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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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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志云：网贷企业价值仍投资界被低估
11月28日，继“互联网金融·中国行（2014）”北京站、南京站、广州站、天津站、石家庄站、北美站、西安站、深圳站、成都站等十几站之后，由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互联网金融中国行组委会、京北金融、上海信息服务业协会等联合主办的“互联网金融中国行·上海交通大学站”在上海交通大学文治学堂举办。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发起筹建的国内首家互联网金融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互联网金融研究所在“互联网金融金融中国行?交大站”活动仪式上正式揭牌。研究所聘任了中国互联网金融领军人物，京北金融总裁罗明雄作为研究所所长。 作为新受聘的互联网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涂志云表示：目前网贷发展消费信贷面临种种风险：一是信用风险，包括借款人不重视自身信用及银行债权，另外。借款人缺乏财务规划，导致还款能力出现问题；二是道德风险，包括贷款申请资料不够完善，个人信用体系尚未建立，申请资料的真实性核实难度较大，部分借款人恶意伪造资料贷款，变现套现等问题；三是市场风险，包括贷款额大于抵押物价值，部分贷款目的用于投资，还款能力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银行不愿以刑事报案方式处理贷款的借款人，造成清收手段的缺失；法律对抵押债权人的保护不足，导致对违约的借款人的强制执行不力，抵押物的变现不足等问题。 目前，网贷平台现状：首先，不是平台太多，而是好的平台太少，总交易量和投资人还有几十倍上升的空间，其次，网贷的风险管理还是非常初级，投资人茫然，没有分辨能力。另外，虽然有不少公司获得融资，但是对投资界互联网金融的投资还是远远不够。网贷平台估值较低。 2014互联网金融中国行活动已于3月20日在北京首发，并于3月22日在南京、5月18日在广州、6月6日在天津、6月24日在石家庄、7月份在北美、9月份在上海、10月份在西安、11月份在深圳成都等多地举行了互联网金融中国行活动，通过互联网金融在全国各地的扎实落地，营造创新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氛围，实现普惠金融、民生金融、阳光金融在全国的开花结果。接下来互联网金融中国行将走进昆明、长沙等地，并在2015年1月9日，在南京举办互联网金融中国行全国大会，进而促成互联网金融在全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景象。 参加本次论坛的嘉宾包括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刘天鸣、京北金融总裁罗明雄，上海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执行会长马海涌、红岭创投董事长周世平、互联网金融联盟CEO魏征、企易贷CEO王道、融金所董事长孙明达、南方创投网副主任王辉、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总裁助理魏舒明、证大财富总经理贺牧、金开贷副总经理段嘉奇、点融网CEO郭宇航、大家投CEO李群林、原始会CEO陶烨、爱创业CEO顾斌、网贷之家联合创始人石鹏峰等。文章选自搜狐证券，2014年12月
2015年1月12日 -
张亚勤：互联网物理化成新趋势
在过去二三十年，我们把物理世界变成数字的世界、虚拟的世界。接下来的30年其实我们要向另外一个方向走，把数字世界互联网的技术、商业模式又送回到物理世界。称之为“互联网的物理化”可能未必准确，但这是一种趋势，可以更好地连接人和服务 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国也好，全球也好，其实我们是把物理的世界数字化和虚拟化，文字、音乐、视频、工作的流程，我们把它变成数字，然后连在一块：人和信息连接--浏览、搜索，人和商品连接--电商，人和人连接--社交网络。后面运用各种不同的新的技术使它变得更加有效率，规模更大。 接下来的30年其实我们要向另外一个方向走，是把数字世界互联网的技术、商业模式又送回到物理世界，所以我用了一个词叫“互联网的物理化”，可能未必准确，但这是一种趋势，可以更好地连接人和服务。具体讲起来我认为有三个维度。 第一，万物互联，人和人相连，人和机器相连，有电的地方都有计算，有计算的地方都有智能，有智能的地方都可以相连。接下来的5年我们相连的智能设备会增加5-10倍，包括我们的家电、汽车和整个医疗设备，还有我们的工业制造都会上网连在一块，这就出现了很多的大数据。 第二，互联网拥抱传统产业，出现产业互联网或者行业互联网，这个不仅仅是技术改变，它的商业模式也在改变行业本身的方式，包括产品的开发、营销、推广以及商业模式。现在有一个比较时髦的话，叫“互联网思维”，我觉得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像新闻媒体、广告业、电信产业都受到了产业互联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颠覆，整体来讲是一种拥抱、融合，是从连接人与信息到连接人和服务的升级。 第三，智能生活和工作。这里面就是人工智能。未来二三十年我认为机器的智能可能会和人达到同样的水平。我们会看到机器人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软件，他会成为你很好的伴侣，他和你交流，知道你需要什么，帮你买东西，做你的助手。我经常讲过去多少年我们是在学电脑的语言、运行的结构，以后应该是电脑更懂你。另一种是真正物理的机器人，为人们创造无限可能。互联网过去十分辉煌，对我们的生活、工作有很大的影响和改变，但是它真正的影响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那时智能机器人或者在家里面陪伴老人、帮你做家务，或者在工厂会替代许许多多现在的工人，而这正是互联网物理化后连接人和服务对我们的生活和整个产业结构带来的变化和影响。目前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文章选自新华网，2014年1月8日)
2015年1月12日 -
王俊峰：税务律师和注册税务师肩负重任 发展空间很大
2014年12月27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王俊峰在“2014中国税法论坛暨第三届中国税务律师和注册税务师论坛”致辞时强调，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的作用，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财税体制改革和财政制度建设，改革开放以来，财税体制改革成为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化税制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为我国法制财税建设提出了目标，也提供了指导依据，今后构建完备的财税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财税法制实施体系，严密的财税法制键入体系以及有效的财税法制保障体系，将是财税体制改革工作的重中之重。 王俊峰讲到当今互联网大数字时代对的传统的法律服务、税务服务和各个方面的服务工作提出了挑战，将来的混合经营、联合经营专业间的互相增殖服务是市场需求的重要方向，所以律师和会计师以及税务师未来的合作领域和空间是非常大的。 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的新变化情况下，王俊峰对税务律师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四点希望和要求，即要服务于国家财税立法工作；维护法制的工作与正义；要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要重视防范税法风险，促进行业的良性发展。希望他们在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要抓住工作的切入点、着力点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服务保障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律师行业税务管理存在着营改增和个人所得税查帐征税两大问题，一定程度加大了税务风险和税务分担，律师作为知法懂法用法的主体，更应该以身作则，合法依法的纳税，尊重市场竞争规则，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同时特别是作为精通税法的税务律师，我们也希望能够从更为积极的角度为解决律师行业发展的税务管理等问题建言献策提出好的方案，积极稳定推动全行业的税务管理水平。
2015年1月12日 -
沈南鹏：加大TMT早期项目投资比重 与90后一起创业
这个时代，再多的事、再大的事，都可以起于财富，止于财富。而在那些耳熟能详的富豪所辐射的区域里，沈南鹏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他，在以财富创造财富。 作为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以下简称“红杉中国”)的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从不频繁将自己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但他在业界的“江湖地位”始终没有被撼动。2014年，沈南鹏被评为年度福布斯全球最佳创投人，而这也是他第三年蝉联华人最高排名。沈南鹏之所以为业界所认可，是因为红杉中国造就了太多明星企业。 “神话”的背后，沈南鹏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从他38岁带领红杉中国在中国本土精耕细作开始，十年间，沈南鹏跨过了“不惑之年”，也经历了中国经济的起起落落。与此同时，他对红杉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思索也愈加深刻。 在奇虎360创始人周鸿的感觉中，沈南鹏就像是一条海洋里的鲨鱼。只要闻到血腥味，这条饥饿的鲨鱼就必然会立刻冲上去。而这条鲨鱼的动向背后，折射出的则是这个时代中国经济的脉络。 互联网领域“挥斥方遒” 正如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所描述的，“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对于近十年的中国而言，2008年是这样的关键时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没有谁能够摆脱中国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影响，而处于风险投资这个永远拥有最敏锐嗅觉行业之中的沈南鹏及其所掌控的红杉中国，也在2008年这道分水岭上变换了思路。 也恰恰是在这一年，沈南鹏跨入了“不惑之年”，并且将一贯的背头改为了清爽的短发。在旁人看来，这或许只是沈南鹏个人形象的一次转换。事实上，沈南鹏改变的不只是形象，还有他以及他所带领的红杉中国对投资重点的重新思考。 在2008年以前，红杉虽已投出不少互联网领域的早期企业，包括大众点评和奇虎360；但我们可以看出，2008年以后，其加大了对互联网行业的投资布局，聚美优品、唯品会、乐蜂网、京东……更在互联网消费、互联网金融领域布下“珍珑棋局”。 以2008年为时间节点，加码投资互联网领域，一方面是顺应了互联网发展的大潮，另一方面则是源于沈南鹏自己对行业趋势的判断。“如果要说在过去20年中最重要的主题词，恐怕是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崛起在世界上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力和奇迹。”沈南鹏如是说，“阿里巴巴的上市，不仅看出中国企业能够在本土的领先，同时也能够在全球的互联网市场中占据很大的份额。” 目前，红杉中国已经拥有8只美元基金与3只人民币基金，管理着总规模近300亿元的人民币基金。尽管按照红杉中国的惯例，并不会投资一个领域内的两个竞争对手。然而，当树大根深继续向外伸展之时，就难免会遇到“无边界竞争”。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尴尬避无可避。 以唯品会收购乐蜂网为例，恰恰是源于双方业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撞到了一起。乐蜂网董事长李静曾表示，与唯品会战略打通是乐蜂网“自己的决定，事先没与任何投资人沟通”。而沈南鹏也否认了自己在竞争公司之间“作局”的传闻。 “近两年，互联网和消费行业交汇的领域里，出现了一大批提供优秀产品的中国企业。几乎每一个消费的子行业中，互联网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感叹互联网变化的同时，沈南鹏也曾经建议乐蜂网将渠道与更大平台合作，将公司的利益最大化。而这个建议，则是基于红杉中国对企业长期发展战略推导所得出的结论。 按照风险投资公司的标准流程，一旦两家被投公司成为了竞争对手，风险投资公司就会建立严格的防火墙制度。例如，投资经理之间不能共享信息，投竞争对手公司的投资经理不能出席公司战略会议，等等。而红杉也遵守了这套流程。 “作局”这一说法或许有些牵强。且不说互联网电商在纵向发展壮大之后都会采取横向拓展势必会导致业务有所交叉，单作为一个风险投资机构，即使在企业董事会中占有席位，根据常规也是需要避免参与企业日常经营的。在此情况下，当所投资的两家企业商业模式逐渐出现重叠而变成竞争对手时，一方被另一方并购，想必是红杉中国在当时能够给投资人的最优答案。 与“90”后一起创业 在美国硅谷，成立了40余年的红杉资本是一个传奇般的存在。在大型机时代，它发掘了PC先锋苹果电脑；当PC大肆发展，它培养起网络设备公司3Com、思科；而当电脑被广泛连接，互联网时代来临，它又投资于雅虎和Google…… 同样瞩目的投资业绩，同样的秘而不宣。红杉中国将红杉资本的基因带到了中国，并在延续着这一传奇。 “做企业家事业的土壤和基石，做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这是红杉中国一直秉承的理念。在这一理念之下，沈南鹏与红杉中国游走于创业者之间，以手中的资金为支点，为后者撬开一个绚烂而广阔的天地。 2008年，不仅是红杉中国加大投资互联网领域的一年，从其投资策略上来看，其亦不断发力从VC到PE阶段的全产业布局。 特别从2010年开始，红杉中国所投资的大部分公司都是处于第一轮或者第二轮融资阶段。尤其是近期，红杉更是在早期领域非常积极，也做了更多努力。不仅加大了对初创期企业的投资比重，同时，红杉中国还发起了“前方高能！红杉陪你创业去”的活动，为全球85后、90后的TMT领域早期创业者助力。 “TMT领域早期创业项目到了85后、90后主唱的时代，他们的思维更加活跃开放，对市场痛点和机会的捕捉能力更加敏锐，我们酷爱他们的激情与梦想。然而，面对快速迭代的产业和技术周期，创业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红杉中国愿意从旁佐助，与他们一起创业！”在活动现场，沈南鹏分享了他对创业的理解。 投资风格的切换，从红杉中国所设立的基金形式上可窥一斑。 在2009年初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沈南鹏曾说道：“红杉中国在2005年成立了2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基金，2007年5月又成立了PE(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轻’资产和‘重’资产两方面的投资都有涉及。”(详见本报2009年3月30日《沈南鹏：看好周期性行业》一文) 相比齐名的鼎晖投资、弘毅投资，红杉资本在大手笔投资、产业资本运作方面也毫不逊色。虽然红杉不再关注房地产、制造业等传统领域的PE投资，但却紧紧抓住PE领域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机会。仅就2014年而言，红杉掷出的大手笔PE类投资包括物流领域的中通快递、德邦物流；医疗健康领域的稳健医疗、威高集团、鱼跃医疗；消费品领域的韩后；以及互联网领域的陌陌、今日头条…… 模仿、学习加创新 正如本文之前所言，在“投资神话”的背后，沈南鹏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因此，即使是目光如炬的他，在投资中也难免会有失手之时。 在经历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市场低迷严重影响了风险投资机构之前的投资业绩。而市场何时向好无人可以预期， LP(有限合伙人，即投资风投机构的投资人)的钱越来越紧张，也使得风险投资机构普遍“捂住钱袋”。整个行业从曾经的“全民PE热潮”直接掉进了“冰窟”，寒冬、剧变、转折点等成为了挂在投资人口头的“常用语”，不少机构都放慢了投资步伐，更多的重心放在了已投资公司的管理上。 在2009年的第一季度，红杉中国也颇为保守的只投资了四五个项目。对此，沈南鹏颇感遗憾，觉得当时“有一点缩手缩脚”。而其中最遗憾的，是错过了京东的第二轮融资。 于是，沈南鹏与红杉中国开始梳理产业逻辑和行业脉络，同时也开始将VC基金的重心向早期前移，将PE基金的关注点聚焦于重点行业的领先企业。红杉中国的选择，反映出了彼时中国风险投资行业的大趋势。在这一分水岭之前，恰恰是国内企业IPO的热潮，大量中国本土基金将热钱投向Pre-IPO的项目，赚取上市回报，红杉中国亦不能免俗。而2008年经济周期进入低谷阶段，也给了市场参与者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风险投资应该如何创造财富才算是成功。 “如果说20年以前，几乎是全世界去模仿硅谷的话，今天在每一个国家，不管是在中国、印度、韩国，每一个应用都是企业根据用户的特征和诉求开发出具有针对性的产品和应用。比如讲我们看到现在像腾讯和百度都已经在世界各地的扩张当中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亮点。”沈南鹏表示。 “这样的一种创新能力也决定了这样一家公司在本土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如果更多的是模仿和学习别人的技术和应用，恐怕会很快地陷入传统行业当中的红海竞争。这也意味着这些原创的商业模式恐怕很难有机会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走向别的市场。” 在与美国硅谷同样的投资基因之下，沈南鹏让红杉中国变得更加本土化，这或许会让其带着梦想走的更远。文章选自《中国经营报》，作者：何莎莎
2015年1月12日 -
【中国新闻周刊】2015人才流动：全球化的新浪潮
2014年12月26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发出公告，阐述奥巴马新移民法案的细则，包括简化合法移民步骤，重点改善H1B签证项目（美国最主要的工作签证类别，发放给美国企业雇佣的有专业技能的外国籍员工，属于非移民签证的一种）。其中，和中国留学生密切相关的是为STEM（指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ematics”）专业的学生在毕业时附赠绿卡。 2014年11月，来京出席APEC（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中国进行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带来了一份“大礼”： 奥巴马在2014年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讲时，当场宣布，为中国公民从事商务、旅游活动签发最长达10年的多次往返有效签证，为留学生签发最长5年的多次往返有效签证。新移民法案和签证举措，是美国吸引人才的一个很大的动作。美国STEM专业的海外留学生中，超过三成来自中国。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2014年1月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援引了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一组统计数据：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数量达934.2万人，较2000年时的549.4万人增长了将近一倍，并从1990年的世界第七大移民输出国上升为第四大移民输出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传统的移民国家，都是中国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国。2014年1月25日，香港，在亚洲国际博览馆考场，近万名考生参加了有“美国高考”之称的SAT考试。 2014年，像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多个中国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国都推出了移民新政或新的签证举措，各国争抢人才的势头加剧，人才流动的增强，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的一个趋势，在2015年，这会表现得格外明显。“超级签证”VS“留学红利” 2014年2月，先是加拿大移民部宣布取消单次签证，取而代之最长给到10年有效期、多次往返的“超级签证”;一周后，加拿大政府又在公布2014年年度经济计划时，宣布终止联邦投资移民计划和联邦企业家移民计划。 实施了近30年的加拿大投资移民计划，由于成本相对较低并且几无风险，在启动后逐渐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财富移民计划，加拿大也成为中国人选择移民的“第一梯队”国家。据加拿大《环球邮报》统计，过去的近30年间，通过投资移民进入加拿大的人数超过13万，大多数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 而加拿大政府一方面背负着“违约”的指责“叫停”投资移民计划，另一方面又推出“超级签证”，这是意在避免一些人移民只为拿个绿卡买个身份并享受福利，但并非是拒绝留学生和资金。对于一些陪读的父母来说，“超级签证”也足够便利。总体上看，吸引资金和人才是所有国家移民政策发展的趋势。 在“叫停”投资移民计划一个月前，2014年1月15日，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埃德·法斯特公布了《国际教育战略》，每年投入500万加元，吸引来自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中东北非和越南等六大主要市场的海外学生和海外研究人员，计划到2022年实现海外留学生数量翻一番，达到45万人。 与之相对应的是，在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也呈递增势头，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4年12月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4）》，从2011年的6.7万人次增加到2013年的8.8万人次，从占该国留学生的22%迅速增长到33%。中国已连续五年成为加拿大的最大留学生来源国。 截至2013年，中国已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瑞典和新西兰等国家的最大留学生来源国。 对于加拿大、美国等国来说，大量中国留学生的到来，将给这些国家带来消费增长、就业岗位增加、经济增长加快等越来越多的“留学红利”。以加拿大为例，仅在2010年，国际留学生在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用上的支出超过80亿加元（约合人民币430亿元），这一数字比加拿大在飞机、航天器等大型设备出口上所获得的经济收益总和还要高。但比“留学红利”本身更重要的是，“留学红利”还可以转化为“人才红利”，成为这些国家的人才库，增强其人才竞争力。缩小“人才差距” 不无巧合，也是在2014年12月16日，白宫公布奥巴马新移民法案的同一天，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记者会上表示，不排除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量超过利用外资的可能性。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货物流动方面，我们做得很好了，但在资本流动和人才流动上，还是美国占据优势。如今，货物流动、资本流动和人才流动是“全球化的三个浪潮”。如果要拿中美比较，在货物流动方面，中国已经不输于美国;但在资本流动尤其是人才流动上，中国要落后很多。 2011年，中国在美国的留学人数为15.7万人，而美国在中国的留学人数仅为1.4万人，相差十多倍。2012年，中国在海外的留学人员总数超过113万，而外国在华留学生不到33万，而且，其中读学位的人数只占五成左右。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国际留学生占高等教育总在校生人数的比重，发达国家普遍在8%以上，澳大利亚、英国等甚至高于10%，而在中国读学位的国际学生的这一比例却仅为0.4%左右。 “人才战争”尽管远离硝烟，但在21世纪这样的全球化时代，这可能是最致命最重要的一场战争，中国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免费输出大量的人才，并不是因为本国人才过剩。相反，中国的情况是：人力资源总量庞大，人才资源却非常不足;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低端人才数量可观，但高端人才却远远供不应求。 当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位居世界第二，这种巨大的“移民赤字”和“人才逆差”显得非常不相称，中国亟待破除人才移入上的种种壁垒。 2014年12月12日至13日，首次全国留学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等分别作出关于留学工作的重要指示。会上提出，到2020年，吸引50万外国留学生。 这是第一次由中央层面来召开关于留学工作的会议，把来华留学和出国留学当成同等重要的事。这次会议传递出的信号是，中国政府由过去更多地重视货物流动和资本流动，到现在也开始对人才流动更加看重。 如果50万的数字只是来华的留学生，而不是指在华读学位的留学生，那这个目标还是偏保守的。“一带一路”拉动企业走出去 除了留学外，在对外投资有望超过来华投资的大背景下，必然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 据《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中的不完全统计，2009年，中国在非洲的人口估计不到80万人，但到了2013年，这个数字达到100万人。 这100万人中，大多数是跟着小老板去非洲的工人，他们开餐馆、宾馆、商店、建筑公司、贸易公司等，目的很简单，就是赚钱。但这种情形正在发生着改变，在越来越多的工厂里，工人几乎全部来自当地，而中方只派出很少的管理人员。 这样的模式在“一带一路”沿途将会很常见。2013年9月，在首次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访问中亚四国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一个月后，在出访印度尼西亚期间，习近平提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 “一年来，‘一带一路’已从理念设计、总体框架到完成战略规划，开始进入务实合作阶段。”在习近平主席于2014年9月结束又一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之行以及对中亚南亚四国的访问后，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对媒体谈起习主席此次出访成果时说。 “一带一路”建设肯定会带动一部分企业、人员走出去，但在我看来，“一带一路”更多会靠的是沿线国家共同参与建设。 中国不断加强在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是中国国际移民趋势上出现新动向的另一个近期备受关注的因素。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出国（境）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试点，加大对“裸官”的监察力度。而2014年北京APEC会议发布了由中国推动的第一部反腐败宣言——《北京反腐败宣言》。除了反腐败的共识之外，《宣言》还提出要建立亚太地区的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搭建追赃和追逃的平台。 《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里还提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研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外逃贪官约18000人，卷款达8000亿元。另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大陆非法资金外流4120亿美元，2011年达到6000亿美元，2012年突破10000亿美元，2013年则可能超过15000亿美元。 国际上的反腐合作将对“裸官”移民尤其是非法向海外转移资产起到遏制作用。（口述者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
2015年1月9日 -
李成：中国民间智库发展之路
智库是美国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智库之于中国似乎是新的领域，近年来则日益成为热门的政策研究话题。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把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中国智库的发展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很多资金来源，比如来自央企、政府、私企和民间团体的资金投向智库，也将助力智库发展。但是智库的人才积累、研究方式、特色建立、声誉的提高，还需要一个过程。 智库作为政策研究机构，研究成果有着明显的时政性和前瞻性，但同时，研究人员要有很好的学术根底及全球视野，要考虑非专业读者的理解能力，不能自说自话。成功的智库尤其要重视有效的传播，要非常清楚传播的对象是谁一一对政府部门的传播，对学术圈的传播和通过对公共媒体的大众传播在方式上有很大不同。在国内对国际化智库的概念、还缺乏系统研究和实践的情况下，中国民间智库需要考察与探索国际化的模式，关注国际智库发展的历程与经验，尤其要学习世界顶级智库的运作模式。然而，在特定环境下对中国民间智库的探索与实践并不容易，受资金、人才、政策支持等方面的困扰，是中国民间智库探索与发展的必经阶段。 智库发展最关键的是人才和政策上的推动，而非经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是以一个零售商的名字命名的智库一一罗伯特·布鲁金斯发迹后，于1916年创立了该学会。而中国目前有非常好的条件一一大量的私有企业资金丰沛，他们中的很多人希望能够回报社会，并对政策的探讨和制定融入更多民间的思考。因而不难想象，再过几年、十几年，中国也会出现本土的“布鲁金斯”。 智库选择的人才必须是非常著名的或有巨大潜力的，他们能够不断得到媒体、学术界、国际与国内民众的注意。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入才对智库的促进作用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一一只要能够得到话语权、能够得到媒体的关注，一个智库就有可能风生水起。 目前，中国发展智库具备国家发展战略的大环境，在此背景下，智库中的人才要有良好的研究和工作环境。研究人员应当能够决定他们的研究课题、方向、特点，同时还应有一个团队来帮助他们，不要给他们太多来自经济和人事方面的压力。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其研究人员有100 名左右，但辅助人员有近300人，其中包括研究助手和公关、传媒、捐款、行政管理方面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而目前中国的智库里“将军”多、“士兵”少，难以形成有效机制。因而，智库的构建必须建立在一个合理的工作搭配基础上。 人才虽然很重要，但只靠入才而没有良好的运作模式，有时会把优势变成弱势。对于中国的智库来说，其聘请的专家学者应当在智库里工作、有所贡献，而不是单纯挂个名。毕竟，思想库的首要任务是产出思想，提供新的观念、方法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近年来，许多退休官员进入智库工作，这给中国智库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促进因素，但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以进为主的“旋转门现象”。近年来也有来自智库（如来自中国经济50人论坛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中青年学者进入政府工作。相信随着中国智库对专业化的重视，包括对海归学者的重用，“旋转门”的单边现象会有所改善。就发展与建立更系统、更扎实的研究，并为公众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均衡而独立的政策分析而言，中国的智库网络仍处在早期阶段。在中国智库面临探索和挑战的同时，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一些推动中国民间智库国际化发展的成果。对中国新型智库的定位、大国智库时代政府的作用等也有一些有益的探讨。随着中国的影响力在国际上不断增长，以及国内社会的快速发展，建立真正对中国发展起作用的大国智库的呼声越来越高。为此，借鉴海外智库的发展并与其广泛、深入的交流是必要的。 在中国国情研究领域，中国学者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做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但是，研究之外最重要的是，怎么让研究成果带动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造福于民众，并带来外界对中国发展的了解和认识，这方面中国的智库还需要更多的提升。 “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是布鲁金斯学会近百年的座右铭，也是其成功的秘诀。我愿意把这三句话分享给成长中的中国民间智库，期待中国智库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会更好、更有信心地建立起符合其文化社会环境，有中国特色、多元化、有国际话语权的一流智库，并产生一批令人瞩目的顶尖思想家。文章选自《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89期
2015年1月8日 -
新华网： 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由“竞争”转向“竞合”
新华网长沙1月7日电（记者李丹）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成为新常态，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希望改变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的竞争状况，形成“抱团取暖”的“走出去”新格局。 “在国际项目招投标中，我们经常遇到中资公司内部不计成本地竞相压价，也曾因此放弃了不少优势项目的投标”，6日，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刘跃龙在“湖南千亿海外”重点企业座谈会上说，“后来我们变‘竞争’为‘竞合’，即通过在相互竞争基础上建立新型合作关系。通过‘竞合’，联合体各方的强项得到了充分发挥，企业也降低了海外扩张风险。” 在竞标斯里兰卡道路项目时，湖南省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联合了中航技集团与两家当地公司组成的联合体参与竞标。“中航技集团擅长融资和资源整合配置，而两家当地知名建筑企业熟悉当地市场，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法律、语言、劳工等一系列棘手问题，组织实施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土建工程也得心应手。与他们相比，我们在联合体中主要承担技术含量较高的相关内容。”刘跃龙说。 从收购资源到收购技术，从央企到民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1至11月，中国境内投资者累计实现对外投资898亿美元，同比增长11.9％。 然而，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国内企业的竞争也蔓延到海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指出，在非洲、拉美、东南亚基础设施领域的电站、大坝以及公路和铁路等项目上，经常出现几家中国企业同时竞标，有的企业为了拿到订单，采取低价策略，造成恶性竞争。 “竞争性项目相对来说利润低、风险大，但竞争性项目也是提升经营管理能力、融入国际本土市场的必然选择，”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负责人说，“一方面企业要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与狼共舞’，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引导，促成优势企业强强联合，签订‘抱团出海’的战略合作协议，避免恶性竞争。”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会长刁春和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要逐渐向高端发展，而建立企业间良好的“竞合关系”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得好的关键，不仅要加强行业间和企业间合作，也要加强与国外企业的合作、跨行业合作、上下游产业链等合作。 一批行业和企业“走出去”互联合作平台在管理部门的推动下应运而生。上海和沈阳“走出去企业战略合作联盟”相继揭牌，推动企业间分享经验、共享资源、加强合作、抱团出海。 湖南省商务厅负责人表示，今年湖南将发挥行业引领作用，带动省内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同时建立“走出去”联合体，将新打造3至4个“抱团出海”产业联盟，力争在2015年实现“走出去”1000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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