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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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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大外交战略下如何吸引留学生
来华留学将可以成为开放人才政策的突破口，加快实现经济转型、平稳进入经济“新常态”；甚至可以结交更多外国青年友人、培养未来政治领袖，助力我国构建大国外交的蓝图。 近年来，我国出国留学、留学归国、来华留学人数均有大幅增加，留学人才开始呈现双向流动的趋势。留学事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和全球地位的提升，但我国留学规模在“输入”和“输出”两方面不平衡。根据OECD的统计，国际留学生占高等教育总在校生人数的比重，发达国家普遍在8%以上，澳大利亚、英国等甚至高于10%。在中国读学位的外国学生这一比例却仅为0.4%左右，增长空间巨大。 去年年底中央和国务院举行的全国留学工作会议上，我国首次提出了“来华留学与出国留学并重”，重视来华留学也是中国大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华留学将可以成为开放人才政策的突破口，加快实现经济转型、平稳进入经济“新常态”；甚至可以结交更多外国青年友人、培养未来政治领袖，助力我国构建大国外交的蓝图。 纵观国际，各国纷纷允许优秀外国留学生留在国内就业，是当前世界通用的全球揽才的做法，甚至被称为吸引国际人才“一本万利”的做法。外国留学生比直接引进的外籍人才更熟悉国情，相对本土人才则节省了义务教育阶段培养成本，并能带来教育创汇。因此，许多国家都把招收留学生当作补充人才资源的重要手段，有条件地提供奖学金或助学金，在签证和移民上提供便利。目前不光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加大对留学生的挽留，同样亚洲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也都在加大力度吸引外国留学生在本国就业。 如何能够更多更好地吸引海外留学生来华？ 首先，放宽来华留学优秀毕业生的实习工作政策，允许优秀外国留学毕业生留华工作和生活。根据我国现行的留学政策，外籍留学生毕业以后不能直接在我国就业或创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具有创新创业潜力的外国人才“苗子”。应顺应世界人才国际化流动的趋势，放开外籍优秀留学生在华就业和创业的限制。 具体可参照国际做法，建立“世界优秀青年实习计划”。一是改革在华留学生实习的规定，允许国际留学生在华期间，进行打工或实习，每周工作限制一定时间，持有学生证者，不需要另行申请工作签证。二是放开国际学生在学期间，到中国的实习签证，凡是教育部承认的著名大学学生，可以申请实习签证来华工作半年到一年，毕业后自动终止。 其次，改革教育体制，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中国高等教育应逐步完成中国教育去行政化，完善校长治校制度，使教育部门回归学术、科研本位，逐步将中国打造成世界性的学术科研中心及国际人才中心；优化课程设置，改革教育方式，培育多层次、多领域的创新人才。在国际，大学校长和教师全球招聘是很常见的现象，中国高校的领导者也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获得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领导力量，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 再次，增加国际语言授课课程、培养国际化师资队伍。教学语言国际化和教师队伍国际化是我国人才国际化培养的客观需要。我国不能吸引海外留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为非英语国家，又缺乏全英语教学课程。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多数要先学习语言，加大了他们的学习难度。 最后，实施吸引留学生的专项计划和示范工程。2010年，中国教育部实施了《留学中国计划》。该计划是中国颁布的第一个吸引留学生的计划。计划设定了到2020年，中国吸收50万在华留学生的目标。在此计划框架下，可以仿照日本的Global30计划，挑选国内重点大学，建立高等教育国际化示范工程，资助目标院校增加吸引留学生的教学和生活硬件设施、引进外籍教师、开设全英语教学课程等。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
2015年5月12日 -
习近平访俄，大外交战略下如何吸引留学生来华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日在明斯克和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举行会谈，谈及两国各领域合作时，提及中方将继续支持白方办好孔子学院和中国文化日活动，同时中方还将邀请100名白俄罗斯大学生来华交流。 而在4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雅加达会议中心举行的亚非领导人会议时细数中国推进亚非合作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未来5年内提供10万名培训名额，邀请2000名亚非青年来华访问。 近年来，我国出国留学、留学归国、来华留学人数均有大幅增加，留学人才开始呈现双向流动的趋势。留学事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和全球地位的提升，但我国留学规模在“输入”和“输出”两方面不平衡。根据OECD的统计，国际留学生占高等教育总在校生人数的比重，发达国家普遍在8%以上，澳大利亚、英国等甚至高于10%。中国读学位的学生这一比例却仅为0.4%左右，增长空间巨大。 去年年底中央和国务院举行的全国留学工作会议上，我国首次提出了“来华留学与出国留学并重”，重视来华留学也是中国大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华留学将可以成为开放人才政策的突破口，加快实现经济转型、平稳进入经济“新常态”；甚至可以结交更多外国青年友人、培养未来政治领袖，助力我国构建大国外交的蓝图。此次国家领导人在访问中重点提及邀请大学生来华，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 纵观国际，各国纷纷允许优秀外国留学生留在国内就业，是当前世界通用的全球揽才的做法，甚至被称为吸引国际人才“一本万利”的做法。外国留学生比直接引进的外籍人才更熟悉国情，相对本土人才则节省了义务教育阶段培养成本，并能带来教育创汇。因此，许多国家都把招收留学生当作补充人才资源的重要手段，有条件地提供奖学金或助学金，在签证和移民上提供便利。目前不光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加大对留学生的挽留，同样亚洲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也都在加大力度吸引外国留学生在本国就业。 如何能够更多更好的吸引海外留学生来华，我国还需要加强几个方面的工作：放宽来华留学优秀毕业生的实习工作政策，允许优秀外国留学毕业生留华工作和生活 根据我国现行的留学政策，外籍留学生毕业以后不能直接在我国就业或创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具有创新创业潜力的外国人才“苗子”。建议顺应世界人才国际化流动的趋势，放开外籍优秀留学生在华就业和创业的限制。我国也可以设置留学生实习签证、工作签证，允许短缺人才、或居留达到一定年限、就业创业成绩出色的外国人才留在中国。制度上对留学生和外国人就业加以区别。建议仿照国际做法，建立“世界优秀青年实习计划”。一是改革在华留学生实习的规定，允许国际留学生在华期间，进行打工或实习，每周工作限制一定时间，持有学生证者，不需要另行申请工作签证。二是放开国际学生在学期间，到中国的实习签证，凡是教育部承认的著名大学学生，可以申请实习签证来华工作半年到一年，毕业后自动终止。改革教育体制，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 目前中国高校尚未建立教授治校的现代化管理体制，虽然几乎每个学校都设有学术委员会，但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往往仅限于纯技术性的学术评议和审核，并不都参与学校管理，没有相应的决策权。相当于行政体系管理学校的管理体制并没有发生变化。中国高等教育应逐步完成中国教育去行政化，完善校长治校制度，使教育部门回归学术、科研本位，逐步将中国打造成世界性的学术科研中心及国际人才中心；优化课程设置，改革教育方式，培育多层次、多领域的创新人才。在国际，大学校长和教师全球招聘是很常见的现象，中国高校的领导者也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获得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领导力量，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增加国际语言授课课程、培养国际化师资队伍 教学语言国际化和教师队伍国际化是我国人才国际化培养的客观需要。我国不能吸引海外留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为非英语国家，又缺乏全英语教学课程。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多数要先学习语言，加大了他们的学习难度。2010年我国普通高校中兼任教师中外籍教师人数11287人，占比不到1%。而香港大学外籍教师占了教师总数的40%～50%，教师中99%的人有国外学习经历。除了全球招聘，我国也可以考虑实施“教师国际化培养计划”，通过教师外语培训、中长期国际学术交流、国外进修、建立海外培训基地等措施，培养拥有熟练使用外语、读写外语文献等技能的教师队伍，并带动全国效仿实施。鼓励中外合作办学，提高教育国际化程度 中国改革开放后，在经济领域引入外资竞争，倒逼本土企业，激发了本土企业的活力，提升了国际竞争力，带来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快速发展，最终成就了今天中国经济在世界的地位。在教育领域，为了尽快提升国际化教育水平，避免因为教育水平差距而流失人才，中国也应尽快引入外资或国际办学模式，将中国高校推向世界，与世界教育机构展开竞争。建议开放部分教育市场，鼓励本土教育机构与国外名校开展合作办学，通过国际学分互认等方式开设交换学生计划等方式，引入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引入我国紧缺专业和先进的管理模式、教学理念等。调整学费，交由市场定价 针对来华留学生的高等教育服务产品的性质决定了来华留学生的学费不可能跟本国公民一样根据成本补偿政策来确定，而应该交由市场决定。但目前中国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目前，我国在确定自费来华留学学生的学费时仍沿用教育部在1998年下发的“关于调整自费来华留学生收费标准的通知”，远低于国际标准，这使得中国高校在招收来华留学生以及教育国际化改革方面动力不足。建议调整来华留学生的定价政策，交由市场决定。实施吸引留学生的专项计划和示范工程 2010年，中国教育部实施了《留学中国计划》。该计划是中国颁布的第一个吸引留学生的计划。计划设定了到2020年，中国吸收50万在华留学生的目标。在此计划框架下，可以仿照日本的Global30计划，挑选国内重点大学，建立高等教育国际化示范工程，资助目标院校增加吸引留学生的教学和生活硬件设施、引进外籍教师、开设全英语教学课程等。
2015年5月12日 -
王强：个人走红不代表创业成功
理事简介王强，真格基金联合创始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联合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 王强是投资界最善于总结分享和最有实战经验的老师之一。他曾是新东方的创始人之一，和俞敏洪、徐小平将英语教学从违章建筑里讲课开始，做成一家纽交所上市企业，成为“中国合伙人”的典范。2006年，他以联合创始人的身份和徐小平成立真格基金，开创了新的投资之路。这家基金的理念是——要当创业者的垫脚石。他们投资的红黄蓝幼儿园、世纪佳缘、聚美优品、美乐乐、一起作业网、品牌滤镜nice等效果显著。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王强，他分享了创业者应当有的理性和常识。年轻一代创业者要学会抓大放小 中国青年报：当前一些创业者注重营销胜过注重产品，您怎么看？ 王强：营销很重要，但它对于企业只是锦上添花。因为营销本身不构成价值，真正构成价值的是产品、服务。如果企业在短期内通过营销能够吸引一部分受众，受众又能够转化成为购买产品或服务的用户，那么营销是有效的。反之营销是无效的。个人营销是一次性建立短暂品牌的过程，如果在个人营销的过程中并没有拿得出手的产品，用户体验非常糟糕，那也是完全无效的，甚至会使品牌毁于一旦。 我看重的是总交易量。不管是粉丝经济，还是眼球经济，如果不能把吸引的粉丝转化为总交易量，那么它最终与生意无关。我特别想告诫这一代年轻的创业者，必须要认清楚商业真正的价值。个人走红不代表创业成功，只有产品和服务也跟着流行了，开始有扎扎实实的用户聚拢来了，那才证明创业起步了。 中国青年报：现在很多创业者一切向投资看齐，只关注项目拿到多少钱、获得几轮投资了。您怎么看？ 王强：创业分两类人，第一类人有清晰的战略，拿到投资的第一天起他就知道钱该往哪儿花了；第二类人有激情但还没有想清楚，大部分是被创业的热潮推着走，他们同时又想着要招兵买马、获得资本，所以就会想着如何在短期内吸引一个投资者迅速投资。 这时，如果没有获得投资，就必须要回归商业本质，你提供的服务、进入的领域、生产的硬件和软件有没有真正的价值，有了这一点哪怕你不会讨好投资者，投资者们也能看出这个项目是否有价值。实际的功能、效率、有用性、价格和壁垒才是最关键的。 不要为了投资者的思维去做事。例如最近看投资者们都去投资什么，也跟着做一个。其实真正火眼金睛的投资者不会跟风。跟风的成功率极其渺茫，相反进入很少有人做的领域成功率是很高的。到最后，不管是像董明珠做的传统商业，或者是雷军这些新兴巨头，支持他们的到最后就是市场。马云、俞敏洪即使再口若悬河，如果公司没有实际的营收也是支撑不下去的。 中国青年报：去年曝出了不少85后、90后创始团队闹分家的事件，感觉老一辈创业者们很少有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关注原因，还是新一代的创业者心态发生了变化？ 王强：这类事在存在人性的地方发生就不奇怪。如果说新一代比老一代更容易发生这些事情，我认为第一是因为新一代的个性，忍让力差一些。第二是和新一代在商业方面的政治智慧不成熟有关。只要超过两个人，总要花很多时间不停地适应对方，结婚、团队都是这样。如果创始者不能有包容、宽容的心态，那么只能自己干。有了宽容的胸怀，才可能和团队一起把事情做成，只有真正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才会有最后的回报。 新一代创业者总是难以超越自我感觉，总是有一种权利意识。大部分人不会想如果事情做成，哪怕自己所占比例很小，但是总额很大时自己也会多。马云在阿里巴巴上市后只占股8%，按照2000多亿的总市值算只值5亿，但这比他百分之百拥有一个5亿美元的公司更加有价值。 年轻一代应该有一种商业上的政治智慧，要学会抓大放小，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倘若一直把不重要的无限放大，那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去触摸那些最重要的东西。你会频繁地找人、更换团队、追求权力的感觉，不停地循环。老大要学会包容，老二老三要学会认理，不要总是一味地挑战老大的权威。做生意就是依靠常识和理性 中国青年报：现在的公司普遍要比过去创业公司的估值要高出很多，会不会存在估值虚高的问题？ 王强：估值是一种感觉，CEO感觉企业值多少钱，投资者是否接受你的估值，如果一拍即合，不管估值多少投资就成交了。事实上，每轮投资并不是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出口，即被收购或上市，之前一切估值都是虚幻的。创业者的全部使命就是让你的真实价值不断符合这个估值。 现在很多创业者出于种种原因总是愿意虚报自己的融资额，例如只融到2000万却说融到1亿。可能自己会感觉很好，但其实他们没有想到会有副作用。最初估值越理性，未来越能显现增长的想像空间，这样投资人会更愿意投。 还有些人故意虚报是为了震慑对手，这更加愚蠢。企业从来不是靠震慑对手活着，而是依靠拿下用户才能活着，用户是不会在乎你公司的估值的。用户购买小米手机不是因为公司价值400多亿美元，而是因为它好用，这就足够了。 中国青年报：这是您所说的创业的理性和常识吗？ 王强：我一直呼吁大家的思维必须要回归理性，回归常识。常识是事情在千百年来一直这么做，理性就是大家都觉得不应该这样的时候，你有思考的力度，觉得应该这样做，理性是进一步超越常识的东西。一只烤鸭如果不好吃，即使说得天花乱坠也没有人会去吃，这就是常识。理性就是当大家都告诫你不要再去做烤鸭了，因为有全聚德，你说不，因为我有杀手锏，我可以做好，于是大董就诞生了。做生意就是依靠常识和理性。 中国青年报：真格基金是做天使轮投资的公司，如何判断一个项目值得投资？ 王强：第一看人，第二看人，第三还是看人。我们看他是否有真激情，判断一下他是玩票还是较真；他是否有学习能力、创造能力，是不是够聪明；第三看这个人是否有包容和驾驭人性的能力，有没有一个良好的团队。一个很牛的人同时能够接受比他更牛的同伴，同时有胸怀去和大家一起分享期权和股份，愿意和大家一起来完成一项事业，而不是单单满足自己当老大，这样的人才是可以的。 天使投资是在真正优秀的人自己对于梦想还懵懂的时候，投资人就开始帮助他，这才是天使投资最本质的东西，有精确数据支撑的那是VC、PE。天使投资，投资的是梦想，梦想怎么能审计呢？所以只要是你这个人的事业，不管你做什么事我们都会投资——哪怕是我们不理解的项目。 中国青年报：做天使轮投资面对的大多是一些年轻人，您和徐小平都是“大叔级”的人物，如何去理解年轻人？ 王强：我和徐小平是大叔，但是一线的所有VP都是年轻人，平均年龄在二十七八岁。我们不试图去理解年轻人，毕竟有代沟，但是我们放手让年轻人去理解年轻人。管理真格基金团队和投资年轻人的哲学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我比他们聪明，那我为什么要雇他们呢？正是因为他们比我聪明，所以我才雇这些年轻人。创业需要人性和生活积淀 中国青年报：现在国家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这种浪潮下一些大学毕业生有一种“只有自己去创业，才会实现人生理想、人生价值”的想法，如果去做一个好员工则会显得有点儿没追求。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您有什么建议？ 王强：创业是要比找工作更加严肃的一种选择，找工作实际上是有一半责任由别人替你承担了，创业全部的事情都要自己负责。倘若你是无意识地为了创业而创业，那你离成功是很远的。如果投入创业是你的自主选择的话，那现在起你就应该锻炼自己性格的自主性，只有做好这种准备将来才可能成功。 不要狭隘地认为自己做自己的事才叫创业，创业需要人性和生活积淀，找到一份工作仍然是为创业做铺垫。倘若你对人性没有充分的了解，压根儿没有接触过除了宿舍之外的其他人，那你又怎么有勇气搏杀在那个丛林般险恶的市场呢？市场实际上是复杂人性的多重组合。 中国青年报：这一波创业浪潮会给社会、国家留下些什么？ 王强：任何一次热潮过后，留下来的积淀都是十分坚强、有创意、为用户带来价值的企业以及企业家。2000年IT泡沫破裂，留下了新浪、搜狐、网易、百度，2008年金融危机后，留下了腾讯、阿里巴巴、京东。这一次浪潮我们留下的企业会更多，甚至是和世界级的创业水准持平的一些企业。在这一轮创业热或资本泡沫之后，留下来的会是那些真正有理性、有常识、有远见、有耐心、有价值观的实干家和投资者。文章选自《中国青年报》，2015年5月5日
2015年5月11日 -
【环球网】英国大选现“中国军团”11名华裔参与角逐
2015英国大选中，共有11名华裔候选人分别代表保守党、工党、自民党、绿党等政党，角逐国会议员席位，成为历届英国大选中华裔候选人数量最多的一次。对于从未出现过华裔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英国来讲，此次选举有可能改写英国华人参政的历史。 在这11名候选人中，有父母上世纪迁入的二代移民，也有十多年前到英国留学的中国大陆学。此次华裔的集中出现，被《纽约时报》称为“英国大选中的中国军团。”英国华裔项目副主席威尔克斯更是形容为“华人打破政治天花板的开始”。 华人定居英国的历史已有200多年，英国现有华裔约50万，占总人口6400万的0.7%。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中国国际移民报告》的数据，中国已经连续两年成为英国第一大移民来源国。数字之外，华裔新移民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指出：与老一代“沉默者或隐形人”相比，新一代华人融入意识和参政意识加强，比老华侨更为积极。 对于新一代移民呈现出的新特点，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分析，由于语言障碍、文化差异以及当时居留国种族歧视等因素的影响，老一代华侨华人基本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生意圈子、生活圈子也局限于华侨华人社会。他们专注于自己的行业,对政治漠不关心，很少参与移入国的社会事务。他们通常有自己相对封闭的华人社区，有着强烈的“过客心态”与“叶落归根”情结。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以及经济状况欠佳等因素，他们不主动融入移入国社会，对于移入国的政治、文化没有强烈的认同感，政治参与度也低。 “相对而言，改革开放以后移居海外的华裔新移民，特别是通过留学移居到海外的华侨华人，经过一二十年的拼搏，已经有一部分人在科技教育界、工商界崭露头角。随着中国的强大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华侨华人在所在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改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具备受教育程度高、语言能力强、职业层次高、经济状况好的特点，他们的融入意识、参政意识与参政能力比老华侨有很大改观。他们正在以投票、选举、关注社区建设、组建华人社会团体等多种方式实现对移入国公共事务的参与。”王辉耀说。 近年来，华人在海外竞选、组建社团和政党的例子不断增多，他们作为移入国的居民，通过政治参与表达作为少数族群的政治诉求，推动了移入国当地的政治进程。1998年美国一流大学首位华人大学校长田长霖等人发起组织“80/20促进会”，号召亚裔特别是华裔集中选票支持善待亚裔的总统候选人。2011年在美国旧金山市长选举中，13名参选人中有5名华裔，李孟贤更是高调当选为旧金山历史上第一位华裔民选市长。2011年3月法籍华人吴振华就任法国执政党──法国人民运动联盟——政治局委员;2011年在英国地区议会5月举行的选举中，共有9名华人参加，6人获胜，其中5人以选区最高票获胜。2011年5月2011年5月加拿大总理哈珀组阁，在新内阁9名成员中，出现了加拿大历史上首位女性华裔部长。 2011年在加拿大卑诗省内的各市选举中，华裔参选者至少有43名，其中16人当选市议员和学务委员。当选华裔大多在温哥华、列治文和本拿比这3个华裔人口比例较高的城市。2013年在美国南加州3月和11月举行的地方官员选举中分别有8名和16名华裔当选，其中康佳琛被选为杜瓦提市首任华裔市议员。文章选自环球网，2015年5月8日
2015年5月11日 -
简化旅游签证 减少旅游逆差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五一小长假刚过，关于中国公民境外旅游的数据就火热出炉。日本观光厅近日公布的一季度“访日外国人消费动向调查”显示，今年1-3月，访日外国人在日消费总额高达7066亿日元，与去年首季相比增加64.4%，连续5个季度更新最高纪录。其中，中国访日游客消费2775亿日元，占比达39.3% ，同比扩大2.3倍，位居首位。 这个首位对于已习惯“财大气粗”的中国公民并不稀奇。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今年3月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自从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出境旅游人数年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2013年我国出境旅游接近1亿人次，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客源国。我国的境外旅游消费达1020亿美元，超过美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一。旅游对于目的地国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中国公民出境游为目的地国带去巨大的经济利益，这种巨大潜力使得外国政府纷纷制定吸引中国公民入境旅游的政策。比如欧美国家简化签证申请手续，大力吸引中国出境客源。2014年，加拿大将普通签证改为十年有效多次往返签证，赴加拿大旅游的人数持续增加。德国也在中国开放更多的签证中心，并由提供专业服务的签证中心承担申根签证申请工作，最快只需3个工作日即可完成办理申根签证。 如此为中国公民开绿灯，除了显而易见的巨大商业价值之外，境外旅游对于一个国家也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公民出境旅游，见识目的地国的语言、服饰、生活方式等文化景观，加深对目的地国的了解和认识，加深文化认同感，扩大目的地国的国际影响力。多种方式简化旅游签证 而另一个并不那么让我们骄傲的数据，与境外消费同样位列第一的是，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旅游服务贸易逆差最大的国家。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刊登的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自从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出境旅游人数年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而入境旅游人数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下降。2014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1.15亿，旅游服务贸易逆差超1000亿美元。可见，我国外国人入境游依然有增长空间，我国可以采取多种措施吸引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其中简化旅游签证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毕竟，是否好签，是很多人选择旅游目的地时的一个重要考量。我认为，简化旅游签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将我国的签证便利化谈判对象国拓展至全世界发达国家对于已经给予中国公民免签、落地签、延长签证有效期等便利化措施的国家。今年4月，我国已在加拿大单方面给予中国公民10年多次往返签证后，予以了对等政策，实施了与中美签证相近的10年多次往返便利政策。在欧洲、澳洲，我国也有很多华侨华人及外籍人士，期盼类似政策的降临。建议我国进一步开展研究和谈判，将相应便利反向给予对方国家。简化针对外国人才的出入境手续，降低居留门槛增加我国72小时免签的试点，延长免签时间；延长过境免签时间。目前新加坡和阿联酋针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过境免签时间为96小时，韩国过境免签时间长达30天，墨西哥甚至长达180天。建议我国进一步延长过境免签的时间，延长至5天或者一周。扩大中国护照的含金量，将免签协议从外交、公务护照或因公护照扩大至因私护照。简化电子政务平台旅游团的口岸签证手续上海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后，吸引了大量外国人前来进行贸易洽谈，办理口岸签证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是，目前的上海口岸签证法律制度存在一系列问题。建议一方面，在旅游团口岸签证注册环节应遵循非歧视原则。对于本省市与外省市的旅游团，都只需用本旅行社的《国际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号码进行注册。另一方面，电子政务平台可设置针对旅游团的申请材料提交栏。旅行社完成网上申请后，可在申请材料栏提交口岸团体旅游签证申请材料的电子扫描件，包括团签申请函件、团队名单及行程安排等文件，而不必专门邮递或传真至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口岸签证处。完善电子政务平台关于时限的规定关于上海自贸区的口岸签证，一方面，应当缩短电子政务平台关于审核期限的规定。提高工作效率，缩短审核期限，对于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程序的口岸签证申请，在三个工作日内审核口岸外国人个签的申请，在两个工作日内审核口岸外国人团签的申请。另一方面，合理规定《外国人口岸签证受理单》的相关事项。对于《外国人口岸签证受理单》的发送方式可灵活处理，以缩短外国人申请口岸签证的时间，适应口岸签证紧急入境的需要。发展电子签证，简化外国人抵中需履行的手续积极借鉴国外经验，大力发展电子签证。如韩国对经常往来的外国人就给予电子签证的便利，申请人不必到使领馆换发签证，只需从官方网站上下载打印电子签证纸即可，入境时边防检查官员凭电子签证纸放行。澳大利亚对外国旅游团则采取事先通过网络申请审批方式，入境时无需提供纸质签证。
2015年5月11日 -
隆国强：经济新常态下的“稳”与“进”
专家简介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在长期结构性因素与短期周期性因素叠加作用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较大下行压力。针对经济发展新形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坚定不移地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因此，全面准确认识“稳”与“进”，就成为紧紧扭住稳增长与调结构平衡的前提。 准确把握稳与进的关系。“稳”就是要稳住速度，确保经济平稳运行在合理区间，使经济增速与潜在增长率基本相符，为调结构转方式创造有利条件。“进”的重点是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 “稳”是“进”的基础。新常态下，在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持续降低，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但如果经济增速过低持续时间过长，会导致经济效率下滑，不利结构调整和效率提升。特别是经济减速若形成惯性，就会引发一系列风险。因此，必须把发展牢牢地握在手中，千方百计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保持经济增长的合理速度，是十分必要也是有条件实现的。但是，如果试图超越潜在增长率水平，通过扩张性宏观政策实现过快增长，即使一时收效，但最终会造成大起大落，断不可取。因此，应对新常态，基础在于“稳”，才更利于经济结构与效率之“进”。 “进”是“稳”的保障。实现经济增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依靠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增长，主要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在这种增长方式下，“稳”与“进”往往是脱节的。另一种方式是依靠经济结构升级和生产要素效率提升来实现增长，主要靠生产要素产出率的提升。在这种增长方式下，结构调整等方面的“进”可以促进经济运行上的“稳”。因此，通过调结构和转方式，以进促稳，才能实现“稳”与“进”的统一。 宏观调控贵在实现“稳中有进”。中央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确定了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左右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宏观调控政策的工具箱里还有很多政策可以运用。从当前实际出发，要实现稳中有进，宏观调控既要做好需求侧管理，又要注重供给侧管理；既要用好总量政策，更要用好结构政策。 提高投资效益是关键。从长期看，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从短期看，投资又是需求管理的主要内容。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些年我国投资率是最高的，然而投资效益却相对较低。应对新常态，稳增长离不开扩投资，关键是要引导投资投向高效益的部门。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应尽可能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不仅要重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区际基础设施投资，还要重视发达地区城市群和城市内部基础设施的“补课”；不仅要扩大对“硬件”基础设施的投资，而且要更加重视对“软件”基础设施的投资。如劳动者技能开发、公共研发平台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社会信用建设，这些都属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薄弱领域，扩大这方面的投资对于提升投资效率十分重要。 树立底线思维是前提。新常态下，我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的严峻挑战，在房地产、影子银行、地方融资平台等领域积累了较大风险，处理好稳增长与控风险的关系是当务之急。稳增长有利于防范风险爆发，但是在选择稳增长的政策工具时，必须尽可能地避免加剧风险积累或产生新的风险，在经济平稳增长中不断化解风险因素。 全面推进改革实现“以进促稳”。以改革释放增长活力，是以进促稳的根本途径。从历史经验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增长陷入低谷，银行不良资产大幅上升。面对困难，中央有序推进了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住房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同时加快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释放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与潜力，不仅克服了短期经济困难，而且有力推动了结构升级，迎来了此后的“黄金十年”。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以体制的变革与创新推动结构升级、效益提升的要求更加迫切。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运行效率提高的重要来源是工业化的推进，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向高效益的非农部门转移。随着我国跨过刘易斯拐点，农业劳动力大规模对外转移潜力已经不大，今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主要依靠非农产业效率提升（如技术进步、管理改进等）和资源在非农产业间重新优化配置，这就要求我们在相关体制改革上尽快取得突破。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体制、农村集体用地制度、国有企业、政府管理体制等重大改革，才能源源不断地释放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新活力，推动结构升级与效益提升，实现以进促稳。
2015年5月11日 -
王广发：智库既要服务政府 更要“超越”政府
理事简介王广发，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院理事长，北京王府学校董事长、校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专门针对智库出台意见，标志着十八大提出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后，我国真正开始着手发展智库。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成立于2008年，经过7年的发展，目前已成为国内领先的在国内外众多城市有分支机构的国际化智库，位列在2015年初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4》智库排行榜中国大陆智库12位，民间智库第3位。 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总裁、CCG副主席王广发长期研究智库并且身体力行，对当前新型智库和政府的关系有着独到的见解。政府决策忌“一刀切”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须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王广发认为，如果一个人政治不成熟，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国际上，办企业是不会成功的。而企业家要善于帮助政府思考、积极建言献策，依法提供科学、合规的建议。 智库的有序运行，通常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主旋律，里面包括大战略思维、大战略研究、大战略高端顶层规划设计三个方面。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国更应当把智库建设得更加完善，作为向国家各部委、各民主党派、各个机构提供超前的、具有战略思维发展思路途径。 但是，我国的各种现实情况决定了，提供决策依据的当事人与决策层的当事人往往思维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各级政府在运用智库的能力上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从而造成了有的智库提出的建议是符合现实的，也有的仅符合本区域的现实。比如，东部、西部、东北部、四个三角洲和两岸四地，决策依据、政策需求、产业发展、区域经济定位都是有差异的。 王广发很欣慰，目前国家在出台政策前，往往有很多前期的调研问策，很多智库组织也有机会献计出力，但是有时候也难以规避最终出台的政策“一刀切”的问题。“这是调研不充分、研究不彻底、决策与区域发展脱节的结果。”王广发认为，智库建设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以适应中国特殊的国情。王广发呼吁，积极发挥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智库组织的作用，非常有利于规避“一刀切”问题。“不在其位而‘谋’其政” 当前，党和政府的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国家软实力对载体的需求，都将是新型智库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智库要考虑国家的新定位、国家大战略的转型发展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时局，从这些角度上要不断进行创新。”王广发说，习总书记提出建设新型智库智库，应当是“符合国家高端顶层规划设计”，符合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 “作为智库，既要服务于政府，也要‘超越’于政府。”王广发建议，新型智库应该从大战略的国际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位出发，给中央政府提出超前而务实的建设性意见。 只要是中国立场，只要是本质爱国的，国家应该包容智库组织有不同的建议和意见，兼听则明。王广发说，“对于智库的意见，政府既可以部分给予肯定，也可部分给予否定，面对这种结果，智库也要有坦然面对的勇气。” 王广发认为，基层提供给政府的建议，必须遵循“不调查充分不决策，不研究彻底不行动”的宗旨。“调查研究，充分决策”来自智库超前的思维。所以，只有大量的调研搜索、证据和反复论证，才能协助高层做出正确的决策。 “智库的作用主要是站在全局的高度，通过国际视野和国际大战略的思维方式，给中国政府决策层提供具有科学依据的建议，而且是先于提出，并反复推敲它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作为CCG副主席，王广发认为，“新时期新型智库与政府的关系，就应当是不在其位而‘谋’其政。” 王广发举例说，比如最近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和“亚投行”的大战略，一方面要有人研究过去的“丝绸之路”，另一方面还要有人研究当前我们国家的“突围”战略——美日等军事同盟在亚太的包围圈、封锁链，迫使中国必须突破外界掣肘，采用适合自己国情的方式，从中亚、南亚走出去——这就是大战略，新型智库在这方面应该有所建树。 王广发介绍，6年前王府学校在教育、教学、教材、教法、应用技术的改革，完全与教育部2014年12月10日提出的教育改革要求高度契合，其标准完全符合教育部提出的“全国实施中学学生必修选修学分课程”、“电子信息化的软件建设”、“分级教学走班上课”。“令人欣慰的是，教育部就这三个问题于2014年12月10日正式下发了文件——这就说明，北京法政集团国际教育产业，多年前即具备了超前的意识。”王广发认为，具有实践的超前判断，才能具有献策的超前眼光。 “除此之外，我参与撰写的一些国内‘动态清样’，很多也被政府采用了。”王广发说。理事简介王广发，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院理事长，北京王府学校董事长、校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专门针对智库出台意见，标志着十八大提出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后，我国真正开始着手发展智库。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成立于2008年，经过7年的发展，目前已成为国内领先的在国内外众多城市有分支机构的国际化智库，位列在2015年初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4》智库排行榜中国大陆智库12位，民间智库第3位。 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总裁、CCG副主席王广发长期研究智库并且身体力行，对当前新型智库和政府的关系有着独到的见解。政府决策忌“一刀切”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须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王广发认为，如果一个人政治不成熟，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国际上，办企业是不会成功的。而企业家要善于帮助政府思考、积极建言献策，依法提供科学、合规的建议。 智库的有序运行，通常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主旋律，里面包括大战略思维、大战略研究、大战略高端顶层规划设计三个方面。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中国更应当把智库建设得更加完善，作为向国家各部委、各民主党派、各个机构提供超前的、具有战略思维发展思路途径。 但是，我国的各种现实情况决定了，提供决策依据的当事人与决策层的当事人往往思维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各级政府在运用智库的能力上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从而造成了有的智库提出的建议是符合现实的，也有的仅符合本区域的现实。比如，东部、西部、东北部、四个三角洲和两岸四地，决策依据、政策需求、产业发展、区域经济定位都是有差异的。 王广发很欣慰，目前国家在出台政策前，往往有很多前期的调研问策，很多智库组织也有机会献计出力，但是有时候也难以规避最终出台的政策“一刀切”的问题。“这是调研不充分、研究不彻底、决策与区域发展脱节的结果。”王广发认为，智库建设要充分考虑区域差异，以适应中国特殊的国情。王广发呼吁，积极发挥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智库组织的作用，非常有利于规避“一刀切”问题。“不在其位而‘谋’其政” 当前，党和政府的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及国家软实力对载体的需求，都将是新型智库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智库要考虑国家的新定位、国家大战略的转型发展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时局，从这些角度上要不断进行创新。”王广发说，习总书记提出建设新型智库智库，应当是“符合国家高端顶层规划设计”，符合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 “作为智库，既要服务于政府，也要‘超越’于政府。”王广发建议，新型智库应该从大战略的国际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位出发，给中央政府提出超前而务实的建设性意见。 只要是中国立场，只要是本质爱国的，国家应该包容智库组织有不同的建议和意见，兼听则明。王广发说，“对于智库的意见，政府既可以部分给予肯定，也可部分给予否定，面对这种结果，智库也要有坦然面对的勇气。” 王广发认为，基层提供给政府的建议，必须遵循“不调查充分不决策，不研究彻底不行动”的宗旨。“调查研究，充分决策”来自智库超前的思维。所以，只有大量的调研搜索、证据和反复论证，才能协助高层做出正确的决策。 “智库的作用主要是站在全局的高度，通过国际视野和国际大战略的思维方式，给中国政府决策层提供具有科学依据的建议，而且是先于提出，并反复推敲它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作为CCG副主席，王广发认为，“新时期新型智库与政府的关系，就应当是不在其位而‘谋’其政。” 王广发举例说，比如最近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丝绸之路”和“亚投行”的大战略，一方面要有人研究过去的“丝绸之路”，另一方面还要有人研究当前我们国家的“突围”战略——美日等军事同盟在亚太的包围圈、封锁链，迫使中国必须突破外界掣肘，采用适合自己国情的方式，从中亚、南亚走出去——这就是大战略，新型智库在这方面应该有所建树。 王广发介绍，6年前王府学校在教育、教学、教材、教法、应用技术的改革，完全与教育部2014年12月10日提出的教育改革要求高度契合，其标准完全符合教育部提出的“全国实施中学学生必修选修学分课程”、“电子信息化的软件建设”、“分级教学走班上课”。“令人欣慰的是，教育部就这三个问题于2014年12月10日正式下发了文件——这就说明，北京法政集团国际教育产业，多年前即具备了超前的意识。”王广发认为，具有实践的超前判断，才能具有献策的超前眼光。 “除此之外，我参与撰写的一些国内‘动态清样’，很多也被政府采用了。”王广发说。
2015年5月11日