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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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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磊：我是怎样选中腾讯与京东？
理事简介张磊，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手中掌握着180亿美元资金，张磊无疑是中国最富有的投资人之一。但在最近去美国旧金山时，张磊及其随从人员却通过旅行房屋租赁平台 Airbnb 挤入 Mission District一套三居室的住宅中，他还通过按需杂货店递送服务Instacart定水。在纽约停留数天中，张磊等人都是通过Google Express购买食物。 当然，这不是因为张磊住不起豪华酒店。相反，这是他的调研之旅。张磊只是想要了解他所投资的这些业务。10年前，借助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2000万美元资金，张磊成为腾讯、京东等公司的早期投资者，这些新兴企业已经撼动中国传统行业。现在，张磊认为这些公司可能在全球掀起狂澜。 张磊日前在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香港总部接受采访时称：“中国可能成为全球创新革命的引擎之一。”遥望大洋对面的硅谷，张磊代表了中国新兴企业家阶层。他曾与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等科技大亨坐而论道，并访问过Airbnb等初创企业。 对于外人来说，高瓴资本是一家由早期意外发现“金矿”的神秘男子领导的神秘公司。但是对于投资者，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捐赠基金、耶鲁大学捐赠基金、主权财富基金以及富有企业家来说，张磊似乎从未押错过赌注。随着中国经济经历一系列波折，张磊的下一个投资组合可能成为评判其成就的重要标准。 高瓴资本很少提及其投资者或投资记录，并强调长远投资项目。一名投资者宣称，自从2005年成立以来，高瓴资本的平均年回报率高达39%。随着“金库”膨胀，张磊及其领导的高瓴资本正前往美国寻找更多机遇。 最近，高瓴资本与Mayo Clinic达成合作协议，将美国最著名的医疗保健机构引入中国。张磊希望借此撼动国内医疗保障体系，后者正需要快速转型，利用现代科技打造新的服务和产品，比如数字档案管理系统。但是张磊也面临很多挑战，比如国有医院官僚风气严重，老年人服务需求飙升等。可是张磊表示，他可以完成这项重任。 戴着眼镜、言行随和的外表，掩饰了张磊拥有巨额财富的真相。张磊的出身和经历都不同常人，他1972年出生于河南省驻马店。在张磊长大后，他恰巧处于中国进行变革的时代。 7岁时，张磊就进行了自己第一次创业尝试：将自己的连环画租给等火车的乘客。今天，分享经济的概念已经成为Uber以及Airbnb等硅谷公司的经营基础。但是张磊的前瞻性想法并非总是获得热情支持。1999年获得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奖学金后不久，张磊就开始申请前往华尔街工作。但没人愿意接收他，当张磊询问是否有加油站时，一名面试者甚至质疑他的智商。 在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充当实习生时，张磊的机会来了。这是一个非常规安排，因为通常需要攻读MBA学位的学生担任实习生，但张磊给当时的首席投资官大卫·斯文森(David F. Swensen)留下了深刻印象。 耶鲁大学捐赠基金高级主管迪恩·塔卡哈什(Dean Takahashi)说：“张磊是个例外，他几乎立刻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洞察力，并能够准确确定哪些企业将会取得成功。”此外，张磊有着牢靠的人脉，通过高瓴俱乐部认识成功的中国企业家。这个俱乐部是张磊在耶鲁大学时建立的，以高瓴大街命名，那里是他上课的地方。 在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实习时，张磊被派出研究木材等行业，数周后他就带着厚厚的报告回来。这种严谨的传统被他引入自己的公司。在高瓴与Mayo Clinic达成合作协议签，分析师曾花费数年时间研究其可行性。 在耶鲁大学就读一年级时，张磊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中国日益壮大的私营部门，他敲开了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百度的李彦宏等企业家的大门进行请教，并与他们建立起深厚友谊。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张磊重新回到美国。 4年后，获得MBA文凭的张磊说服耶鲁大学捐赠基金，交给他2000万美元资金用于投资中国新兴公司。最初，张磊处于犹豫之中，他还显得很青涩，甚至不知道雇佣哪些人。张磊很快打电话给老朋友们，一个朋友拒绝了他的邀请，但推荐了自己的妻子。 张磊回忆称：“我说：‘你是认真的吗?你是想要应付我，才推荐你妻子吗?’”这位女性名叫特蕾西·马(Tracy Ma)，她现在已经是高瓴资本的首席运营官。 2005年，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管理的资金达到150亿美元，但其在中国押下的赌注很小，但张磊认为中国潜力巨大。张磊的第一个赌注押在腾讯身上，2005年购买腾讯股票。当时腾讯最著名的产品是QQ，公司估值还不到20亿美元。而今天，腾讯已经成为价值近1800亿美元的互联网巨头。张磊说：“现在回想过去，我惊讶地发现腾讯股票如此便宜。”现在，高瓴资本依然持有腾讯的股份。 张磊的其他投资也都产生令人瞩目的回报。2010年，高瓴资本向京东投资2.55亿美元。4年后，当京东IPO时，这些股票价值暴增到39亿美元。据2名知情人士透露，2014年，腾讯曾斥资2.15亿美元收购京东15%股份，当时张磊也曾在幕后参与。 高瓴资本的“买入持有”策略让它更像私人股权投资公司，而非对冲基金。高瓴资本的投资者更愿意将他们的钱投在长期项目上。这给了张磊巨大的转圜余地，他可以投资蓝月亮等私人公司。2006年，当张磊首次见到蓝月亮的夫妻搭档创始人时，他们正在销售洗手液。他们保持着接触，几年后，他们给张磊打电话称开发出新型洗涤剂。 张磊的坚持结出硕果。2010年，大多数跨国公司都在中国销售洗衣粉，因为他们认为消费者不愿意花更多钱买洗涤剂。但是张磊却不这样认为，他劝说蓝月亮公司扩大洗涤剂业务，并通过交换持股的方式迅速扩张。现在，张磊押注蓝月亮必将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品牌，堪与汰渍(Tide)等品牌一争高下。高瓴资本还向格力、美的等公司押下赌注，格力现在是全球空调领先制造商，美的则是电器制造商。 张磊说：“我们正看到中国企业家崛起，在跨国公司的发展相对缓慢时，中国企业家正快速赶超他们。美国公司可以从中国同行这里学到一两个经验，而中国企业必须学会跨越传统行业。” 这是张磊掌握某种事物的技巧，他不仅凭借此用了短短数年就从一名不文的小人物成为亿万富翁，还用于他对极限运动的激情中。2月份，张磊曾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柳特赖德滑雪，当时他曾沿着直线滑下最陡峭的斜坡。 张磊称，投资中国不适合内心软弱的人。但他补充说，这里存在着巨大机遇。如果你有开放的头脑，你应该重点关注中国的未来。 (文章选自《纽约时报》，作者：Alexandra Stevenson)理事简介张磊，高瓴资本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手中掌握着180亿美元资金，张磊无疑是中国最富有的投资人之一。但在最近去美国旧金山时，张磊及其随从人员却通过旅行房屋租赁平台 Airbnb 挤入 Mission District一套三居室的住宅中，他还通过按需杂货店递送服务Instacart定水。在纽约停留数天中，张磊等人都是通过Google Express购买食物。 当然，这不是因为张磊住不起豪华酒店。相反，这是他的调研之旅。张磊只是想要了解他所投资的这些业务。10年前，借助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的2000万美元资金，张磊成为腾讯、京东等公司的早期投资者，这些新兴企业已经撼动中国传统行业。现在，张磊认为这些公司可能在全球掀起狂澜。 张磊日前在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香港总部接受采访时称：“中国可能成为全球创新革命的引擎之一。”遥望大洋对面的硅谷，张磊代表了中国新兴企业家阶层。他曾与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等科技大亨坐而论道，并访问过Airbnb等初创企业。 对于外人来说，高瓴资本是一家由早期意外发现“金矿”的神秘男子领导的神秘公司。但是对于投资者，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捐赠基金、耶鲁大学捐赠基金、主权财富基金以及富有企业家来说，张磊似乎从未押错过赌注。随着中国经济经历一系列波折，张磊的下一个投资组合可能成为评判其成就的重要标准。 高瓴资本很少提及其投资者或投资记录，并强调长远投资项目。一名投资者宣称，自从2005年成立以来，高瓴资本的平均年回报率高达39%。随着“金库”膨胀，张磊及其领导的高瓴资本正前往美国寻找更多机遇。 最近，高瓴资本与Mayo Clinic达成合作协议，将美国最著名的医疗保健机构引入中国。张磊希望借此撼动国内医疗保障体系，后者正需要快速转型，利用现代科技打造新的服务和产品，比如数字档案管理系统。但是张磊也面临很多挑战，比如国有医院官僚风气严重，老年人服务需求飙升等。可是张磊表示，他可以完成这项重任。 戴着眼镜、言行随和的外表，掩饰了张磊拥有巨额财富的真相。张磊的出身和经历都不同常人，他1972年出生于河南省驻马店。在张磊长大后，他恰巧处于中国进行变革的时代。 7岁时，张磊就进行了自己第一次创业尝试：将自己的连环画租给等火车的乘客。今天，分享经济的概念已经成为Uber以及Airbnb等硅谷公司的经营基础。但是张磊的前瞻性想法并非总是获得热情支持。1999年获得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奖学金后不久，张磊就开始申请前往华尔街工作。但没人愿意接收他，当张磊询问是否有加油站时，一名面试者甚至质疑他的智商。 在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充当实习生时，张磊的机会来了。这是一个非常规安排，因为通常需要攻读MBA学位的学生担任实习生，但张磊给当时的首席投资官大卫·斯文森(David F. Swensen)留下了深刻印象。 耶鲁大学捐赠基金高级主管迪恩·塔卡哈什(Dean Takahashi)说：“张磊是个例外，他几乎立刻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洞察力，并能够准确确定哪些企业将会取得成功。”此外，张磊有着牢靠的人脉，通过高瓴俱乐部认识成功的中国企业家。这个俱乐部是张磊在耶鲁大学时建立的，以高瓴大街命名，那里是他上课的地方。 在耶鲁大学捐赠基金实习时，张磊被派出研究木材等行业，数周后他就带着厚厚的报告回来。这种严谨的传统被他引入自己的公司。在高瓴与Mayo Clinic达成合作协议签，分析师曾花费数年时间研究其可行性。 在耶鲁大学就读一年级时，张磊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中国日益壮大的私营部门，他敲开了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的马化腾、百度的李彦宏等企业家的大门进行请教，并与他们建立起深厚友谊。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后，张磊重新回到美国。 4年后，获得MBA文凭的张磊说服耶鲁大学捐赠基金，交给他2000万美元资金用于投资中国新兴公司。最初，张磊处于犹豫之中，他还显得很青涩，甚至不知道雇佣哪些人。张磊很快打电话给老朋友们，一个朋友拒绝了他的邀请，但推荐了自己的妻子。 张磊回忆称：“我说：‘你是认真的吗?你是想要应付我，才推荐你妻子吗?’”这位女性名叫特蕾西·马(Tracy Ma)，她现在已经是高瓴资本的首席运营官。 2005年，耶鲁大学捐赠基金管理的资金达到150亿美元，但其在中国押下的赌注很小，但张磊认为中国潜力巨大。张磊的第一个赌注押在腾讯身上，2005年购买腾讯股票。当时腾讯最著名的产品是QQ，公司估值还不到20亿美元。而今天，腾讯已经成为价值近1800亿美元的互联网巨头。张磊说：“现在回想过去，我惊讶地发现腾讯股票如此便宜。”现在，高瓴资本依然持有腾讯的股份。 张磊的其他投资也都产生令人瞩目的回报。2010年，高瓴资本向京东投资2.55亿美元。4年后，当京东IPO时，这些股票价值暴增到39亿美元。据2名知情人士透露，2014年，腾讯曾斥资2.15亿美元收购京东15%股份，当时张磊也曾在幕后参与。 高瓴资本的“买入持有”策略让它更像私人股权投资公司，而非对冲基金。高瓴资本的投资者更愿意将他们的钱投在长期项目上。这给了张磊巨大的转圜余地，他可以投资蓝月亮等私人公司。2006年，当张磊首次见到蓝月亮的夫妻搭档创始人时，他们正在销售洗手液。他们保持着接触，几年后，他们给张磊打电话称开发出新型洗涤剂。 张磊的坚持结出硕果。2010年，大多数跨国公司都在中国销售洗衣粉，因为他们认为消费者不愿意花更多钱买洗涤剂。但是张磊却不这样认为，他劝说蓝月亮公司扩大洗涤剂业务，并通过交换持股的方式迅速扩张。现在，张磊押注蓝月亮必将成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品牌，堪与汰渍(Tide)等品牌一争高下。高瓴资本还向格力、美的等公司押下赌注，格力现在是全球空调领先制造商，美的则是电器制造商。 张磊说：“我们正看到中国企业家崛起，在跨国公司的发展相对缓慢时，中国企业家正快速赶超他们。美国公司可以从中国同行这里学到一两个经验，而中国企业必须学会跨越传统行业。” 这是张磊掌握某种事物的技巧，他不仅凭借此用了短短数年就从一名不文的小人物成为亿万富翁，还用于他对极限运动的激情中。2月份，张磊曾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柳特赖德滑雪，当时他曾沿着直线滑下最陡峭的斜坡。 张磊称，投资中国不适合内心软弱的人。但他补充说，这里存在着巨大机遇。如果你有开放的头脑，你应该重点关注中国的未来。 (文章选自《纽约时报》，作者：Alexandra Stevenson)
2015年4月8日 -
布鲁金斯学会：没有学生的大学
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智库 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其成立可以追溯到1916年，由圣路易斯市企业家、华盛顿大学董事会主席罗伯特·布鲁金斯创建。其后，经济研究所1922年成立，罗伯特·布鲁金斯研究院1924年成立，两者于1927年合并为布鲁金斯学会，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布鲁金斯创立之初就宣称自己是“第一个致力于在国家层面分析公共政策问题的私人组织”，其愿景有三方面：捍卫美国民主；确保美国公民经济与社会福利、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机遇；推进一个更加开放、安全、繁荣和合作的国际社会。 2002年，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成为布鲁金斯的主席后，开始注重国际化分支机构的拓展。先后建立了萨本中东政策中心（Sab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和约翰·桑顿中国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2006年又在北京建立了布鲁金斯—清华中心（Brookings-Tsinghua Center），2007年7月建立了英格堡医疗保健改革中心（Engelberg Center for HealthCare Reform），10月在卡塔尔又建立了布鲁金斯多哈中心（Brookings Doha Center）。 在组织结构上，布鲁金斯学会实行董事会负责制。董事任期为三年一届，董事会旨在为学会提供商业和学术治理，批准学术调查的范围以确保学术的独立性。目前，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有83名成员，主要为著名的企业家、银行家、学者。现任董事会主席为清华大学教授、高盛集团前全球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学会主席的职责为负责日常的行政工作，包括制定政策、推荐项目、人事管理及出版业务等。 没有学生的大学 从人员组成来看，布鲁金斯学会现有近300名成员，大部分为研究人员，有100多名学者，近100名高级研究员。担任行政领导职位的人员较少，仅有10人。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拥有极强的学术积淀，其思想、观点在学术界拥有极大影响力，学会也因此获得了“没有学生的大学”的美誉。研究人员的专业分布很广泛。 布鲁金斯的研究人员不仅具有极强的学术实力，很多人还经常出入于各个政府部门，官方背景深厚。总统奥巴马在竞选期间就在布鲁金斯学会寻找了诸多外交与经济幕僚，就任总统之后，也邀请了多位布鲁金斯学会成员加入奥巴马政府。驻联合国大使苏珊·莱斯（Susan Rice）、白宫国安会亚太资深主任贝德（Jeff Bader）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位。布鲁金斯学会与政府的关系除了其研究人员会进入政府任职之外，还会有卸任的政府官员到布鲁金斯学会任职。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副国务卿塔波特（Strobe Talbott）卸任之后就加入了布鲁金斯学会，成为了布鲁金斯研究所总裁。 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工作的开展主要是通过研究领域（Programmes）、研究中心（Centers）和研究的课题（Research Projects）等三种形式展开的。研究课题组都是根据课题的需要随时召集的，课题一旦完成，课题组就自动解散。截止2012年11月1日，学会共有五大研究领域，13个研究中心，21个在研究项目。 布鲁金斯学会所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从研究主题划分：主要有商业与金融等13个领域，如果进步细化可以达213个；从研究地理方位划分有亚太地区等8个，具体到80个国家地区和城市。 专项基金支撑日常运营 学会每年的运营经费主要来自创始人罗伯特·布鲁金斯创立的专项基金。还有一部分来自基金会、大公司及个人的捐助，2011年布鲁金斯学会就从基金会获得了3700万美元捐款。而学会从贝尔大西洋公司、J.P.摩根公司、时代华纳、华盛顿邮报等大公司接受的捐助占其全部经费的近二分之一。此外，布鲁金斯学会还会从政府那里获得一些资助，学会的出版物和投资也会带来一定的收入。 传播方式转向网络和多媒体 布鲁金斯的研究成果以出版物为主，主要有：《布鲁金斯经济活动论文》，重点就当前世界经济政治进行分析研究，给政府官员、金融机构、商业人士和经济学家提供 信息资料；《布鲁金斯评论》，主要侧重于美国国内事务，涉及领域为政治、经济、宗教、外交等，同时还涉及自己学会相关内容；同时还有一些年刊，例如《国防预算》、《布鲁金斯—沙顿金融服务论文》、《布鲁金斯贸易论坛》、《布鲁金斯教育活动论文》等。在布鲁金斯位于华盛顿的大楼一层，有一个精致的书店，其中 只出售布鲁金斯的各种研究成果和研究员们的出版物。 布鲁金斯对重大新闻事件和世界热点问题的解读，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每次发生重要事件之时，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总会成为各大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例 如，2011年12月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逝世消息一公布，《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英国《金融时报》等多家知名媒体的记者就瞄准布鲁金斯学会，各显灵通找寻相关的研究员，想在第一时间内获得他们对金正日逝世会如何影响亚洲及世界局势的分析和看法。 近年来，布鲁金斯的研究成果开始充分利用网络和多媒体的优势，大量的研究成果开始以评论、浏览式书籍、言论、活动等形式呈现给读者。 与政府建立良好关系，包括密切的私人关系 布鲁金斯之所以具有超强的政策影响力，非常得益于学会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包括与政府成员建立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 布鲁金斯学会作为美国政府的重要咨询机构，非常重视学会与政府决策的影响，直接参与到了美国政府的众多决策过程当中。历史上布鲁金斯对美国历届政府、公共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哈定总统时期，学会参与到了联邦政府预算草案的拟定，战争中债务政策、税务制度改革方案的制定等政府决策当中。胡佛政府时期，学会研究圣劳伦斯航道的建设计划后，认为耗资巨大，帮政府取消了该 计划。在美国大萧条时期，布鲁金斯的经济学家受总统罗斯福委托，开始大规模研究隐藏在经济萧条背后的根本原因。布鲁金斯的第一任主席和其他学者后来积极反对总统罗斯福的新政，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政策将阻碍经济复苏。随着二战的爆发，布鲁金斯将其注意力转移至通过一系列关于战时资源调动与组织等研究来辅助政府 部门。1948年，布鲁金斯被要求提交一份关于欧洲经济复苏计划的管理方案。而由此提出的组织制度和结构保证了马歇尔计划得以认真和务实的执行。肯尼迪总统时期，布鲁金斯学会为政府提供意见建议的领域更加广泛，空间研究计划、经济政策等无所不包。20世纪80年代，布鲁金斯学会在健康保险和税收方面有过突破性贡献。90年代将研究成果运用于美国的福利、公共服务和竞选财务方面。9.11期间，学会在更有效地组织美国政府和保卫国土方面作了大量研究。进入21世纪，布鲁金斯在美国州和地方各级地方政府的改造、联邦预算的重建、医疗政策改革和全球贫困等，也做出过重要贡献。 重视中国研究 布鲁金斯还十分重视中国研究。专门设置了独立的中国研究机构——约翰·桑顿中国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与清华大学合作建立了布鲁金斯—清华中心（Brookings-Tsinghua Center）。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是由高盛集团前首席执政官约翰·桑顿捐资建立的，目前已成为学会第二大中心，工作人员也以扩大到8名。2014年2月，我在布鲁金斯做访 问研究时的同事、华裔学者李成被任命为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做为在美国最主要的智库中担任中国研究方面主管的华裔学者，李成不仅是中国政治体制和领导层研究的专家，他还有丰富的横跨中美两国生活、研究经验，将给中美关系和中美智库合作架起新的桥梁。李成担任中国中心主任后，国内不少媒体更 加关注李成所领导的布鲁金斯中国研究中心，有很多报道。 李成的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中包括曾任美国国家 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的杰弗里·贝德、克林顿时期任国家安全事务总统特别助理的李侃如等。李成同时还领衔编纂桑顿中心中国思想家系列丛书。该丛书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杰出思想家的专著。他不仅是中国政治体制和领导层研究的专家，他还有丰富的横跨中美两国生活、研究经验，将给中美关系和中美智库合作架起新的桥梁。在《京华时报》对李成做的专访中，李成表示，中国智库的学者们要更多争取国际上的影响力 和话语权，他说，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快速的发展，任何人，任何事件，即使是当前的房地产泡沫或金融危机，都不能阻止中国前进的步伐，“关键在于中国领导人如何抓住机遇”。 2010年9月，作为我在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访问的研究成果之一，布鲁金斯在华盛顿专门为我和几个学者举办了题为“全球背景下的中国人才新规划”研讨会。这次会议受到美国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近100人出席了这场专门关注中国新人才规划的研讨会，这也是美国第一次举办有关中国新人才规划的研讨会。作为唯一来自中国的专家和正在布鲁金斯的访问研究员，我很荣幸参加并作了演讲。出席研讨会的美国学者还有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中心研究主任李成，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中美技术经济商务中心主任西蒙教授，宾州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卡贝尔教授，纽约时报知名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弗里德曼等知名专家。这也是我第二次在布鲁金斯做演讲交流，第一次做的交流是有关中国海归发展的专题。布鲁金斯学会对中国人才和海归研究的重视，使我体会到一个真正国 际化智库所拥有的全球视野。 摘自《大国智库》，王辉耀、苗绿，人民出版社 《大国智库》,王辉耀、苗绿，人民出版社
2015年4月8日 -
【专家观点】郑永年：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有市场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文章选自光明智库，作者：王思敏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文章选自光明智库，作者：王思敏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文章选自光明智库，作者：王思敏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文章选自光明智库，作者：王思敏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记者：很多研究者留意到，今天中国政府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智库正作为实现科学民主决策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赢得巨大发展空间。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郑永年：智库在中国如此受重视，是时代的需要，是中国发展为一个更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需要。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朝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无论是文明的复兴，还是大国的地位，都是依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怎么打拼？需要科学的决策和管理，需要制定清晰明确的路线图，这就呼唤着智库发挥应有的作用。以前我们讲科学决策，更多地考虑到决策科学对中国自身事务的影响。现在国内的政策科学不科学，不仅影响自身，而且会影响到整个世界。例如在外交领域，中国今天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好的发展战略，但我们的相关知识储备足吗？对沿线国家的情况足够了解吗？将要采取的具体举措能够切合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实际需求吗？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战略实施的效果与国际影响。从中国转型发展的历程来看，在伴随着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出现过不少问题。必须看到，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国际国内事务的处理仍是响应型、反应型、被动型的，而非前瞻型、主动型的，无法从容应对甚至“先发制人”。这就说明政府管理者对相关领域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即将发生的情况与可采取的战略缺乏有效研判。和地震等自然灾害不同，很多社会问题可以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与判断。当然，没有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不交学费，但我们可以通过知识储备扩容而少交一些，甚至不交。每个国家社会转型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出现问题，但绝对不能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种“颠覆性错误”。要避免这种错误进而把失误降至最低，就需要提升政策科学性。除了政策制定，政策的实施也依赖于决策科学性。怎样在政策实施之前预先征集民意，广告周知？如何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效沟通，真正令民众受惠？都需要发挥智库作用。我们倡导决策科学，不只是说技术上具有科学性，更要用科学的、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去实现决策。在现代国家治理方式下，民主法治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需要知识与智慧的支持，否则很难有合理性、合法性。无论是从中国自己社会层面、国家层面的转型，还是国际层面的转型，都迫切需要科学决策，需要高水平智库提供知识和智能。 ●记者：正是因为需求巨大，所以“智库热”在中国迅速掀起。中国应有怎样的智库格局，智库发展应注意哪些问题？ 郑永年：有人统计，中国已经拥有2000多家智库了，这个数目看起来相当可观。但是，这其中有多少智库拿出过或者拿得出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呢？有没有像美国兰德公司、布鲁金斯那样有名的智库呢？答案似乎并不乐观。智库，其核心还是“智”，而我们现在的很多智库，却是有库无智。这是非常不可取的。智库建设绝不能变成为了建而建，盲目扩张、蜂拥而上，否则会带来一系列乱象和负面作用。其中最可能的就是同质化研究，选题和着眼点千篇一律，说不出新东西，没有附加值。互相之间没有分工，更不讲合作，甚至出现恶性无序竞争。智库一定要体现出专业性，高端智库一定是质量型智库。中国现在应集中力量培养一定数量的重点智库，办成高水平、国际知名的顶尖智库，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智库发展。虽然美国智库数量很大，但很多智库也实力一般，我们不要跟他们比量，而是要瞄准其中的高水平智库，和这些顶尖智库比政策贡献力，比社会影响力。我们看到，中国现在着力建设的是一个“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各类智库有不同的发展侧重和路径，这是符合实际的。构建体系，就意味着对现有智库体制进行改革，而改革必须抓住“特色”和“新型”两个关键。特色，是体现中国特色，在中国的特色现实环境下成长起来，也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服务。新型，就是寻找一种更加合理高效的组织运作方式。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智库被分为党政军、高校、社科院系统等七大类，基本上涵盖了智库的所有类型。每类智库，都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组织运作方式。例如高校智库，大学有学术优势，但也有天然不足：一是对政策了解不够、不及时，对政府运作机制不熟悉；二是现行评估系统和智库的要求不相符，学者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智库研究。怎样解除束缚发挥优势？需要通过改革建立新的体制。社科院系统具有比较集中的智库功能，但也有很大的改制空间，如果把人文历史等基础类研究归并入大学，保留并强化和现实紧密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等研究机构，针对性更强，就更有可能培养出很好的智库。企业里，一些只研究本企业问题、贡献于这一家企业的机构不能叫智库，因为智库是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一些技术性的研究机构也不应叫智库，因为它属于基础研究领域。从研究上讲，智库研究是要有现实性和预见性的，而不是教科书式的。智库选择研究题目不能跟风，盲目追求热点。我们面对的有热点问题，也有长期问题，有些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没有显现出来，但是也许再过两三年就变得重要了，所以也要对它提前展开研究。如果能通过智库建设推动中国知识创造体系和政策研究体系改革，那对中国下一步发展会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政府是大部分智库产品的购买方与使用方。智库与政府之间应建立起怎样的良性关系？政府应该怎样有效利用智库产品？ 郑永年：做智库的人都在强调独立性。的确，独立性很重要，但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反政府、唱反调。智库不可能脱离政府，我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服务政府、影响决策，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收购服务，经济上也不是完全独立。但，只要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尊重事实，保持客观性，研究过程、人员配置、结论分析等均不受政府干预，这就是一种独立。智库的职责不是当意见领袖。为政府辩护但提不出有益建议，批评政府而没有建设性意见，都是不可取的。政府与智库之间的关系也有多种模式。例如美国智库，一类是像兰德公司那样，实行政府定点采购。一类主要靠企业捐助开展研究。再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向智库收购服务，我们引入市场机制，引进人才，自己操作。但政府也监管我们，有一套比较成熟的监管机制。此外，欧洲、日本等也有不同模式，可以多去了解、寻找参照，逐步建立起最适合自己的一套模式。政府采购智库提供的社会服务，目的是辅助决策、影响现实发展，因此，智库应有责任意识，对自己提供的专业性产品负责。培根说“知识即权力”，智库成员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心里应该很清楚：自己肩上是时刻担着社会责任甚至法律责任的。而中国现在并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管理体制，大部分智库也远没有形成这样的责任意识。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应考察借鉴国外相关的智库监管治理体制，尽早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监管和考核机制。现在有一种误区，认为先把智库机构建立起来，再去考虑管理和追责机制。其实不能等，应该同步甚至是先行地进行机制建设。 ●记者：合格甚至优秀的政策研究者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哪些要求？有志于做智库研究的学者应该怎样完成身份角色转型？ 郑永年：智库所追求的理想状态，可以借古人智慧概括为“知行合一”。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为“知”。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智库成员必须同时具备“知”和“行”两方面的素质。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智库成员作为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首先，智库成员要能够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索一种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实际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够结合实际，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并把这些政策途径放在宏观环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诉政府每种政策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最后，智库应该致力于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只有这样，中国的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才能顺利进入世界“政策市场”，把握国际话语权。总之，智库成员应该具有哲学家和政治家两方面的素质，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智库人才所需要的知识体系从哪里来？大学里可以找到各种门类的教科书，但智库所需的实践经验却难以从书本中获取。传统教育模式培养出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和政策体系脱节，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储备。美国有“旋转门”机制，人才在政府与智库之间有序流动，打通了学术和政策研究的隔膜。这是国际智库比较公认的人才培养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国情。可以尝试借鉴新加坡模式，用市场机制引进人才，人员跟着项目走，随时流动，并在坚持专业所长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实际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样，也有自己的市场。研究者不进入这个市场，就什么也不懂；进入之后，随着研究经历的积淀，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智库学者要让自己进入这个市场，像“活水”一样流动起来。对学者来说，还需要注意一点：要在作为学者的学术自由和作为智库的责任之间找到平衡，遵守智库应有的纪律和规则。总之，智库建设有可能撬动中国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从而推动整个中国的知识创新、知识创造，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文章选自光明智库，作者：王思敏
2015年4月8日 -
郑永年: 华商迎第三次历史阶段 抓住中国走出去机遇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2015年3月29日, 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在海南博鳌召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在圆桌会发言时表示，“一带一路”中国资本、企业出去之际，世界华商应该抓住机遇重新定位，发挥独特作用。 郑永年表示，华商在中国重大历史节点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个阶段，华商支持中国革命。第二个阶段，华商参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处于资本高度短缺时代，华商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贡献很大。 郑永年认为，华商正面临第三个发展阶段。“一带一路”主要是中国资本、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政府起搭台作用。海外华商可以抓住机遇，可配合当地政府，和中国走出去的资本、企业合作，发展自己的事业，同时为当地百姓做好事。 郑永年建议，海外华商要关注智库作用。观察华商群体，无论是东南亚还是北美，华商和智库的联系都存在短板。而世界其它国家的企业家都非常关心政治和公共政策。华商可通过智库表达公共政策，做智库既可为自身服务，为当地社会和当地政府服务，也可借此改善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关系。郑永年强调，没有知识支撑的财富是不可持续的财富，可持续的财富积累需要智库的建设。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5年3月29日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2015年3月29日, 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在海南博鳌召开。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在圆桌会发言时表示，“一带一路”中国资本、企业出去之际，世界华商应该抓住机遇重新定位，发挥独特作用。 郑永年表示，华商在中国重大历史节点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个阶段，华商支持中国革命。第二个阶段，华商参与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处于资本高度短缺时代，华商积极参与到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中，贡献很大。 郑永年认为，华商正面临第三个发展阶段。“一带一路”主要是中国资本、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政府起搭台作用。海外华商可以抓住机遇，可配合当地政府，和中国走出去的资本、企业合作，发展自己的事业，同时为当地百姓做好事。 郑永年建议，海外华商要关注智库作用。观察华商群体，无论是东南亚还是北美，华商和智库的联系都存在短板。而世界其它国家的企业家都非常关心政治和公共政策。华商可通过智库表达公共政策，做智库既可为自身服务，为当地社会和当地政府服务，也可借此改善中国和其它国家的关系。郑永年强调，没有知识支撑的财富是不可持续的财富，可持续的财富积累需要智库的建设。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5年3月29日
2015年4月8日 -
CCG理事题词共贺乔迁之喜
2015年3月17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了隆重的乔迁新址剪彩仪式。CCG咨询委员会主席龙永图，联席主席陈启宗， 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以及CCG副主席、常务理事等二十余位嘉宾莅临我们位于北京CBD的新办公室参观并出席了剪彩仪式。嘉宾们在参观完CCG全新的办公室、理事专家名录墙、研究成果展览后，兴致勃勃地在签名册上挥毫写下对CCG的赞扬和殷切期许，对CCG乔迁和近年来的发展及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和欣慰，期待CCG未来更上一层楼，为打造中国新型国际化智库方面做出新的贡献。不少未能到场的理事们还纷纷通过各种方式表示祝贺。在仪式上，CCG创始人、主任王辉耀博士向各位主席、副主席、常务理事在CCG发展中做出的贡献和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他表示，中国智库发展迎来新的春天，CCG期待和各位理事共同携手，为创建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智库而继续努力。 剪彩仪式之前，CCG各位理事为CCG发展进步及乔迁之喜建言并题词祝贺，对CCG为推进中国全球化；推动中国企业、人才的海外发展；以及为政商两界献计献策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予以肯定，并祝愿CCG在未来发展成具有国际视野、国际智慧、国际影响力的全球智库。剪彩仪式新闻链接：CCG举办乔迁新址剪彩仪式
2015年4月7日 -
张亚勤博鳌谈，把钱放在哪儿更安全
2015年3月26日至3月29日期间，一年一度的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南博鳌召开，在本次论坛上，百度总裁张亚勤参加了多场论坛和媒体专访。期间，张亚勤主要针对移动医疗、大数据安全、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以及青年创业等多个议题发表了看法。 特别是在谈到传统行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时张亚勤提出，让“互联网+”变成“互联网x”，将发挥出互联网产业的倍乘效应，尤为引人关注。 移动医疗解决中国"看病难"问题 张亚勤在论坛期间表示，对于互联网的未来，是把互联网的技术、商业模式又送回到物理世界，将信息科技应用于生活、改变生活。 张亚勤举了医疗行业的例子。比如现在做医疗存在着医疗信息不对称，病人找不到好医生的情况。现在百度在做的事情，就是帮助用户随时找到最适合的医生，马上预约、挂号、就诊，可以不用排队就开始看病。 据悉，今年百度在医疗领域不断战略布局，率先与301医院达成战略合作，推出“百度医生”的APP，还战略投资了医护网，致力打造医疗领域三个闭环，已经在大力度地推动移动医疗的发展，解决中国看病难的问题。 互联网大数据更安全 在参加“互联网大数据的局限、误区与真相”电视辩论活动时，张亚勤针对互联网大数据安全形势指出，人们正在从将实物与虚拟信息连接的“信息化生存”，向着将互联网技术运用到物理世界中的“互联网化生存”转变。 张亚勤认为，当下包括移动的、云端的、数据的安全都面对前所未有的威胁与挑战，财产安全甚至人身安全也开始与信息相关。移动支付、在线消费、互联网金融等互联网安全，已经涉及到用户财产安全的问题。 但张亚勤认为事情总是存在两面性的，例如“斯诺登事件”带来的正面影响是大于负面的。张亚勤形象的举了个例子：“你把钱放到银行里面安全，还是把钱放到米枕头底下，或者是藏在家里面挖个洞，哪种方式更安全？答案是：还是银行是最安全的。虽然大家会对大数据存有一些顾虑，但是整体来讲大数据、云计算是更安全的，所以还是应该放心地去使用大数据。” 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结合将发挥倍乘效应 在接受媒体有关互联网金融的采访时，张亚勤表示，很多传统产业都在积极地和互联网进行拥抱和融合，很多传统行业的人才也都纷纷来做互联网产业，都是在互联网+的时代下对原有传统行业的发展探索。 张亚勤认为，互联网和金融的结合，使金融商业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的经营业态产生、发展并不断壮大，传统经营模式发生重大改变。首先，互联网金融直接促使了金融服务外包的发展。其次，互联网金融改变了金融功能的实现形式。第三，互联网金融催生了金融功能重组下的新业态。 但张亚勤也指出，互联网和金融的结合，并不意味着对传统金融的彻底颠覆。一方面要保持互联网不断创新的心态，另一方面也要保持传统金融行业的谨慎，对风险进行有效控制。特别是互联网金融业务在对风险的理解与控制上，要与监管要求保持一致。 张亚勤进一步指出，将互联网与金融、旅游、医疗、健康、农业等传统行业实现深度融合，让“互联网+”变成“互联网x”，将发挥出互联网产业的倍乘效应。 人工智能：百度核心竞争力所在 本届博鳌论坛上，有关人工智能的话题也成为各家媒体关注的焦点。对此张亚勤表示，百度在大数据和语机器学习方面拥有最强的技术。在语音识别、图像搜索以及图像识别方面是百度核心的竞争力。 对于外界普遍关注的百度大脑项目进展，张亚勤表示，百度大脑其实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更多的是物理层，包括存储，虚拟化，这是物理层的，我们有全亚洲最大的数据中心。第二次层次是数据层，我们有收集了各种各样的数据，数据量我们刚才讲过也是中国最大的。更重要是第三层这种数据的挖掘，分析，结构化，智能化，提到语音识别，图像识别，图像分类，让搜索更加精准，让广告的匹配更加的精准，让找服务更加的方便和快捷。 张亚勤对于未来智能生活和产业的趋势判断中指出，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包括无人机驾驶，包括家庭、工业机器人，这些的发展都将对于社会要素和结构产生很大影响。但并不是说互联网冲击掉了传统行业，而是万物互联之势，互联网拥抱传统行业的业务发展模式与思维模式，进而实现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主动、深度的融合。 青年人创业不要有泡沫心理 除了对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张亚勤对青年人的成长和发展也极为关注。在担任青年领袖论坛导师一职时，张亚勤对青年人提出了自己的期望和建议。 对于青年人创业，张亚勤认为，大学生不应该急于创业，一定要有好的创意，可以有好的结果改变一些东西再来创业。不要为了创业而创业，尤其在没有明确计划的时候，被VC一鼓动就去创业，这样的情况大公司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并且这样会浪费很多社会资源。 张亚勤在本次圆桌会议上表示，创业是很辛苦的，并不是说到工商盖一个图章就算是创业，创业更多是一种创业的精神，不管在大企业还是小企业或者自己去真正的开一个公司，重要的是有创业精神。 张亚勤提到，现在的互联网巨头在创业之处都有一个使命感。比如李彦宏创办百度是为了让人们能够公平便捷的得到信息。而这种使命感，是创业者所需要的。 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5年3月30日
2015年4月1日 -
【中国科学报】技术移民：中国“绿卡”等你拿
转载自《中国科学报》第1版要闻，2015年3月26日 一位长期生活在国外的院士曾说，如果让在美国的中国科研人员全部回国，那么美国就有面临瘫痪的可能。这句玩笑话的背后，隐藏着他对人才流失的无奈。 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扎实推进，中国对于海外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需求也比以往更加强烈。如何发掘这一特殊群体的“红利”，已上升为一项重要的议事日程。 2015年3月23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规范和放宽技术型人才取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条件，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无疑为开发中国版的移民“红利”扫清了阴霾。 “尽管这一步来得有些晚。”受访专家在评价此次破冰之举的意义时强调，“但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迟来的政策 “这个消息非常令人激动，因为创新靠人才，人才靠政策。”中国科学院院士林群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美国科技之所以如此领先，最主要的还是其吸引了全球顶尖的创新技术与人才。 “其实这个政策早在2002年就开始提出，但一直没有落地，现在等于重申以前的政策。”移民法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国福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据介绍，《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其中已提出研究制定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法。 目前，世界移民人口已经占到世界总人口的3％，而发达国家如美国已占20%~30%，欧洲约有10%，而中国只有不足1%的份额。 “对中国来讲，这个政策是迟了。二战后，为什么美国科技得到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制定的技术移民政策，能够为人才提供更好的待遇，吸引更多人才前来从事科研。”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单智伟说。 在他看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一直以来更强调依赖自己的力量。“但随着经济实力增强，我们已到了需要敞开国门、把发达国家的技术人才吸引过来的阶段。”单智伟说。 从绿卡到红利 “技术移民其实就是中国版的绿卡，以往这个比例非常小。”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王辉耀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感慨道。他介绍，自我国加入WTO，货物的流通已经非常通畅，但人才流通却恰恰相反。长期以来，我国技术移民政策非常保守，导致来华留学生和工作人员非常少。 王辉耀表示，过去中国绿卡的门槛很高，适用人群小。“不像国外，只要懂得一门技术就可以，哪怕厨师也可以移民，而这些在中国目前还达不到。” “如果我们在国外的科学家能够回国，对国家是非常有利的。”林群介绍，而国外人才之所以不会来，主要是怕政策有变。 “在目前形势下，能否争夺到高层人才，是确保国家能否获得强劲发展动力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黄顺江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 “未来要搞创新，就要开发移民红利。”王辉耀认为，因为人才不仅可以带来创新、资金等，还可以带来思想碰撞。按照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再加上人才引进的力度，中国的发展速度将得到更大的提升。 制度层面大有可为 “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仅有80万左右。从数字上看，中国吸引海外人才的结果不是很理想。”刘国福告诉记者，导致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即在于制度上的障碍，因此必须从制度上进行探索、突破，才能扭转所需人才匮乏的问题。 “未来，要让天下人为我所用，或者说要让全球的人才为我所用。”王辉耀认为，人才流动是体制创新的根本，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引进人才，也将为我国人才市场注入新的力量。 当前，国际人才竞争日趋激烈，2008年后全球经济低迷，所以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都在争夺人才，为其经济发展服务。中国要想进一步发展，也需要把吸引人才作为重要战略。 对于此次提出的技术移民制度，刘国福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首先要将留学生当作海外人才储备，目前在华留学生约30万，亟须解决他们的就业、居住等问题。其次，对于拥有在华签证或者人才签证的高级人才，需要出台详细的政策，解决他们的国籍、身份待遇等问题。 “引进人才之后，还要让他们很快融入到中国的社会秩序中，不让其感到有很多障碍。要在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社区服务等方面做好配套工作。”单智伟表示，中国要想提高科技产出，科研人员的流动性非常重要，要创造条件发挥海外科研人员的特长。 “探索技术移民，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后勤’工作，政策上争取做到‘一条龙’服务。”单智伟最后表示。 文章选自《中国科学报》第1版要闻，2015年3月26日
2015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