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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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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中国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 也需成为人口流动最大受惠国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凸显，中国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提高，依靠了30年的“人口红利”难以为继。李克强总理曾多次强调，要转变中国过去依靠“人口红利”的发展模式，充分释放“人才红利”。 事实上，如何留住人才、利用人才，并非是只存在于中国的问题。在多元化和循环性的全球移民潮大背景下，全球老龄化问题和劳动力短缺问题也困扰着其他国家。迫使发达国家更加开放移民政策，而曾经是主要移民输出国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也更多的受到国际移民的青睐。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各国应该如何发展人才战略？又该如何吸引并留住人才？为此，中国最权威的移民人才研究机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国际大都会组织共同举办了“2015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论坛”。本次论坛于4月21日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举行，是迄今为止国内首次高规格的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论坛，获得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移民组织(IOM)的鼎力支持。本次论坛亮点颇多。 “高规格”——国内首次齐聚全球移民和人才流动专家的盛会。 来自国家外国专家局、人社部人事科学研究院、国侨办、公安部等有关部门领导，国际大都会组织、国际移民组织（IMO）的负责人与专业人士；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瑞士、葡萄牙、卢森堡、奥地利、德国、土耳其、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70余位国际移民与人才人口流动专家出席论坛。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国际化智库论坛。 我国相关部门代表，各国驻华使领馆代表，国际组织驻中国代表，国内人才、人口流动相关行业代表和国内外主流媒体代表约近200位嘉宾参加论坛，交流和探讨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的现状大势、梳理对策、展望未来。 建言献策——旨在推动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制度改革。 201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其中强调要实行更具竞争力的人才吸引制度，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为响应中央文件精神，进一步探讨国际移民的流动现状和特点，国内智库积极建言献策，共同探讨吸引国际人才的有效途径和方式。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也需力争成为全球人口流动最大的受惠国，这是现实所需。论坛上的建设性观点对推动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制度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认为近几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人才流动逐渐增多，移民区域日趋集中，欧洲和亚洲成为新兴的热门移民目的地。人才流动已经成为继货物流动、资本流动之后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2008年至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成为刺激国际移民流动的原因之一。而针对中国的国际人才现状来讲，中国还没有充分利用国际人才红利，目前中国的国际人口比例只有0.06%，而发达国家平均为10%，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6%。 也有专家指出，亚洲国家，如中国，正在经历角色的转变：由单一的全球移民输出国逐渐成为移民潮的输出国和引进国。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或在国外工作的中国人回到祖国，中国也在接收更多的外国移民，这与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息息相关，而且这一趋势会逐渐升温。 作为行业代表，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王广发认为，中美两国在2014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上将双方签证有效期延长至10年，这一举措将极大推动两国之间人才的交流互换。中国应该将简化的人才签证程序推行到其他发达国家，以推动中国引进更多国际化人才。 国际交流——智库凭借影响力参与国际战略议程 智库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次论坛，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国家外国专家局、人社部人事科学研究院、等机构代表中国参与国际议题，凭借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设置战略议程，设计和引领国际议题的走势，影响国际行为体和国际公众对某项战略议程的认知理解和重视程度，进而服务本国政治。也是论坛的一大亮点之一。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也需力争成为全球人口流动最大的受惠国，虽然中国并非一个传统的移民国家，但面对现实所需，中国必须积极制定人才流动的政策与规则，利用人口红利，开放包容，从而促进人才流动，引进更多国际化人才。
2015年4月22日 -
【经济参考报】亚洲成为新兴热门移民目的地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和国际大都会组织主办的“2015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论坛”21日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内外专家探讨了国际移民和人才流动的现状和对策，建议中国加快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吸引人才的经验，搭建世界各地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和专家学者之间进行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和网络。 近几年，国际移民呈现出新的特征，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人才流动逐渐增多，移民区域日趋集中，亚洲成为新兴的热门移民目的地。外联出国顾问集团董事长何梅指出，亚洲国家，如中国和印度，正在经历角色的转变：由单一的全球移民输出国逐渐成为移民潮的输出国和引进国。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或在国外工作的中国人回到祖国，中国也在接收更多的外国移民，这与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密切相关，而且这一趋势会逐渐升温。
2015年4月22日 -
【中国网】China advised to tap migration’s ’talent dividend’
China should rev up its efforts to tap into the potential "talent dividend" brought especially by migration, officials and scholars observed during a forum held in Beijing on Tuesday."Talent dividend" refers to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gains brought by highly skilled and talented people, a vital group of whom is constituted by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to China as well as Chinese who return to their home country after studying and working abroad.Competition for talent is intensifying around the world, and China is a major part of this trend. The country is both attracting talented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and seeing many of its own talented people emigrating, noted Howard Duncan, executive head of the Metropolis Project, a Canada-based network of researchers, policyma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that focus on migration-related issues."One of the challenges that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face is finding a way to maximize the benefits for [the] country in having more people coming and perhaps fewer people leaving," Duncan said at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Since China began to open up to the world in 1978, the inflow and outflow of migrants to and from the country have both increased dramatically. But a "migration deficit," or gap between the number of emigrants and immigrants, has increased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from 3.76 million in 1990 to 8.49 million in 2013, said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a think tank dedicated to promoting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talents and enterprises.International migrants only account for 0.06 percent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while this figure is 10 percent on averag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1.6 percent in developing ones, according to Wang.Skilled migrants are major contributors to the receiving countries’ economies and their high-tech industries, noted Wang.For instance, 24.3 percent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d at least one key founder who was foreign-born, and the figure was as high as 43.9 percent in Silicon Valley, according to Wang, who quoted data released by the Kauffman Foundation in 2012.A regression analysis by Liu Xuezhi,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Personnel Science at th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shows that there is a high correlation between China’s GDP and highly skilled migration represented by Chinese students who study abroad, foreign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and Chinese students who come back to China after studying abroad.Howeve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only account for 0.3 percent of all students in the country, a much lower proportion than that in many Western and Asian countries, according to data compiled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the organization which hosted Tuesday’s forum."Highly skilled and high-end migrants will be attracted when they see there are good facilities, a good environment, schooling, medical facilities, an easy [way of] doing business, finding jobs and so on. When those things become more affordable and reachable, you will see more international migrants attracted to China," Ovais Sarmad, chief of staff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nts, told China.org.cn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forum. But he also noted that China has already attracted more international migrants than before.China’s cabinet,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an opinion on accelerating the country’s innovation-driven strategy in March as part of the effort to transform the country from a labor-intensive and export- and investment-dependent economy to a high-end and innovation-driven economy. The country pledged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pecial immigration system for skilled workers in order to attract more talented immigrants.There were over 848,500 foreigners living in China in 2013, registering an annual growth of 3.9 percent. Most of them are from South Korea,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Myanmar, and Vietnam.
2015年4月22日 -
【央广网】中国国际人口比例仅0.06% 应加快利用国际人才红利
央广网北京4月21日消息（记者张棉棉）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今天透露，目前发达国家的国际人口比例平均为10%，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6%，而中国的国际人口比例只有0.06%，为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应加快利用国际人才红利的脚步。 近几年，国际移民新特征日益突出，包括“出国、归国留学生”，以及“外国来留学”等在内的国际人才，在国际间流动逐渐增多。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介绍，人才流动已经成为继货物流动、资本流动之后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但就我国而言，还没有充分利用国际人才红利： 王辉耀：像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都不是移民国家，但是他们的国际移民水平已经都达到10%，而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在内的传统移民国家则达到20%，美国也是百分之十几，发展中国家也是2%左右，像印度是0.4%，而中国是0.06%，可见中国在利用移民红利方面还差得很远。 人社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柳学智表示，我国国民人才红利的变化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00年之后，增长势头尤为迅猛，我们的国际人才红利也从那时开始大幅增长： 柳学智：特别是出国人群和来华人群这两类人群大概都是在2000年之后开始，但是回国要晚七、八年，就是07、08年之后开始大量增长，这个很明显和经济的发展是非常吻合的，今后我估计这个趋势可能还要延续。 如何推动我国进一步利用国际人才红利？柳学智认为，首先是提供更一流的科研环境，吸引高端人才在中国做研究。第二，引导国际人才来华创业： 柳学智：在中国实施这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时候，我们要把这种经济转型的挑战和困难变成一种机遇，就是让大家都来创业，来推动经济转型，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会实现很好的超越。
2015年4月22日 -
【央广网】2015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论坛今在北京举行
央广网北京4月21日消息（记者张棉棉）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今天，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等组织主办的“2015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论坛”在北京举行。 目前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人才流动情况如何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表示，近年，国际移民已呈现出新的特征，包括，像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人才流动在逐渐增多；移民区域日趋集中；欧洲和亚洲已成为新兴的热门移民目的地。再比如像2008年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刺激了国际移民的流动，人才流动也成为继货物流动、资本流动之后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 中国的国际人才现状是，中国还没有充分利用国际人才红利，目前中国的国际人口比例只有0.06%，而发达国家平均的人口比例大概在1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在1.6%左右，也就是我们和发展中国家还差一个百分点和发达国家的话差了不止十倍。 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说，国际移民组织驻中国联络处主任 Par Liljert 表示，从我们中国来看还是有很大发展潜力，而作为行业代表，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总裁王广发也认为，中美两国其实在2014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上将双方签证有效期延长到了10年，这个举措也将极大推动两国之间人才的交流互换，中国其实应该将简化的人才签证程序推行到其他发达国家，以推动中国引进更多的国际化人才。而另一位参加会议的行业代表——外联出国顾问集团董事长何梅也指出，像亚洲国家，比如说中国和印度也正在经历角色的转变，由单一的全球移民输出国，逐渐成为了移民潮的一个输出国和引进国。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或者在国外工作的中国人已经回到祖国，而中国也在接受更多的外国移民，并且这个趋势会逐渐升温，这与中国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息息相关的。
2015年4月22日 -
李成：习近平让自己成为被广泛接受的领导人
专家简介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中国现在所处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中国能否能够创造第二个奇迹——第一个奇迹是经济改革，第二个奇迹就是政治制度上的再创新。这个创新，在任何国家都要经历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包括法治建设、中国式民主建设、对整个社会的重新定义、道德观念的重建、公民社会的兴起，这些方面都是相辅相成的。 一位从未到过美国的朋友说，他”熟悉”华盛顿，因为他一直在看《纸牌屋》。华盛顿是一个大国的政治中心，但宏大并不是这座城市用来讲述政治的语境。除了白宫和国会山，这里还有无数平常的建筑，隐身期间的，是形形色色的游说团体、智囊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活跃的各路政治观察家。 从马萨诸塞大街走过，一不留神可能就会错过布鲁金斯学会，这个全球排名第一的智库置身于一座外观极为普通的建筑中。李成的办公室里堆满了各种中英文资料，这位新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已经在美国生活了近30年，显然，他仍保持着上海人的温和、严谨和精明。在这间略显逼仄的办公室里，他注视着世界上另一个大国的政治风云。 过去的一年，李成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习近平的文章，延续着他对中国领导人长期的研究与观察。在中国外交学院2015年1月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李成被列为近十年来最著名的”美国知华派专家”之一。在一个初春的下午，《中国新闻周刊》对这位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了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两年多来，国际社会一直对他寄予强烈的关注，国际主流媒体做过很多有关于他的报道。你在2014年的一系列研究中，梳理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领导班子的构成。从对政治人物领导力的研究来看，习近平执政团队的形成有哪些特点？ 李成：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同时也很敏感的问题。从这一问题出发，我们可以观察中国政治制度的变化、未来政治走向、中国领导人作为个人的作用，以及他和中国政治结构、政治制度化之间的互动。 习近平在十八大上成为一把手以后才真正开始建立自己的领导团队。 对于习近平而言，有几个政治渊源对他很有帮助。首先，他在沿海地区福建、浙江和上海三个地方总共工作了长达22年，沿海地区的工作经历给了他很多深谙经济发展的机会。与此同时，他又有在内陆地区的资源，其中包括他在陕西家庭出身的渊源和早年插队的经历，所以他在沿海和内地之间就打通了，这种平衡是很重要的。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他的执政具有一个比较全面、广阔的政治基础。 中国新闻周刊：从习近平作为一个政治家几十年成长的脉络来看，中共干部选拔的组织制度其实是一套庞大的体系。我们看到，一个人经历长期的磨练与筛选，最终才能够一点点脱颖而出。那么，这个体系和西方各种不同的政治体系相比较，它的合理性、效率以及风险如何？我们能否用比较超脱的眼光评判一下这个体系？ 李成：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中国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比较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或者说，比较合理的精英转型途径。但是，显然它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例如，从2012年期间发生的很多特殊事件来看，尤其是从近期反腐斗争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这套机制还存在着裙带关系、派系斗争、买官卖官等种种严峻的挑战。所以需要通过反腐等整治举措，来建起一个公正、合理的机制。 当然，除了这些弊端，它仍然有很多积极的方面，而这些方面外界又不是很了解。比如，中国政治精英的轮换周期要大大快于美国国会议员的轮换，前后轮换的比率大概是20%，而中国中央委员会每五年的轮换率是65%左右，因为中国政治精英的轮换比率实际上是非常高的。 此外，中国政治制度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集体领导，这种集体领导制度的好处是权力的平衡。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国政治制度中形成了很多规章制度或者惯例，包括任期制、退休年龄制度、避嫌制度、地方代表性、差额选举，习近平是运用这些制度进行管理，还是在此基础上引进若干新的制度，很多方面需要他开创新的途径，同时还要在党内形成共识。近年来所发生的事情，也许会使中国的政治制度变得更成熟，对于这一点，未来这几年将会是一个考验。 中国新闻周刊：按照你的这种分析，中国的这一套政治精英选拔体系有望在现有条件下，通过逐步修正和完善而进化成一个更有效率、更公平、更有可持续性的官员产生机制。 李成：完全有这个可能。我们不要忘记基辛格博士经常讲的，中国的文明延续了两千多年，虽然它并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但是它是最有延续性的一种文明，这种文明的延续必然有其道理。 中国社会文化传统当中就包括它的精英选拔、社会治理的一套体系，比如科举制，当然，这些都有弊端，但是它可以不断地演进、延伸为其他形式。目前来看，中国所处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我最近经常讲，中国是否能够创造第二个奇迹一一第一个奇迹是经济改革，第二个奇迹就是它进行的政治制度上的再创新。这个创新，在任何国家者眼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包括法治建设、中国式民主建设、对整个社会的重新定义、道德观念的重建、公民社会的兴起，这些方面都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过技术官僚在中国政治精英中的角色及演变，那么，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和你多年前所描述的技术官僚群体有什么不同？ 李成：这一代领导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们中间学文科的、学法律的多了，其中有很多人不仅学过法律，而且过去的职业都在法律相关领域。无论如何，法学界人士在中国政坛的崛起，对促进法治建设会有明显的作用。 从现在的趋势来看，中国的高级官员中真正的技术官僚、工程师出身的政治家的比例将会下降。而处于上升趋势的两拨人，一是学法律的，另一部分是学金融的，此外还要加上逐渐崛起的企业家群体。所以，中国政治精英组成的改变不是一次完成的，首先它经历了从中共的草根领袖到技术官僚、自然科学人才的改变；现在则在演变为法律与金融界人士成为政治家。此外，现在多数的中国高级政治家都是从省、部级官员升上来的，那么，将来中国政治精英的产生是否会有更多元的途径？例如，包括来自智库和企业界的精英，这些途径如果能够打开的话，将更加有利于政治体制向健康、完善、更具有代表性的方向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一段时间有声音特别提醒要反西方化、去西方化，从西方的视角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李成：我觉得，这些声音并不代表党内的主流，可能的确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实际上，这种状况的出现也不难理解，也可以说，它是中国政治多元化必经的道路。 不仅如此，以我在美国近30年的工作经历来看，在美国的学术界——从大学到智库，我从来没有接触到美国的学者(包括华人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全盘西方化。中国必然有它与西方社会不同的东西，但是许多共同的东西则有助于它真正发展成一个法治、民主、健康的国家，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政治体系。 习主席最近提出要发展中国的智库，其中提到要”走出去”，与海外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这正是要更多地去了解西方。所以，有些具有冲突性的信息的传达，实际上让我们看到，你不能简单地下结论，很多东西都是在尝试、在探索、在定位。 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它和世界的交融，究竟要走向哪个方向？当然它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总体来讲，中国社会毕竟将会变得越来越成熟。中国的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引擎，中国有太多的理由使自己成为一个正面的力量、发展的力量、一个崛起的大国，这一点必须要看清楚。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一个国家的上升不会是直线式的，它在寻找合理的政治制度或价值观的过程中，会有反复、曲折，但是海外有些观察家根据当下出现的一些现象，就认为中国会回到文革，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中国新闻周刊：习近平目前还处于其执政的初期阶段，国际上出现了更多的对中国问题和中国领导人的新的观察和判断，如何理解这些认识上的差异？ 李成：公正地来看，在习主席最近两三年的政策当中，他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别人无法想象的情况下推出来的，不论是市场化改革、法治建设、反腐败，还是正在拟议中的对军队的改革。而在国际关系方面，他做了很多决策，并且没有走过头。所以我觉得，从目前来看，大方向的把握都是对的。 实际上，不论经过怎样的过程，一旦最终结果是好的，并且有利于制度化的建设，大家就会认同。例如，一旦法治建设摆上议事日程，在知识分子当中就会赢得更多的赞成。所以我觉得在未来两三年中，习近平会做的事情就是着眼于如何让这个在某种程度上出现意见分歧的社会，能够重新得到更多的调和与共识。要达成这一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确立一个更加明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的确立取决于当时国内的政治背景以及国际环境。 习近平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拥有很多政治资源，他有能力把中国带向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并且得到历史的认可。我对此抱有良好的希望。 中国新闻周刊：习近平上台以后发起的各种政治行动中，反腐可以说是受到最广泛认同的一项。反腐也提高了他的威望。 李成：我同意这个说法，但实际上也有人认为反腐”做过了”。首先，利益集团对反腐就不会认同，并且会有反弹，因而反腐也有它的危险性。还有人认为，反腐是”选择性的”，把反腐说成是斗争的工具，这是不对的。应该看到，反腐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挽救党。 王岐山显然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同时也是党内的一个行动派，中共在反腐的制度性建设方面应该是有考虑的。王岐山有很多海外的朋友，他的早期经历使得他对国际事务比较熟悉。实际上，这一代中共领导人的后代很多都在西方受过教育，甚至可能在西方社会工作过，他们会对外部世界有较多了解的基础上，想办法来更好地改变中国。西方目前出现了很多问题，西方的问题恰恰就在于不想学习别人。王岐山是依法治国的推动者。我个人觉得，未来会更加大力地搞法治建设。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用政治学的眼光来看，是否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能够让执政党找到一种制度，使党有相当程度的自净机制，能够有效地预防和整治腐败，并且能够保持持续性。 李成：这是很有可能的，尤其是作为一种过渡与探索。我们知道，新加坡不是两党制，但是它在反腐败方面做的是成功的。中国香港也一样。而反过来说，两党政治当中也会有很多腐败现象，所以哪一种政治制度都不能与是否杜绝腐败划等号。问题是，对中国目前这种腐败的防治，必须要引进一些机制，这个机制不能只是依赖于党内不同力量的互相牵制，我觉得最终还是要依赖法治和党内民主的逐步引入。 最近实际上在这方面有很多可喜的变化，比如巡回法庭的建立，这样的机制就可能杜绝像薄熙来那样，把地方法院当成了他自己的法院。当然，这方面也需要一个过程。 对此，有一些悲观的看法，就像多年前对中国经济的态度一样。而我是比较乐观的。当然，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我认为这种改变应该需要一定的时间。有时候，政治变化看起来没有发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将来不会发生，它有时候会以水到渠成的方式出现变化。 中国新闻周刊：习近平所代表的这一代中国领导人，有时被西方学界称为”第五代”，也有人将其认定为”知青一代”。从政治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概念是能够被公认的吗？他们有何特点？ 李成：领导人的代际划分是政治性的。对于”第五代领导人”这个概念的提出，海外的学者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我也同意把这一代定义为”知青一代”。要想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就必须了解知青一代。他们显示了当今中国领导人的很多特点，这些特质都是在他们的知青经历中得到的。 文革对中国有很深远的影响，而对于当时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这样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的。这些经历对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代人是有冒险精神的，是曾经沧海的一代，你骗不了他们、讹诈不了他们，对外界来说，你只能用很多道理，还要加上自己的实力一一这两方面都具备了，才能对他们有说服力。所以，在国际上，要想用以前那一套方式去和中国这一代人领导人打交道，是不灵的。 知青一代本身是一个矛盾体，这种矛盾体可能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历史上非常优秀、非常有能力的一代人。种种因素加在一起，构成他们非常复杂的特质。 中国新闻周刊：钱理群对知青一代有一个评价，从他的这个评价来看，似乎负面的东西比较多一点。实际上，对于知青一代的认识，中国国内学者身在其中，有时无法全面评价，你以为呢？ 李成：钱理群对这一代人有一些担心，这种担心是很重要的。实际上，中国社会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分离状态。例如，在对社会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精英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是惺惺相惜的，而普通民众则对此有不同的感受。习近平作为个人，他有智慧的地方就在于，能够突破这种分离感，让自己成为被广泛接受的领导人，这是很了不起的。当然，应该说钱理群对这一代人的评价是有勇气的，但是每一代入中间都有出其类拔其萃者，我个人在对第五代领导人的整体评价上，还是更多地看到积极的方面。 中国新闻周刊：上山下乡运动所造就的知青一代，实际上在不经意间得到了一个经历草根生活的机会，这样罕见的经历，对他们的成长具有很不平常的意义。中国的社会政治背景常常经历戏剧性的转换，这使得每一代人在成长和价值观形成的环境上有巨大的反差。相应地，每一代政治家的政治理想、执政理念就会打上成长的烙印。这种情况对国家的治理来讲，意味着什么？ 李成：对未来一代人而言，中国现在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年轻人，跟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同代人，比如在台北、 香港、伦敦、东京、纽约的年轻人相比，他们的成长环境是很相像的，这种相似度远远超过他们前辈的经历。现在，很多精英后代包括所谓红三代，在国外学习或工作以后都会回到中国，而且会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出现。当然，也会有一些草根经过自我奋斗脱颖而出。这就会在未来中国出现像布热津斯基和迈克尔·奥克森伯格曾经描绘的场景：再过几十年，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可能就是同学——这是一个乐观的愿景。 但是，未来的一些中国政治领导人也有可能具有的弱点就在于，他们缺乏与草根的结合与理解，就对整个社会指手画脚。他们所经历的”洋插队”，和其父辈当年真正的插队是不能相比的，这方面他们缺乏磨练。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很可能具有所谓”镀金”的经历，但是仅仅通过留学来”镀金”，并不代表他们具有了作为国家治理者所需要的真正完整的履历。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目前来看，还需要我们持续的观察。对代际的研究和探讨，可以使我们对中国政治走向具有更多的前瞻性。但无论如何，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趋势是无法改变的。 文章选自《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安然。
2015年4月22日 -
【环球网】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论坛：中国贡献不容小觑
【环球网综合报道】4月21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国际大都会组织主办的“2015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论坛” 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举行。本次论坛就世界各国、各地区在国际移民和人才流动方面的现状和对策，西方发达国家吸引人才的经验等问题展开讨论。论坛为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代表和专家学者之间进行交流与合作搭建了平台和网络。 201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为响应中央文件精神，本次论坛邀请国家外国专家局、人社部人事科学研究院、国侨办、公安部等有关部门领导，国际大都会组织、国际移民组织(IMO)的负责人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及国内相关行业代表一同就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的现状大势、对策、未来发展趋势等问题展开交流和探讨。 CCG主任王辉耀主持开幕式。他表示：“近几年，国际移民呈现出新的特征，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人才流动逐渐增多，移民区域日趋集中，欧洲和亚洲成为新兴的热门移民目的地。此外，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也刺激了国际移民的流动。人才流动已经成为继货物流动、资本流动之后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而针对中国的国际人才现状来讲，中国还没有充分利用国际人才红利，目前中国的国际人口比例只有0.06%，而发达国际平均为10%，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6%。” “变化的版图：全球移民趋势与移民政策的对策”、“人才流动放宽：中国在全球移民管理中的角色”、“北美与澳大利亚在移民发展中的经验与挑战”、“全球经济危机后欧洲移民融合的现状及前景”、“输出还是引进？亚洲国家国际人才流动及其立足点”等议题构成了整场论坛。 国际移民组织驻中国联络处主任Par Liljert，国际大都会组织总干事 Howard Duncan，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代理副部长David Manicom，德国联邦劳动力与社会事务部资质融合事务负责人Jürgen Schroder，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副院长陈亮分别主持了各个分议题，来自国务院侨办、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德国联邦劳动力与社会事务部、香港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的嘉宾分别做主题发言。 作为行业代表，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总裁王广发带来精彩演讲，他认为，中美两国在2014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上将双方签证有效期延长至10年，这一举措将极大推动两国之间人才的交流互换。中国应该将简化的人才签证程序推行到其他发达国家，以推动中国引进更多国际化人才。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及中国海外投资移民行业领军人物，外联出国顾问集团董事长何梅女士在随后的分论坛上说道：“作为中国第一批研究并推广美国投资移民项目的专业中介机构，外联出国目睹了中国作为国际移民输出国经历的巨大变迁。当今的移民群体更趋‘精英化’，这个群体的流动伴随着知识、文化、科技的传播和人才、资金、技术的转移，对于移民引入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做出的贡献不容小觑。” 本次论坛是国内首次汇聚中外移民、人才流动相关政府部门、机构 就国际移民话题进行深入探讨的高规格论坛，论坛上的建设性观点将整理成建言献策，供国家有关部门决策参考，以推动国际移民与人才流动制度改革。
2015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