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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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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纪录片 《海归中国》大型媒体行动圆满成功
为纪念邓小平在1978月6月23日宣布恢复派遣留学生36周年，2014年5月，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和上海文广集团（SMG）联合策划，并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提供独家智库支持，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全程拍摄的纪录片——《海归中国》，历时5个月时间的筹备与拍摄，顺利摄制完成。上海文广集团与CCG特别选定从6月23日起，在上海卫视新闻综合频道和东方卫视，连续播出了由SMG电视新闻中心摄制的大型纪录片《海归中国》，受到了海归精英、国际人士、留学生、大学生和众多观众的热烈反响，填补了首部描写正在活跃的海归精英的纪录片空白。 《海归中国》记录片通过讲述几代海归如何影响、乃至改变中国的故事，关注中国社会与留学人才的变迁互动与海归社会影响力。本片聚焦大时代背景，跟踪中国进入全球化人才流动的大循环变化。将“海归改变中国”的理念置身于世界体系之中，在全球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CCG向该片先后协助采访了龙永图、林毅夫、章新胜、高西庆、沈南鹏、徐小平、王俊峰、张磊、田溯宁、张亚勤、陶景洲、施一公、饶毅、莫天全等知名海归代表人物，填补了当代精英海归群体的历史性记录。 另外，《海归中国》纪录片大型线下媒体活动——海归精英专场论坛5月27日在华东师范大学揭幕。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亲自主持论坛，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博士、国际商事仲裁和国际兼并与收购领域的著名律师陶景洲进行了主题演讲，并与大学生和记者们嘉宾进行互动，分享了中国海归的精彩故事和观点。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与“快播上海”微信公共平台均播放了《海归中国》纪录片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等“校园行”推广活动12个演讲现场的精彩海归演讲场面，有效地为《海归中国》五集电视纪录片从6月23日登陆上海东方卫视，“预热”成功，反响热烈！ 1978年6月23日，成为改革开放后留学生的重要纪念日。这天，邓小平发表了关于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我赞成留学生数量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6月22日下午13时，由上海文广集团（SMG）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大型媒体直播活动在上海文广集团（SMG）上海电视台新闻演播大厅拉开序幕，《海归中国》电视纪录片总顾问之一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受邀做客上海东方卫视直播间，与留英海归、著名主持人袁鸣，共同主持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电视直播节目，演播大厅先后展现了三场“海归中国”大型媒体系列特别报道节目。整个直播报道由CCG发布《中国海归发展报告》及《海归中国》纪录片开播仪式、海归创业就业行动及海归精英主题音乐会组成。 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任超先生，6月22日也受邀做客上海东方卫视直播间，与主持人袁鸣一起回顾了与CCG联合策划出版《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一书的编著出版历程，对上海文广集团在短时间内，以媒体极高的敬业精神，高质量地成功拍摄完成五集《海归中国》电视纪录片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与由衷的致谢。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在接受专访时认为：中国海归发展史一般都追溯到1872年，当时容闳组织了120个留美幼童去美国，第一批人里面出来了很 多有著名的人物，比如我们大家知道的，像第一个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他也是欧美同学会的发起人，像第一个民国的交通总长梁敦彦，第一个清华大学（北洋大学） 的校长蔡绍基，也包括第一任民国的总理唐绍仪，这个对中国的现代化和近代化起了很大的作用。邓小平可能是在近代中国很有幸有这么样一个伟大有远见卓识的这么一个领导人，他这种务实的精神，他的这种国际视野和他当时在欧洲包括在苏联留学这五六年的经历完全是密不可分，改革开放的政策里面，第一个政策就是恢复高考，这个直接跟人才有关， 开放这个政策他第一个提出来就是派遣留学生。 该纪录片共分为五集，每集46分钟。全部采用高清技术拍摄，多维度运用纪实手法，体现所拍摄的人物主体的留学、归来、创业经历，并配以人物访谈、后期特效制作等多种电视表现手段，力争打造成一部海归创业的电视记录片精品力作。 《海归中国》电视纪录片共分为五集： 第1集：风起。 过去的三十多年间，中国与世界从未如此亲近，海量而多元的世界文化随着人的自由流动而竞相绽放，在碰撞中熠熠生辉。曾习惯于旁观的中国人，自在自信，大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开放，使中国参与全球化从一马当先，到万马奔腾。 本集重点关注现代观念的启蒙者。案例包括：新东方创始人徐小平；放弃海外优厚条件，回国工作的一流科学家施一公、饶毅等。 第2集：潮涌。 国外有个雅虎，中国有个搜狐，国外有个亚马逊，中国有个当当，国外有个谷歌，中国有个百度，海归创办和管理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新经济的主力军。伴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的步伐，这批企业家把理念带回故土，让想法变成了产品与服务，他们也在这一过程中，以前人无法理解的速度，创造出有形与无形的巨大财富。 本集重点关注风起云涌的海归创业潮和创业者。案例包括张亚勤、沈南鹏、田溯宁、于刚等海归创业家。 第3集：改变。 全球化带给中国的，远不止两位数的GDP增长。更深远的改变，正在广泛的社会领域进行。越来越多的概念被接受，越来越多的案例被引进，越来越多的海外人才找到新的创业契机。中国本土公益模式，早期基本上或多或少都受到国际上的影响，海归回国后对于推动中国的公益事业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本集重点关注改变中国环保、教育、医学的海归创业者。案例包括朱伟卿、廖晓义、吕朝、杜可名、蔡史印等海归人士。 第4集：选择。 当留学从精英转向大众，当海归褪去曾经的光环，游历他国的岁月或许只化为一种经历。但更广阔的视野，更多元的品味，更自信的表达，将赋予年轻的海归更多选择的可能。 本集重点关注多元生活方式的倡导者。案例包括：宗馥莉、高晓松、洪晃、朱玮卿、服装设计师张娜等。 第5集：激荡。 当传统理念遭遇国际思维，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百年之前，留学精英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领域除旧布新，启动国家转型；百年之后，新时期的海归仍在坚持以自身行动，寻找推动政策进步的空间。由此而引发的理念交锋，观点激荡，势必更加广泛地回响在中国当下，也势必影响着中国未来。 本集重点关注制度创新的试验者。案例包括：中国证券市场奠基人高西庆，“控烟斗士”杨功焕、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等。 《海归中国》电视纪录片开播后，引发媒体广泛关注与热评，《文汇报》头版以《大时代召唤“海归中国”》为题，对五集电视纪录片《海归中国》所讲述的中国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回国创业发展的海归精英群体的“家国情怀”给予了高度评价。 此次与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海归中国》记录片，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继去年与新华社电视总台联合策划，并提供智库独家支持的《中国留学生》电视记录片之后的，又一个集中反映“中国留学海归潮”的电视版海归主题纪录片。
2014年7月9日 -
黄靖：中国周边外交面对干扰要有定力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6月2日电（记者 陈济朋）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说，面对美国战略中心向亚洲转移及日本谋求军事正常化的干扰，中国要有足够的定力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以合作发展促稳定，但面对挑衅也要坚决回应，不过身段要软。 黄靖在香格里拉对话会间隙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和日本在这次对话会上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制造干扰。 “现在美国和日本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跑进你家后院，放把火，然后说，嘿，你看起火了，你得负责。中国在不断地往火上浇水，他们在不断地浇油，那你怎么办呢？南海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他说。 黄靖说，中方的确应该对美国和日本的言论做出及时回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边大喊和平，一边却又大喊日本要在区域安全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将悖离日本自卫队的性质，如果日本自卫队跑道世界上，跑到亚太来介入安全事务，自卫队将名实不符。安倍的做法不但违背了日本和平宪法，而且在把违背宪法的行动推向了整个亚太地区。 他说：“亚太地区要对此保持警惕，因为近代历史上，亚太地区虽然也有西方的侵略，但给整个亚太地区造成重大灾难的只有日本的侵略行为。而且安倍作为首相，到今天还去参拜靖国神社，还去把《零号战斗机》（宣扬二战中日本军队精神的影片）推为最感人的影片。在没有最惨痛的历史教训做出回应的情况下，这合适吗？这不但违反日本宪法，也是对战斗结论和历史的公然挑战。” 安倍在5月30日的开幕晚宴上称日本要在国际安全领域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并将日本美化为国际法和国际和平的维护者，在粉饰之后说日本要修改宪法，谋求集体自卫权解禁，对外输出防务装备。他也否认日本和中国在钓鱼岛主权上存有争议。 黑格尔也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指责中国单方面以强力改变现状。但黄靖说，美国的做法就是在中国的后院放火，然后火上浇油。“你不能让放火的人充当裁判来评判救火的效果和速度。而且美国也不止是挑拨离间，其行动也在破坏亚洲和平稳定，比如对一些有争议的、不负责任的国家进行支持，作为大国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在会议上回应日美的指责，但花了更大的篇幅来阐述中国的亚洲安全观，即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和可持续安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也在一些场合阐述了中国的安全观。她说，中国的安全观是基于本区域多年经验的总结，通过合作发展寻求共同安全。２１世纪的安全也需要是共同安全，而非为了盟友的绝对安全而罔顾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关切。新世纪的安全也应该是综合的安全，这符合非传统安全挑战上升、与传统安全挑战并存的现实。 黄靖说，他认为中国阐述的安全主张符合地区发展大趋势，因为发展是安全的根本保证，合作发展越多，各个国家就会越来越连为一体，相互依存。整个区域一体化是必然的趋势，如果大家都把重点放在经济领域，加强一体化，就会促进共同安全。 黄靖也说，对于中国周边外交不能但看纷乱扰攘的表面，而是要看发展趋势。美国向亚太区的转移并无多少真正的支撑。现阶段的中国在外交上有挑战是自然的，没有挑战才不正常。那些看到中国周边外交表面乱一点就认为中国需要调整外交策略的看法并不可取。中国要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 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其他一些专家也关注中国提出的亚洲安全观。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说，中国提出新的促进亚洲安全的思想是好事。中国的外交战略已经不能太过被动，而是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分所负责人蒂姆·哈克斯利说，这是比较理想的思路，但要实现也有挑战，还需要考虑地区大国关系的基础性因素。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明江认为，中国提出的亚洲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思路长远来看应该是唯一的出路，但短时间内要被广泛接受还有挑战，因为它会削弱目前以双边为基础的安全架构。（完） 文章选自新华网（2014年06月02日）
2014年7月8日 -
一道紧迫题的必答
王辉耀教授表示：“移民政策改革是奥巴马在他第二任期内最重视的施政重点。可以预见，美国的移民法案一旦经国会众议院通过，将对中国人才吸引产生巨大影响。”现今，中国如何放宽“绿卡”政策已成为——一道紧迫题的必答 之前与在美国留学的同学联络，问其当地是否有什么人才引进新举措，同学说美国政府最近在酝酿一个允许高技能人才配偶在美工作的草案。这个消息，我们从王教授口中得到了证实。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就移民政策改革发表有关讲话，并动用行政手段推出两项移民政策新规，一是允许H1B 工作签证持有者的配偶在等待绿卡审批过程中在美国工作；二是更新现有法规，让来自一些国家的专业人士更便于在美国就业并永久居留。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外人才”吸铁石，正在加紧自己的移民政策改革，以更大的力度引才引智。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新一轮的国际人才掠夺战已然展开。 记者：国际人才竞争的趋势是什么？ 王辉耀：第一，全球人才流动的速度在加快。按照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有2 亿多人不是在他们的出生国工作和生活，这个占到了世界总人口的3%以上。其中接近1 亿是技术移民，主要是流向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这能看出，人才的流动主要是高层次人才流动在大幅度发展。 第二，各个国家更加重视人才。人才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短缺的。据研究，在全球大约有三分之一的雇主雇不到合适的人才，所以说大家都在抢人才。各个国家都开始启动各种人才签证计划，包括人才签证，像英国这么传统的国家也开始启动了，加拿大在去年增加了1 万个加拿大联邦移民的名额，包括经验移民。澳大利亚也在增加技术移民。不光是人才，我们现在连农民工跟普通劳动力都是短缺的，比如说像东莞在过去这些年，农民工走掉了相当大一部分，我们沿海现在都面临着人才紧缺、人才短缺的问题，这个值得我们关注。 第三，移民制度已经成为竞争的一个主要的方式。比如说像美国每年移民达到了14 万到15 万，每年都这样。加拿大也有十几万，澳大利亚也有十几万，还不包括新加坡和欧洲的国家。俄罗斯、日本现在也都有了相应的移民制度，包括中国台湾也在4 年前成立了台湾移民署；就中国大陆来看，目前还没有这些移民制度。我觉得在移民竞争方面我们现在还没有把这个顶层设计提上日程。 第四，招收外国留学生也成为一个有效的手段，这也是人才竞争的一部分。我们发现，中国现在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向美国输出连续三年第一，不光是美国，像俄罗斯或者像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都是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我们现在人才流动，从中国角度来看，进入了一个人才大流动、大循环的时代。 第五，各个国家都在争夺高层次人才。根据OECD 统计，世界顶尖的科学家在美国有62%，美国培养了40% 以上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自然科学领域，而且美国聘用了70% 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美国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包括高科技创新，在1995 年到2005 年这10 年间，25% 的美国高科技公司创办人来自国外，加州这个比例更高，超过了40%，硅谷超过了50%。像我们熟悉的谷歌、雅虎，它的创始人都不是出生在美国。这可以看出人才对于一个地方经济的重要性。中国现在也需要这样大量的引进性人才，比如说回来一个李彦宏，创造了百度，那么可能提供2 万个就业机会，而且都是大学生的就业。 第六，各个国家不断在出台一些新的吸引人才的举措。例如说，加拿大、北欧对人才提出税收减免，新加坡还给予财务补贴吸引外国人才，像英国、瑞士、印度还签订了双边人才协议，包括一些特殊的招聘等等。现在大学都办到国外去了，像新加坡，现在专门有国际大学去新加坡办学，韩国也是这样。还有到海外建立研发机构的，据商务部统计，现在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的研发机构已经超过了1200 家。所以我们能够看出一种趋势，各个国家都越来越重视引进人才了。 记者：我国的国际人才战略是什么？ 王辉耀：我觉得，中国目前可以利用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和一些机制、政策，要做的就是留住我国的人才不再大量流失，而且促使海外高层次人才大量回归，而且在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要大量吸引外籍人才。中国现在人才太单一，如果我们开放，则天下人才为我所用。我觉得中国在遏制人才流失、主动吸引和争夺外籍顶尖人才等方面做的还是不够。 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要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优势，这是第一次提出来。我们看其他国家，都是非常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我们要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应该怎么办？这个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实际上，中国也有这个方面的战略，比如说2010 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我当时也参与了纲要的起草工作。而且中国现在也开始出台各种人才计划，比如说前几年的“ 千人计划”以及“青年千人计划”，还有“外国专家 千人计划”，包括也出台了人才特区的政策。我觉得人才特区这个概念挺好，前30 年我们是靠经济特区，未来30 年可能是靠人才特区，或者是人才改革实验区。当然，前面这些都是针对海外人才，去年出台了针对国内人才的“万人计划”，这些都具有中国特色。除了这些计划以外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教育部、人力社保部、中科院的“长江学者计划”等。我国的人才计划还是相当见效的，比如说“千人计划”一共有3300 多人，其中正教授引进的数量是过去20 年的总和，这个数量还是很大的。包括我们现在也建立了全国160 多家留学生创业园，在国内创业的人也很多。还有一个值得注意，去年我们还出台了一个《出入境管理法》，我这里面提了一个建议，就是人才签证。我们通过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建言献策，在4 月份增加了这个概念，6 月份的时候就把这个概念写进了《出入境管理法》。因为我们认为《出入境管理法》不仅是怎么加强管理、怎么安全防范，还应该体现一个人才概念，我们要吸引人才。 记者：面对激烈的国际人才掠夺竞争，中国需要完善哪些政策？ 王辉耀：第一，提升战略法制化的水平。我们有太多的计划，比如说《移民法》、《投资移民法》、《技术移民法》都应该出台。2003 年第一次人才工作会议召开，当时参加会议的人跟我说，胡锦涛总书记问，我们的《人才移民法》和《技术移民法》什么时候出台？10 年过去了，这些还没有出台。我觉得我们应该提升我们的法制化水平。 第二，绿卡发放的范围应该扩大。不光是在我们这个范围内，而且应该更多放宽，比如说印度发了1100 万张，中国现在才发了4000 多张，我觉得这个差距太大了。 第三，还要行政审批简化，包括外国人到中国来的待遇以及他们的工作签证等等，而且社保、医疗管理等等各个方面都要进一步完善。 第四，中国《国际法》应该考虑适当修改。1980 年通过的《国际法》规定，中国公民只要加入外国国籍就自动丧失了中国国籍。这就等于把你开除了，就是取消你的户口、吊销你的身份证等等。美国是什么情况？你要放弃你的美国护照，对不起，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要申请，要请律师或者是法官，或者是去使馆，还要看有没有付齐美国的税务和债务等等。你要放弃美国国籍非常难，美国也不取消你其他的证件，它实际上相当于默认。我认为这个方法是大部分国家采用的，也是值得中国参考的。 第五，政策的便利性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觉得还应该提一些建议，比如说出入境管理政策刚出来的时候，提出外国人到中国来的签证是六个月，后来就减少到了三个月。结果《中国日报》、《环球时报》上很多的外国人发表文章，说如果是三个月的签证，那么我就不来中国了，我来中国找房子也得找三个月，你得给我点时间才能适应这个地方，没有六个月的期限，我怎么到你这儿来？所以后来又恢复六个月。 第六，应加强人才库、智库的建设。这方面我们比较落后，像国内现在专门研究人才竞争、研究人才的智库是非常少的。第七，打开体制内、体制外的限制，提升现行的人才制度的国际化程度。现在我们人才利用主要局限在科技、教育，但是体制内、体制外我觉得开放得不够。最近中央统战部也在作新的调研，中国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这个也是中央统战部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就是怎么样来更好发挥留学人员的作用。我有一个建议，中央统战部实际上是作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为什么不可以让更多留学人员参与到政府部门来，提升政府国际化的运作水平。包括公务员的招聘，也可以专门为海外的这些留学生开放。我们现在有国内的硕士、博士到西部挂职，为什么不可以有海外的硕士、博士到国内挂职呢？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最后，实行普惠制的人才政策。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能施行很多政策、推行很多计划，但是从长远来讲，还是要靠市场化，还是要有一个普惠制的人人都可以享受的政策，这样，人才流动才是一个自然的流动。来源：《求贤》杂志
2014年7月3日 -
丁学良谈香港管治历程：事不做绝 族群共存
今天的香港也许不是中国族群最多样化的城市，但肯定是族群融合最好的城市之一。除了弱势群体不断的抗争去争取，统治者的治理技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以香港的经验，那就是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要建立基本的信任，比如，不去触动各族裔的信仰、生活方式、传统文化；在经商业务方面，给他们基本的自由空间，使他们的生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还有，有一套值得信赖法律体系，让每个人对平稳的秩序有预期。 在亚洲范围内，香港对弱势群体的治理算不上最好，还比不上台湾，但由于160年里作为国际性的开放城市，香港容纳了来自各地的移民类别繁多，有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参考。 英国人管治香港时期用很少人统治很多人，很少发生大的社会冲突，这是怎么做到的？ 对于香港，外地人常有这类疑惑：在英国统治时期，香港人没有普选权，议员大部分也非民选，为什么那时可以接受？还有人说，在很长时间里，香港公务员贪腐也很厉害，在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并有效运作前，连消防员救火都要行贿，香港法治其实也没多久……这些都大体符合史料，香港人在英国统治下遭受多种歧视，不同族裔之间地位不平等，权利也不平等，香港社会也因此抱怨多多。 1997年前香港华人受到的文化和经济上的歧视有诸多方面。香港华人普遍用广东话交谈，较好的学校里用的课本多是英文，越高级的学校英文课本用得越多。但绝大多数学生课堂之外并不说英文。由于口语与文字脱节，大部分香港华人写作既不善于使用纯正的中文，也不善于使用纯正的英文。这种情况，就职于普通行业可以，进入高级专业领域就不够了。香港的管治系统都是以英文为工具的，很多华人因此被排斥在高级职务之外。 英国统治时期，招徕很多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南亚人。这些人来香港几代了，广东话也能讲一点，但不太能读中文，能写的更罕见。他们绝大部分只能做技术含量低的劳工，拿低收入，只有极少数才经商成功很富有。不会读写中文，很难被招聘进大中型公司，香港毕竟是华人社会。他们近年来抱怨政府没有为他们的孩子学中文提供足够的资源，致使年轻的南亚人失业严重。在香港谈到少数族群受到不公平待遇，多半是指这些。 重庆大厦在国际上极有名，里面的廉价旅社住着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客，以南亚和非洲人为主。此外是开餐馆和销售店的，大多数业主也是南亚族群的。“国际倒爷”们以此为中转站，把华南地区的商品送往半个世界。这里面的南亚非洲人只要是合法身份的，十几年后就能发财致富。他们是中低级全球化的活跃推手，不太存在族群融合的问题。 历史上还有越南船民问题。越战后，1975年有近四千名越南人避难进入香港。后来香港成为“第一收容港”，到1980年超过10万越南人进入香港。1975年至2005年，香港总共收容了超过20万名越南人，其中14万多名获得外国收容，6万多名被遣返。至2005年年底为止的30年来，只有1300多名以难民身份获准在香港永久居留。这主要是跟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相关；在1970-1980年代，香港周边的地方都比较糟糕，香港才承担了这么多的责任。联合国难民署还欠香港大笔钱，但因为留下来的人少，没造成大的族群融合问题。 总的来说，香港的华人和少数族群在1997年前虽然也受不同程度的歧视，但情况没到很糟的地步。英国人的统治和日本侵华的统治方式不同，在日据时代，香港人也是亡国奴。在英王治下，虽然很多方面是二等臣民，但香港华人却是享有基本人权的。少数族裔也大体一样。法律框架约定了一个文明底线，保证了香港各族群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空间，享有经商从业的自由，否则英国的统治不会那么安稳。 连华人高级知识分子也会长期受到制度性的歧视。在高校里，比如在福利待遇和住房上，华人教授都远比不上洋人同事。这个制度是挂靠在香港政府待遇体系上的：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其统治阶层必然是来自宗主国的洋人，他们必然要获得顶级待遇。香港的高校作为政府资助的公立机构，其教员福利就依照公务员体系，洋人一等，本地人二等。但英国的统治在其他方面并不严苛粗暴，本地人尚可忍受这种软性的专制统治。给华人教员的待遇虽然比不上白人的，但也有契约的保障。 殖民帝国曾经有两种护照，一种是英国本土居民的，一种是海外殖民地居民的，二者最大的区别是永久居住英国的许可。1997年回归谈判时，香港华人1997年后就能拿到新的特区护照，但中国不愿意给非华人特区护照。特区护照目前可以全球免签150多个国家。英国也不肯给香港的非华人英国本土居民护照，只想保留他们的海外居民身份。英国那时的人口不过五千多万人，如果都变成英国本土居民护照，承受不起。当时很多人为此游行示威。 英国人的殖民统治无法消除种族性的歧视，但他们做得比较聪明，除了上面说到的给被统治者基本的人权，统治阶层还挺注意自己权力的行使边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会去触动殖民地各族裔的信仰、生活方式、传统文化；在经商业务方面，给他们基本的自由空间，使他们的生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同时，他们使用来自英国的那一套法律体系，给当地人提供了平稳的秩序，而这是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市认可的公共行为规范。 他们还非常善于吸收和培养当地的精英分子，把他们送到英国留学，然后容纳进香港的治理体系。英国文明是现代世界的主流文明，其生活方式、价值理念，都被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中上层社会认同。 这套系统对于当年香港居民还是很有些吸引力的，觉得跟它连在一起，未来总会更加开明进步。英国在这一点上做得巧妙，即使是后来已经独立的国家，其精英阶层还是继续把孩子送到英国去受教育。巴基斯坦、印度都是这样，他们对英国的法治和商业文明，有根深蒂固的认同。这使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有一种基本的信任，省去了强力镇压的必要。 此外，英国几百年在全球搞殖民主义，管治过各种族群，练出来很多人才，知道怎么去跟当地人相处。二战后，大多数殖民地都独立了，于是大批的管治人才来到香港，提升了治理的水平。 文章选自《南方周末》（2014-06-12）
2014年7月3日 -
《侨报》：中国智库数量仅次于美国 全球排名第二
记者/杨早早 2014-6-27 在2014年6月27日于北京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举行的“全球智库与中国国际化智库发展”研讨会上，来自美国和中国的专家学者表示，中国智库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麦甘认为，思想领域的全球化竞争已经开始，而智库就是“思想产品”的创造者，为国家的全方位发展提供智力支撑。目前，中国智库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越来越多的中国智库组织被国际上所认可。在其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中，中国智库在数量上以426家排名全球智库“榜眼”位置，仅次于美国。 詹姆斯·麦甘指出，智库的作用是研究、分析和将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政府决策。中国的智库在研究和分析上做得很好，但是在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上，还有待提升。 2013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作出重要批示，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把智库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强调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等“硬实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而中国社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更大进步，还应该包括“软实力”的发展，即思想观念、文化教育方面的突破，而其中政府决策、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改革更是关键因素，这些都需要智库发挥积极的影响作用。 他提出，除了官方创立的智库，中国还需要民间智库。如果中国有大量真正独立的、高质量的民间智库产生，那么，中国政府的对内对外决策就能集聚各方面贤能的合理论证和声音，从而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2014年7月2日 -
隆国强：上海自贸区探索的很成功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定于2014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3时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吹风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隆国强介绍我国对外开放最新进展情况，并答记者问。以下为部分访谈实录： 深圳卫视记者：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隆国强主任在这里，我也向您提过一个问题，关于深圳浅海实验区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请隆主任评价一下，一个是上海，您刚才提到上海自贸区的这个试验，目前来看进展怎么样？因为上海出来之后，各地包括广东也在申办自贸区，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批复？谢谢。 隆国强：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去年经国务院批准以后，是在9月29日揭牌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000多家企业在里面注册。因为上海自贸区原来是四片海湾特殊监管区，原来就有企业，所以加上以前所在的企业，有一万七千家企业在里面运作。这里面大部分注册企业是服务类的企业，有商贸服务的，有物流的，当然也有做金融的。 上海自贸试验区，按照国务院批复，已经有很多改革的举措。建立上海自贸区的基本目标就是为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涉外经济体制的改革(当然蕴含着开放)来探路，希望能够里面探索出一些可以总结、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经验。在贸易的便利化方面应该说有很明显的进展，这里面包括比如说监管部门，海关、检验检疫部门互相信息共享，真正做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通关，通关速度大大加快。我昨天晚上看了新闻报道，原来一辆车通关要6分钟，现在只要40多秒钟，应该说效率大大提升了。 在开放领域，首先是服务贸易的开放，从国务院批复的文件里面，第一批规定了六大领域、18个部门，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里率先对外开放，这里涉及到金融、教育等等，也有新的企业在里面注册。同时更重要的是，在里面探索所谓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对外资管理新的一种体制。背景是，现在全世界大概有70多个国家，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对外国投资者实行了负面清单的管理，我们现在正在和美国就双边的投资协定进行谈判，负面清单的管理是投资协定里面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我们也还和其他一些经济体在谈自由贸易安排，有些还是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比如我们在谈中韩的自由贸易区，还有中澳的自由贸易区谈判，还有中国-东盟自贸区要升级打造2.0版。这些高质量、高水平的自贸区里，也包含着对投资者实行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管理方式，这和我们以前针对外资的管理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需要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做一定的试验，应该说在上海的试验还是受到了投资者欢迎的。 在对外投资领域也有很多新的试验，在这个试验方案里，特别强调要探索我们自己对外投资的新的管理体制。大家知道，以前我们对对外投资有一系列的审批，有时候审批的程序还比较复杂。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里面，对外投资是备案制，简化了手续，速度大大加快，而且还在探索用人民币对外投资，这实际上是对外投资和金融开放相叠加的一些新的领域。我看媒体上报道，比如说“弘毅基金”是第一单在上海自贸区做了对外投资，感觉非常好，因为它减少了大量的审批，政府的服务、金融服务都大大改善。当然还有其他的领域，在贸易领域、在政府的审批，都做了很多探索。 应该说，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还是推进得很顺利，大家现在考虑的是，中央政府在考虑怎么能够及时总结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探索成功的好的经验，比如上市登记制度迅速在全国推广，从地方政府来说，很多地方政府都非常积极，希望能够在本地设类似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地方政府有这种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积极性，这是件好事情，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央政府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设想，和地方政府通过设立自贸区来加速本地发展的愿望，一个好的结合点。但是我们要避免一哄而上，中央政府还需要进一步统筹规划，真正从各方面的特定的优势出发，像三中全会说的，选择若干个地区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现在有很多方案相关部门正在审批。
2014年7月1日 -
可持续发展需要新标准体系战略——第二届“战略思维高层论坛”发言辑要
2014年5月30日，第二届“战略思维高层论坛”暨第三届“战略与决策高层论坛”在中国科学院科研楼召开。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商可持续发展热点难点问题，务实提出和讨论对策方案。 段培君（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 当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三大挑战：一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和经济转型的后续动力；二是某些环境负载达到极限状态，直接威胁国民健康；三是产品质量特别是某些关系国民健康和权利的产品质量挑战法律、道德底线，威胁国民的生存和公共生活。这三个方面都要求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新标准体系战略。该战略的目标是针对上述挑战，确立包含经济绩效指数、环境绩效指数和社会责任评估指数的新标准体系，改变评价体系或全或缺、畸重畸轻的局面，以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责任的综合评估。该体系应覆盖国家、区域、企业三个层面的行为主体。鉴于国家在推行绿色GDP评价体系中的经验教训，在经济、环境和社会之间的复杂性系统模型尚未形成前，可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分别形成经济、环境和社会责任的评估体系，由执行主体在实践中予以综合。 新标准体系战略的提出是中国经济、环境和社会规范性治理的要求，要求法治进程的相向而行。不仅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而且需要评价主体、机制和运作的法定构架。 陆大道（中国科学院院士）：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和民众需要做好迎接中速增长的准备，更加注重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和协调发展。 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十五”至“十一五”时期是超高速的，“十二五”以来是高速。人们在发展社会经济时习惯于指数增长，但是指数增长具有欺骗性。经济增长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能源、矿产、淡水、国内外市场、环保设施等难以得到相应的增长，可持续性难以保证。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就业率问题。目前经济增长率下降、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等都使就业率增长受限。解决该问题应改善企业的规模结构，在发展大企业的同时尤其注重对中小企业的培育；改革教育体制，培养技术型人才及中高层次人才，满足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着重发展社区服务业，发挥服务业的就业优势；大力建设新农村，吸纳广大劳动力就近就业，缓解城市就业压力。为保证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应实行节约资源的全民行动和全民教育，适当降低城市人均用地标准，建立城镇用地经济密度指标和区域性国土开发强度指标。 艾博思（Robert G. Eccles，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国际可持续发展及报告标准协会主席）： 中国的大型企业尤其是国企，应该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带头作用。为此，可以实行三步走的方案。 第一步，中国企业应采用整合报告这种评价体系。简单来说，整合报告要求企业在报告经济状况时必须列出企业对环境和社会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整合报告评价体系是在2013年12月国际整合报告委员会宣布的“国际框架”的基础上提出的，它有几个原则，如战略重点和未来方向、信息的联通性、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重要性原则、简洁、可靠性和完备性、一致性和可比性。第二步，公司的董事会必须发布年度重大事项和公众影响说明。通过这个声明，企业展示出自己的产业规划和发展战略，人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企业支持了哪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第三步，企业的高管们可以使用新型管理工具——“可持续发展价值模型”，来确保投资的正确性。这样既满足了企业自身长期可持续发展，又对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基于中国对可持续发展价值的认同，中国企业采取上述三步走的措施是必要的、有价值的，并应在这一过程中寻求最好的实现形式。 张伯赓（Julian Chang，清华大学苏世民学院副院长，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 可持续发展必须放在全球化的环境中解读。全球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核心挑战：经济发展已经超过地球的承载能力，形成生态赤字，必须尽快做出真正转变。人们目前的生活方式建立在大量消耗全球自然资源并不断制造垃圾的基础上，消耗和污染的速率已经远超过地球生成资源和化解污染的速度。 政府和企业可以通过以下三步互动过程推进可持续发展。一是意识的警醒，可持续发展方面面临的挑战必须为全民所关注；二是在整合中改变，使国家、企业和社会融合于可持续的整体进程；三是评估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实际成效，形成发展机制。这三步可以形成良性循环。在全球层面，各国要致力于为所有公民创造更好的环境；在企业层面，在盈利的基础上追求员工和顾客的满意度；在个人层面，每个人要增强对周围环境的意识，学会和唯一的地球和谐相处，以观念和行动来推进可持续发展。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人不仅是我们发展的价值目标，也是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参与因素。当前阻碍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的因素之一就是“人”的不可持续，主要有以下三方面问题。首先，中国的高层次人才发展不可持续。中国的高层次人才面临着“出得去、回不来、留不住、不重用”的状况，使中国成为长期以来的人才输出国，形成巨大的人才赤字。其次，中国的教育发展不可持续。中国的教育水平和质量与国际相比有很大差距。再次，中国的产业发展不可持续。老一代农民工难留城市，新一代农民工尚未真正形成。这导致低端制造业不可持续，但高端制造业又缺乏人才支撑，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任务艰巨。 我们至少要采取三方面的对策：其一，加紧制定完善中高层次人才具体政策，尤其是签证、移民等方面的政策。其二，改革教育体制，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逐步完成中国教育去行政化，使教育部门回归学术、科研本位，优化课程设置，改革教育方式。其三，逐步放开城乡二元体制，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和创新型企业，提升产业层次。 诸大建（同济大学教授、公共管理系主任）：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应建立基于生态限制原则的可持续发展的包含模型，以此确定我国可持续发展政策创新的目标、原则和路径。通过这一模型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六个五年规划中经济、社会、环境三类政策的比重和关系可以发现：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是中国单项政策倾斜性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是发展的主要内容。1992年中国参与21世纪议程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开始在理论上注意到三个支柱的发展，并在2001年的“十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的思想，在规划编制中逐步重视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2006年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普及与深化，中国的五年规划政策有了环境引导发展趋势，但是在理论上仍然停留在并列或者融合的论述上。因此，当前迫切需要开展基于包含模型的政策理论、指标和工具研究，以便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真正能够走向有强可持续性特征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以此为基点，中国未来发展要努力实现两个意义的脱钩。一是在经济增长达到3000美元以后，经济增长的成果应该更多地转化为社会福利；二是经济增长要注意与资源环境的消耗脱钩，即以较少的资源环境代价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这是中国未来基于可持续发展包含模型的政策创新方向。 （王甜甜 刘欣整理）
2014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