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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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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新生代海归在成长：创业意愿强 青睐新兴产业
2015年伊始，我们以“变”和“爱”两个主题词来展望海归的2014。回顾这一年30多期的报道，我们发现“80后”、“90后”的青年海归已经悄然成为了许多故事的主角。《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主编王辉耀把他们称作“新生代海归”。2008年以来，新生代海归群体不断壮大，已达百万之众。成长中的他们不容小觑。 成长中的新特征 新生代海归在国外的所学、所见、所想以及回国后面对的经济环境都与老一代海归不同。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呈现出新的特征。 A 创业意愿强烈 新生代海归的创业意愿更加强烈。 与老一代技术型海归创业需从头摸索企业管理不同，新生代海归学习经管与金融专业较多，“80后”、“90后“”海归创业团队成员往往已经掌握了国外成熟的商业模式。在国家鼓励创新创业的背景下，新生代海归创业意愿不断增强。 2014年初，湖南省委发布了关于新生代海归就业创业的调研报告。数据显示，新生代海归创业人数远高于就业人数，仅有26.5%的人选择就业，44.1%的人选择创业，23.5%的人则同时具有就业创业经历。2014年底，深圳市侨办侨联海归项目课题调研组对深圳海归创业、就业情况的调查数据显示，88.37%的海归有比较强烈的创业意愿，六成海归计划在深圳创业5年以上。 创业对于新生代海归，不仅是为了求得物质上的满足，更多是一种对梦想的追求。在一家大型电子商务公司从事投资工作的留英海归郭奇有着自己的创业计划。根据市场调查，他决定筹备创建丝袜品牌。他说：“我之所以创业是希望实现个人最大价值。我梦想拥有自己的写字楼、学校、医院和养老院。创业是我梦想的开端。” 新生代海归创业趋于理性，愿意为了创业梦而蛰伏几年。留学(课程)加拿大的北京人王超在创业前做了多年的投行业务。谈及创业，他说：“我有一个自己独立创业的梦想，几年的工作让我对于企业运营与风险有了较清晰的了解。” 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热潮正在兴起，而新生代海归必将成为其中的生力军。 B 勇担社会责任 面对日新月异的祖国，新生代海归继承了老一代海归“留学报国”的思想，在关心国家建设发展的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许多海归在国外都亲身体验过国外的公益活动或环保活动。每个人都要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做贡献的理念已经内化于他们心中。中国公益、环保事业的发展还很不成熟。这些海归就将“社会企业”等国外先进理念介绍到国内，并影响更多的人参与到环保活动和公益事业当中来。 无论是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的主要创始人田惠萍，还是漳州的翻译志愿群体和湖南海归协会举办的“千人海归拾起美丽湘江”活动，都说明公益和环保已经融入新生代海归的生活中，成为了这一群体最美丽的标签。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不仅是新生代海归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已经融入到他们的创业就业之中。在上海宝碳新动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伟卿看来，她的归国创业项目实现了创业与履行社会责任的完美对接。“新生代海归要承担起社会责任，我们把低碳的价值理念植入公司，为人类生存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奉献。”朱伟卿认为，社会责任感是她在国外学到的十分重要的一点。 此外，新生代海归还希望能承担起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责任。岚山社会基金创始人肖晗就谈到：“除了产品外，我们更要输出一些文化上的东西，这些东西更需要了解东西方文化的人去做。” C 从业领域较新 新生代海归在创业就业领域上呈现出向新兴产业倾斜的现象。《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显示，近三成海归在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产业就业，而在创业上，13.3%的海归选择了文化创意产业。这种改变得益于这些新兴产业在中国经济中地位的提升。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政府为海归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完善。“80后”、“90后”新生代海归的创业就业环境越来越好。在中国留学人员创业园20周年座谈会上，记者了解，到截至2013年底，全国各地实际挂牌并能保持正常运转的各级各类留学人员创业园总数为261家各地留学人员创业园不断探索创新，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提供落地、政策、政务、商业、市场、融资等创业支持的基础服务体系。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表示：“在就业创业领域的选择上，海归可以整合国内外资源，投入到教育、文化及第三产业服务业中，借鉴国外成熟的商业模式，引领国内相关产业实现国际化。” 在北京国际设计周、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等文化创意产业盛会上，一批海归已经崭露头角。例如，北京国际设计周大栅栏改造项目中，海归设计师张珂的作品就广受好评。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新生代海归在新领域的探索将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挑战中的新烦恼 新生代海归的成长也伴随着烦恼。日益庞大的新生代海归群体也面临诸多挑战…… A 就业竞争激烈 对于新生代海归来说，越来越激烈的就业竞争已经成为“新常态”。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就业形势严峻，而中国经济仍保持了高速发展，机会更多，因此留学归国人数近几年增长迅速。2008年到2013年短短6年间，共计112万留学人员回国就业，占改革开放35年来留学人员总数的1/3。这112万人中，大部分为新生代海归。 近几年全国就业市场“僧多粥少”的大环境是新生代海归就业难的外部原因。2014年，“最大回国潮”遭遇“最难就业季”，近40万海归与750万国内应届毕业生展开竞争。部分海归由于语言优势不明显、薪资期待高等原因，在与国内学生竞争时反而并不受青睐。 此外，新生代海归在所学专业、就业领域和就业城市上的扎堆现象则是加剧竞争的内部原因。这就造成海归不仅要与国内毕业生竞争，海归之间的竞争也日益升级。如果说与国内学生相比，跨文化经历、国际化视野是海归优势的话，海归之间竞争则使大家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破解这一难题，一方面需要海归继续加强自身在语言、国际化视野上的优势，另一方面也需要海归提前做好职业规划，培育差异化能力，使自己在同质化竞争中更容易脱颖而出。 B 期待政策扶持 2014年，新生代海归回国人数持续走高，新生代海归彰显年轻、开放、自由特点的同时也面临着就业难、婚恋难、户口问题等诸多方面的阵痛，而国家政策的缺失也令其陷入困惑之境。 事实上，近些年国家层面出台了“青年千人计划”等一系列专门针对新生代海归政策。但是相比高层次海归人才，专门针对新生代海归的政策仍然短缺。 高层次海归人才回国办理学历认定、户口证明的手续时享有绿色通道，新生代海归则无法享受此类政策。而对于创业的新生代海归，尽管很多地方政府为留学人员建立了创业园，但是对产业规模、资金技术的高标准要求，使流行“微创业”的新生代海归望而却步。 此外，由于新生代海归出国前还是学生，欠缺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经验，即使有相关政策出台，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利用。据调查，大多数新生代海归不知向哪个部门、从何处询问或查找有关海归就业创业的政策。 因此，有关部门要打造政策洼地，促进新生代海归就业创业。一方面，要将已有海外人才政策扩大普惠到新生代海归。另一方面，要针对新生代海归的新需求，出台新的支持政策。此外，政府要鼓励新生代海归社团组织发展并与其积极沟通，使其成为为新生代海归普及政策和倾听其需求的交流平台。 C 情场颇不得意 启德教育《2014海归就业力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已经结婚并生子的海归只有12.7%，单身海归高达58%。新生代海归仍面临职场步步高升，家里冷冷清清的境况。 尽管近几年海归趋于年轻化，但海归的年龄在国内已经接近大龄青年。对女海归来说，尤其如此。近年来，婚恋网站纷纷推出海归专区，海归主题相亲会层出不穷，海归嘉宾的身影甚至也频频出现在各大相亲类电视节目中。这都显示海归婚恋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大部分新生代海归学成归来后，就一门心思扑在了事业上，而忽视了自己的婚姻问题。此外，在职场打拼的海归工作压力大，生活方式单一，也导致海归在婚恋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使参加相亲活动，也往往心不在焉，疲于应付。 此外，留学经历有时也成为新生代海归寻找爱情的一个牵绊。一方面，有些海归与没有留学背景的异性交往会出现会因价值观、世界观不同而交流不畅的问题，希望另一半也是海归。另一方面，“海归男不爱海归女”的问题也很突出，高学历的海归女往往让海归男望而却步。 眼下春节相亲热潮又将到来，海归不妨暂时放下工作，多参加一些交友活动。在寻找另一半的过程中，海归要调整心态，悉心寻找，变情场失意为得意。文章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1月4日
2015年1月7日 -
商周刊：中国资本走出去
2014年，中国境外投资总量第一次超出外资引入，被称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元年。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将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历了由人到物再到资本走出去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到新的阶段，外商对中国的投资额增速明显放缓，而中国对外投资预计在未来10年仍然处在10%以上的快速增长的通道，这意味着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步伐在加速，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放眼海外。 从产品输出到资本输出，这是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版图中不断“晋级”的经典路线图。当今中国，似乎也走到了这个节点。而这种角色的变化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国际经验表明，一国经济的影响力最重要的不是向全球输出多少产品，而是向全球输出多少资本，并通过这些资本深刻影响全球的经济规则和贸易格局。从过去200年全球经济大国的兴衰逻辑看，一个经济大国一定是资本输出大国，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无一例外。 2014年，中国有望成为资本净输出国，未来，中国资本极有可能重新塑造全球的金融和贸易格局。 资本崛起：对外投资12年增长40倍 “中国去年吸引的外商投资(FDI流入达到1240亿美元)仍超过中国对海外的投资，但这一局面很有可能将成为绝响。”今年6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年度《世界投资报告》中如此预测。 如其所言，近期商务部对外透露，中国今年对外投资预计将超过1200亿美元。考虑到今年前9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873.6亿美元，同比下降1.4%，而对外投资同比增长21.6%，这意味着，在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的金额将很可能超过吸引外资的金额，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近年来，特别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02年，我国加入WTO后的第一年里，对外直接投资27亿美元。2013年，这个数字增至1078亿美元，12年里增长了将近40倍，连续两年位列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 数据显示，从1992年开始，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增长速度变快，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缓慢，两者差距逐渐拉大；但2003年后，中国实际使用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均有迅猛发展，但两者之间的差距开始缩小。实际上，就在2013年1—2月，受中海油151亿美元收购尼克森公司拉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实际利用外资。 “中国的对外投资金额超过吸引外资的金额，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今年不能实现，在不远的将来也会实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向晨说，这是由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中国已经从资本输入转为资本输出的阶段，即将成为净资本的输出国。 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尚属首次。一个经济大国一定是资本输出大国，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无一例外。在经历30多年的净资本流入之后，随着中国在2006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一外汇储备大国，2010年成为全球GDP第二，2013年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走出去已经呈现不可阻挡之势。 到2013年底，中国总共有1.53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了2.54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到6604.8亿美元。而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2013年则达到创纪录的1180亿美元，基本和中国对外投资持平。但随着外商对中国的投资额增速明显放缓，而中国对外投资在未来10年仍然处在10%以上的快速增长通道，中国对外投资额很可能在2020年超过2000亿美元。 经济学人智库在11月举行的媒体交流会上发布了《中国海外投资指数报告》，报告预测，2017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净投资国，其海外投资规模将居世界第一位。 海外投资已成大趋势 “今年中国境外总投资量首次超出外资引入，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历史性转折点。”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认为，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条件已经成熟，值得关注。 他表示，中国目前已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成长为最有影响力的大国。APEC会议召开之后，中国外交将全面进入主动向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的阶段，开始拥有引领全球的话语权，中国企业应该意识到这是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重大转变，4万亿外汇储备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强大的支撑。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黄益平表示，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现在每年都有1000多亿美元的资本投资海外。“随着人民币汇率更加灵活，资本项目更加开放，中国企业投资海外必将成为大趋势。” 黄益平分析了海外投资已成大趋势的内在原因，首先是国内生产成本的提高，使此前中国企业的价格优势不复存在。这必然会驱使企业向海外扩张，寻找低成本市场。“这是低端生产行业产业升级的自然过程。” 此外，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往往面临重重壁垒。产品从国内销售到国外，成本高，审批严，流程慢。因而一些有实力的民营企业纷纷海外建厂，让产品直接进入海外市场，在时间和价格上获取优势。 “还有就是战略性资产。一是能源、资源类。我国能源长期来看都是短缺的，” 黄益平解释，投资海外获取能源是一个战略性的动机，“再有就是通过投资获得品牌、技术，提高自身竞争力。比如联想和IBM。” 此外，黄益平表示，国外企业本身具备的渠道资源，也是吸引中国企业直接海外投资的动机之一。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莎拉·马尔可塔认为，欧洲国家企业相比中国投资方企业，本土经验更丰富，更加了解被投资国市场规则。海外公司被中方收购后，中国企业可以直接利用其自带的销售渠道，利用现成的管理层的经验和人脉，在海外市场获取利润。 民营企业将成主力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日前发布的《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蓝皮书称，2013年，中国共有约1.53万家企业走出去，其中国有企业约占55%，他们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中国香港、东盟、欧盟、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日本七个主要经济体为投资集中区域。 “2014年后，中国会迎来对外投资的黄金时代30年。未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将会成为走出去的主力。”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说。 王辉耀介绍，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上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积极性，民营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占比不断增加，日益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生力军。尤其在美国市场，民营企业的投资总额占中国对美投资总额的76%，民营企业在美投资项目总数已占中国对美投资项目总数的90%。 国有企业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比不断下降，根据商务部等统计资料，工商登记注册为“国有”性质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已降至55.6%。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审批手续的简化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便利化措施的推出，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力将得到进一步激发。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境外并购中扬长避短、携手合作的案例也越来越多。 “过去，中国是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初期的主导形式，现在变成了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并驾齐驱的模式。从数据统计来看，民营企业出去的势头更猛，效果可能更好，收益可能更大。”王辉耀说。 从整个中国企业国际化历程的大趋势来看，中国民间的对外投资现在还没有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但逐渐成为“走出去”的重要力量。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原司长孙鲁文表示，民营企业充分发挥机制灵活，决策链条短、效率高，海外关注度低，谈判能力强等特点，积极拓展其海外投资和并购空间，出现了一批影响比较大的海外并购项目，如，吉利收购沃尔沃汽车、复星收购葡萄牙最大保险集团Caixa Seguros、万达并购全球第二大院线集团美国AMC影院公司等。据统计，民营企业已占中国制造业“走出去”企业中的60%，达到3000多家，美国和欧洲已经成为民营企业海外并购的主要市场。 无论从存量投资规模、当年流量还是从发展的速度来看，民间投资的速度增长非常快，有可能在明年和后年成为中国对外投资最主要的主力。而民营企业走出去是检验中国经济真正实力的标准之一。 到境外资本市场上市 伴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快和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越来越多的企业纷纷踏上了境外上市之路。 截至12月8日，已有10家中国企业赴韩国上市，以福建、浙江、广东地区的制造业为主。3家企业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分别是新华财经、中国博奇和亚洲传媒。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主要来自传统制造业部门，如食品加工业、纺织业、服装加工业、家居用品生产、机械制造和化工业等，目前有182家。 在伦敦证券交易所里，中国上市企业数量为60家。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为55家。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代表有搜狐、网易、中国网通、163、百度等，纳斯达克面向的企业多是具有高成长潜力的大中型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共有74家，总市值1.04万亿美元。在德意志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企业有25家。 龙永图分析认为，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企业面临诸多机会，海外上市蕴藏巨大机遇。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经济环境，既有来自国际外部环境的影响，也受国内出现生产过剩、资源环境变差、银行改革滞后等不利因素干扰，致使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不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 近日来，中国股市“红肥绿瘦”，银行股、证券股屡屡涨停。龙永图认为，股市的表现符合中国经济转型方向，符合中国经济新常态，将对小微企业上市、中国经济转型提振信心，有利于扩大消费内需，有利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发展资本市场，让银行、社会及个人过多的储蓄转化成有效投资支持实体经济。下一步可关注培育过剩产业中的优秀企业在海外上市。 资本的加速“走出去”也离不开政策的“绿灯”效应。今年以来，国内政策公开鼓励企业到境外上市。3月27日，中国证监会在近20年来首次公开表示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到全国中小微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进行股权、债权融资或到海外发行上市。6月25日，中国证监会再次表示，尊重企业自主选择上市方式和上市地，但是从监管导向上，更鼓励企业直接到境外上市。 北京二八零零投资管理股份公司董事长李洪亮认为，政府相继出台刺激政策，鼓励中国企业在境外上市，必将引发新一轮境外上市热潮。境外资本市场将成为中国企业融资上市的首选。 新形势，新机遇 从流量上看，中国对外投资已居世界前列，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较低发展阶段，2012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2%，居全球第13位，仍远低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10.2%，英国的29.4%，德国的34.4%，法国的35.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为此，中国政府正在为更多中国资本“走出去”创造条件。未来几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面临着较好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对外直接投资出现新的发展机遇。 一是“以开放促改革”，“走出去”发展战略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走出去”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进一步明确“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明确提出要“扩大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 近期，对外直接投资主管部门也加快了投资审批制度的改革，在新公布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4年)》中，新的政府核准投资目录对境外投资项目大幅松绑。除了少数另有规定外，对外直接投资一律实行备案制，进一步减少对企业海外投资的行政干预，企业“走出去”投资的自主性和市场化行为将明显增强。 二是“一带一路”战略为“走出去”提供了新的海外投资机遇。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今年11月APEC会议上，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以及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同时，中国也正着手推动另一家巨型开发性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的成立。实现“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既包括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的联通，也包括贸易、投资和金融等相互畅通和便利化的联通。 三是双边或多边自贸区的建设，在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也会带动区域内投资的便利化。目前，中国已签署12个自贸协定，涉及20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与东盟、新加坡、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和瑞士的自贸协定，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以及大陆和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ECFA)。近期，中国又先后与韩国和澳大利亚完成了中韩自贸区和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实质性谈判，并启动中日韩自贸区第六轮谈判工作。中美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也正抓紧进行。双边和多边自贸协定作为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的制度性安排，在进一步促进双边或多边贸易自由化和经贸发展的同时，也会大大便利对外直接投资，把双边或多边的投资与合作带向更高的水平。 四是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复苏和增长的动力。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脆弱、不均衡并被风险所困”，将面临着长期维持低增长的“平庸时代”的威胁，新兴经济体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但在过去的18个月中，经济增速也较以前明显放缓。 根据IMF2014年10月份报告，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基础设施明显供给不足，而发达经济体现有的基础设施逐步老化。美国国内土木工程师协会估计美国99%的主要公路都处于老化的不良状况。预计在未来15年，全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将超过9万亿美元。 继世界银行宣布要设立一个全球基础设施促进机构，促进私营部门在基础设施投资中发挥作用，今年9月份G20财长会议通过了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倡议，以帮助私营部门与政府开展公私合营，使私营部门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11月G20通过的《布里斯班行动计划》中提出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将在未来四年内筹建全球性基础设施中心，鼓励各国政府、私营企业、发展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交换信息。 “走出去”准备好了吗？ 从产品输出到资本输出，这是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版图中不断“晋级”的经典路线图。当今中国，也走到了这个节点。 然而，机会中也蕴含着风险。尤其是随着中国政府逐渐放开对企业境外投资的审批，企业需要更多地自行承担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责任。尤其需要看到的是，在当前对外投资规模快速增长和政策红利不断释放的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投资失败风险开始逐渐突出。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折戟可谓已进入高发期。2004年上汽集团以5亿美元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并成为其控股股东，但受制于韩国当地严苛的劳工法和强大的工会组织，到了2009年便宣告投资失败黯然退出。2006年中信泰富开始投资建设中澳铁矿项目，产品装船出口比原计划晚了4年，超支达80亿美元。2009年，中国铁建与沙特签署了《沙特麦加萨法至穆戈达莎轻轨合同》，但因实际工程数量比签约时预计的工程量大幅增加等原因，最终发生亏损41.48亿元。除此之外，因地缘政局动荡、政府换届等政治风险，过去几年中国企业受挫利比亚、缅甸、蒙古、越南等地的案例多有发生。 多项数据和专业人士的分析也侧面印证了中国对外投资的“水土不服”。中国矿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王家华曾指出，中国海外矿业投资，大约80%的失败率。其中对铁矿的成功投资更寥寥无几。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总经理助理谢志斌在2014年莫干山会议上也表示，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走出去”，70%以上不盈利。 剖析失败原因，首要因素来自于决策风险。与本土经营不同，境外投资一方面要面临经营、财务、汇率等市场风险，另一方面还可能会遭遇文化差异、政策法律、劳工环境、政局动荡、自然灾害等非市场风险。但客观而言，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仍处在起步阶段，企业普遍缺乏国际化视野，在制定和实施海外投资战略方面缺乏经验，对国际投资的游戏规则和国际市场风云变幻的认知还远远不够。正是因为对境外投资的风险预估不足，对投资目的国的宏观环境缺乏了解，对项目发展前景评估不准，盲目决策、草率决策，导致经营亏损乃至失败。 此次中国政府再次松绑境外投资政策，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消息，但进行对外投资并最终成功实现跨国经营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如何让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走得更远、走得更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难题。 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企业管理层做出决策之前，需要有更多耐心，不能急功近利，更不能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应当客观评估自身条件、能力，并充分依托相关专业机构，对投资目标国的市场、法律、劳工等等做出充分研究。尤其对于立志于“走出去”的中小民营企业来说，必须好好补上风险防范这一课。
2015年1月7日 -
中国新闻网：中国低龄留学持续升温 专家建议家长勿盲目
中新网天津12月26日电 (记者 张道正)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4)》显示，当前，中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中国留学发展正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趋势。其中，2013年在美就读高中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已超过3万人。 这份日前在京发布的报告有一处最值得注意的信息，即是中国留学发展正呈现出明显的“低龄化”趋势。 以美国为例，从2009年起，在美就读高中的中国留学生人数直线上升，2011年，中国超过韩国，成为美国高中留学生第一大来源国。2011年，有将近24000名中国留学生就读美国高中，占当年赴美中国留学生总数的15%。 另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数据，2013年在美就读高中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已超过3万人，占2013年美国高中留学生总数的将近一半(46%)。 报告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家庭收入增加，有能力支付低龄子女留学的家庭将越来越多。此外，由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进展缓慢，许多家长和学生对国内高等教育现状不满，这直接导致出国读本科的人数不断增加，并进一步向基础教育阶段渗透，这也导致了出国留学的高中生人数也在增加。 面对这种低龄留学的热潮，纽约理工学院终身教授、前纽约联邦东区法庭法官助理陈永辉博士依据常年观察了解指出，所谓低龄留学，基本小学的不太多，多为初中生，到美国一般读八年级到九年级，或者十一年级、十二年级，统称这类叫低龄留学生。 “这些低龄留学生去美国留学，我从一个教育者来讲有它的道理。”陈永辉说，如果一个人在国内本科毕业去美国，已经二十三四岁了，可能很难融入美国文化，而融入文化可能是比讲话没有口音更重要。 陈永辉认为，低龄留学生固然有优势，但因为出国年龄较小，尚未成年，世界观和价值观尚未形成，自我管理能力受限，这就会造成缺少自我保护意识。 “前阵子我还遇到一个案例，一个十四岁的小留学生、一个小女孩离开国内的父母，去美国留学，被中介推荐到寄宿家庭，却被虐待，差点割腕自杀。”陈永辉举例说，像这类问题在小留学生身上非常多，因此留学生和家长在做出留学决定前，要认真思考，让理性留学代替盲目留学。
2015年1月7日 -
中国民商：中国商学院反思
在漫长的岁月中，商学院一直是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压力与责难中成长和发展。 应当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全世界的商学院都被视为“社会精英群体汇聚的平台”，这里既是观察商业的窗口，也是涌现商业思想的策源地。 但与之相悖的观点则表现在享誉全球的管理学大师明茨伯格的《管理者而非MBA》一书中，他不止一次地表示，传统的商学教育是“招收错误的人，用错误的方式，获得了错误的商业实践”。 特别是在次贷危机之后，美国众多导演和评论人以商业伦理和人性贪婪为题材，用影片或文字将华尔街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商学院放在了道德的对立面。而当中国反腐巨浪催生一纸“禁读令”后，也将中国商学院以一个异样的身份被置于关注的前台。 由此可见，面对急速巨变的全球商业社会，所有商学院都需要用一轮轮的变革适应新的商业实践。中国商学院的前景同样令人期待。 之一：全球商学院影响和改变着全球经济 自1955年拉尔夫·科迪纳在美国通用公司创建了世界第一所企业商学院以来，全球500强企业中有70%的企业建立了企业商学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全世界的商学院都被视为“社会精英群体汇聚的平台”，这里既是观察商业的窗口，也是涌现商业思想的策源地。 特别是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新时代，即使有着顽强的开拓冒险精神、敏锐的市场洞察能力、成熟的商业管理经验和坚定的追求成功的意志，也未必能够在日益复杂、瞬息万变的全球商业社会中，稳稳立于不败之地。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以及向往商业社会的年轻学子倾向于接受系统的管理学教育或者培训，掌握更全面丰富的理论和案例，搭建更广泛的人际网络和信息渠道，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等科技手段，拓展自身才智和从业经验的边界，以更多的避免经验主义和主观盲目带来的决策失误，获取更大的成功。 2012年，曾有美国媒体对当年全球五百大企业CEO的教育背景进行了调查和统计，这500人中，有174位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虽然他们来自全球数十所不同的商学院，但毫无疑问商学教育体系为全球商业社会培养出了相当数量的商业领袖。 最近十年来，我们则发现，商学院的毕业生开始不满足于仅是在商业世界中呼风唤雨，越来越多的“MBA”精英走上了欧洲、美洲和亚洲的政坛舞台。 其中不乏一国领袖级的人物，比如毕业于巴黎高等商学院的法国现任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的美国第43届总统乔治·沃克·布什，以及毕业于荷兰奈耶诺德大学的荷兰前首相维姆·科克。还有那些在一国政坛上颇多建树的部长、大臣们，如毕业于麦克布斯商学院的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唐纳德·埃文斯；师从于哈佛商学院的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之一米特·罗姆尼、印度现任财长奇丹巴拉姆；毕业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英国现任外交部部长威廉·黑格；毕业于伦敦大学商学院的英国政府政策内阁部长奥利弗·莱特文、前影子内阁内政大臣戴维·戴维斯，以及新加坡副总理兼内政部部长黄根成；毕业于巴黎高等商学院的法国生态能源部前部长让·路易斯·博罗和高等教育部前部长瓦莱丽·佩克雷斯；毕业于奈耶诺德大学的荷兰财政大臣德亚赫等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球商学院正在影响和改变着全球经济世界，甚至是全球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自加入世贸组织至今，中国经济已经融入全球经济的轨道。对于中国的商业社会来说，国有企业要改制转型、民营企业要升级发展、海外企业要实施本地化、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实现海外发展，这一系列变化都意味着市场对企业管理者的需求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中国商业社会急剧变化的三十年，也是中国现代商科教育产生和飞速发展的三十年。 如今，国内商学院按照办学模式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大学商学院、独立商学院和企业商学院。 大学商学院即在综合性大学或某科类大学内设置的商学院或管理学院，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这是目前国内商学院的主体组成部分；独立商学院一般由政府出资或个人捐资成立，独立于大学之外的非营利性组织，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长江商学院；企业商学院就是建立在企业里的培训基地。 近十年来，国内企业巨头自建商学院的不在少数，如春兰学院、海尔大学、联想商学院、伊利集团奶粉商学院、蒙牛商学院、亚信商学院、新希望商学院、新华都(002264,股吧)商学院、金大地企业商学院、武汉小蓝鲸企业商学院等。 三种不同存在形式的商学院目前面临的发展障碍既有相似，也有不同。特别是企业商学院的发展极为艰难，他们中的大部分慢慢淡出公众的视线，有些已经无疾而终。 这是一个商业模式急速更新的年代，最近五年我们见证了很多商学院案例库或者教材中标杆级的企业纷纷陷入困境，如诺基亚、惠普、索尼、松下、柯达等等。行业巨变、管理不善、业绩下滑、创新不足等诸多难题，让这些有着数十年甚至百年历史的企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颠覆，甚至是被淘汰。他们中的大部分其实看到了未来的风险，但组织上的惰性让他们在转型时难以掉头，最终来不及变革。 这是一个最有可能后来者居上的年代，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放手”海外，以期在全球商业格局中占得一席之地。这样的商业趋势和现实，也给了中国商学院一个反思过往、变革创新的机会。只有认清方向、突破阻碍，中国的商学院才能在通向国际一流商学院的道路上迈出更准确、更坚定的步伐。 之二：更重要的责任是培养企业领袖 MBA是一种高级职业教育，绝不是研究生教育 在商学院的发源地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所商学院、始建于1881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以其财政学见称；多次蝉联全球商学院排行榜之首的哈佛商学院则以一般专业管理及其个案研究闻名于世；芝加哥大学素以商科理论显名；斯坦福商学院则因一般管理会计和多样化的教学风格而扬名天下。 除了百年来的历史传统优势外，商科教育本身也在不断经历着革新与变化。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商科教育就分成了两大阵营：一是以斯坦福、沃顿和芝加哥商学院为代表的学术研究派，一是以哈佛商学院为代表的案例研究派。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全球一些权威的商业媒体和机构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美国商业周刊》、《福布斯》杂志、《华尔街日报(博客,微博)》、《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等开始为商学院进行排名。同时，各学院根据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和当时的市场需要，也大力推广自己的战略优势：有人认为，哈佛商学院代表的是比较传统的经营管理培训，适用于培养那些“西装革履的大企业管理者”，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大企业领袖；沃顿商学院的毕业生则大部分入驻了华尔街和世界顶级管理咨询公司，是金融家的培育地；斯坦福商学院则更强调创新、创业精神，注重高科技的运用、行业或大企业的技术变革，培养的是“穿T恤衫”的新一代创业型企业家；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摇篮”，因而可见该院的学术研究水平之高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则在信息科技和生物科技创业方面颇有建树；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市场营销系则被公认为“全美第一”，是全球立志投身于营销领域人士的梦想学府；欧洲的商学院，如欧洲工商学院、英国伦敦商学院、西班牙IESE商学院都致力于培养全球商业领导者，因此在全球思维和交流方面独树一帜。 当大多数主要优势项目被少数几个“百年老校”抢占后，一些成立较晚或者规模较小的商学院开始力争在个别学科上拔得头筹，如耶鲁大学商学院的公共行政和非盈利组织管理在全美商学院评比中名列第一；密歇根大学建立了一个全美数一数二的中国研究中心，是那些有意进入中国或者在中国有业务的企业家进修的首选；麻省巴伯森学院和地处亚利桑那州的美国国际管理研究生院则分别在企业家精神和国际商务两个专业方向名列榜首。这些中小型商学院要么把劣势变为优势——“规模小、精益教育”，要么灵活地调整每年的教学重点，根据市场热点培养热门人才，比如房地产行业或者电子商务，甚至针对家族企业管理问题开设课程。 事实上，发挥优势和特色，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学院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的重要策略，美国各大学在课程设置上享有自主权，各校商科课程设置既有共同之处，又各具特色。相对而言，目前国内各大商学院的发展轨迹则较为趋同，特色不足，创新能力更是乏善可陈。 在查找对比了国内目前大部分商学院课程计划后，我们能够发现，虽然多数商学院仍是沿袭着国外教学模式，甚至聘请了很多国外教授承担教学任务，但依然摆脱不了照本宣科、理论大于实践的传统教学模式，这也成为国内商学院备受诟病的主要原因。 在这样的体系里，教授们不需要分析复杂的社会因素与人为因素，也不需要实地考察管理者面临的问题，他们更倾向于在一个虚拟环境中设计学生们的行为模式，而不是走进现实的管理世界。与此相对应，学生们则更希望能在毕业时交出规范的学术论文，“更类似于学术型硕士生”，而不是像他们的欧美同学那样，为某个企业或者行业撰写调研报告、或者自行设计一个创业计划作为毕业的证明。 简而言之，我们的商学院本来应该是多样化、多层次发展的——那些设立在有基础的研究型大学内部的商学院更有条件做学术型商学院，其他商学院则致力于为商界培养人才。商学院的价值是售卖知识，他们从管理者、企业家和创业者身上收集实践经验，经过分析、对比和总结将其抽象和转化为一般的模式、理论和案例，印刷成学术刊物和书籍，再卖给那些希望“进阶”的管理者，完成一轮轮的动态交互过程。而不是目前这样的状态，即以单向售卖“理论、课程和学位”为主业，同时一窝蜂的追求自己的学术地位，这些年来各商学院对SCI论文和获得各种国际认证的狂热就是例子。 其实，这样的描述说明了一个目前国内商学院最为重要的定位矛盾——培养什么样的人？对此，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郭沛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许多人将MBA错误地理解为一种研究生教育，把管理学课程设置和普通研究生混同在一起。事实上，MBA是一种高级职业教育，绝不是研究生教育。” 商学院更重要的责任是提高目前企业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国际视野和商业理念，培养未来的企业领袖。培养MBA和有商业实践经历的EMBA，是大多数国际著名商学院教学体系的核心部分，起着决定性作用，可以说哈佛商学院、沃顿商学院，以及斯隆商学院都是因其MBA而闻名全球。相比之下，国内多个商学院院长都公开承认，我们的商学院“现在培养出来的只能是职员，不会是真正的企业领袖”。 难题所在：如何让商学院与企业更有“共同语言”？ 同时，中国的市场现状也为中国商学院提出了又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何让商学院与企业更有共同语言？ 事实上，在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和EDP（高级经理人发展课程）大规模兴起之前，国内商学院与企业就如同两条平行线，同时高速发展，但鲜有交集。 与欧洲商学院喜欢用“开发”，认为商学院是与企业合作、共同开发管理者才能不同；与北美商学院喜欢用“培训”，强调商学院是为企业提供培训服务也不同，中国的商学院更喜欢用“教育”，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合作或服务的逻辑概念，是教育者而非雇主主导的方式，也就是商学院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企业最后就用什么人。 在商学院的讲台上，毕业于常青藤的“海归”学者和从经济学、管理学等传统学院“跳槽”而来的本土教授更多的是沿用美式工商管理教育模式，将西式的商业理论配合以“哈佛1.0版案例”，直接“翻译”给学生。当时国内商学院使用的案例超过90%是直接翻译自北美商学院。国内商学院的学生，包括就读MBA的学生在内，大部分都不是企业核心的管理者，因此教学只能是单方面的传输。 而对于当时中国的企业界实际来说，这些理论和案例中既没有国有企业可借鉴的经验模式，也不符合一直处于国企和外资夹缝中艰难发展的民营企业和大多数“草根”民营企业家的现实需求，更没有考虑到中国政治、法律制度的“特殊国情”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因此，在企业界内，部分人提出商学院学习对企业经营并无裨益的“商学院无效论”也非空穴来风。 2000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在时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朱镕基的大力推动下成立，其成员包括国际知名企业的董事长、总裁或首席执行官，世界知名商学院院长，以及中国政府及财政部门的领导人。当时的委员之一、时任哈佛商学院院长的金·克拉克在了解清华大学相关办学情况后说，学院在结构上还存有缺失，就是没有EDP项目。EDP不只是商学院创收和提高教师待遇那么简单，国内商学院要想变成世界一流，EDP和MBA/EMBA教育就是商学院的两条腿。EDP有三项职能：一是更好地使商学院服务于经济和企业界；二是商学院吸纳最新颖的商业实践，并使教授们与企业界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三是为商学院持续发展提供财力支持。 EMBA和EDP项目成功的吸引了一批已经在商业实践中获得相当成就，而自己从未接受过商业教育的企业家群体，这些重量级的企业实权派来到商学院学习，本身就是商学院与企业界联系的纽带。中国的商学院自此开始将西方已有的管理理念和商业模式与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实际相结合，致力于收集和整理中国本土化的商业案例，将其模式梳理和总结出来。 然而就像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说的那样，“我坐在清华MBA的课堂和哈佛商学院的MBA课堂上，感受鲜明，我们还差得太远，需要做很多事情才能赶上。主要是中国的案例研究并没有赶上，优质案例数量太少了。”在这条探索本土化发展模式的道路上，中国企业和中国案例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追赶。 然而，与此同时，在西方盛行已百余年的商学院教育模式，也开始遭受“网络时代”高速变化的商业实践的质疑。 以手机通讯行业为例，二十年前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摩托罗拉”这个商学院案例中被誉为引领尖端技术和卓越典范的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公司之一会走到这般田地。这个曾一度每隔十年“开启”一个新工业领域的公司，曾先后开创了汽车电子、晶体管彩电、集群通信、半导体、移动通信、手机等多个产业，并长时间内独领风骚。然而1998年，在它将移动手机推向全世界后的第十四年，终究被诺基亚所超越，失去了世界上最大移动手机制造商的宝座。而诺基亚，这个令无数商学院为之倾倒的手机制造业昔日王者，用十年时间转型成长，完成了从轮胎、有线电缆、厕纸到世界手机巨头、欧洲公司市值冠军的蜕变，然后仅用3年就成为大公司快速衰落的经典案例，令人唏嘘。在并不遥远的2008年，作为全球率先推出首款Android智能手机的HTC，用四年时间成为了台湾股王，2011年4月其市值更一度超过昔日的手机巨头诺基亚，成为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厂商。但也就在这一年末，巨星陨落，其市值八个月缩水40%，HTC的鼎盛时代甚至尚未来得及大放异彩，就快速终结了。 这些昔日商学院的经典成功案例，其“存续”的寿命越来越短，甚至出现瞬间辉煌又转眼陨落的情况。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并认可，传统的商业教育是建立在对商业实践总结和提炼的基础上，将其构成的知识体系和商业理念传递给学生。然而商业社会本身就是极其复杂和多变的，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在网络平台、科技创新和金融体系等多种“速变”因素作用下的现代社会背景下，其演进本身就很难用简单的模式或者理论所概括，模式越具体、操作越细节，也就越教条僵化。即便可以摸索，可一旦某种创业或经营活动经过时间检验，被总结和提炼出来成为某种模式或理念，进而走入课堂，就有可能已经过时了。此时，知识和经典可能变成捆住手脚和头脑的绳索，让学生失去对现实商业活动的自我理解能力，以及洞察未来的创造力和智慧。 同时，熠熠生辉的金融行业吸引了哈佛、沃顿等世界最优秀的商学院毕业生纷纷涌入华尔街，以至于很多人甚至认为不去投行就意味着不是最出色的学生。这种反作用力致使美国主流商学院越来越偏离商业实践，在它们的课程安排中，已经很难找到“生产管理”这样传统的管理课程，而“金融工程”、“期权管理”等则是大行其道。 这几乎是全球商学院共同面临的“硬伤”：商业教育的滞后甚至脱离商业实践使得其知识无法真正作用于商业实践，商学院对商业社会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削弱，甚至走向“衰退”之路。 之三：师资短板，牵绊中国商学院前进的脚步 如今，中国商学院普遍认可的发展之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找到更好的师资力量。 就国内的情况而言，虽然经教育部资格认定的商学院已有百余所，但真正能够在国际商学院竞争中有所建树的却寥寥无几。同时，中国商学院每年为商业社会创造的价值，以及培养的学生数量，与美国、欧洲等商业发达地区，甚至是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都有着一定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更多的体现在师资力量、研究投入等“软件”问题上。 商学院的全职教师大致分为三类：学术型、实践型、两栖型。学术型教师特长是理论研究，这些人将在国内外顶尖期刊上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作为首要使命，缺点就是可能与企业管理实践联系较少；实践型教师擅长指导实践，他们本人可能长期为某些企业提供咨询服务，甚至就是企业经营管理者中的一员，长期深入商业实践。两栖型教师则兼有学术和实践两个特点，这是商学院最为杰出的教师资源，但得之更为不易。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张维炯曾表示，未来所有商学院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良师难求。在他看来，全世界最好的商学院培养出来的博士生就是最好的师资来源。“目前排名前100的学校所培养的博士生，每年最多有两三百人。但是全球几千家，甚至上万家商学院都在竞争这些人才。师资竞争是中欧学院遇到的最大问题。当然，对全球的商学院来说，教师资源都是稀缺的，包括哈佛等国际顶尖商学院。” 通过《中国民商》记者从各大商学院得到的数据来看，大学内部设立的商学院教师总数较高，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全职教授116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共有教师151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等教师数量较多的院校，包括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在内的总数也尚不足200人；而目前国内发展较为突出的独立商学院，其教师总数基本在百人以内，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共有教授65名，长江商学院的常驻教授、客座教授以及访问学者共计48人；企业商学院由于定位方向和发展条件限制，教师更多的是采取兼职、客座等形式，数量更少。在学生数量普遍高于欧美商学院的基本情况下，与国际知名商学院，如沃顿商学院、哈佛商学院、伦敦商学院等基本拥有200-300名全职教授，以及数个研究所和独立研究机构相比，仅在教师数量一项上，我们的差距就已经颇为明显。 其次，从构成来看，国内商学院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多元化程度明显不足。以大学商学院为例，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海外学历教师比例为46%，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比例为53%，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比例为27%，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比例为21%，但这些海外教授大部分是拥有海外留学经历的华人，在国外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但并未在欧美国家商学院或大学中做过教授。从国外知名商学院聘请、拥有海外教学经验的教授基本均是以客座教授和访问教授的身份出现在国内的商学院中，全职教授的比例微乎其微。 事实上，引进海外教授并不是为了数据“美观”。以哈佛商学院、斯坦福商学院、沃顿商学院和哈斯商学院为代表的美国商学院，其聘用的教师更倾向于“两栖型”。这些人除了教学身份，可能同时还是管理顾问、创业家、投资人、公司董事会成员、企业高管或著名研究者等，但他们最首要的身份还是教师。 很难想象一个从来没有在企业工作过，或者从来不到企业进行深度案例研究的教授能够给致力于企业管理工作的学生传授有价值的管理经验。因此，这些教师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带入课堂，为学生呈现现实的商业发展与问题；商业咨询、在董事会或政府部门的职位、与国外的联系等，可以使其直接观察和接触企业、政策制定者，为现场研究和教学提供了条件；同时商学院也通过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来支持教学的优先地位，比如为鼓励教师广泛的研究海内外企业，哈佛商学院在硅谷设立了加利福尼亚研究中心，在亚洲、欧洲、拉丁美洲等地设立了全球研究中心，沃顿商学院现有12个研究所，斯隆商学院也拥有21个研究中心，这些都是为给学生面对真实的全球经济做更完善的准备。 据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博士的介绍，哈佛商学院的师资选拔非常严谨，要求很高。首先学院招收的助理教授都需要有很好的专业背景和学术研究能力。但即使做了助理教授，也不等于可以在商学院长期工作下去。担任几年助理教授后，可以申请副教授资格，成功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拥有很好的研究能力和学术圈的影响力、知名度。同时，商学院成立了教授评估委员会，由15名院内教授和15名校外教授组成，被评估者并不知道委员会的具体组成。如果评估失败，被评估者只能另谋高就。如果成功升为副教授，此后从副教授到终身教授的升迁还要经历类似的过程。每次失败都意味着必须离开哈佛商学院。 因此，引进“外援”更大的意义在于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商学院的发展经验。 但引进海外教授并非只是提供高薪和职位那么简单，除了提供与国外一致的薪资水平、研究环境和自身发展需求外，还要在体制上提供适合其发展的环境。 目前在国内商学院里，学术型教师占主流位置，实践型教师的处境较为艰难，而要培养或者留住两栖型教师更是难上加难的事情。用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骆玉鼎的话说，“大学教授要获得晋升，主要的决定因素是科研”，商学院聘用的大都是经常在学科杂志发表论文的人，从而造成了教师队伍中大多数人以科研为终极目标，并逐渐形成了以研究为核心的文化。 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富民则坦言，“一方面，大部分的教师原本做的都是研究工作，很多管理技能来源于书本。他们教授MBA课程时，被本身的时间经验制约。另一方面，商学院要聘用经验丰富的企业家或经理人做专职教师也难以实现，因为体制问题，学校更看重其是否具有很高的学历及研究水平。” 正是这些教师聘用、晋升和终身教职授予等制度和体制因素，加上中国商学院发展历史短、基础薄弱等问题，致使他们在吸引国内外优秀师资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而教师资源这个短板的存在，在现在和未来都将是制约中国商学院前进脚步的绳索之一。 之四：一切都在变得越来越浮躁 对国内的商学院而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一切似乎都在变得越来越浮躁：学院的“进步”的标准演变为逐年提高的学费、争相进行“国际认证”和国际排名，学生进入学院的目标只剩下越来越高的薪酬预期和备受诟病的“圈子人脉”。部分商学院在追逐名利的迷雾中，失去了办学的本心，朝着功利的道路越走越远。 “国际化”的误区 登录国内大大小小的商学院网站，在“学院介绍”一栏，几乎都能发现几个外行人看不懂的字母组合：AACSB、EQUIS、或者AMBA。这是国际上对于商学院教育质量的主要三个认证体系，也是近几年来国内商学院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争相推进的焦点。 一般而言，商学院要得到相关的国际认证，至少要做好三件事：明确创办的使命和教学目标；调配教育资源，满足不同学员的个性化需求；学院与企业之间深入合作。而要实现以上三点，需要组建专门的团队、花费上百万元经费、通过两三年的努力才有可能完成。 有人说，“国际认证”对商学院的意义，与ISO对企业一样重要，可以代表行业标准和优秀程度。因此，对很多商学院来说，耗费巨大的申报认证成了必须成功的任务。一些院校为了通过认证，不惜集中运用学校的大量资源，在短时间内构造出了所谓“世界级商学院”的雏形。认证成了跟风攀比的工具、招揽学生的招牌，其初衷——找出问题及时改进，则被远远抛到脑后。 其实，国际认证所体现的是中国商学院从产生至今就一直摆脱不掉的一个困扰：如何让自己被全球认可、如何国际化？ 近些年来，商学院为这个国际化目标制定了“量化”标准，其参数是：按照发布在美国权威管理学杂志上的文章计算学术成果；大量引进或柔性引进海归背景的教师；与国际著名商学院联合招收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学生；不再接收本国优秀博士生留校；确定比例开设全英文课程和双语课程，并将这一比例逐年扩大；大规模选送青年教师赴国外进修；每年在中国举行数百场国际学术研讨…… 然而，虽然各大著名商学院在欧美管理学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字激增，但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力和具有核心原创性的论文却是凤毛麟角；在国际上真正有影响力的中国管理学家尚为数不多，由中国管理学家提出的原创性理论和重大学术贡献更是少之又少；大量引进的国外名校管理学教授只是利用假期和学术休假在中国兼一份职，拿一份薪水，装饰一些门面，其发表的论文作者第一单位依然是其国外的名校。 “我们努力在走国际化道路，但国际对中国管理学界的认同度并没有显著提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余明阳曾在研讨会上，面对所有出席会议的商学院同行们提出这样的疑问：“国际化是否等于美国化或欧美化，是否必须用美国人的语言、用美国人的研究方法，研究美国人感兴趣的问题，在美国人认可的杂志上发表成果？” 反观全球，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大学是走国际化道路的典型，但事实上，办学的结果是成为了“不在美国本土上的美国大学”，或者是“美国名校商学院的亚洲分校”。新加坡某主管官员评论说，这些大学的国际排名的确在日益上升，但他们对本国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贡献却在日益减弱，他们的学生需要用更长的时间在毕业以后来适应本国本土的环境和市场需求。 “物质化”的黑洞 管理学大师明茨伯格曾在他的著作中描述道： 打开《经济学家》后面的几页，你会看到那些广告把MBA项目吹成了最后一剂“灵药”。“飞一般的课程，沃顿的风格”，一则广告把该学院至少三位著名教授的大名标在了一架首席执行官喷气机的前面。 “让沃顿的管理教师队伍帮助你飞上云端，对你的事业进行全球鸟瞰。” 伦敦商学院声称：“驶向成功的顺风船开得更快。”——如果“你掌握了它所要求的东西”并且能够“忍受它的速度”，完成课业，“你就会被列为世界上最具资格的专家之一。”如此简单。 “要想口气清新？试试高露洁漱口水。事业出现问题？去念MBA。”两位教授在马来西亚的媒体上这样促销着“MBA项目”。 在明茨伯格看来，学生们的浮躁态度和商学院本身与日俱增的堕落相辅相成。 事实也许真的如此悲观。 对于全球很多商学院来说，能否挤入全球商学院排名前列十分重要，因为这关系到能够有更好的生源、更优质的师资、更多的捐赠等等。为了获取更好的排名，他们有很多“迂回”的手段：比如倾向招收有工作经验的学生，这不但能提高生源水平，而且能提升学校在企业中的知名度。另外，毕业生的起薪也是一个衡量学院排名的标准，资金待遇导向使得商学院课程设计更多向咨询管理和金融服务等专业倾斜。因此，商学院的教育资金更多的投入这个领域，帮助学员们更好应对招聘面试，由此形成的高就业率也成就了学院的排名。 同时，越来越多的商学院开始学习哈佛商学院的经验，向其看齐。这所在赛舟的桨橹上都漆有美元图案的“造钱工厂”，已经将其“金字招牌”用到了极致，比如帮助企业管理人员“镀金”，程序大致如此：公司老板或主管可以到商学院参加为期数周的学习，授课者都是同时为两年制MBA班授课的名教授。只需花费5万~10万美元，参加者就可以自称为哈佛商学院毕业生，为自己的名片添上光彩的一笔。如果认为数周时间太长，还可以参加为期3~6天的高级研讨班，1万美元左右就能完成某项课程。每年这种研讨班都能招收成千上万的学院，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2013年，哈佛商学院仅从出版物一项就进账约1149万美元。2014年，哈佛商学院登记在册的全日制MBA学生有1818名，按照学费每人每年5万美元左右计算，一年仅学费收入就达9090万美元。这还不包括买学习必需的案例资料、租住学校提供的宿舍、利用学校的健康中心，甚至是被写进校友会名录等项目的花费。 虽然经济还在衰退，但全球商学院都在“逆势上涨”。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过去四年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伦敦商学院均扩充了其EMBA项目，注册人数不断在增加，这个现象在排名更高的学校尤甚。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商学院的需求同样旺盛——强势的MBA和EMBA项目让学员趋之若鹜，招生人数不断增加的同时，学费也在稳步上涨。 从2014年各商学院秋季MBA学费来看，高达六位数的十分常见。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10年的MBA学费为25.8万元，2012年增至33.6万元，到2014年则达到38.8万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学费也同样屡创新高：2014年在职MBA价格为25.8万元；上海交大2014年在职MBA学费为23.8万元。 同时，2014年开设学费50万以上EMBA项目的商学院至少有七家，如清华大学经管学院（56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56万）、中欧国际工商学院（58.8万）、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53.8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53.8万）等，其中以68.8万元居各校之首的长江商学院EMBA项目，是十年前学费的2.63倍。按照EMBA两年学制、总上课天数约80天、学费50万元来计算，平均每天的学费已超过6000元。学费还只是EMBA收入的一部分，学员之间还会组织一些增进交流的俱乐部，如游艇俱乐部、高尔夫俱乐部、自驾游俱乐部、艺术沙龙等。如长江商学院网站显示，学院内有金融、传媒、房地产、高尔夫、摄影等多个俱乐部，办俱乐部的目的就是供学员互相认识和交往。当然，这些俱乐部也是收费的。 到处都是急躁的人们，从商学院的管理层、教授、讲师，到学生和行政人员。似乎，人们最关注的是商学院的地位、年度收入、薪酬预期，而不再是学习的内容。 这种物质观念“洗礼”下的学生将不再关注“怎样做能使得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是更多地考虑“我们如何才能获得更大的利益”。然而，与攻读商学院的成本逐年上升相反，商学院证书带来的薪酬优势却逐渐减弱。 据媒体的调查显示，商学院学生对毕业后的工作薪水预期过于乐观，实际情况虽优于平均薪酬，却未能达到预期标准；此外，半数的商学院毕业生（51.7%）都未获得自己所期望的升迁。 之五：必须重建商业伦理 金融危机后，美国霍特国际商学院亚洲总监陈致宇曾在演讲中给听众提过这样一个问题：谁是当下最著名的MBA毕业生？ 最后的答案出人意料：第43届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布什是哈佛商学院1975届MBA毕业生，据美国的民意测验显示布什被许多美国人认为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那么，为什么一个学习管理出身的总统成为了如此糟糕的管理者？ 同时，一手炮制“安然神话”的前CEO杰弗里·斯基林也是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这家曾经全球闻名的能源、商品和服务公司，名列《财富》杂志“美国500强”第七名，连续六年被评为“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斯基林的管理方式也曾被许多商学院奉为圭臬。然而就是这家拥有上千亿资产的公司，在2001年急速溃败：管理者精心策划的骗局，高层的全面腐败，内部交易、财务造假的制度化、系统化，最终使得“安然”成为了公司欺诈和堕落的象征。 至于肆虐全球的次贷危机更是让世界经济至今仍在低谷徘徊，也令商学院为之蒙羞。因为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大多有个共同的身份：商学院毕业生。近十年来，美国顶尖商学院将培养华尔街精英视为首要工作，而这个残酷的事实让商学院不得不进行最为深刻的反思：是否在动辄操盘数亿美金交易、构建睥睨一切的商业帝国中被名利冲昏了聪明的头脑，慢慢迷失了自己、沦丧了道德？ 不可忽视的质疑：“诲人不倦”还是“毁人不倦”？ 当美国次贷危机最终席卷全球后，人们发现在无限制发展金融衍生品、政府对金融创新缺乏系统监督等表面现象下，危机爆发的根源实质是人性的贪婪。越来越多的人将这场经济灾难的发生归咎于那些受过良好商业训练、掌握现代金融知识、出身于名校的MBA精英以及培养他们的商学院身上。对商学院存在的目的和商学教育体系的反思达到了一个新高潮，甚至有人提出一个疑问：商学院的教育到底是“诲人不倦”，还是“毁人不倦”？商学院所教授的知识是创造财富的工具，还是敛财毁德的武器？ 事实上，这样的反思，在中国也同样应该存在。 目前，国内的商业社会中，存在的道德、伦理，甚至是法律问题，从某种程度来说比美国更为严重。食品药品安全、产品质量安全、环境污染等事件的频发，商务活动中的欺诈、盗窃商业秘密、商业贿赂、销售业务中的回扣、虚假广告、偷税漏税逃税、滥用优势地位的垄断、恶意收购、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和信任危机等等，这些问题的严重有时已经突破伦理道德的底线，不仅仅是“增强企业社会责任”等空洞的概念所能控制，而只能通过法律这个最后的手段来惩处。 然而，以上这些问题其实比商业理论或数据案例更为重要，加强商业伦理教育才是现阶段中国商学院教学内容的核心，没有之一。 早在2008年，温家宝在天津召开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对包括在华投资的国际企业说：“企业家要有道德。我希望每个企业家，每个企业，身上都流着道德的血液。” 然而之后的几年中，仅是美国处罚在中国涉及腐败的外资企业案件就有数十起，其中不乏戴姆勒·克莱斯勒、IBM、摩根士丹利这样全球知名企业，其原因基本都与向企业或政府人员行贿、换取业务或合同有关。而国内每次查处官员，多会牵连出一个或一批国企、民企经营者，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有关食品药品安全或者环境污染方面的重大“事件”，更是频繁到令国人“无食不忧”、心惊胆战的地步，在这些受贿的国企老总和行贿的民营企业家、生产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的企业负责人、排污引起生态危机的企业老板中，修读过商学院、学习过优秀管理经验的人绝不在少数。 从某种程度来说，商业伦理的沦丧与近二十年来国内贪腐之风愈演愈烈不无关系。当权力集中在并非圣人的普通人手中，当监管和惩处由人力而非制度掌控，堕落的又何止官员、企业家或者商业社会本身。 因此，2014年7月中组部针对领导干部“参加高收费的培训项目和各类名为学习提高、实为交友联谊的培训项目”的“禁读令”，以及随后国资委提出的“国企负责人获取在职学位、参加MBA、EMBA等课程产生的费用须由个人承担”等政策的出台，就不难理解了。其中固然有从细节深入“反腐败”的意义，但不可否认也有侧面回应舆论关于商学院是“政商联谊会”的批评。 我们从官方“通知”的字面中即可发现两层含义：一是“高收费”，二是“名为学习提高、实为交友联谊”。虽然中组部的通知没有直接点名这些培训项目为何，但在另一份配套文件里，明确解释为“各种EMBA、后EMBA以及各种打着政商联谊、交友、游学等名义的总裁培训班、高级领导人员研讨会、研修班等，属于社会化行为的，领导干部一律不得参加。即使是自费或者免费的EMBA、总裁班等社会化培训项目，领导干部同样一律不得参加”。 “禁令”的现实基础是，2010年《福布斯》曾对中国商学院的EMBA项目进行了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就读EMBA的学员中高级管理人员占总人数的75%，企业主的比例为16.7%，政府官员的比例为8.3%。在“禁读令”发布后，更有媒体统计称，官员在EMBA学员中所占的比例，平均约为5%~10%，各校之间相差很大。其中，以官员资源见长的中国人民大学，有一年公布的比例竟然高达26.3%；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比例为12%；长江商学院的比例为11%；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比例为4%；在厦门大学公布的20位EMBA优秀校友中，政府官员占了4位，占比20%。同时，据公开材料显示，国有企业高管在EMBA学员中所占的比例，通常在30%左右。其中，中欧商学院为三分之一，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比例为30%，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为3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比例为29%。这两组数字相加，“国字号”学员在部分学校EMBA学员中的比例已接近50%。 与欧美政坛频出“商学院人才”不同，中国商学院的部分课程通常接受的是已经“从政”后的官员。至于官员为什么要参加“高级管理人员”课程？也许理由众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其高昂的学费——排名较好的EMBA课程学费相当于一个处级官员五年全部收入的总和——足以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学费从何而来？一位曾在EMBA项目从事过招生工作的人员向媒体表示，官员的学费支付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官员所在的单位报销；二是有人代付；三是学校减免。“这三者中，前两者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学校为其减免学费。” 对于学校此举的目的，他个人表示，官员尤其是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对于EMBA来说犹如至宝，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介绍生源；二是可以吸引生源。这两者，都是基于官员对企业家的巨大影响力，只不过前者是基于过去的关系，后者则是基于未来的关系。 当然，面对媒体的数据，国内商学院或保持沉默，或明确反驳。但商学院的“政商效应”理论在学员，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学员心中已经是根深蒂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将其描述为：一些民企老总赚钱后学EMBA，一方面是为了学习，但更重要的是可以给自己积累人脉，结交一同学习的党政官员、国企领导，建立商业关系网络，特别是跟官员建立联系，读EMBA比其他途径更方便。而对国企领导、党政官员来讲，用国家的钱读EMBA，至少可以在不花钱的情况下去学，哪怕是坐飞机去，国家也可以报销，同样也可以建立很多人脉关系。 “人脉圈子”之辩 “禁读令”的发布还令商学院偏离轨道的另一问题，浮出水面。 2012年，王石婚变的消息，让国内商学院群体第一次出现在了“娱乐新闻”中。“一觉醒来，长江商学院火了，都说这所学院重组课程教得好。”央视著名主持人张泉灵在这个事件被爆出后发了这样一条微博。显然，这里的“重组”并非财经意义上的企业重组，而是暗指学员间婚姻的重组。有网友附和，“靠饭局上位已经OUT了，应该去上商学院。”随后，不断有某演艺明星曾就读于某某商学院的消息出现在报端。 对于婚姻重组，一位在清华就读EMBA的学员告诉媒体说，男女学员“重组”这一类故事确实存在，但是不多。然而王石就读的长江商学院仍然成了众矢之的，被外界批评太过用心构建“交友平台”。随后牵扯出木子美所谓的“房卡事件”，更是让很多人调侃着“读商学院就是混圈子、钓金龟”，这将社会对商学院的批评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然而仅因这些个别事件就否定商学院存在的合理意义，着实是夸大其词。但我们确实可以从中窥见中国商学院，尤其商学院中EMBA、EDP、总裁班等项目“俱乐部效应”的发展趋势。 事实上，在全球很多著名学府中，都有校友俱乐部的存在。哈佛大学俱乐部被誉为“最高级的校友俱乐部”，其会员资格仅限于已获得哈佛大学学位的校友和研究生、教师等。俱乐部设立奖学金基金会，每年帮助20名哈佛大学在校学生完成学业、为研究生的课题研究、为国际交换生计划提供资金赞助。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俱乐部历史更为悠久，成立于1830年的俱乐部主要会员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校友，每年举办各类研讨晚餐会、作家午餐会、学术讲座、诗歌晚会、音乐晚会等。会员还可享受定期的品酒会和晚餐会，运动活动如壁球、游泳、桥牌、高尔夫以及国际象棋，每年都会安排俱乐部高尔夫比赛，以及去海外参观等。而美国顶尖商学院中都设有俱乐部，其中一部分为学术型俱乐部，主要指以某专业或课题为中心的以学习和交流为目的非正式团体，几乎每个美国商学院的学生都能在一个或几个俱乐部中担任一定的职务。俱乐部会在企业赞助下组织专家进行学术演讲和举办各类座谈会，促进俱乐部成员之间的沟通交流。 因此，通过就读商学院来建立人脉圈子并不应该是商学院被声讨的原因，必须承认一些商学院的回应是正确的：人脉圈是EMBA等商学院教育重要的一部分，商学院的教学知识一部分来源于教授讲课的内容，另一部分就是来自同学间的交流学习，就读EMBA的学员都有着多年的职场管理经验，商学院非常提倡他们相互之间学习。 但将“人脉圈”作招揽新学员的主要“宣传武器”，或者将构建“圈子文化”当作主要业务经营，就有些过头了。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余明阳也曾坦言，国内“有些EMBA课程最活跃的并非课堂讨论，而是学生组织的高尔夫俱乐部、雪茄俱乐部、红酒俱乐部、茶艺茶道俱乐部等聚会场所”。 国外主流商学院虽然也十分重视校友网络建设和校友资源的开发利用，但商学院核心仍然应该是保持各自的特色课程以及教学质量，学员主要也还是以学习为主。国内商学院中，占比不算少数的学员将入读商学院的最大“动力”定位为建立人脉、拓展业务、寻找合作机会，这样的目标迷失才是“人脉文化”给商学院引来诟病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与国外大多数就读EMBA的学员都是前景光明的大企业中层不同，在中国参加该项目的往往是企业高层，他们的头衔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挂着“董”或者“总”的头衔。近年来，这些人积极参加商学院项目，特别是总裁班、EDP、研修班、研讨班等短期项目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商学院的教学与国内商业实际仍有距离。 很多企业在遇到经营管理问题，如家族企业的传承，企业合规制度的建设，战略转型方向，专注本身坚持专业化、还是多元化发展等，希望寻求智力支持时，与商学院的合作很多时候没有共同语言，“学院派”的报告往往过于理论和理想化，缺乏可操作性和与实际的结合，甚至是将“人人都知道的事情，说的谁也听不懂”；寻求各类咨询公司的帮忙，但其多是“江湖派”，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面对短期或针对性较强的项目性规划还有所建树，但对于公司经营管理的长期问题解决效果仍不理想。在两者皆不可得的情况下，这些已经掌握一定社会经济资源的企业家选择自己读EMBA、EDP等项目，然后将副总、经理、总监都送进了商学院。然而，商学院的理论和案例仍然存在前文提到的“脱离商业实际”等问题，这也侧面影响了进入商学院学习的部分学员的心态和目标。
2015年1月7日 -
【中国教育报】2014留学发展报告：各国奋力争夺“留学红利”
蓝皮书建议，我国应积极完善相关政策，留住来华留学的优秀人才，为我国创造“人才红利”。(资料图片) 高中生已经成为继研究生、本科生之后的中国第三大出国留学人群。 留学生成为发达国家争夺世界人才红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留学规模在“输入”和“输出”存在不平衡现象。 可考虑放宽来华留学优秀毕业生的实习工作政策。 由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4)》近日在北京发布。蓝皮书分析世界和我国留学发展的特点及趋势，并针对留学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低龄化”出国留学趋势不减 蓝皮书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同时“低龄化”出国的趋势不减。中国高中生赴美留学热潮涌动，已经形成一股显著的力量，高中生已经成为继研究生、本科生之后的第三大出国留学人群。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蓝皮书调研合作机构启德教育集团调查显示，2007年至2014年，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集中了90%以上的中国高中留学生。 针对出国读高中的原因，蓝皮书的研究发现，教育质量和职业发展是学生和家长选择出国留学的最主要原因。首先，因为国外教育和考试制度相对宽松，考核指标相对多元，更注重培养社会实践能力和社会参与等。其次，国外很多高中是世界名校的摇篮，每年为美国著名高等学府输送大量生源的中学被中国人称为“小常青藤”。再其次，迅速提高语言能力、培养独立生活能力等也是很多家长提早送孩子出国读书的原因之一。 蓝皮书预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家庭收入的不断增加，未来中国高中生出国人数将持续增加。 然而，低龄留学也存在弊端。学生年龄小，世界观和价值观尚未形成，自我管理能力受限，极易导致无法按时完成学业、缺少自我保护意识、缺少法律意识、缺少对文明的尊重和了解、难以融入当地社会等问题。 对此，蓝皮书建议，留学生和家长在做出留学决定前，应该慎重思考，让深思熟虑代替一时冲动，让理性留学代替盲目留学。 中国未来更应关注“留学红利” “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开启新纪元，急需大批具备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留学，正是培养该类人才的重要途径。”蓝皮书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在发布会上说。 蓝皮书指出，“留学红利”是我国“人才红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留学发展未来更应关注“留学红利”。 “留学红利”分为“经济红利”和“人才红利”。蓝皮书显示，在国际社会，“留学红利”早已成为发达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留学生中，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很多都是得到了政府或私人资助，或者来自经济条件相对优越的家庭。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看，留学生都给其所在学校以及当地政府带来巨额的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留学生也成为发达国家争夺世界人才红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潜在的高技能国际化人才，留学生是目前世界各国政府力争吸引和保留的移民群体，因此，很多国家尽管收紧移民政策，但依然实行较为宽松的留学政策，为留学生毕业后能够留在该国工作提供各种便利。 蓝皮书建议，我国要加大力度吸引留学生回国创新创业，尤其是掌握高科技和专业知识的硕士、博士人才，以扭转人才流失局面，积攒“人才红利”。 同时，针对留学生群体，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均允许留学生毕业后居留一段时间找工作，以吸引优秀外国留学生在本国发展。美国等发达国家为吸引海外人才，会对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提供一定的奖学金项目。 对此，蓝皮书建议，我国也应积极完善相关政策，留住来华留学的优秀人才，为我国创造“人才红利”。 来华留学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对国家可持续发展起决定作用。“来华留学将可以成为完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的突破口，加快实现经济转型，推动经济平稳进入‘新常态’;甚至可以结交更多外国青年友人、培养未来政治领袖，助力我国构建大国外交宏伟蓝图。”王辉耀说。 然而，我国留学规模在“输入”和“输出”两方面不平衡。根据蓝皮书统计，2013年在华的各类留学生共计356499人，比上一学年增加了28169人，但是其中攻读学位的只有十几万。 从全世界来看，国际留学生总量占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近2%，许多国家高出这一比例。为了更好地吸引外国留学生来华，蓝皮书给出5个方面的建议: 在政策方面，我国应顺应世界人才国际化流动的趋势，放开外籍优秀留学生在华就业和创业的限制，可考虑放宽来华留学优秀毕业生的实习工作政策，允许优秀外国留学毕业生留华工作和生活，或设置留学生实习签证、工作签证，允许短缺人才或居留达到一定年限、就业创业成绩出色的外国人才留在中国。 在教育方面，改革教育体制，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中国高等教育应逐步去行政化，使教育部门回归学术、科研本位;优化课程设置，改革教育方式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优秀师资，获得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领导与师资力量。 在课程方面，增加国际语言授课课程、培养国际化师资队伍。除了全球招聘，可考虑实施“教师国际化培养计划”，通过教师外语培训、中长期国际学术交流、国外进修、建立海外培训基地等措施，培养拥有熟练使用外语、读写外语文献等技能的教师队伍，并带动全国效仿实施，降低留学生在华学习的语言难度。 在合作办学方面，继续鼓励中外合作办学，提高教育国际化程度，尽快引入外资或国际办学模式，将中国高校推向世界，与世界教育机构展开竞争。 最后，蓝皮书建议实施吸引留学生的专项计划和示范工程。 各有特色的留学“吸引力” 此次蓝皮书的调研中，特别对2013年本科毕业生的留学意向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毕业生选择留学北美、欧洲和亚洲最主要的原因是“研究生教学质量好”，其中北美比例最高，达到了88.1%。同时，选择留学大洋洲的原因还有“留学环境开放、容易申请”，选择亚洲和欧洲的主要因素还有“留学费用便宜”等。 为吸引留学生，2014年美国参议院移民改革法案出台了一系列针对高科技人才移民的优惠政策，指出移民政策应向理工科人才和在美投资创业者倾斜。而加拿大出台了一项海外留学生倍增计划，鼓励国内大学接纳海外留学生和研究人员。英国则针对中国留学生出台了“国际学生实习计划”，给予留学生在英国参与实习工作的机会。澳大利亚著名的“八校联盟”则正在积极与中国“985”和“211”高校签订合作协议，鼓励中国学生开展合作研究项目。 但蓝皮书分析，美、英、澳、加等几个传统留学国家受到留学费用、移民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开始面对更多新兴留学目的地的挑战。尤其是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和亚洲国家以较高的“留学性价比”赢得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生源。 2013年，赴德中国留学生人数达到了2万多人次。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留学“吸引力”不仅是其优质的教育资源，还有公立大学不收取学费，且允许留学生在校期间打工，留学性价比较高。与此同时，荷兰、瑞士、比利时和瑞典四国因为提供数额较高的奖学金或签证通过率高等因素，近年来接收留学生的数量也在稳步增长。 亚洲一些新兴留学国家和地区也受到越来越多中国留学生的关注。蓝皮书指出，近年来亚洲国家在世界著名大学排名中表现不俗，而且对于本区域的学生来说，留学亚洲的优势还在于语言文化差异相对较小，学费和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尤其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推动下，政府奖学金和双边教育交流等项目越来越多，使得更多中国学生开始考虑“就近留学”。（记者 张东）《中国教育报》2015年1月7日第10版
2015年1月7日 -
环球时报：中国有意建特色智库 令其不可避免向西方开放
中国拥有世界第二多(426个)的智库，仅次于美国(1826个)。近日中国领导人号召建设新型智库，且应具有“中国特色”，以促进现代化和治理体系并增强中国的软实力。 尽管数量不断增加，研究范围也逐步扩大，相比西方同行，中国的智库往往被认为缺乏全球影响力。西方普遍认为中国的智库受到意识形态控制。但近几个月来，中国分析家和官员讨论了未来智库发展之路。在中国，智库的力量能否扩大，取决于北京领导层是否愿意让其打造公信力，代表一个快速成为世界事务主角的国家讲话。 目前，智库在中国是代表决策的重要缩影和实验室。领导人发表讲话后，学术界和大学研究机构被要求遵循融入新“中国特色”的方针。今年2月中国教育部下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的文件，4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举办首届“智库与中国发展”研讨会，意在分享(国际)管理经验和加强智库合作。这表明，北京有意将本国智库打造成能与西方智库匹敌的机构。 大学研究机构并非是唯一进行重组的，研究国际关系的官方和半官方机构也会发挥更大作用。目前很难说，这会在何种程度上改善中国外交的工作机制或者此类改革是否会制约智库独立性。一方面，改革会创新中国智库体系，令其不可避免向西方开放。另一方面，对研究领域严格划分的趋势——如政府分配研究课题，可能影响中国智库的研究质量，特别是长远而言。 发展智库应放在中国在全球事务中作用越来越大的背景下看。中国智库常被低估，其中一些因研究成果质量不高而背上不良名声——特别是与西方同行相比。中国的智库必须具有竞争力以支持中国面临的众多全球挑战。
2015年1月6日 -
中国社会科学网：“科技创新与人才战略”高层智库论坛在上海举行
2014年12月20日，我院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市委党校、光明日报社联合举办的“科技创新与人才战略”——高层智库论坛（2014）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举行。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院长王金定、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李春林、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校长郭庆松分别代表主办单位向论坛致辞，表达了对智库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对依靠高素质人才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信心与期待。 与会专家围绕“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智库建设与发展”两个议题从不同角度发表了主旨演讲并作了深入探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讲述了自己对于智库的思考，指出智库本身应该具有超前性，创新性、独立性和客观性，智库的生命力在于质量；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杨建华结合中关村经验，介绍了如何帮助科技人员释放活力、创新创业；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江阐述了创新驱动发展面临的人才挑战。 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中关村管理委员会、中国人事科学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上海市政协等单位及四家主办单位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
2015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