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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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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 报告称中国移民赤字近850万 吁降低“回流壁垒”
中新网北京8月5日电(记者 阚枫)5日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显示，到2013年，中国的“移民赤字”达到849.4万。国际移民的大量外流，使中国的人才安全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这份蓝皮书全称为《国际人才蓝皮书：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2014)》，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出版。这是国内首次发布的针对海外华人华侨专业人士研究的蓝皮书。 华人华侨形象由“三刀”变“三师”“三家” 蓝皮书提供的数据显示，在当前5000万华侨华人中，专业人士约有400万，主要集中在美欧发达国家以及日本、新加坡等国。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海外华人群体，这个行业分布以高新技术、教育、金融等领域为主的特定人群，常被看成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和科技变革的引领者。 报告指出，大部分华侨华人专业人士认同其与中国的联系，也认可自己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超过半数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对自己的专业有信心，认为自己得到了国内政府的支持。从目前情况看，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的未来人数规模将不断增长，知识和专业化层次将不断提高，必将成为华人精英中的重要群体。 “长期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的整体专业形象是‘三刀’(菜刀、剪刀、剃刀)，如今他们的整体专业形象是‘三师’(工程师、医师、会计师)与‘三家’(科学家、企业家、发明家)。现在他们多数从事技术性或管理性工作，并参与组建或活跃于各种专业社团。” 报告称，在全世界范围内，海外华侨华人掌握的资金与技术只有海外的印度裔与犹太裔可比拟。同时，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社团积极参与所在国家的活动，为当地的科技事业做出一定的贡献，并且以多种形式参与当地政治活动，提升了华人在海外的形象。 中国移民赤字高达800余万 报告吁降低“回流壁垒” 5日发布的这份报告指出，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群体在海外崛起，是中国宝贵的海外“人才库”，在该群体中，思念祖国，想要回国投资、工作的人数也日渐增多。同时，为了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中国各地引进外来人才的想法也日益迫切。 不过，报告称，中国的发展需要掌握知识和技能的海外专业人士，但是由于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华人华侨专业人士回流存在现实壁垒。 报告称，1990年，中国的“移民赤字”约为371万，到2013年则达到849.4万。国际移民的大量外流使中国的人才安全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人员流动在各方面都呈现出不平衡性--出多进少。”报告称，如何降低中国人员出入境的壁垒，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对人才的需求日渐强烈的背景下，对中国现阶段的出入境管理制度及相关制度来说，是亟需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这份报告还指出要“区别外国人中的华人与其他外国人”。采取这项针对性措施将使外国人中的华人能比其他外国人更便捷地入境、居留和出境。 报告称，华人华侨的普遍认识是归国手续太多，一系列手续可能涉及外事、统战、侨务、公安、工商、海关、税务、商务、金融等部门，繁琐的签证及归国手续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他们回国的次数，削弱了他们对祖国的归属感，不利于吸引他们回国。 这份报告建议，针对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发放10年长期签证，或者扩大绿卡发放范围，可以考虑凡是在海外获得硕士及以上学位的原籍中国的人士都可以申请绿卡，或者可以考虑凡是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国大陆出国的原中国公民都可以获得绿卡等。还有一项建议是，争取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可以享受港澳台同胞的免签待遇，或发放免签“侨胞证”、“华裔卡”或“居留证”。（文章选自中新网，2014年8月5日）
2014年8月6日 -
中国网： 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 建议建立为国服务计划
中国网8月5日讯 8月5日，《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2014）》发布，蓝皮书指出，由于对国内市场、科技水平、法律法规等缺乏了解，华侨华人专业人士为国服务面临一系列问题。据调查，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对国内的引才计划或规划并不太熟悉。 调查者中，22.2%的人表示了解正在实施的“千人计划”，有15.2%的人表示了解“青年千人计划”，另有12.3%的人了解“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其他计划如“春晖计划”“外专青年计划”“111计划”等，了解者均不足10%。 2012-2013年，根据CCG在四川成都、江苏昆山及广州等地对海外留学人员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市场机制不完善”和“法制不健全”是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认为阻碍其为国服务的主要因素。33.3%的人认为“出入境手续复杂，制度不完善”是主要不足，29.6%和25.9%的人认为“政策不完善，吸引力度不够”与“创业环境不理想”为主要不足。同时，市场机制不成熟和找不到合适的合作单位也被认为是主要原因。 蓝皮书认为，应当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社团的平台和载体作用，完善出入境相关规定，促进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与国内沟通，建立华侨华人专业人士为国服务的系列计划，整合与侨务有关的政府部门力量，搭建信息平台，支持国内机构与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的合作，创造相应的市场环境，促进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回国创新就业。文章选自中国网，2014年8月5日
2014年8月6日 -
中国网： 发达国家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数量接近400万
中国网8月5日讯 8月5日，由中国于全球化智库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国际人才蓝皮书：《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2014）》发布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召开。 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国参与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数量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产生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他们十分值得重视和加以研究。 蓝皮书指出，目前，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数量接近400万。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的地域分布具有“大集中、广分散”的特点，行业分布以高新技术、教育、金融等领域为主。他们具有较高层次的知识结构和技能水平，经济实力较强，具有较深厚的文化底蕴。 据相关数据统计，2013年，在中国内地出生的美国移民数量已达到220万，成为美国第二大新移民群体。目前在美国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中，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者约240万。在加拿大，中国为加拿大最大的国际移民来源国。在欧洲以及其他地区，中国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的数量也在增加。这些海外华侨华人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并且集聚在就业、教育条件较为优良和商业较为活跃的区域。 蓝皮书同时指出，根据CCG调查结果，近70%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在企业工作，其次是在教育机构工作，占比为19%。除了传统的计算机、电子信息等领域开始向新生物工程与新医药、文化创意、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等行业分散，大量跨行业专业人士也开始出现。 并且，大部分华侨华人专业人士认同其与中国的联系，也认可自己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超过半数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对自己的专业有信心，认为自己得到了国内政府的支持。从目前情况看，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的未来人数规模将不断增长，知识和专业化层次将不断提高，必将成为华人精英中的重要群体。文章选自中国网，2014年8月5日
2014年8月6日 -
环球时报：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数量接近400万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知名民间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8月5日共同发布《国际人才蓝皮书：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2014)》。这是国内首次发布针对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群体研究的蓝皮书。蓝皮书初步估算，在5000万华侨华人中，专业人士约有400万，主要集中在美欧发达国家以及日本、新加坡等国。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海外华人群体，这个行业分布以高新技术、教育、金融等领域为主的特定人群常被看成是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和科技变革的引领者。对中国来说，“两弹一星”年代如此，现在和未来同样如此。蓝皮书著者之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是我国宝贵的“海外人才库”和“战略资源库”，而未来将有大批的国际人才在中国流动。 400万专业人士多在发达国家 最新发布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蓝皮书显示，中国国际移民群体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外移民群体。目前华侨华人总数约为5000万人，其中近千万是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大陆出去的新移民。关于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的数量，目前还没有比较权威的数据。蓝皮书结合多家机构和学者的研究统计，认为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数量接近400万。其中主要集中在美国(240万，含华裔)、加拿大(26万)、欧洲(80万)、新加坡(10万)、日本(9万)、澳大利亚(8万)、新西兰(6万)等国。 蓝皮书数据显示，近70%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在国外企业工作，另有19%的人在教育机构工作。此外，大量跨行业专业人士也开始出现，除传统的计算机、电子信息等领域，他们还向新生物工程与新医药、文化创意、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等行业分散。报告说，“算命先生”并不属于专业人士，因为他们的“专业水平”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 蓝皮书著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认为，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的地域分布具有“大集中、广分散”的特点，行业分布以高新技术、教育、金融等领域为主，他们普遍有较高层次的知识结构和技能水平，经济实力相对较好，具有较深厚的文化底蕴。正如蓝皮书归纳的，长期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的整体专业形象是“三刀”(菜刀、剪刀、剃刀)，如今他们的整体专业形象是“三师”(工程师、医师、会计师)与“三家”(科学家、企业家、发明家)。现在他们多数从事技术性或管理性工作，并参与组建或活跃于各种专业社团。另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调查，大部分华侨华人专业人士认同自身与中国的联系，也认可自己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超过半数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对自己的专业有信心，认为能得到国内政府的支持。 蓝皮书建议发放免签“华裔卡” 全法中国法律与经济协会秘书长赵永升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国内智库能将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这一特定群体作为一个系统的人才资源和力量加以研究，针对性很强，对国内决策者重视和研究、引进和利用这些海外人才很有好处。赵永升说，在法国，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如生物、制药、高分子等高科技领域的华侨华人比较多，相对进入人文社科领域的专业人士少一些。他有一个做软件开发的华人朋友，前年就被江苏昆山创业园邀请回国。 “中国要有从利用外资到利用外才的人才引进战略。”王辉耀4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认为，中国需要从过去30年主要依靠海外华侨华人吸引外资参与中国建设转型到未来30年重点依靠他们吸引“外才”来华参与中国发展。 海外归国人才对新中国的建设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数据显示，中国科学院1955年的首届172名学部委员中有158名是海外归国人才，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人中有21人具有海外学习和工作经历。改革开放后，中国为跟踪国际科技发展，缩小国内科技与世界的差距，先后推出“863”计划和“973”计划，这两个计划的首席科学家、课题组组长绝大多数是改革开放后留学归国人才。但开放的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也大幅放松了对公民的出国控制，使得人才有机会通过技术移民方式移民到发达国家，在事实上成为美、加、澳、新四国最主要的技术移民来源国之一。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蓝皮书的结论是，出生于中国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多为技术移民或投资移民，他们要么是技术精英，要么事业有成。出生于其他国家的华裔专业人士由于掌握专业技能或拥有较高的学历水平而大多拥有外国永久居留权，其年龄分布为35~55岁，年轻化与知识化使其能在异国他乡迅速适应当地生活和工作环境。 蓝皮书除总结归纳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的情况外，还对充分发挥这些人士作用提出建议，其中一项是“区别外国人中的华人与其他外国人”。采取这项针对性措施将使外国人中的华人能比其他外国人更便捷地入境、居留和出境。例如，针对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发放10年长期签证，或者扩大绿卡发放范围，可以考虑凡是在海外获得硕士及以上学位的原籍中国的人士都可以申请绿卡或者可以考虑凡是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国大陆出国的原中国公民都可以获得绿卡等。还有一项建议是，争取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可以享受港澳台同胞的免签待遇，或发放免签“侨胞证”、“华裔卡”或“居留证”。蓝皮书还提到，为华侨华人争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中增设探亲免签制度等。 “回流壁垒”会逐渐减少 在美国一家知名金融公司做高级风控官的张川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推出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反映了目前欧美海外人士关心的“海外华人卡”、“华裔卡”、中国绿卡、简化华人回国手续等问题。目前他身边的一些华人出于对祖国的眷恋，在美国取得绿卡多年以后，也不想入美国籍，但问题是他们有了海外居留权后，子女就不能持中国护照。相比之下，印度政府针对海外公民推出“印度裔卡”(PIO，15年免签证)计划和“印度海外公民证”(OCI，终生免签证)计划很受欢迎，他们除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外，能基本享受“本土公民待遇”。王辉耀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全球的印度移民有2000多万，而过去一些年已累计发放千万张“印度裔卡”和“印度海外公民证”。 不光中印两国，重视吸引和鼓励海外专业侨民回来创业或做贡献的国家越来越多。在巴黎管理学院读商科的一名科特迪瓦女学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科特迪瓦虽然拿不出太多资金奖励海归，但也会有一些政策支持，如简化回国创业人员的企业审批手续，减免税收等。王辉耀还以墨西哥为例说，仅2011年就有40万海外墨西哥人决定回到墨西哥。他认为，许多国家意识到在国外直接争夺高端人才有所不便，而走马观花地在海外发布广告或举办招聘会又难以找到合适人才，都选择通过海外专业人士社团来建立人才库并引导海外人才回归或为国服务。 国内对引进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有很多尝试和努力，如“千人计划”等。不可否认，国内一些地方上对引进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也流于走马观花的形式。《环球时报》驻美记者曾参加过国内西部某大城市的海归交流会，该市市长盛情邀请记者回来在金融领域做些贡献。但会后记者在与市长提到的金融办和城市银行的负责人交流时，得到的一致答复是“没有编制”，参加海归交流会只是因为被市长点名。谈到“回流壁垒”的问题，张川认为，国内一些用人单位对海归的心态是既欢迎又防备，怕海归来了占据好位置。结果是只想引进技术，不想引进管理人才，只想招博士，却不敢找在海外有高位和管理经验的高端人才。赵永升认为，总体而言，中国吸引海外专业人才的意愿最强，也有能力出台相关的引才政策。 【环球时报驻印度、美国、法国记者 吕鹏飞 刘山 赵统兵 环球时报记者 谷棣】
2014年8月6日 -
中国网: 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 专业人士回国意愿积极
2014年8月5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国际人才蓝皮书：《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2014）》发布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召开。 2012-2013年，CCG在四川成都、江苏昆山及广州第十五届中国留学人员科技交流会的海外留学人员中进行了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情况调查。调研报告反映了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的主要特点，对如何充分发挥无法回国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的作用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蓝皮书指出，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以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欧洲为主。其中，美国比例最高（33%），其次是澳大利亚（15%）。在欧洲，以英国占比例最大（9%），其次是法国（4%）和俄罗斯（2%）。在亚洲，以新加坡占比例最大（9%），其次是日本（5%）和韩国（2%）。 在这些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中，拥有外国国籍的占52%，拥有长期居留权者占48%。其中，拥有美国国籍的人最多（36%），其次是加拿大国籍（9%）。在欧洲，拥有英国国籍的人最多（9%），其次是奥地利国籍（4%）。在大洋洲，拥有澳大利亚国籍者最多（11%），在亚洲，拥有新加坡国籍者最多（9%），其次是日本国籍（5%）。 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中，85%以上有硕士及以上学历，以中青年为主，30-39岁的人占36%，40-49岁的人占28%。70%以上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在国外从事专业工作超过10年。 大多数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与国内保持了较好的联系，其中，每年回国2-4次的人数比例为52%。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创业、发展和投资行业主要为高科技领域，以企业为主，在回国意愿上，表现积极，认为其对中国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科技交流和文化交流方面，55.6%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认为为国家招才引智服务是为国服务的最有效形式，48.1%的人认为兼职、受聘于国内单位是最有效的形式，37%的人认为从事讲学等学术交流是最有效的形式，22.2%的人认为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为国内招商引资服务是最有效的形式，14.8%的人认为回国参与政府工作是最有效的形式。（文章选自中国网，2014年8月5日）
2014年8月6日 -
王辉耀：遵循国际人才流动规律引进人才
当代人才的流动不再简单的由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流向发达国家，除了生存和经济因素外，教育、发展、环境、文化认同等驱动因素更加显现出来 对于高级人才来说，世界是平的，若国内不愿意接受国际定价，他们就会外流到海外去工作，国家有时必须正视某些收入差距扩大化的趋势 未来不仅仅依靠重金高薪来争夺世界的顶尖人才，将“争夺”变成“吸引”，让那些怀有雄心的人才主动来中国，在全世界塑造一个“中国梦”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与外国专家座谈时指出：“要遵循国际人才流动规律，更好发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用人单位的主体作用，使外国人才的专长和中国发展的需要紧密契合，为外国专家实施才能、实现事业梦想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这为我国引进外国专家工作指明了方向。中国已经进入一个5000年历史中的最好时代，中国古代历来有“广纳贤才为我所用”的思想，在这样一个时代，更应抓住机遇，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打造一个让全球人才来中国发展的“中国梦”。 中国吸引人才的最佳历史机遇或将到来 人才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谁能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当今世界，以难民、劳工为主的人口流动模式正在发生变化，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才的跨国流动成为世界人口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经合组织的统计，2011年2.14亿的国际移民中，高技术移民占22%，商务移民约占20%。而且移民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比率高于整体人口的受到高等教育的比率。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估算，在发达国家中，24%的移民拥有高等教育学历。 根据今年5月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2013年世界移民人口数量达到2.32亿，移民流动呈现四种不同的趋势：北-南流动、北-北流动，南-北流动和南-南流动。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北-南流动的趋势日益明显。促使北-南移民的动因主要包括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发展带来的工作机会增加、跨国公司的扩张、海归和留学生人数的增长，以及有越来越多北方国家退休的人们选择去生活成本较低、节奏较慢的南方国家生活等。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吸引人才的最佳历史机遇或将到来。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才流动由北向南流动增加，将为中国带来更多人才流，从而带动商品流、信息流、技术流、文化流。 遵循国际人才流动规律引进海外人才 经济收入不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情感与文化日益重要。许多研究认为，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以上，产业技术资本密集达到60%以上，第三产业贡献率达到64%以上，人才将大幅回归。人才回流与国家崛起相辅相成。人才回流推动国家崛起，国家崛起吸引人才回流。但是，人才的回流不仅仅需要硬件，也需要软件。当代人才的流动不再简单的由经济欠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除了生存和经济因素外，教育、发展、环境、文化认同等驱动因素更加显现出来，打破了以往的人才单向流动的趋势，催生了人才从发达国家向母国的回流甚至环流。经济收入不再成为人才流动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并不是金钱决定一切。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好的回避自身与发达国家经济收入上的差距，利用其他优势吸引人才。特别是对于当前已经流失大量人才的国家，情感与文化是吸引海外人才回归的主要因素。根据《世界移民报告2013》的调查，对南-北移民来说，尽管与当地人相比，他们在经济上仍有较大差距，但是比起留在家乡没有选择迁移的同类人（指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来说，他们在经济上获得了较大的改善，但在社会地位和个人情感上的幸福感与留在家乡生活相比却有所降低。因此，一方面要尊重海外人才回归的意愿，开放地接纳人才回归；另一方面要积极打出亲情牌，争取人才回归。 国际人才全球定价，特殊人才特殊待遇。劳动者的收入会因为国界和地域的限制而明显不同，欧美蓝领的收入甚至可能超过中国的金领。由于发达国家的“选择性移民”政策，对于一般劳动者来说，他们很难打破国界的限制，只能接受“国内定价”。但对于高级人才来说，世界是平的，若国内不愿意接受国际定价，他们就会外流到海外去工作。在全球化时代，源于全球化人才市场的竞争，国家有时必须正视某些收入差距扩大化的趋势。但是，对顶尖人才和国际人才进行全球定价，对许多国家来说又意味着打破整个收入分配体系，甚至激发社会争议。因此，许多国家往往会对特殊人才及相关项目进行减、免、退、补税，提供民间基金、特殊津贴、丰厚奖金等支持，来间接提高人才的待遇。 政府猎头隐身幕后，企业、科研机构走上前台。人才引进与使用密不可分，相关专业人士往往比行政官员更熟悉同业高级人才的分布情况。因此，许多国家会通过研究机构和基金会等非官方机构去挖取人才。或者牵头组织、出资补助大学、科研机构、国有企业甚至具体的政府部门直接去全球主动招聘人才。英国政府就每年出资400万英镑作为启动资金，通过与沃尔夫森基金会、皇家学会合作，共同发起一个由研究机构直接聘请世界顶尖级科研人才的计划，以帮助英国在世界人才市场上争夺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外国跨国公司的进入，即使没有政府背景，也会与当地政府和企业争夺高端人才，甚至激烈到对优秀人才苗子开展“预定权”的争夺，有媒体甚至夸张地说：“要到幼儿园去寻找科学家与工程师。”一些跨国企业并购不只是为了获得企业的技术，更重要的是那些创造技术专利的人才。许多国家也常常扶持本土企业成立海外研发中心发掘人才，并吸聚本国在海外的留学人才。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就雇佣了200多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韩裔科学家。 注重文化输出和国际宣传，打造国际品牌形象吸引人才。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注重通过文化输出和国际宣传，塑造自己的“国家梦想”，并凝聚成为一种国际形象，进而吸纳全世界的人才。“联系新加坡”的主管陈达伟就说：“我们出售梦想。新加坡以世界一流的效率而闻名。因此，需要出售软实力——实现梦想的地方。”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说，“只要你有一个梦想，并且愿意努力工作，那么你一定会成功。正是因为这样的美国梦，我们吸引了百万人来到我们的国度，使我们的经济为世界所羡慕。”如果期望未来不仅仅依靠重金高薪来争夺世界的顶尖人才，将“争夺”变成“吸引”，让那些怀有雄心的人才主动来中国，在全世界塑造一个“中国梦”是必不可少的一步。这个梦想不仅仅是让外国人想来中国赚钱，发展自己的事业，还要让外国人才愿意留在中国扎根，把他们赚的钱以及产业也留在中国，甚至让他们愿意把在全世界赚的钱带到中国来安家乐业。作者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文章选自《中国组织人事报》2014-06-04 06版
2014年8月6日 -
郑永年：中国将继续学习新加坡
自从1996年底赴新加坡工作和研究，直到今天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研究学者郑永年一直专注于研究中国内部转型和外部关系，以及中新两国的发展模式，是对中国向新加坡学习持支持态度的代表学者之一。 近日，郑永年教授特别接受《凤凰周刊》专访，对中共新一届政府上台后中国发展的方向，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向新加坡学习的情况，阐述了自己独到的观察。 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将继续学习新加坡 记者：2013年中共新一届领导人执政以来，海内外媒体和观察人士一直试图描绘未来5到10年中国内地的改革路线图，包括美国《纽约时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在内的众多媒体，均根据中共一系列新举措，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透露的信息，做出了中国将继续学习新加坡模式的判断，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中共高层公开作出这样的表态，中国对新加坡模式仍然感兴趣吗？ 郑永年：首先我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向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学习。作为一个“学习型的国家”，中国现在所取得的成功，一个重要要素就是善于向其他国家学习。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共就曾向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最早开始改革的国家之一匈牙利学习，也曾经在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后，向日本学习。真正开始学习新加坡，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第一次提出要向新加坡学习，而这也是中共领导人唯一一次在公开场合作出向新加坡学习的表态。此后，学习新加坡模式就大规模展开了。 如果你问我，今天的中国会不会继续学习新加坡模式，来指导本届政府下一步的改革，那么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当年（1992年）邓小平为什么要提倡学习新加坡，他想解决什么问题，现在这些问题是不是已经解决了？如果还没有解决，中国当然会继续向先进的国家学习。而只要新加坡经验与其他国家相比，与中国更有相关性，那么中国就会继续学习新加坡，而不是其他国家。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的回答是：Yes！中国肯定会继续学习新加坡。 记者：新加坡模式对改革开放以来，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历届领导人来说，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郑永年：现在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提出要学习新加坡，本质是希望中国在改革进程中，可以较好地解决“发展与秩序”的问题。 “发展与秩序”可以说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要面临的一对矛盾。直到今天，全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没能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国家例如泰国和一些拉美国家等，虽然经济在一定时期内有了发展，但是有效的秩序却没有建立起来，政治一直在专制和无序民主间徘徊；而另一些国家，特别是高度集权的权威主义国家，如朝鲜以及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则是有秩序，无发展；还有些国家甚至既无发展也无秩序。既有发展又有秩序的国家少之又少，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亚洲四小龙”可以说是少数的几个典型。 新加坡模式中所有易学的都已学完，现在已经进入难学的阶段。 记者：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对新加坡学习的成果？ 郑永年：现在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新加坡的评价是：经济发展很好，社会管理的也很好。实际上就是在强调既要学习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也要学习制度建设。 但是后来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中止），经济发展逐步被放在主导地位，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则停滞了。 从经济改革的角度来看，中国确实从新加坡借鉴了很多。自朱镕基总理以来开启的国企改革，国有企业为提高竞争力，一直试图学习淡马锡的管理模式。 金融体系改革也向新加坡学习了大量的经验。如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制度逐渐向一揽子货币政策转变等。 在打造工业园区方面，中新两国政府层面的合作项目更多，从最早合办的苏州工业园区，到后来的天津生态城、广州知识城、新川创新科技园等，各地不断有工业园项目落地。 可以说现在的中国，无论经济发展还是城市建设，到处都可以找到新加坡的影子。 至于地方层面的学习就更多更细致了。上海曾经在90年代的住房改革中借鉴了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后来为控制机动车增长，又引入了新加坡的车牌拍卖制度。还有些地方政府更是整体地向新加坡学习，如广州，一直以新加坡为模仿和赶超对象。 说到整体学习，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要想向新加坡一样成功发展，要硬件软件一并学习，而且软件更重要。也就是说不应仅仅学经济发展，更要学制度。 虽然中国掀起了一轮又一轮学习新加坡的热潮，但是要把学习的强烈愿望转化成实践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新加坡来说，发展与秩序是同时进行的，但是中国在学习时，则把二者相对分离开来了。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目前的情况是，中国各级政府仍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建设强调不足。 记者：所以您认为中国接下来将会向新加坡学习如何建立秩序？ 郑永年：是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与新加坡的发展经历不同，是分三步走的，先进行了经济改革，然后开始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现在的中国已经有了发展，接下来要学的，正是如何建立起秩序。如果秩序跟不上，也会制约发展。 新加坡的秩序有着自己的特点。它既拒绝西方的福利制度，同时又把社会保障做的很好；它没有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而是建立起自己的民主；它的法治、透明、廉政以及公务员建设，都具有自身的特点。实际上新加坡模式也是通过不断地向外国学习，再结合本国特点而形成的。 现在中共必须要做的，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让秩序建设也跟上来。当然，对新加坡的这种学习不应该、也不会是照抄照搬，而是将结合中国自己的特点。 记者：您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60条改革方案中，有多少是在借鉴新加坡？ 郑永年：很多。例如学习淡马锡模式进行国企改革。对中国国企来说，淡马锡模式最成功之处在于实现了市场化而没有私人化。不过可惜，目前国资委以及国有企业只学到了淡马锡的组织构架，他的去行政化、公开透明等内在精神仍未学到。 我认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仍会继续学习淡马锡模式，并且很可能加快地学，因为三中全会已经明确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 新一届政府的反腐工作也在向新加坡学习。在这方面新加坡的经验是，反腐首先要权力集中。新加坡只有贪污调查局一个反腐败机构，却将政府管理的那么清廉，原因之一是其高度集权。虽然中纪委目前正在这样做，但我觉得仍然较分散、内部划分比较多。 记者：说到国企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媒体曝光的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鹤等人提出的“383改革方案”曾经明确提出要学习新加坡淡马锡模式，不过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去掉了这样的字眼，这是否说明中国对于公开学习新加坡模式仍持矛盾心态？ 郑永年：“383”方案本来就是一个中国未来改革的民间版本，而三中全会公报则代表了整个领导集团的妥协。 要知道，说学不一定真的会学，说不学也不代表没有在学。例如中国保障房建设，就是学习新加坡经验失败的例子。虽然中国在住房改革中一直号称学习新加坡的组屋制度，让多数人都买得起房，但实际上，却在实行土地财政，走房地产治国的道路。同样情况的还有公积金制度。 这也说明，学习新加坡模式，应该学的是精神，然后结合本国的特点进行创新，创新很重要，如果是简单的模仿，一定会失败。 记者：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对新加坡的学习还很表面？ 郑永年：我认为，经过这么多年向新加坡学习的热潮，新加坡模式中比较容易学到的，也就是表面的东西，中国已经学过了。现在到了要学习难学的部分——也就是新加坡的制度以及探索精神。我们需要时刻问自己，新加坡模式是什么？我们要学哪些？要怎么学？我个人的感受是很多东西中国政府还没有接触到实质。 中国能否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制度建设经验而建立起一整套自己的制度，决定了中国是否能继续崛起。文章选自《凤凰周刊》
2014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