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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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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互联网金融将跃进至个性化服务
4月10日，瑞士银行中国区主席兼总裁李一接受腾讯财经专访时表示，中国的金融改革，正在为财富管理行业创造巨大的空间，其中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为财富管理行业带来了积极的改革，他认为，现阶段提供标准化产品的互联网金融仅处于初级阶段，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将是互联网金融的未来。 金融改革难关待解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和2014年两会之后，金融改革的议题变得非常热烈。李一指出，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到了，必须要再进一步完善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时候。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正常的经济社会现象，它也要完善自己内部的体系，来满足社会进一步的需求。另外，新的社会因素，包括互联网等因素，也催生了它改革的动力。所以整体来讲，目前金融改革的势头迅猛，但改革的困难较多，不过改革的前景激动人心。 金融跟其他事物一样，都有它内在的规律，有跟它相匹配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发展基础。李一认为，金融在中国的改革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但是目前整个中国的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板块，中国高层讲话里面提到，要破除众多改革当中的阻力，这体现出改革一定会触及到很多利益集团，包括习惯的力量，很多事物是按照过去的规律延续下来的，这些改革难度很大。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也在深入改革，包括行政管理方面，中央要拿出新的政策和方法进行改革。行政管理里面很多方法跟金融改革是同步的，因为金融监管改革也是改革的一部分。 “国企改革也是一个大的难关，国企的领军人需要对金融有正确的认识，金融不仅仅是简单地融资，这只是金融当中的一个功能，金融有很多功能，包括盘活资产、合理分配资源、降低交易成本，使企业、社会的财富增值，令投资者受益。 金融里的风险意识，被经常被业界谈起，但真正把它提到专业角度和社会现象来讲，这需要金融文化改革来推进。所以说，金融改革应该讲是一揽子的改革，是系统的改革和思维的改革，其中也包括技术性改革。 在中国进行金融改革的同时，中国的国民财富也在迅速增长，财富管理的需求日益壮大。李一表示，改革三十余年，给中国的经济创造了很好的平台，未来5年、10年、20年，将会对财富的配置、管理提供一个非常强大的物理基础，这个财富管理行业空间广阔。 互联网给金融业带来改革利益 在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李一指出，互联网金融或者金融互联网，它代表过去的两个思维或者两个社会现象在一个时间段的重合，是新的社会现象改更，颠覆了老的做法和思维。从参与者的角度来讲，众多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开始进入金融行业，传统的金融业在互联网时代如何抉择，在这个时候走哪条路，是拥抱这个时代积极改革，还是防范或者是做一部分加强？这都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但总而言之，互联网将会对整个金融产业带来非常大的改革利益。 李一称，瑞士银行作为金融板块的一个成员，一方面积极地研究自己整个大公司未来的走向，另一方面在不同的部门当中，合理地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联系。在面对客户上，具体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并没有完全成熟，但是瑞士银行也在考虑利用互联网的思维，一方面更贴近更多有效的投资者，另一方面是如何能够用这种技术产生出更多个体化的服务产品。 “任何事物都有它自身成长的规律和自身的特质，财富管理已经走到了面对个体化服务的时代，它面对的是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人，包括不同的人和不同家庭加不同时代或时期的财富管理这种特殊的服务。由于财富管理的物理技术已经接近成熟，中产阶级也在迅猛地形成当中。另外金融产品现在越来越多，金融交易所也越来越多，中国人对境外的各种金融产品、国际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再陌生，这使财富管理的任务更加艰巨。互联网能够迅速接近客户，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思维运用得好，可以更加强化个性化的服务。“很多人一开始讲互联网基本上都是标准化的东西，我觉得还不是，互联网将金融很容易达到标准化，当标准化达成后，金融产品可以迅速跳转到个性化服务。”文章选自《腾讯财经》
2014年8月6日 -
冯仑：在纽约投资地产有三种模式
2001年，拉登“强拆了”美国世贸中心，美国要重建，于是我们获得机会，在这栋541米高的大楼的最顶楼，做了一个“中国中心”。12年来，我飞了60多次纽约，获得一些体会，与大家分享。 乡下人到城里人的生活体验 第一个体会，就是我到纽约以后，包括所有的海外投资人，都面临着相当于我们刚从乡下到城里的生活体验。 这种生活体验大体上包括三件事，第一就是什么都不会。大家从乡下到城里，就好像一个乡下妞儿嫁到城里做媳妇，发现洗头水都这么贵，热水洗澡更贵，马桶抽水水费也贵，什么都贵，但是这就是城里人的生活。 在纽约做投资，律师费每天都不得了。所有的律师每天一出门就掐表，在路上的时间都要算我的钱。我们跟他讨论业务，我说话的时间他也收钱，所以就是贵。 所以，大家在纽约投资，一定要有大概投资预算加一倍的心理承受力。 纽约地产投资，太矫情 第二个体会就是投资纽约地产，复杂、矫情。乡下人可以随地大小便，挖个坑埋了，进了城，那叫不文明，有伤风化，所以提上裤子还得跟警察讨论讨论，这个事情该不该办，你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进城了，要在指定的地方办。 所以在纽约，所有的行为都必须按照当地的法律来。 纽约的人均年GDP是6万美元，它有很多特殊的要求。比如说凡是跟皮肤接触的地方，一定只能用美国的材料。我们当时想用中国的材料，便宜点，不行。因为美国人对生活质量有更高要求。 另外，所有的工人只能用工会的工人，只能8小时工作，而且，中间喝咖啡的时间必须保证。 特别是在装修上，成本的60%是人工。所以我们在最后所有的发展项目中一算帐，不断去“褶子”。比如你设计一个房子，里边设计的特漂亮，达到漂亮效果，人工成本就高。所以，现在能理解美国为什么室内都这么简单，要尽量把“褶子”都去了。 在美国，现在所有的建筑都要做绿色建筑，绿色的建筑平均售价比不绿色的要高10%—15%，所以你的建筑不达到绿色标准，你就不可能有客人，至少不可能有特别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进入。但是在这一点上，要加多少成本?一般成本至少加15%—30%，做到白金级。 服务标准特别高 第三个，客户对好东西的要求特别高，而我们这些“村里人”不知道好东西的标准是什么。 如果你是米其林标准的餐厅，盘子的光洁度，不能粘，甚至温度都有要求，这是标准。 我们在原世贸大楼的楼顶上做了“中国中心”，我们做高级用餐，俏江南有兴趣，最后发现太矫情，太复杂，要求太高，弄不了。后来新加坡的人接手做了，他们有国际化的管理餐厅经验。 所有中国人到纽约做房地产，大体上都有这三个心理上的体验，第一贵，第二矫情，事多，第三服务标准高，对方的客户要求太具体，太仔细。 在纽约投资地产的三种模式 第一个模式，财务投资模式。SOHO张欣做的就是这种模式，在一个成熟的写字楼里带有租约，在经济周期下行时，以低的价格买一个楼，管理还是原来的团队，继续收租。 这种财务投资模式风险最小。我刚才讲的这三件事，它都有道理。因为你就是买，买的时候有点律师费，剩下的事，包括运营管理，原来都有成熟的一套办法，不需要投资人额外去花钱。所以这种成功率相对比较高。只要你周期算得准，就OK了。 第二个模式，开发模式。这是万科在做的事情。开发只要你的合作伙伴找对，问题不大。万科现在的两个合作伙伴，汉斯在北京做了公园大道，对中国的地产比较熟悉。另一个合作伙伴在中国有七个项目，这两家公司熟悉中国的开发商思维，在当地又是大佬，所以万科的合作风险不大。万科用它一贯的竞争优势，再找到好的合作伙伴，就能够成功。 绿地也是第二种模式，但绿地目前没有固定的当地牛逼的合作伙伴。 第三种模式，房地产空间的经营。我解释一下这种模式，房地产是干什么的呢？一句话，是创造最有价值的固定的空间。郭广昌和我们一个模式，是拥有空间，结合经营。价值不在制造上创造出来，而在运营当中创造出来。 我们原来做预算的时候，我们没有考虑绿色，后来一看边上高盛已经是金级，那我们只能做白金级。所以我们把“中国中心”新楼都改造绿色环保的。 我们的边上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改造的面积没有郭广昌那么大，已经花了一亿多美金，帝国大厦改造成绿色环保的，花了一亿美金。所以我们碰到的就是贵，整个在空间经营上我们非常简单。 再一个困难是经营。比如写字楼，全中国在纽约写字楼的租户中，中资企业租的所有的面积，加起来不超过十万平米，我们大概是2万平米的空间，复星集团差不多是16万平米的空间，都要面临经营，所以我们只能以当地市场为主，面临的问题就是经营这一块，这也是现在遇到最大的困难。 总体来看，这三种模式在纽约，财务投资的模式要买对周期，开发的模式要找对伙伴，经营的模式要舍得花钱。 举一个例子，我在“中国中心”有一层是俱乐部，俱乐部装修要上档次，一平米要七八千美金，但装修后以后客人到底来多少，在这个时候还是不精确的，我们经常纠结。 另外，设计非常重要。吃饭是社交的媒介，既然要社交，空间的特殊设计和特色风格，才能吸引客人。所以设计是最重要的，光一个灯光设计都几百万。所以现在我们在那做餐饮，不是为了让大家简单吃饱，得有空间的风格，用这个来吸引当地居民，挑战非常大。 总之，在美国有这三种模式，如果大家第一次去投，建议采取第一种模式。如果有点开发能力，找到好的合作伙伴，可以做第二种模式。但是尽量避免第三种模式，因为这个东西就像“村里的人能管好国贸”，我不相信。 中国人在海外投资房地产，优势是钱多人少，决策快，拍脑门快，所以美国人现在知道，这个楼卖给中国人，老板上去拍板就行，不需要看那么多东西。所以我们比较建议大家用前两种模式去做。 我们当时少不更事，比较年轻，12年前，我们跟拉登较个劲儿，你拆了我们建，而且要把“中国中心”放到最高。现在是“面子”上做到了，“里子”能不能做到最高境界？一年能赚多少钱？最后发展怎么样？还要拭目以待，还希望大家今后去纽约的时候去看看。文章选自中国企业家（2014-07-14）
2014年8月6日 -
沈南鹏：投资标准没法衡量
[摘要]：沈南鹏点评中美创业环境差别：1、以前中国创业者都在学习美国，但是现在很多中国的商业模式，在美国却找不到；2、中美之间的同和异：to C业务中美同步，TO B业务中国处于爆发前夜。 以下是沈南鹏的分享全文： 其实在这过去十年里，中美的创业环境变得越来越像了。 十年以前，中国很多创业者都是在学习或者揣摩美国的商业模式。那个时候，中国创业的领域和美国也有些不太一样，中国有不少更偏向于传统行业和现代服务业。但是就在最近5到10年里，中国创业的行业与美国越来越相似，原因是科技尤其是信息科技的发展在两个国家很像似的。我们看到过去十年里，最重要的一个科技革命化的话题，那就是移动互联网。两个国家都具有庞大的消费市场，为这个消费市场服务的科技应用，变成了这两个国家同样的创业主题。 另外，我们看到，虽然一批新的中国创业者还会去揣摩和学习海外好的商业模式，但是更多今天的创业者的想法，来源于自己对国内市场贴切的认识，和对用户习惯的熟悉，从而产生了中国本土独特的商业模式。甚至这些商业模式将来可能走到海外去。我们最近看到的一些成长很快的企业，比如陌陌--这些商业模式在美国并没有，而是在中国创业环境当中看到用户的需求。他们的商业模式比较独特，有可能会走出国门，收到海外用户的欢迎。当然这些发展背后的背景是如今中国创业者逐渐成熟，今天的创业者成长环境优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在第一批创业者，尽管当中很多人也是有IT背景，或者海外留学的背景，但是毕竟以前都没有做过互联网。他们去创业的话，学习海外的商业模式是挺自然的。但在最近的几年当中，我们看到的一些创业者都是已经在互联网公司中摸打过多年的人，他们已经对用户、对产品有了很多实战当中的经验。所以他们在创业时，能够更快地把握中国用户的需求和痛点，对市场的感知会更准确。这也是今天的创业者与十年前的创业者不同之处。这样一种创业者的特征，相信未来在中国，将有机会出现更多优秀的企业，那是原创的想法和一个巨大的本土应用市场的结合。 在中美两国市场，有一个相同的现象：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不少优秀企业的崛起的时间越来越短，所花费的成本越来越低。而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无线互联网的发展确实已经铺垫了很多基础设施，所以今天去开发一个应用，如果能抓住用户的痛点，那么你所需要的成本并不会太多，短时间就能够发展起来。 二是因为移动互联网的规模效应加速。优秀的互联网企业可以很快地达到一个规模，这也是得益于平台的成熟。很多企业就是在几个月的时间，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千万级用户的产品，而这种现象，在过去的互联网时代是无法想象的。在美国我们看到的现象也是一样的，例如Airbnb、Dorpbox、Uber这些公司的成长历史，都是短于在第一代互联网的公司的。这个想象还是令人可喜的，因为我们看到了，技术能够让优秀的产品进一步放大，能够让优秀的企业快速成长起来！ 中美创业者的距离 我感觉中国创业者在互联网应用方面，并不见得比美国的创业者差，而且很多年轻的创业者具有全球视野，很多公司可能一段时间后就会考虑把产品做到海外去。如果真的要说我们还有落后的地方，那应该是在企业级应用领域。这个领域在美国和对C的应用可能是四六开或者五五开，B2C占据了半片江山，剩下的是企业级应用。而在中国，企业级应用发展还是很慢的，可能只占据了15％到20％的规模甚至更小。而这个现象并不是因为创业者本身，还是由于中国市场本身的条件所限制，因为中国产业化的成熟度相对还比较弱，发映在企业级应用里面。 虽然我们在对C的应用领域，还不能说赶超了美国的创业者，但是几乎处在一个同步前进的状况，而且越来越多的应用是很独特的，是根据中国客户的需求而开发的，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企业都是典型的代表。美国市场也有自己本身的特点，他们也出现一些针对他们市场的产品。比如Airbnb，要是放在中国可能就不会那么容易发展起来，因为中国信用体系相对还比较弱。中国的创业者和美国的创业者似乎处在一个同样的发展阶段，在创业者很多特征上，比如年龄、眼界视野等方面都很有可比性。 在采访沈南鹏以前，i黑马曾对外征集外部对他的关注点，热心的网友的提出了以下问题，沈总做出了详细的解答： 问题一：投A轮和投B轮的方法有何不同？ 沈南鹏：我感觉投资A轮和投资B轮在根本上都是一样，包括天使投资也是如此。在一个公司相对早期的时候，不管是天使轮、A轮或者B轮投资思路是相近的。那个时候，公司没有太多财务数据可以看，更多的判断，是要看业务的大方向和团队的执行力，这两点至关重要。 雷军用“风口浪尖上的猪”来形容很贴切。业务上的大方向正确很重要，看看公司所做的事是不是站在行业发展最好的势点上。太早了可能不行，晚了也不行。看看背后的行业推动力是不是足够大，是不是有足够大的空间让企业高速发展。 第二个就是对创业者和企业家的判断。有创业经验的，或者有在大互联网公司工作背景的创业者更会有优势，当然我们也会看到一些草根创业者也有很好的发展。具体到一个项目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是没办法用尺子量化来做的，恐怕更多的是一门艺术。 问题二：BAT也来做投资，狼多肉少，创业者真的不够了吗？ 沈南鹏：其实从十年以前开始，资本在中国一直是不缺的。但是好的创业者，一直以来不容易找到。并且这些好的创业者，也需要时间去打磨成长。我们看的今天很多创业者不少都有过一次或两次以前的创业经验，好的创业项目不是能够催生出来的！我感觉，互联网发展毕竟有了十多年的历史了，已经培养了一批很有经验的创业者和在中大型互联网企业的有经验的从业人员。中国人有一点，和美国硅谷看到的是类似的：很有创业精神！愿意去尝试将自己的好的想法变成一个产品，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优秀的创业者团队会不断涌现。当然投资行业竞争很激烈，如今像BAT这些大公司也在积极投资一些早期项目，但是每个基金都有一些自己不同的角度，侧重的领域也不同。所以在未来的竞争当中，相信大家都能投到一些好的创业者。文章选自《金融界》（2014-06-24）
2014年8月6日 -
张亚勤：未来三十年属于物理化互联网
【IT时代周刊特别报道】中国互联网开始得到发展，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8年的这30年间。这30年间，中国的互联网追逐最新的技术，积极借鉴国外经验迅猛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果。 而以2008年为时间点，接下来30年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方向是什么？目前来看，还没有人说的清楚，讲的明白。 所以，业界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发掘和思考。有的人说是云计算，有的人说是大数据，有的人说是移动互联网，有的人说是社交……说什么的都有，每个人的说法也都有几分道理，但是总给人不全面的感觉。一言以蔽之，大家的着眼点还是在“术”的层面，并未上升到“道”这个等级。 有句话说，你所站的位置，决定你看问题的角度。 作为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张亚勤，在儒雅低调的背后，是对趋势性问题的精准思考和判断。在他看来，未来30年，互联网的发展将走向物理化，未来将是物理化互联网的天下。 其实，微软正在进行的创投加速器所遴选的初创团队里就有不少项目是跟这个概念相关的。张亚勤在接受IT时代周刊专访时也坦诚表示，初创团队通常是最接近市场创新前沿的，他们本身就是一种趋势的代表。在张亚勤看来，隐藏在这些创新背后的，恰是互联网物理化这一关键的点。 互联网的物理化发展是大势所趋 张亚勤大致把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到1978年，那个30年中国在互联网上的发展几乎为零。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到 2008年的30年，这30年是中国互联网不断学习赶超的飞速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其实是互联网是把物理的事物数字化和虚拟化的一个过程，比如人们把音乐、 视频等物理化的真实东西模拟化放到网上，然后再把他们连接在一起。比如，把人和人连在一起就是社交网络，把人和商品连在一起就是电商，把人与信息连在一起 就是搜索。第三个阶段是，2008年到未来的30年，发展趋势将是和上一个阶段相反的，是一个逐渐把数字世界物理化的过程，比如现在很火的物联网、车联网 等，就是互联网物理化的证据。 而互联网物理化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比较大的变化。第一点变化是，互联网开始走向物理世界的过程，比如通过智能 的方式把家里的家电产品智能化。第二点是，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将要发生巨大变化。第三点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会发生改变，随着互联网物理化的过程，人们的生 活将变得更加智能。 张亚勤认为，我们有很多的终端，也可以把互联网的这些模式应用到物理世界里去，然后收集到非常多的数据，用强大的计算能 力进行运算，创造更适合人们的生活方式，但这里面真正的突破其实是智能化。这种智能化既包括智能的硬件，比如机器人，也包括智能的软件，比如小冰从软件方 面入手越来越了解人，它的智力和人越来越相似。对智能化的应用，特别是物理机器人的发展将极大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些机器人在工厂里面的数量会渐渐超 过人类，而机器人本身也可以帮助人类解决很多的现实问题，比如亚马逊会用机器人拉货，谷歌在研发无人驾驶汽车。这些趋势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都会实现。虽然有 的是软件，有的是硬件，但都是同一个道理。 物理化互联网将主宰互联网未来格局 而且互联网物理化所带来的三方面的变化，对互联网未来的规模和影响要比现在大很多。 这一点首先体现在终端数量上，在PC互联网时代是5亿人的规模，到了移动互联网的时候已经是50亿人规模，而到了万物互联网的时候规模将会达到500亿人，甚至会更大。 第二点是，现在的互联网虽是消费互联网，但它会往到商业互联网和工业互联网的方向拓展。GE做了一个比较好的工业报告，提了一个概念叫工业互联网，它的主要 思想是：过去有两个革命，一个是工业革命，一个是互联网革命，这两个革命让生产力增加了上百倍。而下面这个世纪就是工业和互联网相融合的时代，而两者的融 合会产生新的产业，这个新产业将达到现在GDP的30%。工业和互联网融合的方面也非常的多，包括智能电网、飞机引擎、铁路运输、能源产业和制造业等。 但如何让这一切得以实现？其实现在IT技术的发展已经在往这个方向靠拢。目前来看，几个重要的关键技术，一个是大数据，一个是人工智能，一个是云计算。由于 有了大数据做基础，你才能快速高效的收集海量的数据，数据收集完毕，云计算基本的存储和传输能力，就会发生作用，然后再加上人工智能，就可以很好的读取分 析各种挖掘来的数据，最后转化成智能化的服务。所以这三个技术融合，可以让这个趋势变成主流。而且这个大的背景下面，中国会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 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互联网物理化的试验田 为什么呢？首先是从大数据方面来看，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的存在，中国的智能终端数量未来也必然是NO.1，所以由此产生的数据量也是海量的，未来中国将拥有 最大最多的数据。第二个是中国的需求很大，互联网的物理化将改变中国的传统产业，而中国的传统产业需要改变的点非常的多。这里面包括中国的城镇化推进，制 造业的升级换代等。第三个是中国很多的创业者比美国创业者更加大胆，更富有创业的精神。 现在中国很多的企业都在想，怎样拥抱互联网如何拓展技术，这里面包括做保险的经营餐馆的都在想这些事。但美国其实很少有人在想这些事情。举个例子，就美国的零售业来看，亚马逊作为电商公司第一次挤进排行榜 的前十（第十名），就会非常兴奋，而其他九家全部都是传统的商业模式，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其实，电商的发展在美国要比在中国困难的多。其他的如打车软 件，在美国虽然也可以用却要额外交一笔不菲的费用。这都是跟中国有差异化的地方。现在很多领域，中国的发展其实是超越了美国的，而这正是中国的进步之处。 【责任编辑/冯敏】文章选自IT时代周刊（2014-07-11）
2014年8月6日 -
王强：创业最重要的品质是信用
2014年5月29日下午，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王强在腾讯学院名家之声，就“迈向成功的创业者精神”发表主题演讲。 以下为王强演讲实录，有删节，未经本人审阅。 真正做一个成功的大企业，创始人身上最需要什么精神品质？ 第一个，你必须想得非常清楚，你的生命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最后创业胜出的人，全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明确的回答。不是为了钱，他要获得人生另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一张人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用卡。 跟大家分享两个故事。 作为天使投资人，小平老师最近爆得大名。聚美优品他投了18万美金，小平老师这笔投资从2009年到2014年5月16号聚美优品在纽交所上市，已经翻了800多倍，接近三亿美元。 其实这笔钱不是投给陈欧做聚美的。2009年，陈欧从斯坦福回来，要创业的时候。他要做广告植入的一个什么东西，去找徐小平。陈欧一见到小平就讲植入，讲了两个小时，小平频频点头，最后说没太懂。 小平给陈欧投了18万，陈欧拿了18万在中关村租了一个小房子开始做，但是并不成功。后来陈欧转型做化妆品闪购。 小平一听他们转型非常兴奋，幸亏转型了。但是更担忧，说你们三个小伙子，都是20多岁，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怎么做化妆品。陈欧讲了对化妆品和闪购的感觉，小平又一次眼亮了。但是陈欧告诉他，徐老师，我这次来，一个是告诉你转型了，第二个，我通知你一下，不需要你再投钱了。因为上一个公司虽然失败了，但是当时你投了18万美金，这18万美金将成为新公司的股权。 小平老师说非常好，知情知义，必成大事。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陈欧建立了一个信用体系，虽然我暂时失败了，但是请你相信我这个人。他其实已经获得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信用卡。 更令人感动的一个事，是2007年我和小平第一次做天时投资的时候，投了世纪佳缘。世纪佳缘是小龙女做的一个婚恋网站。从投资角度来说，我们当时也不应该投，因为小龙女一直融不到钱，一到资本面前，她就无话可说，既陈述不清楚她怎么赚钱，也没有展现出一个领袖应该展示的势如破竹的魅力。当时国内有几家婚恋网站已经跑到他们前面了，因为他们至少先于小龙女半年融到了一千万到两千万美金不等的资金。小龙女跑出来的概率已经不大了。 我们和小龙女一起喝了三四个小时咖啡，没有听到任何赚钱的主意。但是我当时跟小平说，我说从她身上看到了俞敏洪的影子，女版的老俞，吃苦、耐劳、坚韧，像骆驼一样。 其中还有一个细节，让我和小平认为非投她不可。 小龙女告诉我们，2003年，她做家教，每个月攒下几百块钱。她要买服务器，要上万块钱。她跟一个叫渔夫的网民借钱，渔夫这个人在杭州开一个软件公司，每年赚几十万块钱，渔夫说你需要多少钱，小龙女说，如果可能想多借一点，连生活费带服务器，一共借八万块钱。2003年，八万也不算小数字，但是对渔夫来讲无所谓。渔夫说你告诉我银行卡。第二天，果真八万块钱汇到了小龙女的账户上。后来渔夫就把这个事儿忘了。 到2007年开始融资，小龙女一直跟我们讲一个原则，如果没有当年的八万块钱，我没有今天。所以你们要想投我，你们必须同意，把八万块钱折算成股份。 后来，我们当然被这种故事打动了，当然同意了。渔夫的八万块钱变成了世纪佳缘原始股。 2011年5月11号光棍节，世纪佳缘上市敲钟，小龙女在网上搜寻渔夫这个人，结果发现这个人仍然在网上，仍然每年赚几十万块钱，非常惬意地保持匀速地发展。 小龙女说，你记不记得2003年，你在网上借给一个网名小龙女的人八万块钱？渔夫说，没事儿，当时八万块钱就想送给你的。 小龙女说，我今天通知你，5月11号我经营的公司将在纳斯达克成为中国婚恋网第一股上市，我邀请你作为敲钟的嘉宾，顺便还给你当年借给我的八万块钱。如果按照IPO的价钱，你这八万块钱已经成长了一千倍。也就是说，八万块钱，到2011年5月11号，世纪佳缘的IPO价，就变成了八千万。 确实像阿甘正传一样的神话。当我们跟中影韩三平他们谈的时候，他们要拍成电影，觉得中国还有这样的愚蠢的事情发生。这种愚蠢真正是巨大的智慧。 真正得天下的人，创业精神一个最大的基因是什么？是骗钱吗，是哄资本吗，是哄市场吗，玩脑残粉吗？NO，首先是自己的良知。这两个人获得的不是一摞金钱，他们拿的是人生的信用卡。 哪怕陈欧和小龙女投资失败了，他们再想创业的时候，所有的投资人都会在第一时间，甚至在梦中都会答应给他们钱的。因为这种人生信用卡一旦获得，作为引领者的第一块基因就具备了。 第二，分享你的梦想，让大家一起跟你实现这个梦想。合伙人的精髓是什么，就是分享。 作为创业者基本上都是白手起家的，这个梦想有没有能力点燃你周围的人，这是尝试你能不能成功的第一步。如果连你最亲近的人都没有办法被你煽动起来，你梦想的含金量太低。你作为一个领袖，驾驭全局的能力还是比较缺的。 当年老俞从加拿大游说徐小平，当然小平一下就回来了，因为他待业，只要有一个工作就来了。 老俞当然非常清楚我的薪水，他作为资本家，他很知道怎么有效地控制成本，因为当年在北大我们读的都是马克思的著作，我和小平读的是《共产党宣言》，他读《资本论》，我们是撒热血的，老俞非常懂得控制营收。 他当时跟我说，王强，你现在答应回来，不要跟我谈什么条件，咱们就在新东方起家，咱们把自己的才智扔在这个平台上，看看能做出来什么。你回来，别期望我给你什么待遇，第一个，我给不起。你现在和我在新东方干了一年的收入一模一样，我不能把我的全给你。我说这个没有问题。在新东方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和老俞花过一分钟时间谈个人待遇。 做了三年时间，1999年，新东方大了，有几十万学生，就进行了股份制改造。 东方合伙人的精髓，最后怎么样真正变成生产力？ 18页财务报表和3页审计报表是新东方的故事。新东方在纽交所挂牌上市的时候，我们是中国第14家企业。前面全是国字头的，中石油、中海油、东方航空、中国移动，全是这类公司。 乔布斯说做好一个企业就两个东西，一个是STAY HUNGRY，一个是STAY FOOLISH. 新东方愚蠢的事是什么呢？ 1999年开始股改，变成股份制，大家觉得既然我们都是股东了，我们要跟俞敏洪一样，拥有对这个公司全部的知情权、掌控权，当然这个掌控是按照股份有区别的，但是知情权要有一样的权利，为了这个打了三年。 从作账开始。2002年，新东方全部的利润大概也就是800万人民币，我们请世界五大的德勤来做账，德勤开出450万做新东方一笔账。老俞说，今年做这笔账，大家没钱分红了。大家说，宁可饿着，也要搞清楚公司究竟属于谁的。老俞非常郁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接受了集体的意志，同意花450万。几个月以后，德勤拿出了18页的财务报表，新东方的帐目非常简单。 德勤说没见过你们这样的企业，别说国营的了，私营的更不可能，你们收入这么少，做18页的账要干什么。 老俞非常郁闷，大家做完了以后也郁闷，今年没钱分了。但是幸亏当时大家对物质没什么期待，我回来骑了三年自行车，顶多再多骑一年，怕什么。后来董事会又说，德勤这笔账可不可信，要审计一下，我们最后心里这块石头才能放下来，大家才知道我们是不是作为一个战车往前奔。 第二年我们找到了普华永道，他说你们千万别花四五百万做这个审计，德勤你们应该相信了。我们不相信，我们说一定要花四五百万。最后，普华永道大概一个月出了三页审计报告，说德勤的账没有一个是错的。签了普华永道，盖了章，我们又交了将近450万。 把新东方将近一年的利润都花了，最后换来了21张纸。这21张纸大家非常珍贵，买了一个非常好的保险箱，让会计赶快锁了，人在保险箱在，这里面有大钱，里面存了800万人民币。 到了2004年，突然有一个咨询公司给我们咨询，说新东方会很值钱。我们说能值多少钱，他们扔出一个数字，怎么也值50个亿吧，当时新东方整个市值一个亿。 2004年底，美国老虎基金开始物色中国的教育市场，突然发现了新东方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公司。他们的投资人陈晓红找新东方，有兴趣考虑考虑将新东方作为投资中国教育界的第一个试点。 陈晓红看到德勤和普华给我们做的报表，大吃一惊，说我考察中国那么多企业，没有一个企业拿出这样一个东西来。小红当时说，好吧，我投两千万美金进来，你给个价吧，一个礼拜以后把钱打到你们账上。就因为这21页审计报告，大家知道我们为了一个原则做出来了，不是为了资本市场，不是为了吸引投资做出来的。恰恰，它节省了半年的时间。 当你的梦想点燃了周围人的时候，你要让他们和你一样相信自己的梦想，你真正的团队才会诞生。只有这样，大家才觉得，你虽然是大股东，我虽然只拥有一股，但是我仍然是主人。因此，我全部的才华、心血、努力愿意倾全力为这个平台贡献。做到这一点，才能一加一大于二。 第三，包容。作为创业的老大，最难戒掉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的自以为是。因为这个梦想来自于你，你就觉得天底下只有你能够完成这个梦想，其实这是一种错觉，甚至是幻觉。因为这个梦想实现的层次非常复杂，它要涉及的层面太多了，任何一个简单的产品投到市场，要穿过全部人性的各个层面，你才能最后完成它的销售，哪一环都不能少。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思想的碰撞就成了日常的形态。你能不能有包容能力，能不能变得作为一个倾听者，就变成了你这个核心团队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 要成大事者，必须有胸怀。这个胸怀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刚才谈到陈欧事件，小龙女事件，这个就是胸怀展示出来了，我们可以不担忧他们企业能不能做大。只要胸怀不磨灭，他们永远会找到愿意跟他们奋斗的极优秀的人才。 你作为一个引领者，要历练你的心胸。我想用一个诗句，非常形象地来说明这一点。这是我非常喜欢的葡萄牙诗人佩索拉的诗，我的心只比宇宙大一点点。这一点非常关键，如果你想征服一个人，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论就是，你的胸怀只比他的大一点点，你容得下他，心胸只需要大一点点。比方他就看到十块钱，你只要看到11块钱就可以了，我再给你一块钱，你就拿下他了。当然金钱还是太简单的描述，任何东西，只要你的胸怀稍微比他宽一点点。你要想拿到这个市场，你的视野和胸怀只比这个市场大一点点，你一定拿这个市场，你要拿下中国，你的心胸要比中国大一点点。你要拿下世界，你的心胸要比世界大一点点。文章选自创业邦
2014年8月6日 -
汤敏：详解社会企业与公益、企业的区别
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概念 全世界都没有搞清楚 凤凰公益：洛克菲勒基金会在04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叫Impact Investment的概念，有一些翻译成社会影响力投资，有一些是社会价值投资。这两个版本有什么区别？ 汤敏：我觉得这个从实质上说是没有区别的。但是在中国有一点风险，是什么呢？大家都是望文生义，没有人去认真研究这个定义。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社会企业，社会价值投资、社会影响力投资等等都是一些新的概念，这些概念在全世界都没搞清楚。比如说社会企业，我专门查了一下，大概有40多种定义。 有官方定义，非官方定义，学者定义。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才有10多年的历史，学者还在探索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混乱或者不同的名字，不同的解说，我觉得这个也不奇怪。跟企业不一样，企业可能有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社会企业是企业和慈善之间的一个东西，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想清楚这是什么东西？他背后真正的定义是什么？ 社会企业不以盈利为目的 但需要盈利 凤凰公益：在中国现阶段，社会企业可以分红吗？ 汤敏：我觉得分红不是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当然也有一部分定义就是社会企业不分红，比如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尤努斯教授。 股东最多只能拿回他原始投资的成本，有些更严格的连成本都不能拿，就跟捐助一样。但是也有的认为是可以分红，但股东肯定不是追求分红最大化的，否则跟企业有什么区别？分红不能太高，比如说跟社会平均利润或者说跟银行的存款一样，这个也叫“红”，但是跟一般企业的“红”意义并不一样。如果跟它完全一样，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那就不是社会企业了。 社会企业是什么？他所追求的社会目标的最大化。那么这个目标是什么？不同企业有不同的目标，有的是环保的，有的是扶贫的，有的是怎么解决弱势群体等等。那么社会企业跟公益不同（支出），就是企业两个字。企业是指用企业的方式来做，至少要自负盈亏，能够滚动发展。 所以社会企业是在公益和企业之间的，跟公益不同的就是他是用企业化的方式运作，至少要自负盈亏，而公益完全得靠捐助。社会企业跟企业不同，就是他不以追求利润化为最大目标，所以把这个想清楚了以后，至于分不分红、分多少等等，都比较清楚了。当社会目标跟企业收入之间有矛盾的时候，你以哪个为主，这个是社会企业跟一般企业的最大区别。 只想赚钱就别做社会投资 凤凰公益：现在有很多社会创业者，他们不愿意在社会企业里进行分红，可能怕舆论在道德上的猜疑。如若坚持不分红，会不会对社会投资，乃至之后的上市，包括社会企业交易所的建立造成影响呢？ 汤敏：社会企业的投资同样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如果还是追求利润化，就一定不会去投社会企业，投企业去了。 所以凡是自称为社会投资的，一定不应该以利润最大化或者分红最大化为投资目标，一定是以某个社会目标最大化。看着社会目标达到的如何，达到好的我就给投，没有达到我就不给投，所以分红不分红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但是投资起码得保本，否则的话就跟捐款没有什么区别了。一个最低限度像尤努斯说的，能把本拿回来，把某个问题解决了，就已经很满足了。把本拿回来才能再投一个或者继续支持。 如果有一点小小利润，那这个投资还可以大一点，可以帮助更多的人。那么多出的一点是不是叫分红？你也可以叫他分红，你也可以叫他适度的收益。所有投社会企业股票市场的人，不是冲着股价，也不是为了升值来的，要冲着升值来就到一般的股票市场去，不会到社会企业市场去。 设置社会企业交易市场 可以有效评估好坏 那为什么还要有一个交易所呢？因为有一些社会投资者，说我突然需这笔钱了，我要把他抽出去，另外的社会企业家就投进来，起到一个滚动流动的作用，如果不滚动，不流动，他又跟捐款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个就起到了一个能够有更多的人来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作用），所以社会企业股票市场或者交易所，他的目的不是赚钱，他的目的是让股东有流动需要的时候可以把一部分钱抽回，这是第一目的。 第二目前就是说，有了一个交易所，就可以评估好坏。比如说我有一笔钱，我想支持社会企业，我不知道谁好谁坏，哪个效率更差，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交易所，有几百个社会企业在里头，那么社会企业交易所（就可以起到筛选作用）。第一个要有很严格的透明度，有很严格的标准，第二个要有一个社会指标。 这个社会指标来区别哪个社会企业作得好，哪个企业做得差一些。投资者就不需要到处自己去找，自己去评估，有一个市场就自然给解决了。社会企业交易所可能就是一个退出进入机制。 社会企业交易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市场 凤凰公益：从很多言论看，您是个坚定的社会企业上市派。我个人担心一个问题，如果社会企业上市的话，会不会受到资本市场的左右，会不会演变成社会企业最终为资本市场去服务，你有这种担忧吗？ 汤敏：第一，社会企业交易所一定是跟其它交易所是分开的。是一个单独的（东西），包括全新的规则，全新的方式，全新的人，全新的企业，这些是全新的。 凤凰公益：也就是说资本市场是一个误读，对于社会企业交易所来讲？ 汤敏：他只是叫了交易所这个名字而已，他并不是上交所里头或者在深交所里头的一部分。 凤凰公益：英国、新加坡都在试图建立、或者已经建立了社会企业交易所。他们是如何去架构这个场所的？中国该怎样去构建？ 汤敏：现在网络很发达，他实际上可以是虚拟的。第二，他是非常小众化的，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头，追求社会目标最大化的总是小部分人，小部分的资本，小部分的企业。这些小的交易所开始就像一个俱乐部一样，慢慢才会做大，包括新加坡的社会企业交易所，包括我们正在筹建的这些，他们也都不大，都刚刚开始。如果整个社会企业才有10多年的历史，那么社会企业交易所只有几年的历史，所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社会价值目标可以被量化 凤凰公益：刚刚提到社会企业的交易所，会设置一个社会目标为前导，但很多人疑惑，这个社会目标该怎么样去量化，怎样去评估？您有什么好办法。 汤敏：比如说温度，我觉得很热，那个人说我觉得太冷，在温度计没有发明之前，大家认为这个温度是不可能量化的，因为他是个人不同的感觉。最后出来一个温度计，大家觉得这个太简单了。包括社会财富，在过去认为这个东西衡量不清楚，GDP也是1930年代的才慢慢出来的，你想看社会什么都交易，怎么可能能衡量出来。而且把一个国家做成一个数字，觉得不可能的。 有什么比经济的活动更复杂的事情？但最后发明一个东西，也能衡量，社会影响力或者社会指标一样是可以的，现在实践已经有很多了，只不过大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已。 首先，很多东西都是可以量化的，比如说现在很多企业用的KPI。实际上他不仅是一个利润的这个数字，他又包括企业的目标，企业社会责任等等。社会企业其实现在最简单的，就按照KPI的指定办法，比如这个社会企业是为了创造大量的就业，就把就业指标当成最重要的指标，这个社会企业是做环保的，以减碳为最大目标，用这个来衡量，无非就是把各个目标的权重变一变而已。 现在就几个指标，一个是经济指标，一个是效率指标，一个是效果指标，一个是社会指标。所有的企业其实都有这四个指标，只不过企业一般把经济指标的权重放得比较大，社会企业把公平、社会影响力放很大。文章选自凤凰公益
2014年8月6日 -
张磊：中西合璧的投资推手
今天是星期天，春光明媚，第二天就是位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 in New Haven, Connecticut)举办毕业典礼的日子，在众多回到母校的校友中，就包括了中国亿万富豪、金融家张磊(Zhang Lei)。今年41岁的张磊在耶鲁可谓家喻户晓。2010年，他宣布向耶鲁管理学院(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捐赠寓意吉利的8888888美元，这是该商学院有史以来收到的最大一笔校友捐赠款项。 但出了耶鲁大学，张磊则显得名不见经传。然而他却在中国掌管一家资产达130亿美元的基金————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主要投资中国的互联网创业者与初创公司。该基金的名字就来自纽黑文的一条大街，它距离耶鲁投资基金办公室原先所在地只有一街之隔。该办公室掌管着耶鲁大学总额达200亿美元的基金，正是在此实习时，张磊开启了自己的金融生涯。 我不由得把张磊与美国上世纪70、80年代的金融家相对比，后者创办了KKR与黑石(Blackstone)等庞大的上市私人控股公司，然而张磊本人不愿与他们相提并论。张磊创办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成为首批支持中国大陆互联网创业者的私募基金公司，其中就包括了腾迅的创办者兼CEO马化腾(Pony Ma)。腾迅与马云(Jack Ma)创办的阿里巴巴，是中国两家市值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也许把张磊与硅谷的风投资本家相提并论更为契合。 我俩约定在耶鲁大学旁边的杂货兼熟食店Nica’s Market外的露天餐桌上会面————这儿是星期天屈指可数的几家露天用餐的去处。张磊下穿深色牛仔裤，上身穿深色黑色镶边开领长袖衬衣，在人来人往的学生中并不显眼。 待我坐定后，他说自己访谈结束后会换成晚礼服，参加答谢耶鲁投资基金负责人大卫·史文森(David Swensen)的宴会，自1985年以来，大卫?史文森一直掌管站耶鲁大学投资基金。1999年以来，史文森就一直是张磊的恩师，当时张磊曾在耶鲁商学院(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修过史文森的课，并且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耶鲁投资办公室实习机会。 对于张磊能接受采访，我感到既高兴又惊讶——我一直要求采访张磊，这是他本人首次以英文接受的重要采访。我问他为何不愿出头露面。他脱口而出中国的道家名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以此来回答我提的问题，并且还把这行汉字写在我的采访本上。 我问他为何成为耶鲁的学生。1972年，张磊出生在中国中部河南省驻马店市(Zhumadian)的一个村庄，他的家境并不算富裕；后以全省高考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人民大学(Renmin University)，学习金融专业。 他曾想到国外攻读研究生，却苦于囊中羞涩。“我向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递交入学申请的理由很简单——我了解到它们是唯一能提供奖学金的研究生院。”他用略带美国口音的英文解释道。“我得到了耶鲁大学的奖学金。不幸的是，到了耶鲁后，我才得知自己得到的只是一年期奖学金（整个研究生阶段为期三年）。我急需找到工作，最后我在耶鲁投资办公室找到了一份实习生工作。” 史文森在这位真挚的学生身上看到了蕴含的巨大潜质，于是教给他各种投资技巧。在耶鲁求学时，张磊就把史文森的著作《机构投资与基金管理的创新》(Pioneering Portfolio Management, An Unconventional Approach to Institutional Investment, 2000)译成了中文，在此文中他开创性地将“fiduciary”和“endowment”这两个词翻成中文的“信托”和“承兑”。 . . . 在耶鲁时，张磊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当我获悉企业年报是免费提供时，就向标普500 (S&P 500)的每家公司发文索要年报，”他说。“让我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年报竟然是免费的，从管理层讨论公司经营以及资本与股本投资回报的这部分内容中，我受益匪浅，这是非常好的培训。” 他说自己曾一度对实习生工作感到了绝望，于是赶到波士顿一家管理咨询公司去面试。这场面试注定无果而终。由于囊中羞涩，张磊预先要求公司支付其来回路费，而不是事后再报销，要知道，事后报销乃是通行做法。“对方问了我某公司应在某一设定区域内建多少家加油站的典型实例。我则反问对方，‘消费者为何需要加油站？’” “仔细想想，这并非愚蠢问题。加油站的作用是啥？能改作它用吗？比方说，这个地段是否更适合开杂物店？能转行吗？比方说由于电动汽车普及而不再需要加油站。但面试我的那位老兄同情地看着我说，‘您可能欠缺当咨询师的能力。’‘一回游’的面试我参加了真不少，但收到复试邀请的则廖廖无几。” 这段有趣的往事揭示了高瓴资本的投资理念。“我们一直专注于公司的长期表现，”张磊说。“我们只问最基本的问题，而这通常能让我们得到与众不同的洞察力。” 我俩一边聊，一边起身加入熟食店的长长等候队伍中，并从写于后墙上的各种三明治与沙拉中挑选午餐内容。张磊要了份硬面包夹辣味鸡肉三明治，又选了胡椒酸豆角沙拉（他说这让他想起自己最喜欢吃的一道家乡菜————豇豆卤面。我则要了份褐蘑菇(Portobello mushroom)、红辣椒与奶酪的帕尼尼三明治(Panini)以及辣味蘑菇沙拉。待我付账前，他又挑了一大瓶苏打水放在托盘中。 张磊在七岁时就展露出经营天分。他家的房子位于京广铁路（广州是中部南方的最大城市）的火车站旁边。放暑假时，张磊就在车站旁排上小椅子，把自己的连环画书租给候车旅客以及散步者看。 就在高中生张磊考入人民大学的那个暑假，他扩大了自己的租书生意。1990年，邓小平(Deng Xiaoping)仍掌握着中国的最高权力，全民争先恐后地挣钱————各种新杂志都专门登载如何快速致富以及如何到深圳(Shenzhen)等飞速发展的经济特区创业的故事，深圳在辟成经济特区前10年，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张磊大量购进此类杂志后再转手倒卖。“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在腾飞之际，”我俩端着各自点的东西再次会合后，他这样对我说道。 . . . 我们不得不暂时打断谈话：我俩进熟食店里取东西之际，张磊把自己的黑色夹克衫放在了椅子上，但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女士却没看到，于是占了我俩的这张桌子。张磊一声未吭，把餐盘端到了旁边没有遮阳伞的餐桌，随后又取走了自己的夹克衫。即便得到这样的餐桌我们都该庆幸，因为相邻的停车场已车满为患，而且每张餐桌都已有人。要知道，在星期天的纽黑文外出用餐，可供选择的余地并不多。 再次坐定后，他继续说着自己的往事。“刚开始租书时，我曾遭遇库存问题，而且我发现自己挣的钱都花在给人买水喝上了。于是我决定只订少量杂志，然后看看哪些杂志好卖。并且我还开始卖矿泉水、方便面以及湖南腊肠。如果几样东西都买的话，我会相应打个折扣。”开学到北京时，这位经验丰富的推销员已净挣了800元人民币（当时约合170美元）。 张磊说相对而言，自己的童年生活无忧无虑。他的父母那一代人经历过文革(cultural revolution)，但他1972年出生时，文革的动乱已接近尾声。他说，父母亲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但他们总是乐观向上，对往事从不提及。“我父母那一代人就没有我们这样的好机会，”他说。时至今日，自己的生活仍很节俭，几乎到了清心寡欲的地步。当我问是否能从冰淇淋或面包柜台给他点些甜点、而不是光喝苏打水时，他礼貌地拒绝了。看着烈日下手拿融化了的冰淇淋蛋卷从我们身旁经过的Nica Market店客人，我真是直咽口水。 如今，很多新近毕业于美国顶尖大学的中国学生选择留在美国就业。唯一例外就是“太子党”(princelings)————中国统治精英阶层的子女，他们除了回国之外，别无选择。移居海外的年轻中国人开始用美国人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祖国。他们看到了国内的环境污染、政治贪腐以及缺乏言论自由，担心回到国内后难以适应。 但张磊说自己一直清楚有朝一日会返回国内。“我于2005年回国，”他补充道。从耶鲁毕业后，他就职于华盛顿的一家新兴市场对冲基金。“我当时就知道中国即将雄起，整个国家焕发勃勃生机，每个人都能发大财。国内涌现了众多朝气蓬勃的创业者与高科技创业公司。“一回到国内，史文森就从耶鲁投资基金拨出2000万美元起动基金，帮助他创办高瓴资本公司，随后又追加了1000万美元。” 2005年，很多投资者还看不到中国大陆存在很多朝气蓬勃的创业者与高科技初创公司。“以前往往都是全世界向学习美国，”张磊说。刚开始，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网络公司只是盲目模仿美国及其它国家的公司，并无独创的商业模式以及原创技术。“但中国在很多方面跨越式地赶超了美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尤为如此，”张磊说。中国网络企业的发展规模及发展速度独步天下。如今，中国大陆约有6亿网络用户，很快就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 张磊把一开始从耶鲁筹集的大部分基金投到了中国最大的网络服务与社交门户网站腾迅公司。这是他开天辟地第一笔投资，也是回报最为丰厚的投资，尽管他说自己当时并不看好腾迅公司的QQ社交网络平台的发展前景。为了解腾迅公司的发展后劲，他实地调研了当地市场。“我当时认为：随着用户越来越见多识广，就会摈弃QQ，转而升级换代使用其它网络服务，”他说。“但在国内，虽说并非人手一部手机或传真，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QQ号。”时至今日，他仍继续保有腾迅股份，腾迅已在香港成功上市。 待到中国企业家互相进行往来业务后，张磊就通常成了“退居幕后”的“推波助澜者”。作为腾迅股份的长期持有者以及电子商务巨擘京东(JD.com)的首批投资者，他负责为两家公司之间的战略合作事宜出谋划策。京东最近成功在纳斯达克(Nasdaq)上市，在这之前，张磊就是京东的第三大股东。“两者的合作意义非凡，”他说。“腾迅拥有电子商务平台，而京东的网络销售非常出色，而且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物流仓储渠道，京东则一下子获得了腾迅的庞大用户群。 “京东相当于亚马逊(Amazon)与美国联合包裹速递服务公司(UPS)的二合一，”他补充道，这个实例生动说明了中国如何在发轫于美国硅谷的商业模式方面成功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解释说中国国内并没有与UPS这样的公司，而中国的实体店零售效率远逊色美国。 五月底，京东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市值达到260亿美元————高瓴资本再次大获其利。它2250万美元的原始投资到五月底一下子变成了39亿美元。（京东创始人刘强东(Richard Liu)如今是中国科技富豪榜的一分子，完全能比肩百度、腾迅以及阿里巴巴的创始人。） 张磊经常邀请私营企业主参加高瓴资本的非正式聚会，对方很多属于科技类公司，是高瓴资本的咨询及投资对象，其中很多公司即将上市。“本人投资组合公司里的企业主们可相互取长补短，”张磊说，并指出自己曾鼓励京东与自己投资的某连锁超市举办研讨会。“线上与线下零售商相互了解学习对方的思维模式。” 他列举了线下与线上公司互相学习的一个实例：张磊曾投资液体洗涤剂生产厂家蓝月亮(Blue Moon)，并让其高管接洽京东。那场研讨会让蓝月亮重新设计自己的补充包，旨在让它们容易装进京东的投递箱。“现实生活中，大体量包装在吸引消费者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在线上销售则属劣势，”他说。 张磊如今把中国的投资模式推销至国外市场。“相比较台式电脑拉动的美国消费模式，靠移动端拉动的中国消费模式更适用于新兴市场，”他说。“中国与新兴市场之间的社会经济概貌更为接近。我们有能力帮助腾迅这类公司走出国门，快速促进其它新兴市场的移动互联网业务发展，其它新兴市场也可借以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是双赢策略，我们正在改变亚洲内部贸易(Intra-Asian Trade)的发展格局。” 比方说在印尼，张磊撮合腾迅的微信(WeChat)移动通信平台与印尼最大的媒体、电视以及付费电视集团Global Mediacom建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如今的印尼酷似几年前的中国，”他说。 张磊把自己视作东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他的投资理念可概况为史文森的学说与中国佛教道家圣人学说的综合。访谈临近结束时，张磊又背诵了一些道家的名言。他对我说了不要刻意追逐过多机会的重要性。“弱水三千，”他一边伸手取苏打水，一边吟咏道：“一瓢足矣。” 在旁观者看来，张磊酷似巴菲特(Warren Buffett)——买入并长期持有股票的投资高手。（这两位曾一起共进过午餐。）张磊引以为豪的是：高瓴资本的多数投资者是耶鲁与其它一些大学的捐赠基金。他本人是耶鲁亚洲发展委员会(Yale Asia Development Council)主席、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理事以及母校人民大学校董会的理事兼副董事长。他表示自己将捐出大部分财富。 看到自己已经迟到了下一场会面，张磊婉拒了再喝咖啡或茶水。临走之前，最后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得有这样的能力————不要急着感恩，”他说。“得集中心智，头脑清醒。”文章选自FT中文网
2014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