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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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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馥莉：探索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模式
“美国的留学经历让我更喜欢实话实说，而我的父辈更注重人际关系。作为家族企业，哇哈哈倡导和谐包容的儒家文化。但我希望可以做一些国际化的改造，探索中国本土家族企业发展模式，兼容中西，基业常青。” 以下为发言实录： 宗馥莉：谢谢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我的观点。这是很好的机会让我有机会可以向这些前辈学习。那么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在美国留学，我有一些美国的文化特质，比如直话直说。而我的父亲就说你要注意人际关系，人是一个企业最重要的资产。我们的公司作为一个家族企业有比较强的家族文化，过了七八年之后，在公司服务七八年之后，我觉得这种文化有一种特质，就是儒家文化的特质。比较倡导和谐和包容，形成一种和谐工作的职场环境。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娃哈哈能够更加国际化，所以我们需要对企业文化进行改造。把东方的特质和国际的特质加以融合。那作为第二代管理人，作为家族企业第二代，其实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富二代，但是我想第二代的管理人员或许有更强的灵活性，或者是更擅长进行跨文化的沟通，而且更加有国际化的视野。 杨澜：通过你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个中国本土的家庭企业如何实现国际化。你父亲创建了这样一个庞大的集团，还要再继续成长。你有什么样的勇气承担这样一个重任，引领这么大的集团继续成长？ 宗馥莉：我想我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模式，就是适合于中国企业的模式。这个企业现在是进入第二代，其实这个企业也仅仅就是二十年前才设立的，我想是让这个企业做到基业常青，更加稳定，像韩国和日本他们的家族企业有自己独特模式，但是中国家族企业还没有形成自己比较有效的模式，所以我的使命就是要找到一种适合于中国家族企业的模式吧。 杨澜：你能不能界定一下所有的富二代，你愿不愿意被别人看成富二代，或者创二代你高兴吗？ 宗馥莉：这个不取决于我。我不在乎别人叫我什么，我在乎的就是做正确的事情，把事情干好。 文章选自《新浪财经》
2014年5月30日 -
沈南鹏：好的投资人带去的不仅是钱 不应考虑太多退出战略
谁是中国私募界的旗帜性人物？在信息不那么透明和公开的私募界，这一问题很难回答。不过，有一个人从2010年到2014年被福布斯评为中国最佳创投人，他就是中国红杉资本的创始人和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虽然在回答与产业相关的问题时游刃有余，但当被问及放弃金融行业的高薪工作毅然决定创建“携程网”的感想时，他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停顿。 第一财经日报：风投这个行业本身极具风险，而且它不那么透明，你认为怎样才是最佳投资人？ 沈南鹏：我们这个行业是在服务两批客户，首先是必须服务投资人，投资人把钱交给你是一个重要的托付，但要想获得高回报，必须服务好另外一批人，就是你投资的企业家。作为一个好的投资人，他不应该仅仅是用钱去帮助一个企业，更应该将自己的资源带去，这是一个投资人很大的责任。 作为投资人，最大的满足一方面来自于为其投资者赚钱，另一方面来自于通过投资帮助一批公司成为成功乃至伟大的企业。 日报：一个创业者朋友问我说，他在国外留学，回国了想做互联网的公司，但遇到很多灰色地带，经常面临道德上的抉择。作为投资人，一定要让公司盈利，让投资人赚钱，当创业人面临灰色地带时，投资人应该怎么做？ 沈南鹏：我觉得对于创业人来说，在乎的不应该是短期利益最大化，应该是企业利益的长期最大化。同时我觉得应该做正确的事，这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创业必须坚守的准则，对于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在自己心里应该有一条非常明确的分界线，而且我觉得在中国的很多行业里，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产品和努力获得成功，而不是靠踩灰线或者踩红线。 日报：你在1999年以前，雷曼、德意志、花旗，在金融行业已经做到了巅峰，但却毅然选择创业。但创办携程是1999年，其实正是互联网泡沫危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沈南鹏：一个年轻人在那时能够觉悟到这就是泡沫，不容易吧。当时不去做互联网行业，对很多人来说将是个遗憾，对我也是一样，因为互联网在改变和影响着很多行业。 当然对于我来说，这个决定难做一些，因为我不是学IT的，也不是一个程序员或产品经理。但是，互联网还是给人太多的悸动，所以我还是决定下海创业了。 回过头来看，这个决定是有些冒险的，因为我和我的创业伙伴们并没有很多的商业经验，也没有很多的互联网产品经验，我们很幸运，成功地走出来了，携程成了一家相当规模的公司，对于我来说那段初创期企业如何从零做到初具规模的经验相当宝贵。这当中也走过曲折的发展道路，或许这些教训对于我来说更重要。 日报：那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呢？ 沈南鹏：年轻的企业从头开始，走过的弯路不少。营销推广上当年也有些盲目的做法，好在大方向上没有犯什么错误。 日报：你在那个时候应该做什么？有泡沫，又有经济压力，应该做什么呢？ 沈南鹏：最关键的可能还是回归到一个企业发展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解决用户的需求，了解用户需要什么，考虑怎么去满足这些需求。 看到过不少中国企业走过这样的弯路。太多模仿海外的商业模式和产品，而忽略了中国的客户是否需要这样的产品。做投资这几年发现，国内和海外优秀的创业者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他们在做一项服务或一款产品，做这个产品或服务的目的是改变许多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方式，这样的一种创业理念是我们非常认同的。 日报：你投资企业考虑最多的是什么？ 沈南鹏：我们投资一个企业，很少考虑它什么时候IPO，我们首先考虑这个企业未来5年甚至10年会有怎样的发展轨迹，它能否成为那个细分市场的领先者，是否有持续成长的潜力，而不是一年两年的快进快出获利，从一级二级市场套利。 日报：还是要有一个退出战略的对吗？ 沈南鹏：我认为不应该在最初考虑太多退出战略，因为一个好的公司你必然能够实现退出，它的价值一定能实现。好的公司无论是上市，还是和别的公司合并或者是被收购，可以有各种退出的手段实现回报。 日报：中国红杉资本的优异成绩，这是否和中国分合伙人有相对独立的决策机制有关？ 沈南鹏：对，我觉得这是我们在中国发展顺利的原因之一。我们认为世界是”平”的，每个地方的经验都是独特的，可以对其他区域的投资有帮助，但决策必须是本土化的。比如我们关注消费行业、新能源和清洁技术行业，这些领域在美国也许并没有什么投资机会，但是在中国，这些领域确实有相当多优秀的投资机会，中国的基金必须根据中国本土的情况去选择行业和关注点。 （本次采访由第一财经电视海外部双语主持人兼记者艾诚完成） 编者注：沈南鹏，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他是福布斯2012年全球最佳投资人中排名最高的华人投资者，并蝉联2011及2010年中国最佳创投人；被评为亚洲风险投资杂志2010年风险投资家、CCTV2006年度中国十大经济人物、2010年十大华人经济领袖。沈南鹏是携程旅行网的联合创始人及董事、如家连锁酒店的联合创始人及联席董事长、分众传媒及易居中国的董事；创立携程旅行网前曾分别就职德意志银行、雷曼兄弟证券和花旗银行。 文章选自《第一财经日报》
2014年5月30日 -
陈东升：新时代的“中国梦”
人民网重庆3月12日电 20世纪到21世纪最大的转变就是人文关怀。节能、环保、人文关怀成为21世纪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潮流，以人文关怀为主题的新型产业将成为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养老和健康这两大充满人文关怀的产业成为政府关注的重点，因此，与养老、健康紧密相关的保险产业将迎来重要发展机遇。 我国是全球唯一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截至2013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已突破2亿大关，老龄化水平达到14.8%，紧迫的养老问题和巨大的养老市场日益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商业保险公司，我们应该在养老方面有更大的作为。 面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的现实，泰康建设与保险产品相结合的现代养老社区，满足人们的终极保障需求，体现保险的终极人文关怀，真正打造“活力养老、高端医疗、卓越理财、终极关怀”四位一体的整合老年生命链产业的“大幸福工程”，为客户提供“从摇篮到天堂”的保障和陪伴，我认为这将是一种世界性的创新。这也符合当今人文关怀的大发展潮流，我们不仅仅是在做商业、做养老社区，更重要的是让中国人重新认识生命、尊重生命。 做中国养老社区产业的领跑者 2007年3月，在一次员工的婚礼上，我突然想到：用连锁经营的模式经营养老院，这个想法主要受如家酒店以连锁经营的模式快速发展的启发。不久，我们就在望京社区开始了自己养老领域的第一次探索，即提供入户老人护理服务。但这个试验很快就放弃了，因为望京是年轻人的社区，需求不足。 后来，我们又到成熟市场去考察。第一站去了日本，日本属于老龄化很严重的国家，其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约30%，养老市场很发达。但是，日本的养老院很分散，由很多小的私人老板经营，规模都很小。日本的模式对我吸引力不大，也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第二站，就去美国看养老社区。我对美国的养老社区印象很深刻，社区有大型的体育运动中心、大型文化中心、歌剧院和齐全的医疗康复设备等，居民有一万人的规模，老年人有自己的董事会，是一个活脱脱的开放式社区养老大学。美国的养老社区主要是两类机构在做，一类是从房地产开发转型而来的，另一类就是从慈善机构中诞生出来的，并没有保险公司直接参与，但这些社区因为资金不充裕，通常会发债券，而他们发的债券主要购买者恰恰是保险公司。 泰康的创新就是将美国近20、30年兴起的新型开放式养老社区与人寿保险嫁接起来，这种嫁接是“天配”。保险公司有大量的长期资金，需要寻找有稳定回报的投资出路，养老社区属于商业地产，但与写字楼、零售等商业地产相比，具有稳定的特点，像后两类经营性质的商业地产会随着经济周期而波动，但养老社区与经济周期几乎无关，而与人口结构变迁相关，因此，投资养老社区非常符合保险资金投资的要求：安全、不受经济波动影响、有稳定的现金流，但不追求高回报。 总的来说，人寿保险衔接养老社区，可以归纳为对保险业的“三个延伸”，即资金运用的延伸、保险产品的延伸和服务的延伸，因此，人寿保险与养老社区的结合是一种跨界创新的商业模式，而泰康人寿正是这种全新商业模式的开创者。 实现保险行业的跨界创新 想清楚这个商业模式之后，我们就向保监会申请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的试点，保监会经过约一年时间的论证，在2009年11月批复同意了泰康人寿的申请。2010年3月，中国保险行业首个养老社区投资实体——泰康之家正式成立，4月，恰逢泰康人寿董事会在美国召开，我带着与会董事考察了美国养老社区，养老社区发展战略得到董事会的高度认同和支持。2011年底，泰康人寿在北京昌平完成购地，筹备了五年的保险嫁接养老社区的模式才开始真正落地。 2012年4月，养老社区发展又打开了新的篇章，泰康开发的中国保险业第一单保险产品和实体养老社区相衔接的“幸福有约”养老计划诞生了，自开售以来一直很受市场亲睐。经过将近7年的探索与发展，我们的养老社区团队已在北京昌平、上海松江、广州萝岗、三亚海棠湾等地选址建设养老社区，未来将实现全国各地“候鸟式”养老。 对泰康来说，养老社区是最核心的战略。未来5-10年，泰康计划投资700亿元人民币建设和运营养老社区， 15个连锁养老社区项目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管理规模将达到5万张床位。 我一直在强调，中国正由新兴市场国家迈向中等发达国家，伴随着而来的是中产人群的崛起，消费时代的到来。我们的养老社区不仅仅是养老社区，也不仅仅是“幸福有约”，而是一个集合，我们的产品可以用这四句话概况：活力养老、高端医疗、卓越理财、终极关怀。这四个加起来，卖的是生活，卖的是消费。因而寿险向养老产业的迈进，从纵向看，是应和市场需求和客户需求的产业链条延伸；从横向看，又是保险行业大胆的“跨界”拓展。 作为国内首家投资养老社区的保险企业，我们将长期持有并运营养老社区，这一方面符合养老产业的发展特点，同时也与保险公司资金的长期性匹配。保险公司具有大量可长期运用资金，而动辄几百亿的资金非其他行业的企业所能应付。包括资金在内，泰康做养老社区的优势还有3个方面，它们分别是：保险产品、销售体系、客户储备。泰康拥有20万名销售员工分散在全国各地，以及“4000个网点”和“9000万累计客户”，其中只要有3、5万人符合标准，便能够为养老社区产品的销售提供保障，这显然是个大概率事件，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养老社区不是暴利产业 很多人问我，泰康的养老地产做得如何？其实我不认为我们在做养老地产。还有人问我，做养老社区是不是为了卖保险、销售医疗险，健康险、护理险，那都是太小的问题。我们的志愿，是要把人寿保险做成关爱人的生老病死的事业，把这种事业变成一种“从摇篮到天堂”的消费模式；在养老社区上，就是提供老人可以获得更健康生活的社区、更健康度过老年生活的消费产品。它不是附属于泰康人寿一个用来卖保险的平台，它就是一个独立的事业，一个终极人文关怀的事业。 所以我们想做养老社区，不是圈圈地、做做房地产，也不是为了卖保险，而是扎扎实实为了做成养老事业。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好，但是真实做，发现是个不赚钱的商业模式，是一个很低回报的商业模式，是一个很长周期的商业模式。面对外界的质疑，我认为，养老社区绝对不是暴利产业，泰康人寿也不会卖地套现。泰康有6000亿资产，拿出10%做养老社区项目，预计养老社区的平均回报在5%左右。由于盈利周期非常长，预计前十年几乎是没有回报的，相当于发了一个30-50年的国债。 当然，养老产业在充满机遇的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政策扶持，政府应在土地、税收和费用方面对企业进行一定的政策倾斜。 目标纯正，心无旁骛，做正确的事，时间就是答案。中国正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通过保险业与养老产业结合的商业模式创新来改变老年人的生活，让保险的终极保障功能和终极人文关怀属性得到最大延伸，把保险金融做成一种集大成的“消费品”，这就是我的“中国梦”，也是我愿意为之奋斗一辈子的事业。 文章选自《人民网重庆视窗》
2014年5月30日 -
张磊：做企业的超长期合伙人
从2005年创办时用耶鲁大学投资基金办公室(Yale Endowment)提供的3000万美元，到目前的110亿美元资产管理规模，张磊带领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成为亚洲地区植根于中国而着眼于全球的资产管理规模最大、业绩最优秀的基金之一，他本人也成为华人在全球投资界成功的代表。 可在张磊看来，这些只是结果，他更看重的是做事情的理念和方式。“我要做企业的超长期合伙人，这是我的信念和信仰。”因此，他一直在“寻找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 对价值观的坚持，让张磊选择将高瓴资本打造成亚洲独有的“长青基金”（Evergreen Fund）模式，是他能够说服包括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等在内的超长期LP信任他的关键，而业绩数字和投资名单上如腾讯、京东商城、大润发、蓝月亮、去哪儿等知名公司，只是坚持所获的些许回报。 但坚持并非僵化。虽然重点投资领域包括互联网与媒体、消费与零售、医疗健康、能源与先进制造业等，但张磊称高瓴的本质是一家“投资于变化”的机构，在对话中他也多次谈及“世界永恒的只有变化”。所以，他觉得很幸运能够生活在这个创新层出不穷的时代里，并有幸帮助那些敢于拥抱变化的企业家实现梦想。 这位低调的投资人，此前并未接受过任何中文媒体的深度专访。在这次与我近2个小时对话中，他却将自己的投资理念、投资哲学、投资方法和典型案例全面而扼要地进行了分享，对无法披露或正在进行的核心策略也坦率说“NO”。酣畅淋漓，却又意犹未尽。 42岁的张磊告诉我，自己是84岁巴菲特“长期持有”的坚定信念执行者，也从被称为机构投资业导师、耶鲁投资基金负责人大卫·史文森身上收益良多。可他并没有想复制谁、成为谁。 他与高瓴资本所做的和继续做的，还会是“守正用奇”。 一、超长期投资 超长期投资是我的信念和信仰。总结来讲，第一点是把基金做成超长期结构的基金，第二点是所投公司和投资基金的理念要完全一致。 《21世纪》：高瓴一直坚持“超长期投资”理念，如何理解“超长期”？如何坚持“超长期”？ 张磊：我要做企业的超长期合伙人，这是我的信念和信仰。而高瓴基金的模式在亚洲也是独有的，我们是一家长青基金。 我们认为投公司就是投人，真正的好公司是有限的，真正有格局观、有胸怀又有执行力的创业者也是有限的，不如找最好的公司长期持有，帮助企业家把最好的能力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希望所投公司从早期、中期、晚期、上市乃至上市后一直持有。而非投一个IPO，上市卖掉，再不停地找。长青基金的特点是投PE项目不用担心退出压力，公司上市后，只要业务发展前景可期，基金会继续持有。 超长期投资对出资人（LP）的要求很高，需要对投资人（GP）非常信任。我们选择的LP都是超长线资本，像大学捐赠基金、家族基金、养老金、主权基金，这些钱都是要传子传孙的。高瓴只给这样的投资者管钱，这些人也真正理解我们的战略，大家之间有最少的隔阂。这种信任也是基于对人，哪天我不干了才要退出，只要我干下去，几十年就会永远地支持下去。而只有你的资本是长期的，才有条件花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什么才是具有长期前景的生意模式，什么样的企业值得持有30年以上。 这种超长期投资人，总结来讲，第一点是把基金做成超长期结构的基金，第二点是所投公司和投资基金的理念要完全一致。 《21世纪》：你的投资理念的最核心之处是什么？ 张磊：我要找的是具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 特别少的人，特别少的公司能够有这个格局、执行力、能够把公司愿景推到那么高的高度，我们就要寻找这样的人。这个人怎么找到呢？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人海模式，到处参加各种会议，一个地方一个地方跑。我们采用的是研究型模式，就是通过研究发现哪个是最好的商业模式，然后我们再寻找跟最好商业模式契合的最好创业者，我们再一起发展。 这种研究模式让我们对事物有了深刻理解。如果理解的结果可以通过二级市场实现，我们就买入股票长期持有，如果没有这样的公司，我们就寻找私人市场，如果没有私人市场，我们就自己孵化。这个是长期做投资的人才有的能力。 我举个例子，2008年我们研究中国消费品升级，那时很多基础消费品品类都被跨国公司占领，宝洁、联合利华就占领了家用洗涤市场。我们看到这些跨国公司本质上是有历史包袱的，无法抓住中国消费升级的趋势，就找到了当时做洗手液的蓝月亮公司创始人罗秋平，鼓励他做洗衣液。我们现在是蓝月亮唯一的外部投资人。而且第一天我们投入的时候公司本身是赚钱的，但我们成功地说服他不要赚短期的钱，要勇于进入新的品类，打败跨国公司，变成中国洗衣液的第一名。于是我们投资了以后，把它从一个赚钱的公司先变成亏损的公司，但这只是短期的亏损，今天赚的钱是原来的十倍，怎么做到这一点？就是通过更深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使得我们有能力容忍短期的亏损，从而带来更大的格局。这个创业者有这个梦想，跟我们的理念完全一致，所以大家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我们的投资从某种角度上讲有点像孵化器，但更像是思想的孵化器。 二、真正的护城河 我经常在公司内部强调我们要善于甄别“虚假的护城河”，譬如政府保护，这类的护城河随时都有可能崩溃。而长期创造最大价值的，并用最高效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大价值的才是企业“护城河”的本质。 《21世纪》：你提出“在关键的时点投资关键的变化”，如何定义、判断这两个“关键”？ 张磊：要研究，只有研究才能让你对变化有理解。研究是基于深刻的对事物本质的研究，方法见仁见智，有的人看一两个季度，有的人看一两年，有的人看盈利，我看东西是看看五年、十年、二十年的东西。我看的不是形式，我看的是一个人本质上给社会有没有创造价值，只要你给社会创造很大的价值，早晚你会给所创的公司创造价值。 我把投资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零和游戏，一种是蛋糕做大游戏。很多人的投资是前者，比如pre-IPO这种，我个人是不相信零和游戏的。我喜欢把蛋糕做大的游戏，就是我的思想、资本不能创造价值，我是不会投资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更需要对关键时点和关键机会的把握。什么是关键时点？就是大家都看不懂的时候。关键变化是什么呢？如果是一成不变的事情，实际上很容易被看见，这个世界永恒的只有变化。只有在变化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去跟别人有不同的观点，而且是产生非常长期的不同观点。 我关注的是创造多大价值的机会，这就是我说的深入基本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持续深入的跨时间、跨地区、跨行业、跨类别、跨线上/线下的行业研究，所以高瓴能够深刻理解这些行业的长期内在发展规律和业务逻辑，从而准确把握行业与市场的变革要素和时点。 《21世纪》：你提出“把最好的生意模式带给最好的企业家”，如何定义、判断这两个“最好”？ 张磊：各种生意模式都有非常不同的变化。比如说简单的是卖产品的，但是如果提升附加值就可能变成卖一种服务，如果再抓住关键机会可能变成一个平台，使卖产品和卖服务的人都可以用这个平台。生意模式博大精深，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企业家能看清楚生意的本质是什么，他的理念和格局观就是不一样的。 《21世纪》：你并没有过创业经历和管理企业的经验，你怎么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呢？ 张磊：你说得对，但我有两点优势。首先，我们有幸天天跟最好的企业家打交道，而且是与他们发生剧烈变化的那段打交道，经常参与到伟大企业的创造过程中去，不管是当年的百度、腾讯、京东，还是今天的蓝月亮，去哪儿网。这个过程中你是有很大优势的，因为自己只做一家企业的话，你有可能被局限于自己的行业和自己的事业，当你天天跟各种各样的企业打交道，从消费、互联网到先进机械制造，甚至水泥，你就能够找到伟大企业的共同点。 第二，我做高瓴本身也是个创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也是个创业者，在这个过程中我学习了很多，了解了文化、理念、人生的各种取舍。我也能够把自己的经验、情感与优秀企业家们分享、沟通。能否有通感，能否做到换位思考，是很重要的。我自己创业的过程，帮我更好地理解创业。 《21世纪》：优秀的商业模式需要有“真正的护城河”，你是怎么发现、区分的？ 张磊：这是很好的问题。可能永远没有正确答案。我觉得“真正的护城河”是长期创造最大价值的，而且用最高效的方式和最低的成本创造最大价值。怎么创造这种价值，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在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品牌是最大化、最快创造价值的“护城河”，而随着互联网对品牌的冲击，品牌价值的护城河又不见得是最高效的方式，有人说在网上通过意见领袖创造价值效率更高。如我刚才说的，这个世界永恒的只有变化，护城河也不可能不变，优秀的公司是当互联网大潮袭来时，能够深挖自己的“护城河”，主动拥抱互联网带来的变化。如果一家企业亘古不变，这种企业永远不值得投资。从这个角度上讲，政府保护类型的“护城河”是非常脆弱的，这类护城河随时都有可能崩溃。我最看重的“护城河”是有伟大格局观的坚定实践者去挖造的护城河，这些人能不断地根据变化作出反应。那些赚快钱的人逐渐会发现他的路越走越窄，坚持做长期事的人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三、最大的风控是选人 这样的风控是个自我选择的过程，目光长远、想做大事且有大局观的企业家跟我们本身就很容易契合，而着重小利、玩零和游戏的人跟我们也不太适合。 《21世纪》：你们的风险控制的手段、流程和主要关注点是什么？ 张磊：财务上的风控都会做，这是基本的。但我们最重要的关注点是选到最合适的企业家。这个人能不能既有格局观，又有执行力，还有很深的对变化的敏感，以及对事物本质的理解，我觉得这种人很难找，大部分人都是在某一时期对某一方面会很好，但是有的人能够通过和外面的交流把自己提升。 比如去哪儿网的创始人庄辰超和蓝月亮的创始人罗秋平，一个代表互联网，一个代表消费品。庄辰超，虽然年轻但多次参与到创业的过程，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对事物的洞察力，他能够在关键的时期把控股权卖给百度，说明他有很大的格局观，他的人生梦想是做成中国最大的旅游搜索平台。罗秋平本来可以过非常安逸的生活，不用冒这么大的风险，但他的人生梦想就是成为中国日化的第一名，打败跨国公司，变化给了他这个机会，他也抓住了关键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愿意放弃小富即安的一年一两亿利润的公司，不惜在前一两年把公司做亏损，为了未来开辟一个新天地，这是很强的格局观。 这样的风控理念反而是个自我选择的过程，目光长远、想做大事且有大局观的企业家跟我们本身就很容易契合，而着重小利、玩零和游戏的人跟我们也不太适合，走不到一起，对我们来讲反而省了很多功夫。 当然，有的企业家可能在某个领域内受不同的人影响，突然到了某个时间点不会把追求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作为目标，有的人想去赚快钱了，有的人选择了更安逸的生活，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大家互相很坦诚，你要有这种变化，就很坦诚地告诉我。好在到现在我还没有遇到这种事情。 《21世纪》：投资了最好的企业家，又如何与他们形成良性、长期的伙伴关系？ 张磊：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要摆正投资者的位置。我们这些年做得最好，就是永远摆正自己是投资人的位置，跟公司的创始人保持非常灵活的合作，这也令我们相对比较超脱，避免在公司运营上介入太深，同时我们通过深入研究形成的战略格局观点还可以帮助企业。 四、三个哲学观 “守正用奇”语出老子《道德经》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弱水三千，但取一瓢”引申自《论语》，是说看准了好的公司或业务模式就要下重注；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出自《史记》，是说只要做正确的事情，不用去到处宣传，好的企业家会找到我们。 《21世纪》：你的投资哲学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抑或是一种结合？ 张磊：我们整个公司虽然看起来像西方企业的做事方式，但我真正的投资哲学是源于中国的。 我有三个哲学观，也是在公司里反复强调并实践的。分别是：“守正用奇”、“弱水三千，但取一瓢”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守正用奇”语出老子《道德经》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弱水三千，但取一瓢”引申自《论语》，是说看准了好的公司或业务模式就要下重注。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出自《史记》，是说只要做正确的事情，不用去到处宣传，好的企业家会找到我们。 《21世纪》：从高中读《资本论》的少年，到考入人大，再到耶鲁求学。你个人性格、思维模式、行事方式中的变与不变是什么？ 张磊：我对自己相信的东西的天真的追求始终不变，我相信的东西都会一直追求下去，甚至这个过程会显得非常地天真。 我变得更多的是能够更加理解这个世界与社会的复杂与多样性，更加宽容了。更加宽容以后，使人更容易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谅解别人，考虑别人的问题。 《21世纪》：你最尊敬、认同的投资人是谁？大卫·史文森先生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张磊：我肯定是巴菲特的坚定信念执行者。我们更认可的是长期持有，很多人只是简单的价值投资者。巴菲特早期投资是捡便宜的思路，后来才变成了长期持有的思路，所以我更认可、学习巴菲特的中后期投资。从大卫·史文森身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学习到他对自己的信念像宗教一般地信仰，他可以去华尔街赚很多钱，但他都不去赚，就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 《21世纪》：他是你未来成长的目标和榜样吗？ 张磊：每个人最后都要做自己，我从每个人身上都能学到很多东西。 《21世纪》：你觉得成功的投资人需要有哪些特质？ 张磊：我在2005年创建公司的时候，我对我想招的员工的特质说了三个词，就是好奇、独立与诚实。对想干大事的，想有更高成就的人，除了这三点以外还要有一个很宽容，很能够欣赏别人，还要有很强的想象力。你能释放自己的想象力，第三个是很好的身体。 《21世纪》：你在创业高瓴过程中的最深感触是什么？你本人的领导风格是怎样的？ 张磊：创业中感触最深的是对价值观的坚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领导风格有点儿无为而治吧。我只要信任你，就会给你足够的空间去发挥与发展。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张勇）
2014年5月30日 -
冯仑：企业家应善于革自己的命
房地产行业在这么多年长期处在调控中、兴奋中、沮丧中、欢乐中和迷盲中，这些情绪都在这十年里面每天搅合在一起。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最近房地产行业的变化，以及企业家在这个转型社会怎么样应对社会的变革和行业的转型。 最近，我们一睁开眼每天看到的新闻都是喜忧参半。刚开始发现这是一个意外，后来发现这是日子，这就是人生。这个过程中房地产企业开了很多的会，分析外部环境以后就会出现很多焦虑，这种焦虑就是看见别人娶媳妇我们觉得家里空空如也。房地产行业原自以为是土豪，后来发现没有想像得那么成功。 我们关起门来开会就讨论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互联网金融格局的变化。大家不再依赖银行，不再依赖传统的证券公司，不再依赖投行之后，地产该怎么办？ 第二讨论的话题就是移动互联网。大概在十几年前，我有一个问题问互联网公司的大佬，我们强调专业性的时候，为什么你们是多元化，什么都做？当时他们的解释是很含糊，说不知道。但是好像你不做别人就做。 现在，人家不仅有了实践还有理论，还出了一本书叫做《平台战略》。这才知道是一个平台的战略。平台就是提供所有的方便，为所有人服务，提供所有的服务，收所有人的钱。 技术创造了信息处理的便利性，大数据的处理，服务的可达性。传统行业不行，房地产说为所有人服务，但房子能搬来搬去吗？由于互联网带给我们这样的焦虑，我们地产行业的人就去了很多的公司访问，也去了小米，做完这件事，我们就关起门来看，就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也是今天我想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创新。 事实上，房地产的外部环境的三大变化引起我们焦虑。第一个变化就是随着时代转型和体制的转型。十八届三中全会讲了非常多改革，每一项改革都带来了不同领域体制的变化。你看到改革的目标你可能生活在未来，你反对改革可能生活在过去，你在痛苦的适应可能就是生活在现在。 第二，现在不管好事还是坏事，都有多元的观点来说它的对或错。比如干露露，她的事今天已经没有人提了，但是这种现象在毛泽东的时代肯定枪毙了，在另外一个时代这种事情也可以理解。这个时代对这件事的是否判断、价值观的判断引起了很多的焦虑。 第三个就是行业变化。比如酒业，行业变了要有很多的想法改变，或者有很多不适应。这样一个不适应，就相当于一个汽车在高低不平的路上拐弯，路又不平，还要拐弯，于是满车人都焦虑，车上的人心理忐忑不安。这时就需要一个声音告诉大家往哪儿走，路在何方。 基于此，企业需要有什么创新，无非三个方面。第一、产品创新，包括各种酒，产品的创新现在无穷无尽，但是有一些产品的创业带有颠覆性，有一些产品的创新，比如说红酒，12度跟14度，这种创新没什么颠覆性，但是如果说这个酒喝完能长生不老，这就叫颠覆性。还比如当年的Iphone，一些产品的创新本身就有颠覆性。而颠覆性创新往往是微积累的创新，房地产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做一个传统的住宅，空气好一点，水好一点，慢慢的创新。另外一个颠覆性的创新，我能不能不住屋子里面，住在雾霾里面？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把全世界互联网方面与房地产有关的业务模式研究了一下，大概三个方面。一是客户到达消费路径中的所有信息服务。包括凤凰网、搜房网，包括信息整理和使用，有一些做得不错的企业。二是空间的运营。你把家里的房子委托给公司他帮你做客户。三是产品功能的整合。比如智能家装和整体家装，现在通过互联网提高效率，而且大大改进家装的水准和智能家具的服务水准。 第二，平台模式跟传统纵向模式究竟如何选择。所谓纵向的模式就是研发产品、制造、最后销售、服务、反馈，再重新研发这样一个循环。这个循环是一体化路径。 例如制造手机，制造环节成本大大降低，因为生产率提高了。但是研发的成本越来越高，销售和服务的成本越来越高。于是，成本在增加，收入在减少。 横向的模式就是互联网的模式。成本降低，收益提高，收益的曲线是喇叭式的曲线，喇叭口大。这种情况它的股权分置越来越高，亚马逊这个股值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高，股值越来越高，后来无限大。 垂直发展的纵向模式和平台模式究竟是什么关系？是把我们纵向的模式搭在平台上还是把我们自己改造成一个局部的平台？如果我们在建设一个平台，不是为所有人服务收所有人的钱，而是局部的服务一部分人，究竟是纵向模式还是平台模式，这需要深思。 最后，我们需要企业家自身的创新。一个人老不老在于词汇，观念和价值系统是否被时代所淘汰。很多企业家沉迷于过去的成功，把过去偶然的成功当成必胜的逻辑，不断重复。 王石做得非常好，到美国读书，完成了对自己的革命。创新不是踢员工，让员工往前走，而是首先怎么样改变你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工作方式，跟人说话的方式，跟周边人打交道的方式，进入到一个心灵开放的互联网时代。只有企业家自己改变了，企业才能改变。 当然，我们也不要过度焦虑。一方面拥抱创新、敢于创新，另外一方面也要看到自己行业当中有一些千古不变的东西。基于这些不变的东西，我们在商业模式上加以变化，只有这样我们的创新才落在地上，才贴在人心，才不至于为创新而创新。 总之天在变，道义不变，我们要立足根本，做好企业家的工作，在创新的路上越走越远！ 原文选自《凤凰网》
2014年5月30日 -
陈宏：传统企业转型互联网需要调整组织架构
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陈宏在3月30日举行的2014中国（深圳）IT领袖峰会上表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进入新的阶段，传统企业纷纷转型互联网。他认为，传统企业做互联网需要成立新的独立的事业部，由CEO直接领导。 他回顾了互联网迎向传统产业的历史，例如门户网站的发展对于传统媒体的替代作用，传真机被邮件取代等。他认为移动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不可阻挡，当前车联网发展迅猛，汽车成为新的智能终端，车联网正在诞生越来越多的产业机会。 不过他认为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也面临一些困境，双方的思维方式不同。传统企业需要转变思维，适应新技术的发展和挑战。 中国（深圳）IT领袖峰会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和数字中国联合会主办，从2009年开始举办，目前已成功举办5届，今年峰会的主题是“IT新价值与产业互联网”。 以下是汉能投资的副总裁陈宏的对话部分实录： 我1993年做互联网，最早做亚信的沟通，当时创立互联网公司特别早，当时雅虎就是我们的客户，当时我每个星期都要演讲，就告诉大家你的名片上就不会有传真号码，而是用邮件。21年以后的今天，我们谈的更重要的是产业互联网。 前10年我是实干者，和各位创业者一样，干了一个公司上市卖了又干了一个，2003年以北京为基地做汉能，我们做的就是吴院长讲的一样，不一样的是我们找出机会把公司投进去变成一部分，或者我们帮企业做成一起变成很大的企业，并购、投资等等。 过去20年中，我感觉对互联网每一年、每一年的变化是非常多的，从最早在1993年的时候，传真机被邮件代替，到后来雅虎的产生导致了很多黄页不见了，紧接着到新浪天使投资很早的时候，新浪、网易、搜狐的出现导致计算机、报纸传统的传媒产生影响，然后紧接着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看到机会，到今天基本上大家到中央电视台和传统的TV产生影响。 到最近IT领袖峰会，这实际上是深圳的第六届，实际上是我们的第十届，第一届在硅谷做的，当时这些大佬都在。那时候阿里巴巴和雅虎的结盟，当时阿里巴巴是很小的一家企业，雅虎是多牛的企业，那时候可以感觉到10年中，我们每次论坛讨论的都不一样，3、4年前大家做的好好的，现在产生了之间的竞争，除此之外，我们跟互联网金融竞争，明年还不知道是什么，又有一家企业产生，和各种行业或者国内企业产生竞争，这是没办法避免的。 为什么没办法避免？很简单，以前PC互联网存在的时候，我们叫互联网狗年，发展特别快，一年等于7年，现在是循序渐进的。我觉得新浪创立的时候也是做这个事，但是后来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移动互联网出现，特别是过去2年把所有东西都改变了，因为移动互联网是随身带的，你走哪儿我跟着，我知道你在哪儿，然后你随手拿起来就可以做，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导致行业的变革产生更加巨大的变化，这就是产生了我们最重要的产业互联网。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导致我们在地图行业里面，使得传统各种各样汽车导航做的越来越辛苦，像高德、百度地图变成主流。 移动互联网支付，为什么支付呢？因为手机随时带着钱包，技术成熟以后它终究，用户肯定喜欢最简单、最方便的，这种互联网国有银行，我觉得最后还是凭自己的实力提供用户需要的，微信不一样，你点我可以送短信，我可以群组送短信，他提供给客户的价值不单单是沟通，它还可以在沟通中产生更多的附加价值，这种技术对传统技术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是挡不住的。大数据我昨天和张亚勤(微博)参观了大数据中心，几万平米的地方一个机器接一个，别看几万平米，很快就用光了，今天什么都是大数据，移动设备也是移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产生、4G产生，从电信服务商可以推进这个事。 如果这些通了以后，传统汽车接入移动互联网，那就可以做很多事。今天听了院长讲的，他花很多时间研究将来会发生很多，我们的的确确在认证这个事都发生了，所以我们在座的今天就谈到我们的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我可以讲到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其实蛮多的，移动互联网出现对很多行业有影响，我如果知道有开车的习惯，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出事，我可以提供很好的保险，按照开车习惯给你提供不同的保险，这个事多好。在互联网上卖很多东西，其实有时候大家都可以验证，我到央行开帐号马上就可以用，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互联网最重要的是把互联网的C和产品的提供方中间的距离缩短，以前五六层，经销商、经销商，现在能缩短，电商就是这个道理，这种道理一定是最高效的，最有效的，我相信从投资界来讲，对产业互联网，因为移动互联网出现变得极其关注。我们也遇到了挑战，两边的思维不一样，互联网的思维，做移动互联网的人和传统企业做事不一样，一个传统公司想进入互联网就是一定要大力投放互联网成为新的事业部，事业部里面有很多东西，其中有一个互联网，你一看里面结构就不对。互联网事业部直接报告就是CEO，然后CEO看你做什么。 互联网进入传统行业做O2O也遇到挑战，腾讯的团购就很典型，基因不一样，做互联网不一样。怎么样传统的人或者做产业的人、做互联网的人如果寻找一种方式进行很好的结合，这种企业在产业互联网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它的爆发力和执行力是非常大的。我对这个课题和这个方向充满了期望。 文章选自腾讯科技
2014年5月30日 -
刘永好：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仍未落实处
为更好梳理中国经济，使大家能够准确判断、把握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形势和发展环境，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主办的《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二月谈3月27号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为：主题“政府的边界在哪里？”这个三月，说政府如何放权；这个三月，听企业畅谈政企关系。面对改革大背景，“混合经济”新政策，他们正在思考什么？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表示，央企以前多牛，皇家血统，现在也弱化了，逐步的收敛了一些，特权阶层收敛了些。外资也逐步弱化了，央企也受控制了，地方政府平台也受管制了。那么经济要大发展，靠什么？显然只能靠民营经济了，民营企业有可能会在很多方面都要走到前面来，现在实际上已经是这样的了。目前就业80%是民营经济，青年就业的90%在民营经济，税收60%在民营经济，GDP的贡献超过60%在民营经济。 以下为发言实录： 大国大时代，中国经济报告会，这个题目应该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我觉得我们会堂还可以，人是挤满了，可以在这个充满温馨的小时代讲一讲大报告还是不错的。 那天我跟冯仑商量，什么时候可以看看牟其中先生，他去看过我也去看过，牟其中是犯了罪、判了刑，但是谁都知道他是早年的民营企业家，都知道他做了很多事，做了比较重大的事是什么呢？首先研究马列然后被当成反革命，被判死刑，然后又无罪释放了，然后又开始折腾做生意，然后就用我们中国的多少几亿双袜子、皮带、鞋做生意，然后又开始成立公司，然后在北京把总部从四川搬到北京，然后又提出在我这儿工作的人员要有百万富翁，要有一百个百万富翁，我侄女也考察过，那个时候冯仑先生是办公室主任，那个时候非常了不起，好像是革命圣地延安，改革开放的青年、革命青年跟当年的文艺青年到延安去想法差不多，要到那去，去学习革命的真理，去改革，去发财，他有句话，我记得我去考察过，一进门就有一个大屏幕：“人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这句话我相信冯仑先生体会最深，因为他的胆子够大，得到也比较多，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当时做了很多惊天动地的事。 同时他发射卫星，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射卫星，在俄罗斯落不了地，后边没办法卖给别人了，还想发第二颗卫星。国家在考虑南水北调，因为北方比较旱没水，中国土地也是蛮多的，但是更多的是山，像西北西藏那边全都是沙漠是山，因为没水，没有水就变成干旱的沙漠了，怎么南水北调呢？另外一个想法，他研究了半天组织一班专家考虑考虑，最后提出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说我们没水，是由于喜马拉雅山把来自印度的空气给卷走了，从印度洋的所有的水气走走走，走到这儿，喜马拉雅山太高，绕过去了，确实你看喜马拉雅山确实那边风调雨顺，这边就是中国大的沙漠，所以要根本的解决问题，人家不允许南水北调成本太高了，早知道有那个原子弹，喜马拉雅山炸一个大洞，所有的空气问题什么的不都解决了吗，当时讨论这个东西大家他一讲这个事，我们就觉得大侠，无限的崇拜，了不起，不管这个想法对与不对，因为我们不是搞这个专业的，但是有这样的另类的想法、不同的考虑，我觉得这是对的。 就是说总得有人想这些问题，前些年我们饭都吃不上，万元户都没有，他要创造一百个百万富翁，于是我们就看看，在我这儿工作的我要以一百辆小车，我去看了，北京的军区大院里面停着一排又一排的车，北京军区的，212，那个时候几千块钱一辆的，这样的民营企业了不起，但后边的话做了一些太大的事，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最后被判刑了，理由是什么呢？叫做欺诈，或者叫做贷款等等的问题判刑了，判刑了以后改无期徒刑，最后又改成17年，冯仑先生去看过他，但这个人不光是说他对或者不对，至少在民营企业发展史上他留了一笔。我从这个角度讲，写历史的人或许在他这个问题上会留下一笔。 民营企业发展的第一阶段 当然冯仑在他那当过徒弟，特别是用劳动妇女和劳动人民之间的一些微妙的关系他提出很多理论，其中一条站的太高不接地气不行。 坐着比站着好，躺着又比坐着又好，越来越接地气，这样的想法还是比较深入人心的。可能说远了一点，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刚才谈到政府的边界在哪里？拿我们的来讲79年开始创业，79年下海创业，刚刚改革开放，什么地方还都没有，我是学无线电的，我们装了成都市第一台电视机，那个时候有什么电视机呢？根本买不到显现管，根本没有电路，我们就跑到军队的生产示波管拿来做显现管，那么大的电子管密密麻麻那个盒子比这个还要大，我一个人搬不动的，两三个人才能抬得动，不管怎么样有人有头在动，县委书记到我家里去看电视，因为全县没有，所以说我们是发烧友，我们就想做点什么事，那个时候我们几个兄弟就想了，我们就设计一个音响，我自己装的音响特别好，声音又大，成本又低，结果很多同学、朋友老师就让我装，后来他们就说这样你赶不上趟，你开个车间做吧，我就找生产队，生产队太穷了，仓库也空着，一个工人大概干一天活一毛六算是比较好的，我们就准备把毛草房改造成车间，把生产队的人组织起来，就这样搞起来了，大家在高兴之余声音特别高，特别好，这个事还是得请示一下上级，就问问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说这个事太大了，我们把装好的音响驾着车拉到公社门口，我们有技术，我们有想法，还有很多人要卖，有市场，我们联合搞一个工厂，生产队出厂房出工人，我再出技术，赚钱以后公司占大头，我拿小头，书记突然想拍桌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坚决不允许。我当时就没想通，为什么，这多好，后来我来想为什么这么好的事不干了，后面他公社的书记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绝不允许救了我一命，要不然的话可能早就没命了，因为我们太早了，后面我听说有一个卖瓜子的，叫傻子瓜子，因为炒瓜子挣了点钱，中央会动不动他，什么叫动他，抓起来的意思，小平同志讲了，炒炒瓜子没有什么大问题呀，就是小平说不要动、看一看、试一试才有我们今天的民营企业，了不起，小平伟大。 而那个时候我们搞音响装电视比傻子瓜子还要早，那个时候做起来可不是炒瓜子，动了国家核心的阶级斗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因为有做这样的事被判刑了，甚至被重刑的，那个时候政府的边界是什么呢？对民营经济是不允许的，邓小平从那个时候允许试一试看一看，出不了大事这是一个阶段。 规规矩矩的面对市场、面对政府 以后改革开放就逐步开始了，开始以后我们就开始创业了，我们开始养鹌鹑蛋、养猪、养鸡到今天31年了，所以说经常很多人看到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最近一段时间你又来了，人民大会堂开会，他们总感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你居然敢来说，好像没你的事，是这样的问题。人大的时候四川人大的开放日，我们四川团的人大代表有400多个，结果报名我们采访的媒体有280多个，因为我坐在后面，结果被拦住了，你是四川的人大代表，四川企业出了一些问题，四川怎么样，是不是重灾区？我讲，我记得在战争时期我们川军最厉害，会打仗，大家说对不对，对。改革开放以后川工最厉害，四川的工人工资都多两百块，因为四川人勤奋、努力、聪明、不太纠结、会干事而且姿态比较低。经济发展以后很多叫做家庭服务员，保姆，大家听说四川的工资高，确实四川的服务员，很好，说明当兵的、做工的，做服务的，都好。四川怎么发展，大概一个基本点就是四川人勤奋、聪明、踏实，认真、是非常好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的格局里面一个部分。这是第一方面。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四川出现了很多的企业家，到今天个体私营经济四百多万个，这些企业家们他们多数90%以上，是更多勤奋的，认真的，他们跟我们的军队川军一样，川工一样、川保姆一样都是认真的，乱七八糟的人有没有？我相信是有的，但是一定是少数，所以说今天我们再说四川的商人怎么样，绝大多数都是好人。我说这个话问的我好多了，好多地方问了，后面我们有总结，大家觉得四川的这些商人不但四川，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人的，自己创业要努力要拼，弄不好就内定了，甚至过去的战争回来的绝不少，进医院的进医院，还有的人确实可能走的太快，不够规范，做些这样那样的事，现在看一下进医院或者进法院的占的比重还不少，不但四川全国都这样，但是为什么我不进医院、不进法院，这个事我考虑了好久，研究了好久。他们进医院，进法院他们都成为先例了，我有这样的考虑，争取不要进去，心里面有一个告诫，时时刻刻都规规矩矩的面对市场、面对政府，我们更要理性的妥善的去面对边界。不要去跨越，边界对不对呢？边界本来就是变化的，刚才讲改革开放初期试一试那就是边界，做电视、做音响肯定被抓起来，那一定的，国家企业都没有，你怎么干？在这以前还不得了，在这以前你炒瓜子肯定被抓起来。 中国经济发展有三个阶段 所以说中国经济我认为到今天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从市场的角度讲，叫产品不足阶段。就是因为产品不足你做什么都赚钱，炒瓜子赚钱，第一个阶段要15年。我们好多企业都在这个时候认真赚钱，只要你脚踏实地努努力力去做，肯定赚钱。第二个阶段15年，大概进入到产消基本平衡阶段，人家做一百，做一千，做一万肯定能也赚钱，只要认认真真做肯定会成功，这个也要15年，这两个15年一过就是30年了，所以在这两个15年期间认认真真其做，做大规模经济。 那么现在是怎么回事呢？不是这样的了，现在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做大规模，会怎样呢？现在全国钢铁7亿多吨，再认真，再努力、再把规模扩大还是过剩，整个钢铁都亏损，甚至连宝钢这样最优秀的企业出现巨大的压力，主业都不见得转型，在这种情况下钢铁亏损，有色金属亏损，电解铝什么都亏损，基本过剩阶段那么是微利，这个时候不见得靠规模。在新的格局下，在30年后的今天靠变革、靠创新，现在活的最好的人是什么呢？大家都在看好互联网，恰好这两个光棍节我都在马云那，冯仑也去了，我们一个群体经常在一块交流、沟通，前几天我们在上海、冯仑也在，我们大家也见到了。这些民营企业家，有人说是最顶级的民营企业家，大概有互联网的，有房地产的，有制造业的，有农业的，大家在一块经常学习，每个一季度或者半年会学习一次，我们学什么呢？就谈我们的行业，上次谈的是房地产，代表万科讲一讲，冯仑做做补充，大家再提问，互联网像黑心开发商怎么压榨，然后我一想，互联网马云在讲、马化腾也在讲、李彦宏也在讲、其他的人也在讲一讲，中国的农业的现代化农业化也去讲一讲，讲讲我们的鸡和鸭，原来大家都认为养鸡、养一百只鸡，不得了，这些话过时了，为什么呢？原来一只鸡赚一块钱，到今天一只鸡亏一块钱，好的时候一只鸡赚一块钱，100只鸡1000只鸡你发财了，为什么？因为你出去打工一个月大概3000多块钱，一年下来也要4万多块钱，所以养鸡你要养100只鸡蛋赚100块钱1000只鸡赚一千块钱一万只鸡才能赚一万块钱，还别碰上鸡瘟。那你不是傻了嘛，谁还养鸡，谁还养猪啊，所以这就是市场倒逼的转型，市场倒逼你转型你怎么改，你必须规模，你不养10万只鸡你不要讲利润，养十万只鸡养几百头猪，养数十头奶牛那是什么概念？那就不是传统的模式了，叫现代模式，现代模式要靠科学，要讲合理，要讲安全，要讲供应链，要讲原料，要讲市场，这个时候就是企业行为了，而这个时候咋办呢？我们的政府就应该在这个时候适当的出台一些新的政策，来支持规模化的发展，支持现代农业的发展，我们政府要做什么呢？你把食品安全管好，就是谁都不能乱加东西瞎弄。这是一个办法。另外就是对逐步规模扩展的企业给他们一些支持，允许他们贷款，像这些农民做大规模压力特别大。为什么呢？他们银行不给贷款，银行说想给你贷款，猪今天你是好的，明天死了咋办？你没办法抵押。确实没办法，这就是现代农业，现在我们的政策政府制定政策时怎么样实行不断变化的农业产业的格局来适应它。 经济发展要靠民营企业 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政策从坚决不用--文化大革命以前、改革开放以前、要镇压到试一试看一看，到有利的补充，到重要的组成部分，到今天的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这是非常大的进步。所以说现在我们大家在一块聊天就谈到，今天是一种相对规范，有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发展新的机会期。所谓新的机会期是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个新的格局，我们习大大是非常的了不起，首先谈中国梦，第二要强国、强军，这是对的，第三个反腐反得老百姓觉得好，以前你要带两瓶酒，带多带少、酒好不好，茅台(600519,股吧)还是什么？是鲍鱼吗？是海参吗？这些都不用考虑了，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规定了八项纪律，而且同时也谈到了叫做对，央企以前多牛，皇家血统，现在食品控制不能乱做，地方政府控制平台，自己要拿点钱，现在是是乱做了，外力资本不得了，现在也是弱化了。也逐步的收敛了一些，至少收敛了一些。这些特权阶层收敛了些，外资逐步弱化了，央企也受控制了，地方政府平台也受管制了，经济要大发展，靠什么？显然只能靠民营经济了，而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和外资企业一块来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民营企业有可能会在很多方面都要走到前面来，现在实际上已经是这样的了，就业80%是民营经济，青年就业的90%的在民营经济，税收60%的在民营经济，GDP的贡献超过60%在民营经济，所以说以前大都说民营经济不行，现在不一样了。 中央政策好 下一步得执行好 刚才冯仑讲了，以前考公务员不得了，现在热度降了很多了，今后可能还会降，这个是大格局，这就是政府的边界。大家感觉到我是做过20年的政协委员，我在做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时候，我提出来，就是说是不是能够根据中央的一些政策、是不是出台一些建议，我们政府出台一些向政府做做建议，建议就是按照中央的支持毫不动摇的鼓励，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对国家的非公经济进行一个梳理，这样限制，那样限制，从贷款从融资从准入，结果大家都觉得好，让我来牵头，我很高兴，让我来牵头。后面想了一晚上不对，我就是民营企业家，你自己研究弄了半天都说你要什么权力，你不公道，不公正。所以说我建议我不要当主要的，最好我建议厉以宁老师我们北大的教授，他很有权威让他来做主导，大家觉得我提案也对，最后就形成了，厉以宁老师做组长，我也做个组长，附带的组长，带着一帮人走了全国很多地方，一年的调研，形成了17页的报告给政府，报告非常好，按照中央的精神对非公经济的政策要清理、要准入、放宽等等，大家感觉到民营的春天来了，大家兴高采烈，结果一年过去了，不行了，这个东西写的好没用，看的美，进不去，进得去又被弹出来。这边进去，那边出来，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这个你落实不到地方，政策好中央政策好，下一步得执行好。中央又出台了36条，新36条更具体了，结果实行了半年还是玻璃门还是都在，最后搞了一个细则，实施细则出来以后，现在看还是有些问题，最近我们新一届政府克强同志召集了工商人员、民营企业家对非公36条的实施细则一项一项的评估，叫第三方评估，发改委的同志主任带队，这条应该怎么改，那条怎么改，这就是要落地。 不同时期政府边界不同 我谈到这个政府的边界，就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政府的边界是不一样的，而今天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用市场来评判我们的政策，用市场的配置资源这种格局已经逐步形成了，这是中国的未来，所以说只要坚持这样做下去，只要坚持一方面反腐，一方面强国、强军，叫做市场经济的道路，我相信中国的未来是蛮有前景的，那么这就是我自己和我们一批民营企业的梦，希望国家强盛，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去做，我们走的更好，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文章选自和讯网
2014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