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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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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振华：互联网金融逼迫央行下发征信牌照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2014(第十三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于12月12日-14日在北京举行。上图为经济学家、中诚信公司董事长毛振华。毛振华表示，没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我觉得央行也不会考虑向民间第三方公司发放牌照，这也是历史机遇。 以下为发言实录： 毛振华：我们这个行当是非常古老，我创业92年，做了22年，有两个业务，一个是信用评级，这个做了22年，还有一个是征信，做了12年。应该说互联网现在这个时代给我们很多机会，其实是挑战，我们从内心世界来讲对互联网本身还是充满敬畏。征信业差不多200年，信用评级业100多年，它的原理没有变。没有变的情况下互联网对我们的冲击是什么？不仅仅是一个传递方式的问题，也不是简单一个计算工具的问题，甚至不仅仅是平台的问题，可能还影响着你的商业模式甚至影响你的生存。你像信用评级这个行业很古老，这两年发展很快，最近7、8年我们每年都在20%以上的增长速度，还是很好的。我前面做了十几年不挣钱，这几年挣了一些钱，还可以。 我在看这么多免费的东西出来了，信息这么发达，在过去信息不对称的时候评级公司你有很重要的作用，你成为这个市场的定价者。这么充分的信息，评级也没有很多的窍门，那些工具和量化模型，分析方法其实都是商学院可以学得到的。那么多免费东西出来之后，你有没有可能被替代呢。我到美国访问一个数据公司，他们做免费评级，大概情况差不多。这样的机构多了，一定要花那么多钱买评级吗，我觉得这是挑战。 另外是征信，这个业务我们做了12年，最近拿到一张个人企业征信备案的制造(校对)，我们也在申请个人征信的制造，我们有信心央行给我们。我们是传统征信也向互联网转型的代表公司，现在做个人征信公司很多没有商业模式，我们今年有5000万收入的征信公司，还是可以的。但是互联网的确不仅对我们个人的知识结构，而且是对我们行业的机会和挑战都是我们所敬畏的。我觉得在我的知识面无知的领域，互联网出现之后是互联网金融要起来了，个人征信是是中国很大的缺口，填补这个缺口就是机会，怎么来填补？央行有一个征信中心，他不能被这个覆盖，新出来一批征信公司就能够覆盖吗？如果没有央行征信中心，我们这一部分的工作又能够对我们这个市场需求能够满足吗？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今天有好几个互联网公司，我也希望加强合作，我在这个领域里面是比较长项的。有可能拿到牌照公司，阿里、腾讯，他们是数据公司。我们也很困惑，征信业来讲这是第三方征信，独立征信公司你才能向社会提供公正服务的公司。我是一个以交易为目的，以信用来提升自己交易能力的公司，我的信息愿意不愿意提供出来给别的对手来作为他防范风险的工具？这在逻辑上是不可以的。但是我们可能就会让大数据公司来产生一批这样的公司，这样的话所有产生数据的公司都可以办征信公司，中国所有商业银行，每家每户大银行都不得了，一般地方银行也有几千万客户，保险公司、电信公司、电力公司还有大的互联网公司，特别是垄断公司都可以来办。当然给我们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如果这样的公司也要被少数产生数据公司所垄断，中国的互联网金融还能发展吗，中国的互联网体系还能创新吗？这种自然垄断导致这种信息垄断，导致最后体制性的缺憾，会不会对我们互联网金融本身产生一个冲击呢？在信用信息里面来讲，银联是最大数据公司。我听说银联只有信用卡号码，没有名字，他不知道一个人有多少张卡，他知道这个卡哪个号码在哪花过钱。有一个可以打通他可以搞得很清楚，因为过去传统征信领域里面90%的有效信用信息来自于金融部门。又有90%的客户，真正愿意花钱买客户也是金融部门，两个90%决定了金融部门对个人信息的垄断。 现在我们独立第三方依托互联网的公司业务的发展，未来会对我们传统的金融体系的征信是什么样的冲击，我觉得还要进一步讨论。包括央行他的数据库不对其他有信用交易公司开放，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一个很大的体制缺憾。目前还没有看到体制上的安排，我觉得现在的互联网金融对我们这些传统行业来讲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没有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我觉得央行也不会考虑向民间第三方公司发放牌照，这也是历史机遇。
2015年2月12日 -
毛振华：减税是中国改革发展的牛鼻子
新浪财经讯，由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第三十二届“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4—2015)”于2014年11月22日上午在北京举办。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在论坛上表示，政府改革的牛鼻子就是减税，减税能够在短期内对稳定增长有效果，能够刺激经济的增长，能够刺激企业的投资，能够刺激企业的创业行为，能够刺激消费，所以短期来看是很有效的措施。长期来看，对调结构是很有利的关键措施。 以下是毛振华演讲实录： 毛振华：在刘元春教授和胡乃武教授之后发言压力很大，因为刘元春教授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特别是他提出了攻坚期，这是在我们讲的“新常态”基础之上的一个新的描述，应该说是2014年是攻坚期的准备期，2015年是攻坚期，这是意义非常深刻的。 为什么是攻坚期，我们面临着深化改革，调整结构，稳定增长的多重的目标下的艰难选择，在这种选择下，我觉得不改革不行，不调结构不行，不稳定增长，不保持现有的底线也是不行的，那到底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这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昨天央行降低了存带宽利率，这是28个月以来第一次，市场影响非常大，我看信息，美国市场中国的股票都有很大的长生，大概超过10%，这是市场对中国经济政策的预期，预期中国是不是要迈向一个新的政策周期，由所谓的稳定增长政策和稍微中性的政策相比较的政策来发展。这涉及到有大量的货币工具可以利用，现在利息还有很大空间可以降，有人说起码可以降四次，不知道怎么算的，另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中国也是世界最高的，还有很大的空间缓和金融体系里面的宽松环境。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年份里，金融一直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运行，我们的M2增长速度快，M2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在十年前大概是1.2个货币增量和增长1个GDP，现在必须要2块钱的M2才能带来1块钱的GDP，所以我们整个市场里的金融货币还是比较宽松的。一方面是经济体比较缺钱，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量的钱在市场流动。降息和降低我们的货币发行相比是有基准的，因为企业要支付利息的，是更有利与经济增长的目标。 我过去也说过，降准不宜降息，还有一句话降息不一降水，在经济调整里面，在市场经济的政府里，它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弱，财政政策往往是政府能够直接用的政策。财政政策里，财政赤字，财政开支的收缩和扩张是一个政策。还有就是税，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大家普遍感到中国企业的税收负担很重，本来我是在高教授后面讲，他到晚了，他跟我的观点不太一致，他是国家级一号专家。中国的税出财政之外，还有类似于税的，比税还要硬的政府收的水五，比如工资里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还有工会的钱，残疾人的钱都在税里面一起征收，使得企业在发放工资的时候，大概要再发6%出来给政府，政府还得统一使用，这是非常巨大的数据。政府控制的资源是非常巨大的，降税对现在的企业作用是更大的，因为税是刚性的，有的企业偷税漏税之后后果很严重，所以政府的税收部门有无限的自由度来掌握，它有自由裁量权，这是非常大的事情。税收体制改革还没有开始，但是任重而道远。 我们哪些地方可以减税呢，我提的是六个方面，一个是对于创新要减税，我们的结构增长，这个创新的部分要减税。我不太赞成补贴，我认为所有的钱经过政府摸了一下，他在甄别，他愿意给谁，这个甄别行为是政府巨大的寻租，是导致政府腐败的根本的原因，所以把政府甄别，政府决定给谁不给谁要大大减少，这是要降低减少补贴，而增加对于创新企业的减税。 第二个是对创业的减税，现在就业压力很大。 第三个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要减税。劳动性密集型企业是对中国贡献比较大的，国有企业基本是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垄断型，我们民营企业基本是劳动密集型，出口创汇型。 第四个要对企业的资本扩充行为进行减税。中国的企业现在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企业的负债率很高，中国企业的负债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企业有巨大的支出的负担，同时使企业面临抗风险能力非常虚弱的状态。我这两年去美国比较多，跟他们交流，美国的经济为什么判断它走除味剂，很大的判断就是美国企业的负债率降低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好一点的企业基本上没有负债。中国人是愿意把钱拿去储蓄，或者拿去放高利贷，反正一条企业不愿意作为企业的股本，这是很大的文化。这也反映出了其他的现象，不管怎么说，提高企业的股本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对股本的限制很多。在证监会一个企业发新股都要经过证监会的审批，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管这个事，只有一个害处就是证监会的权利小点，他能决定谁发财谁不发财，但是证监会还管着。但是在税上面，由于企业扩充资本将带来利息支出的减少，利息支出这部分不摊到成本里去，又会提升企业所得税的上涨，把这一部分税可以计算出来。企业带来的股本的上升，减少了利息开支，减少了在成本里的比例，带来的税收的增加，这部分返还给企业，我们叫做减税，实际就是返还给企业，这是一个机会，它对企业资本的构成有很大的好处。我们现在的问题，要造成全社会关注，中国企业的股本问题，如果股本问题不解决，中国的企业包袱，中国企业的创新，中国企业抗风险的能力，甚至中国的就业都会遇到很大的问题，这点可以再呼吁一下，在这个领域采取特别措施，这个措施全世界都没有做过，我们可以考虑。 第五个是在对亏损的企业进行减税。中国有一个现象，中国的税收结构是环境税和所得税很高，不管什么原因，对中国还是要跟国际逐步接轨，走到所得税为主的阶段，但是现在做不到的情况下，对于税后亏损的企业，交了很多企业还亏损，一个投资者出了钱办了企业，吸纳了社会就业，制造了GDP，制造了税收最后还亏损，这对一个创业者，对一个企业来讲是很不公平的，在这个部分里对于亏损的企业要实行减税的措施，减多少，那是另外一个环节。 第六个也是最难的，也是大家最关注的，能不能继续调低个人税收的起征点。在这个临界点的这部分人最重要，为什么，我们认为只有这部分人的钱是拿来消费点的，是中国扩大内需，转型的重要的支撑点，这部分人没有多少人储蓄，就是生活费，所以我们可以把高收入人群的税收提高，但是这部分人可以再放宽，对税收的影响不大，但是对直接消费的刺激性作用会很明显。所以这六方面的减税我觉得势在必行，或者应该创造积极推行。 但是减税是很痛苦的事，因为我们知道政府的开支很大，减税后政府从哪开支，所以我觉得减税只是一个税，实际上是一个政府的作用，政府的地位，政府的功能，涉及到周围改革的最攻坚的部分，中国改革的最攻坚的部分，就是政府领导我们改革政府，这个很难。与减税相适应的，要适度的推动政府的改革，这里面包括降低减少政府的支出的项目，平衡减税带来的平衡。 一个是要减少政府的财政的直接投资支出，而改为企业债券，或者国有债券，在所有投资行为经济行为里面，不涉及到公共福利的部分，应该都由市场行为解决，发行政府企业债券，以前国债和地方债是不一样的。美国的国债基本上是政府自由使用，但是地方政府债不是自由的，一定要项目本身发行，不能纳入政府的一般性开支。所以我们要减低政府的直接投资的支出这个很重要，如果把这一块减下来，比如今天上什么项目给多少钱，把这些减下来，采取市场的方式解决，这个会减少很大的开支。 第二个要降低政府的补贴支出，刚才已经讲过了，要以减税代替政府的财政补贴。财政补贴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是非常大的主渠道，应该可以减下来。 第三就是减少政府的事业单位开支，现在我们养了很多事业单位，这些单位里边大部分是不需要政府养的，有一些科研单位可以市场化，有一些是自由的独立的劳动者，他们应该是凭自己的收入来养活自己，不要靠政府补贴，比如中国很多补贴，演员，体育明星，他们应该都有自己的收入。所以怎么样降低巨大的政府事业单位的开支，是我们要研究的，一部分要转轨，转城市场的，企业的，个人的，要减少这个包袱。当然不能减学校，不能减教育。 还有一个就是减少公务员，中国的公务员的比例不断地攀升，每年都有大规模的招聘，也有大量的处一级的事业单位转入到国家机关里面，我们现在讲政府的改革，毛主席在延安就搞过这个精兵简政，所以我们必须要减少我们公务员的人数。我以前是公务员，好多公务员还公务员队伍里，一个单位里公务员超过三分之一是为自己服务，这个是很大的开支，也是政府职能难以转化，也是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内容。因为大家知道中国的利益集团，其实公务员体系就是一个利益集团，没有了公务员，中国会少很多腐败，会少很多改革的难度。所以减少公务员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就能减少政府开支。 我觉得减税就是中国的一改革、发展的牛鼻子。我过去说过，上一次讨论我说降低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的牛鼻子，因为国有企业的杠杆利息高，国有企业通过负债的方法获得主要的社会资源配置的能力，国有企业占有的新增加的货币发行大概接近90%，使得新增部分大大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版图，这是中国经济的全面的改变，导致了我们艰难的经济。我们要改革政府怎么概念化，政府改革的牛鼻子就是减税，减税能够在短期内对稳定增长有效果，能够刺激经济的增长，能够刺激企业的投资，能够刺激企业的创业行为，能够刺激消费，所以短期来看是很有效的措施。长期来看，对调结构是很有利的关键措施。 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政府减少开支，减少政府的权利太难了，难上加难，比等天还能，但还要登上去。我觉得应该把减税的措施放到政府改革的非常关键的地方。大家知道现在经济的回落，财政本身又面临相对困难的局面，过去我们政府的收入最高的年份达到30%多，现在财政收入只有8.6%，增长速度已经是历史性的降低，已经比较低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提减税，导致政府收入减少是很大的挑战。从我们实际感受来看，税收的降低，对我们长期调整结构是十分必要的，对于我们短期的经济增长也是很必要的。但是难度也非常大，我们也期盼，也关注政府在这方面必要的措施。降息都来到了，那么降税它还远吗，谢谢。
2015年2月12日 -
刘科：让中国的天更蓝水更清
2014年11月28日，总部设在丹麦的跨国公司托普索举办在华30周年庆典。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托普索就把合成氨技术引入中国，为解决10亿人的吃饭穿衣问题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之初，托普索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外国企业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正式融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2004年以来的十年间，托普索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壮大，与中国企业签署一百多份工艺包和催化剂合同…… 今天，当中国面临能源和环境困扰时，托普索中国公司总裁Jesper Wendt在庆典仪式上做出郑重承诺，“将凭借所拥有的先进环保和清洁能源技术和产品，让中国的天更蓝、水更清，让‘托普索蓝’常驻中国!” 与中国经济同步发展 哈德·托普索博士于1940年在丹麦创建了托普索公司，致力于多相催化和各种环保与清洁能源技术研发。上世纪70年代，托普索向中国提供了多套合成氨工艺技术和催化剂，为中国氮肥企业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助中国走上大氮肥的国产化之路。 2012年6月，托普索公司同天津泰达技术开发区签署合作备忘录，一期投资2亿美元在天津建设新催化剂生产基地。 回首30年不难看出，托普索在华迈出的每一步，都稳稳地踏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强音上。 特色技术创骄人业绩 30年来，托普索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炼化、石化、化工、环保、电力等工业领域，枝繁叶茂，硕果盈枝。 “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涉及能源、环境、人口和粮食。托普索提供的产品和技术对解决其中除人口外的3个问题都有帮助。这可能是托普索公司在中国快速发展的根源所在。”托普索中国公司副总裁刘科表示。 托普索的业务由新能源、环保、炼油和化工四大板块组成。其中的新能源和炼油板块致力于生产更清洁、更高效的燃料，对于缓解能源危机功不可没。 新能源板块集中了TREMP托普索循环节能甲烷化工艺、甲醇/合成气制汽油、煤焦油加氢工艺和甲醇制芳烃等核心技术。依托于这些技术，托普索在中国签订了5套煤制天然气项目合同、6套焦炉气制天然气项目合同、8套甲醇制汽油催化剂项目合同。这些项目的实施有助于提升中国的新能源供给能力。 2011年底才进入中国的托普索炼油板块，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创下了骄人业绩：目前有48套装置采用了托普索加氢催化剂，10套装置采用了托普索的加氢工艺包。 环保业务板块汇聚了湿法硫酸(WSA)、一体化脱硫脱硝、固定源SCR DeNOx脱硝以及柴油机尾气治理等典型工艺。其中WSA被认为是解决硫排放的最佳手段。截至今年10月，WSA工艺已在全球130个工程项目中获得应用，其中在中国应用了58套。 托普索的汽车尾气催化剂技术对于处理柴油车尾气污染极具优势，中国的潍柴、玉柴、一汽、宇通等知名厂商都采用这一技术。2011年1月，北京公交集团100辆国内首批国Ⅴ排放标准的公交车辆正式投入运营，其尾气后处理系统全部使用了托普索SCR催化剂。 化工板块是托普索最早进入中国的业务，包含了甲醇合成、合成氨、天然气制氢和甲醛合成等工艺。截至目前，采用托普索化工板块技术已在中国建设了13套甲醇装置、28套合成氨装置和3套天然气转化制氢装置。 让中国的天更蓝水更清 托普索中国公司另一位副总裁雷吉虎自2004年就在该公司工作，他亲历了托普索在华发展最快的十年。十年间，托普索中国公司的员工从3人扩充至110多人，办公场所由2个写字间扩大至CBD核心区的整层办公室，2013年托普索在华合同总额超过10亿元。 “托普索在中国的业务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向中国客户介绍托普索的催化剂产品和技术，另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向客户提供后续的技术服务。因为我们坚持这样的发展理念——全力以赴为客户创造长久的价值和服务”。 在华30年，托普索与中国经济获得共同发展，也得到了业界的首肯。原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谢克昌院士在出席庆典仪式时表示，正是因为对中国在能源和化工领域面临的挑战有着深刻的认识，托普索才能在30年间以其先进的、具有创新性的工程设计和可靠的催化剂产品为中国客户提供最大价值的服务，同时自身也得到快速发展。他还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为许多的跨国企业提供机会，托普索在制订下一步发展战略时，会更多关注中国正在进行的能源革命，拓展公司未来的发展空间。 “最近，环境和能源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我们有信心利用托普索的先进技术，为解决相关问题，为中国的天更蓝、水更清作出贡献。这是每一个托普索人在中国的使命。”刘科的一席话，道出了托普索人的心声。 文章选自《中国化工报》，2014年11月12日
2015年2月12日 -
陆兴东：文化创意产业背后的钱是谁挣的是关键
和讯网消息 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启动仪式暨文化创意产业研讨会9月3日在北京举行。国龙联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集团总裁陆兴东在会上发言，他表示我们要看背后的钱是谁挣的才是关键。现在好莱坞为什么那么强大，原因全球70%、80%挣的钱。好莱坞的钱随便到中国来，中国影视项目全球一百多亿投资，十几亿美金，如果进来，中国政策开放，变成中国内地老百姓看中国国产电影，背后钱是老外挣，文化很繁荣，电影院坐得很慢，背后谁挣钱，经济是基础，基础形成文化消费源头产生裂变，我为谁打工。我们的创作者、好导演、编剧为谁在打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以下为文字实录： 陆兴东： 这两年我们在投资领域里面更多的思考，这个话题看来好像挺重，但是从投资角度，北京确实在文化产业做到全国前面，GDP占到百分之十几，对于我们感觉应该的。北京存量应该做到第一，北京做不到第一就是失职，北京如何超过20、25%，需要思考。 从一个点来说，十几年前，上海的新天地北京要效仿，N多年时间过来了，三里屯有了3.3，有了SOHO的综合体，今天为止商业品牌价值还是比不过上海的新天地。上海目前围绕的黄埔边上有一个梦工厂的产业园投资，甚至最近我们参与浦东边上世博会七百多米土地改造。这些都是我们在看待一个政府如何抓源头的思维模式，所以这样一个话题可能跟政府和业界的同仁们分享我们的一些项目。 国龙联盟很新，这个行业刚刚20年，这个平台很新，才两年时间，所以把这个机构大概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会有一个思考。国龙联盟是浙商商会几大企业共同投资的产业管理平台，50亿左右，主要方向影视原创、影视基地、主题公园、城市综合体等等。在过去的两年过程中间，第一年投了大概20个项目，今年30个，业界说我们是老大是当之无愧，但是我们的影响力逐渐产生。昨天播的我们第一部电视剧《老公的春天》，安徽卫视等几个卫视正在播。 这样内容生产，国龙联盟产业模式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是合伙人机制模式，我们现在有133个工作室，好莱坞17个，中国内地110多个工作室，给我们提供大量原创题材来源。在这样原创题材来源情况下，进入到今年年底开始院线联盟投资，大概30亿左右。 回到老话题源头，看待一个产业链的形成，抓源头，抓尾巴是最后的剩余价值，节假日来了，北京消费肯定如此，现在优惠卡消费，带来简单的冲动消费，9+1模式，9从哪里来。文化消费分几大类，出版，书籍版权从哪里来。演出比较区域性，演出在北京就在北京，茶馆跑到上海去，味不一样，上海人不喜欢看。影视作品全球化，中国电视剧特点本土化很强，电影是全球化。这些作品不管文字出版还是影视作品，所产生对下游新媒体所谓新的载体下的消费形态，这个源头还是内容为源头。北京政府有很好的基础条件，人才汇聚，如何让这些人才汇聚的源头为北京服务、为北京老百姓服务，有这样源头以后跨越国际，挣国际的钱。 从政府角度来说，关键在于引领这些创作资源如何拿为己用。最近我跟广电局的一些领导探讨，他说我不认同，我们现在文化作品挺好，有一个《花木兰》，中国文化输出，任何一个带有中国文化烙印影视作品全球供应已经很满足，我说非也，错了，我们要看背后的钱是谁挣的才是关键。现在好莱坞为什么那么强大，原因全球70%、80%挣的钱。好莱坞的钱随便到中国来，中国影视项目全球一百多亿投资，十几亿美金，如果进来，中国政策开放，变成中国内地老百姓看中国国产电影，背后钱是老外挣，文化很繁荣，电影院坐得很慢，背后谁挣钱，经济是基础，基础形成文化消费源头产生裂变，我为谁打工。我们的创作者、好导演、编剧为谁在打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源头的事情对于我们来说，从影视创作带来的后端从电影而言就是主题公园，主题公园看到上海十几年前，迪士尼落地，北京N多声音要在北京落地，我一直呼吁，我没有说在大庭广众、媒体面前敢说这样的话，我说迪士尼在上海落地是一个卖国合约，它所带来的对中国整个的动漫工业、3D工业、电影后工业的效仿品牌，整个商业模式，中国人获得多少，中国人消费了，开张了以后，北京政府着急，一年几百亿、几十亿的增量成长，但看背后带来的钱挣到谁的腰包里，对中国本身动漫工业、电影后工业、主题公园延伸，整个产业链关系被打破。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我在江苏到哪里都能看到，北京所谓八大公司，到中国跟省政府、市政府纷纷签约，希望能够进驻，希望挂上环球、派拉门、注入剂，这叫文化源头侵略。 我们怎么来做，创作者是谁，不管斯皮尔伯格、卡梅隆等等原创，今天为派拉门在服务，明天可能为环球服务，诞生的文化产品后端延续价值是在美国资本下延续的。如果今天说斯皮尔博格为中国资本服务，哪怕这部电影拍的是美国英雄主义，不要回避这个，拍中国一定压中国元素，不要，美国任何品牌投资都可以投资，投资以后电影后续剩余价值，全球性的剩余价值，中国资本可以获有，所以我们创造全球消费，为中国得利的这么一种形态。所以我们要开拓思维，源头在哪儿？不管出版、影视作品，源头的创作，尤其投资界更是应该政府所关心，政策性导向，鼓励谁去做这些事情。如果现在正常的状况，如果在北京搞一个主题公园，同样可能环球搞主题公园，政府批准一定是它，一定不是中国国内机构。政府从高层开始要好好洗脑，如何建立中国文化消费源头在中国资本上。 我们在军事上面等等，我们没办法，在人家手里捏着，但是文化不一样，我一直说，有时候我跟柳传志先生聊天，我说您的联想PC机很伟大，全球老大，但是一台PC机的挣头不到100人民币，但是里面的芯片100多美金，技术领域在若干内超越欧美的技术垄断是很难的，因为原因是他通过N多年的技术累计、壁垒和标准等等，使得中国企业很难超越它的核心技术力量，中国是庞大，13亿老百姓消费，组装点后端，苹果机台湾组装卖多少钱，中国五千，美国三千人民币，类似比比皆是。所以我们所谓中国目前多大的企业家，多少年来沦为美国知识产权源头最下段的打工仔和市场转让区。唯有文化，我们叫文化源头，文化源头从脑子里产生的，今天是5岁的孩子，产生的东西就是你的，明天25岁，就是你的，没有存量概念。像神笔马良，此前我一个哥们儿把神笔马良的版权卖给迪士尼，最近可能启动神笔马良这样科幻电影的生产，神笔马良是中国的，接下来就是美国人挣钱，我们如果从创作角度来说，倒过来，斯皮尔博格、卢卡斯、卡梅隆，最快模式截取源头，没有产权可言。所有电影后工业80%，电影占20%，靠这几年靠中国资本支撑美国电影复苏，拿起中国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两天碰到环球公司的人，跟我说，中国老板特别有钱，觉得国内电影火了，好赚，觉得老外电影都是可以控制的。电影托底是中国人，如果托环球某部电影，知识产权是别人的，加棒分点小票房，知识产权是人家的。 不跟环球玩，跟派拉门下面，或者环球下面的工作室、导演制作人，跟他合作，我给你投资，版权就是我的，如果中国人改变这种思维模式，政府引导这种投资方向，三年好莱坞就被吃掉。好莱坞导演不到50人，中国疯狂的资金，让本来没落的行业救活了。今天早上农影图腾的老师讲了国家文化安全，没有施展开，没有往下讲下去。国家文化安全，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真正在点上，什么叫文化安全，电影生产，迪士尼在上海的方式，其中有一个馆，阿凡达的馆，花了1亿美金，授权，做了阿凡达馆，表明从今以后高科技电影，小孩根本不会看以前的什么样记忆，对父母亲文化传承，完全是新的，游戏、动漫、3D作品对文化侵蚀，带来后面娱乐影响。中国未来主题公园都是这些东西，拱手相让给他们市场来做，还是用卡梅隆后面做的电影全是中国人控制。未来所谓主题公园，中国人有可能占全球市场份额。目前这件事情，我们个人呼吁，跟领导呼吁，有时候很郁闷地呼吁，因为能够响应者不多、了解者不多。如果媒体愿意说说挺好。 从北京角度来说，我们北京有很好的自然基础、人文基础、人才等等，北京到底怎么做，北京城市建设完全要改革原来城市功能布局模式，原来城市功能布局的综合模式太单一了。讲两个例子，前门大街，有一段时间难以为继，现在稍微好一点。当初如果前门大街假设那个地方，靠南端1/3的地方，做成小剧场模式，古典文化全拎出来，不管《西厢记》还是什么，不像大剧院三天就走了，其实我很想看，不知道哪天播什么，没有记忆想去看，因为很忙。如果知道我妈妈喜欢看什么东西，粤剧等等，我知道前门有一个馆一年到头做这个事情。到华尔街去，这个剧《狮子王》，一年到头，没有变，要变有通告。这种消费业态不用多，这么大的馆，一百多人就行，然后到每个省最好的戏剧形态调上来，形成四五十小剧场，前门大街怎么会不火爆。前门大街不知道谁开发，相信领导拍板做事，城建公司开发认为发大财，最终业态有问题，北京糖果、蜜饯那些东西，大街上随处可见，为什么到那里去，外地人转一圈觉得就这样，走了。 北京最好的自然形态蓝色港湾、朝阳公园，多棒，老天赐给北京的，朝阳公园现在什么德性，公园里没有现代化，弄点被废弃掉的机械物堆着，边上有一个蓝色港湾，一半商户赔钱，1/3租不出去，如此好的地方，为什么搞成这样。政府说要把朝阳公园打造成文化业态，我看不出有什么动作是文化业态，上海世博园留下了，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不动，最近方案做出来，将会大放异彩，非常漂亮的引领中国所谓最高科技现代的游乐城的模式。此前上影厂已经有了小的工程在做，制作为主，不是娱乐消费为主。我们是娱乐消费为主。但是朝阳公园现在没有找到路子，或者北京有很好的精英找不到路子，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无法落地，北京做事情太难了。往往不是以产业需求去做，往往更多干涉原因太多的时候，无以成型，这样一种计划，其实我们跟北京也谈过N多次，盯了几次，特别灰心，没有再做下去。 我们国龙联盟成都、杭州、厦门450亿投资，三大业态，跟上海雷同，但是北京不知道。我们看到都市一些综合体的形态，万达做的不错，有一个电影院，这个模式现在全中国都效仿，没有特点。从产业形态，中关村(000931,股吧)这种形态，那么多IT公司全挤在那里面，全北京70%、80%公司都挤在里面。综合体起来，到底包括什么内容，蓝色港湾有一个电影院，怎么能够支撑那么一个大范围的文化消费，老百姓想消费什么，买一个鞋子就走了，还是待一整天，聚集源头部分，影视创作、出版等等，工作室、制作公司、版权交易、演出等等聚集，这些聚集形态，蓝色港湾不会思考，盖了房子挣钱算了，管那么多。只有政府才会思考，这个地方到底能不能打造业态，这个业态在于政府决策。 北京要改革文化创意产业扶持方式，因为我是上海人，为什么我对上海比较了解操作模式。文资办成立以后，很多东西纠正过来，做得不错。很多省里扶持方式，胡椒面撒下去，不求回报。全国还是普遍的，百分之七八十，北京应该扶持加大力度，扶持共胆风险。比如电影，同等投资，优先回收。把经营者逼上了台阶、角落，这个电影如果一千万，投五百万，北方投五百万，赔了是制作人赔、公司赔，政府必须还本付息。银行给的扶持资金，银行有担保，房子收了，但是政府扶持来说，不收你的，但是至少让整个行业几内关注，挣到钱。导致我们往往很多钱走入了很多偏胡同，就是关系等等构成，真正用钱的人敢去要这个钱。现在一个剧本一百万、两百万没有什么意义，要做就大做。假设比如说目前规划拍圆明园，3500万美金投资，两个多亿，我们投一半，你投一半，赔了赔我的，政府钱还你，这种扶持方式，能带动那些真正有决心，对自己有信心的中小机构愿意拿钱。北京政府钱好几十亿，我一分钱没有拿到过。 聚合产业模式，不管是出版，出版跟创作者有关系，70%、80%影视公司散落在北京，各个省的电视台散落在北京，一年一两次，每次三五天左右的交易会，业态是这样，分散的，如何聚集，从创作到后期交易、网络新媒体交易产业链模式，这个是有商业方法，就是聚集人。我们这方面在做产业的一些摸索和研究，此前我们做的事情路子对了，我们突然要拍电视剧、电影的时候，这些最牛的导演、制作人钱有的是，你们要的钱那么严格，要管控，怎么进去，想了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可以被拷贝，合伙人模式。推出半年左右，北京签了120人，60多个编剧，20多个导演，20个制作人，这些人员去年提供783个题材，提供给电视台，国龙联盟没有一部卖不出去的电视剧，没有赔的。这就是抓创作人的源头。 人家说你们公司投几十部怎么管，我说我从来不看本子，最多投票，商业模式对了就OK了。北京那么浩大部落在全市，产业链如何聚集，如果以朝阳公园为中心产业带关系，首先怎么设计，政府怎么引导这批人、这些机构来。 我的时间有限，只是抛出几个话题，没有特别条理地理顺，从投资者思考角度看看目前中国面临文化复兴来了、消费业来了等等，我担心一点，未来所有消费的荷包是别人在挣的，像我新媒体那么发达，多好的新媒体背后是美日企业在投资，这些失职、缺位，政府要担当起来。文化消费其实也是如此，我们研究源头，源头这些资源政府怎么拿到手，制度设计、资金设计，用很好的制度，让它能够用我们本土力量前提情况下，进攻全球市场。谢谢。
2015年2月12日 -
陆兴东：中国亟需影视剧改革以提高国家形象
新浪财经讯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办的“首届中国企业国际化论坛”于11月21-23日在三亚市召开。11月23日下午，“企业文化及品牌国际化”分论坛举行。国龙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陆兴东参加论坛。 以下是陆兴东讲话及论坛问答环节实录： 陆兴东：恰恰文化的投资是国民经济转变的表现。总书记最近两年这方面的事情做的比较多。韩国的流行化，印象就是时尚，在座的很多女士愿意美容、整容，因为是他的电视剧。而很多高消费的时尚产品、电子产品的消化，也是因为对这个国家的认知，说他非常现代，他非常高效。恰恰中国，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影视剧给海外人的印象是：高粱地里滚一滚，打打架，武打一下，中国现代的影视作品没有办法走出去，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文化的弱小已经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再面对的时候。 刚才前面四位都讲自己企业，自己企业的品牌，自己企业建立一个国家的文化品牌才是胜利。就像别人说，孔子学院来，孔子学院什么玩意儿？人家说你这个国家这么落后，怎么做品质呢？你的产品来了就是山寨货，就是劣质品。你的国家没有现代的形象。去年在我们倡导下，有了几个商会出现，我们在16年就要承办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180多个国家加入。不仅国家重视，我们民间也在重视。如何能够推动国家全方位的建设。 制度性设计是文化的最核心的问题，三个迹象大家平常能力看到，都是国家制度性的。一个是我们的互联网很发达。大家免费在看互联网，觉得中国太有意思了，互联网永远是免费的。这就是文化建设的二流，在美国、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互联网消费内容是要花钱的。因为互联网的免费时代造成了内容工业没有人投资。投资下去没有办法保障收益，80%、90%的影视内容是亏损的。谁去投资文化？所以版权的保护体系从今开始，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从技术手段开始，一两年时间，如果我们能实现，国家自主产权保护起来，你们在座的看电视要收费了。第二，你们看到这个演员把他封杀了，那个导演抽白粉了，这是表面形象，在这背后，某一个老板的投资两千万要打水漂了。因为这个事情导致他的投资失败。我们的体系没有规范化，我们的演员没有制衡力。目前在影视行业里面，不管导演、演员、编剧协会等等，没有制衡力，出问题没有人来解决相应的制衡关系。这件事情我们未来也会解决，所以中国的影视投资，最近我们在美国成立了香格里拉电影合伙人公司，我们来做中国影视作品的走出去。《我是特种兵》，《火凤凰》，诸如此类的电视剧。但是电影在中国没有形成产业链体系。我们的电影院是没有预售的，所以我们电影投的时候不知道将来产出多少。80%是亏损的，原因在哪里？北美是怎么样？首先，人员用工会体系限制度。首先有了预售，有了担保公司，融资的整个环境是通的。他的所有生产，只要没有预售就不会生产，就不会过剩。中国80%、90%的影视内容在过剩。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如何让我们自己文化走出去，我们国内都搞不清楚。更何况我们的工业企业在海外进军过程里面，我们无暇顾及海尔出去的时候，我给你出几个很棒的，进入南美市场怎么样，进入欧洲市场怎么样，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文化产品，进军过程里面，你的电视产品怎么融入进去。 韩国文化就是这样的，韩国的文化和他几个振兴委员会之间都是非常关联的。我要做未来两三年的设计是和工业产品有关的。我们国内有一个与这个有关的就是：植入广告。 第三，版权工业里面，所谓制度性设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迹象就是，我们的版权保护组织没有技术手段来保护。说我们天天有版权协会来保护，但是这个保护没有技术手段来支撑。 文化的资本大会，周二我们的产业商会在上海有一个两天专门对文化的会议，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参加。 刘科：刚才两位，从华尔街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辉耀他们这边做的非常好。海归不光自己回来，还要把外国文化好的东西带回来，我回国以后看电影最大的感受就是，假如说我们人人天天都是在看《潜伏》，看《甄嬛传》，我们这个文化，郑小龙导演，我前一段见到他，我说我们民族天天被仇恨包围着，对我们民族的正能量没有好处，别看好莱坞一部《功夫熊猫》，你体会他简单一个动作，包括小孩子爱看的《狮子王》，里面的深层次的东西非常多。我也希望陆先生多引导、多产生一些文化的正能量的东西，这样对我们中国的品牌建设，对我们民族在世界的地位会有好处。 这个品牌我自己体会的非常深刻，我从GE回国的，GE在美国卖的电冰箱，不是GE生产，中国生产贴一个牌，回去以后加30%就卖了。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品牌知识产权的保护，没有这种保护的体系，我们不可能大家踏踏实实，一个品牌是需要投资的。如果没有保护，最后大家的品牌建立不起来。这一点刚才大家讲的非常好。下面开放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 提问：我觉得你们讲的特别好，什么时候可以把影视改变，国家会在这方面做一些动作吗？首先我打开电视剧，里面都是讲抗日战争、甄嬛传、莫名其妙的青春剧，你认识到这个问题，肯定国家领导人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你觉得这个改变在发生吗？什么时候可以改变？像韩国文化振兴这方面的？我知道你不代表政府，只是好奇你个人的想法。 陆兴东：个人看法。因为目前最不开放的领域，最不市场化的领域就是宣传系统、文化系统、广电等等。那个也难怪，因为这里面隐藏着我们无法解释的东西。但是这个是有改变的路径的，当中国的创作者更多跟国际创作者合作拍片，这种合作的意识既符合中国市场，又符合国际市场的时候，他就靠近了。 国家目前在非常大力度的推进。原先合拍片是很少的。7月份跟韩国有了合拍协议，跟英国等等都有。推动的背后，资金会扶持。这样变成目前的创作者引进项内，说拍一个抗战片吧，打打杀杀的，肯定能过，把这个收益变成国内的收益变成全球市场喜欢看什么，作为一个抗战片到韩国，也许可能性，他也抗战。但是到了澳大利亚、美国就没有人看。如果二战的时候同样拍一个合拍片，美国珍珠港事变。美国也被日本人搞了一下。美国理解他的历史情况下拍的，有可能形成两段市场。这样的创作变成了我们有开放的机会存在。但是快一点，至少也要两年，因为从创作到剧本到开机得一年多，走到市场又得一年多。按照这样国家战略的情况，2016年才真正体会出来我们已经进步了。 裔锦声：因为我刚好签约了一单这样的项目，这个项目从去年5月份就开始和央视的全媒体的CNTV在谈，引进来的项目是在全世界很受欢迎的50个电视节目，而且有很好的反响，在全世界的178个国家都放过。中国说，哪怕是在全世界178个国家都放了，而且在主要欧美大的央视上面都放了，也没有这个意识形态上面的问题，但是还是要经过审批。所以我想是非常不容易的。 提问：我涉足的行业太多，刚才陆兴东先生提出，确确实实，舆论的导向很重要。为什么？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在我们那个时代，在二十年前左右，大家都看了刘罗锅和和绅，一个贪官，一个一贫如洗的廉洁的干部，最终的结果。这也是发生在宫内的事情。刚才这位也提到了《甄嬛》。确确实实里面女孩子之间的善良没有了，明争暗斗、争风吃醋，我认为这导演都不是合格的。要从国家文化建设来讲，精神领袖引导我们国家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来讲，这些导演我认为都是不行的。里面学什么心计，让我们这些善良的民族的女孩子、漂亮的女孩子最终都不好。所以我想通过你们文化、传媒、品牌、国际化的标准要打造中国文化的正能量，提高、提升中华民族文化产业的正能量。去正确的通过这样的品牌和标准文化建设去引领我们国家的建设。我认为这才是民族精神、文化精神。挑战是善意的挑战，不要恶意的挑战。我认为这个论坛非常好，各种形式丰富多彩内容的传递，不管有正面的、有负面的，都是对我们每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最好的借鉴的、记取的经验和教训。谢谢！ 提问：这个环节是关于国际品牌的。我们企业走出去，最主要的参考的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GDP冲到第二位，日元冲到最高的时候，它也输出了一些产能到国外去，现在经过了几十年，还是证明是很成功的。那个时候他有品牌，他的丰田、他的松下、西门子，在座的几位有埃森哲的也好，华尔街做品牌经验的，邵阳他们专门做品牌的，还有胡总。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走出去，是怎么样去建设自己的品牌？刚才提到了联想，他光联想还不行，他是IBM，中间有一个ThinkPad，过了好几年才把联想这个品牌推出去。有什么招对现在的企业走出去？你们有什么想法？ 杨葳：刚才葛总问的问题很好，首先我不同意你说的日本做的很好，其实日本做的不好，我们在过去日本走出去，我们在重复很多日本走过的道路，把他的经验放到其他国家里面去。但是这几年我们做亚太区的国家走出去的时候，日本跟韩国相比，他不如韩国做的好。日本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他走出去的时候，他把很多日本人输出去，把所有关键的领导岗位都是日本人去做。日本人也很难跟当地的社区柔和。真正我们回头来看，日本人和当地不是很结合，恰恰中国企业要走出去，我们看到韩国的三星和其他的企业，他们走出去的时候，首先在品牌上面非常注重对当地的客户和当地的市场融合，真正实现和当地品牌融合的时候，用了很多当地的人员，当地的雇员不仅给他们雇佣、来用的。更多的是给他们一个全球发展的机会，让他们在一个全球的企业里面去发展他自己的职业未来成长的道路。他也通过互换、领导的互调，能够知道加深很过文化和其他当地文化的理解和了解，在这种诚信之下，逐渐的才建立起来企业的文化。并且把这个品牌结合这样的文化传递出去。我觉得这是中国企业非常重要的一点。 刚才大家都提到，不要说我们中国的文化就是对的，但是走到当地的时候，你更多考虑的是我们怎么样了解当地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建立对当地的客户具有吸引力的、有声誉的品牌形象，这是中国企业非常重要的一点。 提问：刚才我对关于文化兴邦和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发展上。刘延东副总理在全国体育局长工作会议上说，体育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呈现。我们中国所有体育项目的转播都是要给电视台钱的。而不是我们自己辛辛苦苦创造和生产了优秀的体育节目，包括它的表演形式，最后你要转播，要让老百姓看到，要给电视台多少钱，根据转播的时间。包括今天的马拉松都是要给中央电视台钱，否则的话，老百姓看不到。我们在文化知识产权的问题。体育是不是和文化是一样的？他的国际化是曲线救国的方式。它的开放程度，如果在美国拍电影，是不是美国注册一个公司，我把中国的CBA、NBA全部买断了，我不允许其他的来播放。这样可能真正会文化强国和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发展，这是一个促进之路。从专家知情研究的情况下，有没有这种渠道可以推动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上发展的思路呢？ 裔锦声：央视的全频有那么大的流量，但是他们可以买断在巴西足球赛的全部转播权，他们派出了很多的人到那里去。花了巨资，买断了这个转播权，所以这个前是完全由CNTV买断了，再分销给各个省与市，各个电视台、各个网络频道。一下把他们自己的流量提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同时，也细化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否则这样的事情，大家都不知道规则在哪里。我只是把这个事情分享给大家，我不知道该做出怎么样的决定来。 陆兴东：你刚才讲的体育强国，但是你讲的是传播权，这个部分在中国，我认为十年解决不了，十年后我不知道。因为中国电视的整个机制是非商业化的机制，他是行政划分的机制。美国的公共电视网付费，我们现在付费，你们家里装了机顶盒的你不愿意付费，我们电视的制度性的问题导致了这件事情无解，十年后再说。 提问：08年的时候当我们引进国际的组织参与到国内开发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全都按国际规则走。当国际法和国内法，以国际化的形式来解决的时候，会发现我们规制，奥运会的转播完成以后，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他进来的时候还是按照国际法来办的，所以国际化是不是一个渠道？ 刘科：这个我们下面再讨论。张辉也是千人计划联席会的会长。 提问：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如何利用互联网来加快中国的品牌国际化，包括企业产品的品牌建设。比如说我们通过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现在已经实现品牌了，通过阿里巴巴打造国际的电子商务，他很自然的把传统的产品，甚至服务、健康带入到国际市场。通过You Tube，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视频网站把我们的文化输出，如何利用互联网，因为我们等不起了。 胡波：不成熟，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出去。我感觉我们现在的互联网，阿里巴巴已经全球化大家都知道了。大家都知道爸爸。但是我这段时间一直参与中关村(8.90, 0.23, 2.65%)的医疗健康产业联盟，担当他们的主席。我感觉我们现在医疗健康这一块的创新确确实实走在了，我感觉跟硅谷差不多。马云也说，下一个最有钱的可能就是健康管理和健康医疗。这一块创新能够形成真正的品牌。中关村的大赛，出了一些务实、落地的健康管理项目。现在的O2O的健康管理差不多有一千多家企业要买我们的O2O，365天，每人一天一块钱的健康管理服务，这说明通过互联网确实能够形成国际化。 邵阳：确实互联网给我们这些传统制造企业带来了很多建设上的机会。在沟通渠道上，我们以前是B2B。现在因为互联网的发展，我们可以往B2C的方向发展，利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FACEBOOK，或者是其他的，更广泛的宣传公司的品牌。另外一个是智能化，我们做太阳能是传统的，我们今天在居民屋顶安的太阳能光伏板，他随时可以在iPad看到他今天屋顶上装的太阳能光伏给他发了多少电，他省了多少钱，这就是我们提升客户体验、跟客户很好联系。 杨葳：互联网给传播的途径带来了很多的便捷和迅速。你和客户增加了很多亲和手段，而且更快速了。如果企业在核心价值观上没有打造好，或者制度上面没有建好，诚信，或者没有和当地建成生态体系，合作上面没有做好的话，传播的越快，合作越糟糕。 提问：品牌建设方面我们有几个建议。第一，海外建设的时候，第一是知名度，首先要让大家都知道。第二，美誉度。第三，忠诚度。国外有大量专业做品牌建设的公关公司、政府关系公司、危机处理公司、他们都可以做。但是前提是你要在这一块花钱，现在中国企业不愿意在这一块花钱。 提问：我是搞教育的，因为我们国家中长期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里明确指出，2020年我们要实现教育现代化，教育现代化有两个标志：一个是建立学习型社会，还有一个是成为人力资源的强国。今天我们讨论品牌，就想到我们教育上有一个品牌推广，我们英特尔公司是连续多年给教育在拿一笔很大的资金，在做的是英特尔未来教育。我们所有的中小学教师在学习信息技术，都知道是英特尔教育在做这项工作。从小学开始，学生就知道英特尔的品牌。所以我希望我们，企业能关注我们未来教育。 刘科：因为时间关系，这个论坛非常好，从华尔街到健康到能源。我有两个问题需要总结：第一，文化和品牌是需要投资才能产生的。包括天合的文化是要创新。前几年我们有一大堆关于创新的品牌建设论坛。我个人，我有一次在和中央领导人的座谈里面，我觉得不管是创新还是品牌建设，我们作为政府很重要的两个点，第一点，给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第二，要把知识产权和品牌保护好。因为假如别人花了很多钱建立了一个品牌，你可以去抄袭，别人老干妈，你来一个老干爸，这是不鼓励的，因为没有品牌保护，品牌是多少亿砸出来的。不是一个口号喊出来的。第二，我们中国人，企业家都非常非常聪明，我们都有很好的创新能力，但是作为政府来讲，你只要把这两个保护好了以后，我们的创新能力自然就发挥出来了。最后一个文化，我们要沉下心来学习别人的文化。我经常跟我的朋友说，假如说你的孩子到美国读书，不要都跟中国孩子住在一起，呆几年对那边的文化一无所知，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没有好处的。 再次用掌声谢谢各位嘉宾！
2015年2月12日 -
李雷：多元化能源组合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有益
新华网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夏晨）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副总裁兼北亚区总裁李雷27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正进一步巩固与中国的合作关系，除了已在上海启用的研发中心之外，到今年底，公司在重庆的工程塑料共混生产基地也将建成启用。 李雷表示，位于上海的研发中心是SABIC将帮助公司强化与区域内客户的伙伴关系，在中国、亚洲乃至世界创造出本地化的市场影响。 李雷举例说，SABIC助力中国本土移动互联网企业小米进行小米3智能手机的研发，以满足消费者对更为纤薄、耐用的机壳和天线一体化架构等日益增加的要求。小米选用SABIC的LNP THERMOCOMP复合材料、LNP THERMOCOMP LDS以及LEXAN EXL树脂作为新型智能手机的材料。 据介绍，今年9月，公司与中国科学院签署了一项战略合作协议，以进一步推动双方在科研、知识交流与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该项合作协议为期五年，公司将投资数百万美元用以支持双方在化学品与化学工程领域的联合研究，并将合作研究的成果带向市场。 在谈到新材料开发的最新成果时，李雷说，不久前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国际制造技术展览会上，世界首款使用先进3D打印技术制造的概念车首次亮相。该3D打印汽车运用了SABIC的LNP STAT－KON碳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拥有出色的强度重量比和高刚度，可最大程度降低3D打印过程中的扭曲变形，强化运行性能。 李雷说，这对于制造业而言影响深远，长久以来的行业挑战将得以解决，即减少在制造自由形状大型物件时的工具和时间的巨大投入。 此外，公司和其他行业伙伴在今年推进了全球首款热塑性复合材料车轮的开发。这一新材料解决方案利用SABIC的ULTEM树脂，融合Kringlan公司的三维复合材料设计打造而成，可替代金属和铝合金等传统材料，从而实现降低重量、减少排放。 在谈到中国正在经历的能源结构转变时，李雷说，他对中国政府展开的能源改革表示乐观，并认为这是大势所趋。页岩气有着能够满足中国能源需求的潜力，同时在实现这一愿景的大路上也会带来很多挑战。虽然在中国开发页岩气存在地质方面的挑战，同时开发费用高，但分析家仍对该能源发展表示乐观。 他认为，由于内需增加、城镇化加速、本地创新等宏观经济增长引擎的带动，中国的石化产业已准备好在推动全球石化行业发展方面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为中国石化产业的各个领域，例如汽车、建筑、消费类电子产品和医疗等都创造了增长机遇。 李雷说，渐变发展的趋势以及科技创新是不变的主题。石油天然气产业连同石化产业将持续进行创新，以服务现有及潜在的客户。 对于中国的新能源需求不断增长以及化石燃料以外的混合能源组合的发展，李雷认为，为了满足这一需求，人们需要多元化的能源组合。这一组合应该包括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核能以及仍未被开发的各类新能源。 “对于开发可负担的清洁能源而言，创新至关重要。没有创新，我们无法得到价格合理的能源。如我们只是简单地聚焦一种能源，那么能源在被迅速消耗的同时还会变得昂贵。因此，一个多元化的能源组合对中国乃至世界来说都是有益的。”李雷说。 创立于1976年、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沙特基础工业公司是全球知名石化公司之一。在聚乙烯、聚丙烯及其他高端热塑性产品、乙二醇、甲醇和化肥制造领域，该公司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2013年公司的销售收入总计约504亿美元，截至2013年底，总资产为904亿美元。
2015年2月12日 -
何氏眼科何伟：善于自我实现的“医改、教改”儒将
采访手记：在辽宁何氏医学院的办公室初次见到何伟院长，给笔者的第一印象是他身材高大、声音洪亮、待人真诚，言谈举止随意间饱含睿智、自信和热情，属于比较典型的东北汉子。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初识让人感觉普通平凡的东北汉子，却拥有全国政协委员、留日医学博士、教授、中央组织部北戴河度假专家、国际防盲协会西太平洋地区联合主席等等常人无法企及的巨大光环！在笔者从一份关于何伟本人介绍的文稿中看到，其担任的各种职务和头衔达30项之多，其任职机构均是国际国内著名的医疗卫生事业和普通高等院校和公益慈善团体；然而，何伟本人还是最喜欢别人称呼他为辽宁何氏医学院院长。 在两个多小时的专访过程中，何氏眼科何伟院长与笔者侃侃而谈，激情四射，仿佛过往的经历又重现眼前，特别是谈到他一手打造国内眼保健体系和创办辽宁何氏医学院所经历的医改、教改困难坎坷以及辉煌成绩时，何伟院长突显了一名功成名就的男人所特有的平静心态与成稳气质，又仿若那些苦难只是泰山上的一块石头，走过去了，便算不得什么。 美国前总统林肯曾说：伟大的将军是自我实现的人。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战场上伟大的将军，但是，只要是心里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归属感、一个国家的荣誉感，一个社会的责任感的人，便能在任何一个领域成就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想。 何伟便是这样一个人，没有生在战场，却引领着一千多名同仁和两千多名师生，勇湍激流，在眼科医疗卫生和医疗教育事业中扬帆远航，完美演绎着“医者、师者、仁智”三大角色，自成儒将！ 何氏眼科何伟出身医学世家，1984年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在辽宁省人民医院当一名眼科医生，1986年回母校读研。1987年，受国家教育部派遣，他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家公派的第一位攻读眼科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到著名的日本国立九州大学（也是郭沫若先生的母校，并与郭沫若先生一同被九州大学评为全球十大名人毕业生）深造，师从国际眼科专家猪俣孟教授。在日本留学的八年时间里，何伟凭借不懈的努力和坚强的毅力，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取得日本行医执照，拥有了私家住宅、汽车和不菲的收入以及高端的社会地位。1995年底，具有强大民族归属感和爱国精神的他，由于一次归国公益巡诊的亲身经历，彻底唤起了他回国创业、报效国家的使命感，毅然放弃了令许多人艳羡的地位和条件回国，在沈阳迈出了艰苦创业，报效祖国，打造国内眼保健体系和办设高等医疗学院的里程碑式的第一步。 尊重生命，打造国内全方位眼保健体系的医者先锋 何氏眼科何伟刚刚归国时，心里想的只是怎样把眼科医院办好，怎样使更多的眼病患者拥有光明。但随着眼科医院的发展，他发现，何氏眼科做再多的手术也只能为有限的眼病患者治疗，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得到他们需要的眼科医疗保健服务呢？何伟及时调整了发展思路，他要做的不只是开办越来越多的眼科医院，而是要发展眼科相关的各项事业，为国人打造全方位的眼保健体系。 1995年末，他投资创建了东北首家非营利性眼显微外科中心，也就是辽宁何氏医学院附属医院——沈阳何氏眼科医院的前身。 1999年，创办了经教育部批准的全国首家、唯一转设的医学类普通本科学校——辽宁何氏医学院的前身。 2001年与大连医科大学合作创办大连医科大学何氏眼科研究生院，为眼科高端人才培养基地。 2002年投资创建大连何氏眼科医院 2003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为了满足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的需求，沈阳何氏眼科医院新的门诊及住院部大楼拔地而起。 2004年投资创建葫芦岛何氏眼科医院 2005年投资创建沈阳何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2005年投资创建了以生物技术开发为主的沈阳绿谷生物产业有限公司；是全国唯一的眼科基因研发与产业化基地。 2006年创建辽宁爱之光防盲基金会 2007年10月，辽宁何氏医学院走上了独立办学的道路，在景色宜人的沈阳棋盘山国际风景区的新校址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2008年4月，中国第一家基层眼保健培训中心----国际社区眼保健中心在沈阳何氏眼科医院成立。国家卫生部、中国残联等领导参加了庆典仪式。国际防盲协会西太平洋区域主席修·泰勒教授表示，国际社区眼保健培训中心在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防盲治盲工作已进入一个新阶段。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何氏已建立了何氏眼科沈阳医院、大连医院、葫芦岛医院；合建了盘锦医院、瓦房店医院；创办了经教育部批准的全国首家、唯一转设的医学类普通本科学校——辽宁何氏医学院，及眼科高端人才培养基地——大连医科大学何氏眼科研究院；创建了以生物技术开发为主的沈阳绿谷生物产业有限公司；开办了六十余家何氏视觉中心（眼镜连锁店），现拥有员工已超过1000人，初步形成了集医疗、教育培训、科研、产业、国际交流、社会公益于一体、具有中国特色的眼保健体系---何氏眼保健体系，这个体系将通过，提供集中、大量、低成本、高覆盖、高质量、可持续的全方位的眼保健服务，实现人人享有看得见权利的国际防盲目标。现在，何氏眼保健体系得到政府的充分肯定，并已成为国际眼保健体系中的重要成员之一。 立足大学，守护心灵素质教育的师者典范 多年前何氏眼科何伟就意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国家，有为数众多的眼科疾病患者，而眼视光学人才却相对匮乏，医患比例严重失调。如果单纯作为一个眼科医生，每年能够医治的病患数量是极为有限的，也就是说仅凭他个人的力量，难以担负起拯救700多万中国盲众的使命。为此，他的人生目标就不能仅仅是成为一名眼科医生，一名眼科医院的管理者，还要担当起培养更多年轻眼科医生及眼科科研工作者的重任。经过反复斟酌后，他做出了一个新鲜而大胆的尝试——于1999年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政府许可的民营医科院校。2007年10月，该学院走上了独立办学的道路，在景色宜人的沈阳棋盘山国际风景区的新校址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2001年，何氏眼科何伟又与大连医科大学合作成立了“何氏眼科研究院”，专门培养眼科专业硕士研究生。这里拥有国际化的教学模式、现代化的教学环境、专业化的师资队伍，迄今为止已培养眼科硕士生30余人，他们有的成为临床业务骨干、有的成为眼科科研精英，还有的沿承导师的思想开办了自己的诊所。 国家倡导科教兴国，何氏眼科何伟倡导科教兴院。2005年何伟与沈阳棋盘山开发区共同投资兴建了沈阳绿谷生物技术产业有限公司，它是全国唯一的眼科基因研发与产业化基地。这里拥有全套进口的先进科学仪器、闻名于世的指导专家及团结高效的科研团队，基于此，它可以成为国内外眼科学界科研机构、院所、企业进行广泛交流的技术平台，同时还可为海外归国学子提供优越的科研及工作环境。目前本科研中心正在承担“Leber 先天性黑矇的基因诊断与基因治疗（海外学子创业基金项目）”、“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基因诊断和遗传咨询（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多个国内外重点科研项目，这些项目的开展将引领眼科领域基因诊疗与诊断的潮流。何伟重视科研，更重视科研成果的转化，目前他已拥有多功能劈核钩、开睑器、眼科手术孔巾、“何博士”眼周护肤品等9项专利及多个科研产品并推向市场，取得了良好效果。 多年来，为了学生的个人未来和处于对盲众的负责、对中国700多万盲众的从医就诊负责，辽宁何氏医学院将会为学提供最好的教学环境和技能指导及实战督导、为中国盲众提供大批的眼科优秀人才。 播撒大爱，心系天下穷苦民生的仁者楷模 何氏眼科何伟常说的一句话是：“人要学会感恩，因为大爱无疆，仁者无敌。”正是这颗感恩的心以及心中对同胞无尽的爱，引领着何伟在防盲治盲公益事业上一路前行。 自2002年起，辽宁何氏医学院附属沈阳何氏眼科医院一直积极参与政府倡导的“无白内障县复明工程”。何氏眼科何伟院长无偿投入50多万元，参与了辽宁省西部贫困地区——“朝阳县无白内障县复明工程”，为300名白内障患者实行免费手术，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无白内障县”。同时参与了沈阳市“无白内障障碍市”的光明行动，共完成了2578例白内障复明手术。2005年，何伟院长被评为辽宁省和沈阳市白内障无障碍光明行动先进工作者。 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何氏眼科何伟院长果断决定：派医疗队到灾区去！并紧急召开了全体员工动员大会。会上，大家纷纷在请战书上签名，并踊跃地捐款、捐物，累计金额达59359.8元。为筹备赴川救灾，何伟院长连续几天没睡过一个好觉。他说，作为一名医疗卫生界的全国政协委员，作为一家非营利性民营医院的院长和新阶层的代表，作为受益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成果的海外归国学子，在国家遭受如此严重地震灾害的时候，不能袖手旁观，不能无动于衷，不能置身事外，必须为灾区人民和参与救灾的子弟兵奉献一份爱心。5月21日，何氏眼科何伟院长亲自率领由20人组成的全国首家爱心流动医院，奔赴四川受灾严重的绵竹市。该医院设在一辆价值112万元的流动车上，前边由牵引车做动力，后边是全长16米的诊疗车，车内配备了何氏眼科医院捐赠的价值150余万元的医疗设备、药品以及眼外伤处理、急性流行性结膜炎防治等宣传资料，即使在严重的受灾现场也能保证及时、有效地完成眼外伤手术及灾后眼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 何氏的公益事业并没有局限于中国民众。2009年11月，辽宁何氏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疗队踏出国门，在中朝建交60年之际，随卫生部到朝鲜进行医疗援助，他们用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无私的奉献，为祖国赢得了荣誉。2010年1月14日，由辽宁省卫生厅率领的首个眼科手术医疗队奔赴也门，开展为期一周的国际眼科医疗援助活动。其间，何伟院长率领医疗队工作人员完成了计划的五十例眼科手术，并向也门塔兹省革命医院捐赠了眼科手术设备和手术器械，签署了人员培训协议，圆满地完成了此次国际眼科医疗援助任务。2011年3月16日，作为沈阳地区唯一一家参与““视觉第一 非洲行动””的医院，辽宁何氏医学院附属医院医疗队踏上了赴非之旅。其间，为40名白内障患者进行了手术治疗，其中包括两名艾滋病患者。价值数十万元的医疗器械与设备。中国狮子联谊会副会长刘国璞先生也曾说，此次组织参加"视觉第一、非洲行动"的医生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技术方面有绝对保障，来自沈阳的何氏眼科医疗队技术毋庸置疑，绝对一流。何伟院长对此表示，国家和政府对何氏的信任，让何氏人倍感荣耀。 迄今为止，何氏眼科已免费检查眼疾患者40余万人，为1.5万人实施减免费的手术，共减免检查费和手术费3000余万元，何伟院长个人为社会捐赠钱物270余万元，其中为爱之光基金会捐赠200万元人民币。 在成绩和赞誉面前，何伟院长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要建立中国第一个“卓越眼科中心”；大幅度降低全省范围内可避免盲的发生；建立起一个能够为广大眼病患者特别是盲人患者提供方便可及、可支付的、可持续的、高质量的眼保健服务体系；创建中国眼科资源中心，即实现医疗、教育、产业、科研、公益为一体的光明城计划，为那些饱受病痛甚至黑暗折磨的同胞做点实事，实现国际防盲目标——人人享有看得见的权利。文章选自千龙网
2015年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