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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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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山：回国创业比挣钱更有幸福感
海归中还有很多的人未能人尽其才，这既是他们个人的遗憾，更是国家资源的重大损失。他们经常被批评“不了解国情”。其实，没出过国的人就了解全部国情吗？ 1986年7月的一个傍晚。清华大学主楼后厅顶楼，灯火通明。 朱镕基院长为经济管理学院应届毕业生设宴饯行。“我一只手把你们从学校送出去，另一只手把你们接到经济建设战线上来。” 李山通过了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主持的经济类出国留学考试，即将去美国加州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走到院长面前，告诉他，“我将去美国留学。” “学成一定要回来。”朱镕基说。 “没问题，我出国经过严格政审，一定会回来。”李山回答。 朱镕基说：“不是政审的问题，国家确实需要人才。” “我需要付你高盛的工资吗？” 十年之后。1996年元月，旧金山。全美经济学年会在此召开。 1993年李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而后在华尔街最负盛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担任国际经济学家。他与两位清华经管学院的老同学在旧金山重聚时，忍不住说出心中酝酿已久的一个计划：“明年7月1日香港回归，我准备组织一批在全球各大投资银行担任高级职务的中国留学生同一天辞职，创办中国自己的投资银行。” 在国外各大投资银行工作的中国留学生中，不乏担任高级职务的佼佼者，一些人年薪超过百万美元，生活优裕。但李山清楚，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不愿意长期为外国资本家打工，希望有机会回国工作，与外国老板在中国金融市场一争高下。这既符合投资银行家的冒险精神，又能把他们的才智贡献给国家。他相信他能找到一批志同道合的人。 几个月后，高盛公司任命李山为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负责中国市场业务。他找到在世界一流投资银行美林公司担任董事的葛甘牛，后者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是80年代最早进入华尔街的中国留学生之一，有丰富的股票交易经验。他们开始草拟给国务院领导的倡议书。 1997年2月25日，北京的早春时节，乍暖还寒。下午6时，由总裁汉克·鲍尔森(Hank Paulson)率领的美国高盛投资银行五人代表团在中南海紫光阁拜会当时的朱镕基副总理。 阔别十年的院长站在迎客松画屏前, 向李山伸出了手： “我的学生怎么都不回来？” “会回来的。”李山有些措手不及。 “我需要付你高盛的工资吗？” “不需要，只要能为国家做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就行。”李山回答。 两个月后的一个周五下午，朱镕基在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发表演讲。 赵纯均副院长将一个文件袋交给朱镕基：“李山愿意回来工作。” 里面装有一份利用海外金融人才，以中国银行在香港的投资银行机构(后整合为中银国际)为基础，创办国家投资银行的倡议书。 1997年10月初，纽约证券交易所。 中国 移 动正式挂牌上市，融资规模创有史以来日本以外亚洲市场之最。 站在喧哗的交易大厅中央，李山松了一口气。那几个月实在太累了，除了为上市每周工作100多个小时外，还得秘密联络组织分布在香港、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和北京的十几位立志回国服务的投资银行家，共同商讨创建国家投资银行的计划。 “我的一生不能只做一件事情” “中国移动到海外上市了，但我们这批人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国效力呢？”李山内心焦虑。 1998年4月4日，被高盛调往伦敦担任企业并购部执行董事的李山和中国留学生代表们拜会刚刚上任总理职务，出访英国的朱镕基。《中国国家投资银行筹建草案》和一份志愿回国效力的海外高级金融人才名单呈送到朱镕基手中。 “亚洲金融危机表明，投资银行技术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绝不亚于核武器技术对一国军事安全的重要性。中国必须立即着手发展自己的世界一流投资银行，阻止外国投资银行垄断中国资本市场，增强中国经济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 几天后，新到任国家开发银行的陈元行长在电话中告诉李山，总理有指示，希望他立即回国面谈。4月16日，李山飞抵北京，任投资银行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国际水准的、与传统的国营金融机构不同的新投资银行。” 6月15日，李山飞抵香港，前往高盛亚洲总部，在正式辞呈上签字。这意味着，他将失去高盛公司资深投资银行家们获得的平均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高盛股份。 但李山去意已决，“回国创业比金钱更令人有幸福感”。 朱镕基当时的决定是：要求国家开发银行转换职能，办成国际水平的投资银行。但好事多磨，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筹备了一年半的国家投资银行宣告失败。 李山进入了事业上的消沉期，在“无所事事”之时，他打起精神，和清华校友莫天全一起创建了现在被称为“全球华人房地产门户”的“搜房网”。而后又离开“搜房网”，到美国的雷曼兄弟公司出任负责中国投行业务的董事总经理。 一直到2001年4月，李山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中银国际并于6个月后出任CEO；但李山似乎没有赶上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当时的中银国际内部症结复杂，危机重重，历任总裁任期从未超过一年。要走出困境，中银国际必须重塑激励机制。 李山做了令人咋舌的决定：中银国际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固定工资平均降了35%；接下来是大规模的裁员，公司80%以上的员工离职，高层全部换血。李山显示其“冷血”一面。 2002年9月中旬，中银国际发布的关于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研究报告引起了一场风波，惊动了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最高层。香港各大报刊都登出了“朱总理痛斥中银国际”的头条消息，中行内部有人指责李山用人不当，一些和他一起打拼过的同事，包括投资银行部的负责人曾玉煌，李山最得力的干将之一，因此离开了中银国际。 中银国际陷入了低谷，甚至第二年年初中银国际成功完成的“中外运”海外上市，也被有些媒体猜测为“李山在中银的最后一笔业务”。而李山公开声明：绝不放弃。 又三年过去，中银国际已成为中国顶尖的投资银行。他自信中银国际的业绩能够证明一切。“我的一生不能只做一件事情。” 2005年10月，任职四年CEO的李山向董事会提出了辞呈，创办自己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三山公司”。 “未能人尽其才，是国家的重大损失” 言谈之间，“书生”李山引用孙中山、李鸿章、曾国藩等人为典故，旁征博引，谈古论今。正当壮年的李山显示了“海归”的雄心勃勃，四川人的务实，以及作为投行专业人士甘冒风险的胆识。 出生于四川威远县的李山，其浪漫情怀来自知书达理的母亲。小时家贫，被打成“右派”的母亲在星空下给他讲希腊神话，讲孔尚任的《桃花扇》，也教他写诗，那是何等的理想主义情怀。 再往后，是80年代初那个刚刚20岁的少年人，在清华园早起读书。后来这所学校给了他坚韧的决心，硬朗、内敛的风格和广通的人脉。 人物周刊：你对你这些年的回国经历怎么看，有没有过遗憾？ 李山：我没有什么遗憾。我始终觉得自己有机会回国效力，并参与中国金融改革的实践，是十分幸运的。 我希望更多的海归能和我同样的幸运， 能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奉献给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今天，海归中还有很多的人未能人尽其才，这既是他们个人的遗憾，更是国家资源的重大损失。他们经常被批评“不了解国情”。 其实，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现实错综复杂，没出过国的人就了解全部国情吗？如果有人真认为海归不了解中国国情，为什么不给海归们一个学习的机会，让他们去了解国情——哪有人生而知之？ 我举个反面的例子。参加甲午海战的中方将领邓世昌等指挥官们都是从海外学成归来的优秀人才。可是北洋水师第一把手丁汝昌是李鸿章的亲信，却不是职业海军，指挥失当；管财务军需的是李鸿章的亲戚，贪污误国。李鸿章虽为洋务先驱，却因用人不当，铸成国耻。 人物周刊：从你所处的金融领域来看，你认为国外最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是什么？中国在金融领域存在什么问题吗？ 李山：金融业最关键的是人才。成百上千的教授和博士在美国华尔街工作，工商管理硕士等其他专业人才更是不计其数。国际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们吸引和保留最优秀人才的机制和文化。 国内金融机构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比如组织架构、业务战略、风险管控和IT技术等，但最大的问题还是人才，因为这些问题最终都需靠人才去解决。 因此，国家应当打破常规，大胆启用有海外工作经验的高级金融人才。 人物周刊：在你当年的抱负和今天的现实之间，有什么差距吗？ 李山：我个人还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我有我的理想，其中之一就是希望看到海归们能在国家的改革发展中发挥中坚力量。我真诚地希望自己能为缩小这一差距尽微薄之力。 人物周刊：中国的教育和你领教过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存在哪些差距？ 李山：我觉得最大的差距在于中国的教育缺乏批判性和创造性。美国等先进国家的教育，要求学生独立思考，探索创新。比如，我自己做关于企业兼并问题的博士论文时，就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图书馆里泡了一年多时间来想原有理论的缺陷。
2015年2月5日 -
韩小红：过去十几年民营医疗机构非常艰难
新浪财经讯 正和岛辽宁岛邻机构2014年8月31日在大连成立。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总裁 、慈铭奥亚健康管理医院创始人韩小红表示，第二轮医改几乎是比计划经济还计划经济，政府的手伸得很长，从药品的招标、定价、到医院全部强调政府主导这样的体系。 以下为文字实录： 韩小红：中国过去十几年大健康产业市场的需求很旺，但是我们国家政策相当扭曲，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民营医疗机构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但是走到今天又是大健康产业未来发展又是到了春天的阶段，所以一方面会在国家的政策一直在不断变化和动荡当中，我们一直在思考我们的角色和定位，如何在这样一个市场潮流当中，保住我们自己，同时又能应和市场的发展。 回忆我们在过去的10年当中，我这个企业过去10年只做了一件事，健康体检，守住了这样一个商业模式，把它变成每一位大众都认知和有需求的商业，但是走到现在，我们又觉得这样一个商业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又让我们重新思考，所以我们还要守还要发展，事实上真是夏华的这句话，守淄展开。我们重新做了升级，今天上午跟岛亲汇报的是健康管理的商业，我们真正健康管理的问题不是一天来做健康体检，而是365天做健康管理，又是两个业态，一方面是完全个性化的，能够在线下的365天服务，另外一方面又是每一个大众需求的，需要高效率的远程的，那么结合目前市场的大数据、云健康，包括移动医疗，现在我手上的产品就是给企业客户做的远程的这种高血压、脂肪肝、糖尿病健康管理，365天的关怀，这样高效率解决了通过健康咨询，健康的这种远程医疗，解决了健康管理的问题。真正的健康管理解决方案又是需要落地的，养生的，调养的，不断跟医生互动，需要到医院看病，进行科学治疗，流程化服务和诊断，这样一个商业我们又做了线下管理，为企业家服务的。 接下来随着市场政策的变化，我们发现，国家给了实质的机会，很多财团开始进入养老地产，我们也在寻找这样的机会，所以我们又在这样的阶段尝试做了养老地产，但是我发现不是我们能做的，养老地产是房地产，主营业务是房地产，医疗是配套，我们把自己重新回来成为配套的角色，所以我现在想跟大家这里做个广告，我现在有一个养老地产的地已经拿下来了，我需要一个合作伙伴他做房地产，我来做养老地产配套。 第五块又是国家政策推动黄河所有制经济，这样一个市场大蛋糕中我们不可能袖手旁观，我们拿到了公立医院改制的医院，正在方案进行当中，职代会通过，一年的时间，但是又到了一个什么阶段，大家有一些岛亲们知道，慈铭今年拿到上市号的，200271，但是因为我们老股转让的问题，股价的问题又停下来了，这家医院需要五六个亿的规模，我们要控股跟公立医院三级医院形成混合制的管理，我现在又是一个困惑期，就是我的这个整个的发展和我的资金匹配又出现了问题 ，又是一个市场上市之间的筋膜期，多方面都在介入，几条同时发力，但是因为公司的阶段出现了很多扭曲的事情，一直都在扭曲往前走。所以我现在事实上，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阶段，所以通常别人会问我你怎么样，我一直说很好，但是我内心一直扭曲着，就这样一边在守一边发展。 徐浩然：谢谢，我还第一次听徐总给我们讲那么细，在我头脑当中慈铭就是搞体检，他虽然有最先进的设备和硬件，但是我听上去她确实做了这么多的项目，有这么多诱惑，养老地产诱惑，还有三甲医院的合作。 韩小红：我之所以向社会上说，是因为我已经开始想觉得有些事情不是我自己能做的了。 徐浩然：所以每次诱惑到的时候都让你怦然心动，让你因此有更大的想法，但是最终发现，这个事未必是我所能掌控，所以后来又回到了自己，这就是回归，这也是一种守得祝 韩小红：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你必须要经历这一切你才知道，你在当中的角色是什么，否则别人找我做房地产，我们刚开始很多地产商找我们，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你卖房子我来做长久的商业，我觉得我拿房地产做长久的商业我认为我都能做，当我把房地产拿下来的时候我认为我做不了了，我深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我很担心我把房地产当中干三四年把我自己医疗核心价值，核心竞争力疏忽了，所以我现在觉得放掉它。
2015年2月5日 -
刘科： 智库要为中国全球化建言助力
近日，2015年首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月度名家午餐会在北京银泰中心圆满举行。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CCG咨询委员会主席龙永图， CCG主任王辉耀以及40余位CCG副主席、常务理事、专家、嘉宾和媒体朋友出席了本次午餐会。CCG常务理事、国家特聘千人计划专家、托普索公司副总裁刘科指出，没有竞争了，对中国不好，对美国也不好，没有竞争， 大家都会衰落的，有了双赢的竞争关系，这样可使双方在竞争中都变得更好，只要中美关系处理好了，今后五十年世界也就太平了。 刘科在午餐会上作了以下演讲： 2010年，我通过千人计划回国帮国家办筹办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NICE），这个所后来曾招聘了近60名海归，其中23位千人计划专家。我作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智库常务理事，提以下几点建议。 中国需要建立现代工业研究体系 一方面是我回来以后参加了国家工程院的两个国家能源战略的研究项目，一个是中国煤炭高效清洁利用战略研究，还有中国能源金三角战略研究。 所以在能源战略块我将来可以配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做一些研究。包括最近我写一篇关于中国雾霾的核心问题，其实雾霾，主要的原因是中国近18亿吨的煤是在约70万台中小锅炉未经脱硫脱销散烧，有别的原因，但这是最主要的问题。 我觉得智库应该帮中国呼吁建立现代中国工业研究体系。现在我们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一个软肋就是工业研究。其实你看国际上如果没有英特尔，没有微软，没有IBM、没有google就没有电脑业的今天；没有西门子、没有GE就没有发电业的今天。 我们国家高端人才大部分还是集中在中科院和大学系统，而中科院和大学系统的机制决定了不可能做这种大工业技术研究，现代中国工业研究体系怎么建立，我和智库其他理事也做了一些探讨，将来我们作为智库立这样一个题目来做研究。 中美之间需要建立竞争性的双赢关系 我本人现在出来是做合伙人，我自己也是一直促进中美之间的合作。我在美国住了二十多年，不管他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只要和中国打交道，我就要促进，就和他（她）交朋友。原来北约的总司令200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K. Clark）将军是我们的合伙人之一，我一直给他建议，我说中美之间应该定位成双赢的竞争性关系(win-win competition)，他也非常认可这一点，因为美苏之间的竞争是双输的竞争关系。我说没有竞争了，对中国不好，对美国也不好，没有竞争， 大家都会衰落的，有了双赢的竞争关系，这样可使双方在竞争中都变得更好，只要中美关系处理好了，今后五十年世界也就太平了。习总书记在纪念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典上的讲话号召留学生成为中国民间外交的大使。这一块我有热情（Passion）去推动。 我觉得中美期间需要这么一批人，通过我们这些在座海归的各种渠道来促进中美双赢的竞争关系，这也许不容易，但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2015年2月5日 -
李山： 金融报国梦下的选择与坚持
理事简介 李山，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业务顾问，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咨询委员会副主席，三山（香港）有限公司合伙人，涛石股权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香港中国金融协会副主席。曾任瑞银投资银行亚洲区副主席，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美国雷曼兄弟公司中国区总裁，国家开发银行投资银行筹备领导小组副组长，美国高盛公司执行董事,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区政府顾问。2013年入选第九批国家“千人计划”。 利落短发，两鬓微霜，金丝眼镜挡不住坚毅眼神，浑身透着一股执着与干练。有位全国政协老领导曾这样评价他：“一位充满爱国情怀和英雄情结的寻梦者。”在人生的重大关口，面临一次又一次选择时，他的心始终被祖国所牵引，“报国”是他不变的坚持。 让我们走进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业务顾问李山的故事，领略他的别样人生。 走出国门，立志“博采众长、学通中外” 留洋数载，先后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硕士、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用“学有所成”评价李山，并不过分。 1963年，李山出生于四川省威远县的一个小山村。1981年，他考取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系数学及计算机应用专业，是全县第一个考上清华的学生。1984年，他成为经管学院首任也是全校唯一的学生院团委书记。 毕业前，他面临一个选择，是留在国内发展，还是出国深造？他更倾向于后者。事实上，他如果顺理成章留校任职，日后在仕途上很可能会有所发展。他却认定，“自己要学的还有很多。”经过一番积极准备，他通过了邹至庄经济学留学计划的选拔考试，拿到了资助名额。 临行前，时任清华经管学院院长在李山的毕业册上提笔赠言：“博采众长、学通中外。”“院长说，这几个字不是随便写的，勉励我要好好努力。”李山回忆道。 带着院长的寄望，他远赴重洋，一刻不敢放松。硕士期间，他以全优的成绩获得“校董会奖学金”，博士毕业论文则被世界最权威的金融理论期刊《金融杂志》发表。对他而言，闯荡华尔街是时候了！ 当时，华尔街最为炙手可热的三类工作是：外汇、衍生证券和亚洲市场业务。初闯华尔街的李山，似乎得到了幸运女神的垂青。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从事亚洲外汇衍生证券交易工作。入职没多久，他又接到了最负盛名的投资银行高盛的邀约，希望他能担任国际经济学家，开创公司的中国经济研究工作。 李山权衡了一番，“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无从交易，这份工作与国内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从事研究工作，则有助于尽快熟悉国内情况，为日后回国服务做准备。” 何去何从？李山选择了高盛。 毅然回国，筹备中国自己的投资银行 毫无疑问，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投资银行可以理解为金融中介，主要为一些公司提供并购、上市、重组等中介服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说起对投行的情有独钟，李山解释道。 时间倒回到20世纪九十年代末，从捍卫国家金融安全的角度出发，创立中国自己的投资银行刻不容缓。李山一直在思考，自己能为祖国做点什么。环顾周围，国际投行中不乏中国留学生的身影。很多人虽然拿着优厚的薪资，却不甘于永远为外国老板打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找到回国工作的机会，在金融市场上与外国人一争高下。”他说。 1998年4月，机缘巧合，李山得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机会。怀着报国的热忱和创建国际一流投资银行的理想，他辞职回国，参与筹备国家开发银行投资银行。当时，他还没有担任大型金融机构CEO的经验。“我所拥有的，只有国际投行运作的一些理论、实践知识，以及对中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坚定信心。”回首往昔，李山真情流露。 也许是生不逢时，也许是好事多磨。1999年初，我国第一部《证券法》颁布，规定银行业与证券业分业经营。国家开发银行的定位尚不明确，投资银行筹备工作由此搁浅。 “放弃高盛的工作，失去高额的股份，我并不后悔。但国开行投行项目的搁浅，却让我深深感到一种有力使不出的无奈。”李山度过了短暂的消沉期，出任世界知名投行雷曼兄弟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负责中国业务。他解释，“加入雷曼兄弟不是目的，只是以此为渠道回归投行业。” 回归，一直在他的计划之中。他的孩子出生在美国，李山坚持为他们申请了中国护照，“我要保证孩子将来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国籍，铭记自己是中国人。” 再度归来，“千人计划”感召追梦途 人才难得。近些年，我国的国际高端金融人才奇缺，像李山这样受过良好学术训练、又有实践经验的人才，更显得弥足珍贵。2001年4月，他如愿以偿，加入中银国际并出任CEO。其间，他如鱼得水，工作干得十分出色。2005年10月，为了继续追求梦想，他选择离开，创办了三山（香港）有限公司，取“三山五岳”之意。 在给同事们的告别信中，他坦陈心扉：“金融市场是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但是，我一直深信，归根到底还是人的因素，诚信、勇气、明智和团结起着最重要的支撑作用和净化作用。自己何其幸运，能将所爱、所学融合于金融事业，从中得到的快乐与成就感远远超过困难的考验或者金钱的诱惑。与当初离开高盛时一样，我告别中银国际的时候，依旧对中国金融事业抱着信心和憧憬。” 李山颇为推崇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引述。“人如果离开封闭的洞穴获得新知，回去注定不会很快被以前的同伴理解。”如果这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人，他会不辞辛苦选择回去，将真理传授给同伴们，即便暂时不被理解和认可。在李山看来，自己或许就是这样一个践行者。 乡音亘古今，乡愁暖人心。走遍天涯路，最是乡情深。 借由第九批国家“千人计划”，他找到了理想的支点。作为国家开发银行首席业务顾问再度回国，李山重新调整了心态，“要做有效的报国者，必须着眼当下所需，发挥所长。”在这个岗位上，他享受高管待遇，尽心竭力为国开行相关业务献计献策。 去年9月，由他担任执行院长的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成立，致力于研究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的重大问题，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一流智库。在李山看来，智库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在这个平台上，他将充分利用自己的才智、知识、眼界、人脉，为全面深化改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文章选自《组织人事报》，记者：管筱璞
2015年2月4日 -
周成刚：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提升中国的全球竞争力
2015年1月19日，2015年首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月度名家午餐会在北京银泰中心圆满举行。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CCG咨询委员会主席龙永图， CCG主任王辉耀以及40余位CCG副主席、常务理事、专家、嘉宾和媒体朋友出席了本次午餐会。CCG常务理事、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总裁周成刚指出，在全球化时代，大家都到了同一个世界舞台上来竞争，只有当我们的人才和企业国际化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和他们打一场真正的“国际比赛”。 周成刚在午餐会上作了以下演讲： 全球化越来越深入，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交流越来越多，这个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在全球化时代，大家都到了同一个世界舞台上来竞争，只有当我们的人才和企业国际化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和他们打一场真正的“国际比赛”。这场“国际比赛”只有参与了才有胜出的机会，而只有胜出了我们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当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每年发布的蓝皮书是新东方关注的重点，因为蓝皮书对在座的各位专家和企业家都着直接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对企业的发展、未来的运营和战略有直接指导意义。 智库所提供的权威和一流信息将会指导和帮助企业走向国际，使中国企业真正成为国际化的企业。 这就满足了它的一个循环，让它有这么一个想法帮助企业真正落实到它的国际化。当企业和个人真正走进国际化的时候也反过来帮助了我们国家，使得这个国家真正具有竞争力，我相信这就是智库真正的存在的意义。
2015年2月3日 -
【中国网】2014年中国智库建设代表人物榜单
2015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无疑给中国智库带来了巨大的鼓舞。而中美两份智库榜单出炉——《全球智库报告2014》和《2014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更是让“智库建设”成为了热门话题。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一词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在学界还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但早已有学者走在为智库发展建言献策的前列，不仅引起了舆论的重视，更为中国智库研究奠定了基础。《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的印发给予孜孜不倦探索智库建设的专家以回应与鼓舞，同时也激励了更多的智库人员共同探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方法。 通过咨询相关专家的意见，“智库中国”作为中国第一家智库媒体平台，总结了十一位致力于智库研究和实践的代表人物的共同特点：一，本身是智库中专家，对中国智库现状和运行机制充分了解；二，到国外先进智库进行过系统考察；三，在重要媒体上发表过对“智库建设”进行的思考文章，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四，积极参加以“智库建设”为主题的研讨会，交流观点。（排名不分先后） 薛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多年关注智库发展，在“全球智库峰会”、“国研智库论坛2014”、“智库热的冷思考”等多个智库研讨会上发表对中国智库建设的思考。参加论道节目谈论《中国智库：期待国际话语权》引起广泛关注，发表《智库热的冷思考：破解中国特色智库发展之道》等文，成为智库研究的典范。 王辉耀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之一，王辉耀即是中国新型特色智库的探索者、实践者，同时也为如何打造具有国际化水平的高端智库提出众多建议。著有《大国智库》一书，全面介绍国内外智库，被视为指导智库建设的教材。主办“智库与中国发展” 研讨会、“中国新型智库建设”交流会，发表《中国智库国际化的实践与思考》等多篇智库研究文章。 王文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探索者、实践者，王文带领人大重阳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智库中最闪亮的新星。组织举办了各类国际论坛，大大提升了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主办“智库热的冷思考”、《全球智库报告2014》北京发布会、“新型智库建设与中国经验”等多场以“智库建设”为主题的研讨会。在《对外传播》杂志上连续发表12篇智库专栏，引起学界热烈反响。 李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联合著有《海外智库:世界主要国家智库考察报告》，曾在“国研智库论坛2014”上发表了题为《完善我国政府采购制度体系与运行机制研究》的演讲。并发表过《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调查与思考》、《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特在哪里新在何处”》等文章。 魏礼群 中国社会管理学院院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魏礼群是中国经济学界代表性人物之一，被评选为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兼任多个智库的领导者，具有丰富的经验。同时著有《建设智库之路》，并主办“中国梦与智库建设”研讨会，提倡建设高质量智库。其任执行副理事长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每两年一次的《全球智库峰会》被视为中外智库交流的一次盛会。 隆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参加多场智库论坛——“国研智库论坛2014”、“金砖国家经济智库论坛”、“亚洲智库发展论坛”进行关于智库建设的主题演讲。发表《智库的文化是智库的灵魂》、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深意何在》、《发出“中国声音” 提供“中国方案”》等观点。 王荣华 十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社科院前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主任。带领中国首个智库研究中心发布了《2013中国智库报告》，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等机构联合举办“科技创新与人才战略”——高层智库论坛（2014）。提出《新智库应当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成果转化是当前智库发展的薄弱环节》等观点。 王莉丽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新闻学院副教授，被誉为“中国智库第一女学者”。是首位进入美国顶尖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进行思想库研究的中国学者，也是全球智库峰会“智库论坛”的幕后推手。王莉丽是从新闻主播转做智库推动者的成功典型，也是《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作者。发表《以大学智库建设拓展公共外交平台》、《最高智库应成为经济决策的外脑》、《“智库形式建设”亟需转向“智库内容建设”》等大量智库研究文章。 胡鞍钢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其著作《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胡鞍钢的观点》收录了关于智库建设的重要讲稿，是国内第一本书专门讨论中国智库建设成就的书，特别介绍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和作者本人的实践与体会。发表《将新型智库打造成国家发展的智慧型“外脑”》、《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参与全球智库竞争》等观点被广泛转载。 于今 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大学智库产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第一套以智库为名的系列政策研究读物《国家智库》《中国智库》《中国智库发展报告》创办人、总编辑。首次提出“智库产业”的概念并展开专项研究，在“十一五”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中国智库发展报告（2012）：智库产业的体系构建》一书之中首次对“智库产业”进行了定义。
2015年2月3日 -
【中国网】王辉耀：“走出去”的中国优势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2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铁路、核电、建材生产线等中国装备“走出去”，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提升合作层次。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认为： 我国重大装备产业的优势已经积累了五六年了。2010年前后在东南亚建设高铁时候，我国就已经开始显现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竞争力。特别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这方面我国一直是走在前面的。现阶段，是到了让这些优势“走出去”的时候了。 目前我国国际地位已经明显不同与往日，2015年可以说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元年”，一个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了外商在华投资，二是根据IMF测算，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显示出我国强势的经济发展能力。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心里变得更容易接受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投资。 经过几年的摸索，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开始从“幼稚”走向“成熟”。像中国在非洲的能源和基础设施投资已经持续了几年，经受住了其他国家媒体的舆论压力，但总体上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比较好的处理了与当地民众、东道主政府的关系，为我国海外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积累了经验，也打消了很多国家的戒备心。 从外交和国际关系的角度讲，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之后，我国已经开始一种大国外交。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国际关系的改善，更加务实。如果我国的企业成长为优秀的、示范性的跨国企业，能够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或者在世界各地都有中国企业存在，那我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将理所应当具有更多的话语权。
2015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