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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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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平：在中国做天使投资要具备什么精神
各位天使投资同行们、各位创业者们、各位领导以及天使会同仁们，大家早上好！这是中国天使会第二次会议。大家注意这个英文，我们叫“Congress”，我们目的是把这个做成中国天使投资人们的最高精神机构、组织机构，能够在中国创立天使投资规则、标准。第二次大会明显比第一次显得高大上一些，希望第三次能够更好更棒，更多把天使投资这个事业做好做大。 我昨天下午5点多从美国飞到北京，今天开完这个会议，晚上还得再飞回去，倒不是因为什么好事，而是我自己安排日程混乱了，明天早上是我儿子的毕业典礼，而我们提前半年就安排了这个天使会的日子，所以可见我做事比较混乱，就像所说的“徐小平办事不靠谱，做投资有去无回”，但是我希望我去了还能回来。 今天这个5·20是蛮有意义的，据说是中国式的情人节，“我爱您”，这也表现投资人和创业者之间的那么一种关系。但是有爱就有恨，爱恨交加，投资人和创业者之间确实是这种爱恨交加的关系，这种关系确实能够产生非常了不起的成果和令人激动的人生果实。所以也许明年我们也放在这一天搞，这个日子反映中国创业者和投资人之间的关系。 在我演讲之前先放一个视频给大家娱乐一下，做天使投资要有娱乐精神，这个视频是个老视频，去年《中国合伙人》的片花，但是我选择这个视频有特别意义的，尤其在座的都是创业者和天使，请大家欣赏。 这里面都是大佬，大佬都有过创业的早期，那个时候每个人都以各种方式得到帮助。比如柳传志，中关村中科院计算机所给他20块人民币，那就是他的天使投资。每个人都有特定的在启动人生梦想航程时候的推动，这就是伟大作用。这既是对过去三十年的致敬，也是对未来三十年的展望。 我今天讲的主题叫“天使投资与少年中国”，《少年中国》是梁启超100多年前写下的文章，呼唤中国的崛起。它翻译成英文一定是“Chinese Dream”。如果说过去三十年代表性的企业家们创造了过去的中国梦，那么今天在座的朋友们，中国天使会，以及所有中国早期投资界的创业者们，我们一起追求是新时代的中国梦，这就是天使的意义价值，以及大家共同追求的梦想。 把这段梁启超的话给大家朗诵 一下，朗诵完在最后还有一段呼应。“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在我少年。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富则中国富、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独立则中国独立、少年自由则中国自由、少年进步则中国进步、少年胜于欧美则中国胜于欧美、少年雄于地球则中国雄于地球”，所谓少年，就是青年，也就是创业者们。这种呼唤到了改革开放八十年代，中国青年一代创业者们依然非常处在非常艰难的阶段。 当时俞敏洪要出来创业 ，他说“如果我辞职，我会饿死的”，这是当年时代创投的环境。这个时代每一个有理想的人辞职、放弃高薪，目的就是为了追求梦想，他们的背后有着天使们强大的支撑，形成一个完美的生态链、产业链，这些人最后都能够在天使的呵护下信心百倍的启动他们奋斗的旅程。 下面要讲的是我本人做天使投资的故事案例，每一个理事们都有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故事，但是我讲讲自己不为人知的东西，讲讲天使除了资金以外到底给中国的创业者们带来了什么、给予了什么，他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的创业环境、创业文化还是比较新的东西，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开始，一直到去年的三中全会，才承认市场的决定性力量，市场的决定性力量背后是资本、是投资、是创业、是消费者和创业的公司、是用户，是这些东西，而不是种种其他的我们所对创业的那种约束和障碍。所以这使得中国创业者的父母对创业充满了困惑，在千载难逢的人生选择面前，许多人会做出错误抉择，从而错失一生伟大的机会。所以天使投资给的不仅是钱，是整个中国走向未来、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带来一种先知先觉的启蒙和指导。 我讲几个我们发生的故事，去年春节以后有一个女生来找我，她做了一个企业，然后有人想把它花一千多万买过去。她问我“徐老师，我把它卖掉，还是卖掉，还是卖掉”，她就不想做了。我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无比激动，我说“你们不要卖，我们来投资你，然后做一个伟大的公司”，经过一年筹备，今年3月份上线，第一个月销售就过一千万，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家小米级的公司。我的演讲大概会用好多次“小米”，以此证明我们伟大的梦想。第一个月销售过一千万，今年可能是3个亿。这个过程，如果不是遇到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天使的我，她可能就放弃了，然后去做她的全职母亲。这是一个母婴产品的网站，许多人认为这是一家小米级的公司。 还有聚美优品的陈欧当时在斯坦福要退学去创业，他父母打死也不同意，我给他投资以后，他跟他父母说“徐小平老师给我投资了”，后来父母因为这一点同意他退学创业，上个礼拜上市，实现了梦想。 与此同时，去年我去硅谷在Facebook遇到一个人，他说“徐老师，那个职务本来应该是我的，但是我家里不同意。”这样在千载难逢的人生机会面前，由于他们缺少那么一种信用的担保，缺少一种信心的保障，就错过了这么一种机会。所以天使投资人在这里面对中国的整个创业氛围、创业观念、人生的选择有重大的作用。 还有一个故事，清华大学一个学核物理的人找我们做一个项目，他做什么？在他亲人病故的时候他发现一个巨大的痛点，就是临终关怀，过程非常痛苦。他想要用他的高科技思维做一个东西。他跟他父母讲了这个话以后，他老父亲打了一个耳光，打得他差点接受临终关怀。但是我们见了面以后，我跟王强激动万分，这是投资过程中最欢乐的时刻，因为人可以不结婚、可以不生孩子，但是不可以不用那个。后来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彼岸”，结果我们就去了，那里有无限美好的风光。这也是一个小米级的公司。 如果没有我和王强这样的知识分子 、成功企业家给他强大支持的话，他有可能觉得这个行业不能做。有智慧的人不去做，那么剩下的谁去做呢？这在中国整个创业生态链里面留下巨大的空白，而天使在这里把这个空白完整的填补了。 2007年陈欧从南洋理工大学毕业找我要做投资，我当时就给他投资，但是他说他爸爸不同意，我说你带我去见你爸爸，我相信我能够说服他老人家。他创业为什么找十几万美元？可见他爸爸是清官。但是清官在儿子的人生选择上不一定搞得清楚，这时候他就需要有经验的创业者们、有经验的企业家转为天使投资人，像我这样，在关键时刻给他临门一脚，在关键深刻指点江山。所以天使投资人在中国不仅是给钱，更重要的是完善中国的创业文化。 第二，价值引导。 什么叫价值引导？创业者不仅要有成功的欲望，同时还得有人生的理想。不仅要有赚钱的动力，还得要为社会创造价值。每一个产品、每一个服务背后都有用户群深层的精神追求，而我们创业者看到这个需求，认为人家需要，但是很多人就忽略了，例如中国的教育问题忽略了背后的人文因素。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就拼命努力倡导强调每一个创业家背后的价值观，思想与众不同的东西，这个产品背后的使命。 比如两年前我们在硅谷碰到两个老外要做创业方舟，在旧金山十几公里的公海上做一个船，全球各地的创业者们坐在这里在船上创业，船上有麦当劳、电影院、舞厅，创业者成功了就坐直升飞机到硅谷，如果不成功一翻就下去了。我们听了以后知道这个东西不靠谱，很难赚钱，也不一定成。但是我和王强我们就投了，我们投的时候目的非常明确，我们就是想以此点燃创业者的想象、浪漫，让全球的志同道合的创业者们聚在一起，沟通、联谊、找朋友。现在，这个船已经沉没了，但是留下的创业情怀存在。所以我们创业者们有时候投的东西不靠谱，但是是告诉大家未来在我们的想象中。 比如美术、素质教育，讲怎么画画、色彩、图像 、临摹什么的，我说不要，我们是在教孩子们创造力、想象力、审美力，至于画的怎么样，画得好那当然好，如果不好，起码我们创造了过程中的想象力，所以我们叫“为灵魂着色”，这是在资金之外给大家的贡献。 大家知道“大姨妈”，是健康管理工具，健康顶上是幸福感，所以你要想象用户追求的东西，比如有一个庙叫“姨妈庙”，然后倡导一种节日叫“姨妈节”，希望每个老板给女性员工一个月放一天“姨妈假”，就把女性健康管理事业提到了女性的平等、女性的权利、女性的幸福这么一个高度。这也是我们在投资过程中极力追求的价值。 我说你们要做中国的教育部，要创立中国的教育标准，标准不在考试题目，而在于我们的孩子要是未来标准化的孩子，他们要欢乐，要自信，他们的人生要强悍，他们要能够和世界级硅谷的孩子、哈佛的孩子竞争，这就是我们教育项目追求的价值取向。 第三，公司治理，我就不多讲了。 第四，危机救助。 雷军有一句话叫“帮忙不添乱 ”，我们找到自己的生存法则，叫“救急不救穷”，如果你真有急事，我们真的帮你。兰亭集势曾经出现过“供应商堵在门口，如果第二天不付款就封门”的现象，我们就直接给钱拯救他们的燃眉之急。 去年3月1号聚美优品发生历史上最强大的危机，雪崩般的压力，但是我们天天跟他们在一起，真正帮他们度过危机。还有一家公司因为战略错误失败了，我们给它一笔钱又失败了，再给它一笔钱，我就跟他说“我真相信你，我一定给你钱”，但我心理想最好别再要了。当他拿第三次拿到天使投资的时候，我们这个钱都没跟他算账就给他了，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人是个优秀的创业者，最后终于度过危机，是个做游戏，已经拿到2500万的代理，现在这个产品即将上线。 第五，人才回归 。 发展中国家有一个脑力流失，流向发达国家，而现在硅谷人才大规模向中国返向流动的时候，这是真正的中国世界的到来。我本人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是我必须要为中国每一点滴的进步而自豪。我们的教育跟美国比很有差距，但是今天我们走遍全球，让每一个有野心、有决心、有自信的人回到中国创业，我们给他资金等各方面的支持，因为我们看到中国的世界正在到来。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放弃了上百万年薪的好工作，然后直接回到中国来。当然，在这里面如果没有天使投资人这种资金的支持、经验的支持、信心的保障，他们是不敢回来的。 第六，天使投资与个人自由。 有一个朋友毕业以后在外企，九十年代几百万的年薪，后来我跟他谈完以后，我说“你太平庸了，这么优秀的人才给人家打工”。后来他就辞职了，辞职之后找我来说要创业。我告诉他，“像你这样有经验的人才，我们一定会支持你”，过了几个月以后他和他的同事一拍即合，两个人创建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是4000万美元的，今年已经是9位数的级别。一个学生是学生会主席，到大型企业去工作，还有3月个月就拿到北京户口了，但是看到我们投资一个6个人的小企业，他说“不行，我得加盟这个企业”，我说“你等3个月吧”，他说“不能等，因为这是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机会”，现在在这个企业里做得非常好。一代年轻人放弃学历、户口、高薪，在追求心灵的召唤和灵魂指引的时候，所谓“中国的时代”就真的到来了。真格基金看到的是这些优秀青年人追求梦想的奋斗，我们除了从资金以外，还从各个角度帮助他们。 第七，我归纳一下在中国做天使投资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精神。 1、要像做公益慈善一样专注创业青年的人生福祉，如果你喜欢这个人、相信这个人，成功了那当然欢庆了，失败了也完成了他的人生创业，这本身就是价值。早年我说“如果不成功，至少创造了GDP”，现在这个过程就是创造了幸福价值、幸福指数。2、像政治辅导员一样关注创业青年的人生成长。3像小区大妈一样呵护创业青年的团队建设。4、像政府总理一样推动就业、创业。没有创业就没有就业，这大家都知道，在所有发达国家就业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由中小企业，所以我们不断在创造就业，像国家主席一样推动中国梦的实现。中国梦是每一个人的梦想，当每一个人的梦想实现的时候我们才有中国梦的实现。所以天使投资人和国家共同推动中国世界的到来。 最后，我把梁启超那段话改一改，把“少年”改成“创业者”，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创业者。我读一下：创业者智则中国智、创业者富则中国富、创业者强则中国强、创业者独立则中国独立、创业者自由则中国自由、创业者进步则中国进步、创业者胜于欧美则中国胜于欧美、创业者雄于地球则中国雄于地球。但是在创业者中离不开一种人——天使投资人。那么天使强则中国强，天使梦就是中国梦，让创业者的阳光来得更加辉煌吧！ 文章选自EMBACLUB
2014年5月30日 -
李彦宏：以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技术改变世界
4月24日，百度第四届技术开放日，百度正式发布了全球首个开放的大数据引擎，将包括开放云、数据工厂、百度大脑三大组件在内的核心大数据能力，通过大数据引擎把大数据存储、分析及挖掘的技术能力全面向外界开放。 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出席了这次技术盛会，并发表了致辞。李彦宏表示：“技术积累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会发生量变到质变。量变过程中不会觉得很重要，但当发生质变的时候就有可能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人类的思维通常习惯于去想量变的事情，而忽视质变、即将到来的质变。”在李彦宏看来，“互联网在改变中国，这个可以说是过去时，甚至是现在进行时，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为未来时做准备呢？我觉得这就需要我们对技术、对大数据，或者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互联网相关技术，有一个及早的了解、及早的认知、及早的拥抱。”而现在，百度大数据引擎发布，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百度技术积累的“量变”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著名财经评论员张小平认为，通过发布大数据引擎，或许李彦宏希冀的是让大数据技术能够对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的变革，产生“质变”的效应。 今天，几乎每个传统产业都在感受着互联网对自身的冲击，“质变在即”，如何转型迎接互联网时代的挑战，是他们昼思夜想的问题。李彦宏给出的两个答案，重塑互联网思维、拥抱互联网技术，值得传统行业从业者用心聆听和实践。 李彦宏是第一个提出互联网思维的企业家，这些年他以技术改变世界为信仰，带领百度不断地进行技术革新，让互联网思维具备更为扎实的技术基础。从超链分析、“框计算”到语音、图像等技术的突破，再到今天已具备2-3岁孩子智力能力和语言能力的“百度大脑”—百度已经为其开放大数据做好了深厚的技术积累，这也使得它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最先掌握大数据技术的实践者。 其中，由深度学习算法、领先的数据建模技术和GPU大规模并行计算所支撑的“百度大脑”是大数据引擎最为引人注目的亮点。百度大脑的研发团队—百度深度学习研究院由李彦宏亲自领衔，汇聚了包括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著名机器学习专家余凯，杰出科学家徐伟，最早的GPU海量解析专家吴韧等在内的一大批世界级科学家。目前，百度大脑的神经系统复杂程度已做到全球领先，随着硬件成本和运算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在不远的将来，百度大脑很有可能将超越人类智慧。 一个大规模生产、分享和应用数据的时代已经悄然拉开帷幕。在这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代，需要更多像李彦宏一样的企业家，能够持续加快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互联网技术革新，最终以技术改变互联网，让互联网更深刻地改变中国。 文章选自《东方早报》
2014年5月30日 -
张懿宸：资本市场顽疾不除新三板意义不大
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举行，本次年会以“创新：势在必行”为主题将通过释放创新力量、转变行业生态系统、链接各国市场和增强社会体系风险抵御力四大专题探讨“创新”。 中信资本张懿宸在达沃斯接受腾讯财经独家专访时表示，我国资本市场事实上已经有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等多层次的格局，再推出新三板意义不大。 “不能因为现有市场不景气，就推出一个新的来，当前资本市场最大的问题是好的公司上不去，坏的公司下不来，这个问题不解决，开多少板都白搭”，他说。 官方资料显示，在交易所市场面临巨大的发行压力下，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愈加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金融和资本市场工作的重点，目前，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雏形已经初现，新三板的发展也已步入正轨。 研究认为，新三板能够缓解企业的股权流动性差和融资难的问题，尤其是当制度不断完善和交易变得更加活跃时，扩容对为企业提供资金的PE行业也是一大利好，而若未来新三板企业“介绍上市”模式取得成功，新三板更有望成为PE机构逐鹿的新战场。 然而，由于新三板交易不活跃、估值低等现实原因，目前无论是企业还是相关投资机构目前对新三板的热情都不高，大都以观望态度为主。 升级版中国经济带来投资新机遇 李克强总理今年多次提出“中国经济升级版”概念。 张懿宸分析，对于VC/PE行业来说，升级版的中国经济将会带来新的投资机遇，这些机遇主要集中在创新和调整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经济升级版应该是更加注重创新，不仅是技术创新，还有业务模式等等一系列的创新。围绕这个我觉得应该会产生更多的投资机会，因为新一届政府更加强调创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创新的保护也会更加强。 其次，现有的经济大多数制造业事实上产能都是过剩的，需要调整，这个调整按市场的调法是会很快。以美国为例，虽然经历了一场大的金融危机，但是因为及时做了调整了，几年之后就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 张懿宸表示，中国因为前些年一直维持高速发展态势，在很多领域的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现在必须调整，调整的过程对创投行业是非常好的投资机会。当前全球最顶尖的PE机构如KKR、黑石、TPG都是在大调整的时期抓到了投资机会。 热钱流出对创投融资影响有限 美联储将要逐步退出QE刺激计划的预期，使得资本迅速从新兴市场流出。对此，张懿宸表示，美联储退出QE目前仅仅是“有了雷声，雨点还没下来”，虽然印度、印尼等国家热钱流出已经比较明显，但是我国对宏观经济的管控一直做的比较好，政府居安思危的意识比较强，因此受影响的程度相对较小。 张懿宸介绍，在去年新兴市场已经出现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我国仍有1000多亿FDI流入，事实上这些并不是热钱，而是长期投资。 他坦言，热钱回流发达经济体，对VC/PE的融资环境肯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一说新兴市场好，大家对中国的基金就更感兴趣，一说差大家就开始往回撤”，但是这个行业其实非常简单，最终还是要看业绩，只要业绩好，融资不成问题，国外LP投资人都是非常成熟的，经历过各个市场的多轮经济周期，他们更看重的是VC/PE的业绩。 文章摘自《腾讯财经》
2014年5月30日 -
王辉耀：我国高端人才流失原因及对策分析
当前“人才战争”硝烟渐起。许多发达国家通过改革移民政策，加大人才吸引或留置力度；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不甘示弱，纷纷加入全球人才竞争行列。近些年，我国在“千人计划”的引领下，已有近百万留学生回流，其中高层次人才两万多名。但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我国的人才流失现象仍然十分严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经从人才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发展成为第一人力资源大国，到2010年底，我国人才资源总量已达1.2亿人。 当前“人才战争”硝烟渐起，许多发达国家通过改革移民政策，加大人才吸引或留置力度；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不甘示弱，纷纷加入全球人才竞争行列。近些年，我国在“千人计划”的引领下，已有近百万留学生回流，其中高层次人才两万多名。但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我国的人才流失现象仍然十分严重。 我国的高端人才为何会流失 首先，从硬件方面说，中国的基础设施环境确实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2012年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的基础设施总排名在29名。科研设备运行效率低、综合效益也有待提高，科技部前部长徐冠华曾说，我国大型科研设备利用率只有25%，而发达国家是170%。许多留学生曾经反映，他们在国外做实验，即使是研究生阶段，也可以使用价格高昂的先进仪器，而回国之后却发现国内的好仪器都在少数人手中，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很多专家花钱买了机器，却不愿意分享，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利用率低。这些也是很多理工科留学人员不愿意回国的重要原因。 近年，中国的科研硬件环境好了很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减小。比如近年来，我国研发投入的年增长率最高超过20%，2011年，中国的研发投入达到861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3%，已经居世界第三位。这种科研投入增加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2011年我国科研产出大幅增长，发明专利授权量达到17.2万件，居世界第三位。2012年，我国神舟九号飞船升空，中国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成功实现宇宙飞船太空对接的国家。今年神舟十号飞船也圆满升空，向世界展示了我国科技大国的实力。 在很多大城市，中国的科研基础设施已经较为完备，比如北京中关村，现在已经有16家留学人员创业园区，有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301家，2012年中关村新募集设立的基金达到400亿元，活跃在中关村的境内外知名创投企业有100多家，管理的资金规模超过200多亿美元，而硅谷近年来每年风投募集的资金数额在100亿美元左右。中关村新出现的“车库咖啡”新型创新孵化器，还被美国媒体关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美国人应该真正害怕中国什么》，其中就特别提到了“车库咖啡”，说这是中关村的“秘中秘”。这说明我国在创新创业环境的改善和激励上，出现了世界瞩目、世界领先的新方法，事实证明，中关村也确实成为了中国集聚海外人才最多的地方。 其次，软环境是造成中国人才流失的根本原因。科研设备运行效率低的问题其实在深层次上反映了我国科研管理体制方面软环境的问题。 从科研体制上说，我国目前科研管理体制还不太健全，也缺乏人性化。在中国，很多科研人员都把精力放在拉课题上，而不重视课题最后的结果，产生许多无用的、应付的科研成果，导致大量科研经费的浪费。在国外，申请课题很容易，而最后课题结果审核却十分严格。再比如，我国科研人员的薪酬水平仍然较低，在国外，一个教授几乎可以养活一家人，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一国对人才的重视程度。还有，现在很多科研经费规定只能买大型设备，对科研人员的劳务支出等限制严格，还不太人性化。 从教育上说，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课堂所教与实践脱节，不少教授也疏于教学，很多学生“有学无识”。学术腐败事件还时有发生。而且，少数专家掌握一个领域的话语权，不允许别人挑战权威，这种学术垄断限制了学术自由，不仅压制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也成为中国人才流失国外的重要原因。另外，我国高校存在“只进不出”的用人制度，大部分岗位都被占用，留学生难以进入高校任职。 应该看到，我国人才体制机制上在近年出现了很多创新和亮点，比如“千人计划”，已经成功吸引了3000多名高层次人才回国。但是，我国目前还存在不少人才管理和利用方面的政策障碍，比较典型的是人才流动的壁垒过高。 首先，国内户籍问题限制了人才在国内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自由流动，也限制了很多人才能力的发挥。 第二，我国人才在体制内外流动也受到限制，许多留学人员回国后都存在于体制外，不仅缺乏参政议政的渠道，无法发表自己的意见，由于没有职称，在申请科研项目上也会遇到阻碍，造成人才社会地位和待遇的差异，也是很多留学人员不愿意回国的原因。在国外，存在“旋转门”机制，人才可以在政府、企业和民间自由流动，人才可以发挥能力的领域很多，可以得到有效的锻炼。在国际间，中国的出入境手续还十分的繁琐，在现行政策下，仅有十几个国家给予我国公民免签证待遇，这与我国一个经济大国的身份地位不太相称。而成为外国公民，去其他国家旅行、商务往来都非常方便。 第三，创业环境方面，公平竞争和融资机制还需要完善。在我国很多创业者上市流程还十分困难，创业板上市后，也发现了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除此之外，我国生态环境堪忧，也成为人才选择定居国外的一大原因。近年来，虽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背后也存在很多隐忧：例如我国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型经济方式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2013年，中国几大城市出现雾霾天气，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鲁等区域，大气污染十分严重。2013年1月，北京仅有5天不是雾霾天。广州、上海和深圳等地先后出现雾霾天气。据媒体报道，很多外国人因此而离开北京回国发展。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生活环境宜居，对中国人很有吸引力。 人才流失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是什么 我国的人才流失，首先是带走了我国珍贵的、附加在人才身上的知识和技能，对我国科技进步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效应。据美国全国科学理事会统计，2006年美国大约有35%的科学与工程博士来自外国出生者，而这些外国出生者有22%来自中国大陆，4%来自中国台湾，排在第2名的印度只有14%。以最为顶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截至2010年，有11名日本血统的人先后获得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大部分是日本自己培养的；而中国先后有8名华裔获得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但全部都是在海外拿到的诺奖。 第二，大量携带资金的人才也纷纷流失海外，带走了大量的资本。仅2009年就有3000人投资移民到美国和加拿大，他们投资的总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在人民币应用较广的地区，2009年移民转移出去的资金就高达100亿元人民币。2011年，据各国的移民署和出入境管理局数据显示，我国近一万人通过投资移民移居海外，按照最保守的每人投资额50万美元计算，一年投资移民资金流出50亿美元。最近三年则有150亿美元流失海外。这还不包括购房、子女上学和生活旅行等费用，如果都加起来，可能还有很多，这是十分惊人的。海外投资移民使国内资金大规模流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进入新世纪，中国的很多企业转型开始进军虚拟经济市场，实体经济的发展大大萎缩。而且实体经济的很多企业由于规模小，资金实力有限，真正可以做到行业或产品创新的很少，同时可以帮助实现创新的、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主又迁往海外，对国内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将造成损害。不仅是在资金投入上，而且在人才和技术投入上都对实体经济造成了影响。 第三，大批人才流失海外，对我国逐渐老龄化的社会将形成一定威胁，不利于我国实现战略转型。目前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占总人口比例达13.7%。以此来看，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的老龄化是一个规模大且发展迅速的过程，比其他国家都快。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人口抚养比开始提高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折，意味着人口红利已经消失。巨大的老龄人口数量和比重将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来源和风险所在，而年轻人才的流失，对我国经济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变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人才流失问题中国需采取什么措施 建议中国可以从软环境建设、人才体制机制完善和建立健全人才移民制度，以大力引进国外人才三个方面遏制人才流失、弥补人才流失带来的危害。 首先，在软环境建设方面，我国仍需加大科研投入，完善科研管理体制。进行高等教育改革，遏制学术腐败和学术垄断，营造一个自由的学术氛围。建立起流动的聘任制的教师用人制度，建立退出机制，将科研教学岗位让给更多有能力的人才，给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造进入高校的机会。可以多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听取留学回国人员的建议。继续完善创新创业环境，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 第二，在人才体制机制完善方面，降低人才流动的壁垒，使人才利用效率最大化。可以从以下几点完善：首先要放宽户籍限制，促进人才在不同地区之间合理自由流动。户籍制度是我国计划经济实行区域条块分割的产物，应该随着时代的进步予以取消，给予人才流动更多自由，让市场竞争决定人才的区域分布。 其次，要促进体制内外的人才流动，建立起我国的旋转门机制，为人才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要放宽出入境限制，让人才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形成一个人才有出有进的局面，让更多人才走出去学习锻炼的同时，欢迎他们回国提供服务和发展，这样才能培养更多的国际化人才，让中国成为国际化中心。 另外，建立健全我国的人才移民制度，大力吸引国外人才，包括海外留学生、华人华侨和外籍人才。我国人才流失造成的危害，可以通过吸引海外人才来中国加以弥补。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许多发达国家都曾经历过人才大量流失的历史阶段，但很多国家随后吸引海外人才来弥补。比如加拿大，每4个加拿大人才流向美国，就有1个国外人才加以补充。通过移民制度吸引人才的发达国家的通常做法，美国一年发放100万张绿卡，8万张短期人才签证，成功地留住了人才。我国设立绿卡制度10年来，只发了几千张绿卡，和国际人才的需求极不相称。因此我国吸引海外人才的重点在于建立健全人才移民制度。 1．形成统筹协调的签证制度，简化并完善分类。目前，外国人来中国工作必须办理外国就业证或外国专家证、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以及居留证三个证件。就业证归人社部审批，外国专家证由外国专家局审核；用人单位的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要由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居留证件要在公安部审批。此外，还可能涉及到外交部、教育部等相关部委。三证分立，程序繁杂。今后，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做法，由一个政府部门统筹协调签证相关事宜，例如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USCIS）、澳大利亚移民和公民部、日本厚生劳动省、韩国就业和劳工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劳工处、台湾地区“行政院劳工委员会”。同时，对签证类型进行适当完善，使之更有利于高新技术领域人才。 2．出台更为开放的雇佣外籍高层次人才的制度。在技术移民体系中，目前以职位和任职单位为门槛，基本将外国科技人才流入的接纳单位限制在国有企事业单位。今后应改为以职业为基础门槛，配以国家急缺人才清单或移民职业申请清单，以及雇主联合申请及担保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作用，并以国际通行的积分制来评估申请人的资格。这样才能加大全球人才的流入，并实质推动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和机构的发展。 3．签发“同胞证”或“华裔卡”。目前我国有5000万海外华侨，他们是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真正的力量源泉。我国的人才绿卡制度，并没有照顾我国海外族裔人才、我国海外留学人才、外国来华留学人员这三个特殊群体，这不符合国际惯例，更不符合我国现代国情。向他们签发“同胞证”或“华裔卡”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国家的和平统一以及开创我国外交局势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贯彻十八大“落实党的侨务政策，支持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关心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与和平统一大业”精神的重要举措。
2014年5月30日 -
王辉耀：遍布世界的中国留学人员
自1872年容闳率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国始，中国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到1978年的百年间，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不过13万。而从1978 年至2007年，留学人数急剧攀升至120万，几乎为前者的10倍。曾有人戏称：“有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有中国留学生。” 三年来，中国的留学生群体便开始壮大，足迹遍布世界的每个角落。而这些遍布全球的留学人员，不仅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也是一支促进中国现代化和国际化的重 要力量。同百年前的留学潮比，这三十年来的留学潮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变的是海外学子们“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 境”的决心。 最初的留学生都是以公派为主。1981年，虽然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已经放开，托福考试也于这一年进入中国，但由于当时并没有“先富起来”的群体，国民平均 收入与西方相比普遍差距悬殊，再加上社会观念的盲区、信息不对称、手续的复杂，能够靠自己出去留学的人是凤毛麟角。随着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取得巨大的成就， 加上1985年政策的日渐完善，例如简化手续取消“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等，再如出台“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政策，中国向外留学的大门才算 完全打开。公费留学生的总数并没有减少，自费留学生的总数则呈爆炸性地增长。目前，百万留学人员中90%是自费留学，中国开始从精英留学大踏步地进入“准 大众化”时代。 不仅如此，留学专业也发生了变化。最初派遣的留学生多以理工为主，中国出国留学主要也是学理工科专业的学生，而经济管理类和人文学科类等专业早期留学人员 涉及较少。随着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尤其市场经济催发了创业大潮，人们甚至意识到科技的现代化也需要伴随科技的产业化。因 此，我国留学人员的专业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更多的人选择金融、工商管理、法律、会计、医科以及计算机、网络等实用型学科，同时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也使人 文社科专业的留学生日渐增多。这也反映了现代人越来越意识到，科技的现代化必然伴随着思想和观念的现代化。 现在留学的一个普遍现象便是出国留学的整体年龄越来越“青春”。其实在国内老三届的大学生当中，就有很多都是高龄生，公费留学一般又多是出国读硕士、博 士，因此年龄普遍偏大。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自费留学规模越来越大，同时，中国从中学教育到高考再到高等教育竞争激烈，教育实力却又不佳，与自身的国际 地位严重不相称，整个体系也屡遭诟病，因此，留学低龄化的趋势开始出现，许多有条件的家长都把孩子送到教育先进的发达国家读本科，甚至是读中学。这也跟我 国政府制定的“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政策有关。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自费留学规模越来越大，从攻读博士逐步发展到硕士，甚至是在海外读本 科或中学。留学低龄化的趋势更加明显. 出国留学人员发生了变化，归国的留学人员也发生了变化，反应在数量上便是归国人数的增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留学人员回国人数一直以超过两位数 的速度增长。截至2006年底的统计表明，留学回国人员已经超过27.5万人，仅2006年一年，回国留学人员就达到4.2万人，年增长率为21.3％。 根据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可以预测的是，未来10年，中国将迎来留学人员回国的高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回归的留学人员，特别是公费留学生，大部分都集中在政府机构、大学、科研机构以及国有企业就业。但90世纪以来，大多数的海归人才都在体 制外就业，主要活跃在新经济、高科技和第三产业领域，西方跨国公司的在华高管、新经济领域的创业者大部分都是留学生出身，这些高层次人才是中国新经济发展 发展的主要推手。随着本土企业（包括国有和私营）走出去的需要，海归人才未来还将在本土企业国际化上发挥重要作用. 随着海归人数的暴涨，海带也开始成为了新的社会现象，很多人感叹如今的海归贬值了。其实，海归成海带只是海归大潮中的一股潜流，它反应更多的不是海归多少 的问题，而是海归标准的模糊，更折射了出国热中的混乱与盲目，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海归仍然是稀缺。海归变海带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但海归变海鸥却是一 个发展趋势。随着国家人才政策从强调“回国服务”演变为“为国服务”，海鸥形态将成为吸引海外人才归来的一种重要方式。随着国家政策的宽松，留学人员回国 服务的方式日益灵活，特别是在两地跑的海鸥群体也开始壮大，我预计人才环流也将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30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热血青年，今日已经成长为有担当的有为之士。作为社会新阶层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留学生群体以自己百折不挠的努力，与国人一 起实现了中国社会的不断转型，推动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延展，在新的起点和新的高度上担负起了民族振兴的重担，下一个30年，任重道远，将是中国留学人员 带来更大变化的时代。
2014年5月30日 -
张红力：统一快捷支付接口对客户没有影响
工行副行长张红力在3月27日的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工行没有关闭支付宝快捷支付业务的接口，只是把以前分散在多个分行的接口集中于一个，实现一点接入、全国开放。也就是说，无论工行的客户在何地使用支付宝快捷支付，均接到一个接口。这项技术上的调整，完全是通过工行后台实现，不需要客户进行任何操作切换，对客户也没有任何影响。他重申，工行与支付宝的合作意愿没有变化，“我们期待与他们更好合作。” 为何要统一接口？张红力解释，是为了加强对支付机构合作的统一管理，是出于防范风险的需要。目前支付机构与工行很多分行分别合作、开通业务接口的模式，在业务管理水平和风控能力受制于分行水平，业务水平参差不齐，系统建设所需要的软硬件能力有限。这次工行总行统一接口，将组织专门团队，进行维护、管理，有利于更好地管控风险。 与此同时，为了平稳过渡，工行已经在前期做了大量工作，一年来与支付宝进行了充分沟通，并按照协议履行了提前30天进行告知义务。同时工行进行了技术准备，因此自3月23日开始，统一接口过程中，对客户正常的支付没有任何限制和影响，客户从体验上感受不到任何变化。 至于有报道的部分客户的签约、交易受到影响，张红力认为，可能是支付宝把签约、支付交易发送到已经关闭的接口造成，因为签约交易具体发送到哪个接口，是支付宝控制，“我们相信支付宝方面会把客户体验放在第一位。” 文章摘自中国证劵网
2014年5月30日 -
王辉耀：现在是发展民营智库的最佳时机
在西方，智库是一种很重要的组织形式。布鲁金斯智库被称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每年收到的捐款达到2亿美元。它接受捐款非常讲究，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能捐，需要首先排队，然后从中挑选出有理念的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的捐赠意识是近一二十年培养起来的，捐款领域主要集中在硬件上，比如助学和救灾，但对软件的捐助意识还不够。所以，中国的企业家应该从硬件捐赠走向软件捐赠，需要对他们进行智库启蒙。 新中国建立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49年到1979年的第一个30年，主要目标是发展政府体系，1979年到2009年的第二个30年，主要是发展市场体系；而从2009年开始的第三个30年，我们要发展社会管理体系。智库正是社会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模式的最大特质是政府非常强势，其下各个机构、部门和街道，构成了一张巨大的网，使得政府决策非常充分，但缺乏民主机制，这就凸显了智库的重要性。在国外，政府决策是多个政党博弈的结果，但中国在民主协商之后，具体决策时只有一个政党，如何使决策民主化、透明化，需要一个有力的代言人，需要通过智库中转。 在中国，智库由于受到太多官方背景的政治约束，独立性很弱，原因在于，理应由政府采购公共服务，包括智库的服务，但这在中国却是个瓶颈，导致智库无法获得来自政府的资金支持。而在西方，智库是除了政府、国会和法律之外的第四力量。中国要想突破瓶颈，从根本上避免决策失误，就必须大力发展第四力量—智库。??? 作为一个全球化研究中心，南方国际研究院有两三个研究智库的平台，目的就是通过打造智库组织，以更多地影响政府决策。我们为政府提供过很多建议，包括千人计划、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海归如何创业、中国的绿卡、人才签证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提出的中国人才政策。今后我们还会进一步扩大对政府的影响。 智库主要围绕政策展开研究，其建议能影响政府，这是智库的第一个功能。政策对于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是政策在管理这个国家，而且，中国的法律尚不健全，许多事必须依靠政策。但是，错误的政策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政策出台前需要反复论证和前后比较，再经过很好的概括，才能产生一个好的政策。在政策论证方面，中国现在做得还比较差。 可以说，智库的主要目的就是影响政策，如果不能影响政策，就等于丢掉了自己的价值。但在影响政策的同时，智库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影响政策不是唱赞歌，也不是迎合政府，而是要根据国际国内情况提出独立科学的政策建议。 智库的第二个功能是储备人才。西方智库为政府提供人才，中国的智库现在还不能起到这个作用，但我们可以观察和学习。智库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教育和影响大众。智库的所有报告都是公开的，会在网上公布，这是它的一个基本属性。 与咨询公司相比，智库的咨询服务比较少，因为这不是它的主业。智库主要是做研究，每年出台很多研究报告，然后向社会公开。智库有时也承接一些政府研究课题，但都是与政策相关，这可以视作为一种政策咨询。咨询公司主要为企业做咨询，但智库不会直接为某一个企业服务。企业的研究课题是微观的，比如人力资源管理，智库的研究则针对一个地区、一个行业，甚至一个国家，它是客观的。 智库的专家构成非常国际化。智库的发起人有的是学术背景，有的是政府背景，还有些是企业家背景。比如布鲁金斯智库的董事会主席是个企业家，其总裁则是从大学出来的政府领导。所以智库的人才是跨界人才，强调团队配合，搞纯粹的学术研究，在智库是行不通的。 某种意义上，智库就像一个很好的中转站，有些人会在智库待上一段时间，然后转到政府部门工作。这种情况在国外很普遍，包括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有，尤其是美国最多。? 对于智库，政府实质上也是有需求的，但还属于一种内部需求—内部机构总是需要揣摩领导的意图。事实上，中国更应该鼓励的是独立的民营智库的发展。 在中国，由于政府太强势，所以需要最具社会影响力的企业家阶层站出来说话，他们再不站出来，就没人敢说话了。企业家们深入探讨一些公共话题，有利于推动政策的活跃，但中国的企业家很多都不吱声。 目前，很多中国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从原来默不出声、闷头发大财，转向对社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迫切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王石、柳传志、冯仑等人。但他们没有系统研究的时间和精力，这就需要支持智库，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资源，去影响政府决策和国家未来的发展。 无论从国家进步的角度看，还是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时代都在呼唤民营智库的发展，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而中国智库的未来成败，取决于中国的企业家和慈善家们对智库的支持。所以，企业家给智库捐款，属于一种慈善公益行为，不是投资。
2014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