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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景洲：实务为国，律师人生
人物简介：陶景洲，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取得学士学位后，被教育部派遣到法国学习，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研究生。现为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负责亚洲业务开拓的执行合伙人。曾获得“中国反倾销第一人”、“亚洲地区最优秀的仲裁律师”等称号。我们这一代人，冲破三年自然灾害，跨越十年“文化大革命”，沐浴数十载改革开放的春风，可以说是“历经风雨沧桑”。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第一届学生，回想起这些年的点点滴滴，我一直相信，一个人的际遇，有自身的努力，时代的催化，而于我而言，还总有命运的眷顾。 苦涩而斑斓的年代 1977年的那次高考，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年轻，心中装满了非北大清华不读之傲气，即使父母偷偷地把他的志愿改为安徽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但在关键的最后时刻，他把志愿又改回了北大。这个小年轻，就是三十多年前的我。虽然我知道“父母在，不远游”，也知道一个小县城的孩子，在偌大的北京城举目无亲，可能举步维艰。但是，这个傲气的年轻人，还是毅然决定要开启一段“冒险”的旅途。记得当时北大法律系是绝密专业，对学生的政审很严，我们这届法律系一共招收了82名新生，来自安徽的，只有李克强、张恒山和我。北大的杨敦先教授多年之后亲切地称呼我们为“黄埔一期”。当时，北大名师如云，有到过延安的陈守一系主任，也有国际法教授王铁崖，还有国际经济法教授芮沐。其中，对我们影响颇大的一位老师就是已故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家龚祥瑞教授。他早年曾赴英国深造，兼具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的素养。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龚教授家的小庭院里，我们一帮人经常一起讨论欧美政制和宪政。龚教授使用他自编的教材，指定我们一个人作报告，其他人听完后作出点评。我印象最深的是龚教授对“责任”的讲解：“责任就是你必须完成交给你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解释原因；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完成人民交给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向人民解释原因，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府。”龚教授的这些宪政真义，就好像是天降甘霖，滋润了那个苦涩的年代，也为我们驱散了眼前的迷雾。 除了法律的专业课程，我们也学英语。因为是“文革”后的第一届，我们高考时根本不考英语，进校时，我一个英文字都不会。还有的同学在中学时学的是俄语。当时我和许多同学都有同样的学习工具：一个用橡皮筋扎起来的小卡片本子，一面写着英文，一面写着中文。我们一有空就会拿出来背。 当然，我们的生活也不仅是专业或语言的学习，还有很多“诗情画意”。比如，我的收音机就是当时的休闲“神器”，宿舍里七个人常围在那个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爱情的故事》；我们也会骑着自行车，到未名湖开诗歌朗诵会，或者到美术馆看展览。整个北大，到处都充满了我们的身影，那种奔忙和喜悦，也许可以说成是一股“穷折腾”的劲头，却让整个北大“热气腾腾”。 四年的学生生活，在那些泛黄的老照片上显得灰白又朦胧，但是在我们心里，却永远那么斑斓而清晰。四年的大学生活是我人生的盛宴，是生命中一大幸事。三十多年过去了，上铺何山（原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巡视员）均匀的鼾声时常让我忍俊不禁；武树臣（曾任北京奥组委法律部部长）对古文的推敲和朗读总是那么深沉饱满；何勤华（现华东政法大学校长）那腰间裹着的保暖护胃的宽带和几乎每天必燃的小灶总是让人感觉心里暖融融；徐杰（现浙江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和刘凤鸣（现美国通用电器中国副总裁）醉卧的姿态也不时闯入我的脑海；和李克强（现国务院总理）就英文单词的争论也还在耳畔回响。那四年里的点点滴滴，如今仍然历历在目，点缀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同窗之情，师生之谊，刻骨铭心。 梦想被驱动 1982年初，我从北大本科毕业后，有机会参加并通过了公派出国预备研究生考试，赴法国研究比较法。对我来说，语言问题突然成了最大难关。教育部安排我们从3月到6月进行法语强化学习，我只初学了这几个月的法语便去了法国。在人人欣羡的浪漫之都巴黎，我却丝毫感觉不到半点浪漫与惬意。课上“不知所云”，课下也“有口难言”，难以与同学交流。相比今天的很多留学生，即使有着良好的语言基础和优越的家庭经济条件，尚且难免因时时袭来的陌生感和落寞而恐惧、顾影自怜。而当时的我，不仅语言不通，而且囊中羞涩，那种孤独、压力与无助，现在想想还感到后怕。 我记得，当时因为语言不通，我会带着录音机去上课，课后再反反复复地重温老师所讲的内容。就是那股不服输的干劲，支持我不厌其烦地去“骚扰”同班同学、宿舍楼的邻居和我认识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直到自己得出满意的答案。法学的学习和研究是艰苦的，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虽然和许多人一样，我也希望可以打工赚钱，而不是眼看别人“朱门酒肉”，但是这样又会面临时间上的矛盾，所以只要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我会尽量保证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期间清冷苦闷的时候，唯有向家人寻求慰藉。但那时候不像现在，一封电子邮件或一个微博就可以随时表达你的情感，孤单想家的时候，我就只能鸿雁传书，可惜纸短情长，只能一封紧接一封地写信。信写得密密麻麻，而且会正反两面都写，只是为了不希望看到邮件超重而支付更高的邮费。寂寞无聊的时候，也没条件成为“宅男”，便只是出门走走看看。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下，大概半年左右，我的法语有了比较大的进步，这块敲开法律大门的砖算是被我紧紧握在了手里。我最大的任务，就是好好利用一切机会和资源，掌握好法律知识，把先进的法律理念以及实务经验带回祖国。 说到这里，事实上，我最初出国学习时，是专攻比较法的，我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公务员制度。但是1985年的暑假，我回国帮助老师研究中国最高法院的制度、调查中国律师情况，以及之后在法国律师事务所的实习，都使我越发喜欢上了律师这个职业。公务员制度研究在我看来，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也正是因为这个，我放弃了我的博士论文课题，也因此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在学位和法律实务方向之间，我没有太多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因为这才是我的热情所在，才是我想要在未来的日子里用青春和汗水去耕耘的那块土壤。 现在的留学生，可能很难体会我们当时的激情和使命感，也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让到手的学位就这么飞走，而不是用最高的学位把自己镀上金身。我当时无法面对论文导师失望的眼光，但是我坚信自己的职业抉择。只有这样，才不辜负北大这一中国最高学府的光荣和期许，才能实现我自己一点一点清晰的梦。当我沿着法律研究的方向一路摸索，在巴黎第二大学、第十大学的讲台上用法文讲授中国经济法课程，而不是只空捧一纸博士学位证书的那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梦如果被赋予激情，那就是坚定的梦想；梦想如果被使命感所驱动，那便是我前方道路上行进的每一个脚印。 百年律所，一朝花落 套用一句话：“去，是为了回来”，虽然不知道谁享有这句话的著作权，但它却是贯穿我整个留学生涯的标语。一定要回来，但是回来之后做什么呢？记得当时父母非常希望我可以回国当官，光宗耀祖、八面威风，可当时那个可以说“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年轻，一心想要完成自己喜欢的一番事业，我坚信律师道路是实务救国和报国的康庄大道，因而高傲地坚持自己的梦想。 当时教育部送我们出国留学，是希望我们可以学有所成，回国为法律事业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我看来，进入法国律师界，应该成为我实务为国的第一步，我必须抓住在法国的日子，积累足够的实务经验，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回来”。但是一个小小的中国青年，要在法国这样一个法律大社会中找到一隅落脚，谈何容易？ 正当我为实习和工作的事一筹莫展时，我的恩师，法国比较学界的泰斗丹克教授对我施以了热情的援手。他的推荐使我得以进入一家声名显赫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我也因此有幸成为进入法国律师界的第一位中国人。丹克教授曾经在我的第一本书中为我写序道“才思敏捷，灵性中有自然而又纯洁的善良，而且具有高雅的幽默感，无疑，他还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震惊”。这是夸赞，但我更相信，这是我这一生最为敬重的恩师对我的殷切期许和嘱托。或许人生就是这样，认真地对待自己认准的路，纵使荆棘遍地、杂草丛生，却总会有人给你帮助和温暖，支持你一路坚持下去。相比之下，现今很多父母对子女不仅有所期待，更加有所“安排”。很多“学有所成、荣归故里”的子女们从未思考过自己的未来，他们最终踏上的，可能只是一条在出国前就早已由父母设定好的路。没有悬念的结局，没有梦想的事业，取而代之的，是稳定、安逸，是最原始的“养家糊口”。也许他们想要的也就是这样一个无风无浪、一帆风顺的旅途吧。但是还有很多人，他们“背景”简单，“前景”渺茫，可能大学毕业后，他们便失去了庇护，没有地方落脚，没有单位接收，甚至，那个使用了四年的户口也失去了，一切都回到原点，明天只能依靠自己打拼，再苦再累都是自己的精彩。或许他们也会遇到不同的人不同形式的帮助，但是，无论是走在家长“铺好的路”上，还是完全凭借自己的能力闯出一条道，那个前行的人，永远只能是自己。如何脚踏实地，如何走得更远，都必须由自己作出选择。 我也有自己的选择，我想以法国的律师实务为起点，进而寻找拓展中国业务市场的机会，最终实现我“实务为国”的目标。当时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兼备，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市场成为了外国投资者眼中的“膏腴之地”，大批外资公司都在积极寻找律师为他们提供中国业务方面的咨询和建议。我那时坚信，会有很多律师事务所和外国律师能够借此机会在中国实现一个“中国梦”。机缘巧合，当时拥有百年历史，在世界上24个城市拥有数百名律师的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正好在物色拓展中国业务的人选。一位在高特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巴黎朋友向我表达了他们的想法，当时苦于找不到既会法语同时也了解中国的人，而我恰好是这样一个人。虽然我从未接受过美国法学院的教育，也从未在美国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但也许是我的自信吸引了他们，1991年9月9日，我终于如愿以偿，回到了阔别九年多的故土。在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的北京办公室，我先是代理了大量的反倾销案件，从第四年起，我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向帮助外国公司在华投资以及收购和兼并上。1996年，经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全体合伙人一致投票通过，我成为了唯一一名没有在美国法学院学习过的华人合伙人。十多年来，我和我的“战友”们孜孜以求，把一个在世界和美国排名均比较落后的律所打造成了国人看来世界一流的国际大律所。这种自豪和欣慰，就像当初站在巴黎两所大学的讲台上那样，不同的是，这是另一个“奖台”。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由于高特兄弟事务所在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地分所的财政状况糟糕，全球合伙人决定于2005年8月16日宣布全球解散。百年律所，一朝花落，它曾经给我带来多少自豪，那天便给我造成多大痛苦。高特这个名字已经和我息息相连，要我投票决定解散它，就如同要我自我摧毁。但是生活仍然要继续，也许是北大人特有的精神支持着我，使我可以从头开拓新的职业天地。 都说人生如梦也如戏，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梦回故都”的桥段，至今已上演了二十余载。这二十年，是奋斗的二十年，也是收获的二十年；这二十年，我尝过酸甜苦辣；这二十年，是啊，人生又有多少个二十年？至少，令我最为欣慰的是，我一直在践行当初的诺言。当我行走在祖国大地上，或驱车行驶在中国各大城市，看到那曾经服务过的公司的熟悉的名字：麦当劳、家乐福、欧莱雅、LG、松下、日本电气、宝洁、微软、道达尔、纽约人寿等，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欣慰。 现在，当我平淡地说出这么一个故事时，心情却难以平静。一切都好像发生在一瞬之间，辉煌与落寞，成功与失败，真是应了那句古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律师这个职业，没那么简单。也许在别人眼中，他们总是西装革履、红酒美女、跑车游艇，但是殊不知，多少个灯火阑珊处，总有他们伏案工作的身影。律所无小事，一个低级的错误，都可能导致客户失去对律所的信任。我总觉得，劳累，不能击垮你，压力和责任，才是一直追赶鞭策你的力量。而你能做的，必须是积极的自我调节。当你从一个“讲台”跃上另一个“奖台”，再回首来时的足迹，那些荆棘和分叉路口，都是人生地图上美丽的一笔，让你成长，教你学会继续描绘未来的路。 激情从未磨灭 未来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便是我一直在做准备。媒体曾赠与我很多称谓，有人说我是“中国反倾销第一人”，也有人戏称我为“跨国生意的幕后人”，而我最想说的是，我一直都是一个“难歇”之人：有志，所以难歇。 至于这种难歇，究竟是“瞎折腾”，还是有所成功，只能是仁者见仁。因为什么是成功呢？它永远是一个具有巨大相对性的概念。如果自己算是有所成功的话，论及方法，我认为一个人的成功要三七开，三分努力，七分机遇。成功固然需要努力，但是，机遇和运气都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生命中有太多的偶然和转角，道路的方向可能已经由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所决定，但旅途中的任何一个微小的选择，任何一次别人有意或无意的决定，都可能导致你命运的变化。人生的每一天，就像站在巴黎凯旋门前面对12条大道，每一个选择都可能成就你人生旅途别样的风景。所以，在自己的选择上积极进取，成功与否，有时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最重要的，是你的成长。 三十四年弹指一挥间，我从进入北大，到国外转了一圈又最终回到这个生我养我的故土。我相信，三十多年的世界天翻地覆，当初那个时代造就了我们这代人的一些光荣，而我们也以自己的行动证明着当初的激情和使命感从未磨灭。只是三十多年后，这个时代将会造就什么，我们永远只能猜中开始，却猜不透结局，因为结局需要由这一代人谱写。人，人才！是我们未来的寄托。总有媒体说，现在是“迷失的一代”，因为我们有太多“官二代”、“富二代”、“白富美”、“高富帅”，却不见得有许多人才能够充分施展才华。在这么一个“坑爹”又“拼爹”的时代，社会依然蓬勃发展，但是总令人感觉硝烟弥漫，人们心中蠢蠢欲动的似乎不再是那份报效祖国的激情和使命感，不再是对自身价值的实现和对儿时梦想的执着，而更多的是自身咆哮的欲望和愤懑。是什么对这一代人的成长构成威胁，这个国家和社会需要负上主要责任。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里，我们难道还要像古人一样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吗？或许，营造一个宽容和自由的氛围，激发出人们心中的主动性，维持淡然的平常心，才是正道。 时至今日，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曾经并且一直在造就北大这一中国最高学府的辉煌与荣光。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也曾经并且一直都需要这样的理念。但是多可惜，现在的社会，似乎更多地充斥着虚假和浮夸的口号。既得利益者为出身贫寒的年轻人设定了许多成功路上的障碍；既得利益者的儿女们又在失去他们本来应有的努力和奋斗，找不到半点激情和使命感。或许这个社会是时候返璞归真了，去重拾人最简单最浑然天成的那一份质朴、认真和坚持，脱离虚伪和攀附，剥除利欲和浮华。 同时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一味以文凭说话，学你所爱，爱你所学，投身你所热爱的事业，你才有激情和使命感，你的那些所谓孤独、压力和无助，回过头看，就都是“浮云”。正如我们事务所招募人才，我最看重的，仍然不是你的学位，而是你的经历、你的体验、你的用心和你的坚持。希望青年们努力奋斗，未来的日子里总有属于你们自己的一片天空。
2014年5月30日 -
徐小平：把人生经历“设计”成人生财富
人物简介：徐小平，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1987年至1995年，在美国、加拿大留学、定居，并获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音乐学硕士学位。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创立“真格”天使投资基金。他在新东方提出了鼓励留学生回国创业并成为新东方精神象征之一的“彩虹计划”，他是新东方留学、签证、出国咨询事业的创始人和独立董事，被中国青年一代尊称为“人生设计师”。著有《图穷对话录——我的新东方人生咨询》等多部著作。 “深井巷的尽头有三口深井，那里是女人们聚集的地方，洗一篮青菜洗一筐衣裳，洗不尽张家短李家长。”这是我写的歌曲《深井巷》，我就出生在泰兴城的深井巷。 被耽误的一代 我的身上打上了那个年代的孩子不幸的时代烙印：在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三年饥荒，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几个星期前挂起来的“风干肉”；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不得不放弃学业，去当地一个剧团跑龙套，从这一个公社到那一个公社，从这一个大队到那一个大队。 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名校情结”，只有“我要读书”的高玉宝式“读书情结”。半夜鸡叫，我不用起来做工，但却要起来读书。我们有一个多么好学然而却失学的青春岁月！ 高中毕业后为逃避上山下乡我进了泰兴文工团，拉手风琴和小提琴，还是“上山下乡”，到周边各个公社演出，有时候深夜回来了，就在库房里睡稻草地铺。但我无法将自己的激情和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音乐上，苦闷、空虚，我发疯似地学习古文、汉赋、唐诗、宋词等等，将自己的满腹抑郁和激情寄托于中国古典文学。当改革开放即将开始的消息传到江苏小城时，我彻夜狂奔在泰兴县城的大街小巷，但却找不到一个知音来宣泄内心的喜悦和对未来的向往。 在文工团工作了四年，1976年，我心急火燎地让父母给我找人通关系，搞一个工农兵大学的指标，完成我的大学梦。不幸的是，或曰幸运的是，我爸爸的地位在江苏泰兴小城还不够高，我的这个梦想，未能如愿。这种“游吟歌手”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我来到南京，听到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才有了改变。 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那一瞬间，我知道时代在变，学习知识的门再一次向我们打开了，我不能放弃！当了几年的“游吟歌手”，我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于是我填报了音乐界的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十年“文革”积压了大量的人才，这所只招收两百多人的学校居然有几万人填报，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报了，因为参与就有机会——哪怕不大，不参与就完全没有可能。 我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后来没想到，这个悲惨经历却成了我的宝贵人生财富，我经常拿它来教育我的学生，告诉他们，一万年太久，不争四年，像我这样的人一样有出息。 音乐学院的五年 这一次，幸运的大门向我敞开，我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了，这一年我22岁。进入音乐系后，积蕴多年的能量爆发出来。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文化、艺术书籍。回首这么多年，音乐已经成为我生命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音乐奠定了我性格的基础：活泼、热情、开朗、热爱生活；是音乐给予了我生活的品味：睡不着的时候我会听巴赫，在巴赫的音乐中我能感到一种灵魂的冲撞，于是心被感动了；是音乐让我有了对人生独特的思考：音乐作为最抽象的形式都能表达人类最丰富的感情。思索问题的时候，我会哼一段音乐；有心事的时候，我会用手指敲打桌面，模拟钢琴的演奏。打开我的博客，音乐的重量无所不在。 说在音乐学院里熬了五年也一点不假。我没有音乐天才，但却被迫与全国最了不起的一群音乐天才们圈在一个院子里生活，比如当时就已经崭露头角的谭盾、叶小刚之流，那日子真是“相当”难受。看着那些浑身上下颤动着音符、散发着仙乐的女子十二乐坊们在你身边走来走去，你真的恨不得就做她们乐器上的蛇皮或鼓皮，让她们溜溜地拉来让她们溜溜地敲…… 大学的五年是充实而美好的，在理想主义盛行的20世纪80年代，我一度被叫做“五四青年”。我学习毛泽东，来北大旁听了两个学期的课程；我还经常赶很远的路来北大参加活动。在这段激情燃烧的日子里，我遇到了钱理群、谢冕等资深教授，接受了北大人文与艺术精神的熏陶，从这个时候起，我的身上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北大的烙印。 在音乐学院，我用很多时间学习英语。如果说中学期间，学英语只是一种自发的对知识的兴趣，而到了大学期间，学英语就有了“考研究生”、“出国留学”、“读英文原著”、“国际交流”等实用目的。中华文明对外封闭了几千年，恰恰就在我成长的年代开始了历史性的对外交往，东西沟通，中外交融，互通有无，现在想起来，赶上这个时代的我们真是幸运啊。 我在大学期间学过最难忘的一本英语教材，英文原文叫EssentialEnglish。这四本教材让我读得如痴如醉。我记得里面有一个故事：“我是一个在铁路岗位忠心耿耿工作一生的列车员，退休后公司赠送我一节列车车厢留作纪念。一天下大雨，我的侄儿看见我坐在后院的车厢外抽烟，浑身淋得湿漉漉的。侄儿问：叔叔你为什么不到车厢里面避雨呢？叔叔说：你没看见，车内写着‘禁止抽烟’吗？” 学习英语对我最大的价值，不仅在于语言，更在于文化。通过对这类故事的阅读，中国教育的许多缺陷，在这里得到了弥补。我上面回忆的这个小小的故事，把西方文化中提倡的敬业、纪律、秩序、规则，包括幽默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使得我在将近三十年之后，依然想访问这个叔叔的禁烟小屋…… 北大精神的狂欢 一位老师曾对我们说：“你们中间应该有人做文化部长。”我想：“那个人一定是我。”但毕业时，我放弃了去文化部的机会，执意去了北大，也许骨子里热爱自由的本能使我难以割舍自由的精神家园。我如愿以偿地来到北大任教，并且如愿以偿地从事文艺工作。 在这里，我体会了北大的历史意识与时代精神；在这里，我结识了俞敏洪、王强等日后一起战斗的战友；在这里，我第一个对北大学生在天安门打出“小平您好”的条幅进行了报道；在这里，我担任了北大艺术团的指导老师，成为北大团委的文化部长，而且还自己作词作曲写下了那个年代脍炙人口的《星期天》。 刚到北大我就成了学校文化活动的核心人物。9月份到北大，12月份，我的名字和我主持的校园文化活动就上了《人民日报》。可以说从“五四”之后，那个时期是北大校园文化活动最繁荣的时期。至今，许多北大校友提起来依然满怀思念。热烈，欢快，高朋满座。我在北大找到了归宿。我喜欢做青年人的良师益友，每个学校都有职业指导、心理指导，我要把这三项结合起来，“做青年学生的精神导师”是我的追求。 我在北大时期的另一种辉煌与“小平您好”这一条已载入史册的标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84年国庆35周年的庆典中，游行队伍里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标语。当晚，我率领北大艺术团在天安门前狂欢了一夜，回到学校已经夜里12点多了，但当我听说这个标语是北大生物系的学生打出来的时候，立即同另外两人去做采访，写出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报道，并通过电话传给了《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第二天，两家报纸都登出来了。多年以后，偶尔想起来，中国改革开放中最迷人的一条新闻报道出自我的手，我仍然感到自豪。 今天我仍然喜欢这支歌：“今天又是星期天，星期天。冷冷清清是校园，是校园……”年轻人唱起这首歌，能抒发少年的孤独与青春的无奈；中年人唱起这首歌，不禁想起自己曾经拥有的大学时光，想起曾经的青春、热血、爱情和美好，而热泪盈眶。 俞敏洪是江苏江阴人，在西语系留校任教，“他住江之南，我住江之北，同饮一江水”。那个时候俞敏洪还不是明星。我，北大团委文化部长；王强，北大艺术团团长；俞敏洪，观众，而且是大礼堂某个角落里的站票观众! 跨过太平洋 20年前的一个寒冷的冬天，一架飞机载着一群寻梦的中国人飞过了茫茫太平洋。当飞机飞临新大陆的上空时，机长告诉大家下面就是美国旧金山。顿时，原本安静的机舱里传出一阵阵不由自主的惊叹：我们终于到达美国了！是的，到美国了！第一次出国的人，尤其是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大都有这种惊叹。这些惊叹的人当中就有当年的我。 来到美国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惊奇消失以后，我不得不面对的是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为了完成学业，我在一个中餐馆里打工，干着擦桌子、洗碗、送比萨等在国人看来很“卑贱”的工作。这个时候的我完全没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与矜持，而是脚踏实地、一步步地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体味了世界最发达国家的底层生活，我终于理解了美国是怎样一步一步建成的，我的身上也逐渐具备了能上能下的气度与实际动手的能力。艰难的日子里，有一种信念一直支持着我：要完成学业，要向西方学习，要为中华复兴寻找答案。 转机到了美国纽约机场，我的一位朋友，现任新东方留学中心主任的杨建飞，早在那里等着接我了。建飞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上北京外语学院的大学生。当时在美国已经呆了一年半。在机场商店，我要他赶快给我买一个“热狗”。建飞说：热狗难吃死了，显然他已经吃够了热狗。我说：“不行，我得尝一尝，这是美国快餐文化的象征呢。” 我记得第一次吃热狗，味道糟极了！但我还是假装津津有味地把这热狗一段一段地咬到底，制造了一条人咬狗的新闻。来到北美新大陆的我兴奋无比。 第二天醒来，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带我去书店，在那里我看到了向往已久的《阁楼》杂志。那美丽的杂志，近在眼前，唾手可得，心里激动死了！心想：吃了热狗还不算来到美国，毕竟中国政府不禁热狗，但《阁楼》就不一样了，能够公开买一本色情杂志，大大方方拿在手上，不怕警察叔叔抓，才算踏上美利坚大地、才算惠特曼、才算华盛顿、才算梦露、才算里根呢！ 我要陪同我的北大朋友刘江给我买一本。刘江现任波音中国的副总裁。当时正在俄亥俄大学读社会学硕士。刘江说：这杂志没什么意思！我说：没意思也要买一本，看的就是没意思！中国的杂志都太有意思了，不如这个没意思的有意思。买！到美国，我吃的第一口西方美食是热狗，抱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是《阁楼》…… 很快就开始打工了。美国就是这样：不劳动者不得食——热狗，不打工者没楼住——阁楼。为了更多的热狗，为了下一期的阁楼——以及阁楼里的美女，人人都得打工、劳动、辛苦、奋斗，为了生存与梦想而苦苦劳作。 我换上工作围裙，戴上了无顶帽，开始了在国内从来没有想过的餐馆工作。我工作的是一家中餐馆。八九十年代中国学生在美国“打工”，基本都在中餐馆。打工，无非是做厨房下手、服务生，还有就是收钱的cashier。我干的就是cashier。餐馆最高收入的打工职务是厨师，中国学生一般都达不到这一高级职务。 餐馆叫“Mr.EggRoll”（春卷先生）。老板叫张忠，来自台湾，但却是在1949年从无锡逃到那边去的，他的爸爸在内战中被我党枪决。他对我有特殊的感情——因为我爸爸是新四军出身，作为国军的他爸爸，却惨遭我爸爸这一方打死。而打死他爸爸那一方爸爸的儿子，现在又从北京大学来到他的小店投靠他，洗碗卖饭。张老板对我一见如故，视为知己。他一方面恨死了祖国大陆的一切，一方面对来自祖国大陆的人，无比亲切。今日台湾泛蓝群众的情感基础，他就是一个范例。 瞧留学美国的好处，居然可以帮助我理解台湾泛蓝群众！ 第二年，我转学去了加拿大，因为那里一个大学给了我一份全额奖学金。这个大学是一个典型的非名校，名叫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听说过吗？我估计你没有。 萨斯喀彻温大学所在的省是加拿大最主要的小麦产地。这个大学与农业有关的专业相当不错，他们和东北以及内蒙的几个农学院有着密切的交流，但很少很少有来自北大清华的学生。但是，这个学校在我心中，却比哈佛耶鲁更加美丽亲切，更加珍贵重要。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几年最难忘的岁月，遇到我终身感激的导师David Kaplan，完成了我对于西方教育和文化的学习与体验，形成了我后来在新东方宣讲传播的那些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永远改变了我对于人生、社会和生活的认识和思考。 假如你的母校是名校——为它骄傲吧！假如你的母校是非名校——也为它自豪吧，而且要更加努力，以让你的母校因你而自豪。说到底，一个学校的知名度，主要是由它校友的成就决定的！ 萨斯喀彻温大学，我心中永恒的名校！因为，这是我的留学母校——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儿不嫌母（校）丑》，讲的就是一个人要为自己的出身和背景自豪的道理，对“名校情结”下的自卑自贱人格，进行过深刻的批评。我承认，我也有名校情结！面对北大清华哈佛耶鲁牛津剑桥，是个文明人谁不高山仰止啊！但我也承认，我更相信个人价值！在那些尽管未能进入名校，但通过自我奋斗战胜恶劣环境超越心理局限获得人生成功的自信自尊自强的朋友面前，是个社会人谁不肃然起敬啊！ 与新东方的亲密接触 曾获奥斯卡金奖的《杀无赦》主角伊斯特伍德曾说过：“如果一个人能够做着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又能谋生的话，该是多幸运的事。”我本能地知道，要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取得成功，必须回国。我对回国前途（“钱途”）直言不讳：“发展起来的中国具有无比的魅力，回国留学生不仅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自己的事业，仅仅从金钱上讲，也能取得国外无可比拟的经济效益。” 拿到了绿卡，生活稳定而富足，汽车买了两辆，孩子出生了，还买了一幢上下共300多平方米的花园洋房，小桥流水，满院灿烂的郁金香。但在温哥华湛蓝的天空下，我越来越感到窒息。离开了养育我的热土，我的激情无所依托。当《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国内一桩又一桩文化盛事时，我常常会一下子呆住，半天喘不过气来。此生向何方？异乡有谋生的职业，但没有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我找不到自己的前途。 1993年，俞敏洪正式创办了新东方，1995年的时候，俞敏洪来到了温哥华，当时新东方已经初具规模，于是我问俞敏洪：你都这么有钱了，还追求什么?老俞沉吟半晌说：“还缺少崇高感!”于是，在加拿大的月光下，我和专程来邀请我回国的俞敏洪促膝对饮。那几个日夜，我的思维在高速转动着，一种热流、一种冲动，加上持久的对祖国的热爱和对留学事业的执着，我心动了。俞敏洪诚心诚意地邀请我回北京加盟新东方，我满脸凝重，满怀抱负，毅然应下了这个创业的差事，我觉得应该把多年的经验传给学生们，我不愿意有更多的人在出国深造路途上不断地走着弯路。 还有什么比华夏热土更有吸引力？还有什么可以阻碍龙的子孙把生命的罗盘定在东方！1995年底，我再次回国，并在新东方这个舞台上大显身手。新东方上市后，董事长俞敏洪拥有公司31.18%的股份，成为“中国最富老师”。我持股10%，成了仅次于俞敏洪的“中国第二富老师”。 在新东方历史上，第一本《新东方精神》是由我编撰的。其间我走访了新东方上上下下的精英骨干，关于新东方精神，我显然也最有发言权。我坦率地承认自己是在做商业化的教育，是带有功利色彩的教育，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教育；而新东方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师生关系，是典型的商家与客户的关系，把学生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上帝”——这也正是新东方的教育，是新东方的精神。在这样的原则下，我制定出了为学生利益考虑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比如新学年开学典礼上校长们的集体演讲，过年过节组织校领导跟学生联欢，给学生发巧克力、发粽子……一种融合着亲情的激励，逐渐演化出了新东方文化。 新东方是年轻人追求前途的地方，作为商家的新东方要生产的产品是当代青年的前途和命运，这是我眼中新东方精神的第二个层次。在这个层次里亦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新东方突破了以往传统知识分子的局限，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像新东方这样，为知识分子提供和创造了一个广阔的生活空间，穷教书匠不再以一贯的穷酸面目示人，而知识分子坦然地追逐着利益，在利益的满足之中实现着自我和理想。对于传统的教育而言，新东方第一次将学生作为消费者和上帝，从而保证了教育的质量；在教育的过程中，新东方通过对我们前途与命运的打造，也完成了自我的实现。 新东方也提供给我富足的生活和一个广阔的事业平台，在这里，我如鱼得水。如果你问我，从这么多张扬个性的老师身上，如何提炼新东方精神的共性？我会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告诉你，“新东方精神，就是重组当代青年的素质，改变当代青年的命运。” 望着如日中天的事业，“知天命”之年的我依然感谢当年在北大学到的点点滴滴。当年北大团委的同事有的已经做到了省部级，我则在民办教育领域如鱼得水，把一项十年前看起来还是不可能的事业做大。我尤其感谢的还是20世纪80年代北大的那种理想主义传统——这种理想主义是一个民族复兴的动力，也是一个人不断进取的引擎。 今天，通过新东方，已经有成千上万的追梦人像当年的我一样乘上了飞往大洋彼岸的飞机。不知道他们踏上异乡的国土时，还会不会有不由自主的惊叹，但我相信，他们对理想之路的追求，和当年的我，一样。 后来我离开了新东方，“不能在新东方浇水，我就去全社会下雨”，于是做起了天使投资。第一笔投资是在上市之前的2006年5月，有一个浙江小伙子找到我，要做一个电子杂志的项目，预期可以媲美Facebook，虽然当时的我没有互联网经验。几年后，Facebook没做成，faceboot倒是有一点，这是我发明的一个词，boot有靴子和被踢的意思。2006年，一次斯坦福之行，让我有了启迪，之后我的天使投资之路也正式起步。 对很多人来说，我这个名字也许并不陌生。在不少人眼里，号称“中国人生设计第一人”的我，是新东方学校的“三驾马车”之一，是人生咨询和职业规划方面的大师。辉煌的光环下面，很少有人知道，我还曾经是江苏一个乡村剧团的演奏员、一个北大的旁听生、一个校园原创歌手、一个北大的教师、一个刷碗工、一个上班族，一个像芸芸众生一样追求自己梦想的人。
2014年5月30日 -
张亚勤：从“少年班”到微软
人物简介：张亚勤，1978年12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1997年，31岁时被授予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成为该协会100年历史上获得这一荣誉最年轻的科学家。现任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负责微软在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科研及产品开发的整体布局，推进微软在这一地区的业务发展、市场策略及本土自主创新。此前，张亚勤博士在美国总部掌管微软全球移动及嵌入式产品平台，担纲微软进入PC之外市场的领军者。张亚勤博士是通讯和软件领域世界级的科学家。 从“少年班”到微软 2013年2月9日，农历除夕。身边的同事都已休假回家，只我一个人在偌大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写邮件、清理之前堆积的繁琐事务、上微博看网友们对蛇年新春的憧憬与祝福……没有演讲，没有干扰，周围没有一个人，难得的清净与平和。我的本心从未改变，和多年前独自行走在山路上的那个少年并无不同。在内心深处，仍是那个信奉“人沉静时智慧升起”的思想者。 我希望生活有一点不确定性，有一点挑战，这样才有乐趣。从中科大少年班的神童，到微软全球副总裁，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对于我们这些少年班的小孩来说，童年似乎都结束得太早了。我们过早地承受了成年人的期许和异样的眼光，长大后却始终无法进入正常的社会秩序。在我们的背影里，有100多年前对少年中国的呼唤，有30年前对中国少年的期待，有如今对未来的沉思。 回忆起30年前的那场考试，我觉得1978年，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是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一年，也是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一年。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视野、远见、魄力和勇气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因为改革开放、中国发展需要人才，高考就是培养人才，所以要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高考还给了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那些在过去丧失了机会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接受教育。 与中科大偶然结缘 正当自己要和中科大失之交臂时，却得知了一个重新激起我信心的消息——1978年3月，在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等著名科学家的倡导下，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少年班有一个独立于高考之外的招生考试。后来，我如愿以偿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还是那届学生中唯一一个数学得满分的。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整个太原轰动了。我去学校的时候，看到墙上写着大幅的标语：“向张亚勤同学学习”、“掀起向张亚勤同学学习的新高潮”。 以当年中国最年轻的少年大学生的身份，12岁的我在这一年的秋季，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安徽合肥。戴着校徽坐公共汽车，别人看我个子小，就问我是不是少年班的。我美滋滋地点点头，售票员就说不要票了。人们对中科大、对少年班都特别友好，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新的精神，代表了一种新的转型，1978年的时候大学生是很受尊重的。整个社会氛围就是尊重知识和人才。 少年班的同学一般不超过15岁，大部分的孩子都是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自理能力相对比较差，学校为此专门想了一些办法。由于我年龄最小，学校就专门找了班上一个年纪最大的孩子和我一起住，其实那个同学比我也大不了几岁。 当时中科大是全国最好的学校，每个省的状元第一选择都是中科大。这里的环境特别开放，学生比较自由，老师和同学的关系也融洽，像朋友一样。中科大是中国第一批送学生出国的，所以和国外有很多的交流，有很多大师级的人物来做客座教授、讲学。这种开放的氛围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培养了我学习的能力、求知的欲望和创新的能力。 当时中科大实行的是五年制，一般的大学生进校选一个专业读五年，而少年班有一个特殊的待遇，第一年在少年班，第二年可以选择一个专业。到1979年我选专业时，我选择了电子工程专业。那时中国的数学、物理、工程研究水平和世界水平差得很远，但是中科大一些老师已经和国外学术界有了交流，能够掌握外界的最新研究动态。我记得，当时无线电系的主任和学生交谈时，谈论的都是我刚刚听到或读到的，在我眼里那些都很神奇。当时我看过一部电影《未来世界》，讲的是未来机器人怎么去控制世界。当然我没有想到去控制世界，我只是觉得自动控制、智能、计算机有这么大的能量，对这个领域充满了兴趣。其实当时的我对计算机、无线电到底能做什么也不是很清楚，对就业前景怎么样也不知道，完全是一种兴趣。 在中科大的八年学习生涯，自己收获了很多：第一点是开拓了眼界，学了很多的东西；第二点是增强了自信；第三点是培养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希望为科学和理想献身。 加入神童班，起初是因为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个故事，一个神童的故事。看完之后我激动了整整一天，然后又整晚没有睡觉。这个神童叫宁铂，两岁半时就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三岁时能数100个数，四岁学会400多个汉字，五岁上学，六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八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 1978年3月，宁铂来到中国科技大学。随后的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闭幕式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这两个看起来似乎毫无关联的事件之间充满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结束，百业待举。人们对科学的热忱，使得对宁铂的赞美到达了最高峰。 中科大少年班的这些孩子，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有一天，一个作家要采访这群神童，看到我沉默寡言，便叫我一起去散步。作家说，知道吗？比起你的同伴，你的基础还很差。我争辩道，我是凭自己的本事考进来的。随后作家说，可是，你才刚刚开始，究竟能不能成功，还要看你以后的路怎么走。这促使我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 面临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我，整个科大少年班的同学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这仅仅只是这个特殊群体遇到的问题之一：自科大少年班创立之后，一直就争议不断，这群孩子也遇到了一些心理问题。宁铂自进入少年班后，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后来的发展也不顺利。2005年，他终于遁入空门，出家为僧。在此之前，他用高尔基的一句话来形容自己：我的心眼，是皮肉上熬出来的。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 我不希望“天才”的说法误导大家，一个人的成功有很多因素，智商只占20%，情商占50%，心态（也可以说逆商，美文缩写AQ）占20%，运气占10%。绝大多数人智商的差别都不大，关键是怎样用好自己的聪明才智。身处这个时代的大学生面对不断加剧的就业压力，也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机会，我希望学生不仅要拥有对未知的好奇心，不断探索的激情，更要打好基础，并培养自己坚韧的品格。 即便比别人聪明，也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在我的记忆当中，我比很多孩子都懂事，但也有和大多数孩子一样爱做梦、朝三暮四的天性。今天喜欢下棋，明天爱上画画，每一次都是虎头蛇尾。成功需要坚持和专一。 华盛顿大学的橄榄枝 1985年，一封信从美国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来到中科大。那是一封来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邀请函，收信人是我。在这之前，我根本没有出国的打算，没有考托福、GRE，甚至都没申请过华盛顿大学。我考上本校电子工程硕士，继续深造。硕士即将毕业时，我正在做通信方面的硕士论文。 从山西太原到安徽合肥，再到美国华盛顿，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异国他乡接受教育，我还是感觉到了不适应。首先是语言问题。尽管我的英文算是不错的，但第一学期上课的时候，50％—60％都听不太懂。我买了一个录音机，把老师讲的录下来，再去复习，每次上课前都预习。刚去了两个星期，教授就拿来一堆文献，让我作一个评价，一个月内完成。我一看这些文章，很多知识国内没有学过，而且都是通信方面最新的技术研究。接到这个任务后，我直奔图书馆，借了六十多本书，反复阅读。耐着性子看了又看，做了很多笔记，慢慢弄清楚了思路。 当我把自己总结的论文内容、公式的推导过程、对论文的评价交给皮克·霍兹教授时，他很惊讶，他本来是希望我随便看看，没有想到我每篇文章都作了很仔细的评价。他说我现在已经可以做博士了。那时我才去了几个月，教授的这句话可能是开玩笑的，但对我却是很好的鼓励，我把它看作一种肯定，信心增强了不少。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第一学期考试的时候，我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同时也发现功课比国内要简单，特别是数学、物理，在基础学科方面，中国学生的培养深度比国外要强很多，基础比较牢。 在国内读硕士的时候，我的论文是老师手把手教出来的，在美国，老师完全看你要做什么，他对你的要求完全不一样了。而且，作研究、作科研的方式也完全不同。自己选课题的时候都是最用心的时候，也是最培养你独立研发能力的时候。 1999年1月，美国电子工程师荣誉学会将1998年唯一的“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授予了我，我是获得此奖的第一位中国人。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向我发来贺信：“祝贺您获得1998年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您领会了勤奋和承诺的真正意义。对于我们来说，任何成功都离不开辛勤的工作，我对您所取得的突出成绩表示衷心的祝贺。您的成就对大家无疑也是一种巨大鼓舞。” 我觉得，在作研究的时候，好奇心很重要。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方向，要选择跨领域或者是新领域的，不要满足于在旧领域做一些小小的改进。选择一些新领域，这是最重要的。此外，选合作伙伴时，一定要和最优秀的人一起工作。最后，所做的东西要有前瞻性，要对产品和产业有影响力。 将微软中国推向世界前沿 在美国待了十几年，我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方式，习惯了每天对着大西洋彼岸的空气开始自己新一天的生活。1998年10月的一天，一个越洋电话让我和微软结缘，并将由此创造了我职业生涯的高峰期。 1998年11月，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回来后，和李开复见面了，谈得十分投机。我觉得开复不仅仅是在建立一个机构，而是在实现一个理想，希望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计算机研究方面的机构。另外我对微软也是十分敬佩，我自己也是微软技术、PC产品的使用者，或者说是微软的Fans。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是研究。 自己在人生重要关头的抉择，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感觉，有时是根据自己的感情，而很少出于一种特别逻辑的思维或系统的考虑。作出加盟微软的决定，我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待遇如何，中国的空气如何，自己将有什么得失。这一决定就像是对一位朋友的承诺，要闯出一番事业。 2000年的8月2日，我正式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家，当时研究院的规模接近50人。在微软的五年，我们实现了比尔·盖茨的理想，把微软中国研究院变成亚洲研究院，并推向了世界最前沿。2004年，微软亚洲研究院被《麻省理工大学科技评论》（MITTechnologyReview）评为全球最顶级的计算机科学研究院之一。 由于工作关系，我跟全球最顶尖的500个公司的CEO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发现他们也很不一样。有的人热情、奔放，有的人内敛，甚至有点害羞；有的人口才很好，有的人结巴。但这些领袖拥有的共性中，有一点就是简化抽象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比尔?盖茨的身上也寻找到了。 2004年，我调回微软总部负责全球通信及嵌入式系统的开发，比尔·盖茨成了我的导师，这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必要时，盖茨会找几个人一起，每个星期或每个月抽个时间去谈话，就像是大学的教授一样。我和盖茨的交流，很少准备，因为和盖茨谈话其实很轻松，但却是高智商的碰撞。 比尔·盖茨的知识面很广，知道很多种不同的产品，不但了解科技的前沿，而且有很强的商业洞察力。他能把所有的东西简单地列在一起，这是体现他高度的地方。此外，盖茨简化问题的能力很强，他可以把很难的事情，很简单地帮你描述出来，或者是整合起来，能够用一句精练的语言将问题的实质提炼出来。这主要是他对技术、产品及市场等综合因素的把握游刃有余。 盖茨多次来到中国，作为学生和朋友的我都随行陪同。盖茨有时问的问题很独特，思维异于常人，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说到中国很复杂的问题，我不由得佩服盖茨的智力。 新时代需要“中国智造” 改革开放30年，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前面的30年里我们用大量的人力、劳力从事制造，这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很多机遇，我们的经济可以说创造了全球人类历史的奇迹。但是在以后的30年，能不能保证同样的快速增长，能不能通过原来的第一劳动力，通过高成本的模式来发展经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只有通过研发、创新，通过中国“智”造，中国才能进一步地发展，保持快速的增长，继续领导世界高科技的潮流。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重要的创新源泉，我们希望依托于微软的平台，不断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大型项目管理经验的复合型软件精英，助力中国“智”造的不断升级。希望越来越多有智慧、有热情和富于创新精神的技术人才加入进来，共同实现这一创新愿景。 新的制造时代，不仅仅是制造，而且是“智造”，不仅仅是我们的劳动力，更多是我们的智商，是从原始的时代，怎么走向真正比特的时代。比如说在信息方面，大数据的平台，云计算的平台，包括互联网的技术，彻底改变了整个制造业的现状。 我在飞机上面碰到一对去西雅图的夫妻，他们是做巧克力的。他说几年前他基本上每年生产300多万箱的巧克力，但是需要100多人，现在只需要家里三个人，然后可以生产比原来多10倍的3000多万箱，但是他说3000多万箱不一定卖得出去，为什么呢？就是用了很多信息化的技术，包括数据的平台，接到互联网上，整个流程还有销售网络都可以自动化。所以，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是未来中国制造，全球制造的一个方向。我认为制造业还是整个经济的一个支柱。美国现在三分之二的经济还是制造业，以后中国制造业只会越来越强，但是需要一个转型，信息化就是其中的关键。 信息技术对整个产业的价值分配产生很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劳动力的成本，在整个制造业里面占的份额很高。像苹果90%以上的利润是非制造业的，是非人力的制造成本，这时候一个产业，包括制造业真正要发展，一定不是总靠节约成本。很多个性化的定制并不会增加成本，可能会变得更加便宜。个性化和大规模化并不矛盾，因为所改变的就是软件里面几行代码而已，或者设计里面的一个很小的改变，都是自动的。 重大的技术变革总是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云计算正是这样一种力量。期望处于变革世界中的亚洲和中国，能够把握这一趋势，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过去30多年，微软与业界同行、合作伙伴建立的创新生态，使我们能够正视变革时代中面临的全新挑战，引领未来云的愿景。放眼未来，我们将带着云实践的积累和经验，倾力支持中国顺利迈向云的征程。 77、78、79级这个群体似乎成了一种“现象”，被贴上“幸运”、“独特”、“特殊”等标签，更被视为一种“成功”和“不可复制”的标志。忝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个，我的身上也一直被冠以“神童”的符号，其实有时候反而是一种束缚。追思过往，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功既与那个年代的精神遗产和宝贵财富密切相关，更关乎新时代下的不断探索、反思与不断开拓、创新。如果说我取得了一定成功，那么也是建立在在不断否定身份、不断超越自我的基础上。于我来说，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
2014年5月30日 -
熊晓鸽：中国风险资本之父
Hugo Shong scrawls a number on a whiteboard in a conference room of the sixth-floor offices of IDG Capital Partners in the Dongcheng District of Beijing. “Three hundred million,” he says. “That’s how many people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writes again. “About 40,000,” he says. “That’s how many movie screens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OK?” Shong (COM’87, GRS’90) pauses a moment for emphasis, then raises his blue marker to the whiteboard. “So in China there are 1.3 billion people, and we have 16,000 screens by 2012.” The message is that China, for all of its explosiv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is still tens of thousands of theaters shy of its optimum number. The message says opportunity. Shong, founding general partner of IDG Capital Partners and chairman of IDG Greater China, as well as a BU trustee, has been sounding out opportunities for two decades, and most of them involve the application of an American business model to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In the early 1990s, Shong started publishing a Chinese edition of a technology magazine that had been produced for y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93, he launched the first venture capital firm in China. Next came big-brand consumer magazines, a television game show, then movies, an outdoor concert venue modeled on Tanglewood, and most recently, Broadway-style theater. Shong, who according to China Daily is known as “the godfather of Chinese venture capital,” has cut a broad and somewhat unusual path to success in the new China. Huiyao Wang,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 Globalization, a nonprofit think tank based in Beijing, says most entrepreneurial “returnees”—Chinese who were educated abroad—put their Western education to work building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while Shong has made many profitable investments in internet companies, his daily efforts often focus on softer markets: publishing and entertainment. He now publishes more than 40 magazines, most with American titles, including Cosmopolitan, Harper’s Bazaar, National Geographic, and Men’s Health, and his IDG China fund has invested in nearly 300 companies, including Chinese internet behemoths like Baidu, Sohu, Tencent, and SouFun. In May 2012, China Daily put the value of his venture capital fund at $3.8 billion, which happens to be 100 million times what Shong says he had when he arrived at BU’s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in 1986. Like most Chinese people older than 50, Shong felt the burden imposed b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o Zedong’s dictate that from 1966 to 1976 forced “bourgeois” elements who he thought posed a threat to Communism to be reeducated by working as laborers on farms and in factories. As a young man, Shong spent four years working as an electrician in a factory. “I made the equivalent of $6 a month,” he says. “Life was different becaus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 didn’t have the chance for a normal education. That’s why we appreciate the opportunity and why we always try to have some kind of dream.” Wh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e to an end in the late 1970s, Deng Xiaoping, then China’s leader, championed broad economic reforms, including the opportunity to get a college education. Shong was ready to go. “My happiest memory was in college,” he told China Daily. “I could take classes and learn new things every day. I always thought, isn’t that the most wonderful thing in the world.” Shong graduated from Hunan University and took graduate courses in journalism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here he won a scholarship to COM. $38 and a dream He arrived in Boston, he says, with $38 and a dream of being the best journalist in China. He finished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two-year program in eight months, and in 1988 enrolled in the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at Tufts University, where a professor helped him get an internship at Cahners, a publisher of trade magazines such as Variety and Publishers Weekly. “On the first day, I helped them negotiate a contract to publish four issues of Electronic Business in China,” Shong recalls. “They offered me a job.” Shong attributes much of his success to two things: an ability to recognize opportunities and a willingness to seize them. When the Fletcher School was seeking a corporate sponsor for a dinner whose special guest was a Chinese business leader, he persuaded Cahners to pitch in. At the dinner, the sociable Shong hit it off with another publisher of trade magazines, Patrick McGovern, the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International Data Group (IDG). Three years later, when Cahners rejected Shong’s proposal to publish another magazine in China, he rewrote the business plan around Network World, one of McGovern’s magazines. “I had worked at Cahners 16 hours a day for 3 years,” says Shong. “I learned so much about the publishing business. But what I really learned about was venture capitalism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I thought that China was an opportunity.” McGovern read Shong’s proposal and invited him to a meeting that Shong recalls as an intense and interesting three-hour discussion. Finally, McGovern asked a question: if he were to fund Shong’s plan, how much would he expect to be paid? Shong told him $42,000, the same salary he was getting at Cahners. He also asked that he report directly to McGovern. McGovern had a slightly different idea. He offered Shong $50,000, to be reconsidered in six months, when he had a better idea of what Shong’s efforts were worth. Half a year later, the two met again. “I said, ‘Pat, what do you think?’” recalls Shong. “‘Have I met your expectations?’ He said, ‘Hugo, you have exceeded all of my expectations.’ And he doubled my salary.” In 1992, Shong brought another, and much bolder, idea to McGovern: he wanted to start a venture capital fund in China. “Everything I knew about venture capital I learned from being a reporter and writing about it,” he says. “I really didn’t know much, but I knew people who did, so I talked to people at venture capital firms, such as Hambrecht & Quist and Schroder Ventures.” Now a believer, McGovern gave Shong $10 million in seed money, and he was given another $10 million by the government of Shanghai. “I learned a lot from Pat McGovern,” he says. “He had a philosophy of ‘Let’s try it.’ I learned to identify opportunities, and he was willing to bet on me.” McGovern’s bets paid off. Shong’s fund directed investment to several internet start-ups, including Baidu, Tencent (QQ), Sohu, Ctrip, and SouFun, companies that today are among the most successful in China. More than 70 of the companies fueled by Shong’s money have gone public or sold for high returns in the last 20 years. “Hugo made investments in virtually every one of the highly successful technology-based companies starting in China during the 1990s,” says McGovern. “Under his leadership, IDG Technology Venture Investment averaged 800 percent growth on its investments. Hugo and his general partners now manage $4.4 billion of investment funds in China, and they continue to get outstanding results.” Shong and McGovern, whose initial magazines focused on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expanded their Chinese publishing to include consumer magazines, which flourished in China even while they flagg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eptember 2013 issue of Cosmopolitan had more than 600 pages of editorial content and ads, and Harper’s Bazaar was so fat that it had to be printed in two parts. Shong says Men’s Health and National Geographic are also thriving, as American advertisers rush to get their products in front of China’s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and brand-conscious consumers. “Hugo grew IDG’s media business from 2 publications in 1990 to over 40 joint-venture magazines, newspapers, and websites today,” says McGovern. “Those include all the leading consumer magazines on fashion, jewelry, automobiles, travel. Hugo also has arranged to establish three centers for neuroscience studies at leading universities in China with philanthropic funding support of over $30 million.” No entertainment stone unturned Movies were next on Shong’s list, and with good reason.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s that China’s domestic box office was expected to hit $3.5 billion in 2013, making it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Shong, whose IDG Media Fund has invested in several films, among them last year’s 21 & Over, says American filmmakers are “very good at making movies, but really poor at capturing culture.” He says there are many classic Chinese stories that could and should be made into movies. “I know people in Hollywood,” he says. “And I see the potential to train American students to make movies in China.” Toward that end, Shong last year funded a scholarship program that will send nine fellows of the American Film Institute (AFI) to China for cultural research that will support feature-length screenplays. The AFI/IDG China Story Fellowship gives the screenwriters a full scholarship to a second year at the AFI Conservatory, where they can develop their projects. “Too many Americans know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Kung Fu Panda and Mulan,” says Shong. “But China has a remarkable and distinguished history. Americans deserve to see other types of movies about China, movies that can educate them and touch their hearts.” Three years ago, Shong also founded Looking Beijing, a partnership program betwee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NU) and IDG that sends eight Boston University film majors to Beijing for 10 days each summer. There they are paired with a communications major at BNU and set loose in the city to film short documentaries on subjects they choose. “The US students take the lead in the creative part, and the Chinese students are producers,” says program coordinator Roni Zhang (COM’08). “The BU and Chinese students work one-on-one, so it’s not just about making a movie in the end. The process of making the movie itself is interesting.” In 2006, Shong became the face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literally, when he signed on as one of three leading judges on the popular television show Win in China, which gave $5 million in venture capital funding to the contestant with the most viable business plan. The show attracted tens of millions of viewers, who shared on social media Shong’s often-witty remarks. Shong sometimes seems unwilling to leave any entertainment stone unturned. Since 2010, his IDG Media Fund has been organizing the annual Beijing Great Wall Forest Festival in the Music Valley, an outdoor concert venue next to the Great Wall that is modeled on the Tanglewood Music Festival in Lenox, Mass. He plans to expand the park, one hour from Beijing, to include indoor and outdoor theaters, hotels, and villas. In April 2013, true to his formula of translating American know-how to Chinese business, Shong sent a team from his media fund to New York to meet with the Nederlander Organization, which owns nine Broadway theaters and is known around the world for its production expertise. Shong says he hopes to produce in China “the kind of beautiful musicals” seen in New York theaters. “What China has now is a huge market,” he says. “W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is a place to learn. It has the best education system, and it has competitiveness. I think that over the next 20 years, the two countries will make a big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socially, culturally, as well as economically.” This article is part of a special report on China published in the winter-spring issue of Bostonia. 文章摘自波大学生报《BU Today》
2014年5月30日 -
李彦宏：以互联网思维让孩子享受公平
今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百度公司创始人李彦宏提交了一份要求直辖市、省会城市中小学名校教案、试题等优质教育资源免费上网的提案。他期冀推进教育平等，这一提案更是把目光瞄准了基础教育的“起跑线”。 对于推进教育公平，各种道理听起来都很简单，但真正做到却很难。在地区差异、资金投入有限、师资力量有限、历史遗留难题等种种因素影响之下，教育的不公平成了一个很难彻底破解的老大难问题。甚至很多人对此都麻木了，认为理应这样。 李彦宏为什么将自己的提案直接对准教育公平这样的老难题？ 能“拼爹”的只是极少数 原因之一，是来自于李彦宏本人成长经历中的亲身感受。他中学就读的阳泉一中是山西省五所改革试点中学之一，在省内算很好的学校。但如今稍微有点门路的人就会把孩子送到省会太原上学，阳泉一中的优秀教师也被太原的学校挖角。在这种趋势下，能够跟去太原的，都是家庭条件好、有门路的学生，但对于农村的学生而言，他们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原来的教育条件，甚至还失去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在我国庞大的受基础教育人群中，直辖市、省会城市的中小学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大多数学生不得不面对像阳泉一中那些学生一样的境遇。有能力“拼爹”的，或者可以进入大城市，在高价择校、天价学区房面前争一争，但这毕竟只是极少数人。 原因之二，在于李彦宏对自己的信心，他的法宝是“互联网思维”及“互联网能力”。 在提案里，他建议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牵头制订相关政策，通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委负责制订本地区实施方案，推动各学校将其教案、课件、试题等资料通过互联网向社会免费公开、共享，鼓励来自非省会城市的优秀中小学校向社会共享教育资源；并通过专项经费、财政补贴等多种方式，完善学校的网络基础设施，提供电子化教育资源制作的培训和服务支持，引导、鼓励学校和教师高质量开展教育资源公开上网工作。 李彦宏方案成本低 我国的教育改革已经提了很久，官方和民间的建议也收集了不少。如果要评价改革成本的话，李彦宏的提案无疑是成本最低且可操作性最强的。相信会有众多互联网企业乐于参与其中。让孩子在“起跑线”就开始享受公平的机会，这是李彦宏一直以来的夙愿。很难，但却只是第一步。李彦宏觉得比享受公平教育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在“起跑线”就开始对孩子培养公平的意识，让他们意识到公平是一种权利，需要自己去争取。 类似李彦宏的“公平提案”，其实是互联网思维的一种启迪和践行。互联网最伟大的能量，不仅在于促进商业的进步和人类的沟通，而在于更简易地荡平一切意识的鸿沟和堤坝，让公平、自由竞争等价值如水一样渗透进每个人的脑海深处。 文章来源《新京报》
2014年5月30日 -
梁建章等：卫计委应公布计划生育目标和理论依据
（特约作者 黄文政 专栏作家 梁建章）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二孩的政策，标志着中国人口政策可能出现重大逆转。但是，由于中国生育率长期远低于更替水平，未来人口极度老化和急剧萎缩的局面难以逆转。在此趋势下，社会舆论越来越质疑继续限制生育的政策方向，而对计划生育的全面否定也在逐渐得到认同。生育政策攸关国家发展战略和民众的切身利益，就此充分尊重和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尤为重要。 鉴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依然把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我们建议国家公布计划生育的具体目标，测算方法及其理论依据。唯有如此，现行政策才可能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与日俱增的质疑才不至于导致社会对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执政能力的怀疑。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规定，行政机关对于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参与的政务信息应主动公开。人口问题攸关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计划生育政策更涉及公民的切身利益，需要公众广泛知晓。公布计划生育的具体目标、测算方法及其理论依据，是尊重公民知情权和监督权、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要求。 生育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几十年的滞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自1980年开始严厉化；随着老龄化加深、经济发展放缓、失独家庭增多、男女比例失调等各种弊端显现，对计划生育的质疑与日俱增。公布计划生育的具体目标、测算方法及其理论依据，有利于让群众理解和支持现行政策，并消除社会对政府决策科学化、党的执政能力的怀疑。 决定人口政策的是人口结构和规模对经济、社会、环境、国防等方面的影响，涉及到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和国防战略等领域，以及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财政、环保、国防等相关的部门。计划生育机构因为利益相关，其政策建议和方案应受到严格监督。公布计划生育的具体目标、测算方法及其理论依据，有利于让各专业和各部门集思广益，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公平性和可监督性。 控制人口的理论依据是所谓的“适度人口”论，相应的英文是Optimum Population，意为“最优人口”，译成“适度人口”曲解了原意。更重要的是，自1980年，“适度人口”论已被国际学术界所摒弃，因为背后假设的微小变化就会导致“适度人口”数倍的改变，使结论不具科学性和实际意义。而且，“适度人口”所根据的系列假设多被证明完全错误，这点尤为突出地表现于中国1980年代“一胎化”论证过程中的“适度人口”研究。 比如，宋健等在1981年从营养构成中选择中国与发达国家相差最大的动物蛋白摄入量为标准。他们以法国的摄入量为目标，假设中国各类农产品在不同年代年增长率上限为1%到6%不等，得出要达到法国的水平，中国在2050年只能容纳7.38亿人。然而，将年增长率的假设上限上调2%，容纳人口就将从7.38亿人变成30亿人。况且，中国人口现已超过13亿人，营养水平与发达国家几无差别。 又比如，田雪原在1981定义：技术装备程度 = 固定资产/劳动人数，并假设工业固定资产年增长率在2010年前后分别是5.5%和4%，工业技术装备程度年增长率在2010年前后分别是4%和3.5%。他们由此判定，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工业技术装备程度，2080年中国的工业劳动人数不应超过0.6亿人；用类似方法得出农业劳动人数上限为1.2亿人。再用给定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得出2080年中国的“适度人口”为6.5至7亿人。然而，固定资产年增长率的假设只要增加1%，“适度人口”就会从7亿人变成19亿人，而中国自1980年的固定资产年增长率更是远超文中假定的最高增长率。 这些研究并无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却成为“一胎化”政策的根据，危害了执政党和政府决策的声誉。公布计划生育的中长期目标、测算方法及其理论依据有利于社会讨论和监督，避免生育政策被荒诞不经的论证所左右。鉴于此，我们对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如下建议： （1）公布中国人口均衡发展这一宏观目标的具体内容。该目标是稳定中国人口占世界的比例、中国人口总规模、年出生人口数量，还是其他指标？选定指标的根据是什么？如果是综合考虑，具体使用何种公式？ （2）解释对人口峰值的预测为何会不断下调。1996年的《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预测中国人口在2030年将达到16亿人的峰值。2005年6月20日，时任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表示，中国人口预计在2033年前后达到15亿人左右。而2013年12月7日国家卫计委基层指导司负责人表示，到2020年总人口将低于14.3亿人，峰值也将明显低于15亿人。 （3）既然人口峰值的预测一再下调，需要详细解释为何依然限制生育。如果还存在对人口峰值的控制目标，应该提供该控制目标的测算方法及其理论依据，说明突破该目标会给中国的经济、社会、环境、国防带来多大损失；这些损失是如何计算的，计算结果是否得到经济学、社会学、环境学和国防战略等学界的普遍认可？ （4）计划生育的目标是否要减少中国的人口数量？如果真的如此，具体目标是要把中国人口降到何种水平？这个目标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背后的假设是什么？假设的可靠性如何？如果假设发生偏差，对目标数字的影响有多大？ (5)国家卫计委官员表示，粮食安全和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规划，是以2020年总人口14.3亿人、2033年前后总人口峰值15亿人左右作为基数制定的。请具体公布是哪些单位的哪些报告做出这种规划的？由于经济、技术、财力等条件的不确定性，粮食供应特别是公共服务资源在未来7年和20年的变数通常有百分之十几甚至更高的幅度，上述规划怎么能做到如此精确？这种精确是否具有科学预测的意义？如果说公共服务资源可以精确地规划到2020年和2033年，那这指的哪些公共服务资源？使用了哪些指标？这种全国的规划总量是如何体现在各地的规划之中的？ （6）保持生育率最终高于更替水平维持民族繁衍的必要条件。目前中国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并且很可能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计划何时开始扭转至今已持续20多年的低生育率？ （7）“十五”和“十一五”两次规划对人口增量的规划值都比实际值高出50%以上；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的当年1.22的生育率被调整为1.8，但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验证的当年生育率最高不过1.5。需要向社会解释为何人口趋势的预测会被一再严重高估。对如此严重的错误将如何问责? （8）卫计委提供的当前生育率为1.5至1.6，这一数据可靠性如何？如果再次证明严重失准，将如何问责？公布对未来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的人口变化预测目标和可靠性范围。如果预测目标失准，将如何问责？ （9） 目前要求生育政策放开最迫切的70后女性大多无法受益于放开“单独二孩”生育的政策。她们正在走向生育结束期，每晚一年放开生育都会造成她们中无数人的终生遗憾并最终导致几万甚至几十万失独家庭。因此，需要提供仅放开“单独二孩”生育的理论依据，并详细说明为何延迟放开生育给社会带来的好处要大于她们为此最终将付出的代价。 （10）国家卫计委对放开“单独二孩”带来的出生人口增加的估计是多少。“单独二孩”政策被认为有助于缓解中国的低生育率育状况，可以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现在各地已经开始陆续落实“单独二孩”政策。如果一年之后，实际出生人数与预估人数相差巨大，那么该如何补救，对预测和决策支持单位该如何追究责任？ （11） 从2014到2024年，中国23岁至28岁的育龄高峰期的女性数量将从7387万人降至4116万人，因此即使全面放开生育也可能难以阻止出生人口急剧萎缩的趋势。需要公布下一步政策调整的触发条件。出生人数降至何种水平才会全面放开生育？这个触发点是如何计算的，假设条件和理论依据是什么？ （12）各种生育意愿调查、“双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都预示，即使全面放开生育也可能难以阻止未来出生人数的持续滑坡。如果将来出现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而危害人口的均衡发展，将如何问责？ 由于生育政策的细微变化，最终都会影响到千万人的生命和家庭命运，因此，对上述各项，应该公布得出相关结论的研究单位以及研究人员和决策者的名单，对造成严重估算错误和误导政策者必须追究责任。 文章选自《财新网》
2014年5月30日 -
俞敏洪：让民办大学成为中国教育有生力量
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以下为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俞敏洪的两会提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号)、《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教育部2012年颁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明确提出要制定完善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其中包括完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制度、清理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落实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落实民办学校招生自主权、落实民办学校教师待遇、保障民办学校学生权益、完善民办学校税费政策、支持高水平有特色民办学校建设等明确的实施意见和措施。 该《意见》颁布以来，落实的情况并不乐观，很多政策根本没有得到执行。例如在《意见》中要求“民办学校设置，执行同类型同层次公办学校的设置标准”，但不久前我们在办理耿丹学院的改制工作时，就发现在大学设立审批条件上，国家目前对民办大学和公立大学办学执行的是两套标准。比如公立大学无论校园大小都可以获批成立，而民办大学则要求至少有500亩地，生均面积要达到6分地才能获批成立。如此严苛的条件让很多办学者望而却步。生均面积实际上并不是决定一所学校好坏的硬指标，国外很多知名高校的校园都很小。 《意见》中要求“清理并纠正对民办学校的各类歧视政策”，但这些歧视性政策依然存在。比如每年高考期间，教育部组织全国高校举行一次有关招生计划的会议，这样的会议却将民办高校拒之门外，这显然对民办高校是不公平的。而人为地把民办本科高校直接视列为三本，把民办专科高校列为B类，只能招收公立大学挑剩下的学生，这条致命的歧视性政策直接扼杀了民办大学的未来，更会让公立学校因为缺少竞争而变得越来越缺乏创新和低效。 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应该由两部分组成，就是公立教学体系和民办教学体系，这两个体系应该是并行的，平等的，国家都应给以大力扶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资源都倾斜给了公立学校。民办教育发展好了，和公立教育形成公平竞争，会促进公立、私立学校之间的教学改革和质量提升，这对中国的人才培养是最大的好处。否则高校就会像曾经的国有企业一样，属于垄断状态，服务没有保证，更不用谈提升大学的竞争力了。 最近由教育组织Quacquarelli Symonds所发表的2013-2014年度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蝉联榜首，第二位则是哈佛大学，第三的则为英国剑桥大学。中国大陆方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仅分别排在46位、48位和88位。 作为人才培养最重要的环节，高等教育的好与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可以说，正是高等教育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整体的竞争力。广度是什么呢？大学多。深度是什么呢？大学底蕴好。虽然我们有很多大学，有很大的校园，但我们的好大学太少，原因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私立大学在中国的缺位。 近年来，中国很多有条件的学生放弃了国内高考，直接到国外去读大学，从侧面也反映了部分家长已对中国高等教育失去了信心，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工作者的警醒和反思。 基于以上原因，特建议： 1.政府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时间表，责令相关部门限期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及《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中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各项政策，全面清理对民办学校的各项歧视性政策，调整一些与教学无关的办学标准，创造公立大学和民办大学公平竞争的环境，保证民办大学与公立大学享有同等待遇和权利。 2.加大民办大学的扶持力度和投入，扶持一批能够与中国一流公立大学进行竞争的民办大学，让民办大学成为中国教育的有生力量，打破目前公立大学一枝独秀的现状。 文章摘自《新浪教育》
2014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