己与一般老板相比，功力真的是相差太远了。 “我很容易看到别人的长处，在创业之初，大量面试还需要我亲自做的时候，犯下了好多错误，也许只看到了长处却不善发现问题。”她笑言，管理层面她更是“幼稚得可怕”。虽然在外界看来，她是真正意义上的商界女强人，但只有她自己和朝夕相处的团队才会知道，韩小红的管理“软肋”真的很多。 性情中人，喜怒形于色，心软，感情用事，专业主义而非市场为上，不善于处理内外复杂的人际关系。“有些事情，我愿意交给董事长也就是我先生来处理，我的直率和执著也许会让有些人不那么认同。”韩小红坦言，这些所谓的“软肋”，构成了她真实的管理风格。在慈铭内部一直都有着很强的沟通意识，也没有太多复杂的层级，人们执著于专业而非仅仅是职业角色。韩小红喜欢这种真实，她觉得这与多年的行医经历有关，她往往更加关注患者的权益和要求，也希望整个团队以此为先。 实际上，在“现代管理学之父”杜拉克看来，医院其实很难管理，也更难管得好。韩小红觉得这都是由于传统医院的流程与绩效并不挂钩，没有将自己真正定义为客户为先导的高效率组织，所谓的以人为本变成了过度依赖专家的体制。她觉得在这种机制下，很难为患者提供真正优质的服务。 在慈铭，你绝对不是完成一次体检，负责你的医生和专家，要完成的是你整个身体和生活习惯的有效分析和咨询，提供给你合理的解决方案，这其中有很多细节需要工作其中的人去关注。比如：一位患者自认为是多年的心脏疾病患者，在慈铭专家的仔细分析和坚持后发现，这位患者没有所谓的心脏病，而是由于天生拥有一个心脏左右新房连接的特殊组织，导致一些特殊反应，其实根本不需要治疗。 行业的特殊性风险性和专业性，使韩小红认为，管理很重要，但引导团队认同管理者对于企业经营模式的理解和一些对于未来的前瞻性思考，更加重要。否则将很难仅仅从利益和制度上去约束。 “我希望自己成为他们的优秀表率，通过我自己的力量，来感染更多员工投入这项伟大而特殊的事业。”韩小红说，有了共同理想，管理就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而相信人性向善的力量以及真正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正是慈铭能够不断向前的根本。 韩小红心中的杜拉克五问 我是谁？什么是我的优势？我的价值观是什么？ 韩小红：我就是我，我的优势是我的直觉，果敢有决断力的行事风格，我很独立而且善良。我的价值观是利他就是利己，人要善于接受挑战。 我在哪里工作？我属于谁？是决策者？参与者还是执行者？ 韩小红：我在医疗行业工作，我属于自己，是决策者也是参与者和执行者。 我应做什么？我如何工作？会有什么贡献？ 韩小红：我拥有自己的使命，我应该做的就是整合一切资源带动所有力量，引领健康产业的发展和未来，从而使得我们国民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状况不断提升，这是我终生要实现的使命。 我在人际关系上承担什么责任？ 韩小红：作为管理者，我主要是关怀和带动其他人，制定远景规划和战略，引导人们向目标进军。 我的后半生的目标和计划是什么？ 韩小红：10年之后，我会选择退下来，回归平静的生活。 文章选自《中外管理》
2014年5月30日 -
张朝阳：中国第一家全中文门户网站的创立者
张朝阳，当代中国互联网的巨头，与王志东、丁磊被合称为“网络三剑客”。很多人也称他为“中国互联网第一人”，因为他创造了中国互联网的多项第一：1996年创建的爱特信公司，是中国首家以风险投资资金建立的互联网公司；1998年创建的“搜狐”，是中国第一家全中文的门户网站；他还凭着搜狐率先实现了赢利，在打破行业僵局的同时开创了互联网的黄金时代。他树立的创业致富的新新人类的形象，整整影响了一代中国年轻人。 张朝阳，1964年生于陕西省西安市。198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考取了CUSPEA项目赴麻省理工学院留学，1993年获得博士学位并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留美的时候，正是美国互联网蓬勃兴起的时代，随处可见的“硅谷”式创业，让他叹为观止。他开始有了互联网创业的想法。 1995年10月，张朝阳加盟ISI，与总裁签了一个协定：做好ISI在中国的业务之外，可以拿出30%的工作时间来做调查，看看是否能再做一个新公司。1996年5月在ISI公司的布拉格会议上，他向总裁摊牌要做自己的公司。当时他想要做一个China Online（中国在线）平台，用网络发布中国经济的信息，为那些对中国发展感兴趣的人服务。 1995年，张朝阳开始以ISI公司驻中国首席代表身份，利用互联网在中国搜集和发布经济信息，服务于华尔街。他在风险投资支持下，创办了爱特信公司。 1997年张朝阳写了一个商业计划，准备推出一个拳头产品。刚开始新产品被命名为指南针，后来想模仿雅虎遂改名为搜乎，再后来把“乎”改成“狐”。就这样，“搜狐”（SOHU）于1998年2月25日横空出世。张朝阳延用了张树新的炒作模式，做了一个几百人的新闻发布会，当天搜狐就家喻户晓了，而这一年瀛海威慢慢销声匿迹了。1998年诞生的搜狐，是中国第一家全中文的门户网站。从此，张朝阳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搜狐上海分公司、广州分公司也相继成立。2000年7月12日，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挂牌上市。紧接着，张朝阳并购了中国最大的年轻人社区网站Chinaren。他判断短信对于互联网有着巨大的利益，开始把它与互联网紧密结合，作为一个产业来运作。至此，搜狐成为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迅速走上规模化发展的道路。搜狐深刻影响了中国第一代网民，成为主流资讯媒体和沟通互动的平台。 张朝阳的一系列动作让人眼花缭乱，此时的他，俨然已成中国互联网的旗帜。有人说，他的成功，源于他身上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他的沉稳踏实、不急不躁与深厚积淀传承自西安的传统文化；他的敏锐、尖端、时尚，吸收自清华和美国。张朝阳将这两种相矛盾的文化融于一身，运用自如，将自己的理性驾驭得如本能一般，这的确是他的过人之处。 这位引人瞩目的互联网领军人物，当年在传播网络新概念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率先告诉人们，网络是不能收费的，在他的影响下，所有网站都是免费的。其次，他扩大了风险投资概念传播的深度与广度。在此之前中国虽引进了一些风险投资，但搜狐的方式相对正规，而且很成功，从而将风险投资的概念也印入国人心中。另外，在做网站的方式上，张朝阳从开始就把网站当一个品牌来做，并将“注意力经济”的概念植入了中国网络的发展中。在构筑新兴企业的文化、和管理方法等方面，也提供了宝贵经验。 1999年到2001年，中国互联网市场进入高潮，但搜狐却在原地踏步。2001年三四月间，搜狐股票率先跌破一美元，随时可能被纳斯达克摘牌，媒体和社会各界的质疑像子弹一样打过来。面对如此状况，张朝阳稳住阵脚，大搞品牌经营，使搜狐保住了往日的风光。 2008年北京奥运会，搜狐顺利成为其互联网内容服务赞助商，成为中国最前沿的新媒体、通信和移动增值服务公司，中文世界最坚实的互联网品牌。2011年搜狐获得2010—2011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互联网企业奖。搜狐在《财富》杂志公布的2011年全球“100家增长最快的公司”排名第89位。 近年来，各大门户、垂直网站及电商都在热炒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平台等时下最热的概念，搜狐似乎总是慢一拍。当新浪微博热起来时，搜狐微博名不见经传；当腾讯微信火了时，搜狐却只能自叹无能为力。张朝阳自嘲说：“微博和微信左右扇了我两个耳光。” 很多人开始质疑搜狐已不能与新浪和腾讯分庭抗礼，张朝阳不以为然，他认为“竞争刚开始”，宣称“用户规模超过新浪”。他押宝移动新闻客户端，野心勃勃要做B2B2C的开放平台。这是一个全新的媒体平台，一个平台就等于一个生态圈，张朝阳希望依托这个生态圈，包括付费订阅的各种商业模式将自动衍生出来。他还搭建了基于云计算的大数据平台，全面整合利用自身的数据资产。在360与百度的搜索大战激战正酣的时候，他又高调宣布参战，搅动成一场互联网战争的“三国杀”。 “我正在打一场立体战争”，这位互联网江湖的最后一个大佬掷地有声。张朝阳和他的搜狐，注定要在互联网世界风云再起。 本文摘自人民出版社《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主编王辉耀。该书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智库支持。
2014年5月30日 -
张磊：中国价值投资第一人
张磊，高瓴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投资官，管理超过百亿美元投资基金，世界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全球理事，曾任纽交所第一任中国首席代表，是当代中国“价值投资”领域教父级人物。 1990年，张磊以状元身份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金融班。在校期间，他热心学生活动，担任过院系学生会主席及首批学生辅导员，毕业后顺利进入央企“五矿集团”，可谓年少成功。然而张磊不甘平凡，工作第二年就决定到耶鲁读书，追寻人生更高的价值！ 在耶鲁他同时攻读两个硕士学位。身边同学是全球精英，竞争层次也更高，激发了他的无限潜能。凭借超强的奋斗精神和扎实的专业素养，他曾获得耶鲁大学投资办公室的聘书，参与管理著名的耶鲁大学捐赠基金。耶鲁求学，使他不仅有机会对中美高等教育成果兼收并蓄，更为他打开了通往金融王国的大门。 但张磊注定不是一个“安分”的人。1999年耶鲁毕业前，全球互联网高潮迭起的时刻，他做了一个关键决定：延期毕业。带着从新闻集团募集到的100万美元，他毅然回国创立了“SinoBit”（中华创业网），与当时同样打拼在创业路上的马化腾、李彦宏等“泡在一起”，在投资项目和资本之间搭建桥梁…… 时隔两年再回北京，张磊成为纽交所成立200多年来首任驻华首席代表。在把众多中国优秀企业送上纽交所国际资本市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刻，2005年6月1日，张磊又做了一件让投资界跌破眼镜的事情：从纽交所首席代表任上辞职，创立“高瓴资本”！选择这个日子，是他希望高瓴团队永葆童心：好奇、单纯、向上。 “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源自耶鲁校园内的Hillhouse Avenue。Hillhouse字面意思是“山上的房子”，他将其译为“高瓴”，既昭示一种高远追求，又带有浓厚传统文化意蕴：以“高屋建瓴”的视野作出前瞻性布局，同时不拘泥于投资形式，进行跨越多种行业的股权长期投资，涉及公开与私募等广阔市场，为投资者追求长期收益最大化。高瓴的投资理念和业绩得到了全球顶级机构投资人的认可和追捧，受托资金主要来自世界知名的长期资本提供者，包括大学捐赠基金、主权基金、养老金、家族基金和慈善基金等。 高瓴目前已成为亚洲地区资产管理规模最大、业绩最优秀的私募基金之一，旗下同时拥有常青式美元基金、人民币基金和QFII投资平台，管理资产总规模超过100亿美元。《金融时报》一篇报道指出：“高瓴资本自创立以来，年均复合回报率高达52%。”高瓴资本创造的跨经济周期的高速成长，令全球资本市场刮目相看，被称作“高瓴速度”。 早在耶鲁大学投资办公室工作时，张磊发现全世界最聪明的投资人、金融领域所有顶尖人物都来耶鲁基金陈述想法，所有做Hedge Fund、PE、VC的人都到那里去做配置。他抓住机会把世界各大投资流派的风格都观摩学习了一遍，希望掌握所有最顶尖的投资方法。但后来他发现一个问题：每天早晨醒来同时要想很多件事情，会很累。“这基本上是一场投资可以打赢但身体打不赢的战争。” 如何才能找准一个更为专一简单的投资方法呢？在紧紧把握国内外新兴经济的发展脉搏的基础上，张磊在投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高瓴特色的“价值投资”理念。价值投资（Value Investing）由20世纪30年代由哥伦比亚大学的本杰明·格雷厄姆创立，在20世纪70到80年代的美国尤为投资界推崇。后来，沃伦·巴菲特将这种方法发扬光大。但张磊在学习中也清醒地认识到，“不能机械地理解价值投资，也不能机械地照搬巴菲特。大道相通，但也必须因时因地而变”。因此，他在大师的基础上进行扬弃，形成了自己的投资理念：由于真正具有长期结构性竞争优势的企业并不多，往往需要耐心等待最佳时机；但当合适时机出现，则要坚决采取行动，大规模进入，集中投资、长期持有；其他时间则注重研究和分析，避免“为投资而投资”。高瓴投资一个企业，更多地考虑该企业未来5到10年的发展轨迹，是否能成为细分市场领导者，而不是快进快出，从一、二级市场上套利。高瓴。 为了寻找和参与创造伟大公司，张磊深入研究具有长期结构性竞争优势的业务模式——深挖公司“护城河”，以及公司所处的发展环境、历史阶段。例如，他发现在人口近2.5亿、东南亚第一大、全球第四大的印尼，居民分布在6000多个岛屿上，手机普及率远高于PC。高瓴于是携手腾讯，联合印尼本地最大媒体集团PT Global Mediacom组建了一家合资公司，在印尼市场上成功推广了微信，仅用一年时间就超越了Facebook和Twitter，重新定义了印尼的社交媒体，并以此为桥头堡，迅速向泰国、越南等地拓展娱乐、新媒体和广告、消费品等业务。·斯文森先生，受“耶鲁模式”影响至深——后来他领译了大卫·斯文森的《机构投资的创新之路》，由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作序，已经成为机构投资者的必读经典。由此，张磊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投资哲学，其精髓则可概括为“守正出奇”。 “守正出奇”语出老子《道德经》：“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孙子兵法》中同样指出，“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张磊的“守正出奇”即“走正道、出奇兵”。他要求每位员工坚持道德与职业操守，对于“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应该有一条非常明确的内心分界线，对于每一个投资项目，都要求能够通过“头版测试”与“良心测试”。但另一方面，在“走正道”的前提下，又要“出奇兵”。在行业选择、价值发现、资源匹配等方面，高瓴的投资方式通常是灵活多变的。2012年，在众多中国海外投资遭遇本地化障碍的时候，高瓴却把微信成功带到印尼，击败Fackbook等国际大鳄，成为中国投资“守正出奇”、引领高科技服务走向世界的一个成功案例。雄辩。” 张磊关注教育事业，投入很多时间推广基于实践的通识教育，被誉为中国第一位“投资界的教育家、教育界的投资家”。他在耶鲁大学担任校委会委员、是被两任校长聘为耶鲁大学亚洲发展委员会主席的第一位华人，他充分利用自己在耶鲁捐赠基金的经验和人脉，第一个向中国引进了“大学捐赠基金”的概念。另外，他还在中学母校设立奖学金，长期资助百年职校的打工子弟学习职业技能，同时还担任东南亚联合世界学院基金会（UWCSEA）的创始理事…… 他很早就认识到投资竞争的根本是人才竞争，持续培养青年英才是最大的价值投资。他整合自己两所母校——人大和耶鲁的优势资源，捐建了人大高礼研究院，邀请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先生、百度李彦宏、厚朴资本方风雷、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泰康人寿陈东升等社会名流，为英才学子“传道授业解惑”；他每年资助20名人大优秀学子赴耶鲁暑期学校，截至2013年已经直接捐助奖励了近300名来自北大、清华和人大的杰出学生。 放眼未来，张磊和他的企业界领袖朋友们又在筹划“国际智库”，整合国内外著名大学、智库和企业的力量，通过研究东西方文化比较、企业管理和社会民生等领域的重大课题，真正激活顶端人才培养的“旋转门”机制。张磊导演的精彩崭新的时代大剧，正在悄然揭幕…… 本文摘自人民出版社《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主编王辉耀。该书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智库支持。
2014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